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濤 : 民主與威權的再較量:析“民主衰败”

2018年08月08日 专题研究,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25536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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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1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普遍呈現出「民主衰敗」的趨勢,不僅體現在民主的受挫,也表現於威權主義的回潮。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未能實現國家現代化和良好治理目標,是民主衰退的主因。全球化強度的增加需要民族國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斷適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變化,且在決策理念上堅持面向民主問責。國家能力下降越大,以及決策理念越遠離民主規範,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著,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

关键词:民主  民主衰败  国家治理  全球化

 

一、序言
(一)全球「民主衰退」現象

    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不管在東方新興民主國家,還是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普遍呈現出一種「民主衰敗」的趨勢。這與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時期的發展狀況,形成鮮明對比。21世紀初世界政治的發展,不僅表現了民主的受挫,也凸顯威權主義的回潮。近10多年來,民主在全世界範圍內呈現變化的趨勢。有關公民權利、選舉進程、民間團體和價值觀等數據表明,全世界正出現「威權主義趨勢」。

    在東方世界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進程遭遇很大挫折。中東和西亞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埃及等因為外力干預和受「阿拉伯之春」影響而進入民主轉型的國家,均由於戰爭、族群衝突和恐怖主義而處於長期動亂、非秩序化或威權復辟的狀態。例如:埃及出現獨裁統治,其專制程度超過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 (Mubarak)政府;在東歐地區,在1989年贏得的一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脅。從經歷「顏色革命」的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到歐盟成員國的匈牙利、波蘭(包括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遭到了削弱,其民主的質量和層級均有向後和向下發展的趨勢。與歐盟接壤的土耳其,個人自由正在喪失,記者和法官在一場未遂政變之後遭到逮捕。[1]在亞洲部分地區,民主也發生了倒退。菲律賓圖特爾總統上任以來,人權狀況急劇惡化。在緝毒掃毒的名義下,政府動用警察暴力以非法律手濫殺公民。泰國2014年發生軍事政變後,軍方對政局的控制正經由新憲法的投票通過而得到強化。在馬來西亞,著名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蔔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監獄。在拉丁美洲,1998年查韋斯借助民粹主義者的支持當選總統後,民主迅速倒退,政府打擊異見人士,監禁政治上的反對者,以一系列計劃不周的經濟改革破壞了該國經濟。而在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威權國家,政府正加大對於膽敢挑戰現政權的自由主義者的打擊力度。時下,「半民主」、「半威權」[2]或「假民主」(Pseudo-Democracy)的「混合政體」[3],似乎已經成為一些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共同的制度特徵。

    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以英國脫歐和美國唐納德·川普(Donald J.Trump)當選總統以及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意大利等國家內部「另類右翼」黨派及思潮的風起雲湧為標誌,「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開始侵蝕政治,正將西方世界推入一個「民主衰敗」的動盪時代,民主「鞏固度減損」跡像凸顯。[4] 在法國,極右黨派國民陣線在2017年總統大選中成為法國第二大黨,震撼全歐洲。在德國2017年的全國大選中,另類右翼黨派德國選項黨(AfD)破天荒成為德國第三大黨,令歐洲其他國家和德國人矘目結舌。在美國,川普的勝利,被認為標志著昔日人們所謂的「西方世界」的終結。這一政治自由程度降低、民主被削弱、西方鍾愛的理念遭到損壞的發展態勢,讓很多西方國家的民眾羨慕中國和俄國的強人政治和制度模式。土耳其的傑普·塔依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an)和美國的川普等民粹民族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勝出,則是這些民主國家中威權主義勢頭上升的標示。「民主的困境」已經蔓延到了美国和西歐這些「自由世界的领袖之邦」。「经济学人」信息社编制的2016年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排名顯示,美國首次由完全民主國家降級為「部分民主國家」。「經濟學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稱,雖然這不完全是由於川普的當選,但川普的當選卻是美國民主劣化的其中一個結果。據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佈,過去十年裡,政治自由一直處於全球性衰退中,2015年「當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國家數量——72個——是這輪十年衰退開始以來最多的一次」(吉迪恩•拉赫 2016)。自進入新千年以來,尤其是過去10年,全球不下25個民主國家出現了倒退,其中有3個國家位於歐洲(如俄羅斯、土耳其和匈牙利,波蘭也為時不遠了)。[5]

(二)研討目的與任務

    本論文的目的,是嘗試著通過對全球民主衰退現象(較為)系統的研究,建構或發展出一個更為貼近現實發展狀況且(相對)具普遍適用性(通則性)的論式或理論方案,來描摹和解釋民主化退潮(或民主崩壞)的特徵、原因、後果、發展趨勢,並嘗試找到得以反映真實的解決方案和途徑(方式、條件)。

    換句話來說,本文的基本任務是,回答下列提出的一些問題: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敗」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困境」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它們是以何種形式和特徵呈現的?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退潮的主要背景和原因是什麼?導致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的東歐成員國家)陷入民主困境的基本因素有哪些?世界範圍內民主退潮和民主衰敗將會出現何種發展趨勢?民主和專制的博弈將呈現什麼樣的局面?歷史是否最後終結?民主會否讓位於威權?或兩者將平分秋色?什麼路徑和解決方案得以有效地阻止民主的衰退和杜絕民粹與獨裁的進逼?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方案可尋?等等。

(三)論解讀與取捨

    針對全球民主衰退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民主困境這一問題,本文將對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國家治理能力論」(強力政府與弱政府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係)[6]、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穩定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等理論進行梳理, [7] 找出其中的合理及不完全確切或值得商榷之處,並從政治、經濟、歷史、哲學(人性自私並追求道德與財富的平等)、倫理學和社會學等視角和層面對研究對象進行剖析,進而構建出筆者自己的一套(個)理論範式或論式來解釋西方國家民主退化的現象、原因、後果與防止的途徑等。

    同時,本文還將對民主化理論、轉型理論(transition to democracy)以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些方案和分析工具作一個梳理和篩選,對歷史決定論、經濟與階級決定論(結構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政治精英抉擇理論)、「過程論」以及文化決定論等進行取捨 [8],看哪些理論方案(以及其中的哪些論點)更適合用來解釋「民主失敗」的現象、原因、影響與解決的方式和條件等。[9]

