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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平「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個批判性的評估

2017年04月14日 蒙藏疆 ⁄ 共 19214字 ⁄ 字号

摘要:1944年新疆伊犁發生暴動,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伊犁暴動,發生在一個特別的地域,即深受伊斯蘭教影響且與蘇聯相毗鄰的地區;發生在一個特別的時代,即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伊斯蘭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因此,這場暴動與蘇聯及本地的宗教勢力存在着複雜的互動,集中表現在蘇聯暗地支持下、具有宗教色彩的「革命」,但本質上,這場暴動屬於旨在分裂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範疇。「東突厥斯坦」思想源自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雙泛」),而作為「雙泛」之紐帶,「扎吉德」(jadīd)運動在其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直至1908年以前新疆還沒有「東突厥斯坦」的概念,但民族主義者開始積極從國外引入「東突厥斯坦」概念和思想,並通過想像構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將中國視之為與自己完全無關的「漢人」( )國家。民國以來,中華國民國家和國民意識一定程度的迷失,為這個「共和國」和「東突厥斯坦」運動的滋生提供契機。

關鍵詞: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三區革命 伊寧事變 「雙泛」 「扎吉德」運動

伊犁,中國西北重鎮,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伊犁將軍」,為總統新疆天山南北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清廷自同治三年(1864)失去伊犁以西以北至巴爾喀什湖大片國土後,伊犁成了與俄國直接接壤的邊陲之地。1944年夏,新疆政局劇變,先是伊犁周邊出現反政府的游擊隊活動,一開始並未引起新疆軍政當局特別重視,但至秋末,伊犁局勢急轉直下,11月7日,得到蘇聯支持的反政府武裝份子直接攻擊伊犁首府伊寧市,經過數天激戰,伊寧市內國民政府軍警各據點相繼被攻佔。11月12日,武裝份子在伊寧市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史稱「伊寧事變」(台灣和西方學界),或「三區革命」(中國大陸和蘇俄學界)。

這一突發的歷史事件,有着複雜的國內外背景,值得討論的問題很多,有些問題原來爭議很大,如它與蘇聯的關係問題。英國學者福布斯(Andrew D.W. Forbes)就曾指出:「蘇聯儘管繼續,而且一直大聲矢口否認」,「但至少有一次似乎說漏了嘴,那是在1967年5月14日,蘇聯塔什干電台維吾爾廣播說,『⋯⋯在偉大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國家,向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民族軍提供武器和受過訓練的指揮員』」1。另一位英國學者泰勒(Christian Tyler)也提到:「起義軍人穿着印有斯拉夫大寫字母BTP的軍服,BTP表示“ВосточинаяТуркеская Респубника”〔東突厥斯坦共和國〕」2。要真正比較清楚地解答這一問題還需依據蘇聯的解密檔案,俄羅斯學者巴爾明(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指出:「儘管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了蘇聯在組織這場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但由於缺乏俄羅斯方面的檔案資料,他們對這方面的論述始終含混不清」,他的結論是:「蘇聯領導人不僅在起義的組織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向起義者提供了物質和軍事技術援助,派遣了教官,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的活動」,「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944至1945年北疆三區起義運動的成功在許多方面取決於蘇聯全方位的積極援助」3。

這類問題,不論站在甚麼立場,隨着相關歷史檔案的解密,事實會弄得愈來愈清楚。本文將由事件的性質入手,從中國大陸研究的困境、西方的視角、蘇聯的說教,以及「東突厥斯坦」運動的源流等幾個方面,探討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的相關問題,希望以此推動關於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

一 暴動、事變,還是匪亂、革命?

首先要問的問題是,1944年新疆伊犁發生了甚麼,或者說事件的性質是甚麼?

國民政府和新疆當局最初的定性是「伊犁匪患」或「伊犁匪亂」,如吳忠信1944年11月9日在日記中寫道:「晨聽於參謀長報告伊寧匪患近訊。」11月21日,蔣介石身邊的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在日記中寫道:「伊犁匪患愈鬧愈烈⋯⋯伊犁匪亂,乃蘇聯預定之計劃。」4這些都是軍政長官內部說法,後來公開場合則使用中性的「伊寧事變」,並把事變發動方稱為「伊方」。至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回憶錄中,還仍然沿用這些說法5。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蘇聯駐迪化(烏魯木齊)領事的斡旋下,1945年國民政府與伊方開啟和平談判,也就是說,政府怎會與土匪談判?其實,事變發生之時雖有搶劫、強姦、殺人,但發動方立即「建國」,組建「臨時政府」的各部,公布「國旗」,並通過〈政府宣言〉6。更重要的是,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很快從前線報告中獲悉,事變有蘇聯直接參與的背景7。因此,1944年伊寧發生的事變不是一般殺人越貨的土匪行徑,而是以分裂、獨立為政治目標的武裝行為。

