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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凱思(Klaus Mühlhahn):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之再思考

2017年04月18日 历史 ⁄ 共 16783字 ⁄ 字号

 

摘要:在既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當中,西方學者發現很難對1949年以後的共和國史作出邏輯一致、有說服力的解釋。本文試圖對新中國建國初期(特別是1949到1978年之間)的史學史進行概括,反思早期研究存在的問題,並提煉出新的研究視角和方向,進而探討如何將中國的今昔整合到連貫性的敍事當中去。具體來講,本文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首先是提升「極權主義」這一概念的分析價值,通過它來反思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例外狀態」;其次是引入跨國流動的視野,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但未終結中國的「開放時代」,而且在建立伊始就被拖入國際的權力平衡當中,國外的因素極大影響了國內政策的制訂;再次是探索建國初期暴力的多因果性和多維度性,特別是暴力的習性、暴力何以在中國社會蔓延,以及敵對雙方交互影響創造出一種超越勝負的暴力文化等問題;最後是探討國家對社會的嵌入,特別是國家通過階級劃分、民族歸屬等工程,深深滲透進中國社會與個人的建構當中。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極權主義 跨國流動 暴力 社會嵌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不僅有意識地將自身塑造成一個打破過去痛苦與羞辱的新形象,而且與以往不同,新政權的政策志在實現深層的社會轉型。政府開始實行宏偉的計劃,試圖重構產業所有權、土地所有制、婚姻制度、工作組織與日常生活,重建對個人、集體與國家的理解。可以說,新中國首先就是「新」:新時期的「新中國」。通過消除過去的苦難,創造新文化、新社會、新階級,甚至新的少數民族,中國得以重建。新紀元已經開啟,新的國際同盟已經形成,新的社會實踐得到鼓勵,對各種新事物的熱情獲得政府謹慎地支持。1949年以後,許多事情與計劃皆圍繞重建展開。

然而,四十年後,到1970年代末,重建的希望似乎已經破滅。文化大革命揭示,在一片喧囂、內亂、迷惑、分離與破壞當中,創建新中國的努力已然戲劇性地結束。1978年,中國發生徹底的轉變,開始走上了一黨統治下的對外開放和市場自由化之路。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成為這樣一部歷史:充斥着理想與背叛,新開始與硬着陸,實驗與失敗,建設、破壞、再重建。現今它雖以資本主義為基礎,卻不否定社會主義體系。新政權的野心與信心受困於其正當性(legitimacy)危機,使之頻繁地採用新模式。然而,新政權的手段僅是以暴力與痛苦的方式拋棄舊模式,代之以更新的模式。這導致領導層的權力鬥爭、頻繁的政策變革與制度性危機等後果。

西方學者發現,對1949年以後的歷史,很難做出前後一致的敍述,更不用說前後相符的解釋了。這可以部分地說明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分成兩段的做法:前期是「極端」的毛澤東時代,後期是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直缺乏一個有連貫性、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因為它與西方(包括蘇聯)歷史經驗的共同假設和模式彼此衝突。在西方學者的歷史著作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很多形象:下一個超級大國、最後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世界最大經濟體、恐怖的威脅與競爭者、不合時宜的存在。所有這些形象,全都同時存在。

本文為正在發展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史,特別是1949至1978年這一階段的歷史,進行一個概括,並探討如何將中國的今昔整合到連貫性的敍事當中去。回顧過去三十年的研究,不僅會幫助我們尋找新的研究領域,而且會幫助我們在研究中重新定位某些根本性的問題。本文將重點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十分重要的幾個問題:極權主義、跨國流動、暴力和社會嵌入。

 

一 研究現狀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論著非常多,但是可以將眾多論著中的歷史編史學方法簡化為三種最有力、且彼此競爭的敍事方式1。

第一種敍事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歷史敍事已納入到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官方信條之中:英勇的工人和農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罪惡政權,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人們在其中不僅享受豐裕的物質,而且享有最完美的民主——和諧、自我管理、沒有人壓迫人;同時,共產主義還是一個理性的制度,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體現。這一歷史敍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

