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楚荃:墙之外:中国的全球信息战略                                 

2017年08月28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国际观察 ⁄ 共 10406字 ⁄ 字号

 

2017年,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轮更加严酷的管制,许多微信群和公众号被封杀,一些人被禁言。网民们在微信群被封杀后,疲于联系旧友,重建微信群时,戏称这封群建群的时代为“封建社会”。中共政府当然不会承认对言论自由的禁锢是文明的倒退,它依然坚定地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然而这种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信息化强国战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恐慌。

国际媒体协助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简称CIMA)于2017年3月发布了一篇题为《跨越万里防火墙:中国如何成为信息化强国》(Beyond the Great Firewall: How China Became a Global Information Power)的报告。该中心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机构,旨在强化提升媒体透明度,提升全球独立媒体的运作效率。中心召集工作团队,讨论并刊登许多关于媒体发展和协作的报告,为政策决策者和媒体从业者,以及投资人提供提升媒体协作效率的参考资料与策略。

该报告的作者珊蒂·卡拉迪尔女士(Shanthi Kalathil)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曾是美国国际发展机构的高级民主政治研究员,为国际银行提供日常咨询。她现任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任,编撰有大量的学术著作。该报告详实地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全球信息化战略和实施过程,并向读者延展解读了这些做法所产生的影响。

卡拉迪尔女士在整个报告中,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实施信息全球化战略的三个具体做法:塑造国际化新闻媒体;引导全球互联网革新;形塑全球文化和观念。中国政府用组合行动来实施这一战略,比如应对国际新闻媒体方面,中国政府压制并影响境外媒体的报道;将它的新闻媒体直接推销到境外;支持有“建设性”的刊物。在全球互联网革新领域,中国政府提倡网络主权;推销中国巨大的网络工业;组织网络攻击和信息间谍活动。面对全球文化和观念时,其与好莱坞的工作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用市场的力量去影响好莱坞的内容;支持它自己的娱乐产业;支持节日、体育、文化和语言机构。通过这些措施,中共政府在全球积累了有目共睹的影响力。

 

                                   走出去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注重意识形态控制的,它的宣传战略和策略一直超越世界上任何组织和团体。从其掌权开始,宣传部就是中共核心部门,宣传和信息管理一直都是重点,认为值得花大力气在这方面构建官僚体系,并投入资金。尤其在毛的时代,沟通方式单一,沟通幅度窄小,媒体更纯粹是意识形态灌输工具。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年代中,互联网改变了沟通方式和幅度,为人们带来了自由沟通的可能,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人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然而,中共政府很快就完全控制了网络基础设施和内容。

中国的监控体系与传统的监控是不同的,卡拉迪尔女士总结其整个监控体系特征是:属地化,在合作的网络平台上对内容进行监控;内在化,公众对什么话题是越界的具有普遍认识;分散化,操控由许多官僚部门和机构负责。

当然,中国领导人发现市场为导向的沟通元素比国家组织强行灌输更加有效。由党设立提纲,由私人公司和更市场化的有一定自由度的国家机构,在框架内用全球消费者的信息和文化意愿制造一些产品,效果颇佳。这个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通过国家控制的公司进行收购,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收购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这种做法展现了中国长期“软实力战略”的市场导向和逻辑,放弃了传统的直接强行宣传的做法。

   “软实力”是说服,是吸引力,是相对于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而言的。中国看到美国通过其媒体、文化、经济、政治体系和许多其它层面展示出的软实力,并且从中学习。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提出了“软实力战略”,其中包括“走出去”的文化推广战略,打造同中国国际形象相匹配的文化产品。就如软实力学者克雷格·海登(Craig Hayden)所说:“中国展现了用最复杂的资源去配置软实力的意图,在国际角色扮演上超过了美国。”

但是,简单地将中国的信息资源等级化为软实力是不够的。中国同时发展计算机能力,非常有效地作为硬件工具。将硬件和软件合称为“智实力”,可能这样更贴近中国的信息化战略。中国当然了解这个实力是复杂的,集合化的,多元化的,所以也有学者将外交、经济、环境、全球化政务都包括其中,称之为“综合实力”。全球化的信息生态体系会强化放大这方面,然而信息时代的实力极端概念化,中国看起来是做出了长期的计划去积累和发展。

