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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解析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 —— 轉型社會學論綱

2017年04月17日 法律社会 ⁄ 共 22958字 ⁄ 字号

 

天中國正在經歷的重大變遷被稱之為「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轉型始於改革開放以來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而基本涵義當然包括了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制度性變革,特別是現代化的社會轉型與走向憲政民主的政治轉型。轉型社會學的主旨在於從文明比較研究的視野關注社會轉型,透過轉型過程中的種種社會事實,發現並揭示其中的社會結構關係、社會運作的機制和邏輯,特別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實踐者的行動與力量,為理解文明及其轉型提供洞見。

 

一 從文明的視野理解社會轉型

孫立平曾指出,一種文明,只要在人類歷史上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無論它最終的命運如何,都會對人類的智慧構成嚴峻的挑戰:這種文明是怎樣產生的?它從文化到制度是怎樣運作的?它的獨特之處在哪裏?它又將向何處去1?

不同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文明形式。我們曾經經歷了這一文明的「初級階段」,即「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或簡稱「社會主義」階段。儘管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在發生轉型,但我們現在依然處於這個文明的影響之下。作為社會研究者,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獨特的、擁有最多人口的、對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響的社會及其大轉型。這個社會生成於前現代,即傳統的農業社會,經歷了極為獨特的被稱之為「社會主義」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程,而今天又處在探索發展之路的重大轉型過程中。勿庸諱言,對中國共產主義這個相當獨特的文明,我們少有對其內在的結構和精密微妙的運作機制的解析,更缺少從整體文明層面上的反思。

「文明」(civilization)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為宏大的、形態完整並且發展到相當高水平的文化與社會。有人可能不同意將「共產主義文明」用於19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認為這一段歷史時間不夠長,而原屬「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大都在半個世紀內就發生了解體、重構或者改革,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有鑒於此,我們不妨先就有關「文化」與「文明」的概念進行解析。將「文明」與「文化」對應地看,是因為二者在實際使用中處於不同的「級別」。「文明」通常是指社會與文化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狀態,是相對於「原始」、「蒙昧」、「野蠻」狀態的人類社會進化的產物。然而,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文明」是一個過程(the process),是動態的和相對性的概念;特別是這一相對性體現為不同的社會、文化對於「文明」與「野蠻」的分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將自己定義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諸多文化中的常見現象。因而,我們若從社會人類學的文化概念的角度來理解「文明」,就不難體會到,這一明顯褒義性的概念其實如同許多文化概念一樣,也是社會認知和文化定義的結果,表達了潛意識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認同。

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書的開篇即指出:與社會長期朝着某一方向「發展」相伴,人的行為和經驗、個人情感以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所有行為的構成也會朝着某一個方向變化。對這種變化的解釋往往是:自己所處的國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國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國家的人「野蠻」。在這本探討「文明人所特有的行為方式」的書中,埃利亞斯目光犀利地一語道破:「文明」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於這些成就,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於「原始」階段的人們。他還特別指出,在英、法兩國,「文明」一詞集中地表現了這兩個民族對於西方國家進步乃至人類進步所起作用的一種驕傲。而「有教養的」一詞與「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2。

埃利亞斯對「文明」與「文化」概念的社會起源的論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們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顯示的認知意義,那就是對自己所屬的文明賦予宏大、高級、美好、理性和獨特的優勢意義。而若從一種中性、現實意義上理解文明,它不僅應包括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思想文化傳統,更指人們每日踐行的生活方式和實際的社會運作邏輯。

以中性的「文明」概念來看待共產主義文明,首先,不難了解,社會主義中國是建立在傳統農業社會基礎之上的,而那個農業文明古國恐怕沒有人不承認是與其他幾大文明並列的中華文明。而所謂「新社會」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斷,更不是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時代。就此而言,稱「共產主義」為「文明」並無褒貶之意。其次,從文明的具體因素,即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以後的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來看,發展與現代化的主題始終是強烈追求的目標,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更是成為了最大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目標。雖然其間經歷了人為因素造成的停滯、衰退階段,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畢竟極大地超過中華帝國時期,甚至也超過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而中國在高科技和軍事技術方面的進步同樣引人注目。此外,在所謂「精神文明」,即包括文化、藝術,特別是意識形態和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所說的「世界觀」方面3,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產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恐怕都不能不認為是屬於「文明」的範疇,儘管這一精神文化領域的成績不時地成為政治的附屬品。

至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程及其所建立的政體與意識形態,堪稱最具「特色」的政治文化。為實現共產主義進行奮鬥曾經是對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的追求——在中國那曾經是有着最輝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級階段,是最有抱負、最具學識和智慧的精英開創的道路,也是吸引最多的人為之犧牲和奉獻的事業。然而,烏托邦的理想和實踐帶來的結果卻是人類和人道的巨大災難。為甚麼美好的初衷卻導致整個社會的悲劇?理想的烏托邦如何成為罪惡的淵藪?這正是需要我們深入探究、給予回答的重大問題,那畢竟是支配了我們民族超過半個世紀之久而今日依然沒有壽終正寢的制度與意識形態。

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還是從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來看,超過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歷史都應該是一種「文明」的歷史。而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一文明相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的獨特性。如果說現代社會科學產生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探究,並由此構成了古典和現代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問題,那麼對於共產主義文明的研究,則應當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富饒之地。歷史地看,我們關注今天的社會轉型,就不能不關注轉型前的社會,即半個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不能不關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的傳統社會。前現代的農業社會是共產主義文明產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會轉型的基礎和條件。傳統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和後共產主義社會這三者交織疊加在一起,錯綜複雜,但卻構成我們學術靈感和思想、理論的豐厚資源。

