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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 : 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2018年08月06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13935字 ⁄ 字号

裴毅然

 

 

2017年4月,我在上海實在呆不下去,只好赴美避恐。2005年以來,我在港美《二十一世紀》、《當代中國研究》、《開放》、《爭鳴》、《前哨》、《北京之春》……發表160餘篇「反動文章」;2014年以后在台灣出版七本「反動書籍」——剖析赤潮禍華、指斥中共禍國。「文保」對我先禮後兵——誘勸控制、圍而不打、直至圖窮匕見。2015年1月31日,我訪學港臺回沪,在羅湖被逼脫內褲「接受檢查」,隨行拙妻與女碩生遭搜身(載《前哨》2015年3月號)。2017年3月下旬,我攜妻拟出席香港「反右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然後飛美旅遊。「文保」向我退休前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施壓,逼我兩退機票,故事曲折,拙文〈出中國記〉載港刊《爭鳴》2017年8月號。

我雖一直心系民運,畢竟教務撰務繁重,無有精力跟蹤「進行時」,也因「金盾」封鎖信息,2011年動靜很大的「茉莉花事件」,僅聞粗略,來美后才接觸一些材料。拙文根据这些材料,對進行時的中國民運提供一些思考,簡剖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一、轉型維權

與「七九」民主墻、「八九」六四不同,当代民運更為普羅化,從形而上政治訴求轉為形而下經濟維權,個權意識日益覺醒,維權力度一路走高。毛時代「陸民」幾無私產,不太感覺得到制度性剝奪。如今稍擁私產,真切看清貪官貪去的并非與己無關的「公家的」,而是自己繳納的稅款!「陸民」從切身利益處認識到現代文明的價值基石——私產神圣!相比公民意識朦朧的「七九」、「六四」,當代「陸民」的經濟維權,說明民主意識已落至實處,筑就中國民主轉型最大的社会地基。

直至2018年6月鎮江老兵維權,大陸各種維權此起彼伏,頑強持續。以個人權益為內核的公民理念,是最令中共膽寒的「不穩定因素」,故列入「七不講」。专制特權只能來自收繳公民個權,壓低公民个權,才能汇聚翹起官僚特權。百姓成為愚民順民奴民,中共才能維穩「萬萬歲」。出於階級本能,中共在打壓維權運動的同時,勢必防堵宣倡個權的「資產階級思想」,因而不惜巨資打造「金盾」,全力封堵境外網訊。

哪兒有壓迫哪兒就有反抗。上訪、上網、上街、上法院,維權活動綿延不斷:堅決抗爭的法輪功學員、抗拆抗征的村民居民、呼吁獨立的維族藏族、要求安置的復轉老兵、反抗城管的街頭小販、團結起來的維權律師、中外關注的政治異士、各式各樣的司法案件、各種各類的上訪冤民、各省各市的臺商告狀、各時各地的「歷史遺留問題」……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中共「維穩」越來越難矣!

1995年縣市一級糾紛仲裁機構處理勞資沖突3.3萬起,2006年44.7萬起,2008年69萬起。[1] 2014年國家信訪局發布:各級信訪年度總量逾千萬,年度上訪人次逾50萬。《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估測訪案2000~3000萬起/年,上訪者100~150萬人次/年。專家調查,僅0.2%上訪得到解決。一位「訪齡」51年的訪民還在「繼續革命」。另一位「訪齡」15年,進最高法院信訪辦2018次,仍屬「同志仍須努力」。一位訪民被收容遣送152次。一位訪民將含冤而死的親屬頭顱割下,攜帶上訪。[2] 2015年1月30日國家信訪局發布:每天收件約兩千,2/3直遞國家領導人。[3]

群體事件直線上升。2005年8.7萬起,2006年逾9萬起,[4] 2008年12.4萬起。[5] 此后,政府不再發布數據。

二、維權意識

1949年後,媒體官營,全體陸民憋居「鐵屋」,絕大多數不清楚權益被剝奪的根源,甚至感覺不到被剝奪。「80後」小彪,2011年的感覺:

我總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不對,有點不正常,感覺不是自己內心想像的樣子,但是我找不到原因……[6]

