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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中國大陸民族問題的「反思潮」

2017年03月28日 蒙藏疆 ⁄ 共 18400字 ⁄ 字号

摘要:圍繞「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中國大陸學術界乃至更廣泛
的社會展開了較為激烈的爭論。通過系統全面地梳理了近二十年來相關問題討論的
流變,本文發現,權力的高壓以及學者對敏感問題的迴避和「自律」,使得關於中國
「民族問題」的反思遭到了扭曲,甚至被閹割。本文還展示了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
問世背後的社會語境,揭示了其中所隱含的「國家種族主義」的苗頭。最後綜合各方
觀點,本文提出,若想真正良好地解決中國的民族或族群問題,中國政府和中國學
者所採取的原則應該是:一、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二、族群文化
多元化和公民認同普遍化。
關鍵詞:民族 族群 民族問題去政治化 第二代民族政策 文化多元

 

一 「民族問題反思」表層流變的轨迹
由於國家政治和族群禁忌的雙重敏感性以及少數族裔位置的邊緣性,有關
「民族問題」的討論在中國大陸一直遭到冷遇。但近幾年來,隨着族群矛盾的激
化,有關討論——以「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理念為焦點——不僅在中國大陸學術
界逐漸熱烈起來,而且在網絡空間也開始得到較多關注。尤其是胡鞍鋼、胡聯
合在《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上刊發〈第二代民族政
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並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之後,有關討論
更以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為焦點,達到了一個高峰1。
不過,從思路的相關性看,這場民族問題及民族政策的反思熱,斷斷續續
已經有了大約二十年的歷史,其流變軌È或許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民族」
還是「族群」的概念之辨;二、「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新思路之爭;三、「第二代                      民族政策」的新建言之論。或許只有將有關問題的討論納入這一歷史脈絡加以考
察,才能夠做出較為到位的把握。
有關「民族」與「族群」概念之辨的討論文獻相當多,涉及的問題也相當龐雜:
從相關中西詞語如何翻譯,到現代漢語中的「民族」、「族群」、「國族」、「中華民
族」等概念的歷史譜系考察,再到清末民初以來的多次相關討論的學術史考察
等等。每一方面所涉及的具體問題更是複雜且繁瑣。不過,總體來看,「民族—
族群」之辨的核心問題則是:是否應該將「民族」這個概念分別用「民族」和「族群」
兩個詞來表達,即用「民族」專指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民族」,而用「族群」來指
稱國家層面下的「民族」。當然,這一核心問題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而是經歷
了一個逐漸明晰化、結晶化的過程,伴隨這一過程則是民族學界理論範式的轉
變和對於「民族問題」的重新認識、重新定位。
漢語「族群」一詞的對應英文詞彙不止一個,有“ethnic”、“ethnic group”、
“ethnos”等,不過隨着相關討論的展開則逐漸共識於使用“ethnic group”。有研究
指出,該詞於1970年代末引進中國大陸,起初被譯為「民族群體」,後來中國大
陸學者不僅逐步採納台灣學者的譯法,將其簡譯為「族群」2,而且「族群」一詞在
199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流行,直接受到了台灣學界及其族群政治日漸突出的
影響3。不過筆者以為,「族群」一詞流行以及「民族問題去政治化」濫觴於人類學
者納日碧力戈1990年發表的〈民族與民族概念辨正〉(以下簡稱〈辨正〉)一文4。
〈辨正〉沒有出現「族群」及其相關英文詞彙,自然也不可能直接提出區分
「民族」與「族群」的問題,但其實際已經觸及到了相關問題的關鍵:第一,此文的
基本主題就是要將民族的「政治」向度與「文化」向度相區分;第二,此文還提到了
新中國民族事務政治向度的安排有強化民族意識的作用,而且這一觀點的提出主
要是通過對照國外不同層面的「民族」、「國家」等概念使用的辨析來進行的。因
此,作者反覆使用「民族群體」這一概念,來指稱並突出「民族」的文化向度。所以
說,〈辯正〉一文已經包含了「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和「民族問題文化化」的趨向。
不僅如此,它還帶有了學術範式轉換的意味,即從過去的斯大林民族觀所主導的
民族理論模式轉換為以西方學術為主導參照的理論模式。如果說〈辨正〉一文還未
直截了當地棄置舊模式,那麼到了1995年〈民族與民族概念再辨正〉(以下簡稱〈再
辨正〉)的發表5,納日碧力戈則直接基於西方學術譜系展開論說;與此相應,原
來含而不露的「民族」與「族群」之分也就直接登場了。不僅如此,此文還直接提
出了日後成為民族問題相關討論的關鍵命題——「文化多元」和「政治一體」。
不過,當時及以後的一段時間,這一表述並未引起重視,人們更關注的還
是“ethnic group”等相關術語的翻譯、來龍去脈、內涵外延、概念歧義、使用誤
區,以及「族群」一詞被「泛化」使用所引發的擔憂等6。這種擔憂既說明了「族群」
概念不僅逐漸地被普遍接受,而且日益作為核心詞彙去引領或表述對於「少數民
族」問題的研究7。
2004年另一位人類學者馬戎的〈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民族問題的
「去政治化」〉(以下簡稱〈新思路〉)發表後,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思路〉一
文的基本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新中國政府「參照了前蘇聯的做法」實施了「把族
群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識別和認定了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並配                             之以戶籍登記等身份認證制度,「使族群之間的邊界明晰化」且「『民族成份』固定
化」。其次,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又將特定「民族」與特定地域聯繫在一起,
從而直接滋養了「民族」與「領土」歸屬的對應意識。再次,民族優惠政策基於「民
族平等」而非「公民平等」,結果容易導致對部分人的特權而對另一部分人的不平
等或歧視,從長遠看不僅不利於被優惠民族成員的發展,而且容易造成民族之
間的不滿與矛盾。上述三方面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安排,雖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
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總體來看,卻固化了族群的身份,強化了族群
之間的差異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一些族群向加強其『民族意識』的方向發展」,
「對族群成員之間的相互交往與族群融合⋯⋯製造了制度性障礙」8。針對這一問
題,馬戎建議,國家必須逐步調整乃至放棄以往的「民族問題政治化」的政策,
向美國學習,實行「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而其基本內涵就是9:
強化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Nation)和國家,並把族群逐步地引導到主要代
表不同文化群體的角色之中,把族群關係用「文化多元主義」的思路來引
導。同時在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國家的層面,強調所有公民在政治及憲
法規定的所有權利和義務方面的平等,包括維持和發展自己獨特文化(包括
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的權利。
很顯然,這種思路已經從先前的術語討論,上升到了重新定位民族關係並
重新審視民族政策的制度層面,其現實針對性和對既存利益結構的衝擊性,都
被突顯出來了。很自然,對其質疑的批評性文字很快出現,討論的激烈程度也
迅速升級,開始具有了某種「路線鬥爭」的意味。批評的觀點主要表現於以下幾
方面:
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發揮了保障少數民族平等權
利、維護國家統一、鞏固民族團結、增強民族互助、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
的真實作用」,因此必須堅持,絕不能動搖。
二、蘇聯的解體並非是緣於其共和國聯盟制度,而是因為蘇聯當局並未真
正貫徹、落實這一制度所規定的民族平等原則,「高度的中央集權鼓勵了大俄羅
斯民族主義,造成了非俄羅斯民族的離心力」。
三、美國不僅有過不光彩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歷史,而且現在仍然存在
許多種族、民族不平等的現象,其民族和種族問題遠未得到解決。至於印度等
所謂實行「政治一體,文化多元」政策的國家,其國內的民族問題也並不比中國
容易處理。
四、所謂「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民族問題去政治化」思路,無論是從學
理上還是從現實上來看,都是不成立的。說到底,民族是政治利益集團,「多民
族國家關於族際關係的所有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創設,都是一種關於民族利益
的政治處置與政治安排」。現在中國大陸實行的「自治模式的核心理念都是在承
認多民族國家內部各民族具有不同利益訴求和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前提下,通
過不同的賦權管理方式換取各個少數民族對多民族國家政治合法性的認同,並
在此基礎上把具有不同指向的族際利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以維持