這樣一種文明中有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謎團——它極為強大的動員裹脅勢能,它改造和重建人們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們放棄自我和自由服膺於統一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為制度和意識形態宰制的實踐過程和機制、邏輯與技術,以及普通人生存其中的社會與文化實踐。不了解這一切,就無從理解現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也無力解釋當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個體的學術人,我們都曾經有限地經歷了那一幕歷史,我們有責任記錄和解析它,並且讓下一代了解它、記住它。建立在暴力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共產主義革命,既摧毀和斷絕了傳統,又有意或無意地從傳統中獲得武器和資源為己所用。而這種基於實用主義的方式所導致的不僅是傳統的毀滅、現實的災難,也帶來整個民族精神世界的錯亂與墮落。面對這樣一種有別於資本主義文明的獨特邏輯和制度,我們將在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意義上,將「社會學的想像力」4概括為三個主要維度:在微觀事實與宏觀結構之間進行穿梭的貫通能力;穿透歷史與現實的洞察能力;對文明的獨特邏輯和微妙運作的解析能力5。

綜上所述,只有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文明形式來對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許多奧秘及其內在的機制與邏輯。破解這些謎題是我們的使命,一個好的社會研究者應該是最具社會學想像力的人——以充滿智慧的心智品質承擔解釋、說明人類處境,啟示人的覺醒的責任6。正是在此意義上,從事學術事業的內在衝動——求知的好奇、破題的樂趣、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將融為一體。記錄普通生命的歷程,書寫未被書寫的歷史,改變以往僅從精英角度對社會變革的關注和分析,從底層的視角、為沉默的大多數關注和破解文明及其轉型。從事這一研究,我們需要良知和記憶,需要洞穿歷史與現實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憫之心和渾厚的智慧。如此才能從平凡瑣碎中構建出大氣磅礴、從細語微言中發掘出洪鐘大呂,生產出有意義的知識。

二 轉型社會學的新議程

當我們將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理解為文明轉折的含義時,我們有理由認為,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對社會學的發展來說,具有極為獨特的意義:對這個文明的特點、運作邏輯及其轉型過程的研究,應當成為當代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的靈感來源和動力源泉。而這種意義上的學術資源,歷史上只有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生與演變才能與之相比。

中國社會學自1980年代初恢復以來,大致經歷了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從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佔據研究者的主要視野:現代化問題、婚姻家庭變遷、鄉鎮企業、勞動力流動、城鄉關係等,都是熱門一時的研究領域。與強烈的現實關懷對應的是理論資源的相對缺乏和學術不夠規範,而且這一時期研究者借鑒較多的是來自美國的社會學理論。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學在國際學術交流、引進重要的理論和學術規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日益成長為能夠提出有價值的思想觀點並參與學術對話的重要力量;但與此同時,部分研究卻日漸喪失對中國社會本質與特性的感覺,不能緊扣時代脈搏和社會現實。正是在這一學術傳統和現實的背景下,我們提出兩方面根本性的學術追求:面對中國社會的真實、緊迫和重大的問題;建設性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與對話——我們必須在社會現實與學術思想兩面開攻。這兩方面的努力集中體現為轉型社會學的提出和研究實踐,它包含着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深入思考,而且體現着創構理論的雄心與深厚的社會關懷。如果對轉型社會學的理論脈絡和思考做一個簡要的概括,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探討社會結構變遷的比較研究的思路。

面對原社會主義陣營各個國家紛紛放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不同政治與社會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論反應。在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宣告「歷史的終結」之後7,以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又譯撒列尼)、伊亞爾(Gil Eyal)和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等具有匈牙利背景的社會研究者,通過對蘇東社會劇變的探索,試圖講述這些國家如何建造資本主義的故事,並由此提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新理論,即布達佩斯學派(the Budapest School)。這一以新古典社會學作為理論標榜的研究,強調的是「正在出現的資本主義的多樣性」,即比較資本主義研究。而其「市場轉型理論」則是在面對一種與傳統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歐地區是一種在市場機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階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技術—知識精英採納了一種新的、獨特的轉型策略——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形成8。在了解國際轉型研究的基礎上,中國社會轉型研究面對着不同的歷史遺產與制度背景,較之於上述轉型研究,其視角轉換和特點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到社會轉型的比較研究。面對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所指稱的「第二次大轉變」的挑戰,金(Lawrence P. King)、塞勒尼等另一批美國社會學家試圖提出「資本主義類型學」的範疇,把轉向市場經濟的蘇聯、中歐、東歐和東亞的眾多社會主義國家分門別類地納入這個朝向資本主義運動的理論框架之中9。與上述思路不盡相同的是,中國的轉型社會學基於對制度背景的清醒認識和比較研究的脈絡,從政體的斷裂與延續的角度提出了中國市場轉型的獨特過程和邏輯。蘇東的市場轉型是與政體的斷裂關聯在一起的,這意味着在大規模的市場轉型發生之前,政體和主導性的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就為名正言順的、大規模的、以國家立法形式進行的市場轉型提供了可能性。與蘇東轉型的這一特點非常不同的是,中國的市場轉型過程是在基本社會體制框架(特別是政治制度)和主導意識形態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這一獨特過程所推動的「社會轉變」可具體概括為如下特點:(1)政體連續性背景下的漸進式改革;(2)權力連續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3)主導意識形態連續性背景下的「非正式運作」10。

這樣一種比較視角下的社會轉型研究與前述塞勒尼等人的資本主義比較研究的區別之一,在於比較焦點的不同:其更為關注的是權力與市場兩種因素的組合模式及其對於整個社會結構的意義,而不僅僅是關注社會轉向何種資本主義。

第二,從關注精英到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歷史命運。塞勒尼等人比較資本主義研究的特點之一是以關注精英的自上而下視角為主,這取決於他們對中歐「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特性的基本判斷——「後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是由一個寬泛界定的知識階層來倡導的,該階層致力於資產階級社會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事業」11。與對蘇東的轉型研究相比,中國社會轉型的研究有着明確的「底層視角」。從多年來最為着力的研究可以看到,農民、失業下崗工人、新失業群體、流動農村勞動力、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貧困人口等在權力結構中的弱勢群體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對象。與中國社會中以佔有大量資源為特徵的強勢群體相對應的是以擁有大量人口為特徵的社會下層,他們幾乎構成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這個群體不僅在經濟上處於弱勢,而且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也是弱勢的。他們雖然人數眾多,但是能發出的聲音卻十分微弱甚或全然無聲。這個弱勢群體不同於通常所說的貧困人口,他們主要是社會轉型的產物,而且具有高度的同質性、群體性和集中性。

