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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血腥烏托邦與紅色帝國的啟示 ——俄國十月革命100週年祭

2017年11月22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16842字 ⁄ 字号

俄羅斯共產主義是古老的俄羅斯彌賽亞思想的轉化和變形:一方面探尋神的天國和真理的完整統一性;另一方面存在著國家獨裁化和集權、蔑視人權的危險性,抵抗這種危險性,只能依靠人的精神救贖。

    ——[俄]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的宗教闡釋》,1946年,巴黎

 

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出人意料,歷史演變的速度和規模常常超越世人最大膽的預言。俄國十月革命及其遺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爆發和存在的四分之三世紀,既被狂熱向往、擁護,又受到極度憎惡和反抗。無數人為之奮鬥犧牲,無數人為之死於非命,幾代人類都主動或被迫與這場革命發生聯繫。100年轉瞬過去,人們終於可以較為客觀而公正地回顧和評價俄國革命了。

1844年,俄國和美國都尚需二十年才將廢除農奴制,法國史學家夏爾•托克維爾就預言道: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卻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隨之而來的二十世紀以罕見的清晰軌跡和完整的歷史圖景驗證了這一預言。

為歷史科學增添榮耀的不是對大國的崛起,而是對大國衰亡的預言,——只有後者才更加驚心動魄地凸顯出人類本性可以期待的極限和世界歷史進程可能承載的底線。英格蘭作家喬治•奧威爾和俄蘇作家安德烈•阿馬利裡克曾同時把蘇俄鎖定在“1984”年。前者預言,蘇俄式的極權制度將淹沒全世界,人類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警察、秘探和監視器將泯滅最後的良知和智慧。後者則堅信:接受基督教曾延緩了羅馬帝國的覆滅,但未能使其免於必然的滅亡;同樣,馬克思主義推遲了俄羅斯帝國——第三羅馬的崩潰,但無力阻止它的挫敗。

奧威爾在1948年寫下他那陰郁絕望的《1984》後一年(1949),蘇俄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阿馬利裡克寫下世人不屑一顧的《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後一年(1970),蘇俄海軍五大航母集群同時在世界五大洋巡艦,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

與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和美國的歷程相比,蘇俄一登上世界歷史舞台就作出空前承諾,將建立一個人間天堂。還沒有哪能一個國家像蘇俄那樣,一開始就以人類和世界的名義,建立一個沒有地緣和民族觀念、卻充滿意識形態的古怪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蘇俄的“成就”舉世皆知:它否棄西方三百年現代文明的成就和經驗,公開聲稱與西方為敵;它把一種新的人類解放“福音“帶給世界,它自詡朝《舊約》以來關於人間天堂的烏托邦彼岸大大靠近了一步;它用三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用兩百年完成的工業化,把一個愚昧、落後、腐朽的三流國家改造成了一個超級大國;它在抵抗納粹德國的世界性大戰中居功特殊;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把核彈頭直接運到美國後院;它的國家哲學、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成為無數民族仰望和遵從的典範;它的原子彈、氫彈足可以多次摧毀世界;它對西方的最終取代和勝利,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蘇聯一度成為人類的希望所在,不僅成為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精神祖國,而且獲得了包括英國戲劇大師肖伯納、科幻小說家威爾斯、德國戲劇天才布萊希特、美國作家德萊賽、法國物理學家若裡奧•居裡夫婦、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西班牙現代藝術泰鬥畢加索、法國文豪羅曼•羅蘭、紀德等成千上萬名西方傑出人士的同情與向往。

僅僅在二十年代的美國,就有約翰•杜威、馬克斯•伊斯門、埃德蒙•威爾遜、張伯倫、斯蒂芬斯等知識界領袖人士遠涉重洋,懷著朝聖著的虔誠拜謁莫斯科,他們給美國帶回新奇的、挑戰性的、令人激動的訊息。與美國和西方陰郁的、使人沮喪的、可怕的經濟危機和末日般的滿目瘡痍相比,蘇聯社會充滿朝氣、活力、天真,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偉大的人民正在滿懷熱情地建設一個新世界。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是社會主義傳統的天然繼續,而且代表了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烏托邦理想社會的方向,蘇聯人民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完成美國自由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從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事業,從蘇聯人的試驗中,美國人民可以看見全人類的希望。他們公開鼓吹革命,革命不僅將帶來新的制度,而且在西方人民渴望精神有所寄托之時帶來一種新的宗教。1932年,美國52位著名知識分子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宣布投票選舉共產黨人福斯特。他們聲稱,只有共產黨人一心一意致力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革命,美國知識分子必須在逐漸死亡的世界和正在誕生的新世界之間進行選擇。

