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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十字路口的新疆

2016年12月15日 蒙藏疆 ⁄ 共 10561字 ⁄ 字号

2013年7月25日,《凤凰周刊》总第478期

鄯善、和田发生暴力事件时,我正在新疆骑车旅行,6月28日和田事发时,我正在去和田的路上,当晚抵达时,未见到外间担心的紧张局势,路遇围观的当地人皆态度友善,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汉语提醒我“今天和田的稳定不好”,劝我早点住进宾馆,不要在街上逗留。从我个人所见,民族关系未受暴力事件影响。

但是,从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舆论看,要求新疆重回强力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颇为明显,隔日当地都市报数版评论和《环球时报》的文章都给人深刻印象。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其实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并非新疆社会秩序正在恶化的证明,关于境外势力影响的报道也过于牵强附会。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从中看到宗教思潮的影响。若不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蔓延全疆的宗教保守主义】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身上看到服饰时日趋伊斯兰保守化的明显变化。在我的记忆中,1990年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在装扮上看明显比汉族更时尚、洋气。1988年新疆本土民谣歌手艾斯卡尔主演的电影《西部舞狂》可窥见当时都市维吾尔社会的风貌。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但今天的伊宁,在不少新疆人的感观中已经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这种保守着装甚至传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副教授伊力哈木惊讶地发现,他的课堂上都出现了浑身包裹严实的女生,对此,他只能以这是阿拉伯人而非我们维吾尔的民族服装委婉提示,并希望下次不要这样着装进入课堂。

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曾有在内地高校求学的维吾尔族女生抱怨,放假回家与父母回到乡村老家探亲时,为防传说中有人因穿着时髦而被人殴打的事情发生,父母严令其出门时必须着保守的“民族服饰”出门。

素以攻击大陆官方著称的“自由亚洲”曾报道“乌鲁木齐一追求传统道德的青年被官方击毙”的新闻,在简介事件经过时,无意中提到该“热爱传统道德”的男子当时在“劝告”两位女性注意着装时,打伤了两位试图制止其“说服”的过路人。这种“劝告”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多年来官方始终打压不掉的地下传教,75事件后,清真寺里的人急剧增加,做礼拜时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增加。75事件刚结束一段时间,常有人忍不住在里面痛哭失声,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显然带有新疆基层政权特有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伊斯兰复兴主义溯源】

虽然宗教问题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基层政府日常工作的重点,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然后随着边贸和人员往来传入新疆(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维吾尔族25-40岁的居民很难获得护照)

这种溯源,很容易变成一旦出现暴力事件,背后都有海外势力指挥的例行循词,而非真正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学分析角度的结论。1990年代末以来,为遏制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扩展,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不但完全未收预想成效,甚至助长了它的影响,其原因或许与这种简单归结于境外势力的认知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一批从未睁眼看世界、知识和信息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它是一种古世纪思想的简单重现。然而,从观念史来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时,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西方的第一次强烈刺激,是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虽然为了安抚穆斯林,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拿破仑后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殖民地。穆斯林世界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宗教成为唤起反抗者团结一致的最便利工具,借助反抗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诞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赫迪的反英起义,它是第一次把宗教做为全盘解决民族存亡手段的肇始。

马赫迪之后,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接过了这面大旗,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全面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他们回归宗教正道的主张与世俗主义(主张者主要是青年军官团体)的主张,成为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前者,在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Jamal al-Dinal-Afghani,1839-1898)、毛杜迪(Abu al-iala al-Mududy,1903-1979)、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和霍梅尼(1902-1989)等人,今天,无论是普通保守主义民众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这些人是远离现代知识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现代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他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毫不陌生,他批判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修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如果把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主张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词,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不但毫不陌生,甚至会有强烈的亲切感,没错,他们非常喜欢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库特布曾说过,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分歧只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导致西方堕落的根源之一。

他们对西方的描述、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实现公平公正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描述,与中国人曾经听到和还能听到的那套话语非常相近。而今天中国人在开放时代面临的各种精神困扰,他们的批判力度也远较“新左派”或杂文家更深刻有力,你甚至不用怀疑,如果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乌有之乡”完全可能一夜变绿。

用更宽广的视角看,你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的宗教传统,他们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开出的社会改造药方,与多数有着深厚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中在面临相同困境时出现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比如日本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北一辉的理论。

或许是这些思想家们自身的学养,或许是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现代化的困境,在传统社会日渐瓦解,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长时间都在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当中具有强大说服力。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的内因】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指两大命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疆维吾尔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好是这两个。

而苏联解体、新疆民族关系渐趋恶化、维吾尔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蔓延,几乎同步出现。但从时代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并大面积传播。

