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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 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018年08月08日 未分类 ⁄ 共 28889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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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界定“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对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作出总结。关于习近平新极权主义5个特征的概括、关于“价值观外交”和“中国模式”的讨论构成本文的重点。作者强调,与专制相比,民主代表着社会进化水平的更高阶梯,但红色帝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仍然任重而道远;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心态,方能脚踏实地,集跬步已成千里。对西方民主共同体而言,民主自身需要完善,尤其是在“新冷战”、“新丛林”博弈中利益-价值观双重交织、充满紧张的这样一个时代。只有民主国家更好地处理了内部问题,克服政客的短视和人性的局限,让民主变得更为坚实、合理,才能最终战胜红色帝国和其他专制强权的挑战。

关键词:新极权主义   冷战与新冷战   新丛林与旧丛林  价值观外交   中国模式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全然陌生的世界。“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当是对这个世界不错的概括。就笔者个人而言,这三个提法已分别出现于过去的若干文字或视频节目中,[1] 本文试图给出一个综合性检视。

从价值层面讲,“三新”世界绝非人类福音;但作为事实判断,我们又无可回避。特别是,“三新”命题是从中国引出的,由中国国内政治的“新极权”定义,引申出中共党国与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新冷战”格局,再到与“新冷战”并存的“新丛林”世界的出现,这个叙述逻辑本身就凸显了崛起中的中共红色帝国在当代世界中的“明星”角色。它只是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么?还是说,它真的在利用人性的丑恶而构成对当代文明成果的严肃挑战?俄罗斯的倒退、美国改造伊斯兰部族世界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失败、以及西方民主自身遭遇的问题是否给了中共以机会,从而强化了红色帝国这一挑战的力度?本文亦将进行探讨。

当然,红色帝国并非全无软肋。它的得势借助了这个世界提供的很多偶然,它的衰败却植根于自身机体内部的原发病灶,只要这个机体不改变,病灶的扩展、癌化就是必然的,它早晚会要红色帝国的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对人类的未来抱有信心。

现在,我们就从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做起。

 

新极权

 

新极权与老极权

   

如果说习近平政权代表21世纪中共党国政体之“新极权”,那么“老极权”则是指毛泽东时代的党国建构和政策构成。

严格地讲,按照中共党国政权建构和不同时期内政外交的政策特点及其演化逻辑,我们可以区分出党国体制的以下四种不同类型:

  • 经典极权主义:指1949年中共建政时建立的国家体制,它大体符合国际学界对斯

大林式党国极权主义的一般描述,包括单一执政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国家控制、垄断大众媒体、实施政治恐怖、消灭或几乎消灭全部私人空间。1949年到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在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上仍带有某种过渡性;[2] 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3] 则标志着斯大林式党国极权主义在中国正式就位。外交方面,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处于蜜月状态,是冷战中对抗“帝国主义”的“同一战壕的战友”。

  • 动员式极权主义:特指毛泽东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极

端的升级版极权主义。毛泽东不满意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品性,担忧等级化、干部特权化消磨革命理念、败坏党的肌体、使党成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俘虏。毛甚至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岗位已经被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野心家”所篡夺,[4] 所以要发动群众从底层“造反”,重构“无产阶级权力结构”。为了“斗私批修”、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毛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力推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试图向经济行为中人性的自私性宣战。[5] 这些亦构成19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主题。所以,动员式极权主义,毛泽东独享发明权。毛的狂妄、深刻、执拗、悖谬是文革墓志铭的不同表达,也从使动者一方注定了文革的悲剧属性。外交方面,毛曾极力推行世界革命,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只是当中苏国家关系恶化、乃至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时,毛才不得已同昔日的宿敌美国重新握手。

  • 党国威权主义:本文把邓小平和邓后时期(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期)的政治架

构和政策导向称为党国威权主义,特点是延续性的一党政治垄断和被重新承认的、有限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对文革教训的汲取、重塑党的合法性的需要、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急切需求,迫使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中国的高层政治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演变为邓小平时代的元老政治,再演变为江、胡时期的“集体领导”甚至“九龙治水”,[6] 中央权威逐次弱化。党国威权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后果是权贵资本的产生、膨胀和极度泛滥,这是权力垄断与经济自由化并行的必然结果,一定意义上,它反讽性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外交方面,邓为中国确定的国策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7] 这种低调反映了邓的智慧,也保证了邓及邓后时代中国的悄然崛起。

  • 新极权主义:这是笔者对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政治演变的特有指称。如果说经典极

权主义代表着中共建政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国家建构和斯大林主义暴力控制的起点;毛泽东动员式极权主义用更极端的形式既要继承、又要打碎中国从斯大林那里学到的东西,从而构成独属于中共党国极权主义历史特质的发展高峰;邓和邓后威权主义是对毛时代的反动,带有收拾残局、自我调整、偃旗息鼓、低调行事的属性,就此进入党国历史的波谷;那么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则是历史曲线的又一次偏转回复,习继承了毛、邓时代一切有利于党国延续的制度构造和精神遗产,试图扭转党国的精神颓败趋势,实现“党国中兴”,打造一个更加“完美”的现代独裁体制。外交上,习一反邓的老成和低调,以红色帝国之新面目,强势步入世界舞台。全球新冷战、新丛林格局的出现,都与这一变化相关。

下一小节,是对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更详尽的考察。

 

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五个特征

 

首先,习式新极权主义高扬民族主义大旗,诉诸“中国梦”,标志着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转换的最终完成。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本来是建立在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的叙事基础上,体现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的逻辑。这个逻辑,由于文革失败而遭到深刻动摇。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发生过三次合法性转换:第一次,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用“发展才是硬道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六四”后的GDP战略,用经济绩效挽回天安门镇压中失去的民心;第三次,崛起后的“走向复兴”,用民族主义而非革命叙事解释党的传统和党的“伟业”。最后这个转换并非始于习近平,早在胡锦涛执政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大国”、“复兴”话题已不绝于耳。[8] 但真正充分利用这个“势”而将其推向极致的是习近平,习的雄心和胡锦涛个人的弱势乃至“缺乏担当”恰成对比。[9] 据说毛使中国“站了起来”,邓使中国“富了起来”,习的使命则是让中国“强起来”。这个三段论本身已是典型的党国民族主义叙事结构和话语表达,而迥异于当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逻辑。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也被新极权主义派上用场。当下党国的宣传语言中,“三个自信”已经变成“四个自信”,除“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外,又加上“文化自信”——尽管鼓吹“自信”,恰恰意味着自己的不自信。毛当年横扫“四旧”,[10] 说明他不需要从传统文化那里寻找支持;习今天动辄宣示中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继承者,无非是要给党国的“民族复兴”逻辑再添一圈光环。然不能不说,有“百年国耻”的背景,[11] 有当今中国崛起和经济上的成功,这套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的语言,在中国受众那里,还是蛮有蛊惑力的。

