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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转型首先应解决社会不公

2018年01月31日 法律社会 ⁄ 共 3080字 ⁄ 字号

 

      社会转型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话题,我们一般讲社会转型,首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今天我们讲的社会转型,是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相对封闭的社会向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的转型,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从这个方面理解,我们首先要探讨,在这个转型中间,我们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最近一个阶段,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关于社会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群体事件和个体极端事件。

  我认为群体事件主要是分为这几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民、工人、市民的维权问题。这个问题是目前在社会转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在2004年之前,农民问题主要是税费问题,2004年取消农业税,现在主要是土地问题。而农村的土地问题,大体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发生的地区有所变化,农村税费问题主要发生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这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现在发生到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从边远农村到城市周边了;第二,去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抢夺农民宅基地,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成都这些所谓经济改革的实验区;第三,环境问题,现在农村的环境问题从东部向中西部发展,原来主要是工业性的污染,现在变成了资源性的污染,而且最近一个阶段,垃圾处理问题也在增加。

  工人问题比较复杂,原来的工人问题集中在国有单位改制中,现在其他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劳资冲突。另外,工人的暴力化趋势也在增加。还有雇佣劳动的问题,可能在未来一个阶段之内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

  市民的问题主要是房子拆迁。

  这三类问题统一起来,我认为都可以叫维权活动。这些维权活动主要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利益之争,他们争利不争权。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问题主要讲规则。什么意思呢?中国工人、农民找政府的麻烦,主要是你说了给我10块钱,为什么只给我3块钱,说话不算数。这个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更多讲你怎么只给我10块钱;其次就是防御性大于进攻性,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找你的麻烦;最后是合法性与非法性共存。今天农民、工人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行为,比如说包围市政府。工人、农民、市民的这些问题,我统称为维权,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间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泄愤事件在增加。泄愤主要是发泄对当官的、有钱人的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工人、农民去组织活动,他有一个利益诉求,他需要什么是明确的。泄愤,我认为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一种对社会不满的宣泄。而且这种宣泄与网络、传媒科技结合在一起,所以带来了一些的确是可能所谓的不明真相也好,非常容易带来社会爆炸性的问题,一个很小的事情突然发生就带来了问题。这种问题的发生,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思考。

  第三个问题是骚乱,骚乱和泄愤之间又不一样。社会骚乱关键性的问题是攻击的目标随意放大,针对了一些根本无关的目标。泄愤也砸商店,但都是与这些事件本身有关的商店,而骚乱则不同,管你有没有关,都破坏。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到底从哪方面来解决?我认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要有社会公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社会不满?就因为社会公平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所谓的分配不公,一批弱势群体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水平下降。第二是机会不公,实际上机会公平可能更重要,怎么样使底层的人有一种往上走的通道,这是目前老百姓那么愤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最近的调查发现,老百姓对于一两个贪官可能不是那么恨,但是在这种不公中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你拿了我的东西,拆了我的房子,我就更恨你。这种恨通过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社会不公。

  第二个方面,与我们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司法地方化。现在一个地方,只要你是市委书记,要拆老百姓的房子,法院不敢立案,不敢判,判了也不敢执行。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司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怎么样使它公平、公正?我们要提出司法独立性的问题。现在司法独立不能提,一说司法独立,大家马上想到三权分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能不能提出一个新观念,就是司法制衡。所以我最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中级法院的人、才、物完全脱离地方党政。为什么是这两级?因为这两级关系到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案子一般到这两级就差不多了;第二,在国家层面下,在各省派出巡回法庭;第三,撤销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四,主审法官定期流动。做一个折衷的手段,法治建设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折衷的东西就是司法制衡和司法独立,在现在完全司法依附中间找一个司法制衡,用司法制衡地方党政。

  第三个方面,国家建设、政权建设。政权建设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国家建设层面,中央层面先放一放,从基层政权开始。虽然我们选择地方作为突破口,但村一级没有什么意义,十年前我就研究村级政权,我认为村一级的选举没有必要琢磨来琢磨去。因为中国的村里是一个社区,你只要把利益确定了,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剥夺,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必要在一个最落后的地方推进所谓民主。乡镇改革的重点也不在直选之类的民主改革,因为乡镇不是一级完全的政府,完全可以把其变成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县一级政府。对于县一级政权的改革,第一,我建议县级政权从人大开始。首先是放开人大选举。最近,我为什么这么费劲去鼓动选举?实际上这是一个机会。选举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胸怀,因为放开选举,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在你的规则里面来玩。现在我们国家县一级的选举是可以直接选举的。其次,要使人大代表精简。一定要使政府官员不能再当人大代表,能不能实行人大代表职业化?你没有工作,选了人大代表了,就有一份工资,培养地方政治家。第二,我建议县里的干部,改变异地为官的制度,现在异地为官太麻烦,每一个人都想调动,没有人真心实意为地方做事情。要改流归土,官员本地化。

  政治改革要稳步推进。那省一级、中央一级怎么办?我认为这两级暂时可以放下,没有关系,先把基层做好。中国社会通过10年、20年基层政权的建设,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培养出比较坚实的地方基础。执政党要有一种胸怀,统治国家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实施。把基层政权做好了,通过10年、20年,将来社会转型的时候,特别是政治转型的时候,不至于带来根本性的大的动荡。

  我最近对台湾的问题在进行研究,我发现台湾在社会转型中间,首先是从县级政权开始的,而县级政权是议会选举,最后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国民党选举中间失去了政权,有几个下台了,但是没有带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也没有发生对国民党的大清算,而且通过选票可以拿回来。所以政权的这种转型,这个时候需要中国的政治人物有一种高的智慧和一种大的胸怀。能够使这个国家经过10年、20年的奋斗,最后能够达到这个转型。

  第四个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要有新闻自由。新闻不开放,这个国家很难有一个更好的力量去监督它的社会转型。现在要控制也太难了,发展太快,从BBS到论坛,再到博客,然后到微博,发展太快了。这是我想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四个对策。

       

 

          出处: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