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 (上)                                                                                  

2017年11月22日 专题研究,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29967字 ⁄ 字号

                                       

  提要:本文作者程晓农先生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文章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得出了这一结论。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以来,到今天为止,除了北朝鲜逆向转变为金家王朝之外,其他的红色政权或者早已完成转型,或者转型在路上。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斯大林模式的原初制度完全分崩离析。但是,原社会主义各国的转型过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本是同根生,缘何路相异?为什么各国未走向同一方向?倒底哪条道路更好?假如某条道路比较成功,其他国家能否仿效?这些难题横亘在转型国家的思考者胸中,业已有年,却始终无法从国际学术界求得现成答案。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是我近30年来一直潜心研究的领域,多年来发表了不少文章,也积累了不少体会。1990年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同年秋天即通过相关考试,申请攻读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项目。时值中国“六四”之后政治大倒退,而苏联则正在推行政治改革,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感慨万端。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从事中苏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希望从中获得启迪。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一个国家,属于国别研究,而将多个国家的情况分析对比,则属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发现单一国家转型研究中无法发现的诸多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同时研究中、俄这两个主要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及其现实和理论意义的学者寥寥可数,外部观察者的认知局限性是原因之一,而语言障碍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能从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借助了原有条件,也倚赖后来有目的之准备。作为八十年代在国内参与经济改革政策研究的学者[1],这一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很多当年经济改革决策过程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2]。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学了俄语[3],然后多次到俄国参与学术交流,并与俄国学者一起用长问卷对实施了私有化的几十个企业的追踪调查,也分析了1993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俄国主要民意调查的详细资料,因此得以从微观层面深入观察俄国的转型过程和经验教训。当我把对俄国的研究与对中国的研究综合思考后,发现了许多以前从单一中国视角难以认知的重要问题。

这次《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约稿谈转型问题,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读者们分享。本文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全新理解,并分析三种推动转型的基本社会力量,即异议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的原共产党干部、仍然掌控权力的共产党精英,以及这三种推动力量分别造就的三种转型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笔者用透明、参与、公正这三条标准来评价这三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从中引导出中心结论,即转型的路径依赖,关键在于价值观重塑,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在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下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推进。希望此文能稍稍填补一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空白,既求教于感兴趣的思考者,也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讨论和关注。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起点与走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起点相同,本文便从这个起点谈起,然后引出转型的三大内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逻辑上的可能走向。

   

    1、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洗脑制度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多半是在苏联指导下建立的,也都以苏联的斯大林式制度框架为样板,因此同根同源。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与苏联模式相关联的有两个关键词,即描述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国家”( totalitarian state)和描述经济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极权主义国家”指“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力并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政治制度(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the state holds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society and seeks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herever possible)。[4]”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治领导人采用严厉的全方位控制,剥夺国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和举动。所谓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国家机器运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对民众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日常社会活动等,实施无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民众不但没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业自由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也没有思想自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要由政府来规定;它用日常化的监控和惩处来制造恐惧,迫使民众因害怕而无条件地服从。

         “国家社会主义”[5]通常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首先由苏联创立,然后在二战后被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制度大体上包括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闭关锁国、推行以军工为重心的工业化等。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集权制度和计划经济。所谓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主要是指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策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为此设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有一系列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管理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管理外贸的外贸委员会,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以及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上述部门所属,决策通常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

 

         所谓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有关生产和所需人、财、物的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汇总来自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关于生产和物、财、人的计划;然后,经过修改并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给中央政府的综合或专业管理部门及各省计委,由它们再进一步分解,下发给各自的下级单位,作为经济活动的参照指标。经济计划指标一旦正式下达,就不容许再轻易变更,上级部门将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在于,它不可能充分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客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一年计划任务。为了计划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响计划数字的经济参数(如物价、工资、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变,因此所有人的工资、所有商品的物价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

 

         苏联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鼻祖,也是“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创始国,它的计划经济管理的历史最悠久,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最丰富[6],计划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也最先进[7]。即便如此,苏联的国家计委也只能管理2,500多种商品。由于计划经济只能管理数量有限的产品,扣除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产品后,国家只能生产设计老化、品种有限的若干消费品,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况。中共建政后实行的是苏联手把手教出来的苏联模式经济制度,但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远远不如苏联,比如,中国的国家计委在改革前只能管理1,300多种商品,仅及苏联的一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由于计划管理部门习惯于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上报的资金、物资申请报告上打折拨给,下级也习惯于虚报所需数量,最后必然出现资金和物资的“短缺”;同时,由于下级无偿获得资金、物资,因此财务预算是软的(即“预算软约束”,欠债不必还,亏损不处罚),因此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就有“投资饥渴症”。[8] 他的分析曾在西方、中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当中得到共鸣。

除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整套思想控制制度,其目标是建立政府所宣扬的道德与价值观,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对民众洗脑,同时封杀打击任何异端思想和言论。之所以把这套思想控制制度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讨论,原因在于,思想控制制度会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社会行为;而在转型过程当中,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会通过民意(和选票)影响政治、经济制度的走向,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前提。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行为、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边界内有很多事属于做了以后虽不违法但却违反社会公德。道德的社会功能是约束人们的言行,以服从社会道德标准,遏制人们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盲目追求。同样,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不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事物,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决定的。所有红色政权建立之前,民间本来就有道德观和价值观,但红色政权建立之后都通过洗脑及相应的奖惩机制,改造了社会上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共产党建政之后要树立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时摧毁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与价值观念。红色价值观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的机械教条,而是经常随着当局和领袖的需要不断变换版本,以致于经常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但灌输者从不承认它弃用的旧版本曾误人子弟,甚至害人终身,即便是早已被抛弃的旧版红色价值观,百姓也不得“妄议”。在毛时代,忠于毛就是最大的道德;到了邓时代“富起来”成了天然正确的“道德”,但当局从来不允许民众质疑,毛泽东的主要方针路线都被彻底否定了,为什么不能批判毛泽东。