    具體來講,本文試圖研討,在國家建構論或強國論、國家發展理論等理論的框架下,民主衰退國家(包括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所面臨和存在的問題和弱點,以及在這些理論看來民主如何才能保持不敗之地或得以有效地建立。

(四)預設之論點為(Hypotheses)

    西方國家民主衰退最危險的地方在於,選民(特別是中低階層的民眾)在思想和價值判斷力上的轉變,對現存的建制體系不再給予信任,使反自由民主主義的思潮抬頭和氾濫。這有三個層面的來源:一是統治精英行為與道德的問題(富人政治、政府「重分配」的失敗),二是民眾生活經驗的改變(工作位置與福利得不到保障),三是民眾對未來失去信心和產生不完全感。這即是說,西方國家的「民主失敗」,是基於其制度和結構性的問題,其原因出自多個層面與背景,比如:國家治理能力的降低(如政黨『否決制』對政府限制過度)、政黨惡鬥(不擇手段)、政客言行失去道德支撐(價值觀出問題)、政府績效低下及政策失敗(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和敘利亞戰爭和金融危機等)、經濟發展乏力、中下階層生活水準降低(科技和全球化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恐怖主義猖獗、難民潮威脅、社會共識的失落、族群分裂、社交媒體意見失控(假新聞、信息誤導成災)、極右勢力及其言論影響日升、俄國等外來政治勢力的參與(對選舉的干預和傳媒信息的影響等)、政府陷入所謂「塔西陀陷阱」(不論政府的政策是好的還是壞的,民眾都不信任政府,都認為是壞的)等等。其後果則是,民主被濫用和曲解,「民主開始報復」(福山2017),即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敗壞民主自身,如川普、埃爾多安和歐爾班等人在民選中的勝出,以及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主席勒龐(Marine Le Pen)得以參選總統大選、德國極右翼黨派選項黨獲得聯邦大選13%的選票等。

    因此,如何阻止這一趨勢發展,即如何找到形塑人們思想方向與內質的渠道和方法,如何讓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理念在社會各個階層得到維護與鞏固,是西方世界走出民主困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理念(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人生來平等)的支撐,民主就失去了內核,民主就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將自己廢除掉。而要完成這一艱鉅任務,西方國家就得解決政府績效低下、政策失誤、精英主義、經濟不景氣和政府「重分配」(不放任經濟自由)失敗等(代議制中)結構性和(全球化)時代性的問題。

    而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的崩潰」,則與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手段有直接關聯,如在中東地區和烏克蘭等國家推行的「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這些方案在一些新興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失敗或不盡人意,有其地緣政治(西方國家與東方專制國家如俄國的博弈)、政府治理狀況(腐敗、法治和政府績效的低下)、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族群衝突、反殖民心態和民族主義)、經濟和社會結構(反市場化、貧富差距和種姓制度)等多種背景和原因。

    因此,僅僅從某個單一的理論方案或分析模式(如經濟發展和階級決定論、歷史和文化決定論等)出發,去解釋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敗,是不能全面和精準地反映其真實的,(如運用不當)甚至會誤導學術,將問題簡單化和主觀臆斷化,這正如民主化理論領域裡一些思想和觀點(政治現代化理論等)所代表的那樣。

與激進和急速式的民主化方案(如通過「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在短期內建構一種民主制度)相比,主張針對不同社會形態而採用不同方式並從各方面緩緩而穩健地推進民主的模式(如「漸進論」),即:逐步而循序漸進地建立治理能力強的政府、發展穩健的經濟、培育公民社會及公民意識成長、增進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和提升公民的政治參與等,則或可是一個更理性、合理與可行的民主踐行路徑。固然,按照這種漸進式的民主化方案,很可能需要極其長久(甚至長達百年)的時間去探索和培育,才能建構一個社會適合的民主,才得以完成民主的鞏固。

    本文分析發現,當今全球民主退化與二十年來加速的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全球化是導致民族國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府決策理念錯位等負面現象的重要根源。而國家政府執行力的弱化與政策理念的偏移,則損害民主原則和自由制度,促成民主的衰退。全球化挑戰傳統的國家體制和政治執行者慣有的行為方式與思想,要求其適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新變化。這既是說,民主衰退程度的大小,取決於全球化進程的強度與民族國家治理能力高低和政策理念如何取捨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即:國家能力的下降越大,以及決策理念越遠離現實及違背民主價值規範,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著,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等式,將在本文後面的章節具體演示)。

(五)分析方法與進路

    鑑於導致全球性民主退潮的各種原因的複雜性和其解決路徑及條件的苛刻性,本文在研討中將採取開放式(而非封閉式)的態度,即對任何理論和方案(包括筆者自己的)都予以正面但審慎與批判式地對待,盡量多視角、多層面和多方位地去關照和探討問題,避免陷入某種決定論的泥潭和在分析中出現或留有「死角」。民主化理論中現有的分析和解決方案(如「順序論」[10]、國家治理能力論、政治穩定和發展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等),也只能部分或局部地反映世界民主困境的真實,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指導民主實踐。

    文章將首先對民主困境、民主失敗等概念的含義進行界定和栓釋,接著對全球民主衰退特別是西方國家民主困境的特徵、原因和背景做理論與經驗式的分析,以及推測民主和專制博弈的趨勢與前景,然後再探討哪些路徑和方法最為適合防止和避免民主的失敗,最後對文章的分析進行總結,以及對本文預設的論式與觀點予以評斷,等等。

 

二、當代「民主衰退」之含義與特徵

 

(一)「民主衰退」等概念之含義

    學界在描繪全球範圍內「民主衰退」時,使用了諸多不同的概念,如:民主失敗(failure of democracy)、民主困境(dilemma of democracy)、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退化(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等。但是,這些概念在內容和含義上都有基本一致和相同的指向,即:民主(制度)在興起、轉型、穩固和發展中出現了問題,遭到了阻礙或威脅,以及公民自由(程度)受到很大程度或更多的限制與剝奪。

