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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尽头是冬天——纪念布拉格之春50周年

2018年08月21日 世界转型经验 ⁄ 共 10815字 ⁄ 字号

50年前的今天,1968年8月20日夜晚,苏联率领华沙条约国组成的联军,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扼杀了襁褓中的自由派改革“布拉格之春”。
  本文作者舒尔茨(1926~2001)当时担任《纽约时报》驻布拉格记者,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记录者和报道者。
  1971年,舒尔茨出版了一本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战后历史的专著 Czechoslovakia Since World War II,对“布拉格之春”的前前后后有详尽而精彩的描述,此书的中文版以《“布拉格之春”前后》为题(翻译:张振第、丛林,共692页),于1983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个版本如今大概很难见到。
  本文即节选自这个中文译本的第18章《入侵》,标题为转载者所加。必须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并非内容敏感),我在转载时对所选的内容亦有相当篇幅的删节,特此告知,读者明鉴。

 

                                               布拉格惊心动魄的两天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从北面、东北、东面和南面分18路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8月21日凌晨,配备有轻型坦克、装甲车和反坦克炮的空降部队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机场降落。
  入侵开始的时候,苏联同时采取了两项外交行动。在华盛顿,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要求在下午6点约会约翰逊总统,他的使命是通知美国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局部事件,它不应该被视为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威胁。由于约翰逊未能接见多勃雷宁,美国是从美联社从布拉格拍发的一条新闻电讯中得知入侵的。
  与此同时,契尔沃年科大使在布拉格的第一个外交行动就是在晚上11点钟刚过就驱车前往总统府,通知斯沃博达总统:被这位老将军尊为友邦的国家的军队已经以社会主义团结的名义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当时斯沃博达的反应如何,只知他立即前往捷共中央大厦,而在那儿主持主席团会议的杜布切克也才刚刚听到入侵的消息。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按计划执行。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源源开入捷境而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但是,如果说苏联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如人无人之境的话,那它的政治力量初遇抵抗就败下阵来。星期二晚上11点40分苏军入侵的消息一传到捷共中央主席团,抵抗就开始了。
  
      入侵的消息传来,但与苏联人的料想相反,这个消息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它没有使进步派陷人被动,形势变得反倒对他们有利了。杜布切克当时的神情好象被人打了一个耳光似的。他拿出了勃列日涅夫的信,并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读了,信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入侵的暗示。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保证,我根本没有怀疑过、没有料想到,竟然会有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反对我们。”他两眼含着泪水继续说:“我一辈子致力于同苏联的合作,而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这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悲剧!”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斯沃博达来到会场以后,杜布切克下令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这是对苏联的政治计划的第一个打击。文告全文如下:
告捷克斯洛伐克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
  昨天,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党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夫会的准备工作。主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
  根据同样的理由,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民兵保卫国土。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一行动(指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党和民族阵线的领导干部都应坚宁岗位,他们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规章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组炽成员的代表当选担这些职务的。宪法授权的有关机关已召集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会议,党中央主席团也正在召集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应付业已形成的局势。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
  