多民族國家『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的權威地位」,所以「試圖將民
族問題『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顯然是緣木求魚」。
五、民族優惠政策是世界通行做法,並非蘇聯和中國獨有。說到底,實行
民族優惠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根本上是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發展權。儘
管其過度實施可能會造成其他族群的不平等感,也不利於被優惠民族的健康發
展,但不能因此就簡單加以否定並取消之。
六、堅持現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對少數民族文化與自然生態資源的保
護,也是對生態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七、關於「民族政策的政治性」制度安排強化了少數民族的意識和離心性的
觀點,是對少數民族的「污名化」。
這ˆ僅是對批評觀點的概括,並不意味着相關討論只涉及這些內容。例如
有關「族群」概念的討論,在批評和質疑聲中一直都沒有中斷,但已經由術語的
辨析進入到了關於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討論的框架中bt。
儘管學術界對「新思路」的批評甚眾,但這並未扭轉其向社會層面播散的勢
頭;而2011年胡鞍鋼、胡聯合文章的發表,不僅複述了「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
主要觀點,而且更為直接地建議「推動民族政策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轉型」,通
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全方位的民族政策改革,積極推進「各民族交融一
體」、「中華民族一體化」的發展。
二胡之文的發表,更升高了相關爭論的溫度。如果說當初對「去政治化」思
路的批評已經實質性地被提高到了「路線問題」的大是大非的高度,那麼現在「去
政治化」和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更直截了當地被定位為「偽命題和主觀臆斷,
違背了中國憲法,違背了中國的歷史和國情,違背了民族與民族問題發展規
律」,「這些觀點迎合了學術界某些學者奉西方理論為『經典』的一貫作風,同時
也反映了當前社會上存在的急躁冒進情緒對民族理論研究的影響。這些觀點不
僅造成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混亂,甚至引起了對『中央要對現行民族政策進行重
大調整』的揣測,干擾了中國民族工作的良性發展」。
熟悉政治運動術語的人不難從中嗅到「政治批判」的火藥味。馬戎近年專門
撰寫文章,不再只是強調「政治化」的制度安排所培育的「民族意識」和「潛在的獨
立願望」是「當前民族問題的癥結」,而是強調兼顧「多元」的重要性,並特別補充
說明了「去政治化」的另一層用意,即克服將一般涉及族群因素的問題上升為「政
治問題」來處理的習慣。另外,他還從「生態」、「雙語教育」、「老城區保護」等
十大方面,具體分析了現存的傷害少數族裔權益的現象。
當初筆者一般性地了解相關討論時,感覺正反雙方的觀點涇渭分明,可是
一旦全面閱讀,則發現不少讓人困惑的「矛盾」之處。例如,民族問題反思潮經
歷了由概念辨析到政策、制度反思,再上升為新一代民族政策建言的發展,但
是卻少有人將中國民族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問題的歷史與現狀作為
考察的重點;學者不是熱衷一些不無抽象的理論問題,就是大談特談美國等國
的相關情況,而本應是重點的國內問題,卻往往談得較少。再如,主張「去政治
化」者,表現了思想解放、大膽改革的精神,而反對者則堅決擁護已有的民族政
策,看似是典型的「因循守舊」;但恰恰是後者更為關注對少數族裔和文化多樣                               性的保護,而前者則不斷地升高強化民族融合、提高國家認同的政治一體性的
調子。
針對兩派貌似涇渭分明的主張,坊間輿論武斷地將他們劃分為「改革派」和
「保守派」。如果我們圖方便而暫時借用這一劃分,或許會認為「改革派」是以改
革之名行專制保守之實,而「保守派」則是以制度維護為幌子而圖謀為少數族裔
保留一些不多的自由;可是恰恰又是所謂「保守派」最為激烈地揭發西方制度的
弊病,堅決捍卫社會主義制度,較少承認現行民族政策有甚麼問題。「改革派」
不斷地用所謂西方的經驗來說明中國民族政策非改不可,而「保守派」則不斷地
通過細數西方的教訓來批評和嘲笑「改革派」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可是「保守派」
也喜歡引述西方文化多樣性理論,肯定文化多樣、民族自治的「世界性潮流」,
甚至將中國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堅持,看成是遵守聯合國這個「村委會」的「鄉
規民約」,貌似又與強調中國的獨立自主性原則相違背。
現有討論之所以顯得如此混雜並充滿火藥味,固然與所涉問題的複雜性相
關,但真正原因可能在於權力對思想言論的控制,在於學者對思想控制的「自
律」,從而使得相關反思從一開始就陷入既想觸及而又偏離要害問題的兩難境
地,進而逐漸滑向不無虛假性的「兩派之爭」。因此,我們必須跳出現有思考的
框架,才有可能釐清這一討論被權力閹割和扭曲的轨迹。
二 被閹割和扭曲了的學術努力
如前文所述,「民族問題去政治化」討論的直接緣起應該追溯到納日碧力
戈,但是他主張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目的並不是針對少數族裔,而是
國家對民族事務的階級鬥爭式的管理方式。在他看來,如果說民族問題「政治
化」培養並激化了「民族意識」,原因也恰在國家權力的不當使用。因此,他主張
「政治一體,文化多元」並不是要放大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弊端,以「公民一律平
等」的名義來替代之;更不是主張強化對少數族裔的國家一體性教育,積極主動
地推進民族融合。相反,他希望通過將「民族」的非政治性族群文化的一面與政
治性的一面區分開來,一方面有利於國家的一體性建設,另一方面更有利於保
護少數族裔的權利。所以他才辯證地指出:「無論是積極鼓勵民族繁榮、發展的
政策,還是試圖消滅、同化少數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政策,都在客觀上起到了促
激民族情感和民族自我意識的作用。」
再來看馬戎「民族問題去政治化」之說的生成過程。1997年馬戎發表了〈美國
的種族與少數民族問題〉,此文開場白中的幾句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其後的
「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思路,但全文真正與此相通的文字,說多了不過一頁篇
幅(全文共十二頁),說少了也就不過是下面這一段話:
使用行政手段強制實行民族同化是不會成功的,以美國的政治、經濟、文
化基礎這樣的優越條件來對零散進入美國的新移民實施同化,其結果尚且
如此。而「文化多元」也並不意味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實行「割據」而危                                害國家的統一,美國的「多元」之上有十分強大的「一體」,州和聯邦都是很
強的政治實體。而且在美國不僅僅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在文化層次
上也有很強的「一體化」⋯⋯「文化多元」並沒有保留真正獨立的「文化群
體」,只是允許在接受〔國家〕「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傳統文化某些
特點的各個「亞文化群體」的存在。允許發展有民族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傾
向的「文化群體」,也將危害美國的政治統一。當然,這種情形也決不會被
美國政府所容忍。
顯然,這段話與其說是在揭櫫「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成功,不如說是客
觀地介紹美國民族政策的實際情況。所以該文對所謂美國只重視「『機會的均等』
和『公平競爭』」、但不考慮競爭者自身條件方面的差異是持批評態度的,而且也
認為在一些美國人的頭腦ˆ,「種族偏見至今還根深蒂固」,要在美國真正實現
種族、民族平等,「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27。如果以這篇文章看,批評馬戎
食洋不化、片面美化美國制度,就顯得無的放矢。
馬戎的另外三篇發表於2000至2001年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即〈論民族意識的
產生〉、〈關於「民族」定義〉和〈評安東尼.史密斯關於“nation”(民族)的論述〉。
比起前述1997年的那篇文章,此三文(尤其是最後一篇)的具體論述又向「民族問
題去政治化」之說靠近了不少,只不過相關提法還分散在不同的文章中,有關表
述也還有相當保留。例如,〈關於「民族」定義〉一文對美國處理民族問題的做法,
肯定已經多於批評,但使用的主語是「美國人」這個含混提法,並未明確地將其
歸為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再如,這些文章批評「民族識別」具有「副作用」的用
意已相當明顯,但還是比較肯定地指出了如此作為的客觀原因,所謂蘇聯的影
響只是在文章的結尾才點到,完全不像其後來的〈新思路〉一文開門見山地將中
國民族問題的要害歸因於向蘇聯學習,進行民族識別、施行民族優惠政策等「政
治化」的制度安排。
在近二十年的「民族問題反思潮」中,西方民族主義的理論家發揮了重要的
作用,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理論雖然很早就被引入,
但直到近年才真正開始被重視,其中大有玄機。
其實,納日碧力戈1990年提出將民族的「政治」與「文化」向度相區分時,已經
可以隱約看到史密斯的身影,而其五年後對「民族」概念進行「再辨正」時,就明確
地將史密斯之作引為重要的理論參考了。納日碧力戈所謂的為其自己所增補的
「神話—符號結說」,明顯與史密斯的「族群—象徵主義」(Ethno-symbolism,又
譯「種族—象徵主義」)有派生關係。無獨有偶,馬戎「去政治化」說成型前的關
鍵階段,也將史密斯引為「同道」。
而且,納日碧力戈和馬戎還不約而同地對史密斯的理論進行了「去政治化」
的處理。納日碧力戈援引「族群—象徵主義」,強調族群傳統文化因素之於民族
形成的重要性,尤其是當他刻意地用「家族」元素去補充「族群—象徵主義」理論
時,更強化了族群文化傳統作為象徵符號資源對於現代民族生成的重要性。不
過,史密斯的「族群—象徵主義」是對「現代主義」和「永存主義」等民族主義理論
的校正,而納日碧力戈則是希望將「文化的民族」從過去階級鬥爭的「政治性」民                             族觀中剝離出來,還民族以傳統文化因素的歷史性一面。馬戎對史密斯理論引
鑒的核心指向,是要確定「民族」和「族群」的兩分,要將前者定位於國家層面,
將後者定位於文化性的族裔層面。這與其說是對外來理論的適當引申,不如說
是在割裂外來理論。史密斯討論文化的、傳統的族裔性因素與作為現代民族國
家的民族之間的複雜、交錯關係,而不是簡單地將這兩者區分開來。馬戎這樣
發揮的意向,顯然指向其「去政治化」命題,意欲將中國大陸的民族問題歸因於
民族政策的「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而且客觀上不無片面地將民族問題歸罪於少
數族裔的分離意識。
在此,納日碧力戈與馬戎兩人的「去政治化」指向顯然存在很大差異,但他
們的「去政治化」仍然與政治息息相關。納日碧力戈言說的政治意向包含着對
中共國家民族事務管理「極左性」的批判,隱含着少數族裔「承認政治」的訴求和
對權力約束的意向;而馬戎言說的政治意向,則顯然更多地指向對國家權力強
化的要求。當然,他們兩人並未將話講得如此明瞭。在他們所寫的文章中,大
量篇幅都花在對國外情況的介紹和較為抽象性的理論闡釋,而對敏感的國內
族群問題現狀則盡量迴避。例如,作為一位蒙古族的人類學者,納日碧力戈當
然對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及少數民族的家族—族裔文化復歸現象相當了
解,但是在闡釋「民族形成的過程中,把家族成員和族群成員轉變為地緣公民需
要經歷權力鬥爭和對社區傳統價值和形象的重新定義」的問題時,他所引述的
「現實」例證是脫離前蘇聯控制後的蒙古國返還成吉思汗家族傳統的文化動向,
而對發生於中國國內的類似現象卻隻字未提。而馬戎在談及民族政策時,對其
「極左性」和高壓性給各族文化(包括少數族裔文化)所造成的重大傷害,也基本
未予提及。
從當時的學術思考所包含的多向發展性可能來看,權力的控制和學者的思
想「自律」,扼殺了一種可能是極有意義的民族問題研究的學術突破。納日碧力
戈在2000年出版了《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一書,該著的價值不僅在於對「族群」
問題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系統的理論梳理,而且在於其提出明確的「族群
『建構』」的視角,即不是從單純的西方理論的辨析和引鑒的角度來看待族群問
題,而是將其放置於現代殖民背景的歷史前提下,放在全球化語境中,放在多
民族國家建構族群互動的關係上,來分析族群作為「人類社會關係的一種新分
類」,及其所「具有『客體化』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而這不僅是西方社會已發生
的情況,更是轉型中國正展開的現實。
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了持續不斷的多層面的族群文化的重建,諸
如家族文化、地方文化、少數族裔文化、儒家文化等傳統文化的回歸。它們彼
此發生着或隱或現的相互作用、互相博弈,具有不同的社會功能。少數族裔文
化復興潮帶有更多的特殊族裔文化認同建構的性質,而儒家文化的回歸和炎黃
子孫象徵符號的操作則由於強化了漢民族的主體性,更容易被視為國家性的文
化轉型和文化重構。所以,前者(主要是藏族、維吾爾族等的族群文化回歸)就
更可能引起擔憂,被防範,甚至被打壓;而後者,則又更可能以「國家」、「中華
民族」的名義,被肯定,被張揚。因此,不僅其自身的運作,而且國家對於這些
文化行為如何認識與對待,對於中國轉型的現實與未來都有着重要的影響。而                                   西方的「族群」概念和理論之所以影響日隆,實際正是這一現實的理論折射。因
此從自覺的「族群建構」觀出發,不僅可以突破族群問題術語辨析的狹小格局,
將學術思考的一足跨進了現實的門檻,而且很有可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同時突破
族群本位主義和國家權力至上之雙重局限的思路,以幫助我們更為全面、綜
合、客觀地去把握相關現象。
但可惜的是,完全意識到這一重要思路的納日碧力戈,因為對「民族問題」
的雙重敏感性的迴避,總體上是以「影射」的方式讓人們去體會,而且也沒有將
中國的現實突顯出來,只是將它們零散地撒播於《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一書
的某些章節或段落中。這種迴避又強化了該著一個可能的內在短處,即作者主
要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書寫的,這就可能與族群建構中族群互動、族群雜糅的
現代性特點有一定的脫節。這一點剛好可以用「民族社會學」的思考加以補充,
即用更具有社會學、政治學背景的思路,來觀察隨社會轉型而來的「族群建構」
之潮和「民族關係」之變,來反思國家民族政策、社會制度、管理方式的歷史效
果與現實運作。然而,正如我們所見,「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思路,卻沒有走
向這條學術化道路,而是滑向了片面的、被割裂和扭曲了的非辯證綜合的「民族
政策反思」。
綜上所述,從「民族」、「族群」概念的辨析到「民族問題去政治化」「新思路」
的提出,其總體演變趨勢就是對於少數族裔權利、文化多樣性之合法性的逐步
弱化乃至否定,對國家管理、控制甚至操縱「民族問題」的權力「合理性」的逐步
無條件地肯定。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理論發展或學術演變,而是被權力控制和對
思想「自律」的踐行所閹割和扭曲的結果。而那些對「新思路」的批評和對「第二代
民族政策」建言的批判,雖然顯示出了一定的針對性,但大都針對敏感度較低的
問題,而將大量的精力花費於境外民族關係現狀或民族政策的介紹與爭辯之
上。這些批評不僅一味肯定當局現行的民族政策,肯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
越性,就是連對方一些明顯的邏輯漏洞都不敢直接追問。所以總體而言,反對
的言說不僅未能有效地校正相關思考的扭曲性,而且還將問題引向了「雙方對
立」的方向,為權力的閹割和扭曲披上了「學術爭鳴」的半虛假的外衣,從而使
「民族問題」的反思與辯證、學術之思路愈行愈遠。
三 「國家種族主義」的宣告及其背景
從表面看,「民族問題去政治化」與「第二代民族政策」好像是同一理論脈系
的關係,都欲通過國家制度性的安排,來弱化或消除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識」,
達到民族「融合」、國家「一體」的目的。其實,馬戎與二胡有相當的差別,其「去
政治化」的思路,固然存在相當大的問題,但他並非是想通過民族政策的改變,
強力推進融合的進程,而是想扭轉因制度化的因素強化民族身份意識的趨勢,
從而逐漸培養起普遍的公民意識與中華民族一體性認同,而且在此進程中,並
不排斥文化的多樣性;此外,這些年來馬戎還是不斷努力讓自己的研究更靠近
當下中國族群問題的現狀,表現出了對日益邊緣化的邊疆少數族裔人群的關