伊方領導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Ehmetjan Qasimi)8稱:「這場為真理而進行的偉大鬥爭,在伊犁取得勝利。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民族解放革命的浪潮湧向伊犁、塔城、阿山地區,開始波及全省。」9伊方的另外兩位領導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IshakbekMununof)10和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Delilqan Sugurbaef)11曾分別撰文〈民族軍是十一月革命勝利的堅強保衞者〉、〈在阿山人民慶祝「11.12」民族解放革命四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2。可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民族解放革命」、「十一月革命」、「11月12日革命」是當時伊方的自稱,其中「革命」是關鍵詞。

「革命」譯自西語的“revolution”,是近代政治的產物。自古以來就有「造反」(rebellion)的說法。1789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詢問他的大臣:這是否是一次造反。大臣答道:「不,陛下,這是革命。」(Non, sire, c’est une révolution)這位大臣不經意地開啟了「革命」這一政治術語,並為它「成為現代政治的一個重要概念或神話做出了重要貢獻」13。自此以後,可說步入了激動人心的「革命」年代,就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來說,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在中國則有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意味着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更意味着時代的變遷、思想的浪潮,其中有的有激情、有理想,有的卻是妄想或臆想。也就是說,聲稱革命的並非都能推動社會進步。毛澤東是世紀偉人,但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看來,就稱不上有積極意義的革命。

1944年伊犁的「革命」〈宣言〉第一、二條就是:「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上永遠消滅漢人統治」,「建立真正解放的獨立共和國」14,「革命」的動機和行為,僅僅就是要將這塊土地從中國分裂出去,要把漢人從這塊土地消滅掉,這是極端的民族主義,這種「革命」不具有任何積極意義。

1945年10月15日,自稱「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代表阿合買提江等一行三人赴迪化,聲稱要與國民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交換「兩國」國書(談判代表證書),否則不進行談判。後來在蘇聯駐迪化領事斡旋下,伊方放棄交換「國書」的要求15,以「暴動區域人民代表」身份與國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最後形成《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這說明,伊方和國民政府最終在「暴動」這一提法上取得諒解。

總之,伊犁暴動,既不是「匪亂」,也不是任何積極意義上的「革命」,較合適的中性提法是:由民族主義的「暴動」引發中國邊疆危機的「事變」。

二 中國大陸:「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中國共產黨機關報《解放日報》關於伊犁暴動的早期報導,用的是「新疆少數民族自治運動」這一提法16。1949年初,毛澤東與秘密來訪的蘇聯領導人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在談話中說道:「隸屬於烏魯木齊政府的新疆伊犁州發生獨立運動。」17其實,1950年以前,中共方面對這個「共和國」也沒有統一和適當的稱呼,或者說還不知道應怎樣稱呼它。1949年秋,中共派駐伊犁聯絡員鄧力群以及中共中央軍政領導人的電報中談及「三區革命」時,有時稱之為「伊犁自治區」或「伊犁當局」,但用得較多的是「伊塔阿三區」。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致函「三區政府」主要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信函抬頭稱之為「新疆伊寧人民特區政府」代表。11月11日(「革命」五周年),毛澤東致電時任新疆保衞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代主席賽福鼎.艾則孜(Seypidin Ezizi),稱之為「伊犁革命」;至於中共何時正式稱呼為「三區革命」,仍有待查證,但應是1950年以後的事了18。

毛澤東早年關於「伊犁」「獨立運動」的說法,只是近年在蘇聯解密檔案中披露出來。此前,世人所知的只是1949年那幾份信函、電文。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的信函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19」10月22日和11月22日,毛澤東為阿合買提江等五人因空難逝世分別題碑文和發唁電稱:阿合買提江五同志「永垂不朽」20。因為有了這些函件、電文,就足以給這場暴動以「革命」的光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學人就很難另作文章。由新疆社會科學院組織編纂並於1980年代出版的《新疆簡史》認為這場「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先進份子領導下,在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洶湧澎湃的革命鬥爭勝利配合下,在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精神、物質等方面支持下,爆發的反對國民黨的鬥爭,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21。現在看來,這樣的提法多少有點讓人失笑。

事實上,「革命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對這樣的難題:論證具分裂性質的「東突厥斯坦革命」是如何「匯入中國革命的洪流」的22?厲聲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中論證了「三區革命」的「二次革命論」23,並撰寫了專題論文〈三區革命運動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認為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總統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退出歷史舞台為標誌,「三區革命」經歷了「二次革命」,致使「三區革命」運動從「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脫出來24。其實,按照賽福鼎的說法,這個「二次革命」提法最初由「三區革命」領導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irim Abbasof)提出25。問題是,既然有「二次革命」,那麼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分裂政權的那次「暴動」,難道可視為第一次革命嗎?