近年,隨著電訊普及,「陸民」漸脫愚盲,打出很有質量的標語——「人權高于主權!維權就是愛國!」中共只得關口前移,繃緊神經到處澆水——封殺一切提高個權意識的現代名詞。2013年,中南海終于圖窮匕見,悄悄發布「七不講」,明確回避「公民社会」。高瑜因向外媒捅出「七不講」文件,重判七年。

有打壓自然就會有反抗,構成當代中國主要社會矛盾,或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面。這一現狀,使海內外民運界看清社會矛盾的叢結,看到民主轉型的現實力量。雖然民主轉型難度不小,畢竟春風在綠江南岸。

大量訪民、維權律師、公民運動,都還是承認既有制度的改良型權益訴求,並非重起爐灶的革命性要求。別忘了,戊戌後同盟會不時舉義,槍聲四起!當代民主運動希望不僅結束暴力專政,也結束暴力邏輯,避免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政治」,進行一場真正澤被後人的「徹底革命」。

三、維權律師

  2003年以来,三十萬大陸律師出現特殊小群——數百名維權律師,勇敢承接「很有難度」的冤民訴案,以期推動法治建設。這批維權律師在公安系統電腦中的欄目:重點維穩對象。

維權律師的客戶均為弱勢群體——拆遷戶、各式冤民、法輪功信徒,為他們維權勢必冒犯官府,因此他們被政府列為新「黑五類」,維護社會公正的律師反倒成了「破壞社會」的對象。

有了「不和諧」的宗旨,也就引來「理所當然」的打擊。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27日,全國至少319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失蹤。

2015年7月30日,余文生律師向北京檢察院遞交刑事控告狀,指控公安部長、要求調查司法部長、罷免北京司法局長:「我不能同意這種小文革式的抓捕。」8月6日,余律師遭撬門抓捕,10小時背銬、14小時正銬。[7]

維權律師雖得到一些社會支持,畢竟直接承受專政暴力。劉士輝律師婚姻破裂,「我先后交過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我的政治理念帶來的壓力而不得不跟我分手。」不得已,他娶了越南新娘,才一個多月,2011年「茉莉花運動」,劉士輝再次被捕,跨國婚姻被拆散,越南新娘遭強行遣返。

與筆者曾有交往的劉曉原律師(1964~ ),本對「法律」尚存寄望,經六天「無手續關押」:

這件事除了造成我心理上的恐懼,也讓我對法治失去了信心。[8]

文革后恢復的律師業,「社會主義法治」一大櫥窗,最初也有一點恢復人權的意思,重點畢竟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新一代律師走向政府對立面,也就成了「重點監控、特殊防范」。中共只得抹下臉,整出喧騰中外的「709事件」——抓捕大批律師。

這群面對苦難不愿轉身的維權律師,由于揭了「共和國傷疤」,近年成了知識界承受「無產階級專政」最集中的群體。值得關注的是:維權律師全都出自體制內,不少還是前檢察官、前法官,他們清晰認識到中共政府的積弊。1997年底進入吉林延吉州檢察院的唐吉田(1968~ )——

檢察院的工作經歷,對我正確認識人權保障問題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原來的重打擊輕保護,轉而確立了刑法應該同樣是以保障人權為歸宿的觀念。[9]

他們的認識也很深刻——

甚至有些體制內的朋友更激進,說要想解決問題,只有重回1949年。[10]

四、覺醒下一代

「六四」後,大陸青年的政治熱情一度消沉。北京流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憂心國務的似乎只剩白髪老人。但近二十年大陸各項維權運動表明,從「30後」老右派、40後「解放牌」、「50後」老知青、「60後」「70後」六四分子、「80後」「90後」新生代,革命自有後來人呵!源於天然人性的自由爝火,當然不會因中共高壓而熄滅。

2004年8月,一批「80後」在網上組建「泛藍聯盟」。他們從未去過臺灣,卻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宣揚三民主義,傳播臺灣民主化經驗,嚮往臺灣的「白色恐怖」——

蔣公若在大陸搞如此「和風細雨」的白色恐怖,該有多好!

