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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文革成因探析

2018年11月22日 中国转型研究 ⁄ 共 6032字 ⁄ 字号

內容簡介:文革乃中國為馬列邪教支付的標志性學費,必須清算馬列主義;中華傳統存在輕視個權這一致命漏洞,故被強調集體共產的馬克思主義突破理性堤壩。文革成因多元多維,保權奪位乃毛澤杔發動文革第一政因,「反修防修」、「繼續革命」乃遮掩性說辭。文革流毒至今,中國意識形態仍運行悖謬邏輯,國人價值序列錯亂;必須確立個人權利的合法性,此為意識形態正本清源當務之急。
    

 關鍵詞:文革成因;直接政因;個人權利;
    
    文革乃國際共運頂級怪胎,也是中國為馬列邪教支付的標志性學費,今天的會議則是稍稍收回一點「利息」。非常遺憾:只能在哥大918收回一點利息,而非在最需要收回利息的中國大陸。當然,這也是今天研討會的價值所在——能收回一點總比一點不收要強。
    

歐美都已走到深化自由、如何落實平等的高層次臺階,中國竟還未邁上政治現代化的第一臺階,尚未爭取到「擺脫恐怖的自由」。文革雖被中共否定,但畢竟是中共臉上的疤,至今仍不讓攤晾研究,寰內士林必須按中宣部劃定的軌轍進行。鄧小平雖然從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理論上未動一鏟一鍁,毛得以發動文革的意識形態依憑——階級鬥爭(馬列靈魂)、公有經濟、世界革命等,仍為中共宗奉,因此薄熙來得以重慶「唱紅」、習近平重拾《共產黨宣言》。
    

鄧、江、胡都明白中共政權畢竟出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保住紅色意識形態才能保住「萬水千山」奪取政權的歷史合法性,才能保住「維穩」大局。
    

不過,我們這些文革親歷者,無論個人感情、社會責任、歷史意識等各個維度,當然無法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必須從文革處拿回一點「利息」,至少為留下一點自己的思考,不能停留於「決不能再發生」的控訴式呼號,得挖挖文革之所以形成的歷史、文化原因;不僅為中國,也為人類如何防堵此類披著理想外衣的赤色邪說,提供總結性經驗,形成操作性的防堵程序(如美國移民談話的「是不是共產黨員?」)。
    

文革成因,可從史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維度切入。囿於發言時間,只能稍述這方面的研究概要、毛澤東倒劉的政治原因,重點落在五四左翼士林何以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原因。
    

總結歷史經驗,得追索如何形成當時的社會態勢,極端歪謬的馬克思主義怎麼會被中國奉為「聖學」?會得到如此大面積的滲透?全球國際共運赤難,為何中國最烈?我們的傳統文化哪兒存在致命漏洞,怎麼會被這則赤色艷說輕易突破堤壩?
    

一、「十因」說
    1993年,中央黨校馬研所副所長金春明(1932~ )歸納文革「十因」——
    階級鬥爭必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黨內主導觀點)
    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流行港臺、海外)
    封建復辟說(蘇紹智闡述最力)
    毛澤東帝王思想(海內外民間觀點)
    烏托邦碰壁說(《河觴》觀點)
    群眾反官僚說(海內外民間觀點之一)
    東西文化沖突說(少數青年學者觀點)
    人性獸化說(體現文藝作品)
    奸臣禍國說(民間沿襲舊說)
    左傾思想惡性發展說(金春明等中共黨史界觀點)
    

上述十說(十因)都進了一個窠臼——單因說。偌大文革,成因眾多,任何單因、任何單一側面都無法解釋文革的多維性、復雜性。
  

  二、政治歧見——直接政因
   

 毛澤東之所以押上全部政治資本,冒著極大政治風險,只手掀動政治大動作的文革,最直接的原因只能是現實政治原因,否則毛不可能有此政治積極性,畢竟從上到下要打掉劉的「腳」,得罪這麼多跟他打天下的忠實部屬。
    

1949年後,政治局常委的毛劉周朱陳,能稍稍遞點不同意見的,只有劉少奇一人。一開國,如何對待新富農、工商戶,在轉型公有制的速率上,毛劉一直存分歧,每次毛都以權威優勢壓服劉少奇。1958年大躍進造成大饑荒(餓死至少四千余萬),毛的「戰無不勝」神話破裂,權威受到質疑,尤其打倒彭德懷,黨內騰議四起,毛明顯感到身後有被做〈秘密報告〉的威脅。「七千人大會」毛劉分歧公開,而且此時劉在政治局、中委占壓倒性優勢,中共高層都認為毛搞經濟不行,毛決定倒劉。這方面史證甚多:
    

①1964-12-15~1965-1-14全國工作會議,著重討論「四清」,劉少奇不同意毛澤東將運動定為「重點就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不能忍受對其觀點任何最輕微的挑戰,當眾訓斥劉少奇: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②1970-12-18斯諾采訪毛澤東: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澤東回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但政治用意越顯,目的越醜陋,毛就越要為醜事找說法,得為醜陋權爭穿上合法性外衣,1968-4-10《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毛澤東為文革「定性」的「最高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
    

