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 (述介) : 习近平恢复终身制的可能后果

2018年06月19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时政评论 ⁄ 共 15561字 ⁄ 字号

 

编者按: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任期限制,这可能为64岁的习近平主席无限期执政铺平道路。这对中国政治、政治改革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对此,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网站、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创办的“中参馆”(Chinafile)网,邀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从不同角度谈了他们的看法。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xi-wont-go 。

 

理查马利德: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前《金融时报》华盛顿和北京分部主任理查∙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认为,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职位的任期限制,似乎为习近平终身任职扫清了道路。根据以前的宪法规定,习近平在2023年初将离任,届时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

正如一些人指出的,习近平不一定要通过修改主席任期来保留权力。中国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对共产党的总书记,并没有任期限制。

尽管如此,这个事件仍然有着深远的意蕴。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任期将一直持续到2022年末,并没有正式的规定限制他继续当下去。虽然在此前,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把国家主席与党的总书记职位统一起来,并将其限制在两个任期。例如,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就在这两个职位上担任过两个任期。

而随着这次宪法的修改,实际上取消了这种刚刚形成的惯例。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回到中国1990年代早期流行的体制,即非正式的、不透明的讨价还价,通常由党内元老来确定高层职位人选。

当前,中国政治可能会进一步回到强人统治的毛泽东时代。当然,习不是毛泽东,毛泽东的中国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但在许多方面,取消对任期的限制都相当引人注目。无论你怎么解读,习近平的集权确实像回到了中国以前黑暗的时代。

中国官方宣传说,这是稳定所需要的。中国的《环球时报》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北京在2020年至2035年间的“关键时期”,需要强有力的稳定的领导,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

然而,习近平消除继续执政的制度障碍的举动,不但没有提供稳定性,反而会走向反面。

中共最近几十年建立了一种高层领导人的有序继任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避免权力的专制。

在去年10月下旬五年一度的中共党代会上,习近平没有任命一位明确的接班人,实际上已经表明他将继续掌权。而修改宪法中任期制的规定,强化了这一趋势。这也反映出,在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习近平巩固了对党和政府的压倒性权威,也对那些遭到反腐败打击的党的高层政敌发出了警告:他不会离任。

这也吻合了习近平执政时期一个更广泛的主题——消除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席的任期与党的总书记职位保持一致。

但这是否表明习近平是全能的?这要从两方面来说。

习近平能在短期内推动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他掌握了强大权力的表现。但是,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恰恰也反映了另外的事实——他有紧迫感,要掌握比已经有的更多的权力,来压制住他的敌人。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努力推动中国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学者和官员,将会不满于习近平抛弃他们的努力。

这些学者和官员虽然并不提倡西方式民主,但他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努力要建立一个司法体系,为那些想要起诉政府并保护自身权利的公民提供法律救助。他们也致力于建立更加开放的决策过程,而不依赖单一的高层领导人。而现在,在习近平领导下,这些改革者似乎已经无法再推动他们的努力了。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泰苏(Taisu Zhang)承认,这次宪法修改令他感到意外。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学者和政策专家都认为,习近平本来可以通过保留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同时让信任的盟友担任国家主席,来保证执政超过两届。

因为根据传统观点,国家主席的职位是习近平现在拥有的三个职位中最不重要的一个,但却是受最正式的规则,即宪法所管辖的职位,因而也是最“硬性”的。如果习近平放弃国家主席职位,而保留其他两个,毫无疑问他仍然是党国的最高领导人,同时能够避免在宪法规则上进行一场政治上代价昂贵的斗争。相比之下,修改宪法就像一件“奢侈品”,看起来似乎不值得这么做。

当然,这种看法错了,但是错误的原因可能比人们直觉上认为的更复杂。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我们低估了习近平的权力,同时也高估了派别制衡的力量。换句话说,他现在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承担这种奢侈品的代价。