洗脑制度不仅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价值观扭曲,还培养出反常的社会行为。事实上,老百姓并不完全接受“洗脑”制度的宣传,但在政治高压下又必须做出臣服顺从的姿态,因此两面人行为便成为常态,即“私下场合说真话,公开场合说假话”,在共产党国家这是普遍状况[9]。共产党通过政治高压和强行洗脑,加上种种政治、经济处罚,使得民众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很多人渐渐就把共产党的宣传“融化”成内在的、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观了。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里有一个相关概念,即“社会化”,指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受家长、老师和朋友三方面的影响,一旦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后一生当中便较少改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老师就是洗脑制度的执行者,而家长为了保护子女,不得不培养他们做两面派,让子女表面上必须接受洗脑制度的一切说教。一旦老百姓都按照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思考行事,共产党用“笔杆子”就可以轻松自如地维持统治。不仅如此,诬陷、出卖等不道德行为都被洗脑制度正当化了。中国“文革”时期的互相检举揭发,今天大学校园里密报老师的“学生信息员”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评论员”、“网络监管员”等21世纪的匿名线人,都是洗脑制度的有毒产物。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全面败坏时,民众不但丧失了是非标准,也不愿辨明是非,每个人都盘算着如何对我个人有利,这样的社会便朝着糜烂的方向迅速滑坡。

      

        2苏联模式的形成:内生型还是植入型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苏联模式不外有两种:内生或外部强力植入。一个国家之苏联模式的形成采用哪种方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苏联模式的亲和关系。任何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民族主义情绪与苏联模式十分贴近,则苏联模式的维系将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保护;如果苏联模式被认为是外来的有害制度,那么,苏联模式将遭到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红色政权的建立都与苏联有密切关系,或是援助加指导,扶持当地共产党在内战中夺权政权,或以占领军为后盾,强行建立红色政权。笔者称前者为内生型,这类红色政权是在国内革命和内战中生长壮大的;对后者,笔者称之为植入型,这类红色政权具有明显的傀儡政府特征。中共是内生型红色政权的典型,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则是植入型红色政权的典型。

         苏联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扶持各种形式的左派政党(包括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等),希望通过这些友党扩大俄国红色政权的国际势力范围,为此设立了“共产国际”,为外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提供政策建议和经费、甚至把武器运到外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中共与俄国(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就是如此[10],中共的成长壮大,处处都能看到苏共那只“看得见的手”。中共这样的内生型红色政权经历了成长壮大、最后夺权全国政权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红色干部,他们都是本土派,而不是从莫斯科临时空降来的“国际派”。由于这样的革命带有本国土生土长的特性,与民族主义有着天然的血缘关联,所以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比较容易把爱国与爱党、爱红色革命、爱红色政权划上等号,而较少民众的质疑。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也同样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但这些红色政权不是土生土长的红色革命产物,而是二战后苏联占领军栽培支撑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在莫斯科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11],或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东欧各国战前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的,在当地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干预和协助下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反抗。这种镇压恰恰强化了当地红色政权的傀儡色彩,而民众对苏联代理人政权的不满则很自然地与民族自救、国家独立挂上了钩。对不满的民众来说,苏联模式是外来的压迫本国人民的殖民制度,要爱国就得反对苏联模式。这种社会认知与中国民众对本国苏联模式的看法截然不同。

 

         3、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三个支点和三种可能走向

         从上述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一基本架构来看,制度转型就是告别“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也结束洗脑制度。由此出发就提出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这两个必须完成的使命:前者是为了结束“极权主义国家”,以民主制度代之;后者是为了终结“国家社会主义”,以自由经济代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两大支点,也是人们通常关注的两大领域。除了这两个支点之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通常被人们忽略的基本任务,即制度转型的第三个支点,那就是抛弃洗脑制度并实现社会转型。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前从未有人这样讨论过。社会转型指的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尽量清除红色政权洗脑制度留在每个公民脑子里的遗毒,然后让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道德观念重新在人们的脑子里建立起来。转型国家开始政治、经济转型时,民众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否则,他们若仍然按照旧的价值观行事,那么,一旦选举政治取代红色政权时代的权力配置,民众的选票可以极大地影响参选政党的政策走向,而政治和经济转型朝向哪个方向,很可能被民众的旧价值观所左右。比如,如果多数民众仍然希望保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和福利制度,那么,哪个政党的政策迎合这样的社会预期,哪个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一旦这样的政党当选,它指导下的经济转型就可能是个“半吊子工程”。再如,若候选人和选民都认为,候选人在选举前给选民一点现实的好处,比如现金,选民就愿意投票支持他,那么这种不良互动就会造成贿选,这时候选民期待的不是候选人当选后对选民如何负责,而是选前能从候选人那里拿到多少好处,这在台湾曾发生过多次。

         要顺利完成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除了政治和经济转型之外,社会转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社会上多数人都接受了一套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的道德、价值观念之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才可能走上正常的轨道;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或根本未展开,政治和经济转型很容易遇到障碍或走上歪路。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完整的制度转型包括三个互相支撑、互相制约的支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这三重转型就象一个三条腿的板凳,少了哪一条腿,板凳就会倾斜不稳。

