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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 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

2017年03月18日 政治经济 ⁄ 共 21069字 ⁄ 字号

【内容提要】透过回溯电子信息科技的工业社会史,本文探访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转型的阶级—技术政治。本文将电子计算机视作具有文化和物质双重属性的技术中介。通过追踪与计算机的研发和使用相关的关键政策、事件、人物和产业文献,本文比较了“文革”和后“文革”时期的计算机技术政策话语和生产实践,进而探寻冷战架构下东西方技术政治之间的交锋,如何在被计算机所中介的生产关系与劳动关系中显影,并由此提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技术政治维度的探讨。从这个“闪回”中得到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将对今日中国信息产业和信息劳动的理解,重新纳入中国革命现代性的涨落之中。

【关键词】技术社会史 技术政治 电子计算机 自动化 社会主义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IT industr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lass-technological politics in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computer is viewed as a technological media with the dual property of culture and material. By tracking down the key policies, events, personalities and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with regard to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policy rhetoric and practical produc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plores how the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cold war are reflected in the media of computer production, and thereby proposes some researches in the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in China. This historical “flashback” will enable us to contextualize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current IT industry and IT labor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soci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politics, computer, automation, socialism

一、引言: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
  1965年,陈伯达经过三年的调研和写作,将一份他自认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万言报告《工业问题》提交给毛泽东,报告主旨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 。①
  毛泽东阅读后对报告给予了高度首肯。②然而出乎陈伯达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报告遭到了来自邓小平等常委的反对,邓认为大力发展电子工业与毛在50年代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冲突,也不符合“人口多底子薄”的工农业现状,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③陈伯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报告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去发动文化大革命 。”④这番话虽然可能仅仅反映了陈晚年失意时的一厢情愿,但符合陈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思想定位。“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一直是陈伯达的革命现代性理论的立论基础。早在1956年由陈起草、刘少奇宣读的中共八大决议里,陈就援引了列宁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的内容作为依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⑤然而这个说法在八大上遭到了毛的反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革命发展生产的主张在“大跃进”中展开。1965年的《工业问题》是陈对八大报告中的提法进行了毛主义式修正后的自我更新——以革命化促进电子化,其核心仍然是发展生产力,但这次的重点落到了发展电子技术上。
  《工业问题》提案被中央否决后,在“文革”中陈继续坚持这一“抓革命、促生产、促技术革命”的观点。1969年的九大召开之前,原定的九大报告起草人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再次提出自己的起草思路:“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上来。”报告拟定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然而陈的九大报告草案因对“生产”的强调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激烈反对而被弃用,代之以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版本。陈对这一强调运动的版本极其不满:“他们这是伯恩斯坦主义!就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 ⑥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倒台,在1971年掀起的对陈的大批判中,给他扣上的两大罪名帽子就是“唯生产力论”和“电子中心论”。然而讽刺的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正是用陈伯达自己在《工业问题》中提出的群众技术路线思想来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唯生产力论”,在这里,陈反而成了一个作为政治标靶的稻草人。⑦
  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陈伯达代表了党内“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路线,这背后“政治 + 科技”的革命发展观,既不同于聂荣臻所领导的国防科委尖端武器部门的军民工业高度“隔离”模式,也不同于民用计划部门强调吃穿用的平衡式发展观(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亦不同于“四人帮”的“一切靠运动”模式。陈伯达的革命现代化发展观,可以视作林春所谓“发展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诉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位一体。⑧从《工业问题》这一文献和陈的“电子中心论”可知,发展生产力跟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毛时代的国家发展观中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致力探索的革命现代性方案的立论基础,在这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思想资源中,电子工业具有特别的地位,其最集中的产品形态——电子计算机,成为了一台为革命计算的机器。