蘇俄這樣一個以解放人類為己任的國度、光芒四射的先進制度,其壽命怎麼也不會比羅馬帝國、奧匈帝國以及它所取代的沙俄帝國更短暫——它僅僅比因為過於狂妄在戰爭中灰飛煙滅的納粹德國更長命。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帝國,沒有被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扼殺於襁褓之中,沒有在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面前潰敗,卻在其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外交諸方面並無重大危機時,戲劇般地坍塌了。無論捍衛者或顛覆者,都沒有為之流血,更沒有戰爭,——甚至已沒有捍衛和顛覆者,只有旁觀者和突然失去職業榮譽的東西方“克裡姆林宮專家”們。要摧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動搖如此鞏固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搞垮如此光榮、偉大、正確的蘇聯共產黨,若欲顛覆和摧毀這個國家,只有兩種可能:整個西方聯手發動一場侵蘇戰爭,一次天翻地覆的自然災害。

這是現代世界的斯芬克思之謎。

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初世界歷史最重大的事件,從而根本改變了人類命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半人類都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那麼,蘇俄的潰散則再次變換了世界歷史的潮流。在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間,無論怎樣估計蘇俄衰亡造成的影響,都不為過。

同時,二十世紀的最大顯例、最大試驗、最大潮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然壽終正寢,代之而起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文明的終結”,還是又一輪更深刻更危殆的文明危機,抑或從俄、美“各主世界一半命運”的百年迷誤中走上一條新的人類自救之道?

包括雅克•巴爾贊、小阿瑟•施萊辛格、布熱津斯基、亨廷頓等美國(更早已有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新悲觀主義者”已從蘇俄的崩潰中看到美國的“衰亡和解體”。不言而喻,對於中國而言,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坦蕩博大精神洞悉、明辯、審問蘇俄的敗亡,是更為峻急的任務。

十月革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口號和理論體系進行的,與西方現代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直接的牽涉。馬克思是西方最後一個大體系創立者,信奉運用某種理論和歷史運動影響並決定人類社會的演變。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寫道:“巴枯寧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鐘聲》印刷所刊印問世。當時,西方認為這件事不過是文壇上的一件奇聞。”他們斷言,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同年,第二個《共產黨宣言》俄文本由普列漢諾夫翻譯在日內瓦出版。現在,最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難以苟同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俄國革命的論斷。索爾仁尼琴指出,馬克思的預言沒有一個被歷史應驗,但馬克思仍然成為俄國革命的導師。列寧認為,《共產黨宣言》是“科學共產主義最偉大的綱領性文件,其精神鼓舞和推動著文明世界全體有組織的正在進行鬥爭的無產階級。”1918年11月7日,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上斷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們用科學的分析證明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在於他們向各國無產者指出了無產者的作用、任務和使命。俄國處在一個幸福的時代,處在兩位偉大社會主義者的這個預見開始實現的時代。願一個個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都來提醒千百萬工人和農民:通過共同的鬥爭,我們一定會粉碎資本的壓迫,最終贏得社會主義!

無論列寧後來為對應俄國革命後的現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多少補充和修正,可以斷定,沒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宣言》,就不可能發生俄國革命。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儘管產生於歐洲,但俄國——只有俄國——才是這種西方社會理論最天然的實驗室,其中一個原因是,俄國正進入充滿危機的現代轉型,亟需某種具有強大魅力而又投合俄國激進人士靈魂的“先進理論”。——馬克思主義入主俄國,更深的原因是投合了俄國特有的彌賽亞救世主義。

同時,沒有俄國革命,沒有列寧,馬克思主義就只是西方19世紀若干激進主義和批判理論的一種,不可能在20世紀上升為世界性意識形態,籠罩一半人類。

事實上,馬、恩不僅把俄國革命的“准入”資格定於西歐社會革命爆發與否,而且對俄國革命的性質和前景一直保持著某種警惕。他們曾多次把俄國稱為“半亞細亞”國家,斷定俄國在“傳統和制度,性質和狀態”上屬於“東方普遍奴隸制”,完全缺乏《共產黨宣言》中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生產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結構。俄國如果發生一場旨在土地和一切資源國有化的革命,很可能會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曾反復提醒說,西歐的共產主義一旦被實際推廣到俄國(更不要說亞洲)時,將必然會“一方面產生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帶來奴役”。這時,共產主義將淪為“一種謊言,它的後面隱藏著極少數統治者的專制主義,這種謊言更加危險的是,它看起來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願”。恩格斯私下認為,巴枯寧擊中了要害。他在《關於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歷史》一文中強調,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絕一切專制,獨裁則絕對不被認同,“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預感到,有一種“預言家,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者,要求以這種身份取得政治獨裁和軍事獨裁。這樣,除了過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產主義外,又產生了某種伊斯蘭教共產主義”。

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一直反對在俄國這樣一個實行“亞細亞奴役制度”的專制社會中進行西歐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斷言,俄國革命將使沙皇專制制度復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營共產主義”的泥淖裡去。