    西方國家重要的民主評估機構對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和自由程度以指數的方式進行評估。「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用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評估不同地區的民主,將國家政治形態分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權」或「獨裁政權」。其評估的根據是:公民自由、選舉程序與多樣性、媒體自由、公民參與程度、民意、政府運作、政治文化、腐敗情況和穩定性等。[11] 也即是說,「經濟學人信息社」將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國家或其民主化程度有多高分為不同的層級,以界定該國民主成功或衰退的維度。「自由之家」則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度的世界自由度調查來排列國家,將國家評定為「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等級次。而「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以其「經濟自由度指數」將國家劃分為「自由」、「比較自由」、「有限度自由」、「比較壓制」和「壓制」等類別。「政體數據系列」,對1800至2006年所有總人口多過50萬的獨立國家的政權特點和過渡情況進行評估,用選舉的競爭情況、開放性和參與程度來評定一個國家的民主水平。另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以「情況良好」、「情況比較好」、「有明顯問題」、「情況困難」或「情況非常嚴重」等「新聞自由指數」來評估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程度。[12]

    近年來,這些民主和自由指數均顯示,「民主的衰退」已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顯著趨勢。「經濟學人」〕2016年公布的「民主指數」報告指出,全球民主進入了「令人焦慮的時代」。[13] 2016年,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 的「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間,全球國家中民主質量顯著下降的比例超過了五分之一,而顯著提升的國家數量則不足十分之一。[14] 「自由之家」披露的數據稱,2015年,全球多達72個國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國家僅有43個,全球「自由程度」已經連續十年處於下降之中。[15] 斯坦福大學研究「民主衰退」的學者拉裡·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第三波」民主浪潮在2006年前後進入拐點,全球民主陷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期。「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和「選舉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數量在2006年之後分別有所下降。據Larry Diamond 的統計,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從 2000 到 2015 年,世界上又有27 個國家放棄了民主制度。這被稱為「民主崩潰」(或崩壞),它是指,民主鞏固無法實現而出現反民主化逆流的一種狀態。譬如: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與各加盟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國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以及東歐的一些國家如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利亞等出現反言論自由和反民主的極端現象。「民主衰退」還突出地表現為,近年來「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顯加快了。[16]

    「民主衰退」、「民主失敗」等概念的基本意涵即是:國家操縱或控制輿論,對媒體及網際網絡與教育內容進行管制,限制言論自由;壓制反對派與中下層的公民社會,控制經濟和軍隊,(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安全為由)縮小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歧視或打擊特定族群或階級成員;管制社會抗爭,非正常的政黨輪替;政府經濟治理效率底下,社會階級財富差距加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極端思潮滋生,寡頭政治,(政治精英)道德衰落;國家行為的短期主義,政府腐敗,制度與政策的波動與不可持續性;選民的非理性或反智行為,政治極化與政治僵局;民眾對議會的認同和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低谷,競選費用不斷增加,黑金政治影響飆升,公民投票率及參與的新低,等等。

    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民主退化」表明,民主的建立和鞏固,是一個艱鉅而持久的進程,並非一蹴即就、一成不變或一勞永逸的事。

(二)全球「民主衰退」的特徵

  1. 全球「民主衰退」具有其「廣泛性」,即:不僅非民主國家社會政治轉型停滯或受阻,其威權政體更有加固和復興的跡象,如朝鮮、中國、俄羅斯等;而且新興民主國家和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的民主也面臨挑戰,民主與自由的層級下降,包括美國、歐洲東西部的一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國。
  2. 21世紀第二個10年「民主衰退」還呈現其「保守性」(即右傾性)。與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與中國等紅色專制國家對西方民主的威脅相區別,當前面臨的全球「民主衰退」還受到民主國家內部右翼和保守勢力及思潮的衝擊與挑戰,傳統民主價值與理念遭到保守和右傾極端黨派與族群的抵制和擯棄。
  3. 另外,當代「民主衰退」更體現其「深刻性」。它推翻世界專制「歷史終結」和「民主鞏固」等論說,動搖西方二戰以來建立的價值和觀念體系,標示民主與威權繼續博弈的前景。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宣布,共產主義垮台後,支持自由市場的自由民主制最終勝出,並將成為世界「最後的人類政府形式」。如今,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處於危機之中時,福山卻感嘆道:「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17] 在大西洋兩岸,右翼民族主義的對抗性反應正處於高潮。歐盟正在變成散沙(英國脫歐、東西歐價值觀裂痕及加泰隆尼亞獨立等)。在美國,煽動性民粹主義則將唐納德川普推入了白宮。而在俄國和中國這兩大威權國家,不僅沒有絲毫的民主轉型跡象,反而在其威權體制進一步固化的情形下,正不斷增大其改變和主導西方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和格局。在世界範圍內,民主自由正面臨衰退;而專制不僅沒有消減,相反大有步步近逼之勢。

 

三、全球「民主衰退」的成因和背景

    如上所述,本文將從不同的理論和視角出發來分析和解釋世界範圍內「民主衰退」原因和背景,如: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國家治理能力論」(強力政府與弱政府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係)、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穩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和「文明衝突論」,以及結構主義、(新)制度主義、(政治精英)理性選擇理論等,並對這些理論和方案的「通則性」予以評估。

    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西方國家政治發展和穩定出現了變化,民主遭遇阻礙,社會出現不穩。而這些負面變化,則首先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治精英決策失誤和經濟治理失敗等直接相關。比如: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宣布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導致整個中東的戰亂和失序;2008由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西方世界經濟一蹶不振,至今沒有完全恢復元氣。這些決策和治理上的失誤,又跟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上出現的問題和缺失相關聯。西方國家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體現了西方國家在制度與治理觀念等方面不適應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深刻變化,即政府由於制度性的缺陷和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而對全球化營造的新環境、新挑戰予以錯誤的回應。國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如「大社會、小政府」、政黨和政治家僅為選票的短期行為,以及政治與社會的互動脫離等,則造成經濟的衰退、公平的喪失和社會挫折感的增加,以及對政府的不滿(「塔西亞陷阱」),進而滋生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等思潮,民主在思想和原則上受到空前的損壞。

