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 通向革命:中国新中产阶级的两种运动

2017年01月16日 2017年第1期, 时政评论 ⁄ 共 6527字 ⁄ 字号

通向革命:中国新中产阶级的两种运动

吴强

行动,而非态度,才是理解中国中产阶级之谜的关键。那些质疑中产阶级主体性的虚无主义者往往混淆了两种行动: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

 

 

川普的胜利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学界和民调业者尴尬不已,他们在选后纷纷开始检讨过往的陈旧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川普胜选引发的震荡同样深远,不仅有类似对美国观察需要重新校准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以美国大选为参照,人们开始思考和定位朋友圈的政治光谱,然后推及中国的政治光谱,也开始学习如何与昔日的朋友今天的立场不同者如何相处。这种感受在习惯党同伐异、在互联网也不例外的中国大陆实在新鲜,倒是很像台湾民主化之初的情形,那时家人、朋友往往因为支持不同政党而反目。

 

不过,真正陷入尴尬、甚至失语的,除了知识界和媒体,还有中国大陆的自由派和异议者。他们在一个公然反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偶像川普,和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希拉里之间,几无所依。因为,尽管中国的左右划分大不同于美国,但是美国右翼政治的如此极化和成功却分裂了中国的自由派阵营,他们发现,绝大多数都向往美式民主的中国自由派也被分裂为两派,然后相互差异之大可能远远超过他们的共同点,例如对中国现政权的反对。分裂程度之深,超过1989年后的历次争论,大有重新划分中国政治左、右光谱的势头,也再度带出了过去数年习近平政权高压态势下引发的围绕改良还是革命路线、是否依靠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激烈分歧。

 

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在今年四月号的《民主》杂志上撰文,总结了近年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意向的研究,然后提出,相对于世界范围的中产阶级对民主化的贡献角色而言,中国中产阶级对威权政权的驯服和忠诚是一个谜。毕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包括曾经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在海外交流时都直接地以“中国模式”或“中国特殊”论的“文化例外主义”为这一现象辩护。黎安友的困惑,大概反映了过去数年中国公民社会遭遇大规模镇压后的普遍挫折感,不少海内外观察者都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级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担当表示忧虑、信心不足,没有脱出当下这些中国中产阶级们自身的普遍忧虑。更有一些貌似激进的虚无主义分子,则直接嘲笑乃至否定他们的民主关怀与抗争可能。

 

如何看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潜在力量,就因此有着极其迫切的理论意义,关系到如何认识其政治主体性从而思考中国政治的性质和抵抗的可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本文试图围绕中产阶级政治的主体性,厘清两个基本问题,主体与行动:谁是中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向何处去?

 

  1. 中产阶级之谜

当人们在谈论中国中产阶级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说谁,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其实,当阶级话语已经远离中国语境30余年后,我们重新谈起中产阶级,相对的不再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者地主阶级这些中国革命框架了,而是一个没有清晰边界和定义的模糊群体和概念。它可能是按人口收入来划分的所谓中间收入群体,而中国人在调查中自认属于这个群体的比例是最高的,超过50%,大多数有着一份稳定工作和收入、拥有一定资产和住房、自认过着主流生活方式的国民都认为自己属于这个中间群体。如果由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按照资产、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国际可比的客观标准计算,这个群体的规模可能就缩水了,但未来成长规模超过了今天那些“主观中产者”。如瑞士信贷2015年10月公布的世界财富研究报告,若以财富存量即人均拥有至少28,000美元来测算的中产群体超过了1.09亿,较21世纪初的规模扩大了五倍之多,占人口比例10.3%。而麦肯锡2013年估计,这意味着到2022年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将有75%达到年收入9,000到34,000美元,即中产行列。

 