这很可能是事实,但也许还有其他更具智慧的解释。例如,我们可能大大低估了宪法和法律在中国高层政治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修改宪法的原因并不在于习近平能够买得起奢侈品,而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奢侈品。相反,如果在不取消国家主席两任任期的情况下继续留任第三个任期,他将承担外界无法理解的重大政治风险。其中最简单的可能性是,担任国家主席的人可能会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即使这个人最初是习的盟友。这就是说,不像外界通常认为的,国家主席的职位可能具有更大的社会政治意蕴。

但是这个意义来自哪里呢?这就是分析变得更深入、更有趣的地方:人们可以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论据,认为习近平比其前任对法律制度赋予的合法权力有更强烈的认识。有点矛盾的是,他是20多年来中国最专制的统治者,但也使执法机构,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正规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过,这表明,他认为法律是合法性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来源,可以对其他政治派别、利益集团或官僚体系施加压力。

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习近平看作一个政治现状的破坏者和挑战者,因此他需要挖掘以前被忽视和未被充分利用的社会政治资本的来源——法律制度。现在,如果法律制度不通过普通民众赋予——或者至少潜在赋予——某种深刻而强大的社会政治合法性,那么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也许中国人比外界通常所认为的更重视法律。事实上,张泰苏说,这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以前所争论过的。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习近平是一个民粹主义者(populist),但也是令人惊讶的法条主义者(legalist)。也许我们以前低估了这两者的社会政治协同作用(synergy)。

按照这种思路,习近平推动宪法修改的理由很可能是:如果他不这么做,就面临失去他的一个主要政治资本来源的危险。他是通过大规模执法活动和相关机构赋权,从其他派系和政府部门夺取权力的人,而且,他经常强调,需要保持对宪法解释和执行的控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仅仅是专制体制坚持党对宪法的首要地位,但这也意味着,他认为宪法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推行这些策略的人可能会特别谨慎,唯恐宪法赋予权力的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之间产生政治紧张关系,因此强烈希望占据这两个职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宪法是一种权力游戏,但前提假设是法律确实重要。这是试图巩固权力的举动,而不是在炫耀或显示权力,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被解读为一种自我感觉脆弱的表现。

 

罗伯特戴利: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罗伯特∙戴利(Robert Daly)说,宪法修改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习近平想要更多的权力?为什么他的同僚愿意给他?这个决定是出自实力还是出于某种脆弱性?

最可能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的弱点只能通过把权力长期集中在一个强人手中来解决。因为不稳定的威胁很大,所以中共要向党员和中国人表明自己有信心、能力和稳定性。

这种威胁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现代的全球化社会,资讯发达,但其政治制度仍然是前现代的、神秘而封闭,这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至今没有解决。而中共试图以习近平终身制的形式,用国家权力来克服冲突,希望通过简单粗暴的政治强力来解决复杂问题。

习近平思想入宪将加强这一趋势,因此可以预测:中国国内将变得更加专制,知识分子不敢公开表达与习近平思想不一致的想法,甚至温和的批评也没有存在的空间。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的沉默意味着,中共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政策反馈。更多有能力的中国人会选择移民,但大多数人会支持习近平,对他的个人崇拜将会滋长。由于从众效应、党媒的颂扬,对习近平的监督乏力,习在国内和国际会更加胆大。中国将变得更加封闭,美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的活动会受到更多的禁令。

习近平地位的上升并没有改变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挑战,但它可能会使与中国的接触更加困难。美国政治家和分析人士会更频繁地使用诸如此类的词汇,如“红色皇帝”“中国的终身独裁者”“暴君”等等,从而给中美关系增加额外的紧张。美中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会更加明显。因此,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克服对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的讽刺(如上文侮辱性的绰号)的诱惑要比平常更加重要,要对中国进行冷静的判断,并保持尊重,敞开与中国接触的机会。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中国取消任期限制的决定,可能成为美国软实力的福音。中共在国内推动更全面的一党控制,在国外通过经济手段推行它在国内的做法,企图使其行径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化。美国并不是唯一对中共行径担忧的国家。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利用中国这一次最明确的拒绝民主的做法,在全世界强调透明的代议制治理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反面教材,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听信习近平中国声称的自信和能力。