尽管重点有波动,主要的框架还是在几任领导人中延续。并且,现在国内的媒体和社会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限制,习近平更加核心化,固化他的权力,部分是通过打压不同意见,尤其在国内社会和媒体。就算这个党自己的宣传部门也没能逃过监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后,指责宣传运营部门的新闻运作没有目标、低效,在意识形态作品中缺乏领导力。同时,习近平明确地指出发展路径,提出诸如“网络主权”的概念,并要求中国媒体去向全世界说“中国故事”,由像马云这样的中国公司发出诱人的声音。

许多年经营下来,中国自适应的国内网络审查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俗称“中国万里防火长城”的防火墙(GFW)也成为极权政体成功管理信息和沟通技术的政治范例。但是中国不再满足于在国境内简单地管理信息空间,伴随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已将她的影响施加在信息全球化上,尝试去影响、控制全球信息生态系统。

这些做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像“管控”和“宣传”这样的词不再是野心的代名词,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它掌控的资源成功地控制全球信息平台。当然,在全球信息生态系统中,中国不是独自存在的威权政府,俄罗斯的反信息化运动也主宰了新闻体系,但是中国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细微的、复杂的工程体系,成为这个领域极权的范例。北京方面声称没有寻求推广自己的政治体系,但她的成功能鼓励其他威权政府争相效仿,碾压现存的民主制度和国际秩序,不利于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推广与实施,这些影响是非常严重和长期的。

 

塑造国际化新闻:一个多极化路线

 

卡拉迪尔女士对中国政府全球信息化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法进行了非常详实的归纳总结,并收集了大量的真实案例,从中可以看到,中共政府是如何具体地、高效地通过信息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塑造自身国际形象。她认为,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媒体记者在自由新闻报道方面有很强的约束力,同时监管境外新闻媒体同中国的合作。但是,最近中国政府更加主动地努力去塑造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刊发它认为是对其国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机构一起工作,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的新闻机构,以此来逐步灌输它自己的新闻价值观。

中国主要在三方面寻求引导国际新闻:影响境外关于中国的报道;通过其自己的国际广播和出版物宣扬它自己的国际化观点;通过培训与合作影响新闻组织结构。

  • 对境外报道在资源上施压

一份美国笔会的报告指出,现在外国记者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面对更多的限制。中国现任领导人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使得提供信息的人更不愿同境外记者接触,并且中国官方一直认为境外媒体对中国存有偏见。诸如人权、宗教、台湾、西藏、法轮功、中国威胁论等充满敏感性的问题。

资源上的压迫不仅仅是信息源方面,还有经济层面的。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广告等经济行为直接对媒体施压,引导媒体所有者自己去监控。同时,黑客攻击、人身攻击等手段也在背后使用。并且,中国使用它自己国内的监控系统为高压手段,通过阻止中国网民进入境外新闻媒体网站作为对媒体报道的报复。在2012年,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就遭到了这样的打压,在他们想报道习近平和前任总理温家宝的亲戚持有金融资产的新闻时。美国笔会指出,北京方面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国际媒体组织的商业行为和新闻采编体系间的分歧,去评估一个媒体公司想继续在中国经商的愿望。

中国政府也同时压迫那些完全运营在中国之外的外国媒体。据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估计,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掌权之后,中国已经对17个国家和组织的言论自由产生多达40余次的负面影响。之前充满活力的澳洲中文媒体就让人担忧,一位分析师说道:“在中国被禁的话题也从我们国家的中文媒体上消失了。两个大的亲中媒体集团现在控制了这里的大多数中文媒体”。在2016年,香港记者联合会也发布一个警告,“香港自治受到严重威胁,就是中国意识形态控制产生的始料未及的效果”。

