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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 香港社會政治覺醒的動因:階級關係、參政需求、族群認同

2017年04月12日 台港澳 ⁄ 共 22773字 ⁄ 字号

摘要:香港社會的政治覺醒,在2014年爆發的「佔領中環」運動中達到了階段性的高潮。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十幾年,恰與全球化深入發展和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崛起同步。在此背景下,香港自由放任經濟模式的失效,使得本港中下階層開始意識到必須通過爭取在公共事務中的發言權乃至決定權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新世代人群中的興起,也使愈來愈多的香港人開始反思經濟發展至上的治理模式。百多年來資本家和職業官僚聯盟對本地公共生活的絕對主導地位正在讓位於經典的階級衝突的政治。相應地,「行政主導」的政治架構面臨着以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的「雙普選」為直接訴求的「真民主」呼聲的衝擊。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治港模式的強硬化、前台化,以及中港交流擴大所引起的文化衝突,開始催生相當數量的港人對「中國/中國人」認同想像的疑惑乃至敵意,「香港人」身份的「族群化」乃至「國族化」的過程也已經發生。本文認為,香港正經歷着「階級」、「民主」和「民族」三重疊加的深刻的社會變革,而它對整個中國政治發展過程的影響也將是重大的。

關鍵詞:普選 後物質主義 認同政治 社會運動 香港

 

爆發於2014年9月的香港「佔領中環」運動,雖經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聯手應對而在12月歸於沉寂,但它展示的香港社會的分裂和對立,顯然並未隨街頭抗爭的暫停而得以彌合。正如那些堅持到最後一刻的被清場者「明日再來」(“We Will Be Back”)的標語所預示的,香港社會尋找自身政治認同、探求合意政治安排的漫長旅程,恐怕才剛剛開始。從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遊行的保自由,到2014年「佔中」運動的爭民主,香港人政治訴求的層級顯然正在上升。未來其走向如何,應當值得所有關注中國政治發展和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運動的人士持續追蹤。

本文並不是對「佔中」運動本身的一個研究,而是意在從香港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變動、來自香港外部的政制安排與本地主流民意契合度的變化,以及作為具有獨特文化和心理結構的香港人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的情感/政治變遷這樣三個角度,來理解港人政治熱情在「佔中」運動中達到階段性高潮的深層動因,進而透視香港社會的政治覺醒;香港主權移交和全球化深入發展則是縱貫本文所有分析的兩個大背景。本文認為,香港傳統的官僚—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結構,正在被來自中下階層的參政需求所撼動;「有自由、無民主」的舊政制安排,正因為民主赤字而朝着「無自由亦無民主」的方向演進,並因而激起了港人以真民主保衞自身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熱情;同時,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的強力干預以及中港社會間交流的日趨頻繁,至少到目前為止都在起着疏離化兩地民情的作用,香港自身認同的「族群化」乃至「國族化」都已見端倪。

 

一 香港的「階級革命」

殖民地時期,香港的階級關係由殖民主義和自由放任經濟這兩個基本點所決定。一方面,由於政治權力明確地歸於本地社會之外的英國人,因此常見於非殖民地社會的諸階級之間的零和性權力鬥爭,並不存在於香港。相對於1842到1978年間中國大陸社會所經歷的各種階級鬥爭,同期的香港實在可以算「和諧社會」。自在的經濟階級,在沒有權力爭奪的刺激下,非常難於發展成為自覺的政治階級。特別是處於中下層的經濟階級,其政治性的組織化程度一向非常之低1。另一方面,迥異於宗主國英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首相撒切爾(Margaret H. Thatcher,又譯戴卓爾)實行改革這段時間日漸傾向福利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策潮流,港英政府在這個香港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卻堅定奉行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而不論因果關係如何,同期香港經濟的出色表現,也使得自由放任從政策層面深入到一般社會成員的理念層面,成為至今仍佔據香港社會主流的經濟哲學。

政府的低干預度一般有助於資本相對於勞動的議價能力,具體到香港這樣一個外向依賴極強、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型經濟體,就是商業和金融資本在整個經濟體中佔據着幾乎不受制約的優勢地位。在殖民地政治架構下,人數眾多但卻無組織的勞動或中產階級也就難以通過政治行動來平衡資本的經濟優勢。而當自由放任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時,相當數量的中下層社會成員也「主動」放棄了通過參與公共生活來改善經濟和社會條件的願望2。簡而言之,殖民地時期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乃至一般性的社會思想,都有助於資產階級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

深諳帝國主義統馭術的英國政府,非常注意在殖民地社會上層精英中培育殖民主義的利益共同體。通過在中高級政府職位中逐步引入本地華人官員,任命華人進入行政局和立法局等諮詢性機構,給予富豪或其他社會知名人士各種英國榮銜和裝飾性權利,港英當局相當成功地「統戰」了本港的資產階級3。在1980年代初,中英之間開始談判香港未來前途的時候,整個社會中上層其實是希望英國的統治——不論是以名實相符(即交回新界、保存港九)還是有實無名(即所謂「主權換治權」)的方式,能夠得以持續。當談判進程顯示整體主權移交不可避免之時,就爆發了港人不情不願的向外移民潮4。這些都是英國統戰香港成功的明證。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主權移交於共產黨執政的中國以後,不僅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在本港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反而使在港英統治後期已露端倪的政商聯合統治的政治架構更形固化:在「政」,固然有從倫敦政治家到北京政治家的變遷;在「商」,則始終是以聞名遐邇的大銀行家、大地產商等香港資產階級為其面目。