    2014年,福山(Francis Fukuyam)在其《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書中,[18] 對國家政府的「穩定性」進行了討論,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穩定的標誌。之後,福山又在這之外另加第三個變量,即「國家治理能力」(state)。他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其發展不如預期。2016年11月,唐納·川普勝選美國總統之後,福山在其文章《對抗世界的美國:川普治下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中指出,整個人類世界已經進入「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主導的動盪時代。2017年4月,福山還在《聯合報》的一次專訪中指出,科技和全球化的影響對國家穩定非常大:全球化只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而科技會搶走更多工作。他稱,西方國家政府在「重分配」和「放任經濟自由」方面出現嚴重失誤,僵化的觀念和富人政治讓這些「重分配」無法執行,陷入死循環。福山說,重分配的失敗,是導致西方人民開始對西方政治模式產生質疑的關鍵點。他指出,隨著對重分配的失望繼續蔓延,民粹主義將主導許多國家的選舉,強人政治會讓很多西方民眾羨慕,中俄模式(尤其是中國模式)會對西方社會產生吸引力。[19]

    福山在他的《強國論》(State Building)著作裡說:在美國911事件之後,全球政治的當務之急不再是如何削弱國家本質,而是如何增強。即:如何改善國家的政府治理,增進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並強化其可長可久的體制,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的核心工作。

    從福山的這些「国家建构」觀點來看,[20] 西方國家民主出現衰退的原因主要在於:一、全球化和科技的衝擊;二、國家治理能力的低下,減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三、民粹主義主導選舉,中俄模式受到青睞。這也即是說,由於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影響下治理能力下降,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挫折感,助長民粹主義滋生和社會對威權模式的膜拜。

    同樣,從亨廷頓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理論出發,西方國家近年來遭遇的民主衰退的根本癥結之一也是,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時代)治理能力的下降、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和決策的失誤,即: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情勢下,國家的作用被減少。大財團及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政府的功能。面對各種新的挑戰,如就業、族群衝突和恐怖主義,國家變得被動和虛弱,喪失其公信力及合法性,導致政治思潮的極端化和社會的動盪。而這又是傳統的體制、思想與行為方式不適應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新變化的一個結果。

    在亨廷頓看來,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是決定政治發展和穩定的關鍵要素。亦即:要保證政治穩定和發展,就得建立強大而有效的權威體系;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社會飛速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湧入政治領域(政治參與);而同時政治制度卻發展緩慢。

他認為,新環境下(如現代化或現今的全球化與科技發展)的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與政治的關係最為密切。社會動員意指社會、集團和個人期望的改變。經濟發展則導致社會成員能力的提高。而現代化或全球化等發展條件,要求兩者並行發展。

    亨廷頓「政治穩定理論」指出,社會的不穩定,是由人們在變遷過程中所形成的挫折感而引起,而這又受到社會流動機會的影響。高頻率的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可造成人們的過高期望,形成對政治體系的超負荷壓力。而在缺乏健全的、制度化的體系加以疏導的情形下,人們的期望就會變成強烈的社會挫折感,轉化為不穩定的力量。但在社會流動機會大的社會,社會挫折感會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流動來疏導,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在流動機會少的社會,社會挫折感會促使人們要求擴大政治參與,通過自己作用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達到所期望的結果。亨廷頓用公式來表述這種關係即是:社會挫折感/流動機會=政治參與。[21]

    用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和政治穩定理論,來解釋今天西方國家民主衰退的成因,即可這樣來表述: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的日新月異(特別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及智能技術),要求國家在制度、思想和治理能力上高度提升和予以適應,同時也促成新一輪的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提升了人們對政治參與的程度和對發展的期望,如通過互聯網獲得更多的信息和對真相的了解,以及對政府行為有更高和苛刻的要求。而由於國家在制度、思想和行為上跟不上全球化形勢的發展而處於落後的狀態(經濟危機和政府執行力不夠等),以及社會不同階層和成員在政治參與中的強度與影響力之間的差距(如經濟界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大大高於其他社會階層),政府的決策和行為就無法再滿足多數人的期望(如國家對社會財富「重分配」的失敗),進而造成社會挫折感的加大,引發極端思潮的興起和社會不穩定,從而損害民主原則和自由制度。

    亨廷頓也將文明與政治發展聯繫在一起,認為政治發展其實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用文明衝突理念來解釋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區域歸屬,將文明的範式作為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指出,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變得更小,文化的接觸增加從而產生摩擦。由於文化差異不易改變(人具有對同類的喜愛和對異類的憎惡之本性),以及經濟的區域主義滋長等,現代文明與候選文明(如伊斯蘭教文明、中華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會發生相互間的衝突。全球化條件下文明之間的融合與摩擦亦會導致,西方大國主導時代的終結,新興國家則趨於抗拒西方而固守自己的文化規範,其內部文化價值將成為個人和政治認同的基準。[22]

    當代西方國家民主出現困境的原因之一,也可以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那裡找到答案。近年來困擾歐美西方國家的恐怖主義、民粹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等極端思潮和趨勢,與全球化條件下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等文化的相互融合與衝突,以及與歐美戰後以來主導的世界秩序遭到東方新興大國的挑戰和改變等密切相關。由於西方國家經濟和國力相對的減弱,以及新興大國如中國和俄國影響力的提升,東方國家因為歷史和文化等因素(如對西方殖民時期的負面記憶等)增強了對自己文化和價值的信心與堅守,排斥西方文明中的普世價值和行為規則。這一政治發展趨勢,不僅削弱了西方的民主,同時阻礙了東方新興大國政治的民主轉型。俄羅斯、中國以及其他東方威權國家如朝鮮、越南、古巴和伊朗等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即是一個典型的說明。

    而文明的衝突及其導致的西方文明和民主的衰退,則是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後果。21世紀初以來,全球化進程速度加快,世界各地區和國家在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碰撞與衝突加劇,給包括西方世界在內的社會政治制度與穩定帶來震盪,族群分裂、極端思潮、恐怖主義衝擊傳統民主自由價值和體制,導致政治的弱化和民主的衰退。而由於經濟和科技的全球化往往先於或強於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東方專制國家(特別是中國)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巨大,其國力和對區域及全球的影響力快速提升,在國際秩序中造成世界權力重心的東移,使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和「阿拉伯之春」後的世界民主化趨勢受阻,出現停滯。