  • 中国媒体:见缝插针地蓬勃扩张

中国宣传战略已能保持时代性,之前官方古板的陈词滥调被逐渐转换,而呈现一个多彩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的中国形象。在本世纪初期,中共政府通过“做强做大”计划,开始更直接地集中建立全球化的、有竞争力的中国媒体。在全力以赴寻求覆盖全球观众之外,北京方面也寻求定位于特殊观众群体,并将此关联于其外交政策。据海登的统计数据,在2009至2010年度,中共政府在国际广播和出版上花费近90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大多数用在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新华社和英文的中国日报。布雷德指出,许多可得到的数据只包括了面向外国人的媒体,因此这个数字的实际总量应是更为惊人的。

这些中国媒体努力与全球媒体融合在一起,例如,中国日报在美国市场,选择在美国主流媒体行列的华盛顿邮报投资创办名为《中国观察》(China Watch)的副刊。该副刊有一套清晰的复合标准去审核内容,设计为反应中国官方的立场,并颂扬中国的文化。而且,只有华盛顿邮报的老读者才不会将这个副刊混淆为正刊。

中央电视台在扩张和专业性上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其在2016年重新整合了国际广播和数字化运营,成立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并发布了多种语言的手机应用程序。当许多国际媒体缩减经费,减少境外新闻报道之时,中央电视台仍在华盛顿、内罗毕等许多城市设立有分支机构。分析师安妮·尼尔森(Anne Nelson)指出,中央电视台也制作综合的长期形式的关于复杂国际题材的报道,例如气候变暖这样的话题,同时也聘用一些国际知名记者,鼓励独立报道,只要这些报道不触及中共的红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建立中国国际广播网,在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都建设有传输能力。这些国有媒体尝试利用社交媒体和文化基因模仿达到对全球观众的信息渗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 改变基本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中打造沟通机制

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和通信部门的发展,为其提供资源和培训。然而,同其它在这一领域的国际投资人不同的是,中国的援助不支持普世性目标,例如言论自由、独立出版、中立报道,和新闻记者监督政府的能力。

“相反,中国主要目的是去确保这些国家有一个亲中的媒体和通信部门,可以将中国描绘为可信赖的伙伴。理论上,这个媒体部门也将在所有事务上支持中国的政策立场,反对美国的政策,同时孤立台湾。”道格拉斯·法拉(Douglas Farah)和安迪·莫石(Andy Mosher)在他们2010年提交给CIMA的报告中曾指出。“这样下去,北京更大的目标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从原则上去重塑国际上的大多数媒体,不再是政府的监督者,而将政府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是它们决定传播的内容。”

这些都有助于独裁政府保持和扩展对当地媒体的控制,尽管中国陈述其兴趣不在于推销自己的管理体系,但它在这一领域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美好的愿景:一个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互联网络

 

中国的第13个5年计划提出了“网络强国”的概念,尽管没有清晰的定义,官方公开描述它是“鼓励科技创新,建立健康的信息文化,强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增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并扩展国际间合作。”普遍地说,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信息安全、经济发展、软实力、网络主权。

从中国内部看,“网络强国”有快速促进本土技术革新的功能,使其从衰落的传统工业中快速崛起。在国际层面,从两方面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行为意图:1、通过提倡互联网受制于国家主权,将内部监管政策同信息安全融合在一起;2、通过行动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塑造一个更积极的全球化形象。

  • 互联网主权:一个空想出来的,实用化的概念

寻求影响国际组织,制定全球互联网监管的标准和章程,中国处理全球化事务的手法一贯如此。中国有学者声称,中国政府自2008年起,就开始有选择性地转变规则、角色,大幅地依靠已存在的机构“影响平衡”,同时尝试去建立可替换的全球化监管机构和条例。

关于互联网管理,中共实际上去做的是:同联合国这样的现存组织合作,同时利用已有概念,比如多边贸易等,去构造一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以此,它希望去转换互联网管理的内核,或是更重要的东西,将互联网概念化并建立管理规则。中国同俄罗斯已经捍卫这个互联网、信息、主权的概念,国家有权利去维护自己国家控制的互联网。这样的概念将会导致全球互联网碎片化,并陷落在独裁政权的框架中,用信息安全的概念去遏制内部的抗议言论。

