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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论争

2018年05月13日 国际关系 ⁄ 共 3898字 ⁄ 字号

 

 

2014年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将全世界的目光引向了这块素来是东欧火药桶的土地。四年过去了,战火仍未平息,这两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注定还要继续长期纠缠下去。在帝俄和苏联时代的主流历史叙述中,作为“小俄罗斯”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同为古代罗斯民族的两大分支,经理了数百年的分离后重新统一于俄罗斯帝国治下,又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框架下获得了平等的民族权利。双方的关系被描述为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的兄弟之邦,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然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外交上谋求脱俄入欧,加之国内国族建构的需要,力图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俄罗斯则从曾经最亲密的兄弟民族,变成了塑造身份认同的他者。双方在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都产生了重大分歧,总结起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谁是基辅罗斯的后裔和文明继承者?这关系到俄乌两国在文化上是否真正“同宗同源”;

第二,如何评价17世纪的乌克兰哥萨克大起义和随后签订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在帝俄-苏联的历史叙述中,这份协议标志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合并;

第三,是一些争议领土的历史归属问题,主要集中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第四,如何评价俄国革命与内战期间的乌克兰历史;

第五,则是斯大林时期的饥荒和镇压。

 

这些历史论争与政治冲突相互交织,给后苏联时代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诸多困扰。

 

本期外刊选取了关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问题争议的文章,围绕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评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历史的阐述和对历史话语权的竞争如何在当代的俄乌关系和国族建构中发挥作用。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哥萨克与沙皇的“解放”

 

整理自:The Ghosts of Pereyaslav: Russo-Ukrainian Historical Debates in the Post-Soviet Er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3 (May, 2001), pp. 489-505.

作者:Serhii Plokhy

 

1991年6月21日,独立的乌克兰国家成立半年多后,一批来自乌克兰哥萨克兄弟会的活动家来到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在这里宣布成立新的哥萨克委员会。同时他们发表声明:一是宣布乌克兰哥萨克从此解除对俄国沙皇的效忠誓言;二是宣布从此只忠于乌克兰人民。看起来,这是一个明显年代误植的举动,因为哥萨克的时代早已过去,而罗曼诺夫王朝也已经灭亡了大半个世纪。但在当代乌克兰的国族建构中,此事的象征意义却十分突出。1854年,正式在这座小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酋长国与莫斯科沙皇的使者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将乌克兰哥萨克置于莫斯科沙皇的保护之下,从而开始了俄国对乌克兰三个半世纪的统治。

 

17世纪中叶,今日乌克兰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之下。1648年,操乌克兰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波兰人统治的起义,建立了哥萨克酋长国。为了寻求外部支持以对抗波兰人,赫梅利尼茨基决定投入俄国沙皇的怀抱,于1654年与俄国签订了象征“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一协议的性质和内容,尤其是它建立的究竟是保护国关系,还是宗主权、军事联盟、联合统治还是彻底的归属,俄乌双方的历史学家始终没能达成共识。因为这一协议的原本已经遗失了,不同的副本在内容上也有很大出入,成了一桩学术悬案。

 

正因如此,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以及它的始作俑者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波兰人将赫梅利尼茨基视为这场大动乱的领导者,是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刽子手。而在俄罗斯,无论是职业历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将赫梅利尼茨基视作是将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联合起来的英雄。乌克兰人对赫梅利尼茨基的态度最为复杂,有人认为他缔造了第一个乌克兰人的国家,有人认为他将乌克兰出卖给了俄国。还有人认为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他迫不得已所做出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三种选择——接受土耳其、波兰或者俄国的统治里面,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是一种相对最不坏的做法。尽管有不少人同情他,但很明显,他的民族英雄地位在解体后的乌克兰已经遭到了动摇。

 

在当代乌克兰的国族建构中,哥萨克的历史是其重要的历史资源。赫梅利尼茨基创建的哥萨克酋长国被视为是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前身;乌克兰哥萨克所具有的部落民主制传统得到今天乌克兰人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他们区别于专制的、亚洲的俄罗斯的标志。在俄乌关系中,一方面,乌克兰哥萨克曾多次反抗过俄国的统治;另一方面,正是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接受了作为莫斯科沙皇保护国的地位。多个世纪以来,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态度都是政治态度的重要标志,在现代乌克兰也一样,两国历史学家和政客们对此进行了持续的争议。