如果將目前正在發生的這樣一種社會變革看作是與匈牙利社會思想家、經濟人類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大轉變」12具有同樣意義的社會變遷的話,不涉及普通人在這一過程中的狀態和作用,對轉型的理解就不會是全面的。市場轉型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轉變的過程,是涉及到全體社會成員的過程,而不只是涉及社會精英的過程。對於底層社會的研究,無疑將會豐富對市場轉型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社會變遷的複雜性的理解。中國的轉型社會學並不僅僅強調「自下而上」的視角,更為重要的還在於,通過將「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兩種力量互動的舞台,從而看到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作用。例如,在對中國市場轉型過程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與代價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誰是改革的動力?誰獲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誰承擔着改革最沉重的代價?巨大的社會不公正是如何出現的?社會結構的定型化過程是社會分層還是階級形成?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僅僅有向上看或向下看的眼光所能夠看清的。

第三,從新古典社會學到公共社會學。塞勒尼等人關於比較資本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抱負就是建立一個向資本主義過渡(transition to capitalism)的新理論。這一稱為「新古典社會學」(Neoclassical Sociology)的理論對古典社會學與經濟理論和後資本主義理論傳統都有所借鑒,但又都與之不同,其核心目標是解釋為甚麼資本主義能夠在一個並不存在握有恆產的資本家的經濟體制中出現。塞勒尼等人敏銳地意識到,共產主義的衰落是發給社會學家的請柬,「正如新古典經濟學隨着福利國家的隕落而興起一樣,共產主義的衰落為啟動新的研究綱領,即設定新古典社會學的研究議程,提供了機會」13。

如果說塞勒尼等學者是韋伯傳統的繼承者,布洛維則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繼承者和推進者。應該說「新古典社會學」與「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構成研究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的兩條不同的學術路線。前者對正在來臨的市場社會抱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似乎就是走了一條彎路,人類社會最終還是要走向資本主義,儘管是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後者則對市場社會乃至整個資本主義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其基本立場仍為試圖超越資本主義。

面對中國社會的艱難轉型,不僅需要從社會結構視角分析其過程、困境以及趨勢,同時還需要打通學術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屏障,使社會學能夠在擔當其學術使命的同時擔當社會使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公共社會學的倡導者布洛維曾指出,一種批判而帶有能動性的社會學應當是「一種關於公眾、為了公眾的社會學」(A Sociology about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應當透過討論重要的議題,例如全球化、國際衝突、社會不平等來觸動廣大民眾。他認為現在的我們比過去的任一時刻都需要的公共社會學,不只是認知世界上的重要議題,同時要召喚社會學的覺醒14。公共社會學的提出與米爾斯倡導的「社會科學的政治使命與社會使命」,可謂一脈相承;與阿倫特(Hannah Arendt)主張的「積極生活與政治實踐」,可謂異曲同工:阿倫特所強調的「實踐」,在於喚醒公民的政治意識,以行動和語言這兩種人類所有能力的最高表現形式,就公共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言說,彼此之間相互進行交談,最後達成共識15。面對已經橫掃世界的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和中國社會面臨的「轉型陷阱」,我們認同並努力推進布洛維所倡導的公共社會學,並認為公共社會學的任務在於通過參與社會實踐完成建設和保衞公民社會的使命。

 

三 解析共產主義文明的過程、機制、邏輯和技術

理解中國的社會轉型須在文明轉型的意義上進行:中國之社會轉型與世界意義上的社會轉型不同,具體而言,全球化過程中的轉型是資本主義文明的轉型或者是非資本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的過程;而中國的社會轉型則是共產主義文明的轉變與持續共存,是形成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權貴結合的國家主義的過程。經歷千年帝制、百年革命及超過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始終未曾徹底擺脫專制的桎梏,或者不妨說出自文化基因的沉痾痼疾始終未癒:權力高度集中且不受限制,政治與意識形態大一統,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沒有保證,公民社會沒有空間。在這樣的土壤中,憲政民主着實難以扎根和生長。

有鑒於此,關於中國社會轉型的研究,應該以中國轉型為主線,在國際比較視野中全面深入地對中國改革與轉型過程進行梳理和反思。作為引導轉型社會學研究綱領性的重大課題可以有縱、橫兩個維度,每個維度中又包含若干重要議題。

(一)轉型社會學要面對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和特性

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起始、過程和困境構成今日念茲在茲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轉型之路,為何別人走通了,我們走到今天卻走不下去了?反思中國轉型過程本身,包括反思改革理論、改革與轉型的關係、轉型的宏觀過程與不同社會的制度比較、「轉型陷阱」的形成,等等。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自其開端就只有「不改不行了」的共識,而缺少清楚的價值理念和基本方向的共識,而時至今日價值目標依然不清楚的改革已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這意味着,意涵不清楚,甚麼都可以稱作改革;誰都可以藉改革之名謀權、奪利甚至作惡。

孫立平曾指出:改革開放的時代已經結束。客觀地說,改革現在確實已經走到了盡頭,儘管改革的任務其實沒有完成。這體現在改革已經成為一個不能有效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種種問題的理念。仔細分析,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提出改革,是有一個隱含的價值目標的,這就是效率。這些年改革的實踐,貫穿的就是這樣一個目標。但這個價值目標是有問題的:第一,效率應當是社會的諸目標之一,其主要應該體現在經濟領域;當把效率作為整個社會目標的時候,也就摧毀了其他目標的價值;第二,當把效率作為唯一目標的時候,改革也就只能限於經濟領域,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根本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應當也只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16。

重新思考中國改革,探討轉型過程本身存在的悖論和困境,以下五方面的問題是無法繞開的:

1、中國從傳統社會到共產主義與和後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過程與邏輯。由國家、民間統治精英、民眾構成的社會結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框架,三者所形成的較為穩定的互動關係及其演變是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內容,並產生對社會生活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國家—民間精英—民眾」的三層社會結構形成於帝國體制的建立(以秦統一為標誌),擁有統治權的是皇帝,執掌實際治理權的是職業官僚,而身處民間的士紳—地主則依靠所擁有的非正式影響力發揮作用,三層結構遂得以定型。在其後的分化演變中,民間統治精英的衰落與解體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帝制的結束,而其更深一層的影響則綿延相當之久:國家與社會的中介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基層社會整合發生困難;在政治解體的同時伴隨着社會解體;革命與造反頻繁;激進主義成為文化意識形態中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在此後近一百年時間裏,中國一直缺乏能定型社會基本制度框架的力量,其最終的結果是以整合危機表現出來的總體性危機(total crisis)。在國共兩黨為解決總體性危機的角逐中,中共奪取並掌握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作為對總體性危機反應的總體性社會(total society)17。

從結構性特點來看,傳統中國有社群,有基於血緣、地緣或業緣等關係的共同體而缺少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形式——以公共領域為基礎產生的、外在且獨立於國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社會。「公民社會」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自1949年以後,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高度合一的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國家對經濟和各種社會資源的分配和運作實行全面控制和壟斷。經濟與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意識形態化;過去的「國家—民間精英—民眾」的三層結構變為「國家—人民」的二層結構。在這樣的體制下,我們很難看到計劃外的經濟活動和自主的社會生活的存在,社會被國家嚴重擠壓而難以存活。

19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一局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為經濟自主提供了契機,使得經濟逐漸從國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釋放出來,開始嘗試着按照市場的原則運行。一般而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是體制或制度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經濟—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這主要體現為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在社會學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層結構及利益群體結構的變化。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過程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而這種關係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或轉型的過程產生重要影響。通常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可以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自主發育提供契機,但後兩者並不會自然來臨,而必須是經不同社會力量的鬥爭、博弈而產生。中國的轉型困境恰恰發生於此:權力的強大、權力市場經濟的形成、社會力量的弱小,是導致社會結構失衡的內在原因。在整個1990年代體制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係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定型下來的力量左右着體制變革,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形成了。

2、「轉型悖論」與「轉型陷阱」的形成。孫立平概括了中國社會面臨的幾大轉型悖論,並認為改革和轉型的最大悖論是改革推動者與改革對象是同一個主體18。顯然,改革主體將自身作為改革對象,即使斷其一指也難上加難,遑論斷腕。加之權力獨大,缺少制衡和監督,因而「頂層設計」、「反腐新政」都不免成為空談誤國。

掙不脫悖論的怪圈,是「轉型陷阱」形成的緣由。所謂「轉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了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盡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這個轉型過程既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社會變革的主線,也是過去三十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動力來源。然而,過去我們看待這個轉型過程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這個過程有一個起點就是計劃經濟或權力支配一切的體制,還有一個終點就是市場經濟以及民主和法治,轉型的過程就是從起點到終點的轉變過程。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即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形成一種由改革或轉型過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過程的發生;在轉型中形成的那些「過渡性制度因素」19,也會在這些利益集團的主導下,隨時可能定型化。

「轉型陷阱」的概念提示我們,中國社會現在所處的狀態既不是改革處於膠着狀態,不是改革受挫,不是改革處於停滯狀態,甚至也不是向舊體制倒退,而是將轉型中某一特殊「過渡形態」定型化,形成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混合型體制。現在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要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堅定不移地走向現代文明20。探討「轉型陷阱」形成的邏輯,特別是尋找出路,是歷史與未來賦予我們的使命。

3、社會公正與轉型正義的問題。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逐漸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迫切需要維護現有利益格局並使之定型化,由此導致轉型過程中定型下來的權力—市場混合型體制形成自洽邏輯與路徑依賴,進而中國社會的改革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局。權錢結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敗,從根本上扭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也從根本上扭曲了改革的性質: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已經受制於現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開明的改革者也無法擺脫這種制約,而普通民眾則因利益不斷受損而對改革充滿疑慮。

困局和陷阱的根源在於改革過程中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權力之惡」和「資本之惡」,特別是二者的結合與效果的疊加。資本和權力如果不置於社會的監控之下,就會成為一種失控甚至作惡的力量,這會直接導致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一些基礎和結構在腐敗、爛掉;看上去光鮮亮麗、花團錦簇,卻掩蓋不住內裏潰爛的病態。

中國改革過程已經清楚地顯示出,效率不能成為政治與權力合法性的基礎,社會的公平正義才是基礎。在今天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必須將公平正義作為未來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價值取向,以人民福祉為終極關切。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應成為改革新思路或改革再出發的基本內涵。

以公平正義為基礎的改革應該從發育權利、抑制權力、規範利益集團、建設法治社會着手。在當下中國,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要義就是破除改革以來業已形成的權貴體制,而破除權貴體制的關鍵是限制權力。分權思想和基於此的權力制衡思路具有普世意義,長久以來,憲政民主、公平正義和社會福利這些關鍵問題一直都是人類思考的重要議題。破除不公正的經濟社會秩序,應該肯定平等作為普世價值。權利平等是指各個不同的利益集團都能夠合法地存在,都能公平地享有生存資源和基本權利,能夠有大致平等的機會,同時也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所有公民享有基本的權利,包括言論、思想、信仰自由和結社、集會、政治參與的權利;二是在各種資源的分配上,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機會,不因出身、背景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法治是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很顯然,中國當下的問題並不僅是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問題,也不僅是法律執行難的問題,而是政府能否在法治框架下運轉的根本性問題。

轉型正義還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所謂「歷史共業」。「歷史共業」是指那些「在歷史和現實上,很多事情大家都以為是為了道德要求而去投身各種運動,事實上卻創造了極大的扭曲和壓迫,形成歷史上的罪惡」,對此,需要共同反思悲劇的惡果和內在原因;對過往的罪錯有所警覺、有所悔悟,徹底正視民族文化的病源,而加以更新轉化21。應該說,有法治精神,有共同的承擔和反思,才能與歷史債務切割,走出冤冤相報的循環。「歷史共業」強調執政者要有歷史承擔,人民才能有共同承擔,有糾正罪錯的誠意和行動才會有諒解和寬容。同時必須意識到,拖延愈久,債務愈重,回頭愈難。以勇氣和魄力正視歷史,承認罪錯,補償受難者,徹底反思造成悲劇的根本原因,以制度保證悲劇不再重演,才能卸下歷史的重負,走向光明的未來。