  • 互联网主权的架构

通讯领域的国家主权概念并不新鲜,有通讯学者指出,几个世纪前就有政府起草政策和条例去倡导国家主权去控制跨境信息流中的与他们有关的部分。然而在互联网领域中,这一概念却是不同,从互联网诞生时起,它的管理方式就很特别,有公民社会、技术团体和私人公司等机构同时扮演这一角色。因此,国家很少被卷入到由技术和市场主导的互联网管理中。

现实中,中国已经将其所谓的互联网主权理论付诸实践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然而,美国和其盟友还是支持“多个利益相关方”的管理模式,在理想的形式中,参与互联网底端流程的有公民社会(包括技术专家、非政府组织和用户),政府和私营团体。公民社会的角色是让流程运营更透明化、共享化,让互联网形成一个没有层级的架构,管理权下放,远离单个政府的控制。

中国和其它独裁国家提倡“多边化”流程,出于其固有的国家特权立场,中国在以国家为基础的组织推行监管职责,比如联合国和电信联合会这样的机构。并且,得到许多缺少私营团体和公民社会能力的国家响应。中国和俄罗斯组织召开“网络安全论坛”,在全世界推广他们构造的网络主权意识。同时,“全球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未来互联网管理会议”也创造性地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有益的影响,被认为批驳了互联网主权理念。

  • 在国际竞技场上的活动

中共政府在其内部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的官僚体系,去更好的实施它的网络政策,使国内与国际的利益达成一致。在2013年,习近平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网信办负责日常线上内容的监控。

在国际舞台上,中共政府近几年的行为可以称之为直白大胆,在各国际论坛上提倡它的互联网主权观点,并招募盟友。在2012年的世界信息技术大会(WCIT)上,美国坚决主张互联网在国际电信联合会责权之外,并且这方面的管理并不属于改写的国际电信章程(ITRs),那只是一个1980年代签署的、设计用来促进全球化联络和协同作业的条约。然而,中国联合89个国家签署改写国际电信章程,只有55个国家反对他们,一时硝烟弥漫。

中国在近十年的信息领域世界峰会上取得的这一首次胜利,在2015年产生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文件。同时,中国在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专门招募盟友宣扬中国共产党的互联网主权观点,用来对抗“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信息主权的侵犯。

主权延伸的重点超越了现在流行的互联网概念,现在主流观点仍认为互联网是一个人与人沟通的平台。中共政府可能去继续它在各个国际化舞台上的运动,去影响互联网规则和国际标准。不管怎样,它已经在国内贯彻了互联网主权的概念,用既成事实来强行驱动人民。

中国也将信息安全包装在互联网主权的定义之中。对中国而言,国际化的信息安全主题,攻击性的网络技术能力,和国内的监控都紧密地、概念性地关联在一起。北京方面还认为,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攻击和防御都是信息化能力的关键。

  • 互联网实力,中国科技公司走向全球化

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是中国互联网产业最为成功的案例,中国拥有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近40%的销售份额,市场估值前10名的互联网公司有4家是中国公司。可见,中国上一个5年计划实施的“互联网强国战略”是成功的。现在的5年计划重点在于创新,将中国定位于全球信息产业经济的前沿。在第13个5年(2016-2020)计划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产业走到前台,并形成了持续的驱动力。

中国的“互联网+”概念、低成本的手机、具有庞大用户基础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序等,都在全球信息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产品的创新和特点都是建立在他们审查机制控制的市场范围内。事实上,随着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和产品的海外扩张,它们也将这些特征带到海外。例如微信中的所有信息,就都要经过位于上海的数据中心,一切内容都是要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则和审查。尽管这种做法在商业上看显得拙劣,但也不能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对用户存在什么恶意,只是在中国现行的信息产业框架内,国家和公司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纠缠在一起。

现在整体呈现出一个反转的局面。一开始它们选取海外互联网公司,让其遵守国内的审查和监控制度,否则就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当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缺少海外竞争对手的国内市场获利后,它们准备去领导海外市场。