    全球化帶來激烈的社會變遷,刺激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興起,遭致激烈的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乃至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全球化除了帶來了「繁榮」和「進步」之外,也帶來了世界區域和各國內部的動盪、戰亂或戰爭。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戰爭、社會動盪和經濟衰退,讓全球所有的地區和國家無一倖免。

    帶有「追逐不同」深刻特徵的全球化,還助長各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滋長,強化國家疆界的意義(如以色列、美國和東歐國家為了防範外來移民進入而掀起的「築牆熱」),以及刺激新一輪的武器競賽和軍事對峙等。如今,世界大國將保衛疆界安全的戰場已經延伸到了外太空。在這樣動盪不安和重起國家疆界的世界裡,民主的穩固與推廣勢必遭遇嚴峻的挑戰。

    在對「民主衰退」的研究中,學界有幾個不同的視點和研討方案,即從結構性因素(結構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等)[23]、精英行為的因素(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等)、威權主義復興和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政治環境和氣候等)等角度和層面去關照和解讀世界範圍內「民主退化」的原因和背景。

    政治精英理性選擇論(Elite theory/Rational Choice Theory)者,專注政治精英在民主衰退過程中的作用,以對民主衰退的過程分析來解釋民主崩潰的根源,認為民主衰退或崩潰的原因之一,在於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其中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經濟精英和軍隊等政治行為者在決策上的「理性選擇」,對民主政體的穩定性或非穩定性產生了尤為直接的影響。[24] 行為主義理論認為,主要的政治行為者對民主的態度,是決定民主制度能否存續的因素之一,即:民主權利和民主程序的漸進衰退,是將民主體制推向競爭性威權的主要原因。[25]

    近20年來,面對全球化趨勢下出現的新問題和挑戰,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精英在內政和外交等方面的失誤與錯位,以及其政治行為的非公益化(政黨惡鬥、政客行為額違背民主原則及程序等),導致了內部經濟的衰退、「重分配」的失敗和社會族群的分裂[26],以及國際社會秩序的紊亂與不可預測(經濟危機、戰亂和恐怖主義等),從而損壞了民主制度和理念的鞏固。

    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以及(新)制度主義理論(neo-institutionalism),則著重關注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國際環境等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民主衰退的影響。雖然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關係並非一比一或對等的關係(經濟發展並非一定有利於政治民主的轉型和發展,如東方威權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國力強大的情況下並未一定會出現民主轉型),但經濟的不振和由此而導致的收入下降和財富分配的不恰當,卻可動搖西方國家民主制度和思想理念的穩固。另外,由於東方威權主義的復興、國際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等威脅,以及在制度和政治組織方面的不適應或落伍,也使西方國家民主的鞏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既是說,國際環境的變化亦是導致西方「民主衰退」的原因之一。[27]

    恐怖主義蔓延及其引發的政治後果,也促成西方國家的民主衰退。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許多(民主)國家應對恐怖主義的措施,對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擴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脅。在國內,公民的政治權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權力的擠壓和侵犯,安全超越個人自由及其私權。以國家緊急狀態為名,國家賦權政府擴張行政權力,增加保密範圍和政府特權;設置非法程序,擴大對公民的監控等等。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增強國家安全,反憲政的舉措逐漸在各國擴散。[28]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全球制定反恐法律的國家數量顯著增加,如修改既有的刑法,或制定專門的反恐法。譬如,美國也以反恐的名義濫施暴力,嚴重侵犯公民權利,以及藉反非法移民而傷害移民基本人權等。[29]

    再則,科技的全球化,特別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不僅給東方威權國家的合法性與政權穩固帶來挑戰,如對社交媒體信息和真相傳播的失控,政府和權貴劣跡難以全方位地被遮掩和隱秘;同時也為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提出新的問題,比如:在幾無規則和限定的情況下,各種謠言、假消息、非法行為和犯罪活動等,在社交網路中肆意傳播,政府無法有效地對其規範與控制,從而損害民主原則、減損主流價值與社會共識、削弱民主國家行為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近年來,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奧地利和意大利等)的大小選舉中,特別是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社交網絡假消息和各種謠言的氾濫嚴重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使各國另類右翼勢力和黨派迅速崛起,傳統建制派頻頻受挫失去大量選票,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逐漸「取代」傳統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主流價值,排外、仇外和種族主義情緒侵蝕社會各階層,民主面臨被自身機制「廢除」的威脅。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即它並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完全的假信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東方威權國家在互聯網時代對社會輿論和信息傳播的控制力要強大得多,甚至可將社媒對政權合法性的威脅降低到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程度,如運用技術、法律和暴力等強制手段對「不良」信息、用戶和相關企業進行刪帖、封網和取消運營資格等懲治,以及對相關人士實行逮捕和監禁,將異議聲音和自由言論限制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內。

    從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民主的衰退還在於,傳統的制度機制在新環境和條件下降低了自身的水平,從而損害了民主。比如:政治精英(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的政黨)不願或不能向社會各階層的選民做出可信的承諾,或通過無視、改變和削弱憲法體制的方式來追求自身黨派的政治目的和個人的利益等。這即是說,民主國家制度化水平的降低可促成民主制度的削弱,和民主的衰退。[30]

    福山在其《美国已成失败国家》一文中,就美國政治制度化中「精英捕获与否决制」等問題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做了梳理。他指出,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導致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促使川普當選總統。而美國「政治體制失調」則體現在:一、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並充實精英們的錢包;二、由於兩極分化和利益群體捕獲效應導致的「否決制」。即:「特殊利益群體可以否決對他們有害的舉措,與此同時,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否決制於美國民主而言並不是致命的,但確實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這在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之一即形成年度預算方面顯而易見。今天,聯邦預算無法在所謂「常規出貨」(regular order)程序下獲得通過,這一局面已持續十多年。每一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茶黨人士之間都出現攤牌局面,茶黨人士威脅說,要麼根本不通過預算案,要麼不提高債務上限(這樣的拒絕荒謬絕倫,因其會牽涉美國的主權債務違約)。2013年,此種邊緣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擺,這期間,聯邦工人哪怕僅僅出現在工作崗位,也將面臨刑事制裁。」[31]