另外還有兩種變通的、批判性的敍事。第一種可被稱作「現代化」敍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在這個敍事裏,中國共產黨與其說是英勇的解放者,不如說是理性的、有技術頭腦的現代化推進者,他們致力於改變貧窮、落後的中國。儘管在早期階段(中共不可避免地面臨着內外的阻力,以及大量必需的經濟社會改革),中共無疑採取了令人遺憾的暴力手段,但是它最終放棄了極端鎮壓的措施。學者開始回到1950年代,研究和探索當時中國社會基本政策制訂過程中的爭論和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西方學者同流亡香港、台灣、北美以及歐洲等地的人一起工作,研究當時中國社會階層的形成與流動、不同群體對政治制度的態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會聯繫。他們對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愈來愈感興趣,這也伴隨着對1949年前的中國歷史的「再發現」。不僅是歷史學家,還包括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類學家,比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魯夫(Gregory A. Ruf)、伽瑟瑞(Doug Guthrie)、閻雲翔、楊美惠等人的著作,已經廣泛地涉及宗族、宗族世仇的延續或復蘇、關係網絡以及其他傳統的社會結構和行為類型2。久而久之,產生了一個更微妙的圖像,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畫成一個動態的、四分五裂的社會,不同群體不得不就重要的社會經濟政策達成妥協。

這個歷史敍事方法打開了重新解釋1950年代的路徑,這一時期開始被視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黃金時代」,務實的領導班子為重建、鞏固和創造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總的來說,這是一個領導階層決心創造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和現代化中國的故事,而鎮壓、暴力和恐怖變得無足輕重。美國政治學家裴宜理堅持認為,獨裁的毛澤東時代已經為以後的中國打下經濟增長的基礎。在她看來,毛的革命政權必須以是否提高了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來評判:從1950到1970年代,在毛的革命理念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投入基礎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如果沒有這些,很難想像中國隨後出現的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一系列群眾運動來實施)3。在英國任教的比較政治學學者林春在其《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型》(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一書中採取了類似的解釋路徑,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現代化推進者,以趕超西方為目標4。

第二種解釋也許可被稱為「壓迫性」敍事(“repression” narrative),這一敍事在共產主義的激烈批評者中間很流行。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是一個充滿極端暴力和持續性壓迫的恐怖故事,無助的大多數遭受少數專制者的持續壓迫。在這個「壓迫性」敍事之中,人們對佔社會一小部分的黨員群體的性質存在不同看法。以著名的德裔馬克思主義學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澤東)實質上是非意識形態的革命專家,只是在現代共產主義的名義下試圖重建東方專制主義5。因此,毛在黨內對反對派的迫害,並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的所作所為,而只是一個新皇帝的行為。

然而,對其他人來說,中共領導人的確真誠地受到馬列思想的驅使。美國著名思想史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認為由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條件」以及毛澤東對「純粹的農民大眾基礎」6的倚賴,中共創造性地改造馬克思主義,使其適合中國國情。中共試圖通過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建立極權主義統治。對任何拒絕服從的人進行暴力鎮壓,是這一烏托邦思想的必然結果。

在以上兩種「壓迫性」敍事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被描畫成一個全能性政府組織,迫使公民接受和服從新秩序7。極權主義理論在研究政黨、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學者之間甚為流行。大體而言,這一理論表明極權主義政權,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共享某些特性,採用類似的制度和組織構架。同時,西方研究也着重強調那些自稱受共產黨迫害的一大批人。在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和英籍中國學者張戎的書中,毛澤東被刻畫成一個鐵腕統治國家的「瘋子」或「魔鬼」。「解放」被描述成破壞社會、摧殘生命的悲劇8。在大躍進期間,毛及其政黨由於教條主義與自私愚蠢,忽視饑荒將引發大的災難。馮客詳細地描述了中國人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所遭遇的苦難、死亡和為生存所做的鬥爭。他這樣表述:「毛主義統治的最初十年是二十世紀歷史中最為暴虐的統治之一,它將至少500萬人民早早送進了墳墓,給無數人帶來苦難。」9