         在引入社会转型之前,人们通常以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就是制度转型的全部含义了。毫无疑问,这两重转型是制度转型的基本内容;但社会转型其实比政治、经济转型更重要,不仅仅因为它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质量,还因为社会转型比政治、经济转型更艰难。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都有样板,那就是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设计起来并不费力,实施过程可能曲折多艰,但至少可以由新的政府主导,画出蓝图,逐步推进。而社会转型就不同了,在民主化过程中原来的洗脑制度被抛弃了,新的政府自然不能推行新的反洗脑制度。那么,社会转型由谁来实施,当然新政府不能全盘包办,否则就是红色政权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复辟。如果新政府放手让民间自行实施,那由谁来负责,又如何推进,实施效果可能如何?既然社会转型不能是强制型思想运动,又如何让社会成员自发主动地参与?这些问题从社会科学三大领域的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答案;不仅如此,自发的社会转型可能出现什么结果,这也是任何转型国家的政治或社会力量无法把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是一个“把鱼汤煮成鱼”的过程,比建立红色政权那种“把鱼煮成鱼汤”的过程,不知道难多少倍。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可以一帆风顺地顺利完成转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以前人们对转型的理解是狭义的,他们把制度转型理解成单纯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正是这种狭义的理解往往误导人们,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就一往无前,再无反复曲折了;而在这种错觉的引导下,人们又可能对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期望很高,事实上这样的期望经常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现实脱节,由此又带来人们的失望和不满,甚至诱发对共产党时代的怀念。笔者认为,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设计可以预期、其转型过程可以操作,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社会转型既无制度设计,亦无操作途径,全靠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几乎是个不可调控的过程,其结果也难以预期,而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的成效。

         在社会转型无法把握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转型能取得多大成就,逻辑上无法预测。不过,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否实施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从逻辑上可以辨别出制度转型的三种可能走向: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一种完整的、也是完美的转型;第二种,实行了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未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如果再进一步推理下去,还可以说,植入型红色政权的制度转型,其走向最可能靠近第一种,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比内生型红色政权的社会转型具有更大的社会自发动力。

 

                                         二、苏联模式的改良与没落

 

         苏联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不走改良的道路,它就不得人心;一旦开始改良,它早晚会踏上没落和灭亡的道路。不少共产党国家都经历过从领袖专制到集体领导下实行改良,再走向没落,最后通过转型而终结共产党政权这样一个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真正懂得转型必然性的奥秘,就先得了解,共产党政权为什么早晚会走上没落的道路。

 

        1、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与改良的必然性

         在最高领导人个人专断的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接班过程往往是多年来高层权力斗争积怨交火的触发点,这是苏联模式的一个致命弱点。而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规律,笔者把它概括为“钟摆现象”[12],即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摆动,在“钟摆”摆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必然走上改良的道路。只有北朝鲜是唯一的例外,它从集体领导模式转变成了红色王朝,已传位到第三代。

         共产党国家的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的来回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这样巩固了个人威权,以此取代了集体领导,这是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笔者将在分析中国制度转型时进一步讨论。

         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控制手段,其一是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其二是全民洗脑机制。有效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旦民众接受并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自发地“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人也变得越来越愚笨,这时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笔者把这种统治方式称为“低成本统治模式”[13],因为民众出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日子再艰难都不敢抱怨,当局即使用低工资也照样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服从。这时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所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表现为“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obedience)”[14],即绝大多数民众对当局和领袖的任何命令都完全服从。这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国称之为“人民公社”化)中,即使数百上千万人饿死了也未出现集体反抗的原因。

         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几乎都是终身制,他们死亡后便出现了权力真空。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地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领导人的这架监控机器;同时,对接班人来说,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更危险的是,死去的最高领导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中不但掌握各种权力,而且也掌握着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危险的秘密或把柄,搞得不好,高层政变就会发生。赫鲁晓夫和华国锋都有这样的经历:赫鲁晓夫因政变下台,而华国锋则靠政变暂时巩固了权位。为了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也给老百姓一些实惠,从而建立起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会死灰复燃,勃列日涅夫与江泽民、胡锦涛都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单纯从政治角度考虑,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许腐败换取官员们效忠),局面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这种局面能否长久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条件。“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个人威权时代的“低成本统治模式”从此难以为继,这是集体领导模式的致命弱点,它必然是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15]。“高成本统治模式”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后,可能会倒逼改革。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当领导模式从个人威权摆动到集体领导时,苏联模式往往会出现一系列改良现象。这样的改良,从发动者本身的愿望来看,当然是为了改善苏联模式,延续共产党的统治;但这些改良措施的实施却常常动摇苏联模式的根基,导致苏联模式的没落。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相信自己的新政策能巩固政权;但几十年后回顾历史却发现,正是这些改良措施动摇了苏联模式赖以存在的根基,把共产党政权送上了转型的不归路。

         改良和转型的差别在于,改良不触动苏联模式两大基本制度框架,即“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如果某项改革措施动摇了“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架构,那就是转型。比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并未实行政治上的开放,他的“解冻”政策不过是改良而已。同样的,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并未改变国家对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和定价政策,计划经济的根基依然稳固,这样的措施也属于改良性质;但后来允许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这种改革就冲击了计划经济,因为农民可以自由销售农产品,农业和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就失灵了,但计划经济的整体架构依然存在,这时的农村改革只是通向转型,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型则要到1997年才真正开始,下文再叙。

 

         2、“政绩型合法性”与“花钱买稳定”