二、“赤脚电工” + 电子素养——重访红色电子革命
  20世纪60年代末东亚的冷战局势影响了中国国内社会革命运动的走势。因为在武器工业中的特殊作用,电子工业尤其是计算机研发相关机构的造反运动受到了来自最高权力中枢的保护性管制,电子工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文革”中获得了一次跃进式的发展。在经历了1966年5月到1967年5月仅一年的造反派夺权后,中央决定对电子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直属企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周恩来亲自指示保证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地面站和国防尖端配套产品的研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把电子技术的应用列为“四五”期间国民经济生产技术发展重点,并在投资、物资方面给予扶植政策。⑨
  1969年后,虽然陈伯达“抓革命、促生产”的九大报告草案被弃用,但陈的“电子中心论”发展观却通过九大后林彪主导下的军事工业政策得到了部分贯彻。1969年8月,林彪在军内的政治盟友获得国防工业的实际控制权,国防工业部门调整了管理结构,分别成立了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为组长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为组长的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取代了四机部对于电子工业的统筹)、以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为组长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形成了我国军工生产的“三国四方”局面。⑩在“需要就是计划”、“形成十个独立战区”的备战口号下,军工生产开始大搞群众运动。1969年10月,中央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电信工业工作会议(代号“6910会议”),会议提出“全民大办”、“破除电子工业神秘论”、“电子中心论”等陈伯达式的口号。11这次电信工业会议刺激了全国各地方电子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电子工业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黑龙江省为例,1970年2月省革委会召开有各地、市、县革委会领导参加的全省电子工业会议,提出要高速发展黑龙江电子工业。3月省革委会提出要搞“单晶硅大会战”,达到年产30吨,于是“全省一哄而起,大厂一厂一角办小厂,街道开工厂,学校开工厂,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兼行跨业,遍地开花”12。1970年5月黑龙江成立了省电子工业局,到年底统计,全省已有344个厂点,职工人数2.2万,遍布45个市、县,其中晶体管厂118个,电子元件厂132个。13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68年开始地方电子工业产值(8.25亿元)就已经超过中央企业(4.94亿元)。1971年地方的产值达到了40亿元,几乎相当于1966年的6倍;职工猛增到47万人,相当于1966年的3.6倍;厂点剧增到5200多个。1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5200多个地方电子工业厂点中,集体所有制厂点为2600多个,占比超过50%。在这些集体企业中,又以轻工业转产电子工业最为普遍,大量纺织厂根据本行业的需要,办起了电子车间或小组,然后逐步成长为独立的电子工厂,如上海市的手工业局系统和北京市一轻局、二轻局系统的电子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15。轻工业中的手工业部门,尤其是纺织业转产电子工业,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实,显示出纺织业和电子工业之间技术和劳动的历史联系。
  可见仅就单一工业部门而言,1968—1971年地方电子工业出现的第二次“大跃进”,比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电子工业的发展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更加激进。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相比于“大跃进”是一场积极的乌托邦生产运动,“文革”更趋向于一场消极的破坏,其目的不是“未来积极的理想,而是消除过去的重负” 。16可是,电子工业生产领域在“文革”中的跃进式发展显然不符合迈斯纳的判断,反而是第一次“大跃进”的延续和更加激进的电子跃进。
  1969—1970年间,《人民日报》以报道“文革”中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鲜事物”的形式,集中大量报道各地“大破电子神秘论”、“以革命化带动电子化”的群众运动实践。以下是来自《人民日报》数据库中的一些随机样本:
  《在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  上海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电子工业》(1969年5月10日,第4版)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上海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电子工业》( 1969年10月9日,第1版)
  《粉碎束缚电子工业发展的精神枷锁》(1970年3月5日,第3版)
  《广西柳州整流器厂大力发展电子工业》(1970年3月7日,第3版)
  《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福州灯泡厂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电子工业的事迹》(1970年3月19日,第2版)
  《自力更生发展电子工业——记天津市小站工农半导体器件厂艰苦创业的事迹》(1970年3月27日,第2版)
  《上海工人阶级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闯出新路  高速度建成第一台中国式单晶炉》(1970年4月17日,第1版)
  《坚持自力更生  充分发动群众  打破洋框框江苏省高速度发展电子工业》(1970年6月23日,第1版)
  《充分发动群众大破神秘观念坚持自力更生石家庄电子工业迅速发展》(1970年7月25日,第4版)
  《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破“电子工业神秘论”  上海兴起群众性发展电子工业热潮》(1970年7月28日,第1版)
  通过分析这些报道发现,电子工业群众运动中出现了一种作为参照系的“上海模式”。追根溯源,这一模式来自于1968年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教育和技术革命。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和毛泽东的按语(即“七二一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7
  言简意赅的“七二一指示”划定了之后“文革”中工厂“教育革命”的方向18,即走“从生产中来、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一指示对7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机床厂的做法思想上继承了“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思路,知识分子要来自于工人阶级和生产过程技术革新本身,即工人的继续教育和新技术的革新同时发生。1969年之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成了各地电子工业群众运动纷纷仿效的“上海模式”。接下来从电子计算机的研发和使用中列举几例:
(一)大庆油田——电子素养的用途