其次,习重新回到个人独裁,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构成中颇具个人特色的部分。诚如前述,邓以后的中共高层政治呈现中央权威弱化的趋势,按照极权主义权力逻辑,这本来是共产党高层权力掌控的非典型现象,体现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党国威权主义)之间的“钟摆式”摇动。如果没有体制内部的分化和民主转型的发生,体制向极权主义方向重新“摆回”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一人独裁才是党国极权主义最经典的形式。但习近平的回摆方式、速度、力度、乃至规模仍然令人意外。习不但继江泽民之后再次获得“核心”称号;[12] 而且在中共十九大的新常委班子里不再安排接班人,从而事实上废掉邓时代确立的党的总书记任职不超过两届的规矩;[13] 习甚至通过修宪,在2018年“两会”上正式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14] 这个“三级跳”令人瞠目结舌,它不但颠覆了邓时代中共政治改革仅有的一点正面成果,而且再次证明宪法不过党权手中的玩偶和遮羞布。部分出于上位前的经历难以服众的担忧,部分出于掌控权力的现实需要,习纵容、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以致短短数年间,中国新的颂圣文化竟再达巅峰,让人慨叹文革殷鉴不远,新一代奴才又在成批复制之中。[15] 习的个人独裁同样体现在十九大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上:25名政治局成员竟然有半数以上乃习的旧部、跟班、甚或抬轿者,其中有些人属于典型的“火箭式提升”。[16] 即便按照共产党自己的组织人事原则,十九大“习家军”的出现也完全是违规、出格之举。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习近平的名字已经被冠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头衔而超越邓、直逼毛,相应地,习的“治国理政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等都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顶礼膜拜的对象。荒唐么?当然荒唐,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习式新极权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同样极富个人性,尽管不无争议,那就是习的个人认知层面似乎有某种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绝普世价值时更加坚决、镇压异议声音也更加严厉,且缺少负罪感。说习“原教旨”不意味着他读过多少马列原著,在这方面他不能和也是红二代的张木生等人相比。[17] 但习大概和很多红二代相似,青年时代就深信红色历史,奉毛泽东为他们的共同教父,哪怕在文革中他们的父母经历过迫害。按照他们的逻辑,被迫害也是党的人,何况最终得到党的重新认可和使用。习从梁家河农村返回北京、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完成学业,马上就任职耿飚秘书、[18] 又在老爹安排下到河北正定“锻炼”、[19] 继而“孔雀东南飞”在福建进一步奠定从政基础,哪一步不是托红色基因之庇佑呢?在这个意义上,习的原教旨,既有认知成分,又是本能,同时富含现实政治层面的实用主义考量。习作为“少东家”不同于江、胡之类“守摊者”,这使他的执政行为多了一份责任(对红色江山的责任),少了一分敷衍;多了一份率直,少了一分表演。评价苏东剧变,一句“竟无一人是男儿”尽显“红色接班人”本色,[20] 甚至充满站在道德高地的自诩、自欺。“不忘初心”,大概也可以作如此解。习上任之初,很多自由派人士抱有期待,至今,人们对习近平仍有截然不同的判断。[21] 其实,称习是保卫祖业的“少东家”应该是对他比较准确的定位,但正因为如此,习政权比江、胡时代更左、更倒退、更危险。

第四,习近平新极权主义同时继承毛、邓一切有利于党国统治的东西,在打造“完美独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可谓精准发力,更上一层楼。不少人批习“重回文革”,自然没有冤枉他,因为“习皇帝”纵容媒体对他的歌功颂德,大有文革之风,确实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但说习从毛而弃邓,却是对习的严重误读。习固然在许多方面刻意模仿毛(包括“新古田会议”、“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类[22]),但习不可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年代、不可能再次否定市场原则、不可能再搞毛时代的人性改造和经济乌托邦工程,在这个意义上,习又不可能真的回到文革。习也没有当年毛的勇气,靠动员底层造反来整治贪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宁愿靠他的“东西厂”——纪检机构和巡视队伍。习真正从毛那里接收的,是党国江山的创始牌位,是定于一尊的“太祖”传统,是“党权高于一切”的祖传秘籍,是无论何时都要握在手中的专政利器。但他不会再搞毛式折腾,也不会再用“阶级斗争”去冲击经济。在这方面,习要继续效法邓小平。习甚至高调宣称要“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习一方面坚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另一方面又对所谓“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做出“全面部署”。[23] 文件的“技术性”条文,主要围绕如何建构“法治政府”的具体举措展开,比如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等等。习也谈到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24]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能说这些具体举措全无意义么?当然不能。习中央在推进“法治”上似乎是认真的,绝非装装样子而已。但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巩固政权则确定无疑。谁对党的权威构成威胁,照样整你没商量,而且一定用“法治”的名义![25] 总之,习深得邓“两手都要硬”的精髓,可谓又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最后,第五个特征,习近平新极权主义创造了党国内政与外交相互支撑的新模式,对内实现“党国中兴”,对外催动红色帝国崛起。习式“大国外交”一改邓的“韬光养晦”,充满战略主动性、进攻性,要堂堂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更自觉地实现党国政体与民族国家的捆绑,以美国为战略对手,试图挑战人权、民主原则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其公开声称者不再是“世界革命”,而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冷战的序幕正是这样打开的。我们马上进入这个论题。

 

新冷战

 

新冷战与冷战

 

冷战,人们记忆犹新。二战结束不久的1946年,丘吉尔访问美国小城富尔顿时发表著名演讲创“铁幕”说,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敲响警钟。从那时起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世界的主轴是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其特点是:

  • 以意识形态划界,营垒清晰,阵线分明。东方共产党集团称冷战为“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对决”,西方自由世界则把它看作民主与极权的对垒(后中苏分裂、中美重新握手,但并未影响两大阵营对峙的基本格局,原因不但在于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中份量还不够重,更在于即便毛泽东实施“联美制苏”大战略,也从未改变中共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属性,美中之间除了联手一面,仍有对立一面)。

  • 两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对峙,各自抱团取暖,相互威

胁。

  • 经济上几乎互不往来(美苏两国间很少贸易,1971年以前,美国亦对中国长期实施贸易限制)。
  • 局部冲突不断,甚至发生战争。两次柏林危机(1948、1961)、古巴导弹危机(1962)均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冲突的典型场景;1950年代的韩战和1960年代的越战则是冷战年代最著名的长时间大规模军事对抗。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大约持续了20年。人们曾以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标杆的大国博弈已成历史,西方在与共产极权体制的斗争中获得完全胜利。然而,就在西方沾沾自喜于“历史的终结”时,[26] 中国却在悄然崛起。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又超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在这个基础上,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迅速将之解释为“强国梦”,红色帝国引擎发动,此乃中美“新冷战”的真正开端

那么,为什么叫“新冷战”?

不少人喜欢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解释今日中美大国博弈,似乎中国只是在以“新兴大国”的身份挑战美国这个“传统大国”,其实它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还是非实质性的那一半。中国是中共作为党国政体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捆绑体,中共的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势必视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为敌人。这一点,毛泽东时代如此,邓小平及邓后时代如此,今天的习时代仍然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前苏联解体后,中共从未退出冷战,但也不敢宣布新的冷战,因为它还要靠美国的帮助发展经济。就此而言,邓的“韬光养晦”实乃无奈之举,毕竟保政权是第一要务。今天的习不一样了,习政权似乎有了更大的雄心实现“党国中兴”,也有了更大的底气向美国叫板。这个“叫板”本质上是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现代极权主义政体对民主体制的挑战,一如当年斯大林的红色苏联对自由世界的挑战。这是新冷战与传统冷战性质上共有的、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新冷战又不同于传统冷战。这不但是说,今天挑战的一方已经“换将”,中国在新冷战中已经在唱主角而非配角,更在于新冷战表现出许多新特点,而迥异于30年前那场旧冷战:

  • 不像传统冷战旗号明确、阵线分明,新冷战在外观上是灰色的甚至玫瑰色的,挑战

者一方虽内心仍然认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但不会再以世界革命为号召(“埋葬帝修反”之类)。北京的长远战略目标仍然是战胜美国,[27] 而作为策略,表面上却一直在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甚至用去意识形态语言大谈“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便批评美国(比如在南中国海场合),标准用词亦是“霸权主义”而非“帝国主义”,以凸显冲突的民族国家性质而非意识形态性质;面对西方的人权指责,北京反说这是“冷战思维”,“用过时的冷战眼光看待中国”——尽管真正坚持冷战思维的恰恰是党国自己,只不过采取了更为狡猾、隐晦的形式。

  • 挑战者一方抱团的形式和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今日北京的主要盟友是俄国,但中俄

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同类,这与过去那场冷战截然不同。俄之对抗美国出于传统因素(大国地位、地缘政治、俄罗斯沙文主义、还有普京的个人统治),北京则基于党国政权性质和全球战略的需要。中俄利益亦有很多潜在冲突点,只是因为有美国这个共同敌人才形成对抗普世价值的“邪恶轴心”。

  • 经济上联系紧密,甚至到了水乳不分、难辨你我的程度。中美之间的年贸易量高达

600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同样数量惊人。[28] 这构成新冷战的又一重要背景,甚或其本身就是新冷战的特点之一。根本上说,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由于红色帝国自身的二元结构(政治极权+经济开放),也由于后冷战年代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世界。但这个特点恰恰有利于新冷战中挑战的一方:资本家要赚钱,华盛顿的政客要选票,这给了北京太多的机会去影响美国政治,而这在冷战年代绝难想象。

  • 新冷战中的冲突带有更为隐蔽、更技术化、更悄无声息、也更无孔不入的特点,包

括网络间谍、黑客攻击、治理模式输出、文化软实力渗透,如此等等。而新冷战中有可能发展为“热战”的冲突,则无不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出现,比如南海问题、东海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在所有这些场合,党国政权利益其实都是北京决策的主要依据,但它们却都隐匿于“民族复兴”鲜亮的招牌之后。

 

“价值观外交”与“中国模式”

 

明了了新冷战的如上特点后,我们要对红色帝国外交中的两个重大问题进行深一步讨论。这两个问题是:红色帝国有自己的“价值观外交”吗?如何理解“中国模式”对当今世界的含义?它是否真的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甚至改写人类历史?

所谓“价值观外交”,指国家行为体在设计外交政策、推动外交行动时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行动愿景。比如,冷战时对峙双方都有明确的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都符合上述“价值观外交”的定义:苏联、中国是要推动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中苏两党对何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理解各异、争吵不休),美国及其盟友则是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在全世界推进自由和民主。冷战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仍在延续,虽然其场景、目标和国内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29] 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否还有“价值观外交”似乎是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因为中共不再像冷战年代那样要“推动世界革命”,也不再像毛泽东那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纲领。中国似乎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专注内部事务,一切以发展经济为要,变成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者。

这样解读北京当然过分简单了。事实上,党国从来没有放松过意识形态,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只不过人家使用了更复杂、也更巧妙的语言,不太容易识破而已。熟悉中共运作的人都知道,中南海至少有两套不同语言分别用于“对内”和“对外”。对内(所有可以听内部传达的“自己人”)自然还是“西方敌对势力与我捣乱妄图颠覆”那一套,不再赘述;对外(包括对中国公众和外国媒体)则有一套精巧别致、精心推敲的话语系统,分别用于描述己方和对手。比如,北京公开批评美国的标准语言是“霸权主义”,这个词有时会引起美国人的误解,以为北京真的是在该词的字面意义上指责美国。[30] 其实不然。就起源而言,“霸权主义”作为中共外交用语最早出现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在那里,“霸权主义”代替“帝国主义”成了中共指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所谓“第一世界”)的标准用语,强调的重点是“南北对立”(不发达世界与发达世界之间的冲突),而非过去的“东西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以服务于毛泽东联美制苏大战略的需要。邓及邓后时代直到今天的习继续沿用“霸权主义”这个词,除了保留原有的某些考量或宣示外(如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且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可靠的支持者),还增加了新的内涵,或言之,它是适应中共合法性转换需要而推陈出新的外交新概念。共产革命逻辑下的美国是“帝国主义”,民族复兴逻辑下的美国才是“霸权主义”,因为它一直在“遏制中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步伐”。看上去,这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甚至去意识形态表达,但党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当把美国指斥为“霸权”时,凸显的是民族国家逻辑,似乎美国是在与中国为敌,而非与中共为敌,民族国家逻辑完美地遮掩了党权逻辑。把这个词用于台湾、南海,用于今天的贸易战尤其合适,尤其能煽动国人的愤慨和民族主义情绪。“新冷战”对内忽悠国内公众、对外动员“第三世界”追随者,玩的就是这手活儿。

另一方面,中共外交语言在描绘自身时又极富自我夸赞、充满高大上的自我标榜。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习近平主席把准世界跳动脉搏,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用于“指导”当代中国外交乃至当代世界发展,包括“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总之,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习近平外交“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1]

然而,这些表述可以理解为是习近平政权“价值观外交”的表达么?它们真的构成价值层面北京政府的“外交指导规范”、体现北京政府的“行动愿景”么?不是的。它们只是要处处显得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国际干预论”、“经济保护主义”、“文明优越论”等等不同而已,而就现实操作言,它们和党国外交的实际取向相距甚远、乃至南辕北辙。看看北京在南中国海的疯狂填海造岛、[32] 看看北京拿下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前后经过、[33] 看看北京对非洲大陆的开发过程和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推进、[34] 再看看北京对伊朗、朝鲜等国家明里暗里的支持,[35] 就可以断定中南海制定外交政策的真实动机和战略意图到底何在。这些动机体现新冷战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体现红色帝国勃勃上升的雄心和行动原则。如果说它们同时体现着“中国智慧”,那么它一定是“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中原逐鹿”、“隆中对”式的中国传统博弈思想和征伐逻辑,而绝非什么“亲诚惠容理念”或“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儒家理想”。

总之,党国外交语言中呈现的“价值观”是虚伪的,一如它在国内政策宣示中经常出现的虚伪性一样。这种东西,炮制者自己都未必信,这又是习时代同毛时代截然不同的地方。

 

然而,如果说“价值观外交”在北京政权那里是虚伪的,那么“中国模式”作为“效能”却具有极高实用性,从而有被广泛认可、广泛接受的可能。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模式”乃是红色帝国挑战二战后民主、人权原则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真正利器,由于其在下列领域的“杰出”表现,它甚至越来越被想象为西式民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 效率:直观地看,似乎党国体制在治理国家时更有“效率”(虽未必“平等”),用

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扯皮”、“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建起四横四纵全国高速铁路网,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是做不到的。[36] 为了举办一次安全、体面的国际活动,政府可以勒令企业全部停工,甚至强迫一个城市的居民临时外出“旅游”,[37] 同样为了“安全”,政府也可以在数天内驱赶所谓“低端人口”。[38] 在这些场合,强政府、高效率同时伴随着对人权的侵害,但后者对于一个极权或威权体制来说本来就无足挂齿。

  • 一党式“民主”:据说一党制下也可以有“民主”,而且是更具“实质性”的“民主”;

[39] 它造就体现东方传统的“贤人政治”,比西方的选举制度更优;[40] 即便某些场合需要强人政治,这也符合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和“担纲者”原则,[41] 关键是,它适合东方这片土壤,故在儒教世界、甚至非儒教的其他东方世界或非东方世界有广泛“价值”。

  • 最高权力更替:至少在习近平此次修宪之前,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已经建立起较