信息安全分析师蒂姆·毛瑞尔(Tim Maurer)认为,“这些技术主权的观念给互联网在许多层面带来了改变,包括实体设备、软件应用和内容控制,这都将增长全球互联网的商业成本。”在一些方面,中共政府可能不得不面临选择,是让中国公司继续成功进军全球市场,还是将重点放在保护主权上。

其实,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以成本核算的经济目标作为评判标准,否则这些高昂的运营费用将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麻烦。可这样一个民生没有基本保障,人民的医疗、教育等福利项目堪忧的国家,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仅仅是为了保障“安全”,就是说政权的安全要高于人的基本权益,也只有独裁政权才能这样做。

 

通过好莱坞打造亲和力

 

中国政府从长期的宣传战中领悟到一点,只要是政治宣传口号,不论多么隐晦,或是如何精心修饰得温文尔雅,都很少能真正改变别人的想法。中国看到美国在文化娱乐业输出的巨大软实力后,有中国学者提出:“什么是好的沟通方式?直白的政治表述不会在全世界人民中树立中国的正面观点,而没有很强政治意味的娱乐又很难一夜见效,但是长期之后它将构建出对中国的亲善感。”

前几年,谈论到中国软实力的时候,其重点都是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上。最近它们转移重点,政府支持中国企业在全球娱乐业投资,在赚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起到了提升中国世界影响力的作用。好莱坞作为世界文化传播枢纽,就受到了中国投资者的青睐,通过借助美国的软实力平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举多得。中国的电影市场从短缺好莱坞大片,到爆发式的增长,许多好莱坞电影工作室为了进入有诸多严格限制的中国电影发行市场,也姑息其对影片的审查和剪辑。中国也通过收购美国娱乐公司而进入好莱坞,改变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现在全球电影产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变进程当中,人们会看到美国和中国联合运营的共生产业。

  • 中国电影市场的特点

卡拉迪尔女士说,中国电影市场的特点是,“市场巨大且重要,但是进入很难”。

她获得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前的5年中,中国电影市场的年增长率为17%,价值1800亿美元。麦肯锡公司认为,中国电影票房现在仅次于美国,将在未来的4年超越美国。中国在2015年的票房总收入达到68亿美元,同时影院以每天二十块屏幕的增长速率在扩张。尽管增速在2016年放慢,票房仅增长3.7%,虽然对中国来说是大幅降低,但这个数字对成熟的电影市场来说仍是巨大的。并且,主要来自好莱坞的进口电影占据了票房收入的41.7%,比前一年增长了38.4%。

尽管有表现不俗的票房,对于外国公司来说在中国市场挣钱并不容易。好莱坞影片仅有3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1、电影票房共享,外国电影工作室拿走票房的25%,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电影公司甚至只能拿到这个额度的一半;2、收取固定费率,这种方式没有利润可言,很少采用;3、同中国公司联合制片,这种影片不被当做外国电影,并允许外国电影工作室收取票房的50%。美国一直在就电影市场的垄断行为同中国进行谈判,并打算在2018年向WTO提诉。

利益分配的问题还只是一方面,影片要想在中国拿到发行许可,必须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在情节上有损中国国家形象的,或是涉嫌扰乱社会稳定的,危及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的,贬低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内容都不允许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此外,对于性、宗教、迷信和许多敏感的话题都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审查制度造成的恐慌,成为许多合作战略的核心,影响了并购和内容管理等事务。

  • 通过联合制片进入中国市场

为了能更顺利的进入中国电影市场,联合制片现在是较为普遍采用的方式,中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参与制作,同时具有成本优势。然而,中国对联合制作的电影也有许多规定,要求至少一个场景是在中国拍摄,演员表中至少有一个中国演员,影片不少于1/3的投资要来自中国公司,同时要传递积极的中国元素。