從1982年中英談判一開始,中國政府方面就改變了此前三十餘年主要以左翼勞工運動為抓手的對港方針,轉而鎖定資本作為其在談判、過渡和移交後的本地合作夥伴。一方面,這當然是基於業已在香港形成的商業和金融資本主導社會的現實。作為陌生的新統治者,相對於爭取本地下層的聯盟策略,爭取本地上層精英的配合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主權移交的政治變化給社會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政治路線之後,中國大陸對香港的需求,就是後者由中國官方保持對外聯絡的隱秘管道一變而為全方位改革開放的重要門戶。內地對香港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需求,對香港作為世界主要貿易中心之一的渠道倚重,直至1990年代中期都沒有改變。對於滿足這些主要是經濟性的需求而言,香港資產階級的作用顯然更加不可或缺5。

而對香港資產階級來說,他們赫然發現共產黨原來並不可怕,甚至非常可愛。在經歷回歸初期的短暫恐慌之後,他們迅速獲得並信從了北京的政治保證——所謂「舞照跳、馬照跑」,所謂「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在皆是。單就資本而言,自身增值的需求只要得到權力關係的保證,這種權力來自倫敦還是北京,其實也沒太大關係。關鍵是這種保證的可信度——一旦看清了對方對自己的需要的真實程度,則這種可信度也就不是沒有根基的了。

基於相互需要的聯盟極易形成,在各自需求結構不變的前提下,也極為堅固6。鄧小平和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商都明白這一點,也都願意為此買單。香港華人資本在內地的投資,在外部世界多還在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持觀望態度的時候(這方面,日本是個重要的例外),的確也起到了開路和釋疑之功;在經濟效益之外,其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邊際效應尤其巨大。作為回報,北京揀選的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本港委員,多數都富可敵國。這保證了資本的聲音在十三年的過渡時期(1984-1997)凌駕於香港社會的其他階層,也保證了親資本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和資產階級在香港政制中的結構性優勢可以平穩地從「殖民地香港」進入「特區香港」。不僅如此,主權移交同時意味着本港政府職位的最高層從英國人到中國人的轉移。由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原則下,北京中央政府並不直接向港府派員,本港華人的上層精英,特別是與資產階級關係極為緊密的職業官僚階層,還毫不費力地獲得了香港日常治理的最高權限。可以說,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香港資產階級在本地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達到了空前的高度7。

可惜,資產階級的「港人治港」頗有點生不逢時。和主權移交同步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兩件事情,都嚴重地衝擊了香港經濟,造成了「港人治港」的正當性危機。特別是中國的「入世」,一方面取消了香港作為內地轉口貿易基地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加速了香港產業和資本向內地轉移的過程。香港貨櫃吞吐量被中國內地港口超過以及其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上海的挑戰,反映了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經濟增長過份依賴其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和區域優勢的弊病。相比於對中國經濟依賴度較低的、亞太區內另一個主要城市型經濟體新加坡在同一時間段內所展現出的經濟活力,可以說,亞太地區最具全球化特色的「世界的香港」,卻在一個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不經意間成為了一個經濟意義上的「中國的香港」。固然,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融入世界本身就是冷戰後全球化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而香港通過在這一歷史性進程中扮演重要的「滑輪」乃至「引路者」的角色也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利益;不過,一旦中國從世界經濟之外進入世界經濟循環的過渡階段結束,不再需要(至少不再像以前那麼需要)滑輪、中轉或引路者的時候,香港所遭遇的角色危機轉化為經濟危機也就非常難以避免了8。

本文無意探討自由放任的經濟學主張在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和適用性問題,但可以觀察到的現實則是,株守「最小政府干預」這個舊港英政府政策信條的新特區政府,在應對上述帶有根本性的環境和時代變化時,表現遠非盡如人意。回歸以來,經濟增速下降,經濟收益分配畸形地傾向於資本,傳統勞工階級的工作機遇隨着持續衰落的製造業徹底北移而受到衝擊,就連服務業經濟的主體人群、中產職業人士的議價能力也日見削弱。傳統建立於經濟福利改進基礎上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衝擊。順理成章地,沒有了英國人當擋箭牌而只能自己出面統治香港的本港資產階級的政治威望也因之受到挑戰。學者蘇耀昌在上個世紀末曾認為,香港的主要政治矛盾存在於資產階級和以職業人士為主體的中產階級之間9,而十餘年後的今天,筆者認為香港的底層階級也已經開始政治覺醒,並和中產階級大致結成了或明或暗的聯盟。

與此同時,因經濟發展乏力而疊加於社會不滿之上的,是愈來愈多的香港中下階層成員對唯經濟馬首是瞻、唯經濟發展至上的公共施政的質疑。從理論上對這種質疑和反思的最好的概括,就是所謂「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價值觀。簡而言之,在基本的物質生活得到較為可靠的保障之後,市民社會成員對公共政策中事關經濟增長的部分開始賦予愈來愈低的重要性,而對事關環境、人權、文化多樣性和精神生活等的公共議題則開始愈來愈多地關注,這種新的價值觀念開始超越現代以來的物質主義傾向,因而稱為「後物質主義」10。

發端於1970年代歐美社會的這種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漸漸地在步入富裕經濟體之列的香港得到了傳播和響應。從1980年代以來反對大亞灣核電站運動,反對強制遣返越南難民運動,到2006年以來反對天星碼頭遷建、反對廣深港高鐵方案等運動,都是香港市民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開始扎根、並在一部分人士身上由價值觀變遷深化為行動邏輯變化的確證。毋庸置疑,這種價值觀的變遷最明顯地體現在香港的年輕一代身上11。