然而,歷史學家常常對極權主義理論的功過存在不同看法,大部分歷史學家對將極權主義作為分析工具並不熱衷。對許多歷史學家而言,極權主義模式——鼓吹一元論、有效政府、教條且改造思想的意識形態——過於機械,無法描述社會現實,更不用說解釋這些制度的社會現實了。由於極權主義背後的概念和思想,即使不具有意識形態性,也是具有針對性,歷史學家開始將這些視為冷戰思維的顯而易見的產物。

 

二 超越極權主義

在筆者看來,上述各種敍事都忽略了中國的國家結構與歷史的複雜性。要重新思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勢必要超越極權主義的簡化式運用。然而,輕易地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壓迫與暴力的維度,也將毫無裨益。我們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剖析中國往往陷於極端暴力的原因,另一方面解釋中國國家結構與政治制度的複雜性,理解其何以允許中國高效地進入現代化。因此,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種無論是局部還是整體都準確而符合實際的敍述。在許多實證工作已經完成的基礎上,如今我們需要做的是認真權重這些研究熱點和研究成果。為此,我們最好重新思考「極權主義」的概念,提升其作為分析工具的價值。有理由說,研究中國的中外歷史學家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一概念的思想深度。兩位重要的極權主義理論的思想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在國際中國研究界很少被提及。然而,這些理論對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新取向仍有不小的借鑒意義。這將有助於我們處理日益豐富的材料,也會促成更多關於理解政權性質的討論。坦白來講,在這一問題上目前的研究乏善可陳。

阿倫特的理論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她將極權主義描述為一種持久流變、矛盾的政治體制,並力求恪守當初將運動帶向勝利的烏托邦式的許諾。與此同時,它建立了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政府,並向其提供基本的商品與服務。她寫道:「極權主義統治者面臨雙重任務,他顯得矛盾而荒誕,即一方面他必須建立極權運動所想像的世界,使之成為切身體驗的日常生活現實,另一方面,他必須防止這個新的世界產生一種新的穩定,⋯⋯不惜任何代價,阻止新的生活常規化。」10對阿倫特來說,極權主義政權根本上是「無結構的」(structureless),它忽視物質利益,否認盈利動機,追求非功利主義的目標11。阿倫特提供了一種對極權主義的複雜理解:依靠內在不穩定性和這些政權對於(自視的)合法性的缺失。

對施密特來說,本質而言,每一種專政都代表了「例外狀態」(a state of exception)。在回顧歐洲專政統治的歷史後,他區分了兩種形式的專政。一種是「委託專政」(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是在危機與威脅的情況下,為了挽救憲法秩序而實行的緊急狀態。它只是暫時性擱置常規法,以道德權利或憲法規定為依據。在此情況下,緊急狀態是有限制的,其實行要以法律為基礎。相反,另一種是「主權專政」(sovereign dictatorship),它是動員民眾反對現存秩序的結果。其目的不在於「挽救憲法」,而在於創造新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以代替既有秩序12。對施密特而言,專政不只是獨裁或暴政的形式,而是達到某一特定目標的方式。此目標或為捍衞現存秩序,或為創造新秩序13。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屬於主權專政的範疇,因為它致力於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

儘管阿倫特和施密特區別明顯,但他們都可為我們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理論化提供豐富的新方法。其起點就是正當性的缺乏,這也許是重新詮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關鍵。依據美國管理學者薩奇曼(Mark C. Suchman)的定義,正當性可理解為:「它是這樣一種普遍的觀念或假設,處於某種社會建構的規範、價值、信仰和解釋系統之內,主體行為是可取、合適和恰當的。」14正當性不是特定事件,而是需要「概念化」。同時,正當性不是財產或資源,而是反映一種情況,即主體建立在相關條例、法律、規範性之上或者符合文化結構。它是一種象徵性價值,通過規範性來認可實踐的必要性,從而證明行動主體的合法性。