为平稳且制度化的接班机制。[42] 这似乎是除世袭制、西式民主选举以外,最高权力更替的另一种可行选择。

  • 政治权力垄断与经济开放的并存:这是更具根本意义的、中国模式的重大“杰作”,

它甚至从根上颠覆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转型理论。[43] 开放的经济强化了威权或极权统治而不是相反,这给了统治者以信心,也给了别人仿效的动力。

  • 完美的统治术:包括军队党化、高超的媒体控制和互联网控制、驯化知识分子、以

利益共享方式收买经济精英、通过“扶贫工程”、“照顾弱势群体”以收民心之效、营造小时代的艺术氛围让人们远离政治,等等。党同时用“中国梦”鼓励“爱国愤青”和“小粉红”占领社交媒体舞台,各种群团组织(青年团、妇联、学联)则是背后的组织者。

  • 被精心包装的“文化”:党国体制被形容为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当代顺延,这激发

了人们的想象,用更巧妙的形式让历史为当今统治者贴金。“文化”还有另一个妙用,那就是它可以抵挡“西方的东西”,借助“固本清源”证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文化”甚至常常显得高深莫测,让外人云里雾里抓不着要领。[44] 其实,“文化”在党国统治者那里的真正价值只是招牌和工具而已,但精心包装的招牌往往更加诱人。

 

以上所列只是“中国模式”在内政方面的特点。“中国模式”的外交方面同样表现不凡,它正在创造一系列新“范式”,让世界惊奇不已:

  • 北京借助自由主义国际贸易规则迅速发展起来,却巧妙地利用各种托词拒绝“入世”

承诺;北京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对人民币汇率的有效操控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平等原则,但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中却把自己说成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战士和旗手。[45] 这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是否正在创造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某种“中国模式”呢?

  • 北京以“主权”为由反对别国“干涉内政”,给了全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一个共同理

由去拒绝外部人权批评。在这个场合,被混淆的乃是主权国家的有限性和人权的国际标准之普遍适用性之间的根本区别。[46]

  • 用“文化多样性”去抵御普世价值也是中国模式外交层面的“发明”,它宣称文化

的“自足性”乃至“独一无二性”,而故意混淆另一种根本区别,那就是代表历史特殊性的文化与体现社会进化普遍性的文化之区别。[47] 但这个东西特别好用,儒教社会、斯拉夫社会、伊斯兰社会不是都可以从中找到拒绝普遍性的理由么?

  • 现代强权政治与虚伪的“价值观外交”的奇妙混合。在像南海、印度洋这样的场合,

北京的努力带有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海权扩张性质,它在南沙等地的“切香肠”行动也非常成功,但它同时在争取周边国家的“理解”、合作、至少是不对抗,“价值观外交”宣示、金钱收买和武力恐吓成了同时并用的三种手段。

  • “不讲前提的对外援助”通常被说成是北京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重要区

别;其实,它恰恰是北京在外交领域攻城略地的重要方法,也是北京瓦解、颠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48]

  • 大外宣、软实力输出与抢占海外媒体市场并行正在成为党国外交领域的重大战略。

在这个进程中,北京充分利用了西方自由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对等地实施社会渗透。[49]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并非所有这些做法、“经验”都可以被别人仿效,毕竟,党国体制和一般威权体制、军人政权、宗教政权、或仍然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有很多不同,它的控制力、动员力和组织效能远远高于后者。但基于人类的共性,特别是人性中共有的缺点、弱点,“中国模式”中的许多“精华”仍然对其他威权国家政府有示范意义,这些也正是北京真正可以对外输出的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虚伪的“价值观外交”往往成为“中国模式”输出的华丽装饰,二者均构成北京挑战西方之“新冷战”的有效手段。再说一遍,“中国模式”利用、放大人性的弱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腐蚀人性、摧毁社会良知和法治秩序,但它绝对有利于统治者。如果问什么是“中国模式”对世界、对当代文明的最大挑战?那么这就是。这个挑战极其严肃,因为它涉及当代人类文明建构中那些最根本的原则——良知、人权、自由、宪政民主和国际正义等等——能否存续。

 

美国迟来的醒悟

 

令人惊奇的反倒是,美国对红色帝国崛起及其内具的挑战性质的惊人迟钝

在冷战年代,美国政治家们就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中苏,认为苏联才是共产主义的撒旦,中国至多是苏联三心二意的帮手。文革后的中国似乎证明这个共产党国家是可以争取的,它的“商业共产主义”有可能和西方市场经济接轨。[50] 即便发生六四天安门屠城,老布什政府仍然保持与邓小平的密切交往,甚至不惜打破自己设置的禁令。[51] 克林顿政府的人权与贸易挂钩政策也没能持续多久,在华尔街的压力下,美国加快了与中国做买卖的步伐,虽然这不意味着美国人放弃了在中国促变的想法。 转眼2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上的巨人,但政治上依然故我。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的新定位是“非敌非友”,[52] 某种意义上,这反映了当代美国政治家面对这个新崛起的庞然大物的深度困惑。[53]

直到2017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才在它的官方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表述了对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号“战略对手”的担忧。这个报告承认,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个制度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以及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他们影响力”。[54] 这是一种迟来的醒悟。但是,文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显得自相矛盾,比如它一方面宣称“虽然这些挑战在性质和程度上各不相同,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国家与压迫个人并强制统一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另一方面又没有把这种对立视为美国外交的应有出发点,而反过来强调“美国优先”是“一种原则性的现实主义战略,是以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导向的”。[55] 所以出现这种矛盾,大概和文件起草者的窘境有关:文件既要反映美国的传统价值立场,又必须吻合现任总统川普的偏好、说法。考虑到川普本人全无价值关怀,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另类的总统,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应该是双重妥协的结果,它既是现任总统对美国传统的妥协,又是代表美国传统之白宫精英对现任总统的妥协。但正是这样的妥协决定了这份官方文件的不彻底性。它远没有揭示21世纪人类正在、或将要经历的“新丛林”时代的凶险、悖谬性质。

 

新丛林

 

新丛林与旧丛林

 

在人类事务中,“丛林世界”这个词并不陌生,它强调大大小小人类群体交往中的实力原则,强调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才是这个世界的自然规律,所以又称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世界不讲道义,只服强权,谁的胳膊根硬就听谁的。中国先秦时代有“春秋无义战”之说,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考量而鲜有道德冲动,颇似自然世界“狼与狼的关系”。同样情形见于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段、各个地域、各种文明,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人类动物性的标志,人类曾长期囿限于此而不能自拔。近代欧洲创大国均衡说,无非是强权之间达成暂时妥协,找到利益均衡点,并靠着这种均衡维持大体的和平。一旦平衡打破,战争就为期不远了。这正是我们从近200年欧洲历史中看到的东西:1815年维也纳会议保证了此后60年欧洲的平静,直到俾斯麦统一德国、从而创造出新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构成下一个世纪(20世纪)大国冲突的重要策源地,于是就有了第一次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借助现代战争机器的发明,“丛林世界”的搏斗具有了全新规模和更加血腥的性质。

