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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冷战、新冷战与当前中美俄关系

2018年10月12日 国际关系 ⁄ 共 1707字 ⁄ 字号

 

 

从2015年9月起在俄罗斯最大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每年举办一次的东方经济论坛,被认为是普京政府抵御西方联手经济制裁的重要举措。2018年9月11日至13日,习近平首次而且全程出席了这个迄今已经举办四次的论坛,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论坛以表达对东道主的政治支持,两国元首共同发力推进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多领域经济合作,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当前波云诡谲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2017年初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中美俄关系很快就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就中美关系而言,可以认为,2017年底到2018年初美国官方的三份战略文件,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而且是冷战开始以来漫长的岁月里第一次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从而完成了从奥巴马时期合作与遏制并举到特朗普时期以全面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过渡。如果说当前的美俄关系具有新冷战嫌疑,那么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已经与传统冷战基本一致了:两国政治体制上的相互对立,意识形态上的指责,外交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对峙。只不过与冷战年代美苏对抗的关系态势相比,中国更多地表现出退让和守势。

 

形式上,特朗普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建制主义特征,奥巴马时期对华不公平贸易的责难已经升级为有增无减的贸易战,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指控已上升为间谍偷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已经演化为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对外扩张的认定,奥巴马时期对台政策的基本稳定变成重新开始制造事端。实质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近期变动也有着反建制主义以外的一贯政治逻辑。应该指出的是,按2010年美元名义GDP计算,中国当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在2013年年末开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这两大态势都没有导致美国很快拟定传统冷战式的对华政策。从美国各界的舆论来看,2018年以来形成的特朗普主义对华政策与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所制定的内外政策有着直接关联。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普京重返政坛后进一步加强了修宪后的总统集权,加速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导致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美国对俄谋求缓和与合作的“重启”政策迅速结束。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说以特朗普主义反奥巴马主义是美国政治生态极化的应有逻辑,那么,当前超越了这一极化逻辑的美国两党和民间智库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其影响将相当深远。即使2020年特朗普总统未能连任,也很难指望具有更加意识形态化价值观的民主党执政集团会带来美中关系的明显转暖。

 

就美俄关系而言,特朗普反建制主义政治逻辑在对俄政策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而且这种逻辑与美国基本战略利益的冲突导致了美国国会两党一致削减总统对俄政策权力、制约总统对俄政策表态的共同行动,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少见的、具有戏剧性的总统与立法机构之间激烈的政治博弈。

 

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架构体系来看,欧洲盟国构成了这个体系的核心建筑。这不仅由于发达的欧洲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奉行巧实力外交的美国政府对其各地区盟友的依赖大幅度增加。然而,就2003年德法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经验看,跨大西洋联盟体系的稳定性植根于美欧安全战略与共识的一致性。因此,如果说特朗普关于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大选的言论只是影响美国内政的信口开河,他关于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言论则影响巨大,这相当于否认了2014年以来欧盟对俄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当于着手摧毁大西洋两岸在维护欧洲秩序上的战略共识和政策一致性,将使美国背叛和抛弃全球安全事务中不可或缺的盟友。因此,美国国会两党在2017年7月一致通过限制特朗普解除对俄制裁权力的法案,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意义重大。随着为了摆脱“通俄门”嫌疑而不断加大对俄制裁,特朗普总统本人犹如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卒子,在对俄制裁上只能前行不能后退,除非俄罗斯做出重大妥协,当前的美俄关系难以看到转机。

 

显然,本次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中俄在远东地区合作的新进展既符合双方关系的内在逻辑,也反映了在外界压力下两国相互间战略需求的增加。

                                   

                                        作者: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出处 :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