毛澤東用「階級鬥爭」、「繼續革命」、「馬列第三塊里程碑」等紅色理論包裝文革,迷惑黨內外。由於當時全國的毛崇拜,這套紅色包裝還真成功忽悠了絕大多數「革命人民」,包括不少老外,如張愛玲丈夫賴雅。馬共柬共、法國「五月風暴」、秘魯「光輝道路」······都是「毛澤東思想」的派生物。
   

 從政治角度,毛澤東成功利用了當時的國內形勢,達到打倒政敵、阻止「資本主義復辟」、推動「世界革命」等一系列目的。
    

毛澤東自立文革為「國際共運第三塊里程碑」,暴露此人文化層次太低,對文化的基本作用都不知道。對任何一個民族與國家來說,傳統文化都是祖先留下的智慧倉庫、解決各種矛盾的總資源。對待傳統文化,永遠繼承第一,翻找剔揀第二。漠視文化,革文化的命,對傳統文化「一腳踢」,智力極低之蠢事。但文革坑苦了我們這代人,我們自幼失學(上山下鄉)。事實上,習近平的「寬衣」(寬農)、北大校長林建華的「鴻浩」(鴻鵠),都在具體訴說「文革後果」。
    

「社會意識」凝固成結結實實的「社會存在」,毛共成功擰歪幾代人的三觀。如今七旬左右的「四0後」一代。他們一生被中共剝奪得乾乾淨淨,居然死心塌地擁護剝奪他權益的中共政權與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的頭腦中只灌進馬列毛的東西,他們只能以共產主義那一套赤色邪說作為判斷的價值依據。我一位很熟悉的親戚,去年生癌開刀,今年初上書住建部長(住宅與城鄉建設部)并轉七常委(要求答復),要求立即停止「住房私有化」、反對憲法載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有違共產主義原則。他杭州一套住房(市值230萬),乃房改而得「暴富」,無顏面對大批為無產階級奮斗的先人。
    

大陸幾代國人(以小知為主)的大腦裝配混亂、邏輯悖謬、價值序列錯亂,連基本人權、人權與自由的關系、自由與民主的關系、一時均產既不可能維持長久,且破壞整體平衡,不是推動生產力而是喪失第一生產力——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整一個需要啟蒙的阿Q,居然至今還以為共產主義可能帶人類上天堂,這可能是王滬寧之所以建議習近平政治局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的「社會基礎」。幾代被馬列邪說弄歪基本價值標準的大批小知,居然還在尊奉赤難之源的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恢復私有制搥胸頓足。
   

 因信息封閉,大陸至今90%以上國人并不知道鎮反、肅反、大饑荒、文革真相,包括南昌暴動、西安事變、重慶談判等一路具體歷史細節,更不清楚中共對傳統的破壞、對文化的毀滅。這也是中共至今為什么不惜斥資打造「金盾」防火墻的底牌。因此,我們這些人僅僅一句對文革「千萬不要忘記」,就已經使中共抖三抖了,這也是我們這些人為什么回不去。
    

三、兩大對應
    

吾華傳統文化確有貧弱致因,儒學過於粗疏,未能及時檢驗並攔濾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產地的西歐,之所以躲過此劫,歸根結底是他們的文化力量。我們用實踐檢驗馬克思主義,歐美則是用經驗(歷史理性)攔濾住這則邪說。
   

 儒家文化之所以被馬克思主義鉆了空子,當然是儒學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被馬氏赤說找到致命的「對應點」。馬克思主義廢私立公,根柢在於滅欲,與我們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恰成對應。儒學畢竟以等級制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崇尚「克己復禮」,從根子上就缺乏個人權益意識,而個人權益乃現代人文價值核心。此外,「均貧富」等大同理念,也與共產主義相呼應,而失去個人財產權,人權即喪失最主要的內容。一個沒有財產權的人,生存都成問題,還如何去爭取其他權益?
    

從文化接受學角度,完全異質的文化很難得到接受國認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之所以被「一聲炮聲」迅速輸入、大面積傳播滲透,實為找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兩大對應點,蒼蠅不叮無鏠的蛋。
    

「犧牲個人」看起來很高尚,實質一併送出現代文明核心內涵——個人權益。而單極強調犧牲、只要求奉獻、只說義務,不準提個人權益、無視本然人性,集體利益豈非抽空價值來源?無私之公,當然成了假公。所以,根據歪謬起點搭建的中國社會主義,除了全民無積極性、逆淘汰,只能孵生一茬茬「假公濟私」的貪官。
    

從文化源頭上,中華古典哲學粗疏,儒道學說大而無當,無法對接走向日益精細的現代化,因此被馬克思主義鉆了空子。歐美之所以成為「世界的城市」,領先領跑,根子還在於古希臘文明中有承認個體價值的文明因數。
   