         从个人威权领导模式转入集体领导模式之后,这个“集体领导”必须要寻求一种与个人威权领导者不同的新的合法性;而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迎合民意,作一些政策上的调整。老百姓最期待的往往是两点,“政治上宽松些,经济上日子好过些”;做到了这两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当中,“集体领导”便政声鹊起。通过这种方法换来的 “集体领导”的合法性被称作“政绩型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美国的苏联研究学者最早分析了这个现象[16],笔者则首次把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研究当中,指出了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17]

         斯大林死后3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尖锐的批判,紧接着出现了政治上的“解冻”,同时在经济上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毛泽东死后2年,中共也同样批判了毛泽东的政策,同时在经济上也采取了松动型措施。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国家提供福利最多最广泛、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时期,也是政治社会相当稳定的时期。这里讲的福利是广义的,包括稳定的物价、稳步上升的生活水准、安定的职业和按步就班的升迁、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医疗、宽松的工作纪律和较低的劳动定额等。从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政府从安排就业、提高收入、增加福利入手,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60年代的苏联与70年代末的中国政府都把政策重点转移到营造“政绩”上,用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由国家提供的多样广泛的福利来换取老百姓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认可。

         正是这种从个人威权领导模式向集体领导模式的“政绩型合法性”的转换,改变了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个人威权时代的“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obedience)”变成了集体领导时代的“喂养与顺从(feeding and compliance)”[18]。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实质是一种互利型交换关系:政府和民众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即政府向民众提供广泛稳定的福利,而民众因而同意支持统治者、现行制度及当局的政策。这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双方体认的“社会契约”[19],只要这个“契约”不被打破,政治社会的稳定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样的“社会契约”只存在于国家与多数社会成员之间,持不同政见者就不接受它。尽管国家仍然控制着社会,但旧的动员民众的宣传手段失效了,个人崇拜消失了,意识形态淡化了,国家不得不转而使用经济利益为主要手段来动员、控制社会,维持政治社会的稳定。

一旦当局在政治上对过去的个人威权领导人有所批判,经济上开始增加物质激励,民心就变了。老百姓发现,既然政府承认过去老百姓的日子太苦,现在给大家涨工资、增加消费品供应、分配新的住宅,这等于是“还欠债”,再“多还些”也是应该的,不必对政府太感恩戴德。19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里有一句描绘民众心理的话,“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指的就是这种心态。苏联在上世纪60、70年代也有一句在工人当中流行的类似的话,“他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咱们就假装给他们干活”。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标志着内生型苏联模式下的民智初开;但在实行植入型苏联模式的中欧国家,即令当局同样采用上述“社会契约”,部分民众对本国红色傀儡政权的不满始终十分强烈。

 

         3、改良式社会主义的有限寿命

         社会主义国家要既维持一个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共产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70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大为改善,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模式的低效率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不会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之所以“花钱买稳定”会葬送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费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无法长期提供“买稳定”所需要的开支;一旦开支浩繁、难以为继,政府可能会先缩减军费开支、援外开支;最后,共产党为了延续统治而掏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国家社会主义”就这样走上了末路。80年代后期苏联已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20多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走的也基本上是这条“花钱买稳定”的路。中国自1984年便正式开始城市经济改革,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有限。当时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是,抬高社会对改革的经济期望,由国家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在改革中进一步提高,国家也承担了补偿民众既得利益损失的责任,从而换取城市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实现改革中的政治社会稳定。这一改革策略有两个后果。其一,由于现有生活水准的相当部份是由社会福利体制提供的,所以一旦改革触及到这些体制,就可能动摇“社会契约”。也就是说,“社会契约”为经济改革设了限制区。一部份改革(如增加工资、奖金及福利)有利于 “社会契约”,另一部份改革(如汇率、外贸改革)无损于“社会契约”,自然都不难推行,而那些可能动摇“社会契约”的改革(如“砸铁饭碗”),就事实上难以推动。其二,城市民众既希望短期内迅速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又期望维护源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这种居高不下的期望巩固了“社会契约”,有利于改革初期的社会动员,但同时也对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起消蚀作用,并构成深化改革的阻力。由于稳定对政府而言是第一位的,政府所愿意推动的改革服务于、也时常让步于稳定。当高收入、高福利无法提高经济效率时,经济增长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去维持“社会契约”,结果“社会契约”的延续就会转而消耗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从长期来看,一个大量消耗经济资源的“社会契约”是经济上无法承受的。因此,苏联维持“社会契约”20多年之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中国也几乎如此,维持了15年左右的“社会契约”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双陷入危机。

         苏联模式从领袖个人威权转变到集体领导,从个人崇拜转变到“政绩型合法性”,从政治高压加低消费转变成“花钱买稳定”,这样的变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从苏联模式的生命轨迹来看,结论恰恰相反,正是上述转变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模式逼上了末路。所以,苏联模式虽然有自我改善的求变本能,但它的必然没落植根于经济困境。

 

                三、中、苏两大党的转型选择

 

讨论共产党对转型的选择,只需要分析苏共和中共两党的选择即可,因为苏共支配着整个苏联阵营,苏共的态度决定了其仆从国的走向;而中共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与苏共翻脸后自成一家,不再以苏联马首是瞻,所以苏共和中共在转型问题上可以相对独立地各自作出选择。两党各自统治的国家的国际国内环境大不相同,它们的选择因此全然不同。至于非共产党政府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现以及它们的转型选择,则与苏共的选择有直接关系。了解了苏共的转型选择,才能懂得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道路。

 