列寧一度追隨馬、恩,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傳統抱有真誠的厭惡和深刻的警惕。1902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認為後者是一種“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統治俄國240年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黑暗的“普遍奴隸制”。列寧與馬克思的俄國大弟子普烈漢諾夫一樣,一度朦朧地看到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郁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會非常有力地向後轉。

但是,俄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狀況,卻遠比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思潮和社會運動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許不能稱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的革命,卻是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演變的產物,是一次異於西歐社會革命而別具另類意義的大革命。

幾乎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擴張同時,俄羅斯人開始了建立統一國家並向東推進的歷程。他們用了近五個世紀,翻越烏拉爾山、喀爾巴阡山,沿著伏爾加河,跨過鄂畢河、葉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亞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後抵達隔著白令海峽與北美大陸對峙的楚科奇半島、虎視東北亞的堪察加半島,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亞。當夜降臨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時,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才剛剛迎來東方第一道曙光。

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濃深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俄羅斯的地理環境更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俄國橫跨歐亞大陸,占據六分之一的地球面積,卻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羅斯在地緣空間向東綿延,與西方先後經歷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現代科術浪潮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和歷史斷層。

歷史的演進極為巧合地與地理特征相互疊加作用,共同推進了俄羅斯帝國的天命意識和救世主義。

從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弗拉基米爾大公與拜占庭結親並皈依基督教開始,俄羅斯便被某種天命的光芒所籠罩,俄羅斯人開始以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世界意識去看取東方和西方,開始以基督的名義,高擎十字軍旗幟發動“聖戰”,無論伊凡三世兼並諾夫哥羅德共和國、特維爾大公國以及立陶宛公國,還是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國,無論攫取烏克蘭、吞並克裡木,還是進占高加索、瓜分波蘭,俄羅斯人都是高舉聖像、以履行上帝意志完成的。

自從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壽終正寢,莫斯科從此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國。1510年,修道院院長菲洛費夫致書瓦西裡三世,聲稱上帝的意志明顯地指向莫斯科,宣稱莫斯科已經成為“羅馬與拜占庭精神和物質遺產的繼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羅馬皇帝的直接後裔,正在實現上帝的絕對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擔任基督教帝國的領袖”。莫斯科的王公貴族、僧侶、外交官和一般民眾,從此開始把俄羅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年,伊凡開始使用沙皇。從此,俄羅斯帝國統治者作為羅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西推進,作為蒙古帝國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東擴張,就成為伊凡使用雙頭鷹國徽的天命所在;從此,俄國開始自稱“神聖俄羅斯”。

但是,俄國與西方的差距並未因俄國歷史命運的演變而縮小,正是俄國自命的彌賽亞救贖意識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之間的“歷史張力”,加劇了俄國社會的深層危機。亞歷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對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黨人的覺醒和起義,極其戲劇性而嚴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國的內在矛盾。從此,俄國先進人物就開始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精神反抗和社會革命,從彼斯特裡、穆拉維約夫、雷列耶夫等十二月黨人到恰達耶夫、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喬夫…列寧,無論“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民粹派還是社會民主黨人,立憲派還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還是布爾什維克,都痛苦而憤怒地面對著一個凌駕於整個十九世紀知識精英苦苦思考、辯論和分歧之上的巨大現實,即以沙皇專制、農奴制和國家控制的東正教為支柱的俄羅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體現過基督教真理,俄國的絞刑、鞭刑、苦役制、第三廳秘密警察、書刊檢查制度和整個國家官僚機器的邪惡和罪孽以及一切“可恥可詛咒”的現實,與俄國宣稱了幾個世紀的神聖使命是如此悖反,俄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終極意義上的革命。

對沙皇制度的絕望和對西方的抗拒彙聚成俄國特有的虛無主義和激進主義。事實上,從彼得大帝以後歷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規模都遠遠不能填補俄國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對現實和歷史道路的幻滅感。1881年,“解放者”亞歷山大二世的被刺表明,沙皇制度已經無力與俄國本身共處了。而西方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失敗,傳達給俄國的訊息都變成對西方的俄式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月革命的爆發最終演變成俄國特有的末世論意義上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後俄國效法並趕超西方所引發的所有社會關系、思潮、事變的歷史性結果,也是西歐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造成的諸種歷史動因在俄國激起的回應。指責十月革命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經典共產主義譜系的變形和濫用,考證十月革命其實是一場武裝政變甚或一場東方式的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復辟,都忽略了俄國獨特的地理-歷史和制度傳統。在這場革命中,馬克思主義呈現著雙重意義,對於西歐派而言,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的革命代表了源自西方、歷史性地高干俄國歷史的西歐先進的工業文明,從而為這場革命奠定了一種類似基督教為羅馬帝國正名那樣的世界性正統地位;對於斯拉夫派而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意義在於,它代表源自西方同時挑戰和否定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文明的世界性真理,證實了俄國社會和歷史中某些獨特而優越的因素。對於列寧、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領導人而言,正如約翰•裡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觀察到的那樣,“它是一個冒險,而且是歷來人類所從事的最驚心動魄的冒險之一。布爾什維克領導著勞動人民,以疾風驟雨之勢掃清了歷史的陳跡,把一切都孤注一擲地放在他們那迫切又偉大的希望上。不論人們對於布爾什維主義的觀感如何,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事件之一,而布爾什維克的興起則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非凡的大事。”