1998年出版的《新疆三區革命史》的主要撰寫人之一、新疆師範大學教授杜瀚2009年再論新疆「三區革命」史,認為蘇聯組織、策動、支持、控制新疆「三區革命」,並促成三區和國民黨中央和談,只是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在革命過程中發生過分裂祖國、反漢排漢的嚴重錯誤,三區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26。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科研基金資助出版的《新疆三區革命史鑒》一書,對此的解釋如下27:

〔臨時政府宣言〕突出的一點便是聲明脫離中國,建立所謂「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樣露骨的分裂主義宣言,完全越出了阿巴索夫當初籌建「解放組織」時「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省份」的宗旨⋯⋯臨時政府內部鬥爭是明顯的。一方要在117日的十月革命紀念日發動武裝起義,另一方卻要在1112日(此為1933年喀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立日)在伊犁另外建立一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鬥爭初期,伊犁的領導權無可避免地掌握在後者手中。於是我們看到,一場為反抗剝削壓迫的正義鬥爭,怎樣在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引導下,走上了一條令各族人民擔憂的危險道路。

但問題是,將這場「反抗剝削壓迫」的暴動與「階級鬥爭論」連繫,確實有點牽強。筆者認為,此書所列舉的「收繳槍支」、「獻馬運動」28,多半是引發暴動的導火索,所謂的「階級鬥爭形勢」大體上是受制於撰寫「革命史」的要求而提出的。

中國大陸學界關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即便現已有很大進步,但還未能突破毛澤東當年的定性。筆者於2004年底在烏魯木齊參與「新疆穩定與發展高層論壇」,蘭州大學副校長楊恕在會上提出,1944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已為境內外民族分裂份子的一面旗子,應開展並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但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的回應是,此問題太敏感,還是放一放。至此,中國大陸學界有關這場「革命」的研究,還是存在研究禁區,比如,與當年分裂活動相伴隨的民族仇殺活動,至今仍諱莫如深。

台灣學者吳啟訥關於新疆現代史研究的評述,總的說來是一篇十分優秀的論文,他批評中國大陸學者「受到政治因素的形塑」,有的地方說得不無道理,但他批評「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現代史研究」,結論竟是:「正是由於中共史學壟斷了現代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歷史的詮釋權(例如「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反而迫使維吾爾人否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或將這種關係簡化為單向的侵略與反侵略關係。」29此論值得商榷,首先上述兩者(中共壟斷民族歷史的詮釋權與維吾爾人否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並無因果關係;其次,否定與中國有任何關係的「維吾爾人」,能代表多少維吾爾人?再者,這完全不符合歷史,筆者想提起注意的是以下史實:

第一,泛突厥主義者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ammad Amin Bughra,又譯買買提.依明,漢名毛德明)30撰寫的《東突厥斯坦史》,全書基本是一部「東突」反對中國「侵略」的鬥爭史,其核心思想是:

突厥的政治是和平、人道和高貴、尊嚴的政治)

中國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31

作者在書中號召:「每一個東突厥斯坦人民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抱定決心,抗戰到底,視死如歸,光榮犧牲」,「東突厥斯坦革命沒有結束,不獨立,革命就不會結束!」32這本書標誌着「東突厥斯坦」思想的首次理論化、系統化。此書出版時間在1940年,那時有「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現代史研究」嗎?

第二,1944年,伊敏與著名歷史學家黎東方33展開「新疆突厥民族問題」大論戰34,披着學術外衣,打着「三民主義」旗號,鼓吹突厥「民族」的「自治」35(即離「分裂」、「獨立」僅一步之遙的「高度自治」),這難道也是「中共史學壟斷了現代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歷史的詮釋權」的「迫使」所然?

第三,1945年,伊敏與艾沙.尤素甫.阿爾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等人在重慶出版《自由報》(Erk),報頭名下豎起「東突」獨立的核心誓詞:「我們的種族突厥,我們的宗教伊斯蘭,我們的祖國突厥斯坦。」36這與所謂的「中共官方框架」有甚麼關係?

第四,1950年代,流亡在土耳其的伊敏與去台灣的國民政府高官朱家驊有書信往來。朱家驊對這位多年的「友人」「有要新疆脫離中國而獨立之意向」,「不勝驚異」,並就其「所謂新疆問題」三次覆函伊敏,一方面,從歷史、民族、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義正辭嚴駁斥伊敏提出獨立的四點理由;另一方面,是憶起「昔在重慶南京,時常與您晤談,推誠相見」之情誼,苦口婆心地勸告37。在這一時期,伊敏的疆獨思想與「中共官方框架」沒有丁點關係。但朱家驊與伊敏的辯論,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海峽兩岸中華子孫在與「東突」有關的辯論中,終究是心心相印的。

總之,中國大陸學界關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確實已取得相當進步,雖然還面臨擺脫「革命史」研究困境的問題,但所謂的「中共壟斷民族歷史的詮釋權」,迫使維吾爾人「否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之說,並不成立。

三 西方的視點:殖民地的獨立運動

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本森(Linda Benson,又譯楊邊琳)研究「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基本觀點,即所謂「伊犁叛亂」是突厥穆斯林民族與外來的中國侵略者之間的衝突和土著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的觀點38,代表着西方學者一般認識。在西方,漢人與中國人是劃等號的,中國是漢人的民族國家,而非漢人就不是中國人,因此非漢人地區就是中國人的殖民地。