「泛藍聯盟」重要成員張起(1983~ ),2008年以「煽顛罪」判刑4年,出獄后不改初心。[11]

北京農大學生陳云飛,「六四」擋軍車遭警察暴打縫了七針,畢業后在四川省農業廳呆了四年,辭職搞產殖,「那時在政治上我對政府還是抱有希望的,沒有認識到制度有問題。」2007年6月,他覷空在《成都晚報》刊出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

2011年,川女程婉蕓(1971~ )對抓他的警察說:

共產黨的統治搖搖欲墜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應該一起來推墻。

程婉蕓被關押一月後——

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過去相信政改,相信非暴力改變中國,現在我認為有必要做暴力反抗的準備,最可能的方式是廣場革命。如果形勢演化到了利比亞和敘利亞那一步,我會義無反顧地成為自由軍。[12]

上兩代「陸民」絕對不敢出口的腹誹,居然都敢對警察說了!既丈量出社會的進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遭受酷虐的維權律師余文生(1967~ ):

我是改良思想非常嚴重的一個人,一直希望當局能做些改變,可現在我的改良思想幾乎殆盡了,我不相信共產黨能改變。

總要有人去犧牲,為後人鋪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這一步,也就沒有什麼退路了,我也不願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國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13]

當代中青年反抗者,清晰意識到抗爭的必要性,精神對立一定會落實為肉體抵抗,「怕死但又在找死」。滕彪(1973~ ):

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撐大的。這正是這種體制神奇和吊詭的地方,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權捍衛者的宿命。愛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爭取自由。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其實都退無可退。[14]

2012年,京滬等城出現「公民聚餐」,每月最后一個周六,一些關心政治者聚餐議政。北京達到200人。成都多年的茶敘「龍門陣」聚拢500人,老右派流沙河、張先癡成為「圓心」。[15]

五、网络破墙

酷虐暴政只能運行黑暗之中,這也是中共之所以會對媒體「嚴防死守」,他們很清楚「輿論乃行動的先導」。2009年後,藏區為抗議對藏傳佛教的嚴控、呼吁迎回達賴喇嘛,130余名僧侶信徒先后自焚抗議。[16] 2012年11月9~10日,藏區爆發大規模抗爭,青海黃南州同仁縣萬名學生上街,連續兩天示威,降下五星旗,聲援自焚藏人,譴責對藏民的嚴厲鎮壓。偌大新聞,大陸媒體竟無一字。[17] 反過來,媒體也成了各路民運必須著力的突破點。

2009年5月湖北巴東鄧玉嬌事件,若非百余網友趕聚巴東,聳引媒體關注,這位捅死當地官員的農村女孩不可能很快「有罪免罰」。而百余網友趕往巴東,得有周莉這樣的人在網上喊一嗓子。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網絡形成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付酬)等一整套流程。

互聯網的破墻作用不可小覤。北京高中生劉偉(1987~ ),就是通過外媒獲得民主思想,在網上宣布成立「統一黨」:

自從我家安裝了接收衛星電視的「鍋」,美國之音、德國之聲都能收到。我從電視上瞭解到國外議會制度,就覺得中國也應該實行多黨制,就不能一黨獨裁了。

2010年8月,我在網上發表了成立「統一黨」黨章,然后國保第二次來找我,問我為什么寫這個黨章,我說為了民主啊。他們問我這個統一黨發展了多少黨員,我說就我一個人。

當然,中共一向脫褲子不臉紅,「敢作敢為」。2011年5月下旬,香港記者沖上樓采訪被監視的廣州維權人士野渡,「下面兩個便衣不是也跟著他們上來了嗎?」[18]

必先突破言禁報禁,才可能突破黨禁政禁。中共暴力禁聲,因缺乏意識形態為政治暴力提供合法性,只能以「維穩」名義要求媒體「自覺」配合、規定媒界必須默認潛規則——「黨的喉舌」。隨著時間推移,現代意識整體上升,要求一茬茬媒界從業者自覺保持與黨一致,日益困難,不時出現這樣那樣的「不配合」,不時蹦出「反出朝歌」的楞頭青。

六、國際支持

國際支持一直是中國民運重要一翼,除了道義聲援,還有資金注入、政府出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赦國際、各國NGO基金會、各國媒體……一直關注中国人權,特別關注各路異士。歐美領導人不時向中南海「談人權」,駐華使領館更是跟蹤人權事件、慰訪被捕人士家屬,甚至進監探訪。2003年后的維權律師群體即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19] 聯合國報告顯示:199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及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經援1161億美元。各國NGO(非政府組織)在中國設立辦公室,既與政府也與民間機構合作,最多時在華NGO約萬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國,約占總數的40%。[20]

