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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深(2017)讓人窒息的習近平時代總會過去

2017年11月23日 政治经济 ⁄ 共 6119字 ⁄ 字号

上报,2017.11.7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8204

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湯森路透)

2016年5月6日,《中國經濟: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東西》一書的作者葛藝豪接受了《紐約時報》採訪,在被問及中國經濟的前景時,他表示:下次黨代會召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確認一件事情了:習近平究竟是一個忠實的經濟改革者,還是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
如今,一年半過去,可能不僅葛藝豪,而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問題觀察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答案:習近平確實「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更對個人集權感興趣,而這也就預示著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相當暗淡的前景。

成功的煩惱

為什麼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如此感興趣?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成功的煩惱。
自所謂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以來,中共一方面依靠市場成分提供經濟增量,一方面則通過政府管制、要素價格扭曲等方式,系統地攫取私有部門的經濟成果,以維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改造強化社會控制體系,以支援政權存續。這一策略至今是有效和成功的。
對於此一成功,中共並不是沒有付出相應的對價。市場化首先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共既有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價值真空;市場化也基本摧毀了單位制和公社制,促成了廣泛的人員流動,體制隨之失去了針對民眾個體的直接控制手段,成為了一種外在、異己的存在;此外,市場化還促成了自為的經濟和生活空間,民間自我價值和認同開始形成。換言之,毛時代體制對社會的深入滲透和掌控一去不返,一種二元格局已悄然形成。
新生社會力量處於利益被黨國體制系統地攫取、權利被系統地壓制的狀態,與中共既有體制具有與生俱來的對立一面,因此,既有的專政體制與新興社會力量的關係,始終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為核心的一組矛盾。如何壓制、消化新興社會力量的挑戰,也就成為黨國體制最為迫切的任務。
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的興趣,並非僅僅是個人偏好的產物,而更多是這一矛盾日益突出之下,維持體制存續的需要。

習近平的新時代

提高政治控制,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開始明顯化,剛性維穩手段與日俱增。習近平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為接班人,進入到中共最高領導層,2008年奧運會,習近平作為奧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其直接領導的奧運安保工作,已經具有了高度動員、不留死角的風格,並成為此後各項重大活動的標準範本。也因此,從胡錦濤到習近平,在提高政治控制這一點上,是相當平滑的過渡。
但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相比胡錦濤時代,卻給人予更加窒息的感覺,且每況愈下。之所以如此,大概又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胡錦濤被公認弱勢,受江澤民的餘威籠罩,胡錦濤從未具有充分的權威,習近平則通過反腐迅速個人集權,具有了很高的政治權威;
其次,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又具有更加堅決的態度,和更加清晰的指令:敢於亮劍刀把子要掌握在黨的手裡底線思維竟無一人是男兒」....均透出一股殺氣騰騰的寒意;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有一套完整的思路,並不像剛性維穩那樣處於見招拆招的被動態勢。幾年下來,習近平的思路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試圖通過對體制的一元化整頓,提升體制效能,進而實現對社會空間的管控和對新興社會力量的持續壓制。事實上,這一思路事實上早就被寫入習近平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表述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近期更被修入了黨章。
個人權威和鮮明的態度,與一整套完整的思路結合,不僅會鞭策強力部門在執行時更加堅決和主動,也消除了其它任何想像的空間,不僅傳達出一種逼人的寒意,也予人一種全面的窒息感,這正是習近平新時代的基本面相。
在過去的5年裡,習近平新時代的窒息面相已經展露無疑,一方面,是體制一律,清除任何異己聲音,從「七不講」到「央視姓黨」再到「不許吃飯砸鍋」,脈絡非常清晰。就在日前,習近平在接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時,又公然說:「教育就是要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觀者和反對派」。
中國體制內群體包含公務員、事業單位(教育、科研、醫療衛生、媒體等等),以及國有/公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近一億人之多。因是之故,大陸的知名自由化份子如公共知識分子、媒體人、法學家等等,其實都屬於體制內,通過收緊體制約束,強化一律,中國自由化的動能,相當部分也就隨之消失。

 

一方面,是嚴厲壓制社會異動,持續清除異己分子。中共有所謂黑五類的提法,包括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網絡領袖、地下宗教、弱勢群體(訪民),從習上台以來的趨勢不難看出,體制是以劉瑜所說的「垃圾處理」的方式,從「清網行動」到「709律師劫」,體制將這些人士逐一地排除出當下的社會生活,等待他們的不外出國、進去(監獄)或自我消聲這三條出路,而最後輸出的效果卻都是一樣的。
官員奴化、體制內馴化、體制外可見的反對消失,在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內,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這樣的窒息面相。

 

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令人窒息的面相。(湯森路透)

