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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

2018年01月27日 教科文 ⁄ 共 7505字 ⁄ 字号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颂圣文化”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

  为什么现在重提启蒙?是不是对过去所提启蒙的简单重复?

  资中筠: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从一开始就道路不同:希腊哲学通向科学,中国哲学通向个人道德、政治,也就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

    从这一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很少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所以尽管皇帝有生杀之权,还有不少大臣面折廷争,冒死直谏,因为他们秉承古圣先贤之教,有一份自信。

  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冒死直谏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中国第一次“启蒙”广义来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曲曲折折持续了一百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

  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的担当和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从谭嗣同、秋瑾到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

  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去掉了“颂圣文化”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这一百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这一启蒙被革命所压倒。

  现在重提“启蒙”是因为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蒙昧阶段。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当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画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导致道德沦丧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可惜这场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结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却苍白、贫乏。一方面是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仍然难免,比起前三十年,环境应该说已相对宽松,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不稍减,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是非、善恶都已变得麻木。长此以往,不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族精神将日益萎缩,所以“启蒙”应该重新提上日程。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当然不是对前一百年的简单重复,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应该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现在所提的“民主”,是否需要更具操作性的抓手,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赋税民主”?

  资中筠:“民主”不是一个美丽的口号,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种制度和程序,其核心意义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它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有宪法的保证,这就是“法治”,“法”高于任何掌权的人或政党。另外必须建立在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如果一切都是少数人暗箱操作,百姓不得与闻,也不许随便议论,到时候让人投票,这不能算民主。

  有人提出第一步先实现“预算公开”,我很赞成。这应该算是你说的“赋税民主”的一部分吧?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纳税,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参与决定这钱怎么花法。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抗税,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交税”。我们现在离这很远。所以各级政府斥巨资造“形象工程”、豪华政府大楼等等,而最基本的教育和关系民生的经费却拿不出来,百姓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况应该尽早结束。

  知识者忙于为稻粱谋,为贫贱移

  为什么现在提启蒙的是你和茅于轼、吴敬琏、何方等80岁以上的老人,为什么不是年轻人?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其实从人数比例来看,积极主张启蒙的老人的比例也不一定高于中青年。也许由于资格老,就引人注目。我读到过不少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很有见地,也给我很多启发。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志者身体力行地在做,例如帮助受冤屈的百姓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贫困人群学习技能,创业脱贫,等等,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启蒙工作,普及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在正义基础上的稳定。可惜他们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打压,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是值得敬佩的。

  不过总体而言,当代青年是文化断裂以后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了解太少。这不能怪他们,而是所受的教育有意蒙蔽历史的真相。还有也许是对前三十年那种虚假的高调的逆反心理,走到另一个极端,消解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关心自己的身边琐事,或把一切都娱乐化。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国际化不可阻挡,也无可厚非,所以个人的命运不一定与本民族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不少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

  许多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坚持正义往往会失去很多,就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以“海归”为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加入“颂圣”或“颂盛(世)”,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

  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而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伴随着民族的忧患而成长,自己也经历过自我迷失,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又自我回归的过程。痛定思痛,体会更加深刻。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已经是一种本能,对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也比较敏感,欲罢不能。

  你觉得当代青年一代承受的生存压力,对其知识分子使命的担当有多大影响?

  资中筠:启蒙首先是自己对自己启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的人格,有所坚守,有所不为。然后再进一步有所为。既然有机会比别人多受一点教育,就应多一份社会担当。生存的压力当然是现实问题,但是哪一代青年没有生存压力?从总的物质生活水平来说,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年轻时有所提高。非得丰衣足食才关心社会和他人吗?也可以有相反的逻辑:自己过得很舒服,何必操那份闲心?

  过去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既有出身贫寒,因而更体会民间疾苦,感受社会的不平;也有富家子弟,抛弃舒适的生活,为民族振兴,毁家纾难,为某种理想而甘愿做出牺牲。关键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论如何,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青年人身上,难道靠我们这种八、九十岁老人?

  “娘打孩子”说不利于反思

  你说你曾经上缴了作为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权利,那个内心过程是怎样的?1991年你为什么辞去中国社会科学员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听说是因为你必须说不想说的话,还要贯彻一些非学术性的指令?

  资中筠:解放初期我只是无知青年,自己没有形成什么“政见”,在那样一种大形势下,很容易追随潮流,接受当时的理想主义,而且以全副热情投入。一个大前提是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关于“思想改造”,由于出身非劳动人民,就有一种“原罪”感,根据那时的“阶级”观点,“书香门第”是耻辱,而不是荣耀。这些我都接受了,诚心诚意按照要求改造自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

  “上缴是非判断权”是我后来觉悟以后总结出来的,以前并未意识到。我“觉悟”较晚,从“文革”后期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到1989年可以说完全收回了自己的判断权,决心不再盲目“紧跟”,说违心的话,所以在那种岗位上就特别痛苦。加以我生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借此机会回归书斋,进一步取得心灵的自由。

  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比较单纯、无知。但是许多硕学大儒,已经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思想自成体系,却这么快就否定自己,放弃了判断权是怎么回事呢?

  在知识分子主观方面,解放初期是“家国情怀”的延续。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同时,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更重要的是当时无法抗拒的客观形势。

  如果说定“马列主义”于一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一轮紧似一轮的政治运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同时给予“改造好”的希望,犹如通过炼狱达到天堂,在此过程中读书人的自信和自尊丧失殆尽。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到“文革”开始,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

  另外,“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手打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以此为借口,一场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就此心安理得地得不到反思。

  你说的走出“政教合一”,是不是指政府更多地从文化领域退出来?

  资中筠:我说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比喻,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包括灵魂和世俗的政权。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方向都是政权与教会分离,摆脱教廷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样才开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国本来没有国教,儒学在道德伦理层面上代替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所谓“道统”,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但是不代表道统,“士林”还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后来的政权统治一直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称作“在一切领域专政”。

  所以要恢复独立的人格,就得打破这种“思想国有化”的体系。精神领域不应受权势的强制干预。最近在《同舟共进》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振兴文化不劳政府插手”,我很同意它的观点。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不一定与文化繁荣成正比。由政府出巨资建立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组织一个课题要求出不朽著作,是非常荒唐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恰好是不能花钱买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松绑。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例如义务教育,政府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基础教育的目的和主导思想是什么,很重要。是启蒙还是愚民,是现代公民教育还是党化教育?

  启蒙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你说到你父亲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有理念的,你觉得民营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缺失的作用是什么?

  资中筠:那一代人有人从事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径。所以他们都离不开“救国”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国进口的毛线。有一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的牌子称作“抵羊牌”,标志是两只绵羊头顶头。这个牌子就是“抵洋”的谐音。从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市场与英国毛线竞争。经过艰苦奋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真的已经达到足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堪与英国毛线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业管理也相当现代化,有不错的劳工福利待遇。他们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有更远大的目标。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除媒体的直接歌颂外,在知识界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肤浅的“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在表面上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出处:资中筠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