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很大程度上基於此的社會運動,其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並無任何先驗的規定性。但是當政權所推行的某些具體公共政策與後物質主義基本價值觀相衝突時,雙方發生政治對立的可能性當然有機會增加。在過去的四五十年中,人們看到愈來愈多的反核電、反對濫採自然資源、保護少數人群的文化權利、伸張同性戀權利等內容多樣的社會運動,其中相當數量都牽涉社運參與者與政府之間的博弈乃至衝突。香港特區政府以親資本、重經濟發展為底色的施政方針,在很多市民眼中看來,恰恰是以犧牲環境(如興建核電站)、犧牲文化(如清拆具有歷史意義和集體記憶價值的天星碼頭)、犧牲社區(如為興建高鐵而清拆石崗菜園村)為代價的12。

這樣,以社會運動為載體,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與主導着特區政府的資產階級,就在從話語霸權到街頭對抗的寬廣範圍內,展開了事關公共生活主導權的鬥爭。這場正在發生的「階級革命」,很可能徹底改變香港社會的權力格局和發展路向。它有三個特點非常值得觀察者注意:

首先,它是在地者和不在地者之間的衝突。香港資產階級其實早已是全球化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早已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着最大限度的利潤。即使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中下層級,也都可以幾乎沒有障礙地在本港之外的很多地方找到其資產和人身的可靠寄託所。而香港的中產階級(如律師、會計師、金融從業者、醫生、教師、記者等)雖有一定的全球移動能力,但其大部分仍然和香港的勞工階級(如店員、工人、農民、漁民等)一樣,是固着於香港本土的。在邊際效應的意義上,這場鬥爭的結果對於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干係更大。

其次,作為這場革命主要載體的香港社會運動,緊密地鏈接於全球的社會運動,因而具有超越本地性的全球化特徵。二者之間不僅分享很多相同的動員話題(如環保、人權、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等),而且在社會運動的手段上也高度同步:從傳統的示威、遊行,到新興的「佔領」以及基於互聯網技術的組織和傳播手段,再到與軍警憲特等國家機器的肢體衝撞,香港社運與發生於從紐約到開羅、從德黑蘭到基輔的社運或有激烈程度上的差異,但基本的運動「劇目」(repertoire)卻是一致的。這種話題和手段的同步,又是基於社運參與者(特別是其領袖人物)對於本地社運與全球社運的自覺認同和主動聯絡之上的13。

最後,也可能最重要的是,這場階級革命的內在邏輯指向香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民主與中產階級的關係是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經典政治學話題,而勞工運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通過街頭或議會鬥爭在歐美國家對於民主的拓展(最直接地表現為普選權的擴張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崛起)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香港在作為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之時,民主當然無從談起。主權移交之後,圍繞經濟和非經濟議題產生的社會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觀點和利益分歧,開始日益顯著。香港的階級政治發展落後於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情況將要結束,佔人口多數的人們反對佔人口少數的統治精英的態勢,是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動力。香港的階級革命,始自經濟利益的分殊,繼而演化為更具超越性的價值觀對立,並進而導致中下階層對政治表達和參與的需求日益增加。

 

二 香港的「民主革命」

既然要談論正在或將要發生的「民主革命」,則不能不對當下香港政體的安排有所分析;而對於當下安排的分析的最佳起點,恰是主權移交之前。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其權力歸屬簡單明確:代表英國君主的香港總督具有裁決本港事務的最高權力,他由一個多數成員由其委任的行政局輔佐。起源較晚的立法局事實上僅具諮詢和建議之權,其任何決定對於港督及其行政系統,並無法定約束力。本港司法系統相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的確處於獨立地位。但根本上說,這種獨立性並不來自本港法院,而是來自英國上議院。對於身兼立法局和行政局主席的港督的制約來源於英國政府對他的任免權。因此,殖民地香港的一切權力經港督而最終屬於倫敦,香港本地居民遲至1991年才蒙允部分參與的立法局選舉僅有增加代表性的功用,而無實質性的權力意義。香港在英帝國的地位是殖民地而非自治領,絕無民主可言。

但是,沒有民主倒還並沒有意味着沒有自由。殖民地香港作為英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享受着源自《大憲章》(Magna Carta)的英國自由傳統。港人的基本「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如人身保護和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俱在英國法治保護之下。英帝國的殖民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本來有一次由傳播西方價值向依俗而治的轉變14,但香港島在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時候並無具有實際意義的本地社會,絕大多數人口都是在1842年之後由中國內地遷入的。因此港英當局並無遵從一個依中華禮俗—法律而治、先於殖民地存在的本地社會傳統的必要。這一點在九龍和新界分別於1860和1898年也成為英國殖民地的一部分時稍有變化,但總體而言,英國人可以自由地將其本國法律施行於香港。事後來看,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港人之幸。

這種「有自由、無民主」的英式殖民體制,依《英皇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和《皇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等基本法律文件而得以建立,並經由回歸後實施的《基本法》而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存。在政治權力方面,特區首長在行政會議的輔佐下主導着香港公共事務。由於特首有了港督所沒有的對於政務、律政和財政三司司長的提名權,他在行政會議內部的地位甚至比港督在殖民時期的行政局中還要高。特區立法會由於有了部分席位的直選,而較殖民時代的立法局理論上更有獨立性,對行政機關有更大的制約,甚至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彈劾特首,但是通過對功能組別15議席的控制以及親行政團隊的所謂「建制派」的部分選票,特首事實上仍然相當安全地享有對立法權力的掌控。特首的確須經一個8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但當然不意味着香港市民對特首的權力制衡——即使這800人也無權力罷免或彈劾特首。因此,對特首有實質意義的制衡仍然最終來自中央政府的任命權。香港司法的地位,本來由於《基本法》所定的終審權在地原則而有所提高,但是特區行政當局和港區人大代表等屢次繞過法院直接提請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而後者也都慨然應承的事實說明,香港司法在最重大的問題上仍不具備制衡行政權力的權能16。

