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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煒、袁瑋熙「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

2017年04月15日 台港澳 ⁄ 共 14492字 ⁄ 字号

鄭煒、袁瑋熙「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

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持續了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不單令香港自回歸以來再次成為國際焦點,也形成香港政治生態的分水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發現,18%市民曾參加佔領1,這個驚人的數字,緊貼2003年「七一遊行」達到20%的參與率,也超越了近年在東歐、歐美和阿拉伯國家大型社會運動的紀錄2。為何一個富裕而近乎全民就業的經濟體,竟然出現世界級的政治動員?為何一群過往被視為政治冷漠的過客,會全情投入一場無甚勝算的「非法」佔領?由此看來,雨傘運動的成因、規模、形式和影響在在值得我們探討。

透過宏觀分析、現場民調和深入訪談,我們認為雨傘運動之所以形成,並非由於政黨組織或外力煽動,也不純粹是社會怨氣集體爆發,而是源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泛民主派支持者對於「一國兩制」理解的深層矛盾,並滋長於公民社會反抗官商共謀體制的抗爭經歷。雨傘運動所揭示的,不是青年無法向上流動或部分香港人「人心未歸」,而是在「一國兩制」曖昧不明的界線底下,一個位處威權政權邊陲的政治實體如何維持高度自治的難題。本文首先回顧雨傘運動對傳統社運抗爭範式的顛覆,然後分析佔領運動形成的背景,最後剖析參與者訴求及運動動態和影響。

一 香港政治抗爭的變遷

這場佔領運動對香港政治倫理和管治制度的衝擊,顯然超越2003年的七一遊行;就塑造香港主體性和介入式抗爭的角度而言,也較1967年的「六七暴動」更為激進。一方面,佔領的模式和動態顛覆了香港自後過渡期以來民主運動確立的抗爭範式。政黨和老牌民間團體既不是佔領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也不見得是得益者;抗爭的目標也不僅是抗拒某屆政府的領導層或政策,而且傾向否定整個混合型政體(hybrid regime)——特區政府的合法性。數以萬計日以繼夜參與佔領的市民,沒有領袖只有群眾的現象,以及無數帳篷、標語、街站、討論小組和民間藝術,都標誌着這場運動的力量和特質。在缺乏公權力約束的佔領區,非但沒有出現混亂失控的狀況,平等、互信、自由意志、志願行為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反而變得觸手可及。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也突顯了香港——一個中國邊陲的大都會——的政經格局和本土思潮。殖民地時代,香港其實不乏工會或壓力團體主導的社會運動,但這些抗爭最終鞏固了港英政府以法團主義和「行政吸納政治」為核心的管治格局:不少抗爭者不是受暴力對待繼而被主流社會邊緣化,就是被吸納為向市民提供社會福利的慈善團體,或者轉型為傳遞民意的基層組織和政黨3。不過,殖民地時代那一波社會運動也擔當起推動社會改革、集約和溝通民意以及塑造「政治社會」的功能,間接紓緩了經濟急速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4。回歸以後,香港被賦予金融城市的身份和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的角色;在大國崛起的趨勢下,「一國兩制」對台灣的示範作用也漸成明日黃花。因此,新政權樂意延續「官商同謀」的管治格局,也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權力分配方式5,吸納富豪鄉紳、建立統戰網絡、鞏固功能界別等策略因而變得環環相扣6。

這種為一小撮權貴服務的官商共謀體制,對處理香港在後過渡期的社會矛盾早已捉襟見肘,遑論具有捍衞優越典章制度和梳理價值變遷的視野。2006年以來,一系列與民生發展有關的議題——文化保育、高鐵撥款、土地發展、國民教育、電視牌照——一律演變成大型群眾運動和政治衝突。統治階級和公民社會之間、國家戰略和本土利益之間的矛盾和角力,漸成常態7。曾幾何時被奉為典範的「共識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已被普遍認為是向權貴利益傾斜的制度根源;反之,本土論述卻藉批判「再殖民」的現象,並應對此起彼落的中港矛盾而方興未艾。