人类要感谢一个民族的出现,它为结束这种血腥带来了曙光,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临近结束时提出的“14点和平倡议”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国际交往原则。他问道“目前的战争是为正义且安全的和平而战,还是仅仅为新的均势而战?世界必须是权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敌对”。[56] 一战结束时成立的“国际联盟”、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都体现威尔逊主义理想,都是这个理想的产物。它崇尚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集体安全,而不是崇尚实力的所谓大国均势。威尔逊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必须将民主政府向全世界普及”,这是实现人类集体安全的制度保障。为此,我们“必须摧毁任何地方的可能个别、秘密及独断独行地扰乱世界和平的专制强权,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压制它到近乎无能为力的地步”。[57] 冷战的发生不在威尔逊总统预测之内,也超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预估,但冷战的目标是战胜共产极权——一种全新类型的专制体制——却完全符合威尔逊主义理想。这个胜利确曾成为现实。苏东社会主义垮台,苏联意识形态威胁不再,这才有了冷战后20年美国独步世界的那一段时光。

而今,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丛林时代”。何谓“新丛林”呢?“新丛林”首先保留了“丛林世界”的基本特点,包括大国博弈重现,实力原则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行动指导,价值退居其次甚至彻底隐身利益而非道德凸显为支配国家行为的枢纽。至少从形式上看,川普的“美国优先”、普京的“再造俄罗斯”和习近平的“中国梦”都在诉诸民族国家利益,还有次一等的大国印度、日本、土耳其、西欧各国也在不同程度地回归各自的丛林索道。世界民主共同体还在,但似乎在衰弱、甚至分裂中;[58] 联合国也还在,但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成为摆饰,因为无论中美俄法英,任何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在自认为需要的时候行使否决权、从而令安理会无法通过有意义的决议。总之,这些都让人们看到了旧丛林的回归,或者说,它们正是新丛林与旧丛林的历史连续性所在,背弃威尔逊理想,重回实力世界,是新丛林正在接续旧丛林的核心表征。

但,新丛林又不同于旧丛林。至少就中美关系言,它不是简单的、单一性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博弈,而同时包含政权性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且就北京方面说,后者才是第一位的,才是主要的东西。北京与西欧(英、法、德)、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也都兼有民族国家和政权性质的双重博弈特征,只是不像中美之间那样明显罢了。这种争斗性质的双重缠绕是新丛林世界不同于旧丛林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它既是民族国家水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再现,又渗透着、裹挟着新冷战之制度层面、政权性质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生死较量。只是由于北京对博弈之新冷战性质的刻意遮蔽,人们往往看不到这种争斗的复杂性、多面性,才做出关于“大国博弈”的过于简单的解读,这就是当代“修昔底德陷阱”之说盛行的原因。

然而,我们还是要问:历史进程中的这种回流反复如何可能?它只是某种暂时性扭曲么?还是说,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性原则真的受到了挑战?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某种偶然性

 

事实上,二战后美国能够主导世界,乃基于两个重要条件:美国自身的建国理想,和足以推动这种理想实现的能力。自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自命为人类的自由灯塔,它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也确实和人类近代以来追求的政治现代化目标相吻合。这使得美利坚合众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足以引领战后新世界规则的制定。但,只有这个不够,如果美国只是个小国,没有实力去贯彻理想,理想就等于零。而美国恰好同时具备了后一个条件。南北战争后,经过19世纪下半期的发展,美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又经过一战、二战,美国积蓄了足够的实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可以遂其所愿去贯彻它的理想,建立新的国际准则,哪怕为此独自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

问题是,这两个重要条件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身上,同时被一个国家所满足,从近代历史发展看,并不是必然的,它有偶然性。换言之,美国这个国家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间点的出现,有偶然性。虽然18~19世纪欧洲民主的发展、成熟是重要基础,美国作为英国文化的继承者也分享了大英帝国的很多优点而又恰好规避了它的一些缺点,[59] 但它能在人类需要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应时而降、挺身而出,仍然令人惊异。试想,对战后德国、日本的和平改造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但美国人凭借他们的理想、热情,当然也凭借他们的力量,硬是完成了。他们和世界上其他正义力量一起,既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又在随后的冷战中最终战胜共产极权主义。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保障了经济全球化的实现,保障了国际水道的安全,保障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大体和平。就此而言,美国的出现实在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幸运。

然而,现如今这两个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它证明了由单一国家支撑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某种偶然性和脆弱性。首先,美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衰落中,虽然只是相对衰落。二战结束时,美国一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的一半;今天,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不足四分之一。[60] 经济的捉襟见肘自然妨碍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而中国正在快速赶上,它的名义DGP完全可能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61] 另外一个变化更加惊人,那就是美国的价值理想似乎正受到挑战,自由火炬的灯光正在变得暗淡。笔者这样讲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出了个川普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自然早已证明他不但没有坚持美国理想,而且处处背离美国理想。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冷战后20年美国在推进“价值观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失败,让这个伟大而年轻的民族充满挫折感。本来,冷战的结束曾经让美国人欢欣鼓舞,1990年代美国试图影响中国,改造俄罗斯,在索马里、海地、前南斯拉夫、科索沃实施人道主义干预,都是其人道和民主价值观外交的明确表达,但总的说并不成功。[62] 进入新世纪不久,9.11事件发生,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反恐方面,出兵阿富汗、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都有反恐意图在内,但“任务延伸”迫使美国卷入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这使美国陷入新的无底洞。[63] 不能说美国在西亚、中东地区建设民主体制的动机、出发点不对,但美国人大大低估了这个任务的困难程度,它涉及改变一个部族社会的文化基础,哪里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复杂如织的教派冲突本来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传统,美国一头撞进去难免被一团乱麻捆住,再难脱身。简言之,花了太多的钱却收效甚微,自然令人心灰意冷。这正是不少美国人主张回到“光荣孤立”状态的大背景,也是川普“美国优先”口号获得不少人喝彩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一部分失意美国蓝领对全球化的错误解读)。无论怎样,川普当上了总统,并迅速开始了一系列“退群”行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伊朗核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连中共媒体都承认川普的“悔棋”、“毁棋”,恰好给中俄提供了机会去填补。[64] 川普的商人式计算正在把美国外交引向狭隘、自私、势力、斤斤计较的可悲境地。即便川普真的盼望“美国再次伟大”(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没有了自由灯塔光辉的美国,无非新丛林世界的又一个强者而已。它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不再为那曾经令人心动的价值而战。

 

历史仍在生成中

 

那么,21世纪余下的岁月,人类将迎来什么?我们只能说,历史仍在生成过程中。作为自由主义学者,本人坚信社会进化的大方向不会更易,人类民主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这不等于说局部的动荡甚至倒退不会发生。我们必须正视民主遭遇的困境,同时也要对红色帝国的未来做出冷静分析

 

红色帝国的软肋

 

仅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必须承认今日之中国乃150年来“国势”之最旺者,这个成就在共产党治下取得,充满了历史的吊诡与嘲讽。本来,经济腾飞不能都记在党国的功劳簿里,市场经济法则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重新被认可,才是促成这一伟大变化的真正原因。中共的成功在于把政治权力垄断和有选择地承认、驾驭市场经济从而推进经济增长合在一起,并不断地用后者巩固、强化前者。中共也成功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全部红利,这是红色帝国能够强势崛起的重要基础。

当然,红色帝国的软肋也异常清晰。它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不断制造着危机因素。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扭曲的房地产市场、超量增发的货币、以及由上述因素构成的潜在而巨大的金融风险无时不在威胁着这个庞大帝国。党国制度结构本身决定了公民权利、劳工权利、弱者权利被漠视乃至被践踏,构成这个国家另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这里还没有提到民族问题,那是一颗真正的不定时炸弹。党国统治集团的愚蠢决定了它不愿意和达赖喇嘛认真对话,反而在强化藏区、维族居住区的控制力度,甚至正在把新疆推入准战争状态。[65] 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用高压、恐怖和制造仇恨而达到长治久安的。