    1、从中苏对立到共产党阵营的分裂和消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直接、间接地培育了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共产党国家,加上古巴,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共产党阵营。中国曾经是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也是这个阵营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度还被苏共捧为比肩并立的国际共运领袖;但中国突然和苏联翻脸,最后甚至兵戎相见,几成死敌,由此导致这个阵营内部的分裂和对抗。此中种种,与中苏两党后来的转型选择有很大关系。

    斯大林晚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一度貌似蜜月,实则同床异梦。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想成为世界级领袖,但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没有任何机会,斯大林把他看作是苏联在亚洲的一个不太可靠的代理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开始盘算,如何在国际共运阵营里取斯大林而代之,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他知道,充当各国共产党的后台,需要庞大的军事和财力作后盾,而中国太穷;毛泽东的算盘是,让苏联站在一线,由苏联出钱支持各国共产党,而他站在二线,以国际共产党阵营精神领袖的地位号令全球。从苏联的仆从变成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既需要舞台来表演,也需要有国际事件提供契机,让他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这样的机会在1956年来临了,这一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起义,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处理这个问题时犹豫不决。毛泽东趁机介入,先指责苏联试图干预波兰的企图,强调波兰工人党政府的独立自主性,因此被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视为共产党阵营里反对大国霸权的代表人物;接着毛泽东又在匈牙利事件中指责苏联未及时出兵干预,并坚决支持苏联派坦克攻占布达佩斯,为此专门派周恩来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以显示中共对镇压“反革命”的强硬干预立场。在这两次事件中,尽管毛泽东的立场前后矛盾,赫鲁晓夫都听从了毛的意见;与此同时,苏共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变得格外客气。毛泽东觉得,他终于开始走上国际舞台,能够参与过去只有斯大林才能过问的国际事务。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很高的礼遇,让苏共和中共处处平起平坐,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可能真成为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但他的雄心遇上了苏共的策略转变而受阻。当时苏共提出了一个新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苏美之间不需要战争,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能在和平发展中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发现,沿着苏共的新方针走下去,他只能屈居后排,因为中国的经济太落后;他若想当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就必须另选一条路。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多少理论上让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或贡献;他唯一的本钱就是,他是通过长期内战夺取大国政权的中共领袖,而按人口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毛泽东只能推销他那套“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故作惊人之语,以表现他的豪迈“革命”气概:要发动世界革命,哪怕面临核大战,也不必害怕,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大不了打一场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3亿没关系。[20] 毛以为,这番豪言壮语足以显示他的伟大;没想到效果完全相反,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生怕被拉进核战争中去,对毛的发言报以沉默,无人响应。

毛泽东并不气馁,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追逐他的世界领袖梦。一方面,1958年他在国内发动了经济上的“大跃进”,希望用这种“捷径”证明他的“群众运动”能创造出经济奇迹,让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显示出毛式道路优于苏联的“和平竞赛”方针;另一方面,他开始组织针对苏共和世界其它各国共产党的批判,称那些赞成苏共“和平竞赛”方针的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把这场批判称为“反修斗争”,其代表作是“九评”。这场“大批判”不但未能重建毛泽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袖的地位,还把他自己和中共变成了共产党阵营里的孤家寡人。他发动的“大跃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农村因此饿死了数千万农民,整个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面临严重失败的毛泽东既不愿认输,又害怕为他收拾残局的刘少奇在党内赢得威望,构成对他的威胁,因此毛泽东在国内发动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全中国的“革命”狂热使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严重。虽然毛泽东未能在共产党国家找到多少追随者,但6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欧洲、日本出现了年青一代以“反越南战争”为口号的左翼思潮,他们都奉毛泽东为精神领袖,于是毛泽东总算是勉强圆了他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梦。西方国家左翼思潮中的少数反社会极端分子制造了不少暗杀、抢劫事件,最后这些团伙陆续因刑事犯罪被逮捕,最终烟消云散。

    从1957年在莫斯科发起对苏共的挑战开始,到1969年西方国家的毛派犯罪团伙被消灭而告终,毛泽东意识到,他那“世界革命理论”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已沦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笑柄。他对嘲笑自己失败的苏共恨之入骨,最后从彼此口头攻击发展到军事冲突,从1969年开始中苏双方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两侧陈兵数百万。这一局面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因为两个马克思的信奉者政权为了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随时准备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如果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他也许能摆脱自己造成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并且挽回一点对他个人历史地位的肯定,于是有了中美建交。

毛泽东以他的“世界革命”实践及彻底失败,从反面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进思潮的荒谬和可笑,歪打正着地扑灭了国际共运里以毛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思潮,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温和路线反而更加巩固。可以说,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失败,把共产党阵营变得不再“革命”了。在其它共产党国家看来,与其不切实际地作“世界革命”的白日梦,还不如脚踏实地地解决共产党国家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因此,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苏联在冷战中的姿态逐渐软化,对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和平格局日益关注,这一走向对苏共80年代选择政治转型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东欧各国本来就与西方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而中国采取对美友好、对苏敌视的姿态,事实上就把凝聚共产党阵营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撕得粉碎。从此,共产党阵营各国开始探索各自的求生道路,苏共选择了政治转型,而中共则在毛泽东死后为了改变经济的严重落后状态选择了经济转型。一度仿佛强大无比的共产党阵营在苏、中两大党各自选择的转型中渐渐被消解了。

     