比如,美國學者米華德(James A. Millward,又譯米華健)等人就認真地使用「漢人」(Han Chinese)和「非漢」(No-Han)的概念、「漢移民的殖民統治」(Colonial settlement by Han Chinese immigrants)之說法。他們在為《新疆:中國穆斯林聚居的邊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撰寫的新疆歷史部分,以1884年新疆建省為界,認為在此之前新疆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此之後新疆則是中國的殖民地。這無非說的是,中國在新疆主權是有問題的,表現出西方固有的偏見39。米華德堅持認為:「儘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實際上依附蘇聯,但它卻是代表維吾爾、東干、滿、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獨立』國家(“independent” state)。」40另一位美國學者鮑溫東(Gardner Bovingdon)認為,新疆「騷亂的根源是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組織的抱怨」,「由於漢族軍閥和地方官員長達數十年草率、掠奪的統治,部分地導致了在維吾爾人中存在着深刻和普遍的反漢情緒」41。杜磊(Dru C. Gladney)強調:「中國政府所面臨的分離主義問題的根源,可直接上溯到它所執行的承認少數民族獨立願望的早期政策,這種政策從某種程度上有助於、而且實際上鼓勵當地人的民族化。」42英國學者泰勒認為:「應看到,普通百姓以及真正的叛亂者不是被意識形態和政治教化,而是被怨恨驅使才起來反抗的。」43

總之,按西方視角,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只是個地理概念,不是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其中美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比較早地提出所謂的「中國各蠻夷獨立論」:「清朝滅亡之後,中國應該從蠻夷民族——滿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恢復其獨立狀態;同時,⋯⋯中國與各蠻夷民族之間以及各蠻夷民族相互之間的聯帶關係應該斷絕,而各自保持着獨立的狀態。」44此論首先受到日本學者的熱烈歡迎,日本近代外交史學者矢野仁一進一步提出:「中國不但沒有國境,而且可以說由於沒有國境甚至連國家也不存在。」45一些西方學者不斷發揮,製造了一大堆論調,如:非漢民族非中國人說;中國的北部邊界不過長城說;滿洲、蒙古、西藏、新疆非中國領土說;中國侵略準噶爾、「東突厥斯坦」說;中國次等帝國主義擴張邊疆說,等等46。在他們看來,中國在新疆的殖民統治,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民族壓迫和中國歷屆政府的政策,是引發自治和分離主義的主要動力。

總之,西方學界視「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為殖民地獨立運動的認識,並不可取,這裏筆者想引用台灣學者吳啟訥對本森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比較有價值的批評47:

他們在討論包括新疆問題在內與中國有關的民族問題時,或不假思索、或深思熟慮地將原因歸結為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中華思想」,質言之,即漢人的民族歧視思想。這樣的結論,非常接近對近現代西方帝國主義在亞、非殖民地形成的民族關係結構所作的觀察與批判。在此,研究者直接套用了「殖民帝國侵略/殖民地人民反抗,爭取民族自決」的批評模式,⋯⋯ 多少顯得有些粗率。

 

四 蘇聯的說教:民族自決權

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之時,「民族自決權」成為蘇聯關於「東突」問題的基本說教。自1963至1982年的二十年間,蘇聯設在阿拉木圖和塔什干的電台,每天四至六個小時交替使用維吾爾、哈薩克語進行廣播,集中對新疆展開宣傳攻勢,廣播各類文章、講話、談話等共約2萬餘篇,3,000萬字之鉅,內容涉及到新疆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歷史、民族、宗教、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着重宣傳「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偉績,說「維吾爾的祖國是東突厥斯坦」,新疆「要像蘇聯那樣建立民族共和國」,應該給維吾爾人民「民族自決權」48。

「民族自決權」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內容,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文章有五六十篇之多。系統考查、研究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不同時期的不同提法和解釋,大致可以認定,其「民族自決權」的種種論述有鮮明的針對性,即針對沙俄那樣的殖民主義。十月革命後,特別是蘇聯成立後情況變了,提法也變了。簡言之,列寧的「自決」基本點是非殖民化。如列寧提出、斯大林強調的「民族問題中的自決權這個要點已不再是整個民主運動中的一部分,它已成為整個民主運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49。

然而,蘇共教條主義的民族理論和實踐,沒有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與西方的「一國一族」論、民族分立主義劃清界線,這正是蘇聯最終解體的原因之一50。在當今世界,民族自決走到底,就是民族分裂,這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惕。楊恕指出:「國際社會的共識是,自決權用於反對民族壓迫和殖民主義,不能用來分裂國家。同時,一個民族的分離權不是單方面的權利,它應該是雙方通過協商來實現的。」51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A. Nazarbayev)1992年在第四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發言道:「在民族自決權的掩蓋下,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國家完整性都會值得懷疑,使之分化的分立主義將會沒有止境。」52