中共在戰場上贏得勝利,得力於國民黨勢力的迅速潰敗以及蘇聯的援助。它以暴力獲得勝利。儘管一部分人對中共持同情態度,然而在新中國建立的前期,中共尚未獲得社會的普遍接受與信任。從那時起,多數報導表明,大多數人對中共的關注僅止於好奇15。由於缺乏多數人的支持,斯大林和蘇聯顧問一直敦促中共與所謂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在既有的政治構架和機構中完成工作16。

一開始,中共確實拿不準社會的支持度。1949年後,它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仍然要繼續面臨這一危險和挑戰。中共認識到自身缺乏正當性,為了穩固統治,必須訴諸暴力和壓迫。冷戰衝突及其後的中蘇矛盾製造了更多的外部壓力,進一步增加了中共的危機感。因此,新政府需要嚴格控制社會,持續動員人民支持政府;同時,它也感到巨大壓力,需要證明自身目標是獻身於人民的福祉。

阿倫特和施密特理論的基本論斷有助於我們理解:在「無結構的」政府之下,宣揚既有威脅一方面客觀反映了現實並暴露制度結構的脆弱性,另一方面這些所謂的「威脅」在政治上成為立憲的依據。對內、對外捍衞革命的需要,名正言順地成為必須停止常規發展的藉口。「革命鬥爭」淪為「緊急狀態」和「例外狀態」的代名詞。新政權看到自己始終遭受包圍或身處戰爭之中,憂慮自己的統治缺乏廣泛性接受,這使得安全問題變得至關重要。這一想法導致國家重新思考個體與集體的關係,並將安全問題放在首位。如此一來,程序與法制反倒成了次要問題。在這種新的局面之下,威脅成為塑造中華民族社會機體之要素,從而創造出新形式的政治個體。這種情況允許中共採取獨裁統治,「例外狀態」演變成一個持久的「政府形態」,反覆再現。實際上,群眾運動是暫時性緊急狀態的宣言。當然,緊急狀態並不完全是一種假象或隱喻。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近200萬的武裝力量在中共控制之外,其中有60萬國民黨後衞部隊。1949年,中國被劃分為六個軍區,直到1954年,國家實質上一直處於軍事控制之下。中共的統治面臨諸多挑戰,也疲於應付各種來自於內外的安全威脅。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內戰的影響隨處可見:抗戰和內戰迫使數千萬難民背井離鄉,橫跨全國,湧進城市17。

武裝衝突毀壞了中國大城市,摧毀了鄉村,破壞了經濟。連年戰亂,加上統治者和行政機構的頻繁變更,致使社會政治秩序崩潰。許多鄉鎮被罪犯、武裝土匪、復員軍人和地方強人操控。鄉村經濟遭受破壞,糧食供應不足,通貨膨脹削弱城市經濟。在此情況下,從一開始,「非常模式」就成為治理中國的必要模式。

因此,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心中都佔據着「例外狀態」的思想。重讀1950年代以來的政策文件,這一點十分清楚。毛澤東談及人民公敵時,十分清楚地意識到至高無上的主權與法治之間的緊張。一方面,領導人主張為了具有吸引力,政府的監管機關必須以法律特別是憲法為基礎,而非法律之上的個人專斷;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承認需要使用「非常權力」來擱置法律。政府需要訴諸不受監管的暴力,來對付敵人和叛徒。

這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來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及其仍然面臨的問題。脆弱、苦難與安全考量的深層影響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體,形塑了中國的歷史軌道,也塑造了一個制度結構化相對較低的社會。

這些發現也能夠在跨國流動、暴力、治理與社會嵌入等領域,得到進一步證實。

 

三 全球聯繫與交錯

不少學者將中華民國看成是中國的國際化時期,並稱之為「開放時代」18。期間,全球性流動與轉移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多樣性。這一敍事亦暗示,隨着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融入世界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事實上,大部分著作不加反思地接受了這一見解。

然而,這場戰爭並未終結中國的國際化,只是轉換了方式,並在1949年後產生深遠影響。二十世紀中期的戰爭留下最嚴重的後遺症就是邊疆不穩定,致使中國人充滿對中國領土控制力被削弱的恐懼。在政治領導人和普通人的眼中,1949年以後的中國被強大的對手和潛在的敵人包圍,它依然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國家。中國的安全考量有四個方面:國內、近鄰、周邊區域系統和亞洲外的世界。