可以說,從權力的產生、分配和制衡等方面看,香港特區的政治制度仍然不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一定要說相較殖民時代有所進步的話,也實在是微乎其微。從0到800的變化,在數學上是無限大;但將800人放到700萬人的背景下,與其說是民主,還不如說是寡頭。至於香港人的市民自由,通過「一國兩制」對於殖民地香港絕大部分法律的保留,倒是得到了原則上的保護(《英皇制誥》之類的憲法性文件當然不在此列);至於實際運行的狀況,則又另當別論。綜而言之,特區政治制度可以說是對殖民地時代政治制度的「新瓶裝舊酒」,除了最終控制權從倫敦轉移到北京,香港政制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就此結果而言,想來英國人在1982年剛和中國共產黨人在談判桌前坐下時,肯定沒有想到他們是在和一群比傳統英國紳士還要保守的「革命黨人」打交道。後者除了想把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歸為己有,並不想在別的任何方面改變它。從共產黨的角度說,他們對香港的需要此時主要是關乎經濟考慮,而經濟繁榮的最大威脅之一,恰是經濟體成員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因此,與其說共產黨人是保守的,不如說保守更符合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雖然對決定自身命運的談判進程毫無影響力,但他們對保持當時制度現狀的偏好卻是真實的。當這種偏好得到北京和倫敦的聯合許諾時,港人是基本滿意的。

如果沒有本文前一部分所討論的,與香港主權移交基本同時發生的經濟和社會心理變化,這種「蕭規曹隨」的安排也許能夠平穩地運轉很長時間。但是,經濟增長的失速,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持續發酵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長久以來滿足於安定繁榮現狀的香港中下階層市民與執掌政權的上層階級之間的利益和觀點分歧愈來愈大。而當前者開始以一種更為積極的態度嘗試着對本港公共事務發聲,嘗試着通過參與公共生活為自身謀得利益和尊嚴的時候,「有自由、無民主」的制度安排不僅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反而足以最大化他們的失落感和受挫感,也最大化政治參與的危機。香港市民有自由表達願望,卻無民主權力、民主機制來幫助他們將願望轉化為政治和政策的現實。被外來殖民統治延宕了的內部階級衝突,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後終於凸顯,也使繼承於殖民時代的特區政治架構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從「保持穩定」、「促進增長」的所謂優良政體,變為「權貴聯盟」、「不公不義」的劣質政體。

香港中下階層發現,所謂的「港人治港」,並不是每一個香港成年人都有權利參與治理香港,而只是港人中間的一小部分有權力治理香港而已。這時,《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關於特首和立法會原則上應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承諾和規定,就成為無權力的港人爭取民主的焦點;而他們已有或尚存的市民自由,在其自身價值之外,還具有了作為爭取民主的憑藉或武器的工具價值。

因此,在香港經濟仍未從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破裂的雙重打擊中走出來、政府威望因處理沙士(SARS)危機失誤而處於空前低點的2003年,特區政府秉承中央政府意旨提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的國家安全事項立法,就立刻引爆了香港有歷史紀錄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香港市民所擔心的是,一個權力不受市民制衡的政府,將在「二十三條」立法的幫助下,透過「國家安全」的名義,肆行對言論、結社、遊行、示威乃至個人隱私等市民自由的侵犯。參與2003年「七一遊行」的五十萬人約佔香港成年人口十分之一,這個比例充分顯示了港人對於自身自由所受威脅的擔憂程度17。而最終港府因面臨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不得不無限期擱置「二十三條」立法的決定,卻也令香港市民認識到政治行動所具有的力量18。

從2003到2013年,期間經歷有關曾蔭權繼任特首任期和2007/08年的特首、立法會選舉規則的兩次人大釋法、國民教育運動的攻防、中聯辦人士所謂「香港存在兩支管治隊伍」的言論風波,以及多次疑似政治權力壓制新聞自由的事件之後,也就是經過多次讓香港廣大市民感到政治上的不安全和卑屈感的事件之後,港人進一步體會到沒有自身權力的保護,任何自由都可能失去這一事實。戴耀廷等「佔中三子」終於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主張,將爭取2017年特首真普選的民主要求,明確地與面向全體港人的政治抗爭呼籲聯繫了起來19。

如果說2003年的大遊行是保衞自由的防禦戰,那麼倡議於2013年的「和平佔中」就是毫不隱諱地爭取民主的進攻戰。僅此概念的提出,以及圍繞這一概念而在香港社會各階層所爆發的激烈爭論,特別是它所引起的特區和中央政府的高度緊張,就已經昭示了廣布於香港社會(特別是中下階層)的民主呼聲和深植於社會運動這一鬥爭形式的力量。引而不發,即足以確立香港市民社會在民主革命中的攻勢地位。而自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七十餘天的實際街頭佔領,雖未達成具體的政治目標,但卻將整個香港年輕世代政治參與的激情點燃,就如1960年代末的西方社會風潮那樣,「佔中」運動勢將成為未來數十年香港政治演進的標竿和神話。