如同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和五百多年前“第三羅馬“彌賽亞主義的降臨構成了俄國歷史的基本框架一樣,起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命運的結合,再次改變了俄國的命運並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的重大變異。

俄國一改與西歐相比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形像和心態:專制、愚昧、黑暗、落後……,俄國革命借助戰爭完成了一次歷史性轉換:俄國不再是西歐資本主義的仿效者,而是新世界歷史的引領者,“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消除人類躁狂精神病周期性發作的悲劇,並為人類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礎”(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把首都由彼得堡遷回莫斯科,俄國斯拉夫主義的古老幻想由紅色共產主義實現,歷史真理的光芒從此由克裡姆林宮放射而出,將照亮巴黎、倫敦、柏林等西方資本主義的黑暗角落。

俄羅斯一千年中時隱時顯的彌賽亞主義終於通過革命獲得了啟示錄式的外觀,“第三國際”與“第三羅馬”之間不僅具有驚人的數字巧合關系,而且具有若干相同的特征。法國共產黨大會上曾經傳聞: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但現在全世界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祖國和首都:俄羅斯和莫斯科。俄國古老的彌賽亞由此獲得了新生,俄國的工人、農民和全世界的工人、農民,都同屬一個階級,一種新的選民,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轉換成了新的國際主義,德國和日本以及後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對蘇俄的威脅和遏制,成為以蘇維埃俄羅斯救世主義的現世物證。

列寧生前已預感到,俄國革命可能由於布爾什維克領袖之間的分裂而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並以其最後的生命反復告誡說,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還微不足道,在一個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法令,按共產主義原則來管理國家,是行不通的,是共產黨的自大狂。並組織了工農檢察院(歷史無情地嘲弄了這種把完全無知的工人、農民拉扯到國家最高權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義和歷史笑柄),並且在其遺囑中逐一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個人品德”(人們不難發現,列寧這些戰友和學生們,沒有一個具有超凡脫俗的美德和天才),並且用極其明確的措辭要求把斯大林“撤下來”,因為這個“半亞洲人”“太粗暴”,“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列寧懷疑他“能否永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

不能用普泛道德和一般政治心理衡量列寧,雖然對俄國革命偏見甚深的西方反蘇反共人士都承認,列寧本人不是權力狂,理想和獻身精神是列寧身上最動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權力與脆弱易變的人性之間,列寧來不及、也不可能設計一套確保革命政權不被篡奪、革命權力不被出賣、革命目標不被背叛的制度(歷史證明,在俄國,根本不存在建立這樣一套制度的條件)。列寧從來不擔心俄國人在他領導的革命和創立的政權下將經受何等悲慘的苦難。邱吉爾不否認列寧的目的是拯救世界,但他的方式是先摧毀世界。

幾乎與此同時,關於俄國革命歷史命運的論爭開始出現。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是第一位為俄國革命歡呼和辯護的歐洲革命家,“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領導俄國革命的聰明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決不會自認為他們在事件紛至沓來的情況下出於萬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為,會被國際當作社會主義政治的崇高典範,決不會自認為對這種典範只能毫無批判地頌揚和狂熱地摹仿。”這位被資產階級稱為“嗜血的羅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發出嚴重警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集會和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會逐漸滅絕,社會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來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必然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開了。”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領袖卡爾•考茨基發表《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一文,預言俄國革命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政變”:“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原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他們由於軍隊紀律的松懈而篡奪了政權……卻又建立了一支新的嚴守紀律的龐大軍隊。他們原想鏟除階級差別,卻又制造新的階級差別……。”

一個世紀後,人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些並非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歐洲共產主義人物的憂慮和告誡,雖然十分刺耳,卻是對俄國革命另一種命運的真實描述,是被後來的恐怖圖景驗明的真實預言。列寧那樣一位幾乎沒有偏私、並不貪戀權力的革命領袖,始終沒有接受這種“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針對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蘭西語)。列寧對考茨基的咒罵、對盧森堡的挖苦表明,俄國革命不遵循任何西方道德邊界,一旦征服了俄國,一切都取決於對政權的捍衛,直到共產主義終極目標實現。