正因為二戰是全球性的,歐亞的交戰雙方發現很難在內政、外交政策與軍事策略之間,維持傳統性的分離。以中國為例,在戰爭期間,國內政策與外交事宜迅速關聯,改變了政治主體的組成。國民黨與中共為了生存,皆依靠國外的援助,這導致中國在做決定時外人的干預不斷增強19。這種現象繼續貫穿於整個內戰時期,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在現代,就像移民與流行病一樣,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立於世界潮流及其影響,而中國可能成為「最被滲透的大國,無數的外國勢力往往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有害於自身的生存,從而試圖影響其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演變」20。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境外的發展變得至關重要,而且常常對中國政治產生直接影響。事實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內外因素區分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內政與外政密不可分。

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加入朝鮮戰爭。兩天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絕非巧合:在朝鮮半島同美國作戰與進行內部階級鬥爭,這兩項決定幾乎是同時做出的。中國參與朝鮮戰爭還導致經濟政策的調整,國家對農村資源需求的增長是1950年底開始進行土地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1950年11月22日,毛向中共地方支部發出電報,稱:「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21這個例子表明,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對抗國際冷戰中的內部敵人及國際衝突緊密相連。

在冷戰期間,發生在中國以外的事件影響着中國內政,這一現象貫穿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1950年代末,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日益悲觀,他愈加確信蘇聯的建議與影響是其本人的政策在中國遇阻的罪魁禍首。1956年春秋,波蘭與匈牙利發生民眾暴動,似乎證明了毛對「去斯大林化」的負面評價。東歐危機表明毛對反抗集體化、抵制官僚主義與黨的文化控制日益謹慎。中國與世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聯繫如此緊密,因此毛充分意識到東歐暴動與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去斯大林化」在中國可能引起的後果。毛通過發動大躍進重啟革命的決定,與蘇聯聯盟的瓦解直接相關。中蘇關係的變化很可能是毛國內政策激進化的首要原因。這正如高文謙在一部周恩來的傳記中所說,相較於對革命純粹性的關心,文化大革命更多源於「(毛的)偏執,這種偏執的誘因,一方面是蘇聯的去斯大林化,毛擔心這預示着他革命遺產的未來命運。另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未來的擔憂」22。蘇聯的「去斯大林化」、東歐暴動、中國與蘇聯日益增多的分歧,僅此幾例,皆在中國社會蕩起漣漪,導致政策和發展模式的大幅波動。

經濟領域亦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的目標從來不是建設「一國的社會主義」。到1949年底,社會主義陣營從柏林延伸到廣東,涵蓋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是孤立地建設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與蘇聯建立兄弟合作,加快推動中國走上社會主義之路。」23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建立合作關係,成為這個更大網絡的一員。斯大林稱「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彼此遭遇」24,中國是其中活躍的成員之一。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1949年之後人們以及思想觀念的國家界限是如此可滲透和模糊。這一現象不僅指向相互滲透,而且首先指向一種共享的文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話語,這需要得到進一步討論。

然而,側重於具體的轉移和相互影響的研究仍然頗為欠缺。當然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已有不少研究,但從實證角度而言,則相對缺乏。需要指出的是,對符號、具體實踐與行動、行為方式一系列傳播過程,往往以模仿的形式再現。從城市規劃到農業改革,從高等教育到勞教所,從民族政策到經濟模式,從宣傳機制到情報工作,中國這個新國家都模仿了東歐、特別是蘇聯的經驗。這些轉移塑造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也反過來影響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民族問題。毫無疑問,在中國現代史中,與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蘇聯的聯繫引發了知識與技術最大規模的、最系統性的轉移。因此,「聯盟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任何其他成員國」25。

問題是,變遷、重疊的歷史在以往研究中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要想超越現存主流敍事,下一步不僅需要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及其決策,而且要探索互動的過程與想像的交換,並將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聯繫起來。無論如何,社會主義政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其影響,都離不開它們互相交織的歷史。

 

四 暴力動力學

國家暴力和恐怖常被解讀為極權主義統治的基本要素。此外,勞教所和以大量人口為目標的群眾運動這兩種現象被看作是國家暴力的展示,它清楚地傳達出毛澤東政權醉心於暴力與屠殺。公開的檔案出現了愈來愈多的暴力證據。的確,這都是必要的工作,國家歷史不能也不應該逃避。但更重要的是,「暴力」的概念捕捉到甚麼?我們能從暴力歷史化中獲得甚麼?

