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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竞悦:19世纪德国异军突起的喜与悲

2018年02月17日 世界转型经验 ⁄ 共 5338字 ⁄ 字号

 

 

德国在欧洲显然是一个后发国家,但是德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迅猛的发展,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作为后发国家,德国的民族情绪强烈。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德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强大的基础,但也是德国走向战争的温床。

 

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17世纪中期,德意志是314个拥有主权的邦和1475个独立的骑士领地。18世纪,当英国和法国已经完成了近代化,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之时,德意志还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在19世纪之前,德意志只是个地理名称,有德意志民族、德意志语言、德意志文化等说法,但是没有德意志这个民族国家,德意志人民也没有国家意识。

在拿破仑发动的战役中,大量德国人却加入了法国军队,在德国的土地上打德国人。人们不禁提出一个问题:谁是德国人?这个问题关系着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不过法军所到之处,也大大动摇了德国的封建制度。尤其是,拿破仑在法国控制的德国西部地区大力推行他的拿破仑民法典,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新社会的法典,它否认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否认人身依附关系,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拿破仑民法典成为了威斯特法伦、巴登等地的邦法。巴伐利亚等邦则颁布宪法,消除特权,实行公民平等。法国制度的移植对德国的封建制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拿破仑战争还使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主权邦国减少到30多个。1803年通过的《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内部112个邦,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把德意志邦国的数量减少至30几个。

1815年,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领土进行了安排,普鲁士的领土扩展了很多。在维也纳会议的安排下,还产生了日耳曼邦联。日耳曼邦联由30多个邦国、4个自由市组成,邦联的主权分属各邦。日耳曼邦联并非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这种状态符合周边国家的利益。但是经过拿破仑战争洗礼的德国已经无法走回头路,国内的民族意识被激发起来,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状态的呼声高涨。刚刚独立的普鲁士实力最强,内部成分较为单纯,其国民全是日耳曼人,德国统一民族国家建立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普鲁士身上。

在当时的欧洲,人民的意识逐渐觉醒,要从君主专制手中拿回权利。反对君权的民主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推动着建立民族统一国家的运动。德国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鼓舞。自由派认为,德意志要想实现统一,必须放弃君主专制,采用契约式的民主政体,把专制君主改造为立宪君主。1848年,发生了柏林革命,连国王都被扣押了起来。在奥地利,自由主义运动赶走了保守派首相梅特涅。日耳曼诸邦的自由主义力量抬头,欲以人民自由、独立的名义完成德意志的统一。一群来自德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在法兰克福,通过了《德意志国家宪法》,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这等于已经在形式上拟定了德国统一的纲领。然而法兰克福会议并未得到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也就是说君主立宪的设想没有得到君主本身的认可,那么显然是无法推行的。自由派的努力付之东流,德国的统一大业进入了一段停滞期。

德意志的境内因素复杂,邦国林立。同时,德意志的地理位置存在致命的弱点,它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被大国包围,时刻面临着外围强权的威胁。由于地缘条件、政治环境等因素,普鲁士建立起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专制政府。普鲁士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希望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与日本构建近代国家时的情形相似,下层贵族在德国的近代建国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来自普鲁士的下层贵族——容克在国家机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整个欧洲世袭贵族阶层中,容克属于最为贫困的群体,容克的庄园比农舍强不了多少。但是容克却往往傲慢自大,崇尚军事,强调血统。

1862年,出身容克的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意在建立一个由贵族阶层和军事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国家。他撇开议会,推行铁血政策和军队改革。俾斯麦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自由派针锋相对。他致力于让整个德意志人民团结一心,共建强国。1866年,俾斯麦起草了德意志新宪法草案,巩固君主专制,而对人民权利只字未提。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终于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把德国带入现代强国之列。1864年和1866年俾斯麦先后打败丹麦和奥地利,成立北德意志邦联。1870年,普鲁士击败了法国。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宣告成立,以俾斯麦的宪法草案为蓝本制定了帝国宪法。

统一后,帝国政府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迁徙自由法、货币法、关税法等一系列经济法规,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从1873年开始,欧洲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或衰退,到1895年,欧洲经济走出衰退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在这个经济繁荣期中,德国的人口在1913年达到6600万。德国的煤炭产量从1890年的8900万吨上升到1914年的2.77亿吨,只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1914年,德国1760万吨的钢产量高于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的出口增加了两倍,接近世界头号出口国英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为世界第二大商船拥有国。当时,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达到14.8%。1898年之后,德国迅速建设海军,其海军规模从世界第六位跃升为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比洛总理与德皇威廉二世宣称,德国世纪正在到来。20世纪初,德国超过英国,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强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经济一体化

 

德国的异军突起不仅仅受益于政治的统一,还有经济制度和教育科技方面的因素。

在拿破仑入侵的刺激下,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各邦进行了改革运动,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开启了德国的资本主义进程。180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任命施泰因为政府首席大臣。施泰因出身于法国西部的帝国骑士家庭,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希望在德国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太特战役中大败,这促使施泰因意识到改革旧体制的必要性。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农业改革是施泰因改革中的重点内容,其本质是一场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其影响最为深远,直接引发了普鲁士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城市自治是施泰因改革的另一项内容。面对社会结构的转型,1808年,施泰因颁布了《城市规程》,使各城市获得自治权。在普鲁士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德意志其他地区也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实行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改革。到1848年,德国几乎所有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对农民的解放。