回歸後的政治抗爭接踵而至,不但反映了港人政治價值的蛻變,也塑造了嶄新的社運脈絡。對於南來避秦的「舊移民」世代來說,縱使他們不至陷於徹底的政治冷漠,但他們對社會穩定的重視,令傳統社運的目標側重於突顯社會矛盾,促成民間團體、政黨等中介人和代議政制的發展,並以壓力迫使政府改善管治。但是,具「本土意識」的「80後」和「90後」新世代,卻抗拒由官商共謀體制把持「我城」的政策和前途,並視「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而新世代的社群經驗和網絡動員,更令抗爭門檻降低,讓政治參與成為平常不過的集體經歷。正如我們所見,在這場雨傘運動中,社運新世代的參與處處挑戰傳統政黨和壓力團體以代理人身份、自上而下的領導,不斷地把它們排擠在運動邊緣。與此同時,這種強調「去中心」和自發的社運模式,令政權以往透過與社運代理人談判、統戰和協議的應對策略,頓失功效。這是雨傘運動的雙重意義:它一方面撕破了「共識政治」的假象,另一方面也徹底地顛覆了傳統社運的抗爭模式。雨傘運動的終結,象徵了「抗爭政治」的濫觴8。

官方和建制派傾向將雨傘運動稱為「佔領中環」,對於成因,其論述大體可以歸納為「煽動說」和「怨氣說」:「煽動說」主要歸咎外國勢力介入和泛民主派的煽動,此說強調滋事的只是一小撮「反中亂港」的壞份子,廣大香港市民依然是愛國守法的,而煽動群眾之所以能夠成事,無疑是因為香港人心未歸,對新政權缺乏忠誠,也不明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怨氣說」則承認佔領運動之所以爆發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強調中產人士和青少年之所以大量參與佔領,是因為置業困難、產業轉型和社會缺乏向上流動機會而產生不滿和反抗情緒。公民社會對權貴利益的批判以及香港政治價值的轉變9,一律被順理成章地簡化成純粹的經濟問題,或片面的階級世代矛盾。

然而,這些官方論述固然不足以解釋為何有大批人甘冒犯法、被捕的風險走上街頭、風餐露宿數十天,也難以說明為何恰恰是回歸前後成長的年青人,擁抱本土意識、執於普世價值並成為抗爭的中堅。要理解雨傘運動,我們認為應先聚焦於香港政制的核心爭論,再進一步了解運動的特點和後續影響。

二 「一國兩制」下的民主博弈

雖然「雨傘運動」不等同於最初設想的「佔領中環」,但是採取佔領手段,迫使政府在政制改革上讓步的原意確實源於後者。2013年初,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想,提議用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金融區的交通要道,爭取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保障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其構想的抗爭「劇目」(repertoire)是透過不合作運動、商討日和全民公投,取得公民授權和喚起公民覺醒,令參與者理解違法達義的原則,並付諸實行10。「佔中」運動根本沒有計劃長期佔領馬路,而是希望藉集體被捕和冗長的法庭抗辯,彰顯參與者一力承擔的勇氣,同時突顯政權的不公義。這裏固然少不了道德感召,但亦包含不少理性計算,例如:(1)北京不會輕易鎮壓,以免動搖投資者信心及影響其國際化步伐;(2)香港的權貴為自身利益設想,會有誘因促成較民主的政改方案;(3)體制外的激烈抗爭,有助溫和泛民於體制內和中央討價還價。

意料之外的是,溫和泛民在2012年因政改一役而遭選舉挫敗,故在這次新一輪政改中,與激進泛民站在同一陣線,認同爭取特首普選中加入「公民提名」的安排,務求重奪已失去的道德光環。相反,打從一開始,北京已公開指責「佔中」是威脅中央的手段,是「反中亂港」的「非法」行為,故從來無意與泛民走到談判桌上。於是,這場博弈一開始便註定走進雙方互不退讓的惡性循環。最終,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決議,規定2017年普選特首的框架和程式:(1)提名委員會人數、組成和產生辦法,要按照現有的選舉委員會;(2)每名參選人要取得提委會半數以上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3)提委會將產生二至三名候選人,再交由全港選民選出。如果這個普選框架未能獲得立法會通過,便沿用現在以選委會選舉特首的辦法。簡言之:要麼接受,要麼拉倒。這個俗稱「落三閘」的「831決定」,比諮詢期內任何一個泛民和建制派建議的主流方案都要嚴厲。對於箇中原因,坊間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解讀。