當然,一個完整的暴力與恐怖的歷史不僅包含革命,也包含戰爭。很難講1949年是一個將戰爭、暴力與重建和純粹的意識形態徹底分離開來的嶄新開始。革命的勝利是三十多年戰爭、暴力與革命的高潮。冷戰時期的中國社會仍然受到二戰暴力的深刻影響,就像歐洲國家在1945年後,仍深受捍衞領土戰爭和外敵入侵經歷的影響26。

從1920到1960年代,發生在中國本土或邊境的各種戰爭都是「總體戰」的表現。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術語,我們需要將「總體戰」置於生死鬥爭的背景下來理解。群眾暴力的問題也必須放在「總體戰」的歷史中來解讀。在社會政治清洗運動的背景下,緊要的問題涉及到鎮壓甚至清洗「人民公敵」與「漢奸」。然而,更一般性的問題則涉及到戰爭的性質。在中國,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大多需要超越軍事衝突與政治。許多彼此對立的派別(日本、中共、國民黨、蘇聯和美國)被捲入到中國的戰爭事務當中,他們彼此糾纏在一起。可以說,諸派別中的任何一方都會習得另一方的一些特點;但是在確認這些特點是甚麼的時候,我們需要小心謹慎。筆者將建議採取一種更複雜和交纏的方法,使簡單化的比較法和對主導因素的追尋讓位給一種互動的研究方法。在其中,敵對雙方製造了一種奇怪的混合式的交流,從而創造出一種超越勝負的暴力文化。

總的來說,排斥異己與「例外狀態」的話語體系和實踐過程使得國家名正言順地調動群眾對抗、監管公敵,以維持社會主義秩序。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通過鎮壓內部敵人,以捍衞公民社會。忠誠或背叛的問題開始壓倒對透明度、問責制和正義的關注,這開啟了過度暴力的大門,並由國家執行和通過。鬥爭的話語體系導致剝奪選舉權,甚至迫害和拘禁;它最後也可以證明,清除那些被認為是無法挽回或對社會主義有害的人是正當的。因此,社會主義必須用捍衞的觀念賦予一種消滅異己的道德正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暴力具有明顯的多因果性和多維度性,這使得擴寬調查範圍十分必要。現在,爭論的重點不是暴力的部署或受害者數目,而是政府實施、社會參與的暴力的性質與目的。這無疑需要適當的語境化和歷史化,也要避免簡單化的印象,即暴力來自於專制獨裁統治。面對這些議題,有兩方面值得探究:一是暴力的社會嵌入;二是管理一個多民族帝國的意識形態要務。這一重要的命題可稱為:多數由政府發動的暴力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社會。這不僅提出社會暴力的性質問題,而且提出暴力的習性以及暴力為何在中國社會蔓延的問題。

至此,我們仍需要回答的根本性問題是:正如阿倫特所暗示的,轉向武力鎮壓是政權自身權力軟弱的反映麼?恐怖——或至少某種恐怖——獲得普遍支持,是政權的自我辯護麼?是社會動員和意識形態認同的方式麼?政權能指望民眾參與麼?暴力存在支配類型麼?

 

五 創造新中國

正如上文所言,儘管極權主義模式壓倒性地關注國家、政權和制度,但是對社會的研究早就成為獨立的研究主題。目前,有些研究正從不同的角度入手,開始意識到國家在何處以及如何被生產、維護、內在化,並擴大到包含前文提到的社會中的社會群體?