懷,這在其有關新疆和西藏問題的研究上,表現得都比較充分。所以我們應該
從這兩方面來理解他的「新思路」。
相反,二胡不僅缺乏民族問題研究的學術背景,而且其「第二代民族政策」
之建言,也顯得較為簡單、片面,頗有「國家種族主義」之氣息。例如,二胡
之文引用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
民》(Politics in the 着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只截取其談論西方國家努力消除族裔文化多元性的行為,卻隻字不提其賴以成
名的多元文化主義;談全球化,只提全球、區域文化一體(實際也只是中國區域
的文化一體),而不提同期民族主義、族裔文化復興的世界性潮流;談美國歷
史,只竭力強調美國國家民族政策弱化族裔差異、融合美利堅民族的優點,而
迴避美國民族政策「成功」的重要歷史前提——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引用發展
數據,只提少數族裔地區的高GDP增長率,而不提「GDP含金量」的指標;只大
談特談國家對邊疆少數族裔地區的援助,而不提邊疆地區在資源、環境、人口
遷徙、核武試驗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或犧牲;只提黨和政府對少數族裔的恩
情,而不語對少數族裔的傷害;只看見族裔文化認同對國家一體性的負面影
響,而看不到其之於文化、生態多樣性的意義;只談「民族問題」導致族群衝突
性一面,而不提權力壟斷、社會不公、經濟發展不平衡、現代化建設等其他深
層問題等等。所有這一切又都指向對國家合法性及其權力的無條件肯定,指向
對少數族裔正當權益的剝奪。
有關「第二代民族政策」之批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政治上,用貌似
平等的公民權利無差別性落實為理由,廢除最多「三分落實七分虛設」的民族區
域自治政策,取消對於少數族裔人民的少量的「特殊」優惠,為強勢推進「民族融
合」的做法奠定合法性;經濟上,所謂「從經濟方面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體」
的說法,罔顧權力與資本相勾結的「市場經濟」對於鄉村社會、邊疆地區、少數
族裔社區的嚴重衝擊,以及對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的破壞,並欲更強勁地推進
之;文化上,所謂反對任何形式的族裔性的民族主義,主張國家更為積極地用
所謂一體性的中華民族文化來融合各不同族裔的文化,但讓人擔憂的卻是想以
黨的意識形態,來壓抑、改造、統一包括少數族裔文化在內的所有異質性思想
文化形態;社會上,民族政策調整之言說則更為激進,甚至不難讀出以國家強
力推進不同族裔通婚的用意。
「第二代民族政策」當然不只是「去政治化」之說啟發的產物,而是有其特殊
的社會輿論環境和「物質」條件。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風波,
使長期被屏蔽和忽視的「民族問題」得以部分被公開討論。在網絡空間已經隱蔽
存在了數年的各種網絡族裔民族主義爭論,也迅速公開化、普及化。愛國主
義、國家民族主義開始大規模地與族裔身份相勾連。網絡空間所發生的幾乎是
一面倒的對於「3.14」「藏族暴徒」的聲討,也促使原先「香格里拉化」的藏人形象
向醜陋、兇狠、受恩不報的方面轉化。與此同時,網絡空間還發酵着對於所謂
「新疆小偷」的追討、喊打。這樣,原先人們意識中的淳樸、善良、能歌善舞的
少數民族,就逐漸被轉換成落後、懶惰的兇歹之徒。
雖然不能說這都是政府的蓄意挑撥,更不能簡單歸之為漢人的歧視、偏
見,而且也不能說少數族裔本身對少數民族污名化現象毫無責任,但是,這一