在歐美成熟民主國家,本來是作為對既有民主制度的批評性補充的社會運動20,在香港卻成為了爭取民主的主要手段。這是香港民主革命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和19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運動」的模式不同,香港的政黨、工會、商會、教會等(作為傳統民主化運動的組織載體)發育並不充分。過去十年間的多次大規模遊行示威,經常是由很多小型的、話題性存續時間較短的民間社團,與一些成立時間較長、但號召力也不是特別強的政黨和其他社會組織共同發起和組織的。而在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結束之後,這些發起組織之間的聯盟也通常立即宣告結束21。這種零散化、短期化、非正式化、非中心化的特點,是和近四十年來的新型社會運動相契合的。但正如過去數年間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伊朗、烏克蘭等國的顏色革命所示,這種組織和行動方式雖然有時可以具有極大的衝擊秩序的能力,卻似乎不足以建設其自身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民主生活22。

尤其是香港政黨的欠發達狀態,對於建立和運轉民主是非常不利的。儘管所謂「政黨衰落」的說法已經流行了數十年,但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找到「去政黨化」的運轉現代代議制民主的方式23。2012年,香港最大的泛民主派政黨民主黨與中聯辦和行政當局在立法會選舉問題上的合作,一舉瓦解了香港泛民主派與建制派在這個問題上的博弈。該事件說明了政黨鬥爭的重要性,卻也極大地加強了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和一般市民對政黨政治的不信任。香港民主革命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港人能否找到一個方法,從起源於對既有民主制度的不滿並試圖補充之的社會運動,發展出一套在沒有民主的政治環境下爭取和建設民主的行動方略。

香港民主革命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如無意外,它將是一個在威權國家爭取地方性民主的奇特案例。在新近建立的民主政體內,存在一些相當不民主的地方政區,已頗少見24;而在一個威權國家內部,出現一個真正民主的地方政區,以筆者見識所及,還沒有過。所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當兩種制度都不過是非民主政體的不同變體的時候,或可大致維持油與水的關係;而當兩種制度間是民主與非民主的差別時,勢成水火就非常可能了。尤其是當中央政權是非民主政體的時候,它對於地方政區民主的容忍限度實在不容樂觀。事實上,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層,在中英談判前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都曾對共產黨執政的中央政府持強烈的不信任態度。「二十三條」立法風波以及後來的多次類似爭議,其實都令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治港政策日漸不安。這些事件也明白地顯示,香港民主化的標的是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普選,而阻力除了來自現有的非經民主方式產生的特區政府,還有透過這種不民主的政治安排而實際享有最後政治決定權的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隱衷究竟為何?這大致可以從擔心民主運轉的示範效應、內地權貴階層希望掌控香港經濟換得個人和集團利益等方面去分析25。但本文並不打算展開這些分析,只是想現實主義地說,不論隱衷如何,業由一方掌握的權力,現遭另一方索取,不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乃至鬥爭,是不可能實現權力移交的。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大增,中央政府自信滿滿,其在港代理人忠心耿耿,甚至相當多的大陸民眾也不理解和支持香港民主化的狀態下,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能夠戰勝這些困難?顯然,本港民主派無法從別的國家或地區獲得參考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泛民主勢力是在進行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甚或政治探險。

 

三 香港的「民族革命」

相較於香港的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談論香港的「民族革命」可能更有爭議性,相關概念的釐清也更形複雜。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就是,本文所談的「民族革命」,並不是指因上世紀中期的「去殖民化」或「民族解放運動」而為世人所熟知的那一政治過程。在150多年的殖民地歷程中,美化港人對英國殖民者的態度,說甚麼「感激」、「愛戴」之類,固屬牽強;但要說港人曾經有自發而廣泛的去殖民化要求,無論是「自治」還是「回歸祖國」,也很難找到堅實的證據。這裏強調「自發而廣泛」,是因為1940年代之後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向香港派出的滲透力量,出於各種原因和目的,確曾發動過以回歸中國政府管轄為目的的小型暴動。但是,一來這些行動都持續很短,而且並不曾帶動多數香港市民的參與;二來不論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政府(直到1982年中英談判之前)事實上也都並不把收回香港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議程26。在既沒有內部要求,也沒有重要的外部要求的狀況下,反英意義上的「民族革命」在香港實在無從談起。二戰後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發生的所謂「民族民主運動」,在香港確是波瀾不驚。

本文要談的香港「民族革命」,是借用「民族」一詞來論及「認同政治」,具體而言是指一部分香港人試圖構建區別於(而不是包含於)「中國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努力——初露端倪卻在日漸生長。既然是初露端倪,下面的分析難免不是趨勢性的,對於各項證據的取捨和概括也更注重其可能的發展趨勢。

首先,在經濟層面,過去三十餘年,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幾乎全部製造業和愈來愈多的服務業的北上發展,以及主權移交後日漸增加的大陸人士赴港工作,在本港下層和中層就業者中間業已造成了「工作被大陸人搶去了」的印象。這種所謂的就業市場爭奪是否有足夠的統計依據,以及它的經濟學學理和政策意義究竟為何,皆有繼續討論之餘地。但就本文所涉的認同主題而言,重要的是這種主觀印象的存在,說明一個市場經濟現象已經被賦予了經濟之外的意義:A人群(香港人)的經濟利益(就業機會)被B人群(大陸人)損害了。「香港人」和「大陸人」原本僅是依據空間的劃界而成立的概念,本身並不意味着任何有意義的社會關係,但是想像中的就業競爭,卻將二者之間的空間邊界賦予了實質性的經濟意義(就業),而且以一種對立的方式(競爭)在二者之間建立了社會聯繫。勞動力市場的「族群化」(ethnicization)恰可以反過來看成是兩個「族群」(ethnic groups)藉着市場競爭而建構彼此間的社會邊界(social boundary)的過程,而西方政治學界的主流族群研究理論表明,邊界的形成乃是族群性(ethnicity)得以成立的最重要標誌27。當然,這裏雖然只談到了中下層的勞工和服務業市場,但「香港人」和「大陸人」的經濟競爭關係還存在於上至資本博弈、下至黑社會經濟的幾乎全部經濟層級。競爭而不是合作,意味着至少一定程度的對立乃至敵對,而這正好能夠賦予族群邊界某種必需的「禁忌」感。