    2、从“解冻”到政治松动:“极权主义政治”在苏联的终结

在苏联,告别斯大林时代之后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开始引起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俄国80年代政治转型的基础。[21] 从60年代开始苏联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往往通过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在少数民众中传播,赢得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的声音并未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不可低估,许多被苏共政权封锁、掩盖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共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共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俄文原词是“公开性”),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制度的改良,并非政治制度转型;而他的经济改革(俄文原词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改良,而非经济制度转型。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他通过政治上的“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当时报刊杂志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苏联民众读到了许多官方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加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同时出现了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经常与该组织相互呼应;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也出现了民间社团,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1987年莫斯科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1987年秋季“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于1988年3月6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于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在活动参加者中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1989年1月已拥有180个分部、大约2万名积极分子,在1988至1989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

当民主化议题浮现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它在1988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来自14个城市的15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1988年7月29日25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这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的开始。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在苏联出现政治演变的时候,许多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1985至1988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到了1990至1991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1991年苏共保守派发动的“8·19政变”失败时,苏共在组织上已陷于瘫痪。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表声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以此为标志,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被终结了,戈尔巴乔夫启动了苏联的政治转型。

 

 3、东欧、苏联进入转型的不同路径:镇压未遂型路径和协议型路径

如果苏联始终坚持控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并对任何变革实施军事干预,东欧国家无法走上转型道路。对东欧国家的民众来说,幸运的是,苏联模式的有限生命力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经济已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保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则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后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便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面对东欧国家1989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走的是同一条路。其实,在苏联、东欧,进入转型的路径至少有两种,即协议型路径和镇压未遂型路径。1989年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抗议者其实也面临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相似的命运,1991年8月的苏联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当局或是一开始准备镇压,但最终没敢下手,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如此;或者是实施了初次小规模镇压之后,因军队拒绝服从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命令而使大规模镇压流产,这发生在罗马尼亚和苏联。因此,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苏联,转型前夕出现了未遂镇压,之后共产党政权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政权;在东德,共产党政治局迫使力主镇压的顽固派领导人下台,而反对镇压的温和派领导人则向民众让步,导致东德、西德走上了统一的道路,共产党放弃了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雅克什主动辞职,共产党政府主动交出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允许多党选举,从而产生了新的民主政府;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局势失控之后仓皇出逃,最后被逮捕处决,而温和派共产党领导人则组织了多党选举,交出了政权。笔者把这几个国家的转型路径称为“镇压未遂型路径”,因为镇压未遂之后共产党或交出政权,或失去了政权,这几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道路。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在民众的示威游行面前从未考虑过武力镇压手段,而是主动与反对派协商,达成了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新政府的协议。笔者把这两个国家的转型路径称为“协议型路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转型是共产党和反对派通过协商而开始的。

 

 4、从1978到1997:中国从经济改革走向经济转型       

    在中国,改革是198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一个关键词。这个词混淆了改良和转型两种性质的差异。改良是不触动苏联模式“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基的政策措施,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国营企业的厂长承包制;制度转型则以国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和农村流通体制的自由化为重要标志,因为国企的全面私有化颠覆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而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则阻断了政府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两者都使计划经济失去了运作的条件,市场经济才得以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起自1984年,而城市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则发生在1997年。中共的经济转型与苏共的政治转型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改良起步,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突破改良措施的局限,分别选择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只是一种温和的、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改良。1984年中国政府下发了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正式文件,逐步减少对各种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对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比如允许厂长承包了产值和上交税收、利润指标后可以有自主经营的空间,但坚持不许国营企业私有化。仅仅削弱计划经济,并不能真正实现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就长期存在因“地下经济”而产生的市场交换和市场定价,但它们的经济制度总体上仍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改良版。中国对国营企业制度的改良并未改变企业效率低下、投资盲目、追求员工福利最大化等传统痼疾,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1994年以后国营企业的利润急剧下降,企业纷纷用相互拖欠债务的方法来应付财务危机,以致于清理“三角债”成了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国营企业的财务困难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增大,同时造成巨额的银行坏帐。国营企业的负债对资产的比例1994年已经上升到平均为83%[22];同时,4个主要国有银行整体上的资产净值已变为负数[23],因而失去了对巨额坏帐的清偿能力,这样的潜在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营企业财务恶化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下决心于1997年开始,以“企业改制”为名,推动国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瓦解了,中国踏上了经济转型的道路。

 

           四、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三种模式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而在每个国家,哪种社会力量可能成为主导者,决定了这个国家制度转型的方向。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以往的转型研究很少系统地讨论,这里作一个通盘的分析比较。

 

 1、转型过程的操作:政府主导型、社会共识型、自发失控型

    不少人按照共产党政权时期对全面控制型政府的理解,认为政府应该把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都一揽子管起来,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到社会治安,在各方面都充分满足民众的意愿。这种想法或愿望显然与制度转型背道而驰。民主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要改变共产党的全面控制型政府;同时,经济转型也要求政府退出过去它控制的许多经济活动领域,让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不能再由政府包办一切。有的人虽然不赞成政府什么都干预,但还是期望政府是个全能的机构,只要它下定决心,果敢执行,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转型时期解决所有难题的责任都交给政府,希望有一个威权型政府来顺利实现民主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若负责转型时期执政责任的政府真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威权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很可能会再造一个披着民主制度形式的新威权政府,甚至可能完全依赖一个威权型领导人,其政治转型会偏离民主化的目标。

    从逻辑上看,转型过程的操作有三种可能,即完全由政府决策,或由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而推进,第三种则是政府与民间的积极力量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与这三种可能性相对应,转型过程可能出现政府主导型、社会共识型、自发失控型三种状况。下面分析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共识型这两种转型过程;自发失控型转型主要发生在巴尔干国家,因篇幅有限不作讨论。