       布拉格电台在星期三凌晨一时二十几分开始广播这个文告,但播出时霍夫曼和沙尔戈维奇的人把中波台卡断了。电台的技术人员就利用布拉格的另一个频道继续播出,这样,全国人民就在几分钟之内知道了真实情况。文告的上半部我是在旅馆的房间里用我的收音机收到的,余下的部分是在旅馆的车库里通过有线广播听到的。苏联的计划初步受挫。捷领导集团度过了入侵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并且能与全国人民沟通情况。
  苏联人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捷通社的电传打字电报员拒绝发送苏列克留下的、声称(捷)请求华沙条约国军队人境的电稿,他们在电传机上安上测试带之后就在黑夜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布拉格电台掌握在忠于杜布切克的广播员和技术人员手中,他们当然也不会广播那篇骗人的声明。就这样,苏联人陷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处境:一方面他们在军事上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但同时又无法将他们事先编造的那一套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想把自己的整个行动说成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请求”而进行的干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所需要的这种“确认”,而且以后也永远没有能自圆其说。
  如果照那天凌晨的文告所说,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指示捷军和公安部队对入侵不加抵抗,因为已“不可能”了,那么这不仅反映了他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且也反映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性格。首先,莫斯科之所以敢于下决心入侵,是因为它冒险地估计到,捷克斯洛伐克不会进行抵抗,虽则华沙条约国中除苏联以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最强,人数最多——拥有现役军人20万,装备有坦克和喷气飞机。毫无疑问,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在入侵时动用了50万大军是准备遇到抵抗的,不过这只是军事行动中通常的预防性措施。但是,如果勃列日涅夫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将进行抵抗,那么就有理由设想,克里姆林宫当时就会得出结论:为了毁灭布拉格之春而血洗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代价未免太高了,从而就会去寻求别的解决办法。
  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辩解理由是:既然明知抵抗一定会失败,任何政府都无权拿人民作牺牲品。他们的行为至少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的眼里看来,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荣誉问题。当然这也有从长远来看是否可行的问题。可是,一个精心的观察家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假若1968年8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决心抵抗的话,那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东欧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由于本书是在苏联侵捷两年之后写的,应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某种预感都出现了,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捷军队和人民是否应该同侵略者作战的问题已经退居第二位,而全国人民反抗的政治成果却突出出来。事实是:一方面在军事上对入侵根本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连短短几天的抵抗也没有,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苏联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诚然,布拉格之春作为一次政治和思想运动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布拉格之春的精神远没有死。我们然的结论是:尽管杜布切克及其拥护者们统统被赶下了台,而且制造出了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莫斯科阵营中的忠实一员的神话,苏军侵捷却是克里姆林宫在政治上的惨重失败。
  因此,1968年8月20日夜、21日凌晨的入侵并不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终结,相反,它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所谓盟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想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速胜时,这个阶段就开始了,但时刻都发现,克里姆林官的阴谋策划者对该国形势的理解和解释实在是糟糕透顶。事实上,从最初的时刻起事情就出了毛病,他们在捷共中央主席团的阴谋破产了,捷共和政府的领导抢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
  这一简事实就把俄国人精心策划的要立即扶植起一个傀儡党中央和傀儡政府的计划打得粉碎。他们本来希望让捷克斯洛伐克人在8月21日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听到消息说:“兄弟国家”的军队应新政权的请求来到了捷境,结果人民听到的却是:国家遭到了侵略。甚至在入侵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和占领布拉恪的战略目标之前,抵抗运动就已经开始了。
  