 此外,五四時期其他炫耀一時的各式主義(即得到一定社會呼應),均可從傳統文化與中國歷史中找到「對應」。如國家主義對應儒家、無政府主義對應道家、無產階級造反對應農民暴動。為什麼我們請不進「德先生」、「賽先生」,為什麼「個性解放」只在五四文學中靈光一閃就熄滅了(包括被提倡者創造社拋棄),根子還是在於我們傳統文化中缺乏這方面的根須,從古訓中找不到可以堅持個性、明確保衛個權的「理論根據」。
    

對這一點,我來美國感受較深,意識這正是美國之所以強大的人文根須。美國已將這一價值認識滲透到中小學教育、制度設置、移民政策等各個方面。
    

從現實意義層面,中宣部的「七不講」,包括今年4月習近平的領誦《共產黨宣言》,人家還是很有感覺的,即敏感地抓住「維穩」要害,堵住意識形態最大也是最危險的缺口——個人權益,因此有「普世價值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
    

四、必須明確個權
   

 病因既顯,藥方自出——必須明確個人權益,即「公民權利必須講」、「普世價值必須講」,而且要講出為什麼五四至今未能請回「德先生」、「賽先生」的原因,明確思想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必然先導,要理直氣壯地為自己(也為國家)爭取個人權益,保衛不可禠奪的私有財產。相當成分上,中共今天的集權,來自國人似乎很高尚的「讓權」。否則,農民的土地、居民的房子,為什麼會被強拆強征?包括我們的思想、個人的言論,為什麼竟被「規定」、「不準」?如果沒有毛鄧時代的鋪墊,能走到今天嗎?說到底,中共政府的大把外援、各級貪官的億萬賄款,還不是都是從一個個「人民」身上擄走刮走的集體財產?難道我們還不需要向他們要回來?至少,我們有權要求制止這種不經授權的「外援」、有權要求制止「野火燒不盡」的遍地貪腐。
   

 除了必須明確上述意識形態的「個權」、「私有制」,政治制度方面,從文革成因中當然還有最明顯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沒有這兩項條件,毛澤東也不可能只手掀起文革。
   

 從文化堤壩角度,人性、個權、傳統、自由、民主等基礎理念,均為不能突破的攔壩。任何企圖對這些基礎理念動手動腳的學說,一定是披著理想外衣的新一輪邪說。
    

我們至少可以做點思想輿論方面的準備工作,利用各種媒體,揭露歷史真相、分析赤難原因、拎示濃縮的經驗教訓;既啟蒙民眾,亦為民主轉型后的政治法律建設打點基礎。
    

五、必須清算共產主義
    

魔鬼總是披著上帝的外衣出行,邪說也總是穿著理想外衣。必須警惕那種聽起來似乎不錯的理想,如「大同」。至少歷史現階段200年內尚不可能大同。且不說收益聯著積極性驅動,大千世界怎么可能人人相同?有必要相同嗎?更何況共產主義形成逆淘汰,造成另一種更要命的剝削:弱者對強者、懶者對勤者的剝削。
   

 1959年,楊獻珍在中央黨校有一段話——「共產風」是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其本質是私有制的普遍化。這就是說,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點。有的東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毀掉它。誰也不能占有。這是毀滅文明,倒退到原始社會的反動空想。
   

 理想并不等于真理、等于一切合法性。造成中國巨大赤難,除了毛澤東個人獨裁,最大的禍源在于毛共捏著共產主義這張改造中國的圖紙,大亂甲乙、砸碎爐灶,而按新圖紙又糊不起新爐灶,全社會進退失據、迷惘彷徨。同時,經濟上最糟糕,政治上越壓制越恐怖。毛時代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時期,國人只有長期「享受匱乏的自由」、「享有恐怖的自由」。
   

 如今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四個單主詞:私有、市場、平等、福利。「私有」鼓勵社會成員盡可能創造財富、盡可能為社會服務;「市場」調節需要、保證生產效率;「平等」通過二次分配適當調節貧富;「福利」讓弱者(包括懶者)也沾享社會進步的均利。四主詞之間,「私有」、「市場」是基礎,是實現「平等」、「福利」的前提,沒有物質基礎,如何實現「平等」、「福利」?
   

 即任何理想都有現實可能這條邊界,「一步到位」、「最后的斗爭」······都只能是炫張艷說以售其奸。很簡單,怎么可能「一步到位」、怎么可能是「最后的斗爭」?都「最后」了,以后怎么辦?難道人類就此走到盡頭了?
    
    参考文献:
    1.〈訪金春明〉,載《話說毛澤東——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頁366~376。
    2.王光美、劉源等:《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郭家寬編,天地圖書公司(香港)1999年,頁74~77。
    3.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12-18),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196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173。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1966~1968),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485。
    5.楊獻珍:〈1959年紀事〉(1959-6-12),原載《求索》(長沙)1984年第5期。收入關山編:《楊獻珍研究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頁66。
    
    

                出处:天文联合学会     《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201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