2000年8月29日,經美國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1933~2004)在《紐約時報》呼吁,美國國務院營救北京出版人貝嶺(1959~ )赴美避難。[21]

2001年9月初,朱鎔基訪問愛爾蘭,愛爾蘭總理、總統在會談中要求釋放留學愛爾蘭的趙明(法輪功學員),都柏林三聖大學校長向朱熔基當面遞交信件,要求釋放該校這名中國留學生。2002年3月12日,勞教22個月的趙明獲釋,3月23日返回愛爾蘭繼續學業。[22]

2005年,臺灣中央電臺開設專訪大陸異士的「為人民報務」,一周五次,多次電話采訪劉曉波、高智晟……

2006年,美國国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派員赴鄭州,找當地人士了解民運動態,驚動「國安」。[23]

2010年6月16日,北京維權女士倪玉蘭夫婦被捕——

一些國家的大使、外交官員關注我。比如歐盟大使就給我寫過信,監獄給了我一個副本。我女兒會見的時候告訴我,美國外交官還到監獄來過。這些都對我的待遇改善有幫助。

2013年10月5號我出獄,11月1號就來了一群便衣,要把我們從出租的房子里轟走,他們帶著房東和房屋中介一起來的。那天碰巧來了三個國家的外交官,所以房東就說同意我們找到房子以后再搬,否則當天就流落街頭了。[24]

2011年2月22日,廣州民運人士野渡「被旅游」,接著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押94天。3月1日廣州美領館包德寶領事前往野渡家探望其妻,拍了照片。3月下旬,美國國務院通過中國外交部交涉此案——

外交部就派了三個人來廣州調查。他們找到我妻子,給我妻子錄像,讓她簽了一份聲明,說不歡迎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等等。……交涉以后,我在里面的條件確實得到了改善。廿七號讓我散步作秀,四月一號我就搬進了一個大房間。過了兩天,拿來了一些報紙,又搬來一臺電視給我看。這些外交壓力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對我的審訊也沒有那么密集了。[25]

2012年2月14日習近平訪美,美國國務院舉行聽證會,獄中律師高智晟之妻耿和、獄中異士郭泉之妻李晶到會發言,控訴中共政府的非法酷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日趨惡化的人權狀況。[26] 探視「難屬」,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國際影響」。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西方國家減少或終止對華援助。中共政府認為已無必要再容忍「危險度甚大」的NGO,加上國內經濟惡化,終于對NGO下手。3月,「谷歌」被逼退出大陸,向中共說「不」,寧失中國市場也要捍衛自由原則。至2014年,七千多家境外NGO在大陸無法生存。[27] 一群韓國基督徒,二十年每周六向北京南二環一處地下通道的訪民、流浪者免費發放食物,竟也遭驅逐出境。[28]

豫人楊占青(1977~ ),供職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NGO),从事反歧视和人权捍卫者心理支持。2015年6月12日被捕,蹲鄭州第三看守所一個月,罪名出版《中國反歧視通訊》,案件至今未撤銷。他與「同案」郭彬先后為這家機構「京辦」負責人。楊占青將蹲獄經歷〈為何讓我用手擦屁股?〉(包括吃飯不給筷勺)寫在自己微信公眾號上,廣得轉載,美國漢學家林培瑞英譯后刊載《紐約時評》(2016-10-6)。讀者會與楊占青一樣納悶:為什麼不提供手紙?不提供筷勺?在毫無遮掩的蹲便池用手擦便(禁止難友借紙)、當眾手抓飯湯,就是讓你嘗嘗「無產階級專政」辣貨醬,讓你明白「共產黨的厲害」,要你失去「繼續革命」的勇氣。當獄囚質問「為什么」?看守所回答:「你家屬未在你賬戶上存錢。」可新獄囚哪知這規矩?林教授之所以擇譯此節,應該是與所有讀者一樣:沒想到中共至今仍如此惡形惡狀!