  1971年大庆油田研究院计算室安装了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计算室的工程师开始为油田各部门解决生产中的计算课题。19根据党委意见,“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计算室决定在完成日常计算任务的同时,把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请进来,举办短期推广使用电子计算机学习班。
  在科学家的报告中写到,科学家和工人双方都接受了“再教育”。培训班一开始只招收文化水准高的技术员,有些工人反问:“我文化水准低,能不能学会?”于是,如何看待文化程度的高低,怎样正确认识物质技术和人的因素,成了培训班教学中反思的问题。尊严政治赋予主体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
  比如,有一个陈师傅,进学习班时连ABC都不认识。在开课的那一天,他向我们讲述了在万恶的旧社会,自己给地主放牛,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苦难家史。他激动地说:“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咱们穷人连命都保不住,哪里有钱去念书。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今天又让我们来学习电子计算机,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文化低,困难很多,但为了生产更多的石油,支援世界革命,千难万难,也一定要战胜它,决不能让资产阶级看笑话。”20
  这段文字描述的学习过程,是通过“知识参与”获得“尊严政治”的过程。不仅如此,比“尊严政治”更进一步的是,在这个案例中,“再教育”是双向的过程,工人从工程师那里汲取知识营养,工程师从工人这里汲取“政治营养”:一开始工程师们以照本宣科的方式教学,由于学员基础不同,教学效果很差,尤其是讲到计算机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令”“定址”时,很多工人听不懂,之后老师听取了来自工人的教学改进意见,展开“互教互学”:
  通过总结,我们针对工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生产中用到的数学公式较为熟悉,也能用手工进行计算的特点,开展了互教互学活动,先请工人给我们将生产中碰到的计算问题,把计算公式和步骤写出来,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实际问题,讲解如何编程式、使用计算机。这样就能紧密结合实际、讲课有针对性,工人听得懂,接受快,记得住,能应用。参加学习的工人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技术,开创了工人亲自操作电子计算机,解决本单位实际问题的新局面。21
(二)“赤脚电工”与自动化机器体系
  为破除电子技术对普通劳动者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色彩,上海羊毛衫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一场“破除电子神秘论”的电子群众运动。22上海羊毛衫行业多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集体企业,由弄堂小厂、集体编结社和个体手工劳动者组织起来建立。机器设备为20世纪初期西欧生产的手摇针织机——需要手工操作,每个挡车工只能看一台机器,编制羊毛衫花纹的操作过程全靠“眼看、手摇、心记、口念”,劳动强度极高,生产效率低。全行业挡车工多为中年妇女,没有一名工程师和机械技术人员,也没有人比较系统地学过电子技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虽经历几次机械化技术改造运动,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手工操作的生产过程。在“文革”中的地方电子工业大跃进中,有工人提议采用电子技术,实现生产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却被讥讽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门不当,户不对”,“不懂ABC,怎能搞电子?”23
  这种态度在“文革”批判所谓刘少奇的“电子神秘论”和林彪的“天才论”中被运动的论述翻转过来:“宣扬天才论,宣扬技术‘神秘’,无非是想要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揭露的那样,‘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工人们说:一切生产技术,都是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
  许多羊毛衫厂挡车工人要求开展“电子扫盲”运动,组织短期培训班,普及电子技术。“赤脚电工”就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
  他们不识英文字母,就在英文字母旁边注汉字;不识电子元件,就给它取了各种形象的代号。他们在干中学,边学边干,原来连电阻、电容都不懂的挡车女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就掌握了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工人们亲切地称呼那些掌握了电子技术基本知识的挡车女工为“赤脚电工”……24
  短期内,全行业7000名职工中就培训出了450名这样的“赤脚电工”,实现了对旧设备的自动化改造,赤脚电工们称之为“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到1973年,上海羊毛衫全行业14个厂,1500台织机,全部实现半自动化。在设备不增加、人员减少、品种增多的情况下,产量比1966年增长52%,比1958年翻一番。其中,上海第八羊毛衫厂通过与另一家弄堂无线电厂技术协作,在车间中实现了用一台电子计算机进行横机群控的全自动化生产,不但使挡车工从“口念、心记”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看台率达到两台以上。25197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小厂办大事、枯树开新花”为主题,将第八羊毛衫厂的群众技术革新的事迹制作成科教影片,在全国放映。26
(三)造计算机的街道工厂
  1970年9月上海市街道小厂长江把手厂内,电工出身的支部委员从市里接受了一项新的生产任务,那就是造电子计算机。市里决定以工人为主体,同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复旦大学教师一道,组成厂、所、校三结合的队伍,共同造机。27这名技术员激动地跟工人说:“如果不是狠批刘少奇的‘电子神秘论’,这样重大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们街道小厂来办?这件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当时的长江把手厂只有300多人,多为不识字的妇女,电子计算机什么样都没见过,因此很快形成两派意见。有人说:“这种高级产品,有技术的大学生搞搞还行,靠我们这些不识字的阿姨、妈妈,怎么行呢?”另一派意见针锋相对:“干革命,就要像干革命的样子,我们困难再大大不过大庆工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两派意见争执不下,党支部建议到上海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参观学习,统一思想。在学习现场,长江把手厂30多名工人干部看到国产计算机计算任务繁重,各地单位排队等着使用,而外国进口计算机又被附加苛刻的使用条件:一是不得用于国防;二是派人监督使用;三是机内元件不得分析解剖。
  参观后,工人认为,制造计算机不是他们一家厂的小事,而是长中国工人阶级志气的大事,于是喊出口号:苦战1971年,拿下“争气机”,向毛主席献礼!
  很快,由抛车工、冲床工、电镀工组成主力队伍,把手包装车间改建为计算机车间,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知识分子带着设计图纸到车间,同工人并肩作战。
  一开始,厂领导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关门攻关组装关键仪器,进度很慢。一位老工人质疑:为什么不让工人参加攻关设备的实践,领导不相信群众,这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二天她同其他工人起草了一张署名“哲学小组”的大字报,开门见山地指出:“领导上走的是专家路线,不相信群众;造计算机不仅要分清线路,更重要的是分清路线!”