第一種意見認為「831決定」保障了現有統治階級的既有利益。提委會按照選委會組成和要求候選人要取得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的規定,是延續了富豪及其代理人擁有選委會約五至六成選票的制度,變相給予他們提名權和否決權。任何參選人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都必須取得權貴的認可。另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決議符合中央收緊「一國兩制」的部署。早在2008年初,香港中聯辦官員已經提出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力量,全面、合法和公開為特區處理管治難題11;到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更明言港人對「一國兩制」認識片面,強調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所有高度自治內的權力均為中央賦予的,沒有所謂剩餘權力,而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連法官亦被納入管治團隊當中。這份《白皮書》直接導致本已趨於沉寂的「佔中」運動死灰復燃,原本「佔中」發起人在6月22日發起的民間公投只期望取得10萬票,但在《白皮書》發表後他們竟獲得了80萬票。選擇在這個敏感時機公布一份惹來無限猜想的文件,令人質疑中央是否誤判形勢或被誤導,但似乎較合理的解釋是:北京認為有必要孤注一擲,不論港人如何反彈,也要宣示主權並再教育殖民地遺民,以強硬手段迫使人心回歸。有學者更把此策略以至後來北京對於佔領運動採取「不流血、不妥協」的拖延政策,解讀為「引蛇出洞」:全面打擊敵對勢力之餘,也趁機測試體制內人士的忠誠,甚至透過持續的衝突製造二元對立,企圖消解公民社會,並趁機建設第二支管治力量及培育新一代愛國青年12。

三 從國家整合到社會反撲

北京和香港泛民的矛盾根源顯然源於兩種對「一國兩制」南轅北轍的理解。在北京眼中,「兩制」的前提是「一國」,而所謂「兩制」,大體是指政治、經濟制度上的不同,即內地奉行社會主義而香港則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但「兩制」的差異必須服膺在「一國」之下。在現屆中央政府的強勢領導下,香港的經濟金融角色被視為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如涉及國家安全威脅,香港事務也會被納入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管理範疇13。對於2017年的特首普選安排,北京既要安撫香港富豪對普選會產生福利社會的憂慮,更擔心一個北京不能掌控的選舉制度會有機會令地方首長挾持民意挑戰中央權威,甚至與外國勢力勾結或爭取獨立,威脅國家安全。要保證普選有足夠的安全系數,北京必須對特首候選人進行篩選,確保他們不會與中央作對,並在本土利益和國家戰略有衝突的情形下以後者為重。但對於泛民支持者來說,一個經由北京篩選的選舉顯然是「假普選」,不但違背了高度自治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賦予香港普選的承諾,也違反了民主選舉的「國際標準」。他們認為港人不應只享有選舉權,亦應享有提名權和參選權,並在選舉中享有真正的選擇;為了抗衡北京的干預,他們要求落實「公民提名」,讓市民繞過提委會直接提名候選人,或至少降低提名門檻,以及組成更能代表民意的提委會。

上述兩種對「一國兩制」南轅北轍的理解同時亦隱含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社會」觀:前者強調「一國」之下國家與社會的互信和合作,雙方沒有清晰的界線,卻有着共同的目標,亦即國家利益,而「權力集中」是保障國家利益的基礎;後者則強調「兩制」之下國家與社會的分野和監察,雙方依從「權力分立」原則,而社會扮演着監督和約束國家權力運行的角色。「佔中」構想以至後來的雨傘運動,正是這兩種想像互相排斥的結果,或者說,是後者對於前者的反撲,是一種捍衞核心價值的自我保護運動。

