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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陵:北京竞争台湾“二二八”史观

2017年03月16日 台港澳 ⁄ 共 3123字 ⁄ 字号

2017年2月27日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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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1947年发生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70周年,和往年不同,北京早在2月8日就公开宣布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大陆媒体随后评论说,“二二八”是岛内台独势力把持话语权的关键制高点,北京举办悼念活动“极有深意”,但这样的“深意”,看在台湾舆论界眼里,有的指为“黑色幽默”,但多数认为“八竿子打不着”。

“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后,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被盟军安排回归中国,但由于日本统治期间,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大陆相比较,台湾社会生活相对安定,加上日本为台湾引进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与观念,使台湾社会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发生各种不适应与摩擦,一方指对方“落后”,对方指一方”遭日本奴化”。

彼时的中国大陆,国共内战方殷,而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所用非人,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在台湾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怨声载道。“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前,即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掛上一幅漫画,画着一只垂头丧气的狗从后门溜走,前门一头愚蠢的大猪则大摇大摆进来,暗喻日本人走、国民政府来为“狗去猪来”、 “猪不如狗”。

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区的一个警员打伤小贩意外,由于群情激愤,引起警员开枪杀人,闹得不可收拾,台北市民因此在2月28日发起罢市、游行,但又遭陈仪政府开枪镇压,终于引爆台湾社会潜藏将近两年的愤怒火药,发生全台湾范围的抗议、暴动甚至武装抗争。

几天之内,抗议民众几乎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而陈仪在与台湾士绅、民意代表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斡旋的同时,在3月2日即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国民政府派遣的军队在8日抵达台湾,对无辜群众、社会菁英进行血腥镇压,到3月16日即成功击溃所有反抗团体及势力,但随后地毯式搜索可疑人物的“清乡”活动及屠杀行为并未停止,一直到5月16日解除戒严,国民政府对“二二八”参与者的杀戮才告一段落。

70年过去,“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定论,说法从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到10余万人不等,目前台湾许多学者认为在2万人左右(编按:台湾当时人口约有600万人)。事件之后,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所有媒体不见报道,无人公开讨论,在接下来长达40年的戒严之间,“二二八”对经历者而言,是一种禁忌,对事件后出生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件从来没发生过的事。

但与此同时,事件朝着两个方向演变,其一是“二二八”的主事者陈仪与蒋介石政权,两者逐渐与“外省人”划上等号,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矛盾”愈衍愈烈,至今尚未完全平息。其二是在海外台独人士的推动下,“二二八事件”成为台独的制高点,具备现代意义的台独活动重新扬起。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国民政府将事件原因归咎於台湾人“奴化”与共产党操纵,并将事件定义为族群冲突、独立叛国,但在海外独派势力扩大事件的台独意涵之后,国民政府丟弃早期的指控,批评重提“二二八”就是分化同胞感情、挑拨族群对立。就是在此时,虽然多数外省族群与“二二八”无关,甚至是受害者,但国民政府将整个台湾外省族群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加剧台湾社会省籍矛盾。

到了马英九主政时期,在信息逐渐透明之后,国民党对“二二八”又有了最新的认定,认为事件与台湾独立、省籍矛盾无关,纯粹是陈仪施政不当的“官逼民反”,不应该追究蒋介石的责任,但此一说法可以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事件初期的动态,却无法解释事件后期国民政府军队对台湾老百姓的屠杀行为,甚至事件是否与台湾独立、省籍矛盾无关,目前为止,也都还是争议性的研究议题。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二二八”的话语权主要落在台湾本土派、独派之手,从族群问题、反对外来政权、以至对北京强调的“一个中国”抱持敌意,一直向台独人士设定的框架靠拢,相对的,国民党在内政、两岸及国家主权立场上的作为不得民心,加上“二二八”话语权的丧失,眼看已经无力改变颓势,迫得北京不再顾虑国民党的立场,出手参与“二二八事件”史观的竞争。

史实让位于史观的竞争

中共和“二二八”的关联不深,确实有些“八竿子打不着”,但大陆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其创始人谢雪红,当年是“二二八”期间主要武装抗争者“二七部队”的领导者之一,因此台盟成为北京阐释官方对“二二八事件”史观的主要平台。

在2月23日的北京一场座谈会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定调说,“二二八”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与祖国大陆人民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洪流,展现出台湾同胞薪火相传的强大爱国主义精神。”

在这样的定义下,“二二八”既没有省籍矛盾问题,也没有台湾独立问题,就是中共在中国大陆抵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台湾人民在台湾岛上也进行着一样的行动,后者甚至附属于前者,是中共领导下的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爱国民主运动”。

台盟中央前主席张克辉会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重申前述观点,他说,台独势力长期窜改事实真相,将“二二八”污名为“台独先声”,是对历史和受难者的极大亵渎。

根据北京的立场,国民党早年给“二二八”扣上“背叛国家”、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的大帽子,是想要有一个血腥镇压的借口;而北京看台独论者,认为他们将“二二八事件”视为“台湾人要求摆脱国民党外来政权的压迫、追求台湾独立的肇端”,也是在曲解“二二八”的历史真相。

根据台湾独派的看法,除了认定“二二八”是台独的肇端,国民党为求镇压有理的借口,并不只是那顶“背叛国家”的帽子,更主要是“共产党操纵”的指控,这在那个国共斗争的风声鹤唳年代,绝对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罪名,但不论独派或台湾学界的研究,共产党在“二二八”中的角色根本不足道,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并未积极主张。

在国民党、共产党、台湾独派的史观中,“二二八事件”的争议点,不只是中共是否参与领导、煽动,或台湾独立是否在事件中成为主流主张,至少还包含是否存在族群冲突,以及“官逼民反”或“起义”、 “革命”是否能用来定义“二二八”等,这些问题在各党先后不一的史观中逐渐混淆,史实的角色让位于竞争中的史观。

北京纪念“二二八”可能只是一个起点

北京参与“二二八”史观竞争的理由很简单,就在“反独促统”,从反驳台独的制高点出发,阻止台湾在转型正义的潮流中进一步滑向台独的论说框架,并将结论拉回“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但北京此举的意义及可能影响却是多重的。首先,原先对台湾内部事务保持距离的北京主政者,开始公开、积极参与台湾“内政”,“二二八事件”可能只是一个起点。

其次的意义在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北京眼看国民党反驳独派不力,不得不出手参与的同时,将国民党当年的独裁统治划为中共与台湾人民共同的反对对象,这是否意谓北京要摆脱与当代国民党的纠缠,转而直接面对台湾人民,值得进一步观察。

再有,对台湾主政者历来的转型正义努力,北京多以“文化台独”或“软性台独”视之,如今既然以“共同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作为与台湾人民“搏感情”(意指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或是获得友谊)的手段,台湾主政者拆除蒋介石及威权统治年代的各种政治标签,只要不带有“去中国化”的象征,北京很难再表示反对。

今年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场合中,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要“改变(事件)没有加害者的现状”,言下之意,可能是准备追究蒋介石的责任。蔡英文讲话后不久,台湾文化部就宣布改变对台北“中正纪念堂”的相关管理办法,后续估计还有进一步行动。“二二八事件”的史观竞争,仍处于现在进行式。

(封面图为228事件受难者照片及其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