新疆學者艾則孜.玉素甫(Eziz Yusuf)1990年撰寫〈在新疆鼓吹「民族自決」的實質是搞民族分裂〉53。艾則孜是「三區革命」出身的高級幹部,筆者與之交往中不止一次聽到他談到,當初因在三區工作曾深受到蘇聯「民族自決」思想影響,而由民族主義者轉變成共產主義者,是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筆者認為艾則孜撰寫的這篇文章是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好文章,「就理論意義來說,『民族自決』思想大體屬於西方人權觀念的一部分,和自由、平等、博愛一樣,在歷史上起過某種進步作用,可是今天在人民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在已經獨立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這卻成了西方分化肢解這些國家的手段」54。

總之,筆者認為,在當今世界,以民族分離、領土分裂為內容的民族自決走到底,就是民族分裂。那些打着「人權」、「民族自決」旗幟的當代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前途黯淡。

五 「東突厥斯坦」思想:「雙泛」、「扎吉德」運動

「東突厥斯坦」運動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雙泛」),這已是多年來許多學者一再論證的命題。米華德、王柯和筆者則將「雙泛」的傳入主要歸之於十九世紀末悄然興起的以「扎吉德」(jadīd)教育為主要形式的「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55。「扎吉德」,源於阿拉伯語,意為「新的」,即與傳統的清真寺教育相對立的新式教育,它發源於俄國韃靼斯坦,而後隨着「雙泛」重心的轉移,在土耳其有較大發展。清末,「扎吉德」教育由俄國、土耳其傳入新疆,在逐漸取代舊式的清真寺教育的過程中,促成了以近代教育為主旨的近代維吾爾文化的啟蒙。對於這一文化啟蒙運動,應予充分肯定,但也不得不看到其負面的作用,就是「雙泛」由此傳入新疆。

事實上,民族主義在新疆的滋生和發展,正是基於「扎吉德」教育的發展。筆者認為,民族主義運動不同於古代的農民起義、群氓暴動,乃是近代政治運動。質言之,在一個古代文盲社會裏,沒有也不可能有民族主義運動。歷史證明,隨着現代知識的廣泛傳播,告別了古代農耕社會,在現代地緣政治的大背景下,作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的知識精英,為構建或想像「民族」(nation)而竭盡全力,最終讓民眾深信我們是一個民族。至少在1908年以前,新疆維吾爾社會還無人知曉「東突厥斯坦」這個概念56,但在1933年,在喀什就建立了第一個「東突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王柯關於「扎吉德」教育的論述非常重要,他將十九世紀末新疆興起的「扎吉德」教育定義為「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並指出57:

1933年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發生的時候,具有留學土耳其經歷的阿圖什的新式學校的教師動員學生支持運動。從這個事實中可以看出有着具有留學土耳其經歷的維吾爾族知識份子與現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以及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的主要成員,後來大都成為了東突厥斯坦運動的主要領導者,這也可以說明兩個運動之間的思想聯繫。

但總的看來,王柯對其發展脈絡的梳理還略顯粗略。筆者在這裏補充如下幾點:

第一,這一啟蒙運動首先萌發於俄國的韃靼穆斯林社會,隨後在行將崩潰的奧斯曼帝國得到豐厚的土壤,或者說,在那裏找到了知音和追隨者。

第二,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俄國人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83年他向「突厥人」明確提出「三統一」行動戰略,即「在語言、思想和行動上聯合起來!」(“Единство в словах, мыслях и делах!”)58。也正是這一時期,伊斯蘭世界開始受到外來殖民文化的強烈衝擊。泛伊斯蘭主義作為對西方政治、軍事、文化入侵的反應,也呼之欲出。

第三,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在價值觀上有着根本區別,前者是民族主義的,後者是宗教主義的。這兩個似乎不大相容的主義在「扎吉德」運動中交集。從這一點上看,「扎吉德」運動既是民族復興運動,又是宗教改革運動。我們在研究「扎吉德」運動時,還很難將它完全歸於這兩個主義中的哪一個,因此,我們針對這一事實將這兩個主義稱為「雙泛」。

第四,在二十世紀初,「雙泛」通過「扎吉德」運動植入新疆,其表現為大量的「扎吉德」學校在天山南北開辦,伽普林斯基創辦的宣傳「雙泛」思想和理念的《譯文報》(俄文版:Переводчикъ;韃靼文版: )在新疆民族知識界中廣泛流傳。

第五,新疆「扎吉德」教育開創了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培養了第一批現代維吾爾知識精英,在新疆教育史上無疑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時也培養出第一批「東突」骨幹份子,如麥斯武德.沙比爾(Masud Sabri)59等。

第六,蘇聯在其國內大反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是出於自身政權安全的考慮,同時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不可能不特別關心與之相鄰的新疆地區政局。儘管看到新疆地區「雙泛」的巨大影響力,也並不妨礙它利用這兩個主義作為工具,插手新疆事務、干涉中國內政。這一點非常重要。

總之,以往的研究都將「東突厥斯坦」運動緣起於近代歐亞廣泛傳播的「雙泛」主義,這已成定論,且很正確。但如果深究俄國韃靼斯坦興起的「扎吉德」教育與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的直接聯繫,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東突厥斯坦」運動是如何在新疆滋生的60。

 