  大字报贴出,全厂大讨论,领导肯定了这张大字报,很快做出回应:造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造机又造人,路线管线路。于是焊接小组工人参与到仪表制造中,科研人员先对工人进行培训,然后工人与科研人员配合,大大加快了制造进度。1971年12月26日,长江把手厂11万次积体电路通用电子计算机组装完成,通过程式设计成功播放了《东方红》乐曲,在打字机上输出汉字“毛主席万岁”。此后把手厂改名为长江无线电厂,其量产的积体电路电子计算机被用于上海市工业市政的各个领域,如体育馆的钢架屋顶结构计算、黄浦江潮汐预报等。中美恢复建交后,1973年双方互派科技代表团访问,中方安排美方计算机专家参观长江无线电厂,把它作为自力更生、电子计算机国产化的范例,向美方展示。
  另外,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路线实践活动也涌现出了一批典型人物。记忆体组熟练工小李在两年多的造机过程中掌握了逻辑电路和工艺设计,并进行合理技术改革,后被选送到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系读研。记忆体组长小周,本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造机后被交通大学聘请为台式计算机教研组副组长,讲授计算机原理和结构等理论课程。
  这三个故事涵盖了造计算机(长江把手厂)、学习使用计算机(大庆油田)和设计计算机自动化机械(上海羊毛衫厂),展现了“文革”中群众技术革新运动的基本面貌,其中的计算机不仅仅是技术革新的生产工具,而且是技术器物作为“政治的中介”。
  这三个故事所展现的工人“技术翻身”的过程,跟蔡翔在文学研究中考察的20世纪50年代工人“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的过程非常类似。蔡翔认为,“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需要解决的,不单是对工人进行现代化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规训,同时还是通过“识字”把工人带进“新中国”历史的“这一时刻”,从而完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同时性”。28在大庆油田、长江把手厂和上海第八羊毛衫厂三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诉苦”与“识字”叙事的再现。同识字一样,制造和使用计算机包含了极其明确的现代性诉求,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确立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包括工人对政党——国家的认同,也包括工人的尊严政治” 。29
  这一政治过程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主体性获得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主体性改造的过程。这个双向学习、共同劳动的生产过程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意义。在这里,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形式上的结合,而且是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工人获得了尊严,知识分子也获得了与普通工人之间共同阶级身份的勾连。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需要挑战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而是自有阶级以来的所谓人类社会的等级传统”,30也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这个三结合生产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对于知识分子和工人而言,都不仅仅是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工作伦理所能够概括的,因为它相比军工部门的技术专家和工人在军事供给制下的革命工作伦理更进了一步,它包含了一种阶级身份“转换”的政治,也就是对于个体而言的“解放感”的政治。它诉求在现代劳动过程中高度分离的“概念”和“执行”被重新统和起来,当然这不是回归个体手工劳动意义上的统和,而是建立在不同劳动者的政治认同和知识结合基础上的、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化的统和。
  1975年5月,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王选起草了一份研发汉字计算机激光排版系统的书面报告(“七四八工程”前身),准备列印后提交给北大革委会审议。报告在北大印刷厂列印时,印刷工人看到上面的内容后非常兴奋,认为这将改变排字工人的繁重劳动过程。他们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北大革委会。王选得知后受到极大鼓舞,“想不到一个病号只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就受到了工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说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有意义的”。31王选的七四八工程,是电子信息工业领域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政治认同而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这种劳动者的社会统和,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和所有制基础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通性” (commons)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这种政治认同和统和性的生产关系不存在了,自动化技术和印刷工人之间当然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激光排版将意味着排字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失业。
  从对现代劳动过程和劳动分工中异化趋势的翻转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真是十足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蓝图中,技术进步不再是异化的来源,反而要成为打破劳动过程等级制从而实现大工业民主的“政治—技术方案”。