事實上,由於俄國的歷史環境,面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現狀,列寧只能全力以赴地為維護和鞏固革命成果而戰,幾乎不由自主地屈從於革命內部專制極權的強大邏輯,並公開主張獨裁:“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是屢見不鮮的。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這就只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這種服從可以通過最嚴厲的獨裁形式來實現。”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生前已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領袖和政治導師,但他們一天也沒有實際掌握權力,更沒有在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非西方國家掌握過最高權力,他們完全不可能設計一套對革命領袖進行監督、制約、裁決、罷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典型的烏托邦浪漫主義,關於權力、工資、軍隊、警察的設想完全沒有超過托馬斯•莫爾和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們的水平)。事實上,無論俄國革命具有多麼特殊的歷史地理文化傳統,布爾什維克在根本世界意識和目標上,只能遵循馬克思主義。

剛剛登上歷史舞台的布爾什維克迅速顯示了與沙皇俄國迥然不同的統治風格。沒有列寧,十月革命很難爆發,即使爆發,也全然兩樣。事實上,列寧從1893年在聖彼得堡接受馬克思主義到1903年建黨到1917年顛覆俄羅斯共和國到1924年去世,已經奠定蘇聯的基本制度和統治風格:確立共產黨絕對統治(將當年致力推翻沙俄的民主立憲黨人悉數逮捕驅逐槍決,1924年頒布蘇聯憲法);共產黨絕對控制所有資源(1917年9日發布《土地法令》,立即廢止私有製);建立秘密警察統治(1917年12月20日成立“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持續74年);滅絕宗教信仰(關押殺害大批宗教界人士);鉗制思想,意識形態至上(1922年驅逐知識界精英,成立“鼓動宣傳部”);消滅一切反對派(殺害尼古拉二世全家,鎮壓喀瑯斯塔得水兵起義);建立永久性勞改制度(遍布全俄的“古拉格群島”);毀謗並顛覆西方自由民主;手段和策略服務於不變的目標(簽署布勒斯特條約、推行新經濟政策);輸出革命策動叛亂(建立“第三國際”),建立國際共產主義統一戰線,提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口號(扶持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

歷史表明,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還是盧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寧本人,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關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的取舍,會成為最致命的抉擇。他們誰都沒有想像到,到了斯大林身上,個人迷信、個人專斷、個人獨裁會發展到怎樣畸型、病態、可怕和恐怖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權獨攬的25年期間,共有3,778,243人死於非命;1991年6月14日,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現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成為斯大林鎮壓犧牲品的人數的下限是2,200萬(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統計),上限是6,600萬(列寧格勒大學教授庫爾干諾夫統計),其中還不包括由於斯大林的錯誤,在衛國戰爭初期死亡的幾百萬人口。這些數字,比羅曼諾夫王朝三個世紀專制統治消滅的俄國進步人士的總數恐怕還高出幾百倍、甚至幾千倍;比從馬克思到列寧、“科學共產主義”問世以來各國資本家、地主、反動派殺害的共產黨人加起來的總數,還要高出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蘇俄74年的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的歷史。人類歷史上最人道、最正義、最神聖的主義和事業,在四分之三世紀裡,竟然墮落成歷史上最專制、最虛偽、最暴虐的制度。俄國近一個世紀的救贖精神和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歷史運動,淪落為一場徹底的亞細亞全面專制復辟,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風格和味口,把蘇聯共產黨改造成個人獨裁的工具,從此,黨的最高法定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最後連政治局都形同虛設,黨的領導、工農聯盟、人民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變得毫無任何實際意義。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完全凌駕於黨、人民和國家頭上。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偶像崇拜和領袖拜物教,人類文明史上最肉麻最虛偽最無恥的詞語被制造出來,斯大林被稱頌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天才中的最天才的”、“偉大中的最偉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察”的“神”,是“各民族人民最親愛的父親”、“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和導師”、“有史以來一切民族、一切偉人中最偉大的人物”、“共產主義大廈的天才設計師”、“我們星球上最偉大的人物”、“人類的大救星”、“全世界的太陽”……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為世人側目的斯大林遺產——個人崇拜不可能產生。

1946年,別爾嘉耶夫在巴黎寫道:

    共產主義是俄羅斯的命運,是俄羅斯內在命運的組成部分。它將被俄羅斯的內在力量所鏟除。共產主義應當被克服,而不是被消滅。共產主義以後到來的那個更高階段應當容納共產主義的真理,然而,是擺脫了謬誤的真理。俄國革命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

七十年後,人們不難得出結論,別氏對俄國革命命運的預斷雖是歷史哲學、甚至宗教唯心論意義上的,卻比所有東西方俄國問題專家都更精確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歷史-精神“三部曲”。

對於俄國而言,共產主義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歷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共產主義在俄國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舍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產主義”這個詞裡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他們從俄羅斯民族性格和俄羅斯精神的歷史命運中意識並確信,共產主義必須符合幾項基本原則: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合作,人道主義和高質量的個人權利、民主和正義的社會關系,以及貴族的綜合美德。他們對俄國革命的實際發展越來越持懷疑態度。從1929年“新經濟政策”停止、斯大林“全盤集體化”、“階級鬥爭尖銳化”後,俄國人對這場革命已經失望,認為它既失掉了俄羅斯的民族性,又失去了人類性和世界性,已經淪為斯大林為首,一批權欲熏心的官僚和劊子手的專制帝國,在精神和道德上甚至低於彼得大帝、葉卡捷林娜二世和亞歷山大一世等沙皇。