政府主导型的制度转型只可能发生在威权体制下。一个国家一旦走上民主化道路,往往就是威权政府衰微或消失之时;如果一个转型中国家仍然处在威权政府领导下,那么,它的威权体制多半是政治转型未开始、或政治转型无进展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展顺利,或至少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仍然是威权政府;同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如果是政府主导型,这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是不成功的,或根本未发生,中国便是一个典型。

不管政府是否主导转型过程,每个转型国家都会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决策是好的选择。对此,经济学家们的想法最简单,即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来设计新的制度。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当中不少人相信,既然要建立一个新的市场经济,最好是毕其功于一役,他们往往强调,经济转型要快速果断,即采用所谓的震荡疗法。关于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选择,政治学家们会考虑到各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同需要;但有一些政治学家倾向于相信,政府总是从国民利益出发来决定政策的。从这里又引发出需要关心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转型时期的政府都是无私的吗?事实上,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官员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很可能在制度转型的决策中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国民的利益。因此,必须考虑到转型国家的政府本身可能不是中立的,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转型作不当干预。在转型过程当中,究竟什么样的选择算是好选择?是政府说了算,还是要由国民来判断?既然政府的组成人员可能是个自私的利益集团,而他们又只占国民人数的一小部分,当然就需要由国民来判断转型决策的是与非。

 

 2、影响转型过程的各种社会力量

    假如一个国家的转型过程由社会各界通过达成共识来选择转型政策的话,首先就需要了解,可能参与或推动转型的利益群体有哪些,而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各社会利益群体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大体上顺利,那么,转型过程的决策就不能由政府里的政治人物或技术官僚们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而必须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因为民主政体的框架和民主程序的实施都为社会各界在转型时期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制度保障。一旦民众有了真正的投票权,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转型决策的关注。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参与至少意味着三点。第一,少数政治经济精英无法垄断转型过程的决策;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势必遭到民众强烈的反对。第二,民众的看法和意愿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归属、年龄层、意识形态倾向、教育程度等因素,会导致人们对同一项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有不同的态度和要求。第三,在民主政体下,任何利益群体都无法强迫其它群体服从自己的利益需要,转型的政策只能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共识之下,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

以下几个利益群体最可能对转型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可能试图利用他们在政府内的优势地位而操纵政府的决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立场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希望用他们的影响引导转型过程走上比较公正的道路。第三,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面临私有化的压力,会希望经济转型不伤害他们的利益。第四,已经从事私营经济活动的人会发现,他们在国有部门私有化过程中可获得较多机会,因此也有独特的利益诉求。第五,在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对经济转型会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六,已退休、依赖养老金生活的人希望转型过程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第七,正在学校学习或刚刚踏上社会的年青一代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诉求。最后,如果社会上存在较大数量的失业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同于上述各群体的意愿。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本是正常现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各自的要求可能是互相对立的,也可能就某些方面形成共识,同样还需要在某些方面相互妥协,这正是民主制度解决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不同利益诉求的基本方式。这样的利益整合应当通过社会各界广泛的政治参与和议会内各种声音之间以及议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来协调解决,位处强势地位的利益群体不应当故意忽视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的过程可能比较慢,但在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要求并不相同的情况下,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相互妥协和共识,是和平转型的唯一正常途径;转型过程不能引进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社会群体的暴力镇压,否则,就会酝酿乃至产生新的专制政体,那意味着转型的失败。

观察所有转型国家的转型史,虽然工农大众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缺乏政策判别能力和话语主导能力,难以主导转型过程;而真正主导过转型过程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两部分,其一是老共产党精英群体,其二是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前者主导转型过程的机会更大,但对国家来说,后果多半不良;后者能否主导转型过程,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

 

 3、社会转型的进展决定政治转型的成败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这三大任务,而社会转型是一个比政治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所谓社会转型,其实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思维与行为校正过程的总和表现,它是每个公民的自己的“头脑风暴”,是一种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自我否定,以及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个人行为转型只能是每个人自觉自愿的过程,任何政府都无法强制安排。如果多数人成功地否定了旧的红色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取得了重大进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这样做,那么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状态。

以前很少有人讨论过,社会转型的进展是否会影响政治和经济转型。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进展。民主化的真实意义不仅仅在于民主选举的制度化;更关键的是,多数选民喜欢什么样的候选人以及竞选纲领,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但很多国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仍停留在共产党统治时代,这种状态下的选民投票和政治参与,会产生一个充满共产党政权痕迹的新制度,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4、转型国家的三种主要转型模式:中欧模式、俄国模式、中国模式

上文中笔者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三种逻辑上的可能:其一,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同步完成;其二,有政治、经济转型而无社会转型;其三,只有经济转型,而没有政治和社会转型。有趣的是,这一逻辑推演结果完全可以在转型中国家中得到验证。从各转型中国家观察到的各种转型模式正好可以归纳为这三类,即完整的制度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制度转型都属于第一类,因同处中欧地区,笔者称之为“中欧模式”;俄国的转型属于第二类,是为“俄国模式”,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制度转型亦属此类;而中国的转型则属于第三类,即“中国模式”,越南亦属此类。这三种模式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力量主导:“中欧模式”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俄国模式”由原苏共党员干部主导,但他们在政治转型中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政党的骨干;而“中国模式”则由共产党主导。制度转型的这三种模式各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里只比较四个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红色政权建立前是工业化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俄国和中国之所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摇篮,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当初相当落后,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只可能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获得成功,却无法在工业化社会里打下一片江山。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仅占人口的3%左右,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俄军士兵的主体也是农民子弟。中国也差不多是这样。在这样的社会里,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当中急于通过“参加革命”而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艰难处境的人,最可能充当共产党的基层骨干和马前卒;而一旦以农民“革命骨干”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掌握了政权,他们因文化水平低而对现代文明抵触;同时,他们缺乏思辩能力和知识,很容易倾向于暴力手段,而这个特性又天然地与共产党的专政“理论”相契合。这样的“革命队伍”通常会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的执政手段,更喜欢“人民专政”。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中欧国家比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程度更高;在这样的社会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找不到多少忠诚的追随者,在这些国家里苏共始终无法煽动出一场推翻原有政权的暴力革命,也不会出现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