其次,在經濟競爭之外,因為內地遊客赴港「自由行」等因素,「香港人」與「大陸人」在文化心理層面上的差別也正從相容演變為對立。「自由行」遊客近乎無法控制地增長,一方面的確給香港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對香港經濟有無可否認的提振作用;但與此同時,即使是模範遊客,數量太多也會對目的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困擾。持續超過香港最佳接待能力的客流,給港人帶來的擁擠、噪音不一而足,更何況赴港大陸遊客中還有不少遠非模範的人士。過去數年不斷爆出的此種大陸遊客的不文明行為,惡化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觀感。在此背景下,在愈來愈多的港人中出現對大陸遊客和大陸人文明程度的質疑。而部分大陸遊客在面對香港市民的規勸或指責時所表現出來的傲慢態度,則直接將港人觀念上的質疑激化為態度上的輕蔑,乃至言語、行為上的回擊。「文明」與「野蠻」,「北佬」與「南蠻」,「國人」與「港仔」,「蝗蟲」與「豬狗」,沿着這樣的森嚴壁壘,「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區隔又獲得了經濟之外的文化和心理意義。換言之,這道社會邊界的內涵愈來愈複雜了。

進一步地,在部分人看來,粵語、粵劇、嶺南文化、歐風英雨之浸染等等,都不再僅僅是「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水平差別而已,而是被宣稱為造成所謂的「文明與野蠻」的高下之分的原因。既然有高下之分,則所謂「本土文化」的保育就不僅有促進文化多樣性的意義,而且成為保衞文明本身的任務。不消說,此種態度在賦予自身某種神聖感的同時,已含有一定的「種族主義」因素。一定程度的過激,其實常見於必須從無中生出有的族群政治家的言論之中。在廣大的受眾群中,通過「我們比他們好」的言說策略來建立「我們vs.他們」之間的差異,比只是說「我們和他們不同」要有效得多。

如果僅只是經濟上的競爭和文化心理上的排斥甚至歧視,在「香港人」和「大陸人」之間發生的邊界構築還頂多是「族群化」而已,然而,當港人所爭取的政治民主化的阻力也被認為是最終來自北京中央政府的時候,「族群化」過程就有可能向「國族化」(nationalization)過程轉變。

香港泛民主勢力與中央政府在「雙普選」(特首、立法會)問題上的對立,也就是民主革命上的對立,已如前述。這裏想從族群/民族的角度強調以下事實:自從主權移交以來,至2012年底,已經有超過七十六萬名中國大陸居民通過俗稱的「單程證」制度赴港定居,他們在港連續居住七年之後,成為擁有香港選舉權利的永久居民。也就是說,在短短十五年內香港人口的10%以上就已經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由於香港人口生育率低,大陸新移民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而且每天150個「單程證」名額的審批權,完全由大陸公安部門掌控,香港政府只能是被動接受;名額本身的增減,香港政府亦無置喙之餘地28。

也就是說,假以時日,中央政府完全有可能實現香港人口比例的逆轉。積極地想從中央政府手中收回本地行政和立法權力的泛民派,終將變成香港的少數族群。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大陸新移民都必定反對香港的政治民主化,但是由於他們與內地的各種聯繫,以及他們對香港殖民時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文化相對陌生,假定他們較老一輩的香港居民更不太可能支持政治民主化,或者說不會以純香港本土居民的方式追求政治民主化,還是合乎情理的。如此一來,香港的民主化成敗就在相當程度上和控制本港的人口構成掛上了鈎。族群政治已經有了充分的發酵空間:民主、自由的香港對峙威權、專制的大陸,後者正在對前者實施人口滲透。更糟糕的是,雖然民主自治是普遍性的政治原則,也是《基本法》所賦予給港人的權力,但是中央政府卻在不能給出任何辯解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香港本地的雙普選,或者用篩選候選人的方式,搞港人所稱的「鳥籠民主」。此種操弄給港人的印象只能是香港成了不是殖民地的殖民地。甚至,英國殖民地時代為港人所享有的市民自由,在回歸中國的特區時代反倒岌岌可危29。今昔對比之下,「港英」政制似乎殊勝於以「港人治港」為幌子的「港共」政制。共產黨當然是中國的執政黨,所以「港共」政府即等於「港中」政府,而且是遠不如「港英」政府的「港中」政府。被稱為「回歸祖國」的主權移交,至此已經完全喪失了大中華民族主義的人心凝聚力。中國民族主義既然意味着比英國殖民時代好處還要少的東西,那麼「香港人」為甚麼要做「中國人」?此問一出,對立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香港民族主義」就已經獲得了觀念上的誕生。

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運動,理論上必須伴隨建立本民族之國家(nation-state)的號召或努力。這一點在香港還不具備。「港獨」的口號、旗幟仍然只是零星見於某些示威或抗議場合,並不具有草根性和群眾性。由學者陳雲提出,在港引起軒然大波的所謂「香港城邦論」,明確地宣稱並不尋求香港獨立30。2014年2月號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覺」為封面主題,邀集數位作者討論「作為民族的香港人」這一話題31。以筆者所見,這可算是「香港民族主義」第一次較為重要的學理亮相。不過直到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1月的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此一論調,這次學理亮相所獲得的公共反應,還只是不溫不火而已。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從經濟到文化,從群眾心理到政治分歧,從大眾感覺到精英論述,香港的族群運動發展到民族革命,實在是只差一次高舉着「港獨」旗號的群眾大遊行而已。