当然,联合制片的电影也要通过严格的审查,也要遵从中国的法律,电影制作的目标是促进中国经济和文化繁荣。我也不知道是中国政府用巨大的市场利益引诱腐化了好莱坞,还是好莱坞的商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不甚敏感,或是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学者阿伊妮·考克斯(Aynne Kokas)说:“想利用中国市场的好莱坞商人,都不会愿意在影片中包含任何关于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的内容。”之前好莱坞的电影工作室主要是考虑怎样从制作完的电影中删剪内容,来符合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核标准。然而现在,影响电影内容的触角伸到了源头,在电影制作之初,这影响的不仅仅是电影的中国版,而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最终版。变换内容来讨好中共政府主要有四个方面:产品植入;选角;删剪内容以防触及中国的敏感点;植入亲中的内容。

  • 能否持续成功

卡拉迪尔女士也同时提到,指出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并不是要胡乱地批判产业多元化,不是消极地看待中国和其他国际演员在全球化大片中的表现。并且,好莱坞在各种内容植入历史上也做得不是多么完美。然而,外国势力对美国流行文化内容的控制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趋势是不同以往的。

许多来自日本、印度和法国的海外投资者,也在好莱坞进行合作与收购,但他们所做的同现在美中在该领域的合作数量相比,显得很苍白。并且这些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这一领域在中国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市场缺少透明度,没有清晰和固定的章程,这都将威胁到好莱坞和中国伙伴关系的持续性。最近中国国内电影市场票房增速放缓,在其票房不再那么具有诱惑力时,好莱坞将会放弃它,转而投奔新的、更有灵活性的目标市场。

其实,香港电影市场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上世纪末期,香港电影的内容品质和效果处理在亚洲市场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在中国内地的资本注入之后,逐渐没落,鲜有佳作诞生。甚至在2016年,以意识形态灌输为主题的香港本土电影《十年》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殊荣后,居然没有嘉宾敢为其颁奖,评委会主席尔冬升自己担当了这一角色。我对尔冬升导演在颁奖典礼上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结论:一个信息时代的强权

 

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能像中国这样调动全球的信息资源。中共政府从根本上全面地把控了信息和权利的关联性,在很长的时期中,它能利用其作为战略优势。

中共政府的战略目标逐渐转移到信息生态体系的源头。它不再是简单删除不喜欢的故事情结,粉饰自己的形象,而是通过好莱坞这样的媒体,和互联网来撬动市场,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利。中国从“借船出海”,已经升级为“买船出海”,它通过与国内相接驳的策略从全球购买“思想产品”,它发现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于私人团体非常管用,不论在国内和国际平台上。

中共官方的宣传系统仍然愚钝,并且重要性下降。由于全面信息化战略,中共官方的宣传机构得到了补充,有了一些国际化的健康运行的组织加入。像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样稍显病态的机构的重要性就有所降低。然而,官方的主要资源还是持续输送到这些国有媒体,中共更看重这些媒体的忠诚度、可信度。与此同时,全球媒体环境持续变化,独立媒体的传统价值观也在变化,广告、观念和新闻的界限逐渐模糊,对于中共政府来说还将有许多更大的机会出现。

当中国公司渐渐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时,它们在市场需求和意识形态方针两者之间显得非常紧张。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来说,更趋向于信任、透明、注重隐私。在面对海外消费者时,中国公司会被迫做出选择,是给消费者他们想给的东西,还是给予他们党想给的东西。这个答案并不简单易得,尤其当一些信息产业公司的主要发展机会在海外时。当然,好莱坞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很多公司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中共政府也一直在这样运作着。

尽管中共政府一直声称它没有蓄意推广它的政治体系,与民主国家到处推广民主制度不同。然而,中国增长的对全球信息生态体系的要求可能导致其行为制度化,这些标准对民主机构是有害的。当全球互联网协议支持国家监视时,当对大多数媒体的审查导致全球禁言时,当新闻媒体被权力潜规则时,世界范围内的独裁行为就变得更为神圣化。在独裁政权享受全球性的崛起时,也正是民主政权从其所支持的民主机构撤退之时,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来的历史学家回看这一时代,会将其称作独裁信息时代的开端。

  

本文依据的英文文本,请链接

http://www.cima.ned.org/wp.../03/CIMA-Beyond-the-Great-Firewall_150ppi-for-web.pdf

 

欧阳楚荃  中国大陆独立评论人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3期(总第4期)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