 

谢淑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GPS)政治学教授,21世纪中国项目主席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通过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要终身统治中国的野心。中共19届代表大会未能确定接班人时,还有人认为习近平心中有一个继任者,只是不想通过认定他来淡化自己的权威,或许到他的第二个任期届满时将其提升为政治局常委。而现在,习的意图不再有任何疑问。国家宪法的修改,是要让中国回到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统治的令人震惊的大胆举措。

这一举动结束了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开启的进程,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导致的个人专断”。邓小平努力防止个人专制和规范政治生活的核心,是领导人的和平接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也是黎安友(Andrew Nathan)称之为中国“专制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最重要来源。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期满后,通过退休协助确立了这个规范。

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曾经是宪法的明文规定,可能会阻止习近平在未来无限期执政。国家主席职位本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不是重要角色,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权力。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于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角色。但在1989年天安门危机中,当领导层的分裂导致了130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时,中共创建了一个融合型的领导体制,让中共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集于一人。这种融合型领导模式,反映了天安门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持久影响,对习近平废除集体领导,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之后政治领导人更替的制度化,并没有走得太远或深入到足以阻止一个像习近平这样雄心勃勃的领导者恢复个人独裁。虽然遵循了一些规范和先例,但这并没有阻止习近平掌握权力。

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充满活力、向世界开放的现代社会,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国内外很多人都希望其政治体制能够遵循其他专制政权的历史先例,逐渐使治理制度化,更加负责任,尊重法治。在2012年之前,基本上有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但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个人统治。

 

夏伟:纽约的亚洲协会亚瑟罗斯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现在,制度上的大门已经向习近平打开,他想掌权多长时间都可以,除非被废黜,就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其他专制统治者一样。这给了他在国内甚至与毛泽东相媲美的无上权力,大大推动了威权主义向全球蔓延,增加了中国向国外扩张的持久性和成功机会。中国向海外发展的计划,也有了更长期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已经启动的大型全球项目,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占领南海,甚至其未明言的成为亚太地区霸主的意图,现在都变得大有希望。

虽然中国的宪法修改对世界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进不是一个好兆头,但这将有助于习近平和中国填补全球领导力的空白。在特朗普贬低美国领导层和欧洲“一盘散沙”(借用孙中山对20世纪初中国的比喻)的情况下,世界渴望中国的愿景和良好领导,在气候变化、核扩散、流行病、全球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反恐等关键领域发挥作用。一个强大的中国无疑希望竞争这种领导角色,所以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愉快但有益的(salutary)结果,就像法国皇帝的统治那样,即使他带领法国进行了灾难性的战争。但要充分发挥全球作用,习近平和中国必须要更加透明、民主、包容,并愿意按照全球规则行动。独自进行霸权式领导,从来不会持久。可惜,习近平还没有展现出以有效方式领导全球的性格特征。毕竟,为了让世界其他国家愿意跟随他进行全球改革,中国需要首先进行自我改革。

 

凯瑞·布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刘氏中国研究所(Lau China Institute)所长凯瑞·布朗(Kerry Brown)说,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战略机构。但战略总会包含一些赌博因素——做出重大选择,决定朝一个方向前进而排除另一个方向。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不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行进。

党的总书记有许多职能——战略方向的叙述者、象征性人物和主要决策者。他们也是赌徒,按照他们的直觉,把所有的政治资本放在重大的决定上。对于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来说,这种赌博仅仅是全力以赴促进经济增长。十年来,这个计划奏效了。中国GDP翻了两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年份都会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到这个时期末,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共产党越来越像一个商业组织而非政治实体,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习近平领导层开始了新的转向,不再单纯追求经济的粗放增长。现在的游戏是积累政治资本。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在国内拥有了众多头衔和荣誉。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这一趋势的延续。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多样性的国家,政治场景是复杂的,而上演的故事情节又是单一的。在具有类似规模的大多数国家,都有无数的政治力量和领导团队争夺权力。但中国只有一个。在政治垄断的共产党内,目前只有一个主导的领导人。从3月份开始,他将具有更大的优势。