切的發生仍然與自由、理性言論空間的缺失關係甚大。我們大量看到的是並不
了解中國族群問題的網民對藏、維、滿族的攻擊或謾罵,對要求漢族和國家反
思聲音的圍攻,以及極少量的少數族裔網絡極端言論。至於那些試圖對族群問
題進行全面、理性、公正的觀察,在2011年之前,則遭受到各種不同性質的網
站管理者共同的扼殺。即便是在今天,理性並直面問題而發言的自由度,也遠
不如片面的攻擊性言論。至於說隨「現代化建設」而來的少數族裔社會的瓦解、
衰敗之情形,或者不被報導,或者即便是有所報導,也處於「犄角旮旯」中不為
人所知。因此,當2009年韶關「6.26」事件發生後,因對立而培養出來的族群情
緒,就直接發揮了推動烏魯木齊「7.5」慘劇發生的作用。在這樣惡劣的輿論空
間中,原本因權力控制而被扭曲了的「去政治化」思路,就被順理成章地「借用」
為誤解、歧視、妒恨少數族裔的網絡大眾意識形態——由複雜情況構成的族群
問題,統統被簡化為「該死的土共民族政策」的惡果和對於「落後、野蠻」的少數
民族的「姑息養奸」。而「第二代民族政策」恰恰就是這種日益暴劣化、族裔對立
化的社會語境的產物,因此它也順理成章地成了嫉妒、仇恨少數族裔心理的名
正言順的意識形態。
不僅如此,「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產生,還有着更為直接的物質性暴力條
件。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一直相當依賴高壓手段,基本
是無差別地針對所有國人,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則逐漸出現了針對特
定族群的苗頭。例如,在王樂泉主政新疆的十幾年間,為了嚴控恐怖分裂活
動,遏止伴隨1980年代相對寬鬆的民族政策而來的民族主義分離意識的增長,
新疆長期處於高壓、維穩的態勢,使得新疆的行動、言論空間比內地縮小不
少,而這其中維吾爾族所遭受到的控制比當地漢人還要嚴厲。當地政府對公民
宗教信仰自由和語言文化權利的強力管制,似乎也在與恐怖暴力的升級進行着
相互競賽。雖然我們不應過份誇大這種差別對待的程度,也不能說這完全是神
經過敏,但它給新疆人尤其是維吾爾民眾所帶來的不平等之感則是明顯的。相
對於新疆,西藏在2008年之前的政府管制相對要寬鬆得多,民間與政府之間形
成了一種互不干擾的默契。但是2008年以後,政府迅速加強了政治上的高壓控
制,在教育方面也開始強勢推進漢語替代藏語的教學,造成了必要的管控升級
與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相混雜的現象。而且從2008年奧運會前夕起,這種差別性
歧視對待更日益公開化,比如廣為人知的維吾爾人和藏族人在出國、乘坐交通
工具、入住酒店等方面所遭受到的有意無意的歧視性對待。
因此可以說,雖然「第二代民族政策」之建言在2011年9月才出現,但與其思
維相近的「國家行動」已經啟動了一段時間了。就此而言,這一建言很可能是逐
漸呈系統化、公開化趨勢的「國家種族主義行動」的告白,或其更進一步全面實
施的探路石。
四 「民族問題」何以「去政治化」?
由於權力扭曲了對「民族問題」的反思,因此,若想挽救這一反思,真正面
對中國族群問題,就必須正視權力的壓力。但是權力並不是單純的外部壓力,