曾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人士阿布里柯木,事实上扮演的正是库特布、霍梅尼等人的角色。由于官方对阿布里柯木的相关信息披露甚少,除了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是其弟子外,我只能知道1990年代的许多暴力事件也是他播撒的火种。

1997年初由地下宗教引爆的伊宁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其发酵酝酿过程以及继后的社会影响具有典型的样板性。阿布里柯木的弟子到伊宁地区传教时,当地维吾尔社会正是一块宜于传教的土壤。当时因边贸等因素,伊宁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它是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阿布里柯木倡导的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主张符合人们的期待,他们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拼读)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很快变成北疆最保守的城市。

宗教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向心力的最便捷方式,而民族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强化宗教信仰以增进民族认同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苏联,有宗教意识原本并不强烈的犹太人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宗教意识不断强化的例子,在英国,则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观念变得格外保守的例子。75事件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加速,正是民族关系恶化的表现。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热潮的另外一个土壤,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焦虑。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旧体制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又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问题,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现象。除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脉脉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

在新疆,这种社会焦虑和渴求更为迫切。因为内地汉族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痛苦和困惑经历了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而维吾尔社会几乎是瞬间、被动地迎来了这一社会巨变。此外,维吾尔社会在发展长期滞后,突然受内地现代化大潮冲击时,竞争中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独特困境,而相对边缘化的集体处境,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以此来消解现代化的冲击。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儒家热、汉服热、毛泽东热乃至地下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别仅仅在于,穆斯林社会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宗教传统,而中断了传统的汉族社会,只能从境外和各种坟堆里寻找精神资源。

顺带说一句,在新疆民间学者塔伊尔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潮冲击,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在遇到外来刺激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汉族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选择偏好,即在“西方的”和“中国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国际的”和“民族的”这类对立标签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西方的”、“现代的”、“国际的”,而维吾尔族在面临新的外来事物时,很容易陷入接受它后,我们是否还是我们的纠结当中。

民族问题和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后者可参见我的《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一文),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很难看到根本好转的可能,民族关系的缓和尚有政策施展空间,而社会转型困境问题,汉族社会都未将自身问题真正纳入学术视野,更不要提以社会建设方式来解决它。

按这个趋势发展,或许有一天你将会看到,甚至在乌鲁木齐,你也难以看到不戴头巾的维吾尔女性。

【十字路口的选择】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地方大员提出的各种概念中最有新意也最有价值的。

然而,新疆官场差不多也是中国社会离“现代文化”最远的一群人。长期的边疆治理定位,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几年前,曾有地方政法要员在系统大会中宣称,现在虽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不等于没有阶级矛盾,专政的武器绝不能丢。他的讲话刊之于书籍,可想他不认为此观点有何不妥。

张春贤履新后,曾在会议上希望各级官员为了社会发展,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时,用到“豁出去”三个字,不久,某地开发区便立起一块上书“豁出命去造福各族人民”巨大的标语牌,此句之上略小的口号是“以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为目标”。

简单、粗暴的语言折射的是其行为方式。面对原因复杂的宗教保守思潮,他们理解和推行现代文化的方式,便是前述种种禁止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有限接触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机会。在南疆有的县城,晚上十点(新疆夏季十点半日落),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

虽然不宜苛求今日新疆如履薄冰的为政者,但新疆长期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的严厉管制,导致新疆比内地对发展的理解更重物质而轻文化。尤其对维吾尔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说,近十年来,可用荒漠化来形容。

不要说民族文化出版影视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无法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牴牾。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使人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是放纵欲望和感官的“堕落生活”,要么是沉浸在宗教体验中的“高尚生活”。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此消息可靠,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项值得大为称道的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可忧的是,在席卷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浪潮面前,维吾尔世俗精英显然是最焦虑痛心和急迫的,但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评论分析它。

放眼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可靠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而前有伊朗,现有北非,或许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失败案例:一个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的社会,它的发展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

七五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当地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它清楚体现了这样一种自信,物质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新疆出现的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事件,尚未发现参与者当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环顾世界,极端主义思潮最激进狂热的参与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911事件的参与者便是典型,他们在实施暴力袭击时,组织上和技术上都远非知识有限的农民可比。

将来有一天,失意的大学生毕业生人群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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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作者去年新疆观察一篇

黄章晋: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

编者按:《阳光时务周刊》在2012年第35期刊载了《凤凰周刊》编辑黄章晋先生的题为《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的文章,作者从一名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维吾尔社会内部现存的问题及原因,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2012年12月3日,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村民凌某在购买切糕时与维吾尔族商贩发生争执并引发群殴事件。事后,岳阳市公安局公布对此事件处理结果,凌某需赔偿维吾尔商贩16万元,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民族政策掩盖维吾尔社会危机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 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