列宁的中国传人

2016年11月25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国际观察 ⁄ 共 4776字 ⁄ 字号

                                                       列宁的中国传人

                                                            述介:李向阳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不久前发表了一篇题为《列宁的中国传人》的文章,对习近平所行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或者说试图给出一个解释。文章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自邓以来中共以经济保障政治的执政方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政治,力图依靠反腐与整党将中共打造成清廉有效的执政机构,然后再来对付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该文的第一作者是保尔森基金会的副主席、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另一位作者是基金会智库副主任 马旸 (Damien Ma);方艾文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非常驻资深研究员。

文章写道,过去35年里,中国领导集团所面临主要问题一直是经济方面的,即怎样确保高速经济增长。在毛之后的时代,经济发展成为中国领导集团对付所有社会、政治挑战时首选的办法。比如说要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北京方面的首选策略总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换取公众对这个非民选政府的支持、把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中。在外交上,中国也是利用其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的力量在亚洲乃至全球建立关系。

既然经济政策是北京当局优先考虑的中心,那么人们自然会期待中国的新领导人加倍努力地应付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过去一年里,北京当局遇到一系列经济上的坏消息:各项指标疲软,股市大幅震荡,以及各界对中国当局掌控经济的能力严重丧失信心。面临这成堆的问题,按理说经济应当排在习近平最优先处理的事务。然而,事实与此相反,政治才是今天中国领导层关注的问题,习在其第一个五年任期(2012-2017)里中心工作是整顿、重建、扩展中共的影响力。

习的前任们都把搞好经济工作作为确保党的声誉与成功的秘方。习却反过来下赌注 ——他认为一个重焕青春、获得人民信赖的中共才是落实经济改革、引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大国的保障。因此,从2012年11月,他首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与新一届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亮相的那一刻起,他的目标就很明确:第一是党要更加廉洁,第二是党要更有纪律性,第三是党要更强大并有韧性。这样一来, 在中国本来就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政治与经济,就比过去30-40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连接在一起。

文章认为,为了整党,这一届领导就不可能像前几任那样一直集中精力关注近期的经济增长。非但如此,作为整党的直接后果,习的团队还降低了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其中之一是把技术官僚也卷入上层权力斗争。起码,强调拯救党意味着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政策不明与多变的时期。文章接着以似乎欣赏的口吻说,在其令人头晕的做法背后,习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并非如某些评论家说的所谓“管理不善”。中国经济政策表面上的混乱似乎是领导层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政治与整党上去而刻意制造的结果。

 

中国特色的政治与市

 

在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很不顺,一连串的经济数据不再亮眼,加上股市的震荡与人民币的贬值,波及全球经济,从大宗货品的价格到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都受到冲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巨轮,中国曾经每年都能保证至少8%的增长率,但现在人们对7%的增长目标也缺乏信心。

文章认为是市场没有搞懂领导层工作重点的转换。例如,企业和投资人在温家宝总理时代习惯了政府在经济下行周期时投入大笔资金刺激增长,有些投资人称之为“温家宝担保”(Wen Jiabao Put),即中国版的“格林斯潘担保”(Greenspan Put)。而现在的经济下行状态迟迟得不到扭转,许多人认为习的团队对经济一定已经感觉恐慌了吧。然而,北京方面却显得比较放松,坚持说就业状况是健康的,各项市场改革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尽管北京方面并不能使外界相信他们的说法,但掌权者也不怎么在乎外界评论他们对经济的掌控不再长袖善舞。一方面是市场的恐慌,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悠然,怎么来解释这个矛盾?文章认为答案就在领导层工作重点的转移:只要经济不出大麻烦(至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迹象),领导层就会专注追求其主要目标,即整党。而且有些重要的改革也在展开 —— 比如说2015年9月政府决定放开几十种价格,并把天然气与电力价格交给市场。当然,在党修补自身的时候,那些更困难、可能引起政治麻烦的改革现在就被束之高阁,或至少被推迟。

文章猜测北京当局的想法似乎是,一旦中共将自己修复成有效的执政党,他们就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领导中国走完经济改革征途中最艰难复杂的地段。一个更加团结、完善、纯洁、能够自我调节的党才能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能防止裙带腐败现象侵蚀掉民众对党的支持,降低政治上的风险。

换句话说,领导层旨在尝试重大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强党的纪律性。习和他的亲信们似乎认为,如果不能显著地消除已经深入党内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那么长期的经济表现不会改善,经济改革也不会有效。如果要使党脱胎换骨,那么北京方面就必须容忍短期的经济痛苦、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些极具风险的选择将决定习近平十年的政绩。如果他成功了,他的政治遗产就非常可观。但文章没有讨论他失败的可能以及后果。

文章认为,“温家宝担保”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豪赌”。尽管外界普遍没有注意到,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就职中共总书记后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向外界传达出了他未来的工作重点以及其人的列宁主义倾向。事后看来,他下面这些话既是公开承认了党所面临的问题,也揭示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文章接着说,一开始人们怀疑新领导的反腐决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往的反腐败运动都是短命的,而且一般都是为清除几个政敌服务的。但习的反腐战役不一样,他用“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个形象的比喻作为这一场近年来最广泛与最激烈的反腐风暴的战斗口号。习下了指示:党内腐败像癌症一样,需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像动外科手术那样来清除腐败。