2008年,獄中人權斗士胡佳(1973~ ),獲歐洲議會「薩哈羅夫人權獎」。2010年,粵媒人士北風(1971~ )獲「法蘭西共和國人權獎」。2011年,三次被捕的北京維權女士倪玉蘭獲荷蘭「郁金香人權獎」。140名諾獎得主、130個國家與地區45萬余人簽名要求釋放劉曉波、解除對劉霞的軟禁。

2016年3月上旬,美加德日、歐盟等國駐華使節聯署致函公安部長郭聲琨,表示對新頒布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關注與憂慮,希望中共政府放鬆壓制。尽管没有直接效用,但有间接钳制之力。

對熬受中共鎮壓的維權人士,國際支持彌足珍貴,看到「人權必勝」的希望。也因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共才不得不對異議人士改關押監禁為禮送出境。據筆者所知,2010年以來被「驅逐」的大陸知識分子:

徐友漁、張博樹、李偉東、夏業良、余杰、吳祚来、崔卫平、華澤、騰彪、廖亦武、陳光誠、北風、何楊、譚松、裴毅然。

隨著大陸經濟增速日趨降滑,金融維穩日益艱難,中共只會加強控制,對異議人士的打壓逐漸加碼——「將所有反抗消滅于萌芽」,自由在大陸進入嚴冬期,異議人士出入境會進一步收緊。國際關注雖使中共有所顧忌,但中共一向「光榮孤立」、至今還在念「抵制西化」的邪咒,「進步」速度實在無法指望。

海內外民運界也應看到:隨著中國經濟能力上升,中共兜里越來越有錢,對外談判籌碼加重,以經濟換政治,以生意壓人權,歐美國家已出現「只談價格不談價值」的唯商趨勢。

七、高昂維穩費

「上不封頂」的維穩費超過軍費,很說明中共政權性質——政府財政的「第一保證」竟用于這一陰暗處,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民主國家的預算能有這一欄么?需要這一欄么?

2003~201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同期「維穩費」增加4倍余。2009年維穩費5140億,接近年度軍費5321億。2011年維穩費6244億,超過同年軍費6011億;2012年維穩費7078億,軍費6703億;2013年維穩費7691億,軍費7202億。[29] 2015年才稍有改變,軍費9114億,維穩費8899億,[30] 2009年以來首次「擺正關系」,而之所以「擺正關系」,乃是2016年開始為「專政支柱」加薪:士官5750元/月,副連10470元/月,正連11390元/月,副營12340元/月,正營13820元/月,副團17600元/月,正團21270元/月,副師25640元/月,正師30070元/月。[31]

2008年,誕生一項新職業——輿情分析師,搜集網民觀點、態度,呈遞整理后的報告,從業人員200萬。輿情分析師薪酬優厚,最低6000~8000元/月,最高萬元以上,每年為此職業支酬2400億。[32] 英國《每日電訊報》載文〈中國政府養了大批密探〉,全國至少3900萬線人。深圳每條信息獎勵百元人民幣。[33]

北京每天數萬上訪者奔走各衙門,60%以上為司法冤案——法官泯滅良知作出失公判決(如從出故障的ATM機不當取款17萬判「無期」)。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郵政局保安隊長因判決不公槍殺三名法官,隨后自殺。[34]

中共政府不受監督,法院不受理所有「政府行為」,百姓投訴一名村長都不可能。申張正義如此困難,社會公平無法維護,邪惡低成本無成本運行。國人只見「維穩」經費每年遞增超過18%,卻看不到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希望。[35]

巨額財政用于保護一黨政權的「維穩」,當然只能使社會更不穩定,惡性循環。中國為什么非要「堅持社會主義」?為什么不能換一種體制?換一種「主義」?中共憑什么強行「代表」中國?人民為「主義」服務還是「主義」為人民服務?為什么放棄成熟的歐美民主政制非要「摸著石頭過河」?還不是躲避「普世價值」,不肯降旗易幟!維穩費「上不封頂」,也「有力」說明大陸人權狀況的糟糕。

中南海當然清楚現有體制無法正常發揮政府調節功能,但仍頑固拒絕改革。他們依靠龐大武警維持高壓,并研究出一套對付民間抗議的具體措施,反維權的經驗「水漲船高」——越來越豐富。

八、一夕數驚的中共

經歷「六四」的學生,對中共本質仍有一個認識過程,曾對中共抱有寄望。可惜「偉光正」未利用大好民意啟動政改,反而逆行加強鎮壓,這才最後喪盡民心,徹底失去政治安全感,一夕數驚。