當下中國也並非毫無思想、學術的自由;真問題的直面言說,不僅有賴於更為
寬鬆的學術環境,還需要學者盡量克服內心的恐懼和思想的「自律」,盡量不要
讓自己太「聰明」、「圓滑」。
具體到本文所討論的主題,我們反思「民族問題」之思考被閹割、扭曲的歷
史,並不意味着承認「『去政治化』主張,是一個違背事實的偽命題」,也不意味
着它不包含建設性的成份。不過,若想使得「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主張真正
有所作用,必須首先將其補充完善為兩大原則:一、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和政治
制度民主化;二、族群文化多元化和公民認同普遍化。
第一原則意味着改革民族政策必須去除雙重性的制度弊端:既要克服現行
民族政策所發揮的培養民族身份、集結族群認同、固化族群差異的弊端,但更
需要克服權力高度壟斷的弊端。也就是說,解決「民族問題」的核心,不是片面
地「去政治化」,而是「再政治化」,即政治制度憲政民主化;第二原則意味着不
僅要保護、發展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又要以公民本位意識重構已嚴重瓦解
了的社會共同的文化價值基礎。兩者是同一進程的兩個不同側面。
政治制度民主化之於保障公民及族群權利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不過,人
們一般更多關注的是憲政制度對於政府權力的控制,而忽略其之於國家有效處
理族群衝突、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國家意識的作用。在多族群或多民族國家
中,難免會發生族群糾紛或衝突,這本身並不可怕。如果國家擁有健全的憲政
民主制度,就可能在事件的苗頭階段,通過公正執法迅速控制。如果不幸演化
為騷亂或衝突,也可能保證在後續的司法審理過程中,使事件得到公開、透明
的處理。這樣,涉事各方既可以依法伸張權利為自己辯護,並可能更容易接受
審判結果;同時,社會公眾也可能從公開、公正的審判中接受公民及法律的精
神教育。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各級政府對於涉及族裔性因素的糾紛,總是
本能地喜歡息事寧人、捂着蓋子來處理,而且有時又會為了所謂的「民族團結」
做出偏袒性處理。其結果往往是,小的糾紛得不到及時處理,上升為社會騷
亂;而且由於司法審理有欠公開透明,最終處理的結果即便是公正的,但社會
流言及境外輿論也往往是負面的,至於說公民從中接受良好的法律教育更無從
談起。之後,類似不幸事件還會發生,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族群隔閡也只能是
不斷加深。
例如,2004年河南中牟發生大規模回漢民眾衝突,其直接起因不過是一件
普通的交通糾紛案件。這起案件的具體情況究竟如何,最終的處理結果怎樣,
到現在還是不清不楚。談起相關事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民眾都憤憤不平,不
是認為政府在鎮壓回民,就是認為政府在偏袒放縱回民。類似情況在同一族群
之間的衝突事件中也時有發生。例如1993年寧夏西吉發生穆斯林教派衝突。事
件本身的責任當然在衝突雙方,但也與政府早期處理的失當不無關係。據說衝
突之初,某一教派信眾遭遇另一派的暴力相待,他們找政府去處理,但地方政
府怕事,以教派糾紛政府不好干預加以推諉。後來雙方「自己解決」的結果就是
小的衝突升級為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雙方死傷人數約七十人。當然,這類事件
背後的原因是複雜的,某些地方的回漢或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也非一朝一夕,
但長期的積怨也與司法不彰不無關聯。