三、拒绝开机——“电子卢德分子”大战“电子包公”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群众政治的退潮和改革开放的展开,强调自主研发的技术遮罩政策开始转向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向型(extraversion)发展。以贴牌、克隆、组装或者直接走私的方式,各种品牌外国计算机(主要是微型机)以正规和非正规的管道随着“第三次浪潮”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引起电子企业组装进口散件的“计算机热”和随之而来的倒卖、抢购风潮。80年代中前期,这些计算机的购买者几乎全部是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主要用于金融、数据处理、企业管理、财务和物流管理等“非数值计算应用”。原因很简单,武器研发和天气预报等科学计算通常要求比较高的运算能力,只有大型机和“银河”那样的超级计算机可以胜任;而工业自动化应用除了有作为“控制机”的计算机以外,还必须根据具体的机械过程设计电子传动部件,这是微型机本身所无法完成的,这需要既了解生产过程本身又懂得计算机原理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创新——而这正是“文革”中“赤脚电工”所做的工作,不仅仅要学会使用计算机,还需要将计算机同机器结合起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而对于企业管理和销售而言,数据的存取、分析和读写设备是最重要的组件,而这些反而是当时社会主义计算机发展方向中比较滞后的环节,因为在改革前的技术政治路线中,科学运算和工业自动化是我们发展计算机最主要的诉求,而不是数据处理。在我国最早引介IBM企业管理系统的一篇科普文献中这样写道:
  对于科学运算来说,有了磁鼓和磁带机做外存储设备也就满足要求了;而对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来说,磁鼓的容量太小,而磁带机的存取速度又太慢,最好要用大容量的磁盘机。……用穿孔卡片作为介质,对企业管理特别适用,因此在输入输出设备中卡片阅读机就是必不可少的设备。建立网络后,在各个科室、车间都要设立终端设备,有的可以用普通的电传打字机,有的则用显示终端(即输出结果可在显像管上出现,适用于随时查询,不需记录)更为合适。32
  于是,体积小、运算能力不突出但具备完备输入输出设备、数据存储功能和数据应用软件的微型计算机,最胜任的工作就是数据处理,从IBM的穿孔卡片机开始,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和企业管理的要求在这种机器身上历经了上百年的进化。因此,微机在80年代进入中国,首先改造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劳动方式和治理方式,改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控制和工厂劳动控制的方法论,而并不是如“第三次浪潮”所言,首先带来个体的自由和解放。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全国性资料统计专案。这一专案的计算机引进由邓小平批示,由美国进口的23台IBM 4331 4341 CPU机型完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普查赞助了1560万美元购买机器。在IBM的技术人员协助下,这次普查除了通过计算机大规模处理能力获得了前几次人工手动普查不能比拟的19项人口资料,还通过专案过程培训了600名计算机专家和统计专家。331890年,IBM的制表机和穿孔卡片第一次用于美国人口普查,34近百年后,这家公司创始的社会管理技术和计算机产品终于来到了中国。
  除了人口普查专案,中国最早的计算机随机抽样社会调查出现在大众传播领域。1982年,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首都新闻学会(当时名为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开展的“北京受众研究”是中国第一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样和统计分析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共抽取了北京市和郊区12周岁以上居民2423个样本,回答包括54项问题的问卷。问题涉及北京受众接触报纸、广播、电视的习惯、管道、兴趣、对新闻报导的评价。35
  1985年,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潘忠党等人与北京新闻学会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发表共同署名的长篇论文《北京受众研究》(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介绍此项目。36罗杰斯等人认为,北京受众研究标志着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大众媒介研究在中国的出现。“科学方法论”及其计算技术在媒介研究中的出现,在更深层次上表明了社会主义受众观的变化,人民的角色从“文革”民主传播实践中作为传播主体的“产销合一者”,转变成大众社会中“媒介内容的消费者”。
  除了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应用,更多的微机进入了机关和工厂的工业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监控装置。1984年至1985年间,《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多篇关于“工厂中进口计算机开机率不足,被弃置不用”的报导。为什么计算机被弃置不用?这个疑问终于引导我们回到了计算机自动化背后那个最隐秘的技术与劳动政治领域。
  江苏省南通第二棉纺厂第二织布车间拥有布机九百八十八台。1982年,省、市投资三十多万元,为这个车间的二百五十二台布机装备了一套国产微型电子计算机监测系统,每两秒钟就能对停车次数、时间、当班织出的布长等采样一次,据统计,可提高生产效率2.2%,每年可增加利润近五万元。
  作为一个监测系统,它的使用给纺织行业传统的管理方法带来了一些突破。过去,要知道车间总的生产情况,需用三四天时间,现在立刻就可知道;对挡车工的考核指标也更准确了。每个人开车、停车情况,计算机显示得清清楚楚,功劳用不着自己摆,过失也藏不住。但是,就是这样一台先进的设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是:
  一、领导不重视计算机提供的信息。原来负责收集、分析、处理计算机资料的人,实际已不从事这项工作,没有人对资料认真地分析、研究、处理,更没有指导、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回馈”回路不起作用,实际价值等于零。
  二、计算机提供的信息对第一线的工人没有起到约束作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如果对工人按计算机的资料考核,要他们按计算机的要求工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就必然要加大,劳动报酬也应相应地提高。然而,这一点很难做到,于是,工人对有无计算机不感兴趣,也不接受它的“约束”。
  三、人员的技术素质跟不上。应该说计算机反映的资料是准确的,它要求每个人都要理解这个监测系统的意义、原理和作用。但有的工人在应该拨开关的时候忘记了拨,不该拨的时候,却拨了。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这套国家花费了三十余万元投资的计算机系统,本来能起很好作用,实际上目前仅仅是“供参观”了!