施泰因的政策遭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但是改革趋势已不可逆转。接替施泰因的哈登贝格政府于1810年颁布了《行业税敕令》,明确了营业自由的原则,这意味着行会法规和行会束缚的废除,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1816-1846年间,普鲁士的手工业者人数从40万增加到84万。1824-1831年间,普鲁士来自手工业行业的税收增长了25%。

德国经济上的统一早于政治上的统一。普鲁士由于拥有全德最发达的工业区,在全德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因而最先对关税统一作出了反应。1818年,普鲁士政府颁布新关税法,废除了普鲁士境内所有关卡和关税,实行对外关税统一。普鲁士工商业由此卸掉了内部重重关税的负担,普鲁士的统一市场开始形成。为了建立更广泛的关税同盟,从1819年起,普鲁士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同周边小邦展开关税战。普鲁士通过对过境进口税施压,使9个处于普鲁士周边的小邦被迫加入了普鲁士关税体系。1834年,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进一步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到1852年,除了奥地利之外,各邦国均陆续加入了同盟。这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准备了物质基础。由于关税的统一,各邦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德累斯顿货币条约、统一的票据章程、共同商业章程等的实施,使各邦之间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加速。

交通建设使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加畅通。1831年,莱茵河所流经的各邦签订《莱茵河航运议定书》,实行航运自由,产品的运价大幅下降。

铁路的延伸推动了德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将政治上依然分裂的德国各地区连接了起来。1835年,在巴伐利亚建成了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由此在全德兴起了“铁路热”。1840年,德国铁路企业的劳动力仅有1648人,1870年增加到161014人。从1837年到1850年,全德铁路投资从210万马克增至8.914亿马克,增长约400多倍。1835年,德国铁路仅6公里,1875年达到了27960公里。

在德国的政治改革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而陷入停滞之时,德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而经济的一体化又倒逼着政治的一体化。

 

科教兴国

 

德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教育和科技。德国人以严谨、理性而著称,这种民族性的形成并非凭空而来。自16世纪起,德国在150年内建立了14所高校。德国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全民教育体系。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诞生于德国,国家必须为大学提供教学和科研资金,但是不能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

18世纪下半叶,德国也兴起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欧洲一个普遍性的思想运动,主要任务是要使人摆脱中世纪神学和宗教教条的束缚,能够运用理性独立思考。德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出现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巴赫、亨德尔、贝多芬等世界级音乐大师也诞生在德国。

不要认为启蒙运动只属于人文领域,启蒙思想的核心是理性主义,是首先由自然科学家们创立的,理性代表了科学。正是这种理性主义,使欧洲在科学技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可以用来回答“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并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原因之一就是理性主义精神的缺失。

19世纪初,威廉·冯·洪堡领导了教育改革,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强调发展个性,同时培养学生对于全社会的责任感;第二,加强世俗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控制和管理,排除教会对教育的干涉;第三,实行“教育服务于国民”的政策,推行普遍的义务教育,推动教育的大众化,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是进行职业培训,而是进行普通的基础教育;第四,在高等教育方面,打破大学为政府训练高级官员的传统任务,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

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就是这种新型大学的榜样,其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洪堡的教育改革也被德意志其他邦所采纳,使普鲁士乃至全德的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德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人才保证。

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德国人的智力积累终于得以充分发挥。以机器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发生在德国。德国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新兴工业中发展迅速,涌现出克虏伯、西门子、拜尔等大型公司。虽然德国比英国和法国起步都晚,但是却进步神速。到一战前夕,由13艘无畏级战列舰、16艘旧式战列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德国公海舰队,成为一支迫使英国海军逐渐把驻扎在海外的主力舰队撤往北海的强大力量。当时,德国舰队在内部结构、炮弹、光学设备、舰炮控制、夜间训练等方面都比较优良。到1913年,德国约有一半的居民用上了电。

德国良好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使其在二战战败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很高,通货膨胀率很低,产品具有竞争力,能够从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

 

未完成的建国

 

德国的建国事业呈现出一种保守的色彩。德意志第二帝国曾有朝着英式议会主权模式或美式分权模式发展的可能,但俾斯麦领导的政府没有选择这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保留了专制因素,增强了君主和容克在德国的统治。当然,由于自由派的因素,俾斯麦也没能在专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德国当时属于一个半议会半立宪的联邦君主国。帝国总理由帝国皇帝任命并对其负责,军队也是如此,他们不对议会负责。这种体制类似于传统政治,其效能主要取决于皇帝和重臣。

德国无疑具有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的特征。这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具有某种利益一致性。贵族之中许多人从事工商业经营,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则通过购置地产、谋取爵位而跻身贵族行列,因而他们都支持经济改革,但是对于会削弱上层权力的政治改革却并不热心。不过经济上的逐步开放为政治改革打开了空间。

作为后发国家,德国的民族情绪强烈。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德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强大的基础,但也是德国走向战争的温床。俾斯麦的统一运动只是实现了德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并没有运用现代政体去整合德意志,于是通过公共舆论宣扬民族主义成为赢得民众支持的一个好办法,这愈发使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隐伏着德国再次被分裂的风险。一方面是德国在经济上和科技上的领先,另一方面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并没有太多话语权,这种落差刺激了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纷纷建立。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和“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都迫不及待地争夺世界霸权,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出处: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