4、制度、文化、人性的互構互動關係。在社會生態不斷惡化、矛盾衝突日趨尖銳、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的當今中國,追究作惡的緣由、尋求改良的道路是學者與公眾共同面對的難題。在「黑磚窰」事件、「釣魚執法」事件、「老人倒地無人扶」事件、「偷車殺死嬰兒」事件、食品安全危機等接踵而至時,人們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人們亦難免發問:人性墮落、道德淪陷何以至此?在回答上述問題時常見的思路是將惡行歸咎於「道德滑坡」、世風日下;再進一步則要麼歸於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私冷漠、人性墮落,要麼歸於文化傳統的弊端所致。而一旦涉及制度原因,通常就會有人反駁說,制度也是由人制訂的,或者制度也有其文化土壤。如此制度、文化、人性就陷入一種循環,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拎不清楚。

就社會現實而言,各類所謂的「道德問題」並不是道德本身能夠承受之重。道德滑坡的基本背景是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因而僅從道德層面譴責公眾無德是避重就輕,要求民眾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美德也無濟於事。不難發現,見危不援、見死不救的行為常常只是人們在掙扎和權衡之後做出的自認為理性的選擇。道理並不複雜——在一個懲罰善良、制裁正義的制度邏輯下,如何期待每個普通社會成員有高尚的精神?如何指望老百姓的道德水準天天向上?又如何要求公眾在一些情境下冷眼旁觀、沉默不語,而在另一些情境中挺身而出、見義勇為22?

就此最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互動互構關係,若三者陷入惡性互動與惡性循環,必是「極權的惡」與「平庸的惡」形成相互建構的惡性互動,造成政治敗壞、社會潰敗、道德淪喪、價值崩解、信任無存,導致整個民族精神的衰敗和淪陷。顯然,三者雖是互動互構的關係,但破解惡性循環還須從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覺基於自由。我們需要探討如何以公平正義為基礎,建立一個能夠激勵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惡,使社會成員能夠免於在警惕、懷疑和恐懼中生活的制度。簡而言之,重構道德的社會基礎和制度基礎才是解決之道。

5、極權體制與威權體制:對中國國家性質的理解。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與現實,特別是認清中國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是把握轉型過程與趨勢的前提條件。許多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之所以難以由表及裏,透徹地洞察其發生的機制和邏輯,就在於對政體的基本性質及其實際運作邏輯缺少理解和判斷。

就通常意義而言,極權主義意味着由一個政黨以及控制這一政黨的人對國家及人民實施專制性統治。極權之意在於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改造與控制,創造一種全面的生活觀念和統一的國家與社會。這一概念首先被用於描述二十世紀兩種不同的政體: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而威權主義指的是以絕對權威的方式來實現領導者統治權的體制,其領導人無疑要有絕對的政治控制權,因而屬於一種寡頭政治。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具有這種威權主義的特徵:(1)領導人以一種近乎獨裁的方式進行統治;(2)這些領導人致力於促進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

在我們看來,一個社會基本制度的性質不僅在於其如何產生、如何確立以及合法性的來源,而且要看這一制度的實際運作。具體而言要看其安排下是否有自由的市場經濟存在,是否有自主的公民社會的空間,以及國家是否對私人生活進行全面的滲透和控制。對比研究其他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和特性是必要的,這方面依然有許多問題需要下功夫予以釐清和闡明。

(二)轉型社會學的社會結構分析與社會運動視角

通常,基本的社會結構是指主體的構成與聯盟關係。社會轉型的基本涵義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即不同的社會主體、階層或社會力量、利益集團之間關係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結構關係是「國家—市場—社會」之間的關係,這種結構關係的轉變也是社會轉型的基本內涵。

孫立平將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幾個基本趨勢歸納為:(1)結構定型;(2)精英聯盟;(3)寡頭統治;(4)贏者通吃23。正是如此趨勢和特點造成四個結構性關係,即勞資關係、城鄉關係、族群關係和官民關係,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空前緊張。其中,尤其是官民關係的緊張和衝突,已經到了視如仇讎、劍拔弩張的程度,許多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也因此而起。

國家—市場—社會關係及其演變,構成轉型研究的核心內容。其中最重要的社會學議題就是公民的培育和公民社會的成長,即通過公民參與和社會建設來限制權力,規制資本,遏止已經發生的社會潰敗,形成良性的社會生態。在社會建設過程中,意大利社會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概念和波蘭尼的「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概念,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24。此外,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homas H. Marshall)所提出的人們要求享受文明生活的標準實際上可以被看作「要求分享社會遺產的權利;進而就是要求成為社會的完全成員(full member)的權利,即成為公民的權利」,更是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密切相關,他所表達的那種作為成員身份的人類平等被賦予了一種正式權利的意涵,即公民權或公民身份(citizenship)。公民權包括三個基本組成要素,即民事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社會權(social rights)25。

在中國當前權力與資本聯手形成的失衡結構中,公民社會不會從天而降,我們不能等待一個好社會自然來臨。公平正義的社會是公民的覺醒(特別是公民的行動)創造出來的。因此,對社會行動的關注和社會運動視角的研究就尤為必要,社會的自組織、自治和有組織行動則是重中之重。

探討社會運動與公共領域的形成、公民社會的發育,需要與以往的群眾運動劃清界限。真正的社會運動是主動參與的,而不是被動員、被捲入、被裹脅的;參與者是行動主體,是獨立自由的人,而不是工具或者精密的機器;沉默不是真正的參與。阿倫特意義上孤立的、原子式個人所構成的大眾,是孤獨無助、缺少社會關係、沒有特定的目標、政治上冷漠、不關心公共事務的,正是這類大眾構成了極權主義的土壤26。