 

 

在苏联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标志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再统一。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被称为是“乌克兰人民的解放战争”,是被压迫的乌克兰哥萨克农民为了反抗波兰地主的压迫,选择与俄罗斯兄弟重新联合起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历史学界就为这场起义的性质进行过论战。当时有“哥萨克革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三种观点,最终以米哈伊尔·波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支持“农民战争”观点的人取得了胜利,成为苏联时代的正统观点。19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300周年之际,苏联举办了“俄乌合并30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这一历史事件正式定性。正是在这场纪念活动中,克里米亚作为俄乌友好的礼物被划归乌克兰。

 

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再统一”的说法被抛弃了。但在俄罗斯,这一说法在学者和大众层面一直在使用,并以此强调俄乌之间同根同源的历史联系。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如列夫·扎波罗夫斯基认为“再统一”的说法并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创造,而出自19世纪的乌克兰作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称作是“罗斯人的再统一”,用来反击当时西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政治倾向。例如曾对乌克兰现代历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19世纪乌克兰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就认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是同一个罗斯民族的两个分支,而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表明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罗斯东正教族群,想从暴虐的波兰天主教徒手里解放出来的愿望”。在苏联时代,“罗斯再统一”的说法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再统一”所替代,这个说法既结合了帝俄时代的观念,又结合了苏联对乌克兰人独立民族身份的确认。

 

面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外交上的欧洲倾向和文化上的去俄罗斯化,许多俄罗斯学者从历史出发,证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向心力。如谢尔盖·萨姆伊洛夫认为,赫梅利尼茨基的做法并不仅是他个人的作用,而来自大众的意愿和压力。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点远比与波兰的共同点多,在动乱期间,迁往西边天主教世界的人很少,而前往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却很多。对于乌克兰人自诩的西方文明身份,他指出乌克兰人甚至经常和土耳其人、鞑靼人联合起来对抗波兰。正是俄乌之间的联盟使他们免遭波兰和土耳其异教徒的统治。然而,也有不少极端者回到帝俄时代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观念,将乌克兰是做俄罗斯在民族和文化上的附庸,甚至认为乌克兰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苏联解体如同基辅罗斯瓦解一样,是人为的分裂,未来理应有新的“再统一”。

 

 

在乌克兰,尽管否定了旧的历史叙述,建立新的历史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写作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数乌克兰历史学家从国家学派的范式出发,认为这场起义最重要的结果是乌克兰哥萨克国家的形成,赫梅利尼茨基的主要成就是国家建设的不完全实现。这一观点在苏联解体之后逐渐成为主流。1995年,乌克兰政府隆重纪念了赫梅利尼茨基诞辰400周年,将他高度评价为是早期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创立者。但对于他与沙皇俄国合作的做法,多持沉默或否定态度。随着俄罗斯成为乌克兰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主要“他者”,一些曾反抗过俄国统治的历史人物获得了高度评价,例如曾在北方战争中与瑞典合作的盖特曼伊万·马泽帕,成为乌克兰独立后新的民族英雄。也有不少乌克兰人认为, 赫梅利尼茨基对乌克兰的贡献比马泽帕更大,他的做法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与俄罗斯不但有共同的历史,还有共同的东正教信仰。

 

在乌克兰,最早挑战苏联官方观点的是6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洛·布莱切夫斯基。他在60年代主张用“合作”的说法取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再统一”。他批判了官方史学中的阶级观点和泛罗斯观念,认为“再统一”的说法是要理想化俄国的专制统治,否定乌克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强调这场战争中的民族因素而非社会因素,主张用“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来称呼这一历史事件。在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背景下,“民族解放战争”的说法获得了很多支持,并逐渐成了独立后乌克兰社会的主流观点,甚至被称为是“乌克兰民族革命”。这场“革命”并没有因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签订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1676年,以盖特曼彼得·多罗申科的投降为结束,标志着哥萨克们建立统一乌克兰国家的失败。总之,从民族主义和国家形成的角度解释历史,成了独立以后的乌克兰历史叙述的新趋势。

 

1997年,俄乌两国签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时,就有不少乌克兰人将其比作当代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用来警告政府:当年哥萨克们缔结条约时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军事同盟,不料却成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开端。如今与俄罗斯的条约也会带来种种不确定的后果。作为一桩历史公案,佩列亚斯拉夫的幽灵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俄乌关系。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