如此可观的“阶级成长”本身,可能带来深远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影响,或许也是影响这个阶级自我认同和外部观察困难的一个主因,包括我们在谈论中国中产阶级时所指的另一个面向——阶层。例如,按照社科院陆学艺领衔的研究,这一中间阶层包含了党政机关和国企干部、白领、小型私营企业主等若干子阶层,他们占人口的比例也是大约14%左右,也就是较少争议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却在各项调查中显露出总体上“政治麻木、疏离、接受威权、相信渐进改革的”,对现政权的信任和满意程度较高。这一基于职业、教育和权力等的社会分层模式,却因其精英化、都市化和财富积累而构成新的壁垒:一个黎安友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之谜”的悲观成见,否定了此阶级迅速成长的过去十数年对中国维权运动的贡献,也隔绝了他们对未来民主转型乃至更长远未来潜在积极影响的预期。特别的,因其市场经济时代对阶级概念的替代所衍生的认识论上的隔绝,也隔绝了中产阶级整体上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主体性,即可能从若干经济阶层或一个经济阶级转为一个政治阶级的可能。

 

这就需要回到政治和阶级。今天的政治,也许仍然是基于权力分配的,无论中国的威权统治还是美式民主的选举政治。但是,基于明天的政治,如巴迪欧所说,则着眼于提出可能的政治方案,也就是如何改造社会。这意味着,我们应对更多地关注政治系统的增量部分、新生力量,它们才是长期而论改变体制的决定性因素。以中国中产阶级为例,仅仅在它的上升期就伴生了前所未有的维权运动,尽管该运动很大程度上仍是地方性的、分散性的、和自发性的,但是也只有中产阶级的少量群体如自由媒体人员、律师群体、知识分子、和NGO参与其中,却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新兴部分,那个相对于旧体制党政企干部的依附性群体而言的新兴力量。那么,即使环境更趋恶劣,对这样一个未来成长规模更大的新兴力量持任何悲观态度都是显然不明智的。

 

因为,重要的是,随着规模扩大、增量上升本身,新的阶级政治就可能得到重塑。尽管在美国、欧洲,因为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确立,传统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政治已经让位于围绕种族、性别、性向等的社会冲突和身份政治,但是这一替换却伴随着战后中产阶级政治的兴起,一个不可逆转的阶级政治转换,中国也无法例外。相对19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消失”,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1994年提出了一个基于美国后工业社会的洞见,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工业革命而具有高可见度的底层阶级,在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后,随着新的产业革命创造了规模更为庞大的以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在战后逐渐不可逆的没落了,并成为通过福利国家体制与政府达成合作的自利阶级。取而代之的,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广泛知识分工的、近乎普遍化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受益于战后扩大的高等教育和递增的知识经济和岗位,逐渐成为几乎所有经济产业和部门的主要劳动力。

 

这一进程在中国或有其特别含义,历史的和现实的两面。中国的传统社会型态,如钱穆所说,相对欧洲社会有阶级无流品,则是有流品无阶级,平民概能凭读书科举而成为官僚,却鄙夷各行业。共产党以阶级斗争手法引入现代阶级政治和现代性,建政后以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旧阶级,阶级政治转为国家,且非民族国家,逐渐剩下只有干部和群众的身份政治,无形中接续了传统社会型态,促成今天尾掉不大的官僚政治。而现实一面,不仅因为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和“互联网+”产业政策加速着后工业化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扩大,继续扩大新兴中产阶级;而且,更重要的是以阶层分化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和威权巩固本身就引致阶级政治的成型。日趋个人集权化的独裁统治势必需要并加强其集团基础,即以所谓“红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在巩固制度化再生产机制(即当前各种集权化的“顶层设计”)后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红色权力阶级。他们在客观上也需要重建一个新的更大范围的阶级关系,在阶级国家的基础上重建民族国家。

 