    第二,红色精英和知识分子,谁改造谁?一旦以农民“革命骨干”为主体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必须面对社会上的大批非共产党文化精英,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投身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是让“大老粗”改造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改造“大老粗”,这决定了共产党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未来转型的基本方向。在俄国和中欧国家,共产党执政之后,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改造“大老粗”;而在中国则是“大老粗”改造知识分子。[24] 在共产党国家,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被迫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和文明取向对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俄两国的领导集团都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但各自对现代文明的立场截然不同。俄国领导层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尽管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而中共领导层大多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长期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又长期依靠没文化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因此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自从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对中共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他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批判苏联,在 “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联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当毛泽东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西方文明,也反苏联文明;既反外国文化,也反本国文明传统。经历过这一段全面反文明的历史大倒退之后,中国社会一直未摆脱毛泽东式的反文明、崇尚粗鄙的阴影。

    第三,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能否战胜干部话语?共产党的官僚统治有一套专门的干部话语,如在文件和洗脑宣传中什么事必须如何说、什么问题不可以触及等等。在中欧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起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性话语挑战干部话语,他们在社会上赢得越来越大的尊重,他们的批判性话语在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出现了批判性话语颠覆干部话语的局面。这不仅仅是一场话语之战,它在社会上为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面对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尖锐批评,红色精英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或为了自卫也不得不部分使用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的各种用语,最终,使用批判性话语的知识分子取得了对红色精英的话语胜利。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话语革命”加深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这种现象在苏联迟至80年代才出现。

    第四,爱国主义是强心剂还是致命毒药?对内生型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是一剂凝聚民心的强心剂;而对植入型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则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利用爱国主义口号绑架国民对祖国的热爱,而爱国主义也是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支柱;但在中欧国家就完全不同了,这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苏联操控的傀儡,民众很容易把红色政权和卖国主义挂起钩来,同时又把反共与爱国主义相联系。

(程晓农:旅美独立学者、前《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1]  笔者在8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多次与赵紫阳等改革领导者一起讨论经济政策。

[2]   Xiaonong Cheng, “Decision and Miscarriage: Radical Price Reform in the Summer of 1988”, in Carol Lee Hamrin &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M. E. Sharpe, 1995;程晓农,《改革的艰难――赵紫阳在1988年》,2005年,见《清涟居》网站,http://heqinglian.net/2005/12/05/%E6%88%91%E4%BB%AC%E4%BB%8D%E7%84%B6%E5%9C%A8%E4%BB%B0%E6%9C%9B%E6%98%9F%E7%A9%BA-%E4%B8%96%E7%BA%AA%E4%B9%8B%E4%BA%A4%E7%9A%84%E5%9B%9E%E6%9C%9B-4-10-9/

[3]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选择中俄改革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向,必须熟练地掌握俄文。因此我在哈佛大学俄文系的暑期班学完了一年级俄文,在母校俄文系修完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全部俄文课程,此后又到俄国的大学进一步改善俄语,并提高专业文献的俄语阅读能力。

[4]  The Editors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Totalitarianism,” Last Updated on Aug. 16, 2017,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otalitarianism

[5]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1.

[6] 笔者本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是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的摇篮,相关课程的教材都是按照苏联版教科书编译的。1981年笔者上《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时,期末考试的内容便是编制和分析一份模拟的国民经济计划。

[7]  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为计划管理发明了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方法,苏联的国家计委用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系统,将这一现代数学方法应用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8]  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v. A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Elsevier Science Ltd, December, 1980.

[9] Timur, Kuran, “The Obstinacy of Communism,” in his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8-127.

[10]  杨奎松,“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近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9期。

[11] Leonhard Wolfgang, “With Ulbricht to Berlin”, in his Child of Revolution, Henry Regnery, 1980. 

[12]  宁馨,《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美国之音对程晓农的专访,2016年2月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xiaonong-cheng-interview-20160201/3171702.html

[13]  出处同上。

[14]  Cheng Xiaonong, “Back from Honeymoon to Political Tension: Reform Politics from Zhao Ziyang to Hu Jintao,”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Routledge, 2008, p.136.

[15]  宁馨,《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美国之音对程晓农的专访,2016年2月2日。

[16]  Stephen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April 1986, No.3, pp.462-482;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1, No.2, pp.284-312.

[17] Cheng Xiaonong, “Breaking the Social Contract,” in Andrew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Smith, eds,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107-126.

[18]  Cheng Xiaonong, “Back from Honeymoon to Political Tension: Reform Politics from Zhao Ziyang to Hu Jintao,” in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19]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Linda J. Cook,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沈志华,《毛泽东1957年在苏讲核战,吓得全场鸦雀无声》,凤凰网历史,2011年1月16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1/16/4299294_0.shtml

[21] 程晓农,《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书屋》,2000年第12期,第17-23页,获《书屋》杂志2000年度读者评选的“读书奖”。

[22]  《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5日。

[23]  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

[24]  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