我们如何解读这一点?基本上,骰子已经掷出,精英领导成为核心政治工具,引导这艘大船走向其历史命运。到2021年,中国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落后挨打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复兴将会完成,或至少已经在开始了。

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知道,他们拥有公众的支持。中国人希望国家强大,不会愿意国家回到过去的贫弱。有了这个对未来充满活力的愿景,习近平可以要求国民给予其精英领导所需的任何地位。这对于传达目的性、稳定性和确定性非常重要。

当然,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是,在一个特别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上押注如此之大,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如果事情按计划进行,并且国家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国内问题得到控制,有时也能解决,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出现动荡和混乱,那么习近平让精英领导层承担这么多的责任,这可能将证明是鲁莽的。中国政治总是高风险的,这个特殊时刻也不会更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无论未来几年发生什么,中国的精英领导都不会有第二人!

 

傅高义: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对比了习近平与邓小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始执政时,由于他以前的地位和在高层的经历,他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从1920年代中共早期就一直是党员,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密切合作。他有在法国的五年经验,在苏联的一年经验。他曾担任过12年的军事领导人,是淮海战役整个前线指挥的政委。在中共刚刚上台的1949年到1952年,他领导西南局3年,管辖人口约1亿人。他曾担任党的总书记达10年。从1973年到1976年,在周恩来患上癌症后,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一直是接待外宾的关键人物。由于这些经历,所以他在1978年复出后,尽管是副总理,但仍然有领导党、政府和军队的权威。

邓小平想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治理的制度。他认为,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会,将提供一个稳定的执政体制。他还相信领导职位的任期制度将有助于稳定。

傅高义说,他不是研究习近平的专家,但他相信,习执政时,没有像邓小平那样长期在政治高层所形成的自然权威。因此,他需要建立一个治理结构,诸如担任各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以有效地进行治理。当他执政时,腐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打击高层腐败意味着,被打击者的家族和朋友,或者那些担心遭到反腐败打击的人,会给习近平制造麻烦。因此,习近平要防止他们的抵抗,防止他们获得权力,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习近平努力强化自己权威地位的背后,必然有这样的担忧。

傅高义说,他确实认为,遵循规定的程序举行会议和领导职务任期制,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一个比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更稳定的制度。如果权力长期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那么当出现严重问题时,例如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经济放缓,那么这个人将不得不为所有事情承担责任。因此,傅高义认为,如果习近平能够保留定期程序的制度规定,以进行决策和选择新官员,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习近平个人都有好处。

 

陆思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陆思礼(Stanley Lubman)认为,习近平任期的延长,并不仅仅是强化了中共对社会及其治理的控制。同时,设立监督委员会,把一些检察官从正式的法律体系转到监督委员会,可以操纵建立已久的正式法律机构,不仅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还要加强习近平的权力。召回退休的王岐山,也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反腐败。陆思礼提到了明克胜(Carl Minzner)新书《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专制主义的复兴如何损害着它的崛起》。明克胜观察到,这场运动现在旨在克服政府公务员中的不忠、懈怠或不作为,甚至惩罚那些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的教授。

最近没收安邦保险,以及调查其他融资收购策略受到质疑的企业集团,反映了对非国有企业行使权力的高度焦虑。

明克胜指出,中国并不是在建立机构,而是“控制特定的官僚机构来加强习近平的个人统治。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权力快速集中于某个人手中,与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制度化,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两者。”

陆思礼接着说习近平喜欢重塑一些现有机构,同时限制其他一些机构的活动,这使得外国观察家想寻求某种理论,来理解当前的发展形势,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区分了“硬专制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和“软专制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明克胜提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谢淑丽(Susan Shirk)提出“个人化的专制统治”(personalistic dictatorial rule)。

改革时代贯穿着建立新制度的斗争,例如法律制度,即使经常被篡改、破坏乃至彻底忽视,但仍然是这些努力的产物。而现在,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共,在源源不断的刻板咒语和口号下操纵着权力,这些咒语和口号掩盖了过去的法律进步,也使中国治理的前景晦暗不明。