新時代的局限

不過,習近平的新時代的窒息面相背後,也有其局限。
首先,既然提升政治控制是成功的煩惱,中共作為市場化的最大贏家,中共體制內群體也從中獲得了最大化的個人利益,那麼,很難設想中共會逆轉市場化,相反,習近平一直強調的「四個自信」中,就內在地包含了丁學良所說的「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這一內容。
沒有市場化成分所持續提供的經濟成果,也就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想像中共會逆轉市場化、放棄私有部門的活力,跟想像中共會主動自由化政改一樣荒謬。英國《經濟學家》的文章也認為,「恐懼習近平會不利於私有企業是言過其實了」
而只要受政府管制的市場化依舊存續,那麼,既有的二元格局就將繼續。黨國體制對於社會大眾來說就仍舊是外在、異己的存在,並不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能力。
一些論者如裴敏欣也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存在悖論 。在裴敏欣看來,由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缺乏基本的說服力、大多數民眾在經濟上獨立於體制(私有部門經濟比例已達到60%,就業人數更是遠超過這個比例),且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與黨國體制並沒有什麼交集,這就導致了,儘管習近平是世界上最大的黨國體制中最有權力的黨魁,但他想要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能力,卻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足。

新時代不是終點

大體上,我認為裴敏欣的上述判斷是成立的。習近平不可能逆轉市場化,也就難以避免上訴侷限。憑藉暴力、組織和資源,黨國體制固然能夠成功地壓制社會,同時持續消解新興社會力量,但實際上只能是壓制有餘,形塑無力。根本的二元化之下,中國政治的核心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而只是被推遲或暫時凍結了。
這樣的推遲或凍結,純粹建立在體制的資源吸取能力、組織效能和暴力手段之上,簡單粗暴的背後也就隱藏著根本的脆性,習近平的個人集權更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脆性,或許並不存在可見的反抗,但內在的張力和撕裂勢必擴大,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樣的情勢逆轉,習近平的新時代就將遭遇真正的考驗。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增速放緩、債務比例持續攀升、人口紅利失去,創新受到制度抑制等諸多症狀,習近平對政治控制的偏好,只會加劇這些症狀,指向總體危機的爆發,因此,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這一個讓人窒息的新時代,並不是終點。而是開始。

 

※作者為中國政治評論家

 

一個「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習近平誕生

若深 2017年10月27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7609

習近平用反腐迅速集權

 

習近平何以能夠迅速集權?一言以蔽之:反腐。有論者如裴敏欣以為,通過反腐,習近平「抓住了公眾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心理.....人們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員腐敗,要求整治,是一個共同需求」, 似乎,習近平是通過民眾的支持才迅速集權的;但是,這一說法忽略中國並沒有自由的輿論,更沒有選票的存在。通過反腐走向個人集權的機制,不可能是民眾的支持。

 

反腐通向個人集權的機制,不是正面的支持,而是負面的恐懼,製造恐懼馴化乃至閹化官員,造成各級官員普遍的噤若寒蟬,這才是習近平的集權之路。

 

這條路之所以能夠迅速起效,也離不開以下兩個基礎條件的支持。

 

首先,反腐獲得了紅二代等掌握強力部門的群體的支持。大面積貪腐的本質是權力的部門化乃至私人化,甚至利益均沾,這相當於職業經理人對所有權人當期利益的攫取,對於以黨國天下所有權人自居的紅二代等群體來說,這是不可忍受的。

 

其二,鄧小平南巡開啟了體制內官員大面積貪腐,經歷江、胡時代的積累,可以說無官不貪,在此情況之下,人人屁股上有屎,高調反腐,可以做到立竿見影,體制內人人自危之下,習的權威自然扶搖直上,權力隨之迅速集中。

習近平復活皇權體制

 

有紅二代的支持和無官不貪的有利基礎條件,高調反腐也還需要技術手段的配合,對此,習近平是通過與王岐山的政治結盟,啟動近乎沉寂的紀委體制來實現的。

 

在一開始,紀委並不直接歸屬最高權力的支配。1980年代設立紀委,在鄧小平眼裡,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廢除幹部終身制、安置老舊的黨務官僚,同時通過這一貌似尊崇的設置,將陳雲排擠出具體事務;反之,陳雲一派也將紀委作為其戰鬥堡壘進行權力鬥爭乃至路線鬥爭,如通過福建晉江假藥案打擊當時的改革派大將項南,進而達到打擊胡耀邦和改革路線的政治目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鼓勵各級官員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允許其「變偷為搶」,大面積貪腐隨之出現,而反腐則被看成只能說說,不能真做的事情,在此情況下,紀委被置於各級黨委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權力受到有意的約束,更多只是各級黨委用於「拍蒼蠅」的工具。

 

因此,習近平作為法統的最高權力者,啟動近乎沉寂的紀委體制,並將之作為集權的主要手段,出乎幾乎所有人意料。在這件事情上,他與王岐山的早年交情提供了某種政治信任的基礎,但總體來說,其實並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藩籬:獨立於既有的官僚體制、直屬於最高權力者、具有近乎不受約束的治官權,這樣的制度設置,在中國歷史上最為近似的,莫過於由朱元璋創設並由其後人發揚光大的東廠、西廠及錦衣衛太監體系了,中國民間話語不約而同地稱呼王岐山為「廠公」,正是對這兩者相似性的直覺反應。

 

因此,習近平的反腐集權舉措,並沒有對現行體制做出結構性的調整,而是在現有官僚機構的主體之外,啟動並打造了一個直屬於自己的超級執行機構,並通過這一機構的強勢反腐,震懾官僚體系,馴化閹化官員,從而順利集權。在很大程度上,習近平通過反腐的個人集權之路,更像是傳統皇權的復活之路。