「蘇東波」后,中南海很清楚「東風」徹底敗落,馬列主義盡失魂魅,紅旗打不久了。如今的近九千萬黨員并非因信仰「走到一起來了」,而是為了「分一杯羹」,才團聚餐桌。

面對民眾個權意識覺醒、維權運動蜂起,中共不是政與時宜推行改革,而是加強封堵打擊,不但撲滅一切露頭的反抗,還想「將一切革命扼殺在搖籃裏」——滅危險於未萌、撲火種於未起。如從理論上竭力證明「民主必然論」是錯誤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不是以嘗試探索為幌,回避普世價值,為「光榮孤立」尋求辯詞,以期延長「合法性」。

任何社會異動,中共草木皆兵,時時驚弓。2011年春,一朵網上「茉莉花」(至今未找到始作俑者「秘密樹洞」),就折騰得中南海驚恐萬分,當成一場全國性群體事件。

2013年7月,許志永被捕,2014年1月判刑4年。伊力哈木2013年刑拘,2014年判無期。香港出版商姚文田被判10年。鐵流、高瑜、浦志強、徐曉、徐友漁遭拘押……都說明中共近年急劇左拐。歐美國家之所以將民主自由作為立國基石,當然是認識到民主自由乃社會和諧的根本,維護人權就是維護人類最高利益。

線人密布度,亦可讀出「驚弓」度。2008年,本人列名香港「反動刊物」《開放》特約擬稿人。一位中共前線人悄悄忠告:「你一定已被『高度關注』,身邊肯定有眼線。」十年下來,筆者也有點經驗了,知道如何辨別敵友。

九、各種異聲

一方面社會撕裂,兩極分化、官民對立、士林離心、冤案遞增;一方面通訊日益發達、思想日益多元、民權意識日益覺醒,「專政」隊伍也在日益離心。

一位「國保」勸「茉莉花囚婦」程婉蕓——

我們也知道現在很腐敗,我們也知道墻總有一天會倒,你就讓它自己倒吧,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推呢?你過好自己的生活不就行了嗎?你看你一個單身母親,也挺不容易的,幹嘛要去關心政治呢?社會問題又不是你一個人能改變的。

2011年3月,廣東省公安廳獄醫十分不滿刑訊,對「茉莉花囚犯」野渡說:

都什么年代了,還搞這種嚴酷的審訊,這他媽就是法西斯嘛![36]

一位預審員甚至安慰「茉莉花犯人」: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就這樣,沒辦法。[37]

「無產階級專政」已失昔日真理在手的底氣,各地警察雖有不少蠻橫者,終究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性復蘇,意識到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不合適。專政鐵拳在疲軟。沒有思想認識的大面積轉變,缺乏輿論先導,民主轉型的難度自然要艱難得多。知難行易,確含深刻哲理。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圍繞「中國夢」網上問卷調查,設題「三信」——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任(對中共)、信仰(對馬克思主義),幾小時三千余網友參加,投票如下——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2.33%不贊同。

只有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83.85%不贊同。

一看苗頭不對,立即關閉調查,中共根本無法面對真實民意。

很反諷,紅色意識形態本身就在製造「革命者」。幾年前,一位青年民工在上海書城找《共產黨宣言》,與戚本禹攀談起來——

我是湖南來的,念過初中,在上海給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尋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當作「鄉下人」嗎?我今天也是在尋找革命道路。現在所有底層人都認為,這個社會不行了。我們一個建筑公司六百多民工一年的工資不吃不喝全部加起來,還不到老板一個人賺的利潤的三分之一,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而且兩邊看不到頭,富人富得沒有了盡頭,窮人窮得沒有了盼頭,窮人永無出頭之日。這個社會必須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來,就要革命。我聽老家的老支書講,要革命,就一定要讀《共產黨宣言》……[38]

人們還看到其他「不穩定因素」——

這些力量包括企圖顛覆體制的宗教團體、充滿怨怒的少數民族……中國共產黨將被這些心懷不滿者掀起的一場革命起義所推翻。……儘管中國經濟增長,中共政權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不滿,其脆弱不堪一擊。[39]

美國華裔政治學者裴敏欣研析指出:中國大陸似乎備受稱贊的漸進主義已產生劣質的異種制度,糧食價格未市場化、銀行因政策性貸款繼續巨虧、國企仍控制著關鍵部門、財政稅收所占GDP份額在下降、官員對國家前途缺乏信心只惦著攫財。國家黑幫化,官員與犯罪集團勾結包庇,由于經濟畸型繁榮,中共缺乏動力從事真正改革,各政府部門不以滿足公眾需要為宗旨,鄉村農民與城市失業者的怨恨在遞增。[40]