 

杰西卡·蒂茨:米德伯里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政治学刊”副主编杰西卡·C·蒂茨(Jessica C. Teets)说,在宣布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前,他曾发表过评论认为,尽管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中将权力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转移到了党内,但这些变化并未揭示出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个人统治还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认为,取消任期限制是为了推动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但其他大多数人则认为,习近平正在巩固作为新毛泽东(或新帝王)的权力。

思考这些观点的逻辑,似乎这会加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权力,但鉴于这一职位通常与总书记职位同时担任,所以似乎并不像是为了推动改革而加强政府的作用。相反,合并的党政机构正在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不是分别加强这两个部分。这与习近平建立党的领导小组来监督政府和军队的做法是一致的,并且能反映出他是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和胡锦涛的治理失败——他们基本上都以牺牲党的代价来加强政府职能,并允许存在一个没有党的政府。

现在还无法洞悉习近平的真正意图,是准备在国有企业(SOE)或其他政府部门实行改革,还是纯粹为了巩固个人的统治。借鉴其他领导人将政党统治转变为个人统治的情况,我们需要寻找以下几方面的线索:安插家庭成员或亲信担任要职接管权力,防止军队或其他精英阶层的政变,修改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规则,打击宗教、大学、媒体、公民社会等其他政治力量,用权力、政策或金钱收买其他精英阶层,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支持。蒂茨说,他不确定其他分析家会怎样评价,但习近平似乎只是在改变规则,打击其他政治力量(包括对统治精英的反腐运动),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建立个人统治。如果取消任期制反映了他的意图,他可能实际上在试图加强这个职位的作用,而不是他个人的地位,而且,一旦他“修复”了中国的问题,他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和平地交出权力。

然而,不管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他可能会为停滞不前的改革做出什么推动,挑战领导权和平过渡的规则,打破统治精英的平衡,似乎只会​​导致未来的政治阴谋、暴力和不确定性,其中没有一个对中国未来有利。所以,即使习近平不想成为下一个皇帝,他可能也会给未来出现这种情况铺平道路。

 

乔纳森·芬比:《南华早报》前主编《、中国会主导21世纪吗?》的作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说,从2012年末上台以来,推进党政一体就成为习近平一以贯之的政策方针,从而推翻了邓小平推动政治体制制度化的一个关键内容。习近平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使国家主席这个职位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因为他基本不可能以党的领袖身份在世界上进行国事访问,或以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出席G7峰会,他需要这个职位有真正的作用。尽管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缺乏影响力,在习近平担任的三个最高职位中只能排在第三位,但只有这个职位在1982年宪法中设定了两个任期的限制,对于一个想要摆脱组织和宪法限制的领导者来说,显然要将其作为修改目标,使其同他担任的党和军队首脑的更重要职位一样,没有任期限制。

邓小平主张党政分开,而过去五年来,习近平一直在推动相反的进程,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不过是这个相反进程的一部分。党的机构侵入以前属于政府管辖的领域,党员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以及建立监督委员会,这些都标志着习近平将管理国家的机构合并,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他是国家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的全面掌控地位,是长期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而习近平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

一些观察人士怀疑,十九大后不久就宣布修改宪法,反映了习近平对反对派的担忧。习近平的地位比表面看起来更弱。2012年以来的反腐运动必然会引起相当大的不满,但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能的情况是,习近平试图以人大的力量在第二届任期内尽快制定新的规则。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习近平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意图巩固权力。考虑到习近平在2023年后即使不担任国家主席,仍然能够继续掌握权力,所以修改宪法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是这具有象征意义,不仅在中国内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了一个信息。习近平的意思就是他在人大会议上所说的,把中国推向全球舞台的中心,他无限期地担任国家主席,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在他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党政一体的支持,他认为这种党政一体可以充分利用民主资本主义的弱点。

 