確立自己樹立新規的地位

 

習近平王朝的浮現 自中共十八大上台以來,通過持續的反腐運動,習近平個人集權程度空前,被公認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大,不過,作為非民選的列寧式政黨,中共權力運行從來不受外部壓力的約束,能夠約束中共最高權力的,一是黨內慣例,一是派系,人們一度懷疑,習近平是否具有超越這兩個約束的能力,而從現有結果來看,習近平在十九大打破了隔代指定等慣例的束縛,並配置了具有壓倒優勢的權力基礎,終結了派系政治,正式開創屬於自己的新時代。

 

首先,習近平打破了指定接班人等制度慣例,確立了自己樹立新規的地位。

 

作為權力自我授予的列寧式政黨,同時又缺乏王朝國家血緣繼承的生理學基礎,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問題,從來就是其阿基里斯之鍾。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兩次比較大的危機,均與權力繼承問題有關: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是為了打倒其公認的接班人劉少奇;1989年六四屠殺,起因是在1987年,因為親自由化,鄧小平廢除了自己公認的接班人胡耀邦,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隨即引爆了學生運動。而在權力繼承問題的陰影下,鄧小平與另一名接班人趙紫陽之間也產生了不信任,這促發了學潮的進一步升級,直到震驚中外的六四屠殺的發生。

 

也因此,自中共建政以來,皆有接班人的設立,以應對此一重大問題。1989年事件更刺激了鄧小平創設隔代指定繼承人制度,旨在消弭繼承過程的不確定,降低出現類似文革或六四式危機的幾率。

 

由於權力繼承問題的重大,制度化已成為中共黨內基本共識,而隔代指定繼承人制度歷經20多年,經歷了兩次權力交接,也已經成為了有效的制度慣例,在十九大正式召開之前,普遍的分析或預測都是「誰將成為接班人」,幾乎沒有人預料到習近平會不設立接班人,從而徹底推翻此前有效的重中之中的接班制度慣例。

 

這表明,自鄧小平以來的種種制度慣例,對於習近平已經不再具有任何約束力。而不設立接班人,習近平不僅開啟了自己延長任期乃至終身執政的可能性,更顯示未來繼承人必然由自己獨斷指定。

 

其次,習近平建立了絕對優勢的權力基礎。

 

中共是由外部力量推動建立的列寧式政黨,從一開始,權力就如同傳銷,自上而下地派生,自下而上的黨內民主並不具有授權的含義。然而,在中共內部運行中,同級多數仍是基本的解決分歧的機制,具有相當的合法性,因此,要牢固掌握中共黨權並順暢運轉,黨魁除了需要掌握軍權作為後盾之外,在常規運作中,仍需要配置足夠的多數票。

 

自大八大以來,對習近平權力前景最大的質疑,就在於其缺乏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由於在十八屆政治局中,僅有栗戰書一人被視為其同盟,在中共一般不得越級升遷的潛規則面前,人們懷疑普遍懷疑,習近平能否在十九大上克服這一不利局面,擺脫派系的掣肘。

 

以目前結果,習近平確實沒有能夠在常委層面獲得形式上的絕對多數,只是通過收編趙樂際形成了相對的多數。但是,研究一下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卻可以發現,習近平已經構建了屬於自己的政治局絕對多數:25名政治局委員中,丁薛祥、劉鶴、李希、李強、楊曉渡、陳希、陳敏爾、黃坤明、蔡奇等人,都曾在不同時段與習近平有過共事經歷或作為其下屬,加上作為政治同盟的栗戰書和趙樂際,具有高度淵源的張又俠,和被其信任的許其亮,習近平在政治局內至少擁有14票,形成了毋庸置疑的絕對多數。此外如郭聲琨、王滬甯、孫春蘭等人,或有其他派系色彩,但在習近平手下工作多年,若無絕對恭順的表現,此次斷無可能被繼續提拔。

 

擁有政治局的絕對多數,常委會的相對多數也就具有了絕對意義,凡事若有相持不決乃至異議爭端,擴大到政治局即可。反之,有見於這一前景,也無人敢於在常委會上與之相爭。因此,此前人們對習近平權力前景的最後質疑,也已隨之煙消雲散。

 

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

 

如今,習近平已經可以廢除重中之重的接班慣例,已經沒有什麼慣例可以再約束他。擁有政治局絕對多數,所謂的派系也隨之無足輕重,說習近平具有了無人可以制約的絕對權力,堪比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這一判斷是可以成立的。

 

回顧過往的五年,習近平啟動紀委,反腐集權,同時全力壓制社會,逐步形成了無論體制內外只有一個聲音的局面,尤為重要的是,掌控直屬於自己的超級執行機構,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復活了傳統皇權,這樣的權力獲取手段和權力地位,當然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化改變的可能,恰恰相反的是,它指向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說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這樣的組合,在已經無孔不入的黨國體制之上,又增加了個人高度集權的維度,習近平的「新時代」,其實是屬於他的新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