1973年9月5日,索爾仁尼琴發表《致蘇聯領導人》的公開信,這位從古拉格群島上生還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蘇共領導說,“當我們看到婦女們鋪公路、鐵路時背著沉重的擔子,我們的心怎麼不為這種羞恥和憐憫而感到發緊呢?怎麼還有心思去支持古巴和全世界的革命者呢?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帝國的人民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如果我們還認為自己是俄羅斯的兒女,那麼我們再不要去發明什麼國際任務,先救救俄國吧,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正處於精神破產的狀態之中!”

十八年後,蘇聯解體,索爾仁尼琴的預言和告誡應驗了。1994年6月,索爾仁尼琴返回闊別二十年的祖國,他橫穿西伯利亞,每到一站都親吻俄羅斯土地,他最後公開送給自己民族的話是:

    俄國只有從帝國的偏見和專制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俄羅斯靈魂才能復活。俄羅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狀況,然而,在我們精神王國裡指引我們的那顆星,仍然閃耀著真正的光輝,千萬別讓它消失……

蘇聯解體後,最撼動俄國人民心靈的是大量、連續、充滿悲苦的俄式招魂。1994年1月1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發布命令,宣布參與喀琅施塔得事件者無罪;1998年7月16日,在島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祈禱式中隆重舉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為“俄國歷史上這極不光彩的一頁、這一無恥的、毫無意義的暴行”懺悔。這位十年前還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尊的“民主俄羅斯之父”向歷經磨難的俄國社會強調,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是民族和解的像征,是為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二十世紀是俄國失去和諧的世紀,血腥的世紀,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懺悔,依靠種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個世紀。必須把歷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其實,十月革命及其變形記是沒有歷史經驗可以總結的,導致它們發生的歷史條件已永遠消失,指導它們的理論環境也已徹底破產,推動和引導它們的人絕不可能重新出現。它們留給後世的,是沒有先例的烏托邦幻景和悲劇二重性。美國俄國問題專家羅伯特•丹尼爾斯曾指出:“蘇聯的試驗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和偉大理想蛻化變質的歷史。這種遭遇是辛酸的,也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兩種缺陷一開始就存在:一個是物質缺陷,一個是精神缺陷。……現在,所有的標記都失去了它們的意義,一個新的幽靈又在地球上徘徊,它只不過還戴 著有百年歷史的面具而已。它的崇拜者和敵人對它都同樣感到迷茫。”

革命都會帶來暴力、流血和不幸,俄國革命的悲劇在於,它太執迷於其偉大、神聖的末世論目標,以至於不惜完全退到涅恰耶夫式的革命崇拜狂:用鋼鐵般的革命統治覆蓋俄國,一切都必須讓位於革命,革命者是決定命運的立法者,他沒有個人利益、個人事業、個人感情、依戀、財產,甚至名字,他完全為一種唯一的利益、一種思想、一種戀情所支配:革命,他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為的是推翻這個世界,對於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就是革命,這是列寧和斯大林反復強調的話,革命者消滅所有妨礙它達到目的的人,誰還珍惜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就不是革命者,就是革命的敵人……。這就必然導致這樣一個結果,革命意味著與俄國歷史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切成就,最後與人性和文明為敵,由此采用的手段必然導致空前的暴力、專制和災難,手段代替了目的,並成為目的。

俄國革命沒有、也不可能實現它那美妙的理想,始終沒有建立起比西方社會更文明的現代社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博愛一類普世價值日益變成更遙遠的幻景。最可悲而無法為之辯解的是,不是別人,正是俄國革命領袖們的自身命運出現了整體悲劇結局。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李可夫、拉狄克、皮達可夫和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加馬爾尼克、葉卡羅夫等十月革命的締造者和英雄被革命成批地吞噬了,列寧、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仁斯基、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托姆斯基、伏龍芝、奧爾忠尼啟澤等人之死充滿了疑團和陰謀。更讓後人唏噓感嘆的是,革命領袖的妻子們永遠不能擁有十二月黨人妻子們那樣讓俄國充滿崇敬和自豪的人生紀錄: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雅在七十歲生日第二天突然死去,她的檔案被洗劫一空,她生前甚至不能發出抗議,斯大林曾威脅她說,如果她不識時務,黨會拿出證據,證明另一個女人才是列寧的夫人。基洛夫死後,他的妻子瘋了,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本人雖然逃過了斯大林的鐵爪,但他們的夫人卻飽嘗鐵窗之苦。布哈林夫人在丈夫被處決後,曾在水牢裡挨過半年,又在集中營和流放地被囚禁了十八年,然後用了近五十年時間為丈夫平反昭雪而奔走,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斯大林夫人則在難以忍受的痛苦絕望後,選擇了自殺。