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體制改革的動力來自社會而非權力自身;體制內的改革力量是在社會力量的逼迫下產生的;公平正義的規則是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會是在公民的參與行動中生產出來的。走出停滯狀態、恢復社會活力只能從公民的自覺和公民的行動開始。

在社會結構分析與社會運動視野中,研究必須放在公民的成長和公民社會的形成上,以下四個議題是至關重要的。

1、勞工研究——世界工廠的「中國特色」。工人階級的消退與再形成是伴隨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社會事實」,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人到今天已然成為勞工主體的農民工,社會學研究有必要「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27。特別是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之時,一個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工人階級也正在形成,其構成主要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從農民變成工人的「農民工」;另一部分是原有國企工人轉變而成的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人。而作為農民工第二代的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更是以其相對於父輩的鮮明的特點而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些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範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不同的關係,這也決定了他們在行為、表達、動機和觀念方面的特徵。

在勞工研究中,「勞動過程」、「工廠政體」、「專制與霸權」等分析性概念都可運用於「轉型期工人階級再形成」的過程28。而當代農民工對資本與權力雙重壓迫和剝奪的抗爭也必然成為工人爭取勞工三權——團結權、集體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並藉此改變失衡的勞資關係和「中國製造」發展模式的動力機制。這一轉變除了能為農民工賦權、使之在有組織的抗爭過程中從「自在的階級」轉變成「自為的階級」,也是產業轉型與升級和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的需要。如何突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使農民工在成為「企業公民」與「社區公民」的過程中形成中國的新工人階級,也是社會轉型的應有之義。而這一轉型的進程將表明:中國工人階級不再只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而將成為一個有能力自覺地干預歷史進程的力量29。

2、都市運動與社會自治。隨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展開,中國城市社會正經歷着一場深刻的「居住革命」。一時間,「居住改變中國,民主從社區開始」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語。伴隨着住房商品化、單位居住逐漸被社區居住替代的住房制度改革過程,圍繞着佔據人們生活比重最大的居住利益,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社會分化與利益博弈日漸浮現並趨於顯著,而這一利益博弈和社會抗爭過程鮮明地體現着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市場—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居住——這一私人生活空間不僅由於居住者的身份政治而具有了政治內涵,而且因為利益的保護和利益訴求的表達而導致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與公共生活的形成30。

在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與社會環境中,維權的機會結構和行動空間頗難出現。維權的集體行動者面臨着「雙重的不可能性」:一方面是原子化的、孤獨的、脆弱的個體;另一方面是高度強制性和細密化的結構壓力。在如此結構性的制約下,行動就有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其能動性體現在不斷地觸碰、試探結構的邊界,在狹窄的縫隙中擴大空間,在厚實的壓迫中開闢縫隙。與此同時,作為行動者的主體性也是在抗爭實踐中生成的,不同的抗爭主體其主體意識的形成具有獨特性。我們需將業主維權運動提升到公民運動的高度來進行分析和研究,「從產權走向公民權」這一重要理論命題的政治意義顯而易見。針對業主維權運動的深入研究或許可以將其納入到「公民的形成」、「中產階級的形成」和「社會的形成」三個系列框架之中31。

對業主組織和社區自治的研究表明,公民社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三條道路的選擇,即市場化、政府合作化和獨立化社會,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在中國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可以說,每一個社會組織都或多或少面臨着三條道路的選擇。業主委員會的產生和行動、北京市業委會協會申辦委員會(簡稱「業申委」)等業主聯合組織的困境和堅持,雖然一直面臨着存在的合法性、其與作為政府下派組織的居民委員會以及作為市場組織的開發商和物業管理公司的關係、業主的認同等多方面困境,但畢竟作為新型社會組織的實踐已經開始,而有社會組織、有公共生活的公民才是真正的公民。這些社區精英開始從啟蒙意識和社區自治理念形成過渡到指導維權與基層民主的實踐,他們意識到了行動的重要性,也意識到對於普通業主來說,一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進入運作過程,也是毫無意義的。

對城市中產階層的研究,除了包括作為有房階級的業主群體,還有十分重要的企業家群體。真正的企業家精神與自由主義理念是內在相通的,畢竟在發達國家中,中產階層是最重要的經濟—社會主體,也是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而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中產階層形成、持續和認同的困境非常顯著。企業家如何通過自組織而形成公民社會,企業如何承擔社會責任,進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完整結構如何形成,這也是轉型社會學需要關注的重要議題。

3、維穩年代的官民關係。官民矛盾和衝突最鮮明地體現了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巨大張力。維穩之所以成為製造不穩定因素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現有的維穩思路往往是以壓制正當的利益表達為前提的,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愈是強調社會穩定、強化維穩工作,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就愈是不能容忍民眾的利益表達;民眾愈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達,原已失衡的利益格局就愈是傾斜,尤其是底層群體受到的損害也就愈大;利益格局愈是傾斜,利益矛盾和衝突也就愈尖銳,不滿情緒也就愈強烈;由於正當的利益要求受到壓制,一些群體或個人就只能採用體制外方式、有時甚至是暴力的方式來表達和發洩不滿,於是導致社會矛盾愈加激烈;而社會矛盾愈是激烈,政府就愈是要加強維穩工作,從而形成一種愈維愈不穩的惡性循環32。

僵硬維穩思維的最大誤區之一,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目前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絕大多數是因為弱勢群體權利受損同時缺乏有效的利益表達而造成的。社會矛盾衝突事件呈現的上升趨勢,其根源並不在於利益矛盾數量的突然增多以至於無法應付,而是因為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機制,無法及時調整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係。利益矛盾和利益衝突的存在本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一個正常健全的體制要有容納、歸置這類現象的渠道和方式,這就是制度化規則和規範的建立。破除階級鬥爭式維穩思維和「社會恐懼症」,認清維權就是維穩,維權才能維穩;探索均衡利益關係、拓寬表達渠道、化解社會矛盾之路,是我們重建社會信任、和諧社會關係、實現長治久安的治本之道。