以目前特區政府、中聯辦,特別是中央政府諸對港部門的強硬施政風格,觀察者很難排除官民對立繼續升溫的可能。目前雙方爭議之點是普選問題,這個問題不獲解決,則繼續升溫的對立勢必尋求新的表達方式。或許的確有別的可能,但即將瓜熟蒂落、馬上水到渠成的「港獨」,或許也很難被排除在未來香港建制外政治勢力及其支持者的選項之外。

 

四 結語:香港之於中國政治

1842年,香港被清帝國割讓予英國。在中國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現代性過程中,香港並未參與其中。由於這一過程晚自辛亥前十年才開始,香港和香港人並不需要為自己的未在場而有所抱歉。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型的經濟—政治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窮到富,主要是香港人努力的結果。至於他們的政治覺醒和要求自主命運,自有其不需要任何其他條件即可成立的獨立的規範價值和政治品格。

1997年,香港人在並未被要求表示同意的情況下,被倫敦移交給了北京。香港從此成為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法定組成部分,因而其命運也就和中國牽連在一起。時隔150餘年後的並軌,不可能沒有各種不適和衝突,因為香港和中國內地社會的差異是巨大的。沒有人否認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從未斷開的文化和血緣聯繫,但要說香港的發展變遷沒有過獨立於中國因素之外的、來自其他國家或香港本地的因素的影響,這恐怕比否認香港與中國的聯繫還要難以成立。所謂的「歐風英雨」、所謂的「香港精神」,在香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無法抹去的印記。

中港雙方最大的差異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經濟發展水平,這只是多與少的差異,而且內地滬、京、深、穗等一線城市與香港的經濟差距正在快速縮小之中。中港雙方最大的差異是人民所享有的自由,這是有與無的差異。因此,同在一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統治之下,兩地人民的政治可能性空間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可以在香港做的事情,在內地無法做。也就是說,兩地的政治發展路徑一定是不同的。

但這並不是說香港政治之於內地政治就毫無意義或干係。香港曾經而且繼續是中國內地各種受到政府反對的政治勢力和人物的一個最方便的落腳點——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興,到汪兆銘、鄧演達,再到「六四事件」以來持續至今的國內異議人士,這一點從未改變。但香港之於中國政治在未來更重要的一個功能或許是作為一個「劇場」:從追求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到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都正在香港公共生活中實際地上演32。內地人民縱使不能立即轉身在本地實踐,但觀看港人的操練,也足以在思想和行動兩個層面同時影響內地社會。另一方面,香港同時進行中的三重革命,事實上就是賦予這個社會活力的三個熱源。有了這種社會能量的保證,香港可以在未來長時間內保持對中央政府的張力,也就是繼續成為北京眼中的「麻煩」。這種對威權政府的消耗和牽制,本身也就構成了對內地政治艱難成長中的公民社會的支援33。當然,香港政治覺醒中的認同因素,一旦以極端的方式發酵,也難免會對整個中國的民主變革造成額外的掣肘。

註釋

1 參見Alvin Y. So,“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Hong Kong: Insights from a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9, no. 2 (1986): 241-58。

2 參見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242; Alvin Y. So and Ludmilla Kwitko,“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 no. 3 (1990): 384;相反的論述,可參見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3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 164-65.

4 參見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in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 ed. Ronald Skel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0-41。

5 Alvin Y. S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Hong Kong-China National Integration: A Crisis-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1, no. 1 (2011): 99-116(特別是頁100)。

6 關於中共和香港資產階級的聯盟,學界着力甚多,較新的文獻可參見Lam Wai-man and Kay Chi-yan,“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Civil Socie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4, no. 3 (2013): 301-25; Stan Hok-wui Wong,“ Authoritarian Co-opt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2, no. 2 (2012): 182-209。

7 有論者以「無民主的治理」來形容這種政治安排,參見Agnes Shuk-mei Ku, “Contradi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Governance without Democracy”, Asian Survey 49, no. 3 (2009): 505-27。

8 Stephen Chiu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5-55。

9 參見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這方面的經典研究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一系列著作,最新的論述參見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目前較為全面的對於香港年輕人社會價值觀的調查仍是Publ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an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cial Attitude of the Youth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2010,參見www.cpu.gov.hk/doc/sc/research_reports/Social%20attitudes%20of%20the%20youth%20population%20in%20HK.pdf。這是一份提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的研究報告,包含大量問卷調查數據。部分據此數據而做的分析研究, 參見Calvin H. M. Lau,“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Post 80’s Generation: Their Protest Activ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Recent Years in Hong Kong”, in New Trend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 ed.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4), 385-415(特別是頁 392-93)。該文強調年輕人價值觀的變化與社會運動和政治生態的聯繫。這已是全世界範圍內的現象,有大量相關文獻,茲不贅引。和本文的話題有較大相關性的一篇新作是趙剛:〈「小確幸」:台灣太陽花一代的政治認同〉,《文化縱橫》,2014年12月號,頁46-52。

12 參見Ngok Ma,“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Asian Survey 51, no. 4 (2011): 683-712。

13 參見Khun Eng Kuah-Pearce,“ Defining Hong Kong as an Emerging Protest Space: The 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 in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Expansion of Protest Space , ed. Khun Eng Kuah-Pearce and Gilles Guiheux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91-115。