由於俄國革命漫長而可悲的破產記錄,跨越十九和二世紀、最著名的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徹底失效了。全世界無產者沒有在俄國革命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沒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聯合起來,也沒有在“冷戰”中聯合起來,更沒有在蘇聯解體、蘇共下台後聯合起來。就連俄國的無產階級也從來沒有聯合起來,他們甚至沒有在俄國革命壽終正寢的時刻挽救革命。最大的歷史反諷是,全世界無產者沒有從道義和理想上聯合起來,全世界資產階級卻以資本、技術、市場和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實行了空前的全球聯合,不僅逼退並取締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聯合,而且把後者變成了世界的孟什維克少數派,讓自己上升為世界的布爾什維克多數派。

俄國革命難以避免的悲劇在於,它所擁有的歷史條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與它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物質、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鴻溝。然而,俄國在承攬解放人類這一偉大目標時所表現出的氣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這場革命淪為悲劇的過程充滿了一種英雄主義和殉道精神。俄羅斯為全人類貢獻了一出有史以來最大烏托邦悲劇而占據著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特殊地位,由於其地理環境、歷史命運的人類性,俄羅斯的啟示屬於全世界。

蘇俄這樣一個以解放人類為己任的國度、被烏托邦幻景魅惑的社會,其壽命卻遠遠趕不上羅馬帝國、奧匈帝國以及它所取代的沙俄帝國。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帝國,沒有被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扼殺於襁褓之中,沒有在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面前潰敗,卻在其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外交諸方面並無重大危機時,戲劇般地坍塌了。無論捍衛者或顛覆者,都沒有為之流血,更沒有戰爭,——甚至已沒有捍衛和顛覆者,只有旁觀者和突然失去職業榮譽的東西方“克裡姆林宮專家”們。要摧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動搖如此鞏固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搞垮如此光榮、偉大、正確的蘇聯共產黨,若欲顛覆和摧毀這個國家,只有兩種可能:整個西方聯手發動一場侵蘇戰爭,一次天翻地覆的自然災害。

跟蘇聯崛起一樣,蘇聯解體事無數緣由綜和作用的結果。究竟何種力量導致了這場空前的實驗突然歸於破產,這是當代俄國的斯芬克斯之謎。

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等領域,俄國直到分崩離析時刻,並未顯示出亡黨亡國不可逆轉的徵兆,一種不能量化、無法理性分析的力量,被忽略了,——俄國人民不能永遠忍受奴役和欺騙的天性,尋求自由、真理和幸福的精神,是共產極權主義蘇聯土崩瓦解的無形而不可逾越的力量。

在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關頭,沒有一個俄國人、甚至沒有一個蘇共黨員、沒有一個紅軍士兵,為挽救蘇聯而流一滴血。——沒有比這種罕見的歷史現像更能表明蘇聯為俄國人民唾棄的教訓:蘇聯這個紅色帝國最終不能征服俄國人民,因為它喪失人心,因為俄國人民依然高貴並且懷有理想。

由於俄國的特殊傳統(沙皇專制、農奴制、第三廳、秘密警察、民粹派、民意黨人、布爾什維克……),斯大林雖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局部範圍內和有限時空裡發動一般群眾揭發、檢舉、聲討各色“敵人”,但他建立恐怖暴政的主要工具是內務部、審判機關、秘密法庭、集中營、強勞營和行刑隊,其風格是直接的、秘密的、大規模地肉體消滅。蘇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後三年)才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逐漸知道斯大林對黨內老布爾什維克鎮壓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從索爾仁尼琴那裡窺見了遍布俄羅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歷史。俄國歷史的苦澀和力量在於,正是因為人民長期處於與真相隔絕的境地,一旦發現斯大林主義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質,他們的震驚、幻滅和憤怒,就足以摧毀任何強大的專制帝國;一名欺騙和奴役了幾代俄國人民的暴君,一場完全背叛了俄國人民的血流成河的“試驗”,一個早已不代表俄國人民的暴政,與兩手始終干淨、內心仍然高尚的俄國人民之間,可能共存於歷史,卻絕對不能持續到永遠。

俄國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場,有一個真正體現了歷史辯證法的緣由。它那偉大、神聖、終極性的目標雖然被背叛,被嚴重變形,被手段取代,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滅絕,相反,作為一種莊嚴崇高的歷史承諾,它一直潛藏於歷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後的監視器和防波堤,它從暴力、謊言和鮮血中拯救下來的救贖精神和道德遺產,已經並繼續成為俄羅斯靈魂復活的新基礎,它的報復雖然無形,卻具有最強大的力量,雖然無情,卻使俄國和全人類獲得最珍貴的啟示。

以賽亞·伯林在《蘇聯的心靈》中,盛贊薩哈羅夫:他完完全全屬於俄國高貴的傳統,他的難以置信的勇氣,始終不渝地獻身真理是我們時代最純潔最善良的完美典型,他文雅至極並具有巨大的道德魅力。伯林強調《薩哈羅夫“並不孤獨在經歷了恐怖歷史後,他所屬的俄國知識界還能在瓦礫和灰燼中幸存下來,——這簡直是個奇蹟。伯林指出,19世紀俄國知識階層的思想和行動還沒有退出歷史舞台,這是一個新啟示。他最後預言,俄羅斯是一個偉大民族,擁有無窮的創造力,一旦他們獲得自由,說不準他們會給世界帶來何種驚喜呢!