上述案例說明,族群文化多元化必須建立在普遍的公民認同基礎之上,否
則所有人都一味強調本族群的權利,不同族群就難以共同相處,特定族群侵犯
他族群或本族群成員公民權利的現象,也將難以遏制,有機、和諧、共榮的中
華民族關係更無從談起。
中共政府經常將族群衝突歸罪於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操縱,但操縱之所以可
能,恐怕主要還是因為缺乏公正法律規約的政府行為給別有用心者留下了可操
縱的空間。不過,利用司法制度及國家行為的缺失來進行操縱的,恐怕不只是
境內外「敵對勢力」,更包括政府和某些擁有權勢的集團與個人。類似「葫蘆僧亂
判葫蘆案」的現象,絕不只局限於族群、教派衝突上,而是相當普遍地存在於社
會各類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中。當今中國大陸社會所謂的「仇官」、「仇富」心理
之所以那樣普遍,責任並不在一般民眾,而在於制度本身,在於那些可以以
「黨」和「國家」的名義方便地玩弄權力的各級官員。
總之,所謂的民族識別、民族優惠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造成的「民族
問題政治化」,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更深層的制度原因則是憲政民主制度的缺
失。如果不建立起健全、完善的憲政民主制度,「政治一體,文化多元」、族群
和諧、國家穩定的目標都不可能實現。
當然憲政民主制度並非靈丹妙藥,它不僅不能保證民族、族群衝突一定會
消失或弱化,而且還可能因為權力高壓的減弱,短時間內造成衝突的激增。甚
至也無人敢保證未來的民主化變革所付出的代價一定是短暫的,保證國家不會
分裂,不會出現遠比前南斯拉夫分裂和印度、巴基斯坦分立時更慘烈的種族大
仇殺、族群大遷徙的情況。但是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尤其是生態環境危
機,卻在無聲地提醒着我們,儘管推行憲政民主制度有風險,但不推行憲政民
主制度的風險更大。
可能的風險提示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模式,在國家的統一議題上,
或許應該如一位著名維權人士所言:我們應該達成共識,至少在中國民主憲政
轉型的進程中,一方面要努力以憲政制度充分保障公民與各族群的所有合法權
利,另一方面要堅決取消獨立分裂這一選項。有了這樣的共識和堅定的決心,
或許就有可能將社會動蕩、族群仇殺、國家分裂的危險降到最低;而且也只有
這種維護統一的決心,民主憲政的訴求才可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普遍擁護。