4、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及其演變。在中國各地頻發的群體性事件中,不少與地域族群有關,它們到底是族群矛盾還是城鄉、勞資、官民矛盾,是需要加以分析釐清的。近年來,層出不窮卻又不斷被掩蓋的民族、宗教衝突,如藏族、維族等緊張加劇的族群關係,究竟緣起何在?它們是何種性質的衝突?它們與極權式的治理邏輯的關係等,得到的關注和研究甚少。這些也都應該納入社會轉型研究的視野。

在對公民社會建設的研究中,我們特別要警惕「變形記」的發生,即權力機構擠佔社會空間,吸納社會資源,但卻並不能生產出自組織的公民社會,以及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生活。不難預期,由權力主導的社會建設必將導致總體性權力的重建,並進而生產出我們並不陌生的總體性社會。

概言之,轉型社會學的研究需要有貫穿歷史與現實的眼光,也需具有面對未來社會問題的前瞻性。可以預期,失業下崗、徵地拆遷、欠薪等問題很可能都是階段性的問題;而勞資關係、官民關係和環境危機等則相對是持續性的問題。社會危機的引爆點有可能是經濟性的,如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因稅源狹窄而增加稅收造成廣泛的抗稅運動;也有可能是社會層面的,如嚴峻的環境危機導致環境運動爆發、社會極度不公正造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政治矛盾以族群衝突形式顯現等;但這些最後都會通過政治危機表現出來。在一個缺少社會中間層,國家直接面對民眾,同時社會信任瓦解、文化傳統斷裂、價值理念缺失的社會中,衝突和危機在所難免。

 

四 數字化時代的社會學方法論

新媒體技術和數字化時代的來臨,為社會學開闢了新的研究場域,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面向社會轉型的實踐社會學

面對快速變遷的全球化世界,置身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是提出「要命」而「有趣」的問題並回答這些問題。這裏所謂「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實、緊迫而重大的社會問題;而「有趣」則指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學術潛力且能夠生產科學知識的問題。簡言之,面對「轉型陷阱」和「社會潰敗」的嚴峻態勢,我們依然而且迫切地需要「社會學的想像力」。

進入轉型過程的實踐層面,意味着不能僅僅停留在制度、組織、要素、行動者等結構性特徵上。在近年的研究中,我們一直在倡導一種實踐的社會學,它所強調的是,要面對實踐形態的社會現象,要將一種實踐狀態的社會現象即社會因素的實際運作過程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對於過去人們主要從靜態角度關注的現象,如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社會網絡等,實踐社會學意味着要從實際運作過程的角度重新加以關注。面向實踐的社會學,是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的、流動的。也就是說,社會事實的常態,是處於實踐的狀態中。

面對社會轉型的重大問題,社會研究的基礎在於米爾斯所說的:「如今,舉凡重大問題的一切真實解答都必須仰賴人類覺醒的層次。」他曾強烈質疑和批評當時美國社會學的一些傾向:把社會科學當成一套科層技術,以「方法論的」傲慢禁制社會探討,把大量精力耗費在調查方法與技巧上,謹守着嚴苛而呆板的機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關心一些和公共議題無關的枝節問題,瑣碎而無味。這些禁制、蒙昧與瑣碎造成了當今社會科學的危機33。從根本上說,有沒有社會學的想像力,是洞悉事實、去除蒙昧與遮掩真相、製造迷思之間的差別。

面對社會結構轉型過程,研究者能夠看到甚麼?注重甚麼?他們眼中有着怎樣一幅社會圖景?首先就體現了是否具備社會學的想像力。在面臨社會結構的斷裂與失衡、社會不公正所導致的矛盾凸顯、權力失控、總體性精英形成、機會結構鎖閉、社會生態惡化等社會諸象之時,主流的社會學界,要麼無視這些問題,專心致志地營造自己的宏大理論;要麼是用一種過份精密化的專業分工方式將問題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淪為法國著名社會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斥的名為「科學研究」實為「社會巫術」的社會調查存在34。在實際研究中,缺乏社會學的想像力的平庸之作、應景之作甚至奉旨之作亦非絕無僅有。

(二)將事件置於研究的中心位置

在了解「新古典社會學」的精英視角和「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視角對於研究社會轉型獨特貢獻的基礎上,我們需要探索一種超越「行動者/社會結構」的研究路徑和策略,這就是實踐社會學的提出和「過程—事件分析」的倡導。概括地說,這一取向是以對中國社會的經驗性研究為基礎,提出一種「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徑35。這種研究路徑所強調的是,通過對轉型中的過程、機制、技術和邏輯的關注,來實現對社會轉型的新的理解。這種路徑在方法上更加重視深度的個案研究,或者說更為強調從關注結構到關注過程的轉變36。

選擇具有影響力和趨勢性的重要事件進行分析,是要通過事件看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及其改變,也就是它們如何體現轉型的過程與社會後果。研究並非就事論事,而是要從具體事件看到其背後的宏觀背景與結構變遷。與經典社會學研究用統計資料為基礎做推斷性分析相比,對社會事件的分析是以過程—事件為基礎的邏輯分析,即打通個體經驗、具體現象與宏觀社會結構的關係,強調動態過程所能揭示的機制、邏輯、技術和趨勢。探討事件所體現的大趨勢,是以思想的力度和邏輯的力量洞察社會萬象。

事件研究體現了社會科學定性研究的本質屬性:不限於描述某些現象、分析其因果和相關關係、證明某事物的代表性、普遍性,而重在揭示現象背後的機制和邏輯,並呈現這些機制和邏輯的普遍意義。以2011年發生在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為例,我們並不是簡單地由此「見死不救」的現象得出中國的民眾已然普遍地道德墮落的結論,而是要深入分析造成見死不救的機制和邏輯,說明一種懲罰善良、制裁正義的機制如何導致人們的膽怯、冷漠和麻木以及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