十一

久經磨難並保持救贖精神如索爾仁尼琴才能發出先知式的忠告:

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包括蘇俄人民在內,都不能依賴外界的援助。如果瘋狂的中共和蘇俄統治者之間發動了戰爭,整個世界都會作壁上觀的,說不定他們內心還會感到莫大的安慰。我們受迫害的兩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產政權,絕不讓無益的民族仇恨曚蔽了耳目。

我們不知道(馬克思)共產主義會爲禍世界多久,記得有人曾經在一百三十五年前向當時若干大帝國的領袖們說過,在歐洲的一小撮烏托邦共產黨徒們,會用鐵和血征服世界。可是這些領袖對他這種狂言都認爲不値一笑。我們不知道人類歴史還要走多少稀奇古怪的曲折道路,我曾經表達了我自己的推測:全世界的(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或許比蘇俄和中共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制度存在得更久,還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不過我們兩國人民飽經苦難,喪失甚多,畢竟正在邁向自救和復興的道路

舍斯托夫借希臘神話比喻俄國命運,因為馬克思列寧的“理性哲學企圖用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壟斷,要求人們在法拉裡斯的公牛中找到幸福”。公元前六世紀西西裡暴君法拉裡斯發明一種酷刑,將人鎖在空心銅牛中加熱至死,被害者尖叫聲經過銅管變成公牛的叫聲。舍斯托夫稱,這是一個質樸的真理:在法拉裡斯的公牛中不可能找到幸福。蘇聯這頭公牛,曾禁錮了俄國達74年,強迫俄國人民忍受奴役和不幸。蘇聯興亡的歷史表明,俄國人曾經被烏托邦幻景迷惑,但仍然擁有反抗暴政、摒棄帝國的精神力量與道德勇氣。再引用一則希臘神話:古希腊神話英雄赫拉克勒斯一夜之間將三十年沒有打掃過、臭氣熏天的奧吉亞斯牛圈清掃乾淨。俄國盛產暴君、惡棍、歹徒,也擁有英雄、豪傑、聖徒,在經歷了血流成河的浩劫後,俄國需要自己的赫拉克勒斯。

十二

1982年,索爾仁尼琴在台北中山堂以《致自由中國》為題發表演講。三十五年過去,這名20世紀俄羅斯先知的睿智依然光芒四射。他告誡1800萬台灣人:在你們面臨危亡之際,你們會有全世界最堅強的盟友,那就是億萬中國人,他們的同情與支持,就是你們精神和士氣的最大支柱。

台灣國民黨罔顧這一告誡,偏安自辱;民進黨更睚眥必報,偏狹自愚。索翁還告誡中國人: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包括蘇俄人民在內,都不能依賴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受迫害的中俄兩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產政權。讓我們兩國人民保持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友誼,絕不讓無益的民族仇恨曚蔽了耳目。今天,俄國已掙脫馬列主義噩夢,尚未走進自由和救贖的光明,中國則狂妄於紅色帝國意欲,已成為世界危機的淵藪。

對於中國,蘇聯的興亡別有一番啟示: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它遭遇多麼深重的劫難,經歷何種暴政,只要不放棄對真理的探求,堅守傳統價值和內心理想,並珍惜人類公義與天賦人權,就可能迎來文明的暑光。無數人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將凝結為人類反抗黑暗追求幸福的悲劇史詩。

俄國十月革命即將迎來其100週年,俄國人民會以十分複雜的心緒紀念這個日子。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還在企圖為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還魂,還夢想蘇聯帝國東山再起,這就是中國。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重申毛澤東1949年向斯大林的投名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習近平理當知道,19世紀從西方刮來的黑風馬克思主義及其俄國餘烈列寧斯大林主義,曾讓俄國、東歐國家付出6000萬人命,馬列主義及其中國變種毛澤東思想讓8000萬人死於非命,北朝鮮、柬埔寨等國飽嘗地獄般的痛苦。習近平冒天下之大不韙,重新祭舉共產主義血旗,正把中國和世界推進新的浩劫。人們拭目以待的同時不妨重復毛澤東下一句話: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列寧斯大林施行暴政,但最終敗在俄國人民的良知與勇氣前,可以斷言,中共若怙惡不悛,只有一種結局:萬劫不覆。

(王康:旅美独立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