裘德·布兰切特:前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项目副主任(Jude Blanchette)说, 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领导层对政治体制和领导人更替,努力使其规范化,而国家主席职位的存废,本身是这个规范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954年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到1959年,而后由毛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接任,直到刘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清洗。在接下来的16年中,国家主席职位一直空缺(1975年后被取消)。1977.至1978年,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党的领导权后,他意识到,不对基本的执政机构进行重建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会成功。 1982年的宪法修订,对政府的运作进行了象征性和实际的重大改进。恢复了国家主席职位,并且制定了两个任期的限制,这一点对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

尽管国家主席的权力相当有限,但对其任期设定了硬性的限制,这是一个关键性条款。许多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死后恢复了职务,邓小平要结束他们事实上的终身制。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通过建立一种能上能下的干部体制,来使干部队伍“恢复活力”。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9月所说的,“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他在1987年更直截了当地说,总的来说,老年人倾向于保守。当然,这背后有着赤裸裸的政治计算,八九十岁的邓小平领导着反“干部老化”的运动,这明显虚伪,但他的观点仍然有效。

结束终身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权力终身制导致了政治灾难。1981年公布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这个问题,认为毛泽东在威望达到高峰时变得“骄傲”,这导致他“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由于中共没有实行制约这种行为的制度,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和个人专断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毛泽东逝世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共走向领导人更替的制度化。而现在习近平似乎在扭转这个进程。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中国的未来会怎样,但防范权力过度集中,看起来已成为过去。

 

陆梅吉:西顿大学的法学教授、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刑事司法的陆梅吉(Margaret Lewis)认为,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蕴。对于台湾也很重要。

在北京看来,台湾当然只是一个叛逆的省份。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如卜睿哲(Richard C. Bush)评论的那样,“习近平在谈到台独威胁时表现出最大的韧性。”习近平发誓绝不容忍台独。

蔡英文明白,她不能站在台北总统府外,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但是,即使比这更微妙的举动,也引发了北京的愤怒。2017年10月,《环球时报》抨击蔡英文一直在挑战“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政策的政治现状,推动各种“隐性”和“文化”的台独。从那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随着习近平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立了更长的期限,蔡英文及其后继者的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习近平还没有制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但台湾官员对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及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比较敏感。这些日期并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但反映了台湾对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时间表的忧虑。

台湾无法单独应对这种威胁。有迹象表明,美国正谨慎地开始回击北京的压力。这是一个微妙的博弈。在台湾,陆梅吉说,任何人都不想成为中美博弈的台湾牌,因为这对台湾不会好。当然,台湾人也不想被忽视。这使台湾处于一种棘手的地位:如何参与谈判对话而不成为危机的爆发点。

陆梅吉继续写道,正如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所说,“习近平预言2035年中国将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而到那时我儿子在台北的学龄前同学就到了投票年龄。我越来越想知道,到2035年时,台北操场上的孩子是否能行使其投票权利。当世界在应对习近平可能长期执政的影响时,我希望优先帮助台湾人民保留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并得到台湾人民同意的方式来解决。”

 

迈克尔·汤普森: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两任任期限制,这是习近平希望在第二任期后继续执政的最强烈信号之一,中共总书记有限统治的时代也有可能结束。

这对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一些研究专制政治的学者,如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专门研究利用政党制度促进专制政治下的权力分享。而比阿特丽斯·马加洛尼(Beatriz Magaloni)认为,正规化、有序的政治继承,会有助于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这样的霸权政党执政的稳定和持续。其逻辑相当简单:党内不同派别都有机会上台执政,如果一个派别上台,其他派别下次仍然有机会。而当一个领导人无限期执政时,情况就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派别往往会为自己创造机会,各自为政。个人统治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将会变得脆弱,充满冲突?