    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治理不善會影響公民對民主的滿意度,同時也會削弱公民對民主的支持。[32] 民主衰退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糟糕的治理」。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發酵至今的後果,致使西方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上「陷入困境」。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目前的陣痛,損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的形像。如上所述,在美國,政治僵化與極化導致的功能失調,政治中金錢作用的飆升,以及不公正劃分選區導致代表性扭曲等,削減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和美國民主的效力。在歐洲,歐元危機、極端主義政黨的興起以及對少數外來族群社會整合的挑戰等,讓人們對民主的前景感到迷茫,開始質疑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是影響治理和保持經濟活力的決定性因素。[33]

    福山認為,近數十多年來,多數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與「制度化的失敗」有關。這體現在,許多民主國家包括老牌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滯後於社會對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他強調,一個民主國家需要平衡這些制度之間的潛在衝突,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發展失衡,造成了民主國家不能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這種狀況進而使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斷喪失。[34]
四、全球化語境下「民主失敗」與民主發展前景

 

(一)全球化與民主衰退/發展之關係

    自20世紀下半葉開始加速的全球化進程,催生了世界各國和各區域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如經貿易離差、政治價值抗衡、文明衝突、戰亂與恐怖主義等。這些變化,致使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經濟下滑、社會挫折感增強、民族民粹主義興盛、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緊張。

    而對新興民主國家來說,全球化的加速與深化,凸顯了這些國家現代化與制度化(法治與民主問責)水平低下、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和傳統思想頑固等弱點,致使轉型中的民主遭遇阻礙和困境。另外,全球化進程的加深,還增強了東方專制國家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實力,從而強化了它們對自身制度與文化思想的自信與固守,使民主變革或轉型失去機遇。

    從國際關係層面來看,全球化的加大,加劇了東、西方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與衝突,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與朝鮮、伊朗、委內瑞拉、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及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緊張等。由於全球化的驅使,即使在東方非民主國家之間,以及在新興民主國家之間,緊張與衝突也有增無減,如中國與越南、印度和朝鮮等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衝突,南韓與日本等國在疆域和歷史文化上的分歧等。

    全球化並非僅僅意味著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和社會多元)的擴展,同時也意味著反現代思潮與制度的擴散,或各種傳統文明的交鋒與復活等等。全球化既給世界帶來了「進步和繁榮」,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貧困、戰爭甚至「文化滅絕」。同時,全球化也給西方世界帶來動盪與國家政治的弱化與民主衰退。對全球化的錯誤反應,使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喪失其政治和道德的高度,減低其政府的執行力和治理能力。比如:對外,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爛抓人和對犯人使用酷刑及非人待遇,減少對世界安全及危機所應承擔的責任(如川普退出TPP和全球氣候協定、美國外交政策不具連續性等),經濟與地緣利益高於人權與民主價值規範,與其他大國一樣不遵守國際法和聯合國決議等等;而對內,則以反恐為名大幅度限制公民自由和侵犯私權,國家權力和公共利益讓位於跨國財團的經濟利益,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觀佔主導地位。

    另外,科技和經濟的全球化與民主及人道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極不相稱,或出現大的差距。其現狀與趨勢是,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全球化讓位或次於技術和經濟的全球化。長期以來,所謂「主權高於人權」,經濟(利益)重於(普世)價值,已經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與東方威權國家之間經貿交往的一個公然的潛規則。

    用一個公式來表述全球化與民主發展(或民主失敗)之間的關係即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越大,加上決策理念越遠離現實及違背民主原則與價值,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著,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該公式表達了民主衰退在全球化條件下結構因素(制度、問責與國家能力)與政治行為因素(政治抉擇與理念訴求)的互動關係,即兩者既互為條件又相互作用的關係。其具體等式如下:
國家能力 + 決策理念 / 全球化強度 = 民主發展或衰退
筆者認為,該公式對解釋東、西方國家民主發展現狀均具有其「普適性」或「通則性」。因為,不管是在西方發達民主國家,還是在東方新興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高低,以及政府決策和理念的取捨,均是決定其在全球化進程中是否得以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思想文化是否傾向民主(或非極端化)的關鍵要素。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現代性,則是民主得以有效維護與發展的決定因素。

按照這個公式來解讀,在科技和經濟等全球化強度不斷增大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治理和管控能力越低,以及政府決策理念越偏離民主、自由、公正等方向,這個國家民主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國家能力隨著全球化的加速而不斷提高,政府及政黨在決策理念上又不脫離民主原則及不降低自由與公正水準,該國的民主發展就會有光明的前景。進一步來講,在全球化語境下,如果只是國家能力的增強,而決策理念卻偏離民主原則,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前景也不會看好。而只把握住決策理念的民主方向,卻忽視和缺乏國家能力的提高,一國的民主同樣不會有長足的發展。只有在國家能力適時增強和決策理念不偏離民主問責和自由公正準則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民主在科技、經濟及文化等全球化加速的進程中才不會遭到削弱和嚴重受阻。

以美國為例,在全球化趨勢下,美國儘管在法治與民主問責方面仍然保持一定水準,但由於政府「糟糕的治理」,在「重分配」和「放任經濟自由」方面出現嚴重失誤,減弱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影響下治理能力的下降,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挫折感,助長民粹主義滋生和社會對威權模式的膜拜。比如,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導致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促使川普當選總統。由此,民粹民族主義思潮盛行,社會族群分裂加劇,「美國優先」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優先,而非全民與整個社會自由、人權與公正的優先。通過總統頒布各種法令與政策的方式,川普政府的言行正在侵蝕和削弱美國的法治與民主問責功能與效力,並以此強化了社會的不公平與非公正。美國目前的民主發展令人擔憂的即是,由於川普政府在決策理念上有偏離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趨勢,美國作為民主國家典範的地位正受到質疑,民主的衰退更趨明顯,社會一些族群崇尚威權人物與模式的跡象加大,仇視與恐懼外來移民和非白色人種的情緒高漲,等等。