但这不意味着党国崩溃在即。[66]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破坏性因素尚不至于动摇党国根基,红色帝国的上升趋势还会持续。这不但在于盘子大了,腾挪空间也大了,更在于外部条件还是有许多有利于北京的地方。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对北京是个考验,但不算大考验。原因在于川普的弱点也很明显,北京完全可以找到对付他的手段。[67] 更何况这本来就不是北京的主战场,北京在这个方面做出重大妥协也完全可能。北京真正的主战场是台湾、南海,未来10年,这里是真正硬碰硬的地方。我在其他场合分析过为什么台湾对习近平如此重要,无论从个人的“千秋伟业”着想,还是从红色帝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出发,台湾都志在必得。[68] 那么,美国人愿意为台湾与中共兵戎相见、一决雌雄么?还真不好说。如果美国决策者仍以捍卫自由价值为重,决心与北京一战,有可能保卫台湾,遏制红色帝国崛起的势头,甚至促成中国内部的某种变化,有利于中国的民主转型;但若白宫(甚至美国国会)决定放弃台湾,中共成功实现“祖国统一”,乃至真的把南海变为中国内湖,其在民众中的合法性又将大大提升,中国民主化将因此推迟50年到100年。

这里需要就习近平个人对党国未来的影响再做些分析。毫无疑问,在共产极权体制中,独裁者个人影响巨大,具有超强的“使动性”,[69] 所以我们在谈“新极权主义”时会用习的名字命名。但这种情况往往遮蔽独裁者和极权体制关系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同时是这个体制的执行者,他的能量来自体制,虽然也会给体制带来鲜明的个人特色。习在最近应对朝核问题美朝峰会时,三见金正恩,俨然北韩小兄弟的大哥和靠山,凸显了习个人和这个体制的邪恶;但习的弄权和操纵个人崇拜,又会招致体制内同僚的反感。如果未来出现重大外交失败或军事失败,党内借机把习掀翻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即便习下台,习之后的中国仍然充满变数。向民主化方向转型只是可能性之一,条件是体制内出现新的开明力量并能和民间自由力量相结合;但也可能出现新的独裁者或新的寡头联合执政的场面,党机器的惯性毕竟是巨大的,红色帝国业已形成的体量和趋势决定了它的掉头不会轻而易举。总之,中国未来充满张力,历史尚在生成之中。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心态,方能脚踏实地,集跬步已成千里。

 

西方民主体制的自我反省和更新

 

中共红色帝国的崛起,俄国民主化倒退和普京帝国的再造,从前东欧地区到土耳其、从缅甸到菲律宾,世界上很多地区威权主义政权的起死回生、重新兴盛,特别是西方民主体制自身遇到的问题,迫使世界民主共同体必须自我反省。

英国“脱欧”、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近期民主共同体内部出现的重大变故。其背后原因——用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都有“民粹民族主义”作祟的因素在。[70] 民族主义不用说了,当像川普这样的美国总统放弃(或者根本就没有在意)美国所代表的价值的重大意义时,退归“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民族主义立场几乎是必然之举。而民族主义和丛林政治是直接相关的,民族主义的美国成为“新丛林世界”的一员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然则民粹主义呢?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产生有着更复杂、更深刻的背景。以美国为例,全球化过程导致美国的资本家纷纷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投资设厂,导致美国本土劳工的就业困难,这使传统制造业的很多白人蓝领抱怨华盛顿精英无视他们的利益,川普这样一个“反精英”、“反建制派”人物的出现,自然给了他们希望。民众未必了解全球化复杂的经济关系,而宁愿相信一个魅力人物的惊天忽悠——这本来就是民粹运动的特点。然而,美国实行的一人一票选总统(选举人团制度仍然以此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而已),[71] 恰恰给了川普这类人上台的机会和可能。这促使人们反思:美国式的大众民主制度是否到了需要调整甚或重新设计的时候?和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移民问题,美国的西裔、亚裔人口正在迅速增长中,若干年后美国选民中非白人比例完全可能大幅提升。这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意味着什么?让普通人都能参政(包括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本来体现一种崇高理想,但它的前提应是公民政治认知和判断能力的普遍具备。但至少就选总统而言,这一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不能要求每一位普通公民都通晓国内外大事,而他们选的总统恰恰要充当这样的角色。这自然意味着,全民选总统这种宪政安排本身并不合理,需要改变。[72] 英、法、德等欧洲民主国家面临类似的问题(虽然它们的宪政制度各异,有各种不同的选举而不一定是选总统),那里的选民结构都在变化之中。

这只是个例子。西方国家民主架构需要调整、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但,这不意味着民主自身的价值遇到了挑战,从社会进化意义上看,民主与专制相比仍然代表着社会进化水平的更高阶梯。但民主自身需要完善,尤其是在“新冷战”、“新丛林”博弈中利益-价值观双重交织的这样一个时代。只有世界民主共同体更好地处理了内部问题,克服政客的短视和人性的局限,让民主变得更为坚实、合理,它才能为世界的其他地区树立榜样,才能最终战胜“新冷战”中红色帝国和其他专制强权的挑战。

 

 

 

                                                                             完稿于2018年7月30日,新泽西

 

                                                   (张博树,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本刊共同主编)

 

[1] 早在2013年11月,笔者已在《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从中共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文中使用了“新极权时代”概念;2014年6月,笔者在明镜中国研究院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内政外交新格局,其根本特征就是对内的新极权主义和对外的新冷战,以“和平崛起”形式出现的新冷战;2016年12月,笔者作《重回丛林时代:川普当选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分析了21世纪“新霍布斯时代”出现的可能;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笔者应《历史明镜》主持人高伐林先生的邀请,连续做了4期关于“新冷战”的视频节目;2018年4月至5月,笔者借助博讯网站张杰先生主持的“博闻焦点”和《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开始把“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作为一组概念提出并进行论证;2018年6月,笔者接受香港《立场》记者2小时专访,更加详细地阐释“21世纪中国与新冷战、新极权、新丛林”。

[2] 按照中共社会发展蓝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前者是初级的、带有过渡特征,经济领域仍然保留私人资本,政治领域鼓励“民主党派”参政。

[3] 中国大陆在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4] 毛在发动文革前的1963年到1965年多次有此表述。

[5] 这个问题的更详细讨论,参见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载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95~142。

[6] “九龙治水”是对胡锦涛当政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各管一段、最高当权者缺乏权威的形象比喻。

[7] 这个决策的背景是1989年到1991年苏东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邓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同时也讲要“有所作为”。见人民网2012年10月28日相关报道,链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028/c350803-19412863.html

[8] 2006年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播出,纵论西、荷、英、法、美、俄各国崛起历程,令人印象深刻。次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另一部政论片《复兴之路》,直接以中国“崛起”为主题。

[9] 红二代中的一些人对胡锦涛“不作为”、“击鼓传花”多有批评。参见拙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第12章第3节“‘击鼓传花’说代表了一批红二代的不满”,香港,溯源书社2015年版,页270~274。

[10] 文革中有“破四旧”口号,“四旧”指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1] 关于“百年国耻”,要区分其真实的一面和党国渲染的一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走衰,传统文明遭遇西方文明强烈冲击,被迫签署的一系列条约确有不平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国耻”不无道理,这个提法也曾激励无数中国青年为国家自强而奋斗。但1949年后中共把“百年国耻”当作渲染中国共产革命或“民族复兴”的背景之一,刻意回避鸦片战争到第二次条约体系建立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种种内弊,“百年国耻”成了统治者操作的意识形态口号。迄今此类问题仍存。