這些解讀說明中共銳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並逐漸收窄特區的自治範圍。隨着2003年七一遊行令北京一改以往「不干預」政策、逐漸插手香港事務後,北京的身影已經滲透到香港社會各層面,從經濟上促進中港融合和紅色資本南下,到文化上大力推動愛國教育,並於社會上積極培育各種親中社團,均可見北京急於促成「人心回歸」的全盤考量;而這個社會重整(social re-engineering)的過程不但不能沒有香港資本家的背書,更要借助他們的資源和網絡。因此,給予富豪制度上的否決權和強化「一國」的管治力量,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前者有助維持香港統治階級的團結,後者保證中央的意志得以貫徹執行。2012年特首選舉後,建制派雖然出現了「唐營」(唐英年)和「梁營」(梁振英)之間的「板塊鬥爭」,但後來卻因佔領運動而暫時消解,恰恰說明這些矛盾只要有一定的外在條件(如體制危機和共同敵人),其實是可以辯證地解決的。

同一時間,泛民主派陣營也產生激烈變化,隨着北京在香港社會各層面的強勢介入以及本土意識上漲,溫和泛民無力再仰仗「民主回歸論」和「六四事件」後的道德光環而獨攬大旗,緊隨的是「進步左翼」、「本土派」、「城邦派」、「激進派」、「勇武派」等力量應運而生,令泛民光譜大大擴闊——甚至有說是分裂——並愈趨激進。但無論如何,不論是溫和泛民、激進泛民,或是「佔中」發起人,都被規限在北京訂定的遊戲規則下博弈(如反對人大決定、堅持公民提名不違《基本法》):激進泛民受制於「一國」框架下而未能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或實行部分論者所提出的「中港區隔」,而溫和泛民則服膺於「建制—泛民」的界限,既無法說服北京接受「兩制」的差異,更未能排遣富裕階層對普選會導致民粹政策的憂慮。

四 本土意識崛起的因由

北京和泛民對「一國兩制」的各自演繹,更隨着本土意識崛起而加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發現,回歸以後,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其實持續上升,至2008年北京奧運達到頂峰bo;港人對大陸同胞的關懷也一如既往,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香港民間捐款達到130億港元,立法會不論黨派也支持政府撥款90億元賑災。但自2009年以後,隨着中港融合加速、人口和資金雙雙南下,形勢出現逆轉。當港府放寬「一簽多行」政策後,從2010年1月至2014年8月,透過「自由行」到港的內地旅客高達9,240萬人次,以按年21%的速度增加。雖然自由行政策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旅客急增卻令香港這片彈丸之地負荷日重。內地客對奶粉、產房牀位、奢侈品的渴求,一方面導致某些生活必需品出現嚴重短缺,另一方面旅遊業商機亦帶動租金和物價急劇上升,名店、金鋪、藥房等以內地客為主要對象的商鋪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少傳統和家庭式小店抵不住租金壓力被迫結業。突如其來的城市問題令生活素質下降,不少市民怨聲載道,但這些不滿往往被內地官媒演繹為港人不懂「感恩」,本來互惠互利的交易行為也被建構成是中央對香港「送大禮」,結果是港人情緒不但無法紓緩,反而火上加油15。

與此同時,內地投資移民、專才引入和數萬億紅色資本南來,帶動本港資產價格節節上升,甚至遠遠拋離實質工資增長16。這種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也滋生了世代矛盾。有研究發現,香港連續五年蟬聯全球住宅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樓價入息比率更由2013年的14.9倍急升至2014年的17倍,遠超第二位溫哥華的10.6倍;新一代的港人平均要連續十七年不吃不喝才能置業17。諷刺的是,正當港人對「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萌生本土認同時,「80後」、「90後」卻發現他們在這裏安居樂業的願望已經變得遙不可及。熟悉的城市變得陌生,急速的變遷令人倍感無力,抗衡地產霸權,維護本土文化利益,卻在此時提供了一條新出路18。