  南通第二棉纺厂作为一个有相当高的管理水准(出口产品国家免检)的纺织厂,在应用计算机时所出现的上述问题说明了什么?人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它说明,计算机仅仅是机器,它的前面是输入系统,后面是该处理的资料,如果管理混乱,输入输出无人管、无制度,那就无意义了。如果“见机不见人”,管理水准、教育水准跟不上去,特别是人员素质、智力开发和人才的合理使用跟不上,很可能在一股“计算机热”后又“凉”下来,图个虚名而已。南通第二棉纺厂第二织布车间应用计算机的现状就值得重视。37
  这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由社会科学家完成的调查报告提示我们,计算机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在这里,纺织工业与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再次勾连在一起。让我们回顾一下,纺织工业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标志性创新事件,而现代计算技术的程序设计原理是来自雅各提花织机(Jacquard Loom)的穿孔卡片设计,随后就是诸如IBM一类的商用数据机器公司一百多年的进化史。由此一项节约纺织工人劳动的发明,反过来成了控制劳动力的现代信息技术之起源,这是计算技术与发明它的劳动过程之“分离”带来的后果,即资本主义劳动控制所依仗的“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劳动“异化”的发展史,即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不断地被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反过来控制劳动者自身的过程。而在“纺织女工”成为“赤脚电工”的故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将这个“分离”的过程重新“统和”起来的努力,那个在一百年前从纺织生产过程中被分离出去的计算和自动化技术,终于又回到了操作织布机的挡车工手里。它诉求在现代劳动过程中高度分离的“概念”和“执行”被重新统和起来,并通过这一从分离到统和的技术创新改造工厂的生产政治,也是实现阶级身份“解放感”的政治。这种阶级政治运动又同时改造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纺织行业的自动化在这里意味着挡车工成为了机器和劳动过程的主人,而不再是奴隶或被机器排除出去的“电子卢德分子”。而这种革命与生产之间的共进得以实现,不可能仅仅建立在劳动过程三结合的“工业民主”之上,还必须建立在“工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代表性政治基础上。可见,这是一套相当“理想式”的行动主义的民主方案,它的运转无法建立在一套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或“技术”之上,而必须在“运动”中不断地为自身开辟道路。在运动的政治退潮后,纺织工人在国家和工厂的政治主体性遭遇了双重瓦解,计算机也就不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再应用于劳动过程的解放性技术,而是沦为一种“异己”的“监控系统”。社会主义另类的工业民主政体开始蜕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现代性中那种经典的劳资对立形式。
  在南通第二棉纺厂中,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是来自工人使用计算机技术创新带来的自动化工艺的改进,而是来自于数据处理对“挡车工”劳动过程的工业控制,“每两秒钟就能对停车次数、时间、当班织出的布长等采样一次”。对于纺织工业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纺织工业部从1982年起,就开始有组织地推进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到1984年,报告中提到的微型机检测系统,已经在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四川等省市一些纺织企业中安装。这个系统被纺织工人称为“电子包公”,它可以详尽地记录每台布机的工人操作、品质、消耗、停机等资料,对从梳棉、细沙、整经、穿纱、织布及整理的整个工序实现全面的监测。38
  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是资方监控劳方的工具,而这份报告的症候性就在于此,在80年代初期为什么这个工具是“无效”的和“被弃置”的?
  首先,如文中所说,“工人对有无计算机不感兴趣,也不接受它的‘约束’” 。这是经典工厂政治中“弱者武器”的体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人无法接受泰勒制的“科学”管控技术,这是比较好理解的面向。然而计算机被弃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领导不重视计算机提供的信息”。80年代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并未完全“习得”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观念,因此,不但工人的主体意识还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无产化劳动力,领导也还不是泰勒制下的“职业经理人”。换句改革中的常用语,即没有“现代企业家”,社会主义工厂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因为如此,这份报告最后道出了一个技术政治视野下的“真相”——“计算机仅仅是机器,它的前面是输入系统,后面是该处理的资料,如果管理混乱,输入输出无人管、无制度,那就无意义了” 。就像斯迈思(Dallas Smythe)所写的那样,自行车和小汽车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且不同的技术形式本身会要求不同的城市交通解决方案;39同样,在工厂中安装计算机监测系统,也就意味着要按照技术形式的需求来改造工厂的劳动组织和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如同电视机塑造了资本主义核心家庭和郊区化的日常生活,工厂管理者作为计算机监测系统的消费者,也要按照这种技术形式的要求去塑造工厂的日常生产过程,从而也就要求工厂的决策权从工人转向开动计算机的管理层,而管理层人员想要符合开动计算机的职业“素质”要求,就意味着他们要将自身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工厂干部转变为现代企业管理者。这即是“见机不见人”的内涵,由此这个文本成为了以机器来教育人、以机器的要求来推进体制改革的宣传式报道。
  就在1983—1984年间,在改革派眼中,装机空置率成了计算机引进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各地纷纷掀起应用微机情况的社会调查。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调查了153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情况,每月开机在200小时以上的仅占26.4%,每月开机在100小时以下的却高达32%,三分之一的计算机每天使用不到4小时,最后得出结论是“有效机时甚少,利用率又低相反企业却争相购置” 。40同期来自美国的计算机贸易报告证实了这个状况,梅尔(John H. Maier)估计到1985年,在中国大陆安装的国产和进口计算机总的使用率不足50%。41
  这体现了改革派选择性施行新自由主义策略所面临的一些困境。42一方面,他们跟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派相似,并不是单纯地认为只要买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就可以战胜西方,相反,他们的诉求恰恰是通过购买器物来习得技能。在这个例子中,当然是通过购买用于数据处理的微机来习得这种技术形式所内含的“科学管理方法论”。可另一方面,经历过“文革”的社会主义中国并非是一张白纸,购买来的技术无法直接覆盖和抹除原来那个革命现代性的另类组织形式。所以改革派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核心区域在历史中所面临的用机器代替人工的过程,而是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独立发展走向依附式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用一种主体性替代另一种主体性的过程。