不一定。中国不是墨西哥,也不是津巴布韦。我们对个人专制主义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历史上的一人独裁。这些政权往往在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没有强大的执政党,经济也不景气。而习近平可以说掌管着历史上最强大、技术最雄厚的专制政权。所以,习近平的个人统治,可能与1960年代革命领导人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可能意味着,习近平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其他个人统治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威权主义研究者所说的“独裁者的两难困境”。所谓独裁者的两难困境,就是:当只有一个人统治时,没有人想传达坏消息;但独裁者不可能做所有事情,他们要依靠信息的层层上达来做出决定;而独裁者代理人不传达坏消息,就会导致独裁者对问题的了解太迟,或因为政治镇压引发反抗而下台。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建立起无孔不入的强大专制机器,汤普森说,他不能断言习近平是否也像20世纪的独裁者那样,在获得高质量信息上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中国政治会走向何方?以前,中国有过个人统治,后来又回归到集体统治。习近平长期担任国家主席,并不意味着集体统治会永远结束。不过,这确实意味着将会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特别是接下来的政治更替。习近平打破了一些政治规则,来推进他的反腐败。许多出于稳定需要的规范,例如不起诉前政治局常委,现在都没有了。这意味着习近平已没有退路。对习近平或其他任何人来说,退休都是不安全的。

 

谢艳梅:金融研究和咨询公司佳富龙洲的中国政策分析师谢艳梅(Yanmei Xie)说,先不要把习近平与毛泽东或普京进行比较。中国不会陷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在独裁者的统治下陷入俄罗斯式的衰退。相反,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继续保持优势,尽管越来越面临核心人物带来的风险。

在通向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习近平已没有阻碍,但这种权力也不受制约。然而,习近平并不是仅仅为了消灭对手和积累个人特权。他有着良好的施政记录,他对国家未来的愿景获得广泛支持,他希望通过制度建设而不是个人命令来进行治理。

习近平主导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压制了政治对手,进行了严厉的反腐清洗,改革了军队,平息了与邻国的海洋争端,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他在公众中广受欢迎,使中共恢复了执政合法性。

在中共十九大期间,他承诺将党的使命从高速而代价巨大的经济增长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新议程包括一系列广泛的目标,包括更好的公众服务,更完善的社会福利,更清洁的环境,消除贫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高全球影响力。他宣称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将使中国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球领导者”。他的愿景符合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愿望,也反映出他对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敏锐的认识。

习近平表现出对国家机构的尊重,只要它们从属于党并且作为他的统治工具,而不是与其竞争的权力中心。他一直在完善官僚体制,加强法律制度,甚至有选择地授权公民社会——环保组织有权起诉污染者——以确保官员们认真执行中央指令,否则就进行问责。现在,对他的政策执行不力就等同于腐败和政治不忠,将受到党内令人畏惧的纪律检查机构的调查和惩罚。下周全国人大将正式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所有公务员包括非党员成员执行党的纪律,以确保他们执行命令。

总之,习近平使中国的党政机关为他的议程做好了准备,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也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兴衰都与习近平个人联系在一起。

即使习近平已证明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有能力的领导人,但他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会把他变成一个不好的统治者。当他继续集中权力,并要求官员绝对忠诚时,反对的意见会招致可怕的后果。即使他的想法存在缺陷并且政策产生不良结果,他也不太可能听到质疑和反馈。没有反对意见意味着他可能变得更加孤立并容易犯错。

习近平的“美好生活”议程,存在加剧风险的复杂性。它需要进行艰难的权衡,例如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在具有多样化和利益矛盾的社会阶层和地区之间。做出这样的决策需要更多的辩论和咨询。

这个体制的稳定取决于党——现在是习近平个人——能够始终成功地理解中国大多数人的意愿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边缘化和压制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但随着中国社会持续多元化,这个任务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零星的不满(pockets of grievances)可能增加,压力也会增大。毕竟,毛泽东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通过修改宪法,邓小平发起的将政治更替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历史进步,被习近平完全逆转了。未来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从政治屠戮中拼杀出来,而不是凭借卓越的治理,这是一个困扰了其他大多数专制国家的问题。自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迄今为止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为了尽可能长时间保留一位经过验证的领导人,中国的统治精英选择了接受风险,这种假设的风险看起来还是遥远的。

 

郗士:《亚洲时报》专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郗士(Francesco Sisci)说,《水浒传》主要人物宋江的绰号是“及时雨”。在中国自古以来,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太多或太少的雨都不行。