問題是,中港矛盾衍生的種種民生問題和文化衝突,本來可以透過正常的代議民主制度慢慢疏導緩和,但由於香港政治制度的畸態,例如立法會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等制度安排,令擁有近六成市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在議會內淪為少數,只是在重大議案擁有否決權,或以「拉布」(filibuster)企圖對政府造成壓力,卻沒有制訂議程(agenda-setting)的能力。相反,建制派控制大量政治資源,卻在上述國家政策帶來的民生問題上集體噤聲,漠視民心背向。理應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無法立法監督,行政機關卻突然以行政指令越俎代庖(如「限奶令」、「限購樓令」),導致矛盾愈積愈深,難以修正。又如2003年香港與中央政府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十份補充協議,雖然對香港影響深遠,但所有協議都是兩地行政機關之間落實決定,既沒有在香港立法會辯論,也沒有讓民眾有機會審議當中涉及的「兩制」問題。相比之下,縱然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是由行政機關牽頭推動,但協議內容還是必須經由台灣立法院通過。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正是台灣民眾不滿立法院草草審議服貿協議而引發的抗爭。但在香港,引發中港矛盾的政策往往越過立法會的審議和民間的監察。

這些例子說明本土思潮的出現,不是因為港人有離心傾向,而是在本土身份發展成型的基礎上,一連串社會矛盾和錯誤政策推波助瀾的結果;而理應調解這些矛盾的代議政制,卻因其「不民主」而喪失了作用。最終,香港公民社會形成了一股自救的力量,意圖以群眾運動為基礎,迫使北京給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政制,彌補目前制度缺乏認受性的缺陷。「佔中」構想的誕生,正是本地泛民支持者自發組織的新嘗試,也證明北京苦心經營的統戰和社會肌理重整,未能成功瓦解公民社會的抵抗力。當人大「831決定」幾乎肯定2017年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北京篩選、令泛民候選人難以入閘,當天晚上特區政府總部外立即有數千人聚集,抗議人大決議令港人數十年爭取民主的願望成空。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學民)在金鐘政府總部啟動了由25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響應、108位老師教授聲援的罷課行動,為預期在10月1日開始的「佔中」鋪路。接下來發生的事卻改寫了歷史:9月26日,學聯、學民中堅衝入政府總部前的公民廣場,而警方選擇以包圍和拘捕學生作回應;蜂擁而至聲援學生的示威者導致「佔中」提早發生並移師金鐘;9月28日,警方為驅散示威者,向在政府總部一帶集會的市民發放了八十七枚催淚彈,瞬間把平日車水馬龍的道路變成煙霧瀰漫的戰場。這一輪政府的錯誤決策和驅散示威者的行動,令「佔中」超額完成——不減反增的示威者不但在金鐘建立佔領區,還把戰線伸展到旺角和銅鑼灣等購物區,正式為持續近三個月的雨傘運動揭開了序幕。

五 政治覺醒及積極參與

到底哪些人參與了雨傘運動?我們在2014年10月20日至26日期間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712人,回應率為97%。19 我們首先將佔領區劃分成數個區域,分早、午、晚三個時段,按指定間隔隨機取樣,確保樣本涵蓋運動組織者、長期留守者和日間參與者。我們亦按功能組別進行了37個深入訪談(尤其針對留守者和義工),以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

現場調查顯示61%佔領者只有29歲或以下,24%介乎30至39歲,但全港相關年齡組別的分布分別是29.4%和15.9%,20說明佔領運動是以青年為骨幹。雖然雨傘運動被認定為學生運動,學聯和學民也的確扮演了核心角色,但調查顯示學生其實只佔佔領者26%,反而白領、專業人員和自僱人士佔了58%。21另外,有逾五成受訪者擁有學士或研究院學歷(55%),比例大幅超越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的平均數(16%)。中產人士和高學歷青年一般被視為社會既得利益者與穩定社會的力量,但為何他們會走上抗爭的道路?

普遍說法是年青人欠缺向上流動機會,因為難以置業、就業或創業而產生不滿情緒,驅使他們參與佔領。誠然,調查顯示中產階級下層(37%)或基層(30%)構成了佔領者的大多數,但另一方面,77%租住或48%自置私人樓宇的受訪者自認為屬於中產下層或基層。由於擁有私人物業一直是量度中產的重要指標,當住屋條件和階級認同出現錯置,反映受訪者正在或預期向下流動。而這種迹象不單出現在學生組別,在白領、高學歷人士當中也相當普遍。