十、轉型動力

「后三十年」中國人文進步實在不大,糟糕度減幅太小,各種歪理邪說還在堂皇行走,革命遠未成功。另一方面,畢竟「春江水暖」——人權意識在騰漲、維權運動前赴后繼。高壓打擊下的各路異士、中青年維權律師,擦干眼淚,相互鼓勵「朝前看」。江天勇說:「民主是大勢所依,愿意出來折騰的人還是越來越多。」[41] 土壤決定品種,思想決定行動,還想依靠馬列意識形態與紅色恐怖「維穩」,牛頭难對馬嘴,一黨專政的好日子即將到頭矣!

當然,拆除馬列主義這一違章建筑的任務仍相當繁重。大陸民運界、維權人士因時時面對專政暴力,整日張惶,無暇顧及形而上掰理,意識形態「拆違」的活兒只能由海外人士承擔。我們這些海外「不同政見者」必須掃除中共的「前提論」——邁向民主必先發展經濟、必先有強大中產階層、必先普教育開民智、必先……「前提論」的實質是拖刀計——藉此抵制民主轉型,再給中共「時間」,遲滯政改提上議事日程,要求國人放棄追求、消極等待。可是,民智要到什么時候才「開」?才算「開」?230年前的美國民眾,民智可開?還不是邊干邊學邊「開」?不給一個起點,豈非永遠無法開始?「前提論」即等待論,于誰有利?

當然,中國還很落後,民眾普遍文化程度不高。2002年一項民意調查表明:「民主對你意味著什么?」八個亞洲國家,中國回答「不知道/不回答」的百分率最高,因為絕大多數國人確實不知道如何回答這一現代化問題。[42] 但這并不能成為必須等待中南海賜予民主的理由,《國際歌》里不是有:「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事實上,一手緊握權柄一手市場變現的中共政權,不僅缺乏政治轉型的內部動力,也缺乏推進民主的利益需求。轉型的信心與動力只能來自海內外民運界的不懈奮斗。雖然目前還處于「量變」增積過程,但中共對各種維權的「近視」打擊,既扼殺平穩轉型的民間推力,亦必然導致最終的斷裂式「質變」。更麻煩的是:改良被堵,革命勢必「萬歲」!各種極端政見得到價值空間,順勢登場。

從善良愿望出發,當然希望中南海「頂層設計」,引領國家轉型。但人家連「六四」都不平反、毛尸都不出堂,還在自我感覺很好地做「中國夢」,尤其「十九大」習氏繼續集權——向毛澤東看齊,再拾《共產黨宣言》,一路反向而行,一廂情愿的「黨主立憲」,還有多少立論依據?

經濟學家指出: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已吸干中下層國民消費能力,拉動內需無望,出口、投資減緩,經濟下行已成定局。[43] 據北大《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國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遠遠超出警戒線的0.4;頂端1%家庭(約250萬戶、750萬人)約占全國財產1/3,底端25%家庭僅擁全國財產1%。而日本的基尼系數僅2.5。[44] 2013年全國人口46.3%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僅占全國消費支出22.2%,人均消費3美元/天,略高于世界銀行劃定的國際貧困線(1.9美元/天),[45] 反之,一小撮富豪的消費能力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更可怕的是:經濟學家多年反復討論,已放棄在現有政治框架內尋求提升國民消費水準的努力,「內需不足」將一直持久。[46]用中共造反時的煽動語來說:兩極分化如此嚴重,社會極度不公,干柴烈火,且無解決途徑,好像又到了唱《國際歌》的時候——「起來!饑寒交迫的……」

說來好笑,筆者竟從大量「祼官」那里找到民主轉型的信心。2010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透露: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外。[47] 這些分到一杯羹的祼官都沒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反過來不就是我們可以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麼?