六 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結合點

十九世紀中葉,儘管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已初見端倪,但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為,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認識,曾堅定地認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的口號。」61十月革命後,時代變了,列寧宣稱:「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個口號是正確的62,並強調「必須實行使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維埃俄國結成最密切的聯盟的政策」63。1944年的蘇聯,即便不是公開的,但也是通過非常積極參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建立,以踐行這一「聯盟政策」。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A. Doak Barnett)認為:「儘管伊犁政權受到俄羅斯影響,但它首先遵循的仍是民族主義政策,而不是意識形態政策。必須指出,伊犁政權制度並沒有在它控制的地區推選蘇維埃化⋯⋯這是因為,在宗教方面,該政權並不擁護馬克思主義,政權的領導人是宗教權威艾力汗.吐烈和哈基姆別克.霍加。」64

王柯則認為,1944年在伊犁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結合點」,也可以說是蘇聯支持的中國突厥伊斯蘭居民的「聖戰」,但同時認為,「包括這些留蘇生在內,運動的領導層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由他們建立的組織,其性質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反政府活動和民族主義運動組織」,而「要想全力對抗中國的統治以達到民族運動的目的」,唯有「接受蘇聯的領導,甚至積極地尋求蘇聯支援」,也就是說,「在摧毀中國政府對新疆的統治這一政治目標上,突厥系伊斯蘭民族的民族主義可以與自我標榜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找到共同的語言」65。

筆者認為,以上這些觀點大體可以成立,但有些話說得有點絕對,比如王柯說,「包括這些留蘇生在內,運動的領導層都不是共產主義者。」那麼,阿巴索夫呢?按一般說法,阿巴索夫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戰士。1930年代在迪化省立一中和新疆學院附中學習期間,受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接受馬列主義理論。1942年,在伊犁專署任教育局督學時成立了「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和學習小組成員一起鄭重宣誓:「永遠跟着中國共產黨走,無論在任何困難境地,甚至於犧牲寶貴的生命,堅決不向敵人投降。」1944年4月,在伊寧積極參與組建秘密進步組織——解放社。1946年12月,作為新疆的代表赴南京參加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秘密前往中共代表團駐地梅園新村,向董必武表達了對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朱德的敬意,追述了革命烈士林基路對自己的教誨,匯報了新疆的鬥爭形勢,轉交了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致中共中央信,提出了希望中共派人前來新疆領導各項工作66。因此,比較客觀持平的看法是,這場運動雖然是蘇聯鼓動起來的,但它的領導層基本上還不全然是共產主義者。

 

七 分裂思想「病灶」:國民意識的迷失

有關「東突」的分裂思想的源流問題,也是研究者關心的問題之一。王柯將「東突厥斯坦」獨立思想的「病灶」追溯到清朝統治時代,認為清王朝統治下的維吾爾社會,「既不是『中華』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烏瑪』的存在」,「這些讓維吾爾族民眾實際上身處伊斯蘭教的烏瑪與中華之間的夾縫之中的制度和政策,同時也堅決地阻止了維吾爾族民眾形成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意識」。1884年新疆建省寓意清廷將新疆本土民族集團由「滿洲皇帝之民」變為「中國國家之民」,即「新疆內地化和維吾爾族民眾的中國國民化進程」,「不能不說已是為時過晚」,質言之,「此前百餘年中由他們培植起來的維吾爾族只屬於清王朝、而與漢族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的意識,已經變成孵化獨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維吾爾族社會的肌體裏」67。這是分析新疆分裂思想「病灶」的獨特視角,頗有意義。

在筆者看來,現代「國民化進程」,是隨着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是一個現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又作「民族國家」)取代古代的「王朝國家」(或「皇朝國家」)的過程。這裏的“nation”,只是近代方出現的政治概念,作為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之「民族」是“nation”。“Nation”並非具有悠久歷史的東西,或者說,它根本不是那種古代社會的種族、氏族、部落、部族、族群,或語言範疇的「語族」。其實,它是近代政治運作的產物,其基本特徵是「國家」與「民族」的互為表裏,比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是“nation”的聯合,這裏的“nation”是「國家」,或者說是「國民國家」。按照十九世紀方形成的「民族原則」(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承認“nation”,就意味着承認它有獨立建國的權力。如民族主義研究大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68因此,所有民族分裂運動的首要訴求,就是千方百計地爭取其“nation”的地位,有了這一地位,就有了分裂、獨立、建國的合法性。

「東突厥斯坦」運動本質上是近代極端民族主義運動。儘管至1908年以前新疆還沒有「東突厥斯坦」概念,但民族主義者開始積極從國外引入,並通過想像構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將中國視之為與自己完全無關的「漢人」( khitaigt 69)國家。明乎此,中華國民國家和國民意識的迷失、1930和1940年代連續出現兩個「東突國」,就不是偶然的。

 