在深入訪談中,佔領者普遍拒絕接受政府給予小恩小惠,反而着眼徹底的社會改革。他們指出民主政制才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必須爭取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才有機會推動徹底的社會改革。一位長期留守的學生對我們說:他以前從不關注政治,一連串的抗爭運動卻令他身體力行。他曾經旁聽政府舉辦的諮詢會,也試過在政府網站提交意見書,這些經驗反過來令他意識到必須改變一個向特定利益傾斜的體制——「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政府是不會聆聽市民意見的,諮詢只是『做秀』而已,市民根本沒有影響決策的能力」,他如是說。

切實的抗爭經歷和萌芽的本土意識互相影響。前者令佔領者勇於爭取普世權利,拙於政治平衡計算;後者令他們承擔起保衞家園前景的責任,拒絕生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22。在訪談中,雖然佔領者不會明言「覺醒」,但卻不約而同地流露強烈的道德責任和本土情懷,開口閉口不是「抗爭」、「承擔」,就是「責任」、「義務」。當年青人琅琅上口這些長輩用來責難他們不事生產,只懂破壞的話語時,他們批判的不單是上一代埋首個人前途,忽視公共利益的態度,也反映他們對本土的認同,比上一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場隨處可見的「勿忘初衷」、「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和「自己政府自己揀」等抗爭標語口號,庶幾反映佔領者的理想和熱誠。

另外,抗爭門檻下降,也為政治參與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首先,佔領運動吸納了一批社運生力軍:15%佔領者表示此前從未參與示威、集會或請願。鑒於2003年七一遊行以來的抗爭已經動員了不少市民,這個增幅頗為驚人。這批生力軍以年輕人為主,當中24歲以下的佔大多數(56%)。另外,剩餘的85%佔領者均有參與群眾運動的經歷,表1顯示他們絕大部分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集會和「佔中」投票。值得留意的是,其中有63%的人曾參加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相比傳統示威,反國教是一場民間自發、要求持續投入的「類佔領」運動。這反映出現佔領運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既動員了新血加入,亦包含了過往社運的骨幹。與此同時,現場近80%的受訪者自認為「香港人」,而自認為「中國人」的只有2.2%。這個數字比歷史數據和同一時段全港的數字都要高出二至三成。部分原因是青年的香港身份認同一向比全港的比例高,而他們是主要的佔領者。另外,當組織者和佔領者很多時候只能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而不敢直接批評握有最終決定權的中央政府的時候,「香港人」身份便成為持續抗爭的標籤及對本土忠誠的印記。

表1 受訪者過往參與的群眾運動

事件    百分比 *

七一遊行        84%

六四集會        73%

「佔中」投票            65%

反國教運動    63%

五區公投        24%

反高鐵、反東北發展運動    23%

各保育運動    7%

* 只包括曾參與社運的受訪者

 

六 「去中心」抗爭與世代符號

佔領運動的組織方法和衍生的時間、空間既突破了傳統社運的抗爭範式,也造就了多樣化的參與形式。抗爭不再只是由核心領導自上而下組織的政治行動,亦不再只是靜坐示威或是遊行至終點後離去,而是可以自發的、「去中心」的,沒有劇本,而且持續不斷。為期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正是這種自組織抗爭的體現,支持佔領的並不只是學聯、學民中堅和「佔中」領袖,而更多的是眾多沒名沒姓、自稱「村民」的抗爭「素人」23。我們在佔領現場進行調查期間,深深感受到佔領者無懼風霜、露宿街頭數十個晚上的投入程度,也不時驚嘆他們豐富的創意和想像力——工匠用巧手打造的樓梯和自修室、佔領者運用不同物品自築的障礙物、俯拾皆是的藝術創作、解決生活所需的物資站和充電站等等,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留守在金鐘佔領前線的臨時團體,例如S1、S7、橙村、金鐘閣、海富倉、鐵馬組和糾察隊等等,一律難以用年齡、階級或世代劃分,他們唯一相同的是集體抗爭、共同進退的經歷。那裏有就讀名校、瞞着家人看守物資站的中學生,年紀輕輕已對本地政治有深刻認識;有餐廳侍應、教師和建築師,每晚風雨不改到現場做義務工作;有組織團隊、分工支援被捕學生的律師;有不希望淪為政府「維穩」機器的社工和社工系大學生,在現場提供心理服務;有身患癌症、每晚堅持在現場露宿的八十四歲老人,訴說他的移民和抗爭經歷。他們的投入、堅持,以及公民素質,說明「煽動」非但不容易,而且不可能。