       正当苏联的AN–12巨型运输机深夜秘密地在布拉格的鲁津机场吐出一批批空降部队和轻型装甲车,从东德和波兰出发的坦克纵队隆隆驶向布拉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涌向了黑夜笼罩的首都街头。有的人是被着陆飞机的轰鸣声从陲梦中惊醒的,有的人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们互相打电话,或者互相敲打对方的门,告诉这个可怕的消息。装满了青年人的汽车在街上飞驰而过,喇叭齐鸣,号召人们到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去举行示威。这些人是后来在首都市中心对侵略者进行短期浴血战斗的先锋队。
  杜布切克以及中央主席团中支持他的人继续留在党中央大厦,等待事态的变化——这又是一件出乎阴谋策划者意料之外的事,他们以为杜布切克等会急急忙忙到外国大使馆去要求政治避难。凌晨二时,强大的布拉格党组织的领导人,颇有魄力的博·西蒙冲进党中央大厦,建议立即召开原定在9月9日举行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组织一次总罢工,并且起草一份致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呼吁书。杜布切克同意了这些建议。西蒙及其同志们倡议的这些措施在不到48小时之内就扭转了局面,使俄国人处于守势。
  切尔尼克在告全国人民书写好之后就离开了党中央大厦,开车到河对岸克拉罗夫区的他的办公室去。这座黄色的建筑物原来是斯特拉卡军事学院,政府主席团现在在这里办公。他的目的是召开政府会议,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正在行使职权。不料在凌晨3时前,当他正在召集部长们来开会时,苏联军队冲了进来,一排伞兵上着明晃晃的刺刀逮捕了他。其他的官员被迫脸朝堵壁排成一行,而切尔尼克被头戴深红色贝雷帽的伞兵押了出去,带上一辆装甲车,不知送到哪里去了。
  至今尚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捷共中央大厦又过了一个半小时才被占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瓦·斯拉维克以及一批职务较低的党干部并没有试图离开该处。凌晨4时半左右,3辆苏联装甲车跟在一辆带着苏联大使馆牌照的黑色伏尔加轿车的后面开到了这座有绿色圆顶的建筑物前。苏联部队显然需要苏联外交官、克格勃以及亲苏的捷便衣警察来带路。随即在几分钟之内又开来了许多装甲车、几卡车伞兵,还有一队坦克,包围了党中央大厦。端着冲锋枪的士兵站在离建筑物20码处,任何人不许出人。一批军官和便衣人员这时走上楼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和什帕切克。斯拉维克设法逃脱了,没有被捕。这4位被捕的领导人暂时由苏联军人看守在大厦里没有带走,大概是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要等待上级的指示,或者正在考虑下一步怎样走。也是在凌晨时分,两个穿便衣的捷克人,大概是秘密警察,带走了党中央书记、捷克民族议会主席切·齐萨日,将他押送到市中心巴尔托洛米耶大街的秘密警察总部。
  此时,苏军坦克封锁了伏尔塔瓦河上的全部桥梁,将布拉格分割为二。一些部队包围了河左岸的总统府和离总统府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外交部。在布贝内奇区的苏联大使馆内建起了一座军营在河的右岸,苏联部队和坦克陆续包围了党中央大厦、国民议会、位于高尔基广场的布拉格电视台、报刊和杂志的编辑部、捷通社、作家协会记者协会总部,到上午较晚的时候也包围了科学院。占领格局清楚地表明,占领布拉格的首批目标是控制政治中心和思想中心。
  