中纪委过去是个不太有名的机构,现在则上升成为中国最有权力、也最让人畏惧的部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时常提醒着党政官员们,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悬挂在他们头上。如今,中纪委检查组扫到哪里,哪里的干部们就胆战心惊,有的干脆逃出国门。然而,中纪委也在全球展开代号为“猎狐”的追捕行动。

 

带资本主

 

文章说,习的反腐斗争的力度超乎预期,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与过去不太一样了。虽然中国的领导人们一直担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但这个国家从1949年成立起一直很贫穷,所以贪腐的数目在过去并不很大。但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贪腐与寻租发横财的好机会。这个趋势可以说在江泽民时代越演愈烈,特别是在他发起了“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改革之后。“三个代表”的一个用意是要扩大中共这个帐篷,把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们都容纳进来。通过把中共变成资本主义的避风港,这样党就可以代表中国整个的社会上层。

 

但“三个代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模糊了党务与商务的界限;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想在这个金钱横流的繁荣经济中分一杯羹。这种腐败延伸到他们的亲属关系,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官二代”,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网。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并在随后的胡温时代越演愈烈。中国的民众看得很清楚。整个社会的怨愤不断上升。所谓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完全堕落成 践踏民众利益的腐败上层社会。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好像是无力或不愿意制止这些胡作非为的贪腐行为,整个党也像没有了纪律性、完全失控了一样。

文章认为,尽管习近平继承了这个泥潭,但他是充满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承载着天命来清理中共这个大房间、挽救其不断消失的信誉。习相信只有中共才能、也有资格领导中国。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下,习采取各种方法,从大规模的意识形重建运动到强调纪律性到精准消除腐败官员的行动 , 目的都在逐渐终结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不言而喻,习必然要反“三个代表”之道而行,他要将党的领导硬性注入企业与社会团体,而不是相反。江的“三个代表”倡议使得中共更全面地代表中国的上层。对习而言,党才是中国合法的上层。

所以习团队的目标是夺回控制权、加强纪律性。他们的一个核心策略是改变激励机制,使得党的干部们不再容易受利益的引诱而动用权力去瓜分财富蛋糕。反腐风暴首先席卷到习的政敌与腐败交织在一起的领域,比如能源部门,那里的许多高官被当作“老虎”打下马。同时习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将各种决策权集中起来。许多人,包括那些中共党内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们,都对此感到惊讶。习成立了众多党内的领导小组,把权力从各政府部门拿回来放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手里,也就是在他自己手里,或是由那些他信任的顾问与知己构成的小圈子 的手里。

这些领导小组提出的许多经济改革会损害相关政府部门的利益,所以需要相关的政治操作先行 。比如说(2015年)9月出台的物价自由化、扩大市场定价作用的改革,把受政府管制的价格从100个减到20个,把受管制的商品种类减少了一半。然而在此之前,中纪委的调查组把国家计委里管价格的整个领导班子几乎一锅端了。这当然不是巧合。

文章认为,习的这套先政治清洗再经济改革的组合拳可能是目前经济管理异常浑沌的部分原因。一般来讲,政府部门中的技术官僚们往往站在第一线协调、执行政策以及作某些决策。现在,这些人里一部分被清洗掉了。与此同时,决策权向党的机构快速集中也令得政府部门更迷茫、僵化与无效。

无论如何,习和他的团队为了把党打造成一个健康有效的机构而投入的精力与能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只能以有限的力量被动地应付经济问题,不可能去主动迎战。更不妙的是他们在实施改革的同时还要应付放缓的经济,这样可能造成其它政策遭到忽略。

 

 

明天而

 

文章最后说,中国的领导层是列宁主义者,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党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习,他相信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地位对于他们实行必要的政策调整是至关重要的。但那意味着救党就必须整党,哪怕代价是党的声誉和短期的经济下滑。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改革红利”的分配 。在过去,“改革红利”通常被腐败的党政权贵们轻易捞走。即使习成功地净化了中国的政坛,如何在全社会公平地分配改革红利对于今天的列宁主义者们仍然是个艰巨的挑战。但习本人明确地相信,党的各级领导人生活得太舒服了,如果不把他们好好整顿一下,那么公平分配根本无从谈起。

在结束对方艾文和任 马旸这篇文章的观点介绍的时候,必须提到他们所任职的机构保尔森基金会。它是一家位于芝加哥大学的独立、非党派机构,成立于2011年,创始人是美国第74任财长及高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在美国和中国设有办事处,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在其网站上,该基金会称“我们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环境保护及中美两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 ,并且说“我们的工作基于以下原则:只有中美两国互补协作,才能应对当今最紧迫的经济和环境挑战”。

 

本文述介所依据文本之相关信息如下:

标题:Lenin’s Chinese Heirs

作者:Evan A. Feigenbaum,  Damien Ma

时间: October 14, 2015

刊物:Foreign Affairs

       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10-14/lenin-s-chinese-heirs

 

出处:《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