我們的調查數據也證實了抗爭參與的多樣性,反映參與方式隨着佔領形式變得多元。有52%受訪者曾捐獻物資——據知不少物資站更詳細記錄物資的來源和數量,然後仔細分類,務求有效地使用物資。同時,我們在現場重複遇上幾批市民,風雨不改送去熱湯飯菜,只是希望使學生吃得健康;更有不少在中環、金鐘工作的白領,將一箱箱日用品和帳篷等送到現場。在這個特定空間,接受陌生人的捐獻變得平常不過,認識新朋友變得異常容易,現代社會的藩籬也被暫時打破。正是因為這些行為顛覆了「常理」,令沒有踏足現場的人懷疑是有幕後勢力支撐。另外,我們的調查發現,除了極少受訪者在佔領區閒逛外(7%),其他參與者均以不同方式投入運動:如閱讀、討論、參與講座(58%),說服親戚朋友(45%),藝術創作(35%),參與義務工作(35%),以及鞏固防線、衝擊(19%);透過網絡交換信息、製造輿論和持續動員也是佔領的另一特點。這些自發、橫向、多元的參與形式與傳統遊行集會截然不同——佔領所創造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不單引發了群眾的高度參與並延續了佔領運動,令佔領區成為了充滿可能性的公共空間,同時亦減低了參與者對大會和組織的依賴,支撐了「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現象。

但是,這種「去中心」的現象也是運動囿於固定訴求、失去推進力的原因。表2就佔領可能達成訴求的分析顯示,佔領者其實比想像中理性。雖然組織者和參與者從不曾逾越公民提名(-27%)和修改人大決議(-30%)的前提,但其實他們大多不相信這些訴求可以達成;而傾向相信負責官員問責下台(18%)及增加提委會代表性(43%)才是有妥協空間的選項。這固然反映了運動的理想初衷,但也是組織者受制於激進派的結果,被約束於最大公約數而動彈不得。

表2 佔領可能達成的訴求

  極不可能 不可能 一般 可能 極可能 可能性*
公民提名 23% 25% 32% 14% 7% -27%
中央政府修改人大決議 24% 27% 28% 15% 6% -30%
特區政府官員問責下台 11% 17% 26% 26% 20% 18%
增加提名委員會代表性 4% 11% 25% 36% 23% 43%
修改立法會選舉辦法 7% 17% 30% 31% 15% 23%

* 可能性是「極可能」和「可能」的比例總和,減去「不可能」和「極不可能」的比例總和。

我們的觀察也發現,僅在網上主導輿論而沒有參與現場實際工作的人士,往往拒絕任何形式的妥協,卻又不願意提出具體的策略,那幾經修改而最終取消的10月26日、27日現場公投——收集民意的管道也是退場機制——便是一個明顯例子。當佔領者一方面想用佔領迫使政府妥協,另一方面卻要說服市民接受佔領對民生的影響時,他們其實陷入難以圓說的自相矛盾。如果佔領影響不大,那政府為甚麼要屈服?如果影響很大,他們又如何說服市民付出這些成本是值得的?這種不願也不敢妥協的決策機制,不單令運動日漸失去動力和民心,反過來團結了建制內的不同派系一致對外。

七 結語

2014年12月15日,雨傘運動隨着警方在銅鑼灣最後一個佔領區的清場行動而落幕,但政制問題所帶出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國家安全爭論才剛剛起步,也勢將成為日後社會的焦點。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迫使北京和港府就政改讓步,但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已集結了一整個跨越不同年齡、階級和身份,卻攜手抗爭的「雨傘世代」。這不但宣告了香港政治冷漠時代的終結,亦築起一條敏銳的公民社會防線,而佔領衍生的社會撕裂和對政黨政治的衝擊也將持續發酵。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和本地統治階層,也會透過檢控雨傘運動組織者、發展親建制社團、收緊言論和集會自由,以及檢討教育制度等軟硬兼施的方法,來圍堵和瓦解反對派。這種一手打壓、一手籠絡的統戰策略不但效果成疑,而且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灌輸「正確觀念」,對於身處資訊世代、具本土意識的年青人更可能適得其反;零散、流動和不可測的新型抗爭勢將為管治帶來更多難題。當權者需要意識到,雨傘運動不純粹是政治團體的操作或社會怨氣的爆發,而是建基於中港矛盾和「兩制」差異的物質基礎,當中也包含集體抗爭經歷衍生的能動(dynamics),不去切實了解這些成因和過程,只會令港人對新政權的信任愈來愈低,從人心未歸,發展至人心不歸,最終編造了一個自我應驗的預言。