14關於英國殖民主義轉變的最新力作,參見Karuna Mantena,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 關於非常具有香港特色的功能組別的研究,參見Ngok Ma,“ Twenty Years of Functional Elections in Hong Kong: Exclusive Corporatism or Alternative Democratic Form?”, Representation 45, no. 4 (2009): 421-33; Christine Loh and Civic Exchange, ed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主權移交之初就爆發的爭端並引起「釋憲」(《基本法》)爭議的,是所謂的「居留權」問題,其影響至今仍在。參見Fung Ho-lup,“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A Test Ca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Crisis: Hong Kong’s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Handover , ed. Yiu-chung Wong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97-112。中港兩地、學官兩界圍 繞此一問題的爭論以及更一般性的關於《基本法》解釋權的討論,參見Johannes M. M. Chan, H. L. Fu, and Yash Ghai, eds.,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 Nogk Ma,“ Civil Society in Self-Defense: The Struggle against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no. 44 (2005): 465-82。

18 政治參與所帶來的「賦能感」(empowerment),是公民政治行動中廣受關注的現象,其對於公民抗爭的升級和擴大有重要的作用。這方面關於香港的研究,參見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93 (March 2008): 84-101。

19 關於「佔中」構想的權威論述及倡議者的心路歷程,參見戴耀廷:《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以及戴耀廷、譚蕙芸:《對話× 佔領》(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

20「社會運動」作為學術概念自1990年代開始廣為學界接受,被用來描述和分析那些在傳統的政治參與方式之外的政治表達和政治行動。其直接的現實關照本來是1960至1970年代的西方社會風潮,但是一旦概念形成,也被愈來愈多的學人用來研究歷史上的那些可以稱作「社會運動」的政治現象。康奈爾大學的榮休教授塔羅(Sidney Tarrow)初版於1994年的權威著作,已經在2011出了增訂的第三版,仍然是該領域最出色和最具概括力的著作之一。參見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 3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 參見Nogk Ma,“ 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Hong Kong”, in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 45-64。

22 參見Nicholas Kitchen, eds., After the Arab Spring: Power Shift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LSE IDEAS, 2012)。該報告的總體結論中指出,阿拉伯世界的專制政體的暴虐和無效可以成為各路反對力量的黏合劑,並在條件適合的時候被推翻,但是專制體制所滋生的各種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和組織結構,卻不是一群臨時聯合起來的反對勢力所能在短期內改變的。長期的經濟社會重建,將是非常艱難的過程。參見Toby Dodge,“ Conclusion: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Arab Spring”, in After the Arab Spring , 64-68。

23 關於美國政黨的衰落, 可以參見David S. Broder, The Party’s Over: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amuel Kernell, Going Public: New Strategie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86); Martin P. Wattenberg, The Rise of Candidate-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關於歐洲的同話題研究則多集中於政黨黨員人數的持續下降這一現象上,一個最近的多國比較分析是Ingrid van Biezen, 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 Going, Going, ... Gone? 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1, no. 1 (2012): 24-56。幾乎所有作者在指出各種政黨衰落現象的同時,也將其與民主制度的低效率運轉聯繫起來。

24 參見Edward L. Gibson, Boundary Control: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in Federal Democra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也有研究者把香港作為非對稱政治安排的一例,將其與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法國的科西嘉以及中國的西藏等地做了對比研究。參見Susan J. Henders, Territoriality, Asymmetry, and Autonomy: Catalonia, Corsica, Hong Kong, and Tibe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5 另一個可能當然是所謂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作為對台灣統戰的一個窗口,而防止台灣民主對中國大陸的可能影響的第一道防線也就是香港。參見Sonny Shiu-hing Lo, The Dynamics of Beijing-Hong Kong Relations: A Model for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 關於1956年的親國民黨騷亂,參見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 88-94;至於更著名的1967年的親共產黨騷亂(「六七暴動」),參見Suzanne Pepper, ed.,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149-64。

27 有關勞動力市場上的族裔競爭和族群政治的一般模型,參見Susan Olzak,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而Terry Boswell et al., eds., Racial Competition and Class Solidari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則包含了相當多的案例研究。

28 最簡潔的解釋,參見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單仲偕議員的提問的答覆(2013年3月20日),政府新聞網,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3/20/P201303200370.htm。陳雲:《香港城邦論:一國兩制,城邦自治,是香港生死攸關之事》(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頁150-63,則是本地意見領袖對「單程證」制度的政治解讀。

29 關於「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自由的討論,參見Fu Hualing, Carole J. Petersen, and Simon N. M. Young, e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Hong Kong’s Article 23 Under Scrutin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而以下報告則凸顯了港人對於言論自由受到威脅的擔憂,參見Cliff Bale et al., Shrinking Margin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07)。

30 陳雲:《香港城邦論》,頁55-59。

31 《學苑》,2014年2月號,「香港民族 命運自覺」專題(參見https://undergradhkusu.files.wordpress.com/2014/04/feburary-issue.pdf)。在本期刊物的基礎上,《學苑》編輯部增邀學者、評論家的專文五篇,於2014年9月出版了《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其理論深度又有加強。此外,《學苑》,2014年9月號,「香港民主獨立」專題則是在「佔中」運動爆發之同時,將民族和民主兩個主題聯合呈現於公共論域的一次努力(參見https://undergradhkusu.files.wordpress.com/2014/04/september-issue.pdf)。

32 Peter T. Y. Cheung,“ Who’s Influencing Whom?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Hong Kong o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Asian Survey 51, no. 4 (2011): 713-38; Guoguang Wu,“ Hong Kong’s Political Influence over China: Institutional, Informative, and Interactive Dynamics of Sovereignty”, Pacific Review 21, no. 3 (2008): 279-302.

33 Ho-fung Hung and Iam-chong Ip“,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Offshore Civil Society”, Asian Survey 52, no. 3 (2012): 504-27.

張 健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出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5 年2 月號 總第一四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