习近平的集权也是这样。

由于个人集权导致了毛泽东的错误,所以邓小平在1982年引入了任期限制,下放权力。但36年后,却出现了相反的问题:权力过于分散,必要的重大改革难以实施。权力下放使官员变成企业家,促成经济发展,而代价是腐败。随着腐败越来越严重,权力分散的优势已荡然无存。因此,中共决定重新集中权力。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经济改革对中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权力集中有助于改革。

但有两个突出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在集权之后,是否会有经济改革。这可能是因为中央缺乏决心,或者“反改革”势力的强烈抵制。没有政治改革,单纯的经济改革行吗?面对政治改革的风险,中央的决心会动摇吗?然后怎么做?拖延?退缩?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答案。但习近平的行动让人惊讶,包括那些选择他接班并认为他会成为傀儡的人。这种惊讶不一定令人愉快。

习近平的中国并不孤立。普京的统治体现了一种半宽容的新专制方式(普京毕竟不是斯大林)。在美国,川普也对繁琐的民主制度感到厌倦。

欧盟实际上是由未经选举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小集团来治理。许多人声称他们比民选的政治家更高效。

但民主国家效仿普京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他拥有独裁者的才能和经验。民主国家必须解决自己的效率危机,否则我们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马若德: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关于宪法修改,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在于习近平想在两个任期之后继续掌权,这个大家都知道,而在于他重视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要实行法治,那就必须适用于最重要的政府职位,并且应该在新一届人大五年任期开始时宣布而不是在快要结束时。

另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看看在全国人大上有多少人试图投票反对修改宪法。据推测,党和军队的代表将会团结一致地支持,但也许有几个勇敢的人会投票反对取消任期限制。

 

索菲·理查森: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认为,中共提议从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不令人意外。习近平一直在努力巩固权力,并且拒绝安排一个继任者,都表明他有意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掌权。

修改宪法的后果对中国的人权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并在国外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证明,习近平特别敌视独立的公民社会。他最早的打击目标之一,是像新公民运动这样的民间反腐败活动。鉴于习近平一直表示要消灭贪污腐败,他打击民间反腐败活动就颇具讽刺意味,但也清楚地表明,独立的声音是不能容忍的。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积极地压制维权律师、女权人士、劳工维权者、法律改革者、语言权利倡导者,以及各种对政府的温和批评。许多人被强迫失踪或任意拘留。除此之外,国家控制的媒体一直在污蔑他们的维权工作,试图恐吓以后的举报人和其他试图挑战政府当局的人。

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形容互联网为“上帝给中国的礼物” ,这个工具可以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隐秘和匿名地进行沟通。但是,习近平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人群监视系统:二代身份证、强制采集生物数据、面部和语音识别,以及被称为“警务云”(Police Clouds)的大数据系统,所有这些都用于整合人们的信息来预测对政府稳定的威胁。从购买火车票到获得宽带连接,想要匿名地做平常的工作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更不用说参与批评政府的活动。

人们曾希望进行法律改革,允许监督政府权力。但习近平却有他的计划:制定一系列法律,赋予政府模糊而巨大的权力,同时强化一个权力巨大而不负责任的党的机构——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正在被政府吸收,但会被置于司法系统之外。与此同时,关键的法律改革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如减少酷刑。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中国国内明显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使更多的人容易被侵权。

但习近平还要把他的意志强加到中国的国界之外:他试图重塑像联合国人权机构这样的重要国际组织,或者让这些机构违背自己的使命而只是执行中国的要求。例如,中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骚扰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异议人士。北京正在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倡议,把它大肆吹嘘但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向全球,参与的国家似乎很少担心这些项目缺乏社区建设。

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危险了。习近平常任主席,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侵害人权,对此担忧的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应对的行动计划:对中国带来的全球威胁,从学术自由到经济发展,必须制定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倍支持中国国内的人权发展。现在就要开始行动。

 

                                                                           洪深   中国大陆独立学者

 

                                                                        《中国战略分析》第7期,201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