 

註釋

1、20 胡鞍鋼、胡聯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新疆

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頁1-12;《新華文摘》,2011年

第24期,頁9-12。

2 王東明:〈關於「民族」與「族群」概念之爭的綜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頁89。

3 郝時遠:〈中文語境中的「族群」及其應用泛化的檢討〉,《思想戰線》,2002年

第5期,頁60-70。這是學界普遍的看法。

4、25 納日碧力戈:〈民族與民族概念辨正〉,《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頁11-17、

38;17。

5、29 納日碧力戈:〈民族與民族概念再辨正〉,《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頁9-16;11,註釋1。

6 參見郝時遠:〈中文語境中的「族群」及其應用泛化的檢討〉,頁60-70。

7 關於從「族群」視角展開相關研究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海路、徐杰舜的〈中國族群

研究:緣起、成就及問題〉(《廣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頁51-58)一文介紹得

相當細緻。

8、9 參見馬戎:〈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民族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

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頁122-33;130-31。

10、11 郝時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民族關係〉,《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頁4;6。

12 郝時遠、陳建樾的文章都有相關表述。參見郝時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

民族關係〉,頁1-13;陳建樾:〈多民族國家和諧社會的構建與民族問題的解決——

評民族問題的「去政治化」與「文化化」〉,《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頁1-13。

13、14、15、16 陳建樾:〈多民族國家和諧社會的構建與民族問題的解決〉,頁7-8;4;

1;1-13。

17 郝時遠、陳建樾、張海洋的文章都有類似觀點的表達。參見郝時遠:〈構建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與民族關係,頁1-13;陳建樾:〈多民族國家和諧社會的構建與民

族問題的解決〉,頁1-13;張海洋:〈論民族團結是中國立國之本而共和憲政是國

民共識底線〉(2011年12月2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

6994f01010wpl.html。

18 陳建樾:〈多民族國家和諧社會的構建與民族問題的解決〉,頁7。關於這點,此

文說得還是比較含蓄的,而當「第二代民族政策」論提出後,有人直接指出,這是「把

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國民當成敵對勢力」。參見張海洋:〈論民族團結是中國立

國之本而共和憲政是國民共識底線〉。

19 更多的相關文獻可集中參見謝立中主編:《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

題的去政治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陳建樾、周競紅主編:《族際

政治在多民族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前者包括

了正反雙方的文章;後者所收集的都是批評一方的觀點,不過其跨國界、跨歷史的

政治學、民族學的比較視野更為突出。

21 裴聖愚、陳永亮、公銘:〈評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說——民族理論研究熱點問題

學術研討會綜述〉,《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頁37、

33。

22 馬戎:〈當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與出路〉(2010年1月20日),共識網,www.