因此,2016年中围绕习近平“善待中间收入群体”的讲话,既可以被理解为对人大校友声援“雷洋”案的反应,也折射出“供给侧”政策对中产阶级上升的承认。毕竟,中产阶级是社会秩序的天然爱好者,固然是其阶级保守性所在,却如本雅明在他的《神学政治片论》中的论述,整个世俗秩序都建立在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概念和追求基础上,是超越主权或警察关系的,即超越统治结构的,即构成阶级国家内部的自反性。这或许是中国市场经济30年以来中产阶级形成对(无产阶级专政所引入的)中国现代性的最大改造,无论从何种角度,消费主义的、知识经济的、还是民族国家的维度,新兴中产阶级都正在塑造着新的阶级政治框架,登上政治舞台。

 

但是,其中最活跃的新兴部分将可能如何影响整个阶级,进而影响中国政治?在今天的时代,抗争政治或者阶级政治,也很难再想象为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大规模阶级动员模式。更现实的,可能如哈特和奈格里在1999年西雅图运动之后撰写的“分众/群众”(Multitude)模式,超越职业、团体、和收入等传统阶级标志,以创造性劳动和开放的网络联结来定义一个社会中间层,内含无数差异性,不能被化约为单一的认同或者统一体,然后展开行动。如此,或许才可能破解黎安友的中国中产之谜,超越四类“政治麻木、疏离、接受威权、相信渐进改革的”中产人群,而回到政治主体性,也是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对中产阶级政治新常态的期许,“有限行动”。[1]

 

  1. 行动的有限和可能

 

行动,而非态度,才是理解中国中产阶级之谜的关键。例如,那些质疑中产阶级主体性的虚无主义者往往混淆了两种行动: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他们在高压下无力行动,总是幻想着总体性经济危机爆发,然后等待偶然事件产生革命契机,因而否定任何有限行动——也就是社运的意义,不接受维权运动基础上未来的社运方向,片面强调唯有政治性的民主运动或者反对运动才是正确的,但又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对纲领或者提出可行的民主运动战略。

 

这种政治的无能,一方面,出于他们归诸镇压和制度,将当下公民社会遭遇挫折归结为“冰河世纪”的到来,简单地把当下政权等同为1984式的极权主义体制,从而否定中产阶级政治的任何意义,甚至包括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本能上追求“幸福生活”而联结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更荒唐的,可以观察到他们对有限行动之社运的敌视,这种敌视来自他们自由主义立场的模糊、对社运源流和社群主义的恐惧和疏离,带着当下某种类型中国中产阶级们的认知烙印。他们或者出于中产阶级内部对秩序的保守主义渴望,或者拘泥于当下中产阶级日常心态的疏离,而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右翼国家的同一侧,无论这些右翼国家是川普所代表的“民主”、还是习近平所代表的威权主义。

 

其结果,当他们怀疑中产阶级行动可能性的同时,也不理解反对运动的样式,反对运动是可以、也必须浸入到每个具体的社会运动中、每件具体的法庭诉讼中,然后与所有反对者和运动者共同展现出一个广泛、丰富的政治反对光谱。这是美国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经验,一个由反对运动、激进和温和社会运动共同构成的民权运动。

 

在一个威权主义不断强化的中国现实政治环境和动员条件下,看似极其危险、遥远的反对政治,也可能通过向“有限行动”的转换,即借助社会运动的分散,嵌入到中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框架内和每一个具体的行动中,从而实现反对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统一。事实上,这也正是2003年以来维权运动的进路之一,政治反对力量和网络借助维权运动的参与获得了认同,扩大了网络,联结了中产阶级之外的广泛阶层,为未来反对政治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相比1990年代单纯追求民主运动的反对政治而言,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经验,而非相反,可以用来否定社会运动的有限性。

 