[12] 201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为“习核心”正式亮相之开始。

[13] 十九大新常委7人都是1950年代生人,最年轻者赵乐际1957年出生,习本人1953年出生。而按照惯例,十九大常委班子本应有和习近平相差10岁以上的人,才是接班机制的正常体现。

[14] 从2017年9月29日中共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到2018年2月25日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到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通过”该宪法修正案草案,整个过程可谓神秘且神速。

[15] 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看看今天的中国官媒,包括新华社网站、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你会惊叹似乎中国已经回到文革颂圣年代,习近平当年插队的陕西农村梁家河,如今竟成了新的“圣地”。而在媒体一线工作的记者、编辑、编导大多40岁以下,完全没有经历过文革。可见专制条件下奴才基因的代际复制是多么可怕。

[16] 十九届政治局委员中,丁薛祥、李强、黄坤明、李希等皆为十八届后补中委,现在跨国中委门栏直接进入政治局;蔡奇甚至连十八届后补中委都不是,连升三级,属于“火箭”提拔;栗战书是十九届政治局常委,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但十七届仅是后补中委,当时也是破格进入政治局。再看看这些人的履历,称之“习家军”一点不过分:栗战书早年担任河北无极县委书记,和其时在正定工作的习是老相识;丁薛祥是习的老部下,习2007年主政上海时,薛是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强情况也很相似,习2002~2006主政浙江时,李任浙江省委秘书长;陈敏尔亦是习主政浙江时的旧部,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黄坤明、蔡奇则既在福建、又在浙江任职过,而且都是习在当地主政时期;再加上李鸿忠、刘鹤、陈全国、王晨等亲信、左棍或拍马抬轿者,这些人至少构成十九大政治局的半壁江山。而许其亮、杨洁篪则是深得习信任的军界和外交界人物。

[17] 张木生,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红二代代表人物之一,青年时熟读马列,2011年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主张重回“新民主主义”,影响很大。

[18] 耿飚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在红军时代就建立了良好关系。习1979年到耿身边工作时,耿刚刚离任国务院副总理,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当时习26岁。

[19] 1982年习到河北正定“锻炼”、任职县委副书记也是习仲勋的安排,后来因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不满意这种干部“空降”做法、不买习仲勋的账,老习才又托人把小习调到福建,从1985年始任职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后在福建继续高升。

[20] 据《亚洲周刊》2013年3月报道,习近平在当月“两会”期间曾对新任中共中央委员、后补委员谈到苏联解体的情况,他说“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越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21] 习刚上台时,人们并不了解他,自由知识界对习充满期待的主要根据是他有一个较为开明的老爸。而今,绝大部分自由派人士早已放弃这种期待。仍然在“挺习”的人则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已经转变立场,从泛自由派转向更靠近官方的新权威主义;有的是出于对民主运动乃至中国国民性的绝望而寄希望于“党内民主”,习则成了这种希望的投射对象。

[22] 1929年红军召开“古田会议”,中共党史给予很高地位。2014年10月30日中共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被称为“新古田会议”,习本人到会并讲话。此前半个月的10月15日,习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又令人联想起1942年毛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在这两个场合,习的讲话都在刻意模仿毛、追随毛,比如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强调文艺要“为人民”,等等,尽管时代背景已全然不同。

[23] 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4年10月28日,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_1113015372_3.htm

[24] 同上。

[25] 党国越来越重视司法的“程序性”,至少在形式上。对薄熙来等官员的审判就是如此。甚至对异议人士的审判也在咬文爵字地搬弄“法条”。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政府会让某人“突然消失”或实施“跨境抓捕”,却不走任何法律程序。这种黑社会式的法西斯手段成了形式化“法治”的重要补充,以震慑党国认为需要震慑的人或力量。

[26] 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断言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体制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27] 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北京早就有一个最终战胜美国的“计划”,比如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015年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就持此说。但此说法有一个缺点:所谓战胜美国的“计划”并不是事先设计好且一以贯之的。毛泽东曾经想战胜美国,但那是1950年代国际共运处于高潮的时候,后来中苏分裂、中美联手,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毛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战胜苏联而不是美国。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经济上求助于美国,另方面仍视美国为意识形态上的敌手,但中共能做的仅限于防御性自保,其战略设计也不再以“战胜”美国为优先,而强调“和平外交”。只是到习近平红色帝国崛起时期,才似乎有了和美国分庭抗礼的本钱,并重燃“战胜美国”的热望,包括用更积极的方式扩大中国影响力,输出中国模式,在地缘政治上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落实中国对台海、南海地区的控制,等等。《百年马拉松》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百年马拉松”解释为“中国鹰派”鼓动领导人做出的计划,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中共之对抗美国出于其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并非什么“鹰派”所为。

[28] 有报道称,1990年到2015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228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640亿美元。见新华社2016年11月17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对华投资》,链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17/c_1119936063.htm

[29] 冷战后美国价值观外交的延续主要表现为维护全球化秩序、对人道主义灾难地区实施救助或干预、出于反恐需要打击西亚中东的独裁政权、支持中欧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等。这些政策总的说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但阿富汗、伊拉克战后重建遭遇挫折,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美国公众也不再希望牺牲自己子弟的生命去解决那些遥远地区的问题。

[30] 2002年美国“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视委员会”就在其报告中这样理解中国人所说的“霸权”,见白邦瑞《百年马拉松》,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15年中文版,页171。

[31] 新华社2018年3月23日专稿“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习近平主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启示”,链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23/c_1122581050.htm

[32] 北京从不公布南沙造岛工程的具体数字。据金灿荣等国内学者在一些公开讲座中透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过去45年在南沙共造人工岛100英亩,中国一年半造岛就达3200英亩,效率是前者的1000倍。这些数字有待更权威的来源核实。另据凤凰卫视2018年7月25日《军情观察室》节目,南沙永暑、渚碧、美济等人工岛上均已建成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和其他军用设施,包括机库、天线雷达、各类电子干扰设施等。这些人工岛为中国军队控制南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33] 获得汉班托塔港应是北京印太珍珠链战略的一环。纽约时报中文网前不久(2018年6月26日)刊发长文《中国如何令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拱手相让》,完整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梗概是中国贷款给斯里兰卡修建港口,当斯政府无力偿还债务时用控股方法将港口据为己有,其中自然穿插如何收买斯政府高官的各种细节,资料充实。链接见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6/world/asia/china-sri-lanka-port-hans.html

[34] 这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最近一则消息见《华尔街日报》7月26日的文章《中国成为更多非洲国家的债权国》,文章称,中国至少持有非洲国家14%的主权债务,中国已向非洲提供1000多亿美元的贷款,但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几乎无力偿还贷款,这为中国寻求控制创造了条件。链接见 https://cn.wsj.com/articles/CN-BGH-20180726111320。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纽约时报》的最新文章(2018年7月30日)《从经济援助到太空计划:中国‘登陆’拉丁美洲》给出了全景分析,该文称,2017年,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已高达2440亿美元,中国也通过贷款和大规模投资加大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甚至在阿根廷修建了巨大的卫星和太空测控站,这引起美国的深度不安。链接见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80730/china-latin-america/dual/