同樣,在中國,新威權主義專制體制促使國家能力在全球化趨勢中得到增強,國家經濟實力與國際政治影響力有所提升,但由於制度的框限以及領導人決策理念的偏頗,不僅讓中國社會民主基因不能滋生,且使政治專制的程度更加提高。科技與經濟的全球化,提升了中國的國家實力和能力,但卻未能促成中國社會政治民主因素的成長,相反強化了一黨獨大的專制模式。

在美國,民主的衰退主要呈現在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上。而在中國,專制的固化,則體現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實力與管控能力的提升上。也即是說,按照上述公式來看,美國民主的退化,主要是因為國家治理能力不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而中國專制的存續,則主要是由於執政黨在全球化環境下得以維護其一黨專制的理念及模式。歸結來講,美中兩個東西方國家民主發展受阻的原因,都可以在上述公式中找到對應和答案,即:民主的衰退,要么是因為缺乏國家能力,要么是在決策理念上背離民主原則,或者是二者(缺乏能力與理念偏頗)兼而有之。

    具體來講,全球化強度的增加(即信息、科技和物流的國際化、文明的交融與衝突抗衡的加大),需要民族國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斷地更新和適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變化,並且在政策制定與思想理念上切合現實發展和面向民主價值規範,保證國家現代化和制度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如果國家政府能夠在這兩個方面(而不僅是國家能力的保持與提升)與時俱進和把穩方向,那麼民主的維持與加固就有了光明前景。反之,民主的持續衰退就難以遏制和避免。

    本文這一等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對上述政治穩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國家建構理論、文明衝突理論、(民主化理論中的)過程論、結構主義理論、行為主義理論(即政治精英理性選擇理論)等理論方案的借鑒與取捨基礎上的。也就是說,該等式既汲取了上述理論方案中適合於解釋全球「民主衰退」現狀的地方,同時也不僅僅局限於其中某一種理論和方案的範式之中,力圖從多層面和多視角出發,盡量「全景式」地去描繪與解釋全球「民主衰退」的現狀與趨勢,探尋其中的原因、避免與防止的條件及其發展的前景等。

   
(二)、防止民主衰退的條件與民主前景

    既然找出了全球民主衰退的原因與癥結,那麼避免或減輕民主衰退所需滿足的條件就不難列舉了。由於,推動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主要動力和主體,仍然應該是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因為,它們對自身民主的健全與完善,和對新興民主國家在轉型中的支持,以及對非民主國家制度變革的鼓勵與推動等,是遏阻全球範圍內民主衰退和推進民主發展的基本動力和主要源泉。所以,要防止新興民主國家和西方民主國家民主的衰退,(首先是老牌民主國家)就得做到如下幾點:

 

  1. 提高國家現代化程度和政府治理能力,完善民主的制度化(法治與民主問責)與實現良治,即:克服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要求的弊病,解決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努力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提升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2. 政府行為與決策必須遵循群體價值觀的規章制度,確保政府為群體利益而非統治者的私利行事,從而約束權力和保證權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防止精英階層為政治投機而拋棄民主規則。
  3. 正確應對全球化與信息時代的變化,對外慎用軍事手段(政治代替軍事主義)、加強對話交流和政治溝通,擺正政治與經濟的主次關係(防止經濟凌駕於政治),維持西方民主盟友主導國際秩序的格局,阻止地緣政治平衡或國際權力重心向威權國家傾斜。

 

    盡管全球「民主衰退」這一命題得到了學界廣泛的關注,也反映了世界範圍內民主發展的現狀,但是有學者認為,全球民主在過去十年裡仍然保持了穩定,而且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較還有明顯的進步, 所以「民主衰退」不應是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像。[35] 這也不無道理,西方老牌民主國家雖然了出現一些衰退現象,但深厚根植於社會的民主制度與信念,仍然是其政治的主體與基石,民主在制度與思想上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衰退。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1989蘇東崩潰之後,全球民主確實陷入了一個長期的停滯階段(2006年前後是一個拐點),自由民主國家和選舉民主國家的數量分別有所下降,如東歐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民主不是處於停滯狀態,就是發生了倒退。在穩定的新興民主國家,也遭遇了各種危機和困境,如選舉質量不佳和「非自由民主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而在老牌西方國家,民主的有效性與活力,以及對民主的自信,正在衰減。一些重要的西方國家(如美國),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極化和政治僵局之中,民眾對國會的認同以及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歷史低谷,競選費用空前增加,黑金政治影響飆升,公民投票率新低,極端思潮泛起等等。而威權國家是乎比以往更加頑固與堅持,甚至有意向世界輸出其東方制度模式,如中國與俄國。

    過去,西方「民主鞏固」理論所確立的假設,如自由民主一旦在一個國家成為制度,這個國家就會一直保持民主的狀態,即:國家一旦形成民主制度、強健的民間社會和一定程度的財富,其民主就牢不可破。而現在,民主國家卻遭遇了挑戰,民族民粹主義興起與極端政治情緒上升,給民主國家帶來巨大壓力,無法應對。這是社會、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產物。全球化造成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下滑、財富分配失衡和社會極端思潮的抬頭等等。這亦是人們對似乎誰都無法掌控的全球化進程所塑造的未來普遍感到擔憂的一種反映。

    這就不禁讓筆者提出如下老生常談但至今仍未有公論的問題:全球化到底是一個自然發展還是人為的過程?它究竟可不可以被阻止或調控?全球化到底是更有利與民主的發展,還是更能助長威權主義的回潮與穩固?等等。

    歸結來講,威權主義的歷史還沒有終結,自由民主制度並非一旦建立就牢不可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主與威權的博弈不是減低了,相反正在加大。民主國家必須正視這一嚴酷的現實,不遺餘力地堅持和推動民主。民主的建設、完善和推廣將永遠在路上,不容絲毫的鬆懈與停頓。人生來雖然自私,但同時也生性追求公平與公正,這是民主得以建立與延續的人性基礎。