21ccom.net/plus/view.php?aid=681。

23 馬戎:〈關於當前我國民族問題的進一步討論——也談「第二代民族政策」〉,

《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2013年第127期,頁1-18。

24 張海洋:〈論民族團結是中國立國之本而共和憲政是國民共識底線〉。

26、27 馬戎:〈美國的種族與少數民族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1期,頁133;136、137。

28 馬戎:〈論民族意識的產生〉,《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

第2期,頁14-18;〈關於「民族」定義〉,《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年第1期,頁5-13;〈評安東尼.史密斯關於“nation”(民族)的論述〉,《中國

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頁141-51。

30 參見Anthony D. Smith,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cations, 2009)。

31 馬戎:〈評安東尼.史密斯關於“nation”(民族)的論述〉,頁141-51。此文所評

介的是史密斯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一書。與馬戎形成對照的是,有西方

學者認為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的重要問題,恰在於“nation”(民族)和“state”(國家)

兩概念的混雜。參見Montserrat Guibernau, “Anthony D. Smith on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 issue 1-2

(2004): 125-41。

32 參見納日碧力戈:〈民族與民族概念再辨正〉,頁14。中國大陸內部的蒙古族文

化復興,以當代小說為例,自1980年代初起,就逐漸出現了「蒙古帝國叙事」的熱潮,其基本取向就是「歌頌」或講述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部落、建立跨洲的蒙古帝國的                   「偉業」,而基本的叙事內核則正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興衰。參見姚新勇:《文化               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未刊稿,第三章第五節。

33 納日碧力戈:《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2。

34 例如馬戎主張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實行「政治一體,文化多元」,但是卻沒有

人去追問:如果現行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不發生改變,不學習美國的憲政民主

制度,又怎麼可能實行美國式的民族政策呢?

35 批評方同樣性質的「雙重敏感性迴避」從其代表人物的「遴選」上也可以看出。相

對來說,陳建樾和張海洋的發言更具針對性,但批評方的代表人物卻是郝時遠。這

或許與其所擔任的行政職位有關,但可能更是因為他更符合體制所要求的「政治正

確」。例如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拋出之後,《中國民族報》可以一連給他三個月的

篇幅發表文章(《中國民族報》為週報,從2012年2月3日至5月11日,除4月27日、

5月3日這兩期,每期連載郝時遠的「評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說」之系列文章),而傾

向憲政民主價值且對現行民族政策問題更敢於直面的張海洋,卻好像不得不借助互

聯網的方式,來發表更具衝擊性的文字。參見張海洋:〈論民族團結是中國立國之

本而共和憲政是國民共識底線〉。

36 馬戎撰寫不少相關著述,如《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新疆民族教育的發展與雙語教育的實踐〉,《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8年第2期,

頁2-41等。

37 金里卡(Will Kymlicka)著,鄧紅風譯:《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和公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8 為節省篇幅,對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批判,沒有一一給出註釋,讀者可以

自行對照閱讀。另更細緻的分析,可參見郝時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民族

關係〉,頁1-13;張海洋:〈論民族團結是中國立國之本而共和憲政是國民共識底線〉

等相關文章。

39 參見姚新勇:〈當代中國「種族民族主義思潮」觀察〉,載陳明主編:《原道》,

第十七輯(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213-43。

40 比如筆者在2009年「7.5」事件之後開了博客,想以嚴肅、客觀、直面的態度

來討論新疆及其他民族問題,但筆者的文字或者無法發表,或者剛發表就被刪除。

相反,一些偏激、種族主義性強烈的評論,卻更容易發表並保存。

41 關於1980年代新疆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分離意識增長的情況,可參見Justin Jon

Rudelson, Bones in the S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Uighur Nationalist Ideologies

in Xinjiang,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42 這方面情況的介紹,主要是根據筆者對新疆情況的長期觀察。廣東省政協委員

孟浩為了讓省政府公布「39號文件」,「蓄鬚明志」已有一年多了,但如果他是穆斯林

而且在新疆,早就會被扣上一頂與宗教相關的帽子,被開除公職。

43 2012年4月,美國《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雜誌「圖伯特的自焚抗

議」特刊中的好幾篇文章,都提到了這一點。參見http://culanth.org/?q=node/526。

44 郝時遠:〈中國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則不容改變——評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說之

一〉,《中國民族報》,2012年2月3日。

45 有關案例的情況,基本根據網上的信息,例如河南中牟案件,可參見目擊者:

〈河南中牟回漢衝突的根源〉(2008年8月7日),四月社區網,http://bbs.m4.cn/

thread-87534-1-1.html;寧夏西吉事件,可參見〈93年寧夏西吉的被美譽為血脖子

教哲合忍耶門宦沙陳事件〉,豆丁網,www.docin.com/p-492862728.html。不過這

些網絡消息的真實性有待考察。另外關於西吉事件的情況,還參考了一位回族學者

對筆者的講述。

46 中國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不僅是「粗放型發展」所帶來的後果,更是由於片面

推動GDP快速增長的政府權力的難以控制、專制。如果高度集中的政府權力再得

不到有效的控制和改造,那麼中國將陷入「國在山河破」的萬劫不復之境遇。

 

姚新勇 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出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4年2月號 總第一四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