[35] 北京对北韩的支持无需多述,尽管金正恩、习近平曾有5年之久的相互冷谈,但北京一直是朝鲜政权存在的经济支柱。朝鲜核武计划的成功让金正恩有了底气和美国接近谈条件,迫使北京不得已跟进,这就有了习近平和金正恩最近的三次见面。但这些互动同时证明了,两个极权政权毕竟是“同志关系”,关键时候还是要相互依托。北京和伊朗的关系稍有不同。伊朗石油对北京十分重要,这不但在于进口数量大(中国石油进口的10%以上来自伊朗),更在于“安全”,因为伊朗是美国的敌对国家,在石油问题上不会听从美国摆布。且正因为伊朗是美敌手,在新冷战意义上自然是北京的盟友。北京多年来支持伊朗的军事工业、甚至与伊朗进行核合作,显然有更长远的战略意图。

[36] 相关消息见2018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中国政府网做了转发,链接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8-01/03/content_5252696.htm

[37] 2018年6月青岛举行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为保安全,市政府做了详细部署,要求会议期间会场周边地区居民放假“外出旅游”,政府给予每家数百元补贴。家住青岛的朋友证实了这一消息。

[38] 2017年11月,为“杜绝安全隐患”,北京市政府强令住在城区和城乡结合部、从事“低端”劳务的外来人口迁离北京,限期完成,且不做任何安置。这个强制驱离行动引发广泛不满。

[39] 新左派学者王绍光就持此说,见他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人更重民主实质而非形式》,链接见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12/4631227.html

[40] 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持此说,他批评西方的选举制往往选出不合格的领导人,而中国的“贤能政治”却可以保证高层领导的质量。链接见 http://cul.qq.com/a/20161101/035061.htm。本文后面将证明,川普的当选验证了贝淡宁前一半观点的正确性,这也正是本文作者主张西方民主制仍需完善的理由;但贝淡宁后一半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产生和最高权力的接替,并非“贤能政治”的结果,这只是对中国情况一知半解的想象而已。

[41] 这是国内毛左派学者刘小枫的观点。笔者在拙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中对之有详细评论,见该书香港溯源书社2015年中文版,页182~186。

[42]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曾在2003年发表文章“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作者根据江泽民政权和胡锦涛政权的和平交接,认为中共正在形成“受规范约束的继承政治”,链接见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19.html

[43] 无论现代化理论或民主转型理论,一般均把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民主当作基本立论假设。

[44] 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儒家文明加社会主义,甚至一些很优秀的美国比较政治学者也犯此类错误。

[45] 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北京批评川普总统提高关税是“贸易保护主义”,而自己才是真正维护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方。这样的文章多如牛毛,如新华社的《美坚持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遭批》,链接见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3/16/c_1122549140.htm

[46] 关于“主权国家的有限性”,参见拙作《全球治理与民主: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载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288~298。另需说明的是,在中共官方文件中,关于“主权”的强调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是出于反美需要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搞统一战线。而今北京强调主权,在很多场合是为了对抗人权批评,此即所谓“主权高于人权”。“主权”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功能,是批判“霸权”,似乎美国常常利用“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甚至颠覆别国政权。美国的许多人道主义干预行动被北京解读为“霸权行径”。

[47] “代表历史特殊性的文化”和“体现社会进化普遍性的文化”之区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无法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著《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第3章,那里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

[48] 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往往附带一些条件,包括人权或法治建构方面的承诺,这既是为了保证援助资金的安全使用,也体现美国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外交的原则,而北京则常常批评这是“霸权主义”的表现。北京自诩其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在下述意义上是事实,因为北京当然不会对受援国提出人权、民主或法治方面的要求;但北京“不附带条件”的外援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功能,那就是争取受援国对北京外交立场的支持、建立更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在某些场合也有加强对受援国控制的意图,在这方面,北京的“援助”和投资往往拥有类似的目标。此外,北京很多“不附带条件”的外援给了威权国家的统治者,从而有助于威权主义的统治。

[49] 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是典型例证。北京在美国、欧洲、澳洲等地改造华文媒体、收编英文媒体、建立党媒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方面也卓有成效。

[50]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89年问世的《大失败》(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就把中国成为“商业共产主义”,他的亲华而反苏的立场应与此有关.

[51] 六四天安门镇压发生后,美、欧、日各国政府相继发表声明,终止与中国的高层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等,但老布什总统绕过美国国会、突破他本人下的禁令,在六四暴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见面。

[52] 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 Clinton)的《抉择》(Hard Choices),台北,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商业周刊2014年中文版,页107。

[53] 相比较而言,一位前中共高官、中共党内改革派人物朱厚泽反倒在这个问题上颇具预见性。2010年去世前不久,朱厚泽在同友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21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可能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见《朱厚泽文选: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张博树主编,香港,溯源书社2013年版,页121~122。

[54] 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中文版链接见http://www.sohu.com/a/218686093_120790

[55] 同上。

[56] 转引自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大外交》(Diplomacy),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页33。

[57] 同上,页34。

[58] 美欧在分裂,欧洲内部也在分裂。虽然原因很多,但总体效果是动摇了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整体性和坚韧性。

[59] 美国人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宗教文化和经商传统,但避免了(至少弱化了)大英帝国贸易帝国主义的某种贪婪性。美国自身的建国理想和自成一体、独树一帜的政治体制成为后来美国引领世界的最重要基础。

[60]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全球GDP总量为7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8万亿,排名第一,占比24.32%。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224/15214241_0.shtml

[61] 根据同上统计,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第二,占比14.80%。而第三名日本的GDP总量仅为4.4万亿美元,占比5.90%。

[62] 麦克·曼德尔邦(Michael Mandelbaum)的新书《美国如何丢掉世界》(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对此有详细讨论,可以参考。该书中文版由台湾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7年。

[63] 参阅同上书。

[64] 见2018年6月30日中央电视台(CCTV)中文国际频道《深度国际》的专题节目《美国:“悔棋”、“毁棋”?》。

[65] 笔者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都证明新疆的情况确实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由于当局对维族等少数民族实施歧视性乃至侮辱性强制政策,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大监狱,陷入种族仇视的对抗之中。

[66] 此类“崩溃论”盛行于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和一部分自由知识界人士中,心情、焦虑可以理解,但绝非深入研究、理性思考的结果。我称之“反共幼稚病”。

[67] 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川普有非常精明、敢说敢干的一面,但知识结构不完整,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让他的贸易战战略漏洞多多。川普家族的产业在北京也不少,这对川普同样很不利。此外,川普的对外动作往往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通俄门”压力、和媒体界的争吵、吸引选民和支持者的需要,都会促使川普更多地施展“忽悠”手段,到处虚张声势。这对一场严肃的贸易战而言与其说是优势,不如说是败点。

[68] 参见拙作《重回丛林时代?——川普当选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载《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1期(总第2期),页46以下。

[69] 关于极权体制中独裁者的“使动性”,拙著《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1卷)中有专门界定和讨论,见该书,页84以下。

[70] 见FT中文网2016年11月29日刊发的福山《特朗普的美国和新全球秩序》一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full=y&archive

[71] 美国大多数州“选举人团”投票时的“赢者通吃”仍然要建立在本州所有选民投票结果的基础上。

[72] 比如,中国学者周舵就曾提出,应该实行“公民资格考试制度”,每位公民必须在参加全国最重要的投票选举前达到及格分数,否则没有投票权。“开车都需要有资格(驾照),大选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为什么反倒不需要具备资格?”——见周舵《围堵民粹,升级民主》,载《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第2期(总第7期),页29。

 

                                                                《中国战略分析》第8期   2018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