近二、三十年來世界民主發展的事實表明,民主在全球的推廣的方式與進度,只能是漸進的、政治的和切合實際的,而不應是激進的、軍事的和蠻橫的。如果民主的推廣者不了解非民主國家的歷史與地理,不了解這些國家的文化和管理者,僅僅用道德評判、經濟制裁和動用軍事手段來推銷民主,那麼民主的推廣者就會失去自身的政治高度和歷史文化的光彩,招致非民主、半民主國家和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精英們(包括反對精英)的反抗,甚至增強其威權政府與社會的團結,一致排拒民主憲政體制與價值規範。

    21世紀政治發展的軌跡是運動式的,而非直線性或定向性的延伸,它不遵循一個固定和模式化了的途徑。不確定、難以預測,是21世紀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徵。專制的歷史尚未終結,民主也沒有走入絕境。

    在當今世界政治發展中,一切都是開放性和動態的,都在不斷地變化之中,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制度模式。民主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僅靠政治決定和意志是不能建立一個平穩和鞏固的民主社會的。民主需要不斷地維護和完善,沒有自動免疫或可以免遭威權侵蝕的民主制度。

                                                                                                                 

 

                                                                            全文完 2018-06-30 修改稿

 

                                                                      (彭涛,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

 

[1] 吉迪恩•拉赫曼:全球民主大衰退,英國《金融時報》,2016年8月11日。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8867, 查閱時間:2017年7月20日。

[2] Ottaway, Marina. 2003. 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Ris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3]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1-35.

[4] 法蘭西斯·福山:美國已成失敗國家,原刊於英國《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號

(Fukuyama, Francis. 2017. “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In Prospect Magazine, January 2017)

[5] Arch Puddington and Tyler Roylance,"Anxious Dictators, Wavering Democra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2, 2016, pp.86~100; 參見:http://www.bertelsmann-stiftung.de/de/system/suchergebnisseite/,查閱時間2017年7月20日

[6] Fukuyama, Francis.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ukuyama, Francis. 2004.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 Samuel P. Huntington.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April 1965): 393.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8] 《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是1993年夏季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中的观点。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為一本專書,取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9] 參見:彭濤:「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與威權固化下的中國民主化前景」,美國《中國戰略分析》雜誌,2017年5月號,第二期(總第三期)。

[10] 「民主順序論」強調,新興國家實現民主化的前提是,先要有堅實的經濟、健全法治和強有力的國家機器。

[11] Democracy Index 2010: Democracy in retreat (PDF).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6 December 2010 [26 May 2011].

[12] 新聞自由指數2010( PRESS FREEDOM INDEX 2010),  《記者無疆界》,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121065147/http://en.rsf.org/press-freedom-index-2010%2C1034.html,查閱時間:2017-7-20。

[13] Democracy index 2015: Democracy in an age of anxiety (PDF).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6 [23 May 2016].

[14] 參見:http://www.bertelsmann-stiftung.de/de/system/suchergebnisseite/,查閱時間2017-7-20。

[15] Arch Puddington and Tyler Roylance,"Anxious Dictators, Wavering Democrats",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2,2016,pp.86~100.

[16] Diamond, Larry: Democracy's Third Wave Today. Current History; Philadelphia 110.739 (Nov 2011): 299-307.

[17] Ishaan Tharoor: The man who declared the ‘end of history’ fears for democracy’s futur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2/09/the-man-who-declared-the-end-of-history-fears-for-democracys-future/?utm_term=.a945d7af8a76, Retrieved 10/09/2017。

[18] Fukuyama, Francis.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Stanford.edu. Retrieved December 29, 2016.

[19] 參見:「從全球民主化的頓挫反思歷史」,《聯合報社論》,2017-04-19/02:32,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411614,查閱時間:2017-7-20。另外,從民主化『重分配』理論來看,國家政府如何實現全球化條件下財富的再分配,對民主制度的鞏固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重分配』理論認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取決於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政治博弈。在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情況下,中間選民的稅收偏好很少帶有沒收性質,精英因而不會懼怕再分配而選擇接納民主制度。反之,較高的財富不平等將導致有利於多數選民的再分配政策,從而加劇了階級衝突和社會矛盾,最終將不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

[20] 參見: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a, ISBN 0-8014-4292-3; Francis Fukuyama: 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17–31, 2004b.

[21] Samuel P. Huntington.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April 1965): 393;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2]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untington, Samuel P. 2000.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I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0 Issue.

[23] 結構論者著重經濟發展與階級結構對政治轉型的影響,如「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等政治現代化理論論說,認為階級結構影響民主化,因為在經濟成長中產生的強大的中產階級不傾向革命,追求社會改革與政治權利的平等分享,所以促成民主制度的建立。參見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69–105.

[24] 參見: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25]  參見:Frances Hagopian and Scott P. Mainwaring eds,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dvances and Setbac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26] 從『重分配』理論來看,國家政府如何實現全球化條件下財富的再分配,對民主制度的鞏固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重分配』理論認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取決於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政治博弈。在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情況下,中間選民的稅收偏好很少帶有沒收性質,精英因而不會懼怕再分配而選擇接納民主制度。反之,較高的財富不平等將導致有利於多數選民的再分配政策,從而加劇了階級衝突和社會矛盾,最終將不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

[27] Caries Boix, Michael Miller, and Sebastian Rosato,"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2007",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6,No.12,2013,pp.1523~1554.

[28] Alexander Cooley, "Countering Democratic Norm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3, 2015, pp.49~63.

[29] Elena Pokalova,"Legislative Responses to Terrorism: What Drives States to Adopt New Counterterrorism Legisla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27, No.3, 2015, pp.474~496.

[30] 參見: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Democratization During the Third Wav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2016, pp.125~144.

[31]  Fukuyama, Francis. 2017. “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In Prospect Magazine, January 2017,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america-the-failed-state-donald-trump, Retrieved 20/07/2017.

[32] Guillermo Cordero and Pablo Simón, "Economic Crisis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9, No.2, 2016, pp.305~325.

[33]  Thomas Carothers, "Democracy Aid at 25; Time to Choos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2015, pp.59~73.

[34] Francis Fukuyama, "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2015, pp.11~20.

[35] Philippe C. Schmitter, "Crisis and Transition, but not Declin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2015, pp.32~44;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2015, pp.45~58.51.

                                                               《中国战略分析》第8期   2018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