进而,反对运动的发展必然追求建立反对党。对应分众型态的中产阶级,已无可能如追求无产阶级专政一般建立起列宁主义式的先锋党,而更可能是“一个不固定的普遍在场,这个普遍在场的具体作用与其说是代表阶级,不如说是通过让其等同于在历史上从利益的狭隘视野中展现为不可能的和过剩的一切东西来解缚阶级”。[2] 也就是以代表知识经济的中产阶级精英为核心的反对党,然后联结其他阶层与群体,在最广泛的民众基础上形成一个分散、差异化的政治反对同盟。这种政党或反对同盟,从发生学意义上也更符合马克思当年对无产阶级的期望,而非列宁式的改造,“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可能通过中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得到复苏。也只有在如此规定的反对运动的左翼政治性质和实际的反对同盟框架下,反对派内部右翼的、保守的、宗教背景的立场才可能得到暂时的兼容,如2014年基辅Euromaidan广场上混合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左翼力量共同抵抗雅鲁克维奇政权。

 

退而,回到社运本身,必须承认,中国的社运只是刚刚开始,虽然遭遇挫折,但是还远未尝试过或者创新出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无论是致力于群体认同的文化式运动还是激进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都存有大片想象空间有待实践。迄今规模最大的维权运动,总体上仍属底层阶级的自发、分散、温和抗争,中产阶级只有极少数群体介入其中,却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属于中产阶级自身的运动还很薄弱,如黎安友所见仅业主维权运动尚可称道,除此之外,也只有环境运动、助学扶贫在暧昧地发展,LGBT和女权运动则被隔绝,甚至被反对运动所摒弃。而对社运持悲观论者往往不知道社运的丰富性,也被当局对社运动员采取的阶级分割策略所迷惑,总是随当局起舞,贬低公民社会建设,贬低中产阶级自我组织社运的能力,着实可叹。

 

接下来,这一反对运动如何结合工人运动和其他,即中国条件下反对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将意味着何种政治样式?尽管中国工人运动在世界工运不景气的时代已经成为最后希望,但是统治阶级自1990年代末以来采取着“去工人阶级化”政策,且最近几年疯狂打压劳工组织,防范工人阶级“再造”。如果承认中产阶级的“分众”型态,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运动,那么联结工运就是中产阶级社运的内含议程。

 

如我们自1999年西雅图运动以来所看到的,发生在2011年的开罗和纽约、2014年的基辅和香港的占领运动和颜色革命。在这些运动兼具社运样式和革命型态的有限行动中,分众的知识经济的“非物质生产”本身为运动提供了自我管理和优秀表达的可能、传播和协调的网络,社运分子便可能同时作为政治战士,担当反对政治的主体。它们重现了巴黎公社的行动样式,以城市生活社区为抗争的场域,以代表所有市民的委员会为权力机构,打破一切的社会分隔和成见,包括阶级或阶层本身。其目标和结果都不必然是如传统革命所要求的夺取政权,然而,虽属于有限行动,却可能是颠覆性的。这便是革命,即哈特和奈格里所称的绝对选择,必须在无政府主义和主权两者之间择其一。[3]

 

 

 

至此,我们之所以强调中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的意义终于自我浮现:乃是基于此种近乎超阶级的、全民的广场革命,一个堪与1789-93年法国大革命媲美的中产阶级革命样式,其主体,一个完全不同于19-20世纪的中产阶级,正是过去数十年到未来所代表的中产社会的分众形态,以及公民社会的政治主体,也就是超越阶级的“新阶级政治”。

 

在中国的新中产阶级政治,具体的说,则包含着两种运动,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它们以过去十数年的维权运动为基础,又针对当下年轻的公民社会遭遇挫折而思考如何转变,交互掩进。两者无法以孰温和、孰激烈来区分,因为社运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包含激进的运动,反对政治也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温和、谨慎的立场,或者较当局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重要的,在高度威权主义统治下,以阶级政治进行中产阶级的动员,在于改变人们对政治“情势”的悲观看法,不再等待和观望,而是改变“情势状态”,共同开辟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可能。

(吴强:中国大陆政治学者)

[1]              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第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2]              同上,第65页。

[3]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p.329, New York: Penguin.

 

首发:2017年1月15日,《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1期,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