(三)新媒體時代的「田野工作」

在數字化信息時代,新媒體的使用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在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會環境中尤其如此。新媒體既然已經成為主要的資訊來源、交流互動平台、重要表達渠道、主體性創造空間,即社會學意義上的完整的公共領域和社會生活空間,那麼,新媒體信息當然應該而且必須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田野」資料來源。以作為新媒體代表的微博為例,其「微動力」的「微力無窮」(微博用語)——能夠解決那麼多以其他方式難以解決的問題,為何不能作為獲取社會學研究的實證材料的來源呢?就此意義而言,只要是人們社會生活、社會關係呈現的地方,只要是人們進行社會實踐的地方,都應該而且可以成為「田野」。

網絡信息作為社會學實證研究材料的運用,首先源自於社會學所面對的社會事實本身發生了變化。數碼時代的信息分享和分析模式恰如美國著名媒體人和媒體研究者凱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二十一世紀人類思維方式將以「去中心化模式」取代二十世紀的高度中心化的「原子模式」,互聯網的萬維(World Wide Web)模式就是「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特點的突出體現,其基本內涵就是超文本協議——大型分布式動態文本,信息可以零成本地傳遞和擴散,即「以去中心化的方法並借助最少的規則來完成」,電腦網絡正是在此意義上使人類脫離控制(Out of Control)37。這一「脫控」過程將使信息、知識不再僅僅是某作者所獨有產權的事物,而是共有的公共知識資源。

概言之,以信息為基礎的社會將從根本上不同於以物質關係為基礎的社會。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分享和知識生產必將以嶄新的形式,改變以至顛覆人類以往的成見和理念,也將帶來學術研究方法論和方法的與時俱進。社會生活的「去中心化」和「去權威化」,會從虛擬空間延伸到現實公共空間,形成對權力中心的監督與「顛覆」。面對這樣的社會事實,傳統社會學方法在即時性與多元性等方面的欠缺使得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成為必須。在國際上,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已經開始把大量的網絡資料納入自己的研究數據中。對於以事件為中心的研究視角來說,新媒體資料有着更為獨特和更深層次的意義。當然,對網絡資料的大量使用也要求我們更自覺地進行反思式的研究,對於所使用資料的有限性和可能的偏差做出清醒的衡量,在此基礎上做出邏輯的判斷。網絡資料的可信度、權威性、選擇性、匿名性以及資料的互證性、直接性與間接性關係等,也都是有待探討的重要問題。

總之,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獨特、擁有最多人口而且對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響的社會,而這個社會又正處於它的大轉變時期,正在艱難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之路。這樣一個社會和這樣一個時代為學術提供了發展和創新的重要資源和機遇,也成為研究者重要的靈感來源和知識富礦。我們要建設的是有能力面對真實社會生活和社會轉型的社會學,而不僅是書齋裏或概念中的社會學。面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趨勢,社會學應該也必須有所作為。

 

註釋

1 孫立平:〈從工廠透視社會——瓦爾德的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理論〉,《中國書評》(香港),1995年總第3 期,頁97-109。

2、3 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98)。

46 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張君玫、劉鈐佑譯:《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

5 郭于華:〈社會學的心智品質與洞察能力〉,《社會學家茶座》,2006年1月號,頁29-35。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8 Gil Eyal, Iván Szelé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9 Michael Burawoy,“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 26 (2000): 693-95; Lawrence P. King and Iván Szelényi, 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10孫立平:〈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頁83-96。

11、13 Gil Eyal, Iván Szelé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 1; 3.

1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 2d e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1). 此書第一版(德文)在1944年出版。

14布洛維(Michael Burawoy)著,沈原等譯:《公共社會學:麥克.布洛維論文精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3-74。

15 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8-29。

16 孫立平:〈反思改革的理念〉(2013年1月31日),搜狐博客,http://sun-liping.blog.sohu.com/254122344.html

17 「總體性危機」和「總體性社會」這兩個概念最初是由美國政治學家鄒讜提出。參見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鄒讜:〈中國20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載《思想家》編委會編:《思想家——跨世紀探險》(上海:華東化工學院出版社,1989),頁18-22;孫立平:〈「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論改革過程中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探索》,1993年第1 期,頁64-68。

18、19 孫立平:〈轉型悖論〉(2013年1月13日),搜狐博客,http://sun-liping.blog.sohu.com/252292844.html

20 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開放時代》,2012年第3 期,頁125-45。

21 劉再復:〈無罪之罪和歷史共業——與梁燕城的對談〉,文心網,http://wxs.hi2net.com/home/blog_read.asp?id=2191&blogid=36637

22 郭于華、孫立平:〈中國的機會結構與社會公正〉(2011年11月17日),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1117/48934.html

23 孫立平:〈社會結構定型與精英寡頭統治的初步凸現〉(2008年12月1日),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b5G6LCE-MnjE2tQ2eCp5qqMPuzTQvr2QiOADvsopUIDRiXxezycJl_s35WgbKHMXxRZjLpex4eMIm4nLYkfB1ozZzMJwZurp922Uz_Ee_3

24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走向社會重建之路〉,《戰略與管理》,2010年9-10 月號,頁17-32。

25馬歇爾1949年在劍橋大學發表了題為「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的著名演講。參見Thomas H. Marshall and Tom Bottomore,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1987), 8。

26 阿倫特:《人的條件》,頁18。

27、28 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頁13-36。

29 郭于華、沈原、潘毅、盧暉臨:〈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4 月號,頁4-14。

30 郭于華、沈原:〈居住的政治—— B市業主維權與社區建設的實證研究〉,《開放時代》,2012年第2 期,頁83-101。

31沈原:〈社會的生產〉,《社會》,2007年第2期,頁170-91;〈走向公民權——業主維權作為當代中國的一種公民運動〉,載《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325-52。

32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領導者》,2010年4 月號,頁11-24。

33 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頁223-57。

34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華康德(Loïc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62-63。

35 孫立平:〈探尋實踐中的邏輯與機制〉,《社會學家茶座》,2006年1月號,頁36-41。

36 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華北B鎮定購糧收購的個案研究〉,載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頁1-20、21-46。

37 凱利(Kevin Kelly)著,陳新武等譯:《失控—— 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頁9-42。

 

郭于華: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 本文經與孫立平、沈原討論磋商而形成,亦體現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轉型研究多年來的基本思路與踐行方向。

出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5 年6 月號 總第一四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