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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_

2017年08月25日 教科文 ⁄ 共 1945字 ⁄ 字号

摘 要:应对科学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实现和维护环境正义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前沿核心议题。公共行政的性质需要从大都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转变为基于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行政,而对正义的追求则需要从形式上的实体正义、实质上的实体正义转向程序正义。转基因生物安全为代表的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但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社会构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等现代科技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等活动,应当维护其市场自由,与此同时,为了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还应当对相关科技活动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和法律规制。
关键词:科学不确定性 环境正义 法律规制 公共利益
作者:王明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84);金峰,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上海 200003)。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就科学不确定性而言,法律所要调整的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客观存在但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而难以被发现,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完善,最终能够被发现、消除或者减少。在相关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中,法律可以要求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如获得行政许可、披露相关活动信息以及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从而平衡业者自由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

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涉及方法论意义上科学不确定性的多种情形,既是当前风险规制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探讨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之环境正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它主要涉及环境安全性和食用安全性两个方面,包括科技研究、产业发展、生态保护、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等不同环节和内容。

在公众的心目中,科学家再多的解释也无法替代确定的结论与对策。这就使得公众逐渐失去对科学家的基本信任,其对风险的评价也往往会脱离科学知识的支撑,而陷入感性和主观之中,甚至会由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混乱。鉴于科学的上述特性,规制的决定者有动力夸大科学的决定性来掩盖具有争议的政策决定并逃避对其规制的监督。 特别是在不确定性之程度足够高的场合,科学往往会成为各方用来为其立场辩护的主要工具。

由于缺少必要的共同知识平台和规范化、常效性的沟通渠道,无法支撑当下中国社会基于科学知识对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依法进行公开有序的讨论,未能对解决该问题产生应有的建设性作用,反而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茫然和无所适从,也使得在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相关政府规制的合法性、正当性面临重大挑战。

罗尔斯意图排除各种偶然性的影响,假定各方是处在一种“无知之幕”的背后,这些参加者对自身的特性、能力、宗教信仰及个人历史一无所知。 在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实现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原则:社会所构建的基本自由体系,广泛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且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自由权利,相互之间都是平等而相容的(平等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第一,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第二,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概言之,在罗尔斯看来,只有在理性的个人摆脱自身偏见之后,大家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所制定的社会规则,才算得上是正义的。

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两个正义原则,对构建和完善以转基因生物安全为代表的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制度体系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环境正义的语境下,不同主体倾向于将自己置于对环境行为持相对保守立场的地位,如有机农业生产者、对传统农产品有偏好的消费者等等。

当面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冲突并且伴随着科学不确定性时,传统的民主代议制很难实现完美的决策。尽管扩大代议制民主的参与范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权力交易和短视倾向,但在面临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科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它并没有就如何做出决策这一难题给出完整的答案。

以转基因生物安全为代表的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但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社会构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等现代科技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等活动,应当维护其市场自由,与此同时,为了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还应当对相关科技活动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和法律规制;由此,公共行政的性质需要从大都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转变为基于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行政,而对正义的追求则需要从实体正义逐渐转向程序正义;转基因生物安全规制以及其他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风险行政应当以“专家知识”和“公众参与”为重要基础,重视专家和普通公众依法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即要从依靠“传送带”模式和“专家知识”模式逐步转向“裁量+参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