八 結論

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建立在與蘇聯毗鄰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沒有蘇聯在精神、物資、武器裝備上,甚至軍事人員的援助、支持,幾支零星的游擊隊能不能打下伊犁,還是個問題。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大體上是處於幕後,踐行與民族解放運動結盟之政策,但似乎未有在其所支持的「共和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意願。那個時代的蘇聯對於新疆不外有三種考慮:第一種考慮是不希望新疆出現反蘇的地方政權,這涉及蘇聯國家安全,無可厚非;第二種考慮是在新疆謀求建立一個親蘇政權,當年那麼費力氣地援助、力挺盛世才,甚至不擇手段,說到底是蘇聯與盛世才的相互利用;當與盛世才翻臉之後,就有第三種考慮,那就是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的複雜局面,以「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搞一種具有伊斯蘭色彩的「革命」。但這種做法有悖於國際關係準則,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並盡力避免被指認「赤色」輸出而引起國際帝國主義的激烈反應。

既然是以伊斯蘭色彩的「革命」操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最初選定了宗教上層代表艾力汗.吐烈為首腦,就是很自然的,宗教上層在這個「共和國」初創時期分享了部分權力。正如三區最主要領導人阿合買提江1949年給中共中央匯報「新疆特區」情況說70:

我們的民族運動的基本動力是農民,但他們完全處在封建勢力與宗教勢力的統治下面。⋯⋯為了團結最廣大的階層,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的青年在革命初期不能不把那些不忠實的革命者推在運動的前面,而使自己居於後面的地位。這就決定了,因而也產生了革命初期封建勢力在政權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宗教教士成為政權的首領,⋯⋯因此初期的民族運動在形式上帶有宗教的性質和色彩。

無論如何,蘇聯操作的這場「革命」,歸根結底是民族主義的。阿巴索夫的講話引用了阿合買提江的話就明明白白說:「我們是民族主義者,我們是很嚴重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只是在我們民族沒有獲得平等的情況下,我們是民族主義者。」71筆者的最終結論是:伊犁暴動儘管與社會主義蘇聯及本地的宗教勢力發生複雜的互動、交集,但本質上屬於分裂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範疇。

 

註釋

1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8.

2、43 Christian Tyler,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5.

3 Валерий A. Бармин, Синьц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 1949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8, 78, 84.

4 參見齊清順:〈新疆「三區革命」稱呼考察——兼談對有關問題的斷想〉,《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頁83。另參見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320/1新疆剿匪密件II,1944.10-1945.5,台北國史館藏。

5 陳力:《伊寧事變紀略》(南京:正中書局,1948);張大軍:《新疆近四十年變亂紀略》(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張達鈞〔大軍〕:《四十年動亂新疆》(香港:亞洲出版社,1956);張大軍:〈新疆伊寧事變與偽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及其潰滅〉,載《新疆研究》(台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1964);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台北:蘭溪出版社,1980)。

6、14、27、28 杜榮坤等:《新疆三區革命史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59-60;60;61;41-42、45。

7、57、65、67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157;32;220-21;20-22。

8 阿合買提江.哈斯木(1914-1949),出生新疆伊犁,1936年考入莫斯科東方社會主義勞動大學。1942年回國,因宣傳革命被捕入獄。1945年10月作為暴動地區主要代表赴迪化參加和平談判,在隨後成立的新疆聯合政府中被任命為副主席。1949年8 月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假道蘇聯途中遇空難逝世。

9 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為在全省實現解放、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而簽訂「和平條款」——告全疆各族人民書〉(1946年7月1日),載《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及文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頁33。

10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1902-1949),新疆烏恰人,曾赴蘇聯學軍事,伊犁暴動後任民族軍總指揮,1949年8月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假道蘇聯途中遇空難逝世。

11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1906-1949),新疆阿勒泰人,曾任伊方哈薩克騎兵團長、阿山行署專員,1949年8月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假道蘇聯途中遇空難逝世。

12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民族軍是十一月革命勝利的堅強保衞者〉(1948年11月12日)、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在阿山人民慶祝「11.12」民族解放革命四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48年11月12日),載《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及文選》,頁93-99、149-67。

13 哈利迪(Fred Halliday)著,張帆譯:《革命與世界政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30。

15《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120。

16、18 齊清順:〈新疆「三區革命」稱呼考察〉,頁86;88-89。

17 沈志華編譯:《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頁295。

19、20 〈毛澤東主席發來的邀請信和碑文、唁電〉(代前言),載《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及文選》,頁1;2-3。

21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三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頁353。

22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頁171-74;《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疆三區革命史》(北京:新疆民族出版社,1998),頁242-58。

23 《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頁186。

24 厲聲:〈三區革命運動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 期,頁1-10。

25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921-1949),先後任「三區革命」臨時政府委員兼內務廳長、宣傳部長、民族軍政治部主任。1949年8月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假道蘇聯途中遇空難逝世。另參見賽福鼎.艾則孜(Seypidin Ezizi)著,李繼成譯:《天山雄鷹: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頁83。但須說明的是,賽福鼎的這部作品屬於自傳性歷史小說。

26 杜瀚、杜飛舟:〈新疆三區革命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頁34-44。

29、47 吳啟訥:〈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7期,頁153、156;169。

30 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1901-1965),194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任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中央組織部專員,1948年被任命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31( , 1940), 124-26, 127-28.(伊敏:《東突厥斯坦史》〔喀布爾,1940〕)是書在安卡拉、阿拉木圖等地多次再版重印。