       到了天将破晓的时候,苏联人已经控制了布拉格全城,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布拉格电台。早晨4时30分,布拉格电台从它设在离瓦茨拉夫大街不远的维诺赫拉德大街的主播音室恢复了播音。不顾布拉格和全国已被占领这一客观现实,布拉格电台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工具镇定地工作着。它反复广播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人民书,还源源不断地播送一些最新情况报导。这种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眼看着自己处于侵略军的坦克包围之中,却能听到广播,不久也看到电视,它们声讨入侵部队的占领,并且井井有条地组织反抗。电台和电视台的技术人员迅速修复了播出设备,而且奇怪的是,苏联人和捷奸都没有能使这些自由的声音沉寂下来。捷克人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就证明了,甚至苏联的坦克也吓不倒他们。
  因为布拉格被分割为二,我们新闻记者也只好分头活动。在早晨4时左右,在桥上断绝交通之前几分钟,我开车从设在阿尔克隆旅馆的《纽约时报》办事处前往伏尔塔瓦河左岸的美国大使馆,同车去的还有我的捷浯秘书兼译员基·沃列尼科娃。在此之前,我用阿尔克隆旅馆的电传打字电报给《纽约时报)驻伦敦办事处发了一条几百字的关于入侵的消息,但我担心俄国人会切断这条电传线路。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早在午夜就中断了。我想到,大使馆自己有一条电传打字电报线,如果别的途径都断了,我还可以用它来发报。美联社记者彼·雷哈克在阿尔克隆旅馆发出的急电使全世界知道了这次入侵事件,他也和我们同行。前一天下午刚到布拉格来进行例行采访,收集经济情报的《纽约时报》记者克·范斯沃思仍然留在阿尔克隆旅馆以便掌握伏尔塔瓦河右岸的情况。结果是,我们在河的两岸都留有记者,使《纽约时报》在了解局势发展的全貌方面具有了十分方便的条件。我们到大使馆时,雅·比姆大使已从他在布贝内奇区的住宅赶到使馆,使馆的工作人员正以非常高的效率顺利地工作着,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他们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比姆(后来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对我们的向题和要求十分理解并能友好地加以解决。他非常帮忙地让我们随时使用大使馆的电传打字电报一一使馆同华盛顿的联系使用其他通讯手段——这才使《纽约时报》、美联社以及后来美国其他新闻单位能的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布拉格发出的新闻报导。假如不是比姆而是我认识的一些美国驻别国的大使,他们不象比姆那样勇敢和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这种处境下会怎样做呢?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寒而栗。沃列尼科娃和我被安置在大使馆的接待室里,有一台收机和打字机。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它就成了《纽约时报》的办事处。雷哈克懂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他同沃列尼科娃轮流守着收音机,他还和我轮流守着电传机。这部电传机使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极了。
  那天清晨布拉格是一片混乱。苏联军队和象征性的保加利亚部队控制了全城,但他们无法与被占领的当地的人民对话。凌晨4时左右,在布拉格电台恢复播音之前,我们在210米的波段里偶然地收到了一个自称是“伏尔塔瓦电台”的很弱的广播。尽管我捷浯懂得不多,但我也明显地听得出来,广播员是一个德国人,捷语的重音糟糕之极。不久我们就弄明白,“伏尔塔瓦”是“盟军司令部”设在东德的电台,它广播了入侵各国政府的声明,妄图解释它们为什么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为了确使捷克斯洛伐克人知道有这件事,还将声明印成传单从飞机上从坦克上撒向十分愤怒的群众。
  写出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究是出于天真还是由于厚颜无耻和存心欺骗,这很难说。派兵入侵一个兄弟盟国,还要说什么“你们的阶级兄弟已来支援你们了”,这不管怎么说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良知和理智的侮辱。只有像契尔沃年科大使这样完全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实际的人才会错误地设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会相信这次干涉真是应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最后,这份呼吁书也成了苏联人不讲信用的见证。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任何一个捷共党员,不管他是多么亲苏,都没有承认请求外国干涉;不仅如此,连《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捷共中央主席团前任委员科尔德和皮列尔这些臭名昭著的保守派还特意公开声明:他们没有干这种“背叛”祖国的事。
  既然对侵捷之举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作出了尽可能完善的解释,苏联的政治军事领导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他们实力控制下的布拉格究竟应该怎么办。入侵这一天刚一开始,莫斯科的头头们已经遭受到两个重大的失败。
  