  问题恰恰就产生于此,在80年代作为“文化热”的一部分而进入中国的“第三次浪潮”,其未来观是一种传统的“美式技术决定论”,即新技术的采用会直接治愈过往的问题,带来新的发展且救赎传统的美德。正是这种决定论式的意识形态引发了“大家倒卖计算机”和“计算机热”,引发了计算机作为一种带有“信息社会”符号价值的紧俏商品的进口,以及在中国厂矿机关的热销。吊诡的是,这个技术决定论的未来主义意识形态,恰恰是改革共识的一部分,即“技术的中立性”——就像周培源等人在“文革”中向斯迈思陈述的那样——“技术是不含有政治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的先进技术将为人民服务”43。这个去政治化的技术乌托邦思想,正是终结“文革”群众运动的政治话语基础的重要部件,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当购买了进口的计算机的工农大众和企业管理者发现,这些机器带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中那种“自动工厂”的可能性,而是对劳动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和控制,神话破灭了,对计算机的弃置也就情有可原了。
  由此改革派的困境就在于,他们自食其果,被自身所推广的技术决定论式的意识形态所累。而要实现主体的转变,就必须将这种“去政治化”的技术决定论话语“再政治化”,这需要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场新的“改革”:
  北京市对推广应用微型机情况调查表明,添置一台微型计算机和添置一台新型汽车或新式机床,两者的意义并不一样,后者不过是增加了一台设备,前者却意味着一场改革。44
  这些关注计算机空置的媒介报道的大量涌现,在当时具有运动导向的作用。因为正如上文所说,这个主体的改革是要替换原来的主体和社会主义的工厂制度,不可能不发生抵抗运动,广泛弃置和空置计算机只是抵抗的一种消极形式,而根据来自美国的报告,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策都在推广计算机应用,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不少主动的抵抗行动(active resistance)45。这也被来自中国地方技术部门的内部报告所证实,上海市一些工厂出现了直接的抵制行动,他们的理由恰恰是“怕微型机进入生产和管理领域后,引起新的矛盾,让人听机器的指挥,怕原来习惯的管理方法不顶用了”46。然而在改革话语中,这些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制度和两种主体性之间交锋的抵制运动,反而一律被命名为“官僚习气”、“保护主义”,即所谓的使用计算机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47。
  由此,电子卢德分子式的抵抗行动尽管很多,却无法获得媒介再现;即使再现,也只能作为“落后典型”和“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这样一来,“推广计算机应用”的集中宣传就成了一场打造新市场主体的“媒介运动”。计算机不仅在器物层面控制了工厂的劳动过程,更在社会精神层面成为了一个导师,一个规训装置,用来教导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如何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体。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浮现出一个通过引进器物来规训主体的技术政治进程。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主体锻造方式并不是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偶然境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的必然选择。通过向所谓“传统社会”输入现代科技和技术精英(technical know-how)来实现“现代化主体”的转变,这是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发展学早在50年代就为美国政府开出的国际战略药方。而这一现代化发展学的药方,到了80年代改头换面,以“信息发展主义”的形式卷土重来。虽然技术形式改换了,其内核却依然是冷战逻辑下的美式现代化理论。在谈到中国计算机的空置率时,梅尔写道:
  中国的管理者总是以为,当他们获得新式计算机后,他们就获得了“现代”本身。然而他们没有想清楚的现实是,“现代化”来自于机器成功的安装和应用,而不仅仅是拥有机器。……
  对自动化的误解和抵抗在其他国家不是没有,但在中国似乎尤其严重,甚至发展为病态。而中国的计算机工业问题更严重,其在很多方面依然处在国家的计划配额系统之下,而没有去致力于将自身经营扩张成为一个满足消费者的产业。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使得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成为了可能。领导层希望倾斜政策和市场刺激能够为本土工业注入活力,包括计算机工业。但是,“单位思想”依然盛行,导致这个国家长期缺乏承担风险的意愿。经历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在此之前是近百年的战争),在今日的中国,风险承担、企业家精神和流动性人格依然是需要被精心培育的物件,即使到了1985年,这依然是很明显的事实。48
  “风险承担、企业家精神、流动性人格”,这是源自冷战的发展社会学对现代化人格定义指标中最重要的几个项目。这种人格促成了所谓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流动性”,而“流动性”正是在美国工业自动化历史中,那些工程师对由自动化带来的失业给出的解决方案。当时美国工人的反驳是“我们又不是吉普赛人”。49而中国的改革正是要打造勇于承担市场风险的自由企业家和自由劳动力。在管理日益泰勒化的工厂政体中,成为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的“吉普赛人”反而是从异化的工厂劳动中脱域(deterritorialization)出去的唯一手段。
  在80年代,抢购计算机后闲置这个症候性的现象充分暴露了电子计算机这个物件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这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理论之最好诠释50。作为携带信息社会神话的符号商品,倒卖计算机可经由其符号价值获得高额利润,由此研发生产转变为倒买倒卖——这恰恰是信息经济的特征——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商品性取代了物质性,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在意识形态迷梦背后,计算机却是一个强大的规训装置,它要求社会按照机器的技术形式去改造自身,要求国家按照信息社会理论的未来观去改造中国社会的经济架构。信息要实现自身将交换价值创造为利润的属性,信息也要实现数据对物质生产和劳动的管控——这两个要求背后便是一个“自由市场 + 自动工厂”的社会。当然,这里的自动工厂并不是技术乌托邦中那个节约劳动的“无人工厂”,而是通过计算机将密集的劳动力整合进自动机器体系的自动化流水线。因此,信息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技术政治。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其技术政治赢得了冷战,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门;而计算机因其在文化和技术形式上的“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成为了这个转型过程中关键的游说机器(lobby machine)。
  群众运动中的电子计算机,作为一个符号性的文化物件,指示了乌托邦自动化的共产主义愿景;作为一台生产性机器,对它的制造、学习和应用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它不仅仅是生产工具,也是阶级政治的技术中介。当革命中的双重勾连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勾连,以美式微型电脑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形式所勾连的,是基于数据处理的冷战社会科学和工厂管理方法论得以展开的技术基础和新自由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技术决定论意识形态。在这个双重勾连中,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传统就此旁落,20世纪的工业电子神话和资本主义古老的信息商品化历史最终实现了汇流。