雖說誰都無法預測民主轉型的「最後一哆嗦」,歷史突變常常源于偶然事件。但有一點能確定:中國只會走向民主。很簡單,14億國人甘愿永遠閉嘴或說謊么?甘愿永遠「體諒」中共么?甘愿永遠忍受沒有自由只有恐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么?甘愿永遠……

                        

                                      

                                                                  2017-10-10~2018-1-12  Princeton

                                                                                2018-7-2~5 刪縮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

 

 

[1] 〈勞動爭議案件大幅上升〉,載《中國改革報》(北京)1996-8-27。楊林:〈勞資矛盾有緩〉,載《瞭望新聞周刊》(北京)2009年第50期(2009-12-14)。

[2] 《中國生死書》,沐風文化出版公司(臺北)2013年,頁104~105。

[3] 〈国家信访局:每天收信约2000件 2/3写给国家领导人〉,載《南方都市報》(廣州)2016-1-31。

[4] 徐凱等:〈公共安全賬單〉,載《財經》(北京)2011年第11期。

[5] John Lee:〈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載美國《商業周刊》2010-8-31。

[6] 江瓊珠:《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公司(香港)2017年,頁111。

[7] 江瓊珠采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頁55、65、20、10、54、86、70、72。

[8]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開學文化公司(臺北)2015年,下冊,頁117、186。

[9] 吳釗燮:〈不經風雨,怎見彩虹〉,載《中國生死書》,頁130~131。

[10]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上冊,頁217。

[11] 張起:〈泛藍聯盟的鄉愁〉,載《中國生死書》,頁154。

[12]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下冊,頁35、30、44。

[13] 江瓊珠采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頁72、75。

[14] 滕彪:〈一個反動分子的自由〉,載《中國生死書》,頁184。

[15] 楊憲宏VS張林:〈中國政治犯出獄后的處境〉,載《中國生死書》,頁150~151。

[16]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6年中國宗教自由報告》,頁38。

[17] 洪財隆:〈人權至高的意義〉,載《中國生死書》,頁340。

[18]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146~147、20。

[19]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社(臺灣)2017年,頁239~

[20] 〈有近萬境外NGO在華奔波,常因敏感惹爭議〉,中國日報網(北京)2014-8-21。

[21] 貝嶺:〈這行李就是我的祖國〉,載《中國生死書》,頁130~131。

[22] 趙明:〈一個清華學子的跌宕人生〉,載《紅朝謊言錄》,頁192~193。

[23]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229。

[24]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上冊,頁195、197。

[25]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18~19。

[26] 耿和:〈在美國國務院聽證會為高智晟發言〉,載《中國生死書》,頁241~244。

[27] 〈中國立法授權公安部門管理境外NGO〉,載《紐約時報》2016-4-29。

[28] 許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頁145。

[29] 徐凱等:〈公共安全賬單〉,載《財經》(北京)2011年第11期。

〈中國公共安全支出超軍費,不用大驚小怪〉,新華網(北京)2011-4-7。

陳志芬:〈兩會觀察:中國軍費和「維穩」開支〉,BBC中文網2014-3-5.

〈中國歷年軍費一鑒〉,網易(杭州),2014-3兩會專題。.

[30]〈2016年中國軍費預算增幅降低〉,德國之聲2016-3-4。

[31] 〈提士氣定軍心,解放軍全面加薪細節曝光〉,多維新聞網(紐約)2016-6-22。

[32] 〈網絡輿情分析師成官方認可職業,從業者達200萬〉,新華網(北京)2013-10-3。

[33] Malcolm Moorein:〈Chinese Police Admit Enormous Number of Spies〉,Shanghai,Feb09.2010.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7195592/Chinese-police-admit-enormous-number-of-spies.html.

[34] 《海峽都市報》(福州)2010-6-2。

[35] 許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頁189~190。

[36]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35、16。

[37]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上冊,頁252。

[38] 楊魯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滬上游蕩〉,中華網(北京)2015-3-10。

[39] 轉引自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3。

[40] 轉引自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4~5。

[41] 江瓊珠采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頁69。

[42] 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25。

[43]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社(臺灣)2017年,頁123。

[44]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主要內容〉,2014-7-28。http://www.ciidbnu.org/news/201407/20140728230014706.html.

〈中國1%家族占有全國1/3財產〉,載《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16-1-13。

[45] 《中國統計年鑒2014》,頁25、69。

[46]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頁125。

[47]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先用黨紀處理貪腐裸官〉,法制網,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0-03/12/content_2081155.htm?Node=21768

 

                                                                      《中国战略分析》第8期   2018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