以中東政治研究為基礎而提出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政治學家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稱此為「國家效應」(state effect),即一個追求積極干預且力求推進變革的政府,想要產生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效應,所需要做的很多事情27。我們必須意識到,傳統上我們將國家和社會二分,實際上它們的界限是模糊的、可轉移的並不斷重塑的。我們必須追尋如下二者的差異,即一方面是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是更分散的國家在場、國家意識和以國家規範來改造思想的自我改造。我們應當認真對待國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和各種使國家看起來正常的日常勞動和實踐。1950年代期間,「國家」將自己嵌入社會,不再是外部的、邊緣性的存在。相反,國家和政黨經常通過提拔女性領導人、尋找積極份子和勞動模範,努力融入到左鄰右舍的生活當中去。

以往研究和當前研究的最重要的區別是,前者嚴守基本的階級分類,如工人、農民、地主、資產階級等,而後者更為關注社會階層化所產生的社會現實,而不是簡單地反映它們。當然,「階級劃分」僅是其中一個維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通過民族分類(族性、人種或其他方式)而產生新的中國人意識甚至更重要。中國民族識別史研究學者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十分敏銳地洞察到,暴力嵌入民族歸屬分類,就像嵌入鬆散的政權意識形態基礎一樣,它們由上層推動,又從下層再生28。這一發現暫時表明這些歸屬分類具有跨民族的特質。然而,階級終究是一個普遍性的分類,但民族不是。應該強調的是,在戰爭期間得以重建的「國家效應」,創造了戰後獨特的國家認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戰爭與犧牲不僅最終歸於認同,而且階級的普世理念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中消失了。

因此,我們必須與早期研究毛澤東統治下的社會的著作保持距離,充分地探索政府在中國的社會建設、社會與個人建構中留下的深刻而持久的印記,因為劃分歸屬會變形為自我界定與身份認定。階級和民族歸屬不僅存在,而且對中國社會的轉型產生十分有效的作用。我們還未完全明白,劃分歸屬的工程如何進行,它表達了社會與個人的何種需求與欲望,它對個人認同的自我形塑意味着甚麼。我們也不是十分清楚這個過程在何時發生。最後,我們不知道怎樣評估「例外狀態」下的特殊需求:缺乏、定量配給和困難等情況;同樣重要的還有,人民本質上不傾向於捲入任何事,更遑論自我改造這麼艱鉅的任務。似乎很明顯的是,不只有政權行為,社會團體也憑自己的力量成為參與者,參與諸多實踐,如社會化戰略等。我們需要在徹底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遺產前,弄清楚這些情況。在此種歷史的地平線上,我們還可發現,正如地方或特殊的掌權者,這些社會活動家參與到一個更廣泛的世界當中。這個世界部分地由幻想和憧憬組成,部分地是跨民族實踐的產物。

多項研究證明,這一政權打算創造新的集體性主體,一個完全現代的、狹隘的和自我塑造的人格。它們指出,這種對主體的想像以及對這種人格的培養,具有悠久的傳統。它的典型方式就是真實的人經歷驚人的經驗後,轉變為「新人」29。自我轉化的方式多有不同,然而其重點在於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些方面是根植於人民的生活當中的。值得注意的是,規訓是這一工程的中心,它特別暗示了階級歸屬、歸屬感的創造和自我轉化以一個生動的方式交織在一起30。

有證據表明,新中國建立之後,社會紐帶斷裂了,或者在最低程度上暗示(戰爭、通貨膨脹和流動性等)這種情況的發生31;但也有相反的證據表明,家族和友誼的紐帶實際上是加強了,業緣紐帶亦如此32。所有這些都顯示社會的反作用力不能被低估。然而,我們尚未能完全理解這一功能或推力的性質,它們使某些人對國家具有歸屬感,另一些則與國家疏離。