  *论文初稿撰写得到邱林川的指导,本文的一个更早版本曾于2014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批判传播学年会”上宣读,得到了苏熠慧、吴同、朱羽的评议,在定稿过程中赵月枝、吴畅畅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在此向以上师友致以诚挚谢意。
【注释】
①陈伯达:《工业问题》,载陈晓农(编):《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版,第406—471页。
②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③同上,第237页。
④同上。
⑤李秀芹:《〈“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质疑》,炎黄春秋网,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0/712/10712
1833455F26K769756E970E40CJ5H81.html,2014 年 6 月10 日访问。
⑥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 2 期。
⑦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电子中心论”批判》,载《人民日报》1971年8月12日,第2版。
⑧Chun Lin(林春),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⑨刘寅等(编):《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编委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4—1215页。
11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电子工业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2同上。
13同一时期其他省份情况相似,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广东省1970年电子工业出现了“彩电会战”的电子群众运动,参见张挺等(编):《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广东卷)》,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14周慕昌:《电子工业管理体制的沿革和经验教训》,载《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 3 期,第28—37、55页;刘寅等(编):《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66页。
15刘寅等(编):《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67页。
16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7《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载《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第1版。
18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287页。
19研究院计算室推广使用电子计算机小组:《工人学会了计算机 我们接受了再教育》,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大庆人学哲学》第2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111页。
20同上,第108页。
21同上。
22轻工业部(供稿):《敢为革命攀高峰——上海羊毛衫行业实现生产自动化》,载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组、生产组(编):《卑贱者最聪明》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67页。
23同上,第63页。
24同上。
25同上。
26方山:《枯树开新花——科技影片〈电子控制织羊毛衫〉观后》,载《自然辩证法》1974年第3期。
27《敢闯电子禁地的工人》,载小厂办大事编写组(编):《小厂办大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1—64页。
28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29同上。
30同上。
31王选:《王选谈信息产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32梁仁圻:《电子计算机在机械制造上的应用第五讲:电子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载《上海机械》1980年第7期。
33John H. Maier, “Thirty Years of Computer Science Develop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6-1985,”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10(1), 1988, pp. 19-34;李静:《人口普查往事:被争夺的计算机》,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7期。
34Frank da Cruz, “Hollerith 1890 Census Tabulator,” Columbia University Computing History, 2011, Retrieved June 08, 2014, from http://www.columbia.edu/cu/computinghistory/census-tabulator.html.
35姚建红:《中国新闻史事溯源》,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36Everett M. Rogers, Xiaoyan Zhao, Zhongdang Pan & Milton Chen,“The Beijing Audience Stud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2), 1985, pp.179-208.
37印证:《为什么这里的计算机弃置不用?——对南通第二棉纺厂第二织布车间的调查》,载《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第2版。
38中国计算机工业概览编委会(编):《中国计算机工业概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39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40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微型计算机在各领域的应用》,内部资料,1984年,第80页。
41John H. Maier, “Thirty Years of Computer Science Develop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6-1985,” p. 33.
42“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困境”这一提法,参见赵月枝:《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国传播政治的转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第6期。
43同注39。
44同注40。
45John H. Maier, “Thirty Years of Computer Science Develop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6-1985,” p. 32.
46同注40。
47同注40。
48John H. Maier, “Thirty Years of Computer Science Develop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6-1985,” p. 33.
49David F.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5.
50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UK: Routledge, 1990.
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Wang Hongz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97&aid=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