33黎東方(1907-1998),曾受業於國學大師梁啟超,又求學於法國,學貫中西。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北京、清華、中山、東北、復旦等大學。與傅斯年、李濟等同為中國史學會的發起人之一。

34 1944年10月13日,伊敏等控制的「東突厥斯坦同鄉會」(對外稱「新疆同鄉會」)在《大公報》上刊載〈新疆同鄉會對憲法草案之意見〉,提出「請確定新疆民族為突厥族」,「請修正憲章之第四條內『新疆』二字為『突厥斯坦』」,「請在憲法中規定突厥民族自治之條例」。次日(10月14日),黎東方即在《中央日報》上著文批駁伊敏,而伊敏隨即著文反駁。由此開始了新疆突厥民族問題大論戰。論戰文先發在《中央日報》上,後以「新疆突厥民族問題論戰輯」收在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爾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主辦的《阿勒泰月刊》上。「新疆突厥民族問題」大論戰一來一往四篇文章,包括黎東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嗎?〉、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黎東方:〈再論新疆同胞不應稱為突厥民族 新疆不應稱為突厥斯坦〉、伊敏:〈再論新疆同胞是突厥族〉,參見《阿爾泰月刊》,1944年第2期,頁8-9、10-14、15-18、18-22。

35 伊敏文中稱:「我國民黨昭示天下之對內政策,□〔字不清〕揭國內民族一律平等。此次本會呈送對於憲法之意見,其動機無非要求三民主義最高之理想之實現。……所要求的僅僅就是建國大綱,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八中全會決議案中所允許的自治」,指責黎東方「至少不應踐踏此一民族天賦之權利」。參見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頁13。

36 參見艾沙的《自述》,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 Derleyen M. Ali Taşçı. (İstanbul: 1985), 464。

37 參見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頁668-95。

38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39、40 James A. Millward and Nabijan Tursun,“ Political History and Strategies of Control, 1884-1978”,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 ed. S. Frederick Starr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62, 48, 63; 84.

41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3, 19.

42 Dru C. Gladney,“ The Chinese Program of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1978-2001”,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 106.

44、45 參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頁158;161。

46 參見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171。

48 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頁140。有關1963 至

1982年間蘇聯塔什干、阿拉木圖廣播電台的反華報導的記錄簡報,現存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

49 列寧:〈關於自決權討論的總結〉,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民族解放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21;斯大林:〈再論民族問題〉,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185。

50、54 潘志平主編:《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民族和當代民族分立主義》(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頁164;180-81。

51 楊恕:〈前言〉,載《世界分裂主義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頁2。

52 引自埃廷格爾(Я. Я. Этингер)著,鍾華譯:〈獨聯體的族際衝突與國際經驗〉,《民族譯叢》,1994年第6 期,頁25。

53 艾則孜.玉素甫:〈在新疆鼓吹「民族自決」的實質是搞民族分裂〉,《新疆社會科學》,1990年第3 期,頁7-13。

55 James A. Millward, 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 A Critical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9;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頁29-32;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頁68-70。

56 1908年,當時維吾爾最權威的歷史學家毛拉.木薩(Malla Musa)的史著《伊米德史》,稱新疆為「蒙兀兒斯坦」,一字未提「東突厥斯坦」。參見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頁86-87。

58 Измай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Мысли, заметки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имферополь: 1883).

59 麥斯武德.沙比爾(1888-1950),伊寧人。1904年赴土耳其留學,在那裏接受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1915年歸國在伊寧辦「扎吉德」學校,曾被楊增新政府查禁。1935年赴南京投靠國民政府,1945年隨國民黨勢力重返新疆,任新疆監察使,1947 年出任新疆省主席,1949年被解職。1950年病故於家中。

60 潘志平:〈俄國韃靼斯坦「扎吉德」運動與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 新疆「東突厥斯坦」運動的緣起〉,《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 期,頁23-34。

61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頁9。

62 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份子大會上的演講〉,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12。

63 列寧:〈民族和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載《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頁126。

64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3), 65.

66 蔡錦松:〈紀念維吾爾族愛國主義者: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頁76-80;熊坤靜:《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哈吉婭.阿巴斯:〈一心一意跟黨走——追憶父親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烈士的閃亮人生〉(2014年8 月28日),天山網,http://news.ts.cn/content/2014-08/28/content_10467223.htm

68 蓋爾納(Ernest Gellner)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2。

69 “Khitai”,維吾爾語,與俄語中的“китай”一樣,源於「契丹」,既有「中國」之意,又有「漢人」之意。

70 〈向黨中央匯報新疆特區情況〉(1949年8月21日),載《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及文選》,頁19。

71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民族主義者的理想啟蒙者〉(1948年9月11日),載《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及文選》,頁120。

 

潘志平 新疆大學中亞研究院、中亞地緣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出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4 年12 月號 總第一四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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