六 結論

本文嘗試根據時期劃分和不同敍事,來重新思考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早期主流敍事的碎片仍主導着各種著作,但是最近的研究削弱了這類普遍化敍事,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視為豐富多樣和複雜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疑問繼承了前政權的艱難局勢:遭受轟炸的城池、潰塌的堤壩、渴望土地的農民、全國性的難民潮,以及對國外救濟的依賴。在不同程度上,它必須耗費大量精力,通過高壓和說服的方式,進行再教育、重建或消滅既存的資本世界和外部世界。資本家、基督徒、佛教徒、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其他價值與信念的信徒,他們的成功改造似乎可以使他們長久與黨和國家保持距離。同時,蘇聯取代西方,成為現代化進步的最佳模式。婦女解放、兒童保育、地方選舉都事關重要。為了建設新中國(以不同程度的熱情和成功),國家需要投入大量文化資本和政治能量。新中國將自己嵌入社會和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除了新的政治運動和社會生產之外,人們仍然還有舊的記憶與理想,或制度化或分散化,或公開或轉入地下,來堅持主體地位,逃避黨的指令。「舊世界」繼續碎片化地存在,「新世界」艱難地誕生。回顧過去,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競爭的時代,它要求治理技術在全社會中的滲透性運用,如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其後,儘管權力增長、國家範圍擴大,中共仍必須與現存的那個中國鬥爭。

總之,在恐懼、不確定和焦慮的狀況下,黨通過訴諸國家「例外狀態」,來加強自身的實力,從而贏得戰爭的勝利。可以說,以「例外狀態」為基礎的重要決策,都是在焦慮和脆弱的狀態下做出的。「例外狀態」是革命獨裁的「無結構」的隱喻,它包含了各種緊急情況,並強調國家最典型的特性就是可以超越憲法的嚴格限制。用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話來說:「政治和法律之間的界限⋯⋯含糊、不確定,法律和政治的邊界相互交織。」33

鄧軍 譯 何妍、范鑫 校

 

註釋

1 David Priestland, 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9).

2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regory A. Ruf, Cadres and Kin: Making a Socialist Village in West China, 1921-199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oug (Douglas) Guthri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Firms: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dustrial Shangha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譯者註:該博士論文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作者在此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撰就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一書〕; 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譯者註:此書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2005年列文森最佳圖書獎〕; Mayfair Mei-hui Yang,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 no. 57 (January 2007): 1-22.

4 Chun Li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Karl A. Wittfogel,“ Part 1: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 (January-March 1960): 72-86.

6 Benjamin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2 (April-June 1960): 35-42.

7、32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Introdution”,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6.

8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3);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Knopf, 2005); Gregor Benton and Chun Lin,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9 Frank Dikötter, preface to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 xiii.

10、1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51), 391; 419.

12 Carl Schmitt, Die Diktatur: Von Den Anfängen Des Modernen Souveränitä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München;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8).

13 Carl Schmitt, Political Romanticism , trans. Guy Oak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14 Mark C. 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no. 3 (1995): 574.

15、31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 23; 1-400.

16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356-58.

17 有1,400萬到2,000萬的中國人先死於抗日戰爭,繼而死於內戰;有8,000萬到1億的人成為難民。

18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Frank Dikötter,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9 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0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42.

21 毛澤東:〈毛澤東轉發福建省委關於剿匪和土改報告的批語〉(1950年11月22日),《黨的文獻》,1990年第6期,頁48。

22 Wenqian Gao,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A Biography , trans.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91.

23 William C.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 y, no. 188 (December 2006): 875.

24 Joseph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2), 30.

25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429.

26 Ian Buruma,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3).

27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譯者註: 這句關於「國家效應」的解釋是婦女史研究學者賀蕭(Gail Hershatter)對米切爾提出的「國家效應」一詞的概括。傳統觀點認為國家與社會是涇渭分明的兩個獨立實體,米切爾反對這一立場。他認為國家與社會彼此嵌入,它們的邊界是模糊的,而造成「國家/社會」分野這一印象的原因在於國家的一系列行為讓人產生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感覺。參見Timothy Mitchell,“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State/Culture: The 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 ed. George Steinmetz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76-97。〕

28 Thomas S.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9 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30 Michael Dutton, 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 A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 trans. Kevin At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 柏林自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座教授,東亞研究所

所長。

* 本文的翻譯得到張洪彬、劉樹才、馬華靈、宋宏、周凱諸位同仁的建議,專此鳴謝。錯訛之處概由本人負責。

出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5 年6 月號 總第一四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