 

註釋

1 「明報贊助特首選舉及佔領中環民意調查(第七輪)」(2014年11月10日),香港大學

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mpCEnOCCw7/index.html

2 參見Mark R. Beissinger, Amaney Jamal, Kevin Mazur,“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Arab Spring? A Comparison of Egyptian and Tunisian Revolu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9 August ‒ 2 September 2012; 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reliminary Findings: Occupy Research Demograph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rvey”, 23 March 2012, http://occupyresearch.net/2012/03/23/preliminary-findings-occupy-researchdemographic-and-political-participation-survey

3 Eliza W. Y. Lee,“ Nonprofit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Case of a Statist-Corporatist Regime”,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6, no. 1 (2005): 51-68;呂大樂:《凝聚力量:香港非政府機構發展軌迹》(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242-49;葉健民:〈六七暴動的罪與罰〉,載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3-22。

4 關信基:〈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號,頁152-59;Tak-Wing Ngo,“ Colonialism in Hong Kong Revisited”,

in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 ed. Tak-Wing Ngo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2。

5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陳潤芝、蔡祝音譯:《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6 馬嶽:《港式法團主義:功能界別25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頁2-4;Brian C. H. Fo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Capitalist Class: Implications for HKSAR Governance, 1997-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217 (March 2014): 195-220。

7 Edmund W. Cheng,“ Les vicissitudes de la politique contestataire dans le Hong Kong postcolonial”, Critique , no. 807-808 (August/September 2014): 711-25.

8 有關抗爭的劇目和訴求是如何受政體和政治經歷塑造,參見 Charles Tilly,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9 參見馬嶽:〈後工業年代的香港政治價值〉、陳健民:〈香港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二十一世紀》,2011年12月號,頁4-14、23-31。

10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年1 月16 日。

11曹二寶:〈「一國兩制」條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學習時報》,2008年1 月29 日。

12 參見沈旭暉:〈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勢全球化〉,《明報》,2014年11月30日。

13 〈中國設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對內為主」〉(2013年11月13日),BBC 中文網,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13_ana_china_plenum_national_security

14 調查顯示2008年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達54.9%。參見〈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半年結)〉,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chigov/halfyr/trustchigov_halfyr_chart.html

15 〈大陸人的「恩主心態」從何來〉(2014年2 月24日),原文載於騰訊網,已刪。

16 參見練乙錚:〈工人無祖國 資本有顏色?〉,《信報》,2014年7 月10日。

17 Wendell Cox and Hugh Pavletich,“ 11th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5”, www.demographia.com/dhi.pdf 14, 17.

18 葉蔭聰:《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10),頁87-98。

19 這回應率和台灣「太陽花學運」期間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在立法院附近進行的問卷調查完訪率(98.4%)不遑多讓,反映參與者希望傳遞訴求的意願。參見陳婉琪:〈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像〉(2014年6月30日),巷仔口社會學網,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6/30/chenwanchi-2

20 參見「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人口(2014年年中)」,香港政府統計處網,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50_tc.jsp?tableID=002&ID=0&productType=8

21「公民議會」在11月5日至12日於金鐘佔領現場進行的民調顯示,學生只佔受訪者15%,專業人員佔26%,經理及行政人員佔16%,教師佔5%。參見www.facebook.com/CivicCouncilHK

22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London: A. Deutsch, 1976).

23 周保松:〈抗命者言(上)〉,《明報》,2014年12月21日。

 

鄭 煒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

袁瑋熙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出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5 年2 月號 總第一四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