       第一个失败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很快就以准确无误的明确方式表明,他们对华沙条约的军队前来“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丝毫不感兴趣。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利贝雷茨、科希策等几十个城市的大街上,市民们向苏军坦克和伞兵吐唾沫,扔脏东西,辱骂他们,而且在第一天的早晨还在好几处放火烧了装甲车。苏联士兵原来听他们的指挥官说,他们是去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现在看到市民们的这样强烈的反应,感到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年青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近坦克,把石油倒在破布碎棉上点后塞进坦克的排气管,几十辆T–55型和崭新的T–66型坦克就这样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广场上和大街上熊熊起火,发生爆炸。当他们不能这样攻击坦克时,他们就在坦克上画希特勒的卐字。俄国人吓坏了,以为这会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他们开枪进行了还击,有时是出于自卫,有时是无缘无故的,并没有人惹他们。在凌晨的几个小时之内,有几十人被击毙,几百人负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服从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的命令没有抵抗,但是人民含着愤怒和仇恨的泪水在努力战斗。
  如果说,人民在大街上的反应使俄国人目瞪口呆的话,那么政治家的反应就更叫他们吃惊了。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一直宣布不了据他们说是请求干涉的领导人的名字,也无法组成一个亲莫斯科的捷共领导班子或者政府。原定计划是想让斯沃博达出面,这样来维持表面上法统的延续性,但这位老人死也不干。当时斯沃博达总统实际上是被拘留在总统府,但他坚决拒绝参与任何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事。相反,他接见那些设法进入总统府的政府部长们。一位自由派的捷共议员阿·波列德尼亚克上午9时30分同总统打通了电话,斯沃博达在电话里说,他已经要求苏联人允许他到大街上去视察,并且前往党中央委员会。10时07分,几十名议员在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议会紧急会议(并宣布议会要连续举行6天会议),虽然议会大厦已被苏军包围;会议通过了一份致华沙条约五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撒退入侵部队。以八十老人兹·费林格为首的议员代表团前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了这份抗议书。
  捷克斯洛伐克人并不象契尔沃年科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他们正在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甚至连那些原来估计会支持华沙条约干涉的人,也气愤地参加了自由派阵营。那些俄国人最信得过的朋友,在民族感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也不敢出头来代表俄国接管政权。他们只有隐藏起来,不作声,不然,他们的生命就有危险。这次夜间的突然袭击比什么都灵地使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共产党团结了起来——关于这一点莫斯科当时和以后都无法理解。
  8月21日清早,契尔沃年科大使和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在苏联大使馆同一小撮躲避在那儿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守派商谈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如何处置当时被囚禁在党中央大厦的杜布切克等人以及被关押在飞机场的切尔尼克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这些人同意应尽最大努力当天在布拉格召开党中央委员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俄国人和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一筹莫展,事先费尽心血准备的计划搞不成了,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苏联人的第二个大失败——与第一个失败同时发生的——是布拉格电台仍然继续在播音。早晨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个人的呼吁,号召人民照常去上班(当时杜布切克是在苏联士兵的监视下,但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因而他很可能是打电话出来的。)6时35分,电台播音员以平静的声调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对占领者实行消极抵抗。7点差几分的时候,布拉格电视台通过郊区的楚克雷克发射塔恢复了播出〈因为在斯特拉霍夫区的主要发射塔已袖苏军占领)。8时12分,它播出了捷科学院抗议占领的声明。
  在早晨7时左右苏军指挥部决定用武力夺取布拉格电台。坦克开始从瓦茨拉夫广场向维诺赫拉德大街的电台大楼移动,另一些部队从东郊也向电台进发。但当时瓦茨拉夫广场挤满了几千群众,另外大批群众正在老城广场集合。7时15分电台广播号召老城广场的群众散开,并且拆除他们用电车和公共汽车筑起的街垒。“自我克制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女播音员以平静的语调说。接着,一个男播音员说,电台大楼的楼下已经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女播音员又说,“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你们不要受人挑动!。……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据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的布拉格大楼前已经开始射击,那里有6辆坦克……部队使用了曳光弹,也许还使用了实弹……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时间很紧迫……瓦茨拉夫广场的群众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
  接着是一段沉默。7时18分布拉格电台又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请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我号召你们保持平静。”广播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
  
       7时25分,一队苏联坦克在布拉格电台大楼前摆开阵势。但是,怒气冲冲的年轻人在离它们几百码的瓦茨拉夫广场筑起了街垒。广播员反复说:“几百名群众正在以自己的身体阻止坦克前进。”
  当我和沃列尼科娃在美国大使馆收听广播的时候,在收音机里也能听到枪声,还有苏联飞机在电台上空低飞而过的轰鸣声。这时,电台播送着斯美塔那缓慢而悲哀的《摩尔道组曲》,7时35分,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做广播记录的沃列尼科娃听到这里,热泪不禁簌簌而下。我也感动得快要落泪了——,这不是作为一名记者职业上的那种通常反应。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收音机里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我想,一切都完了。我跑上去用电传打字机发了一条消息,报导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终于被迫停播了。
  十分钟之后我又回到房间里,布拉格电台奇迹般的竟又重新播音了。不知怎么的,播音员还能够播音,广播线路也没有被破坏。这一次由男播音员播,他说,受苏军包围的捷外交部要求电台广播它的一项声明,声明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非法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外交部负责情报交流的人是该部外国新闻司司长卡·杜费克。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是五十年代大清洗的牺牲者。他在那天黎明时分赶到外交部,然后就综合各国通讯社的报导(外交部有一条电传打字电报专线)和国内外的广播,整理出来供部领导参考。哈耶克外长那时正在南斯拉夫休假,但代理外长瓦·普列斯科特——这个人从来就不太同情改革纲领——代行他的职务,他和他的助手们起草了这份向侵捷各国政府提出的抗议的照会。这个杜费克以后还坚持工作了好几天。
  上午8时15分,布拉格电台广播了斯沃博达总统下面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
  在最近几小时里,我国出现了复杂的局势。此时此刻我无法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作为捷克斯洛伐共和国的总统,我以我在担任这项职务时所承担的全部责任向你们讲诺,迫切地要求你们保持理智和完金的镇静。
  希望你们记住自己作为我国公民的责任,为了祖国的利益,不要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希望你们像近几天表现的那样庄严和遵守纪律,等候我国的合法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这时,布拉格电台又沉默了。这一次是苏联伞兵冲进了播音室,打断了播音。这是争夺广播大楼的战斗的紧急时刻。苏联坦克在维诺赫拉德大街上疯狂射击,炮弹和机枪子弹击中了街上的建筑物和停着的汽车。另一些坦克朝瓦茨拉夫广场最高处的庄严雄伟的民族博物馆开火,撞毁设在附近的街垒。但是青年人,许多是留着长头发的小伙子和穿喇叭裤的姑娘们,赤手空拳地同坦克搏斗,他们用火炬烧毁坦克,用断树枝抽打它们。
  
     《纽约时报》记者克·范斯沃思当时正在瓦茨拉夫广场,事后他给该报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当苏联坦克用机枪向一辆卡车扫射几分钟之后,本记者看到4个被杀害的捷克斯洛伐克年青人,其中一个人的头给子弹打烂了。……大街上人们流着泪,大声咒骂坦克的这种暴行。一辆坦克上大火熊熊,不能行动了。在布拉格电台大楼附近的另外两辆也着了火,退走了……一个捷克青年学生看着被机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民族博物馆说:‘甚至连德国人在大战期间都没有干过这种事!’”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是广播并没有停止多久。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比尔森、布拉迪斯拉发等几十个电台继续进行这场战斗。这就使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有时间建立起一套令人惊异的地下广播网,它使抵抗运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
  这套地下广播网显然是在几个月之前就筹划建立起来的,虽则布拉格电台和电视台的任何人都从未承认过这一点。这套地下广播网技术上运转正常,调度灵活,领导这项工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台长兹·赫兹拉尔42岁的国家电视台台长、深孚众望的国民议会议员伊·贝利康。他们两人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和播音员转人了地下。到了中午,“合法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就开始播音了,这使苏军指挥部感到很气恼而又沮丧。广播是从布拉格十几个秘密地点播出的:有的是地下室、私人住宅、不住人的阁楼,有的广播点十分明显,近在身边,可是苏联特务就是找不到在哪儿,气得没有办法;除了这些地点之外,当然还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其他城镇。当广播人员发现可能有苏联无线电追踪队在追踪他们时,他们就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地点去。有时候播音员还告诉收听广播的人说:“我们要转移了”,播音将中断片刻。转移时有的步行,有的用出租汽车、私人汽车,还常常使用救护车,装上广播器材,播音员就化装成医生和护士。俄国人连一个秘密电台也没有查到,也从未截获到转移的广播人员。这是因为捷克人见了苏联人什么也不说。在建立地下广播网时,捷军电台和内务部电台还帮忙出过主意,提供过设备。8月21日下午有人收听到内务部的电台,它提醒比尔森的广播人员赶紧离开,因为“俄国人正在接近你们”。但过了两天之后,秘密电台就不再需要这种帮助了,布拉格、布尔诺、俄斯特拉发和布拉迪斯拉发的电视台竟然也从秘密地点恢复了播出,节目有新闻,座谈讨论,甚至还有反对占领军的讽刺小节目。
  布拉格街头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青年人高举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有的还染着死难者的鲜血,在街上游行,他们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还叫:“俄国人滚回去!”
  在占领的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完全控制在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一致拥护的进步派共产党领导人的手里。苏联政府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在布拉格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新的步骤,危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塔德·舒尔茨(Tad Szulc)/文                                            
                                                                                           张振第、丛林/译
              出处 : 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