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传炎 (评述) : 制约专制中国的锐实力

2018年12月10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国际观察 ⁄ 共 4798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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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民间社会行为者和个人)如何既避免对北京说“不”,同时又通过保护狭义的国家利益来进行“防守”呢?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找到持续有效的新互动策略,或者说,新的“进攻”方式呢?

 

长期以来,全球都在激烈地争论着中国的“锐实力”,以及如何通过投资筛查、关闭孔子学院或强制实行记者签证互惠等措施来防范中国。但是,四分五裂的世界如何抵制北京的强大实力,并在同时设法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呢?或者,用足球来打个比方,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民间社会行为者和个人)如何既避免对北京说“不”,同时又通过保护狭义的国家利益来进行“防守”呢?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找到持续有效的新互动策略,或者说,新的“进攻”方式呢?针对这些问题,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网站“中参馆”(Chinafile)网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邀请了 5位中国问题专家举行了网络讨论会。

 

托尔斯通·本纳 (Thorsten Benner):托尔斯通·本纳是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的联合创始人兼所长,也是柏林赫尔梯管理学院的兼职教员。他最近出版了《威权推广:应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他认为,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在利用西方国家向中国单向开放的资本、思想和人才。共产党的影响力通过开放的大门渗透进来,与此同时,有些西方人想将中国这块蛋糕做大并分得较大份额,因而对共产党大献殷勤。因此,他认为“锐实力”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共产党的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很明显,因为共产党精英们明白,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中国未来的“锐实力”几乎无需穿透任何保护层。目前,开放社会正在采取措施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力,这种努力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值得欢迎。

 

托尔斯通·本纳认为,在这样做时,西方国家万万不可复制中国的不自由主义。有些限制是必要的(例如,对政党的外国资助和某些投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可以利用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武器,即批判性公共辩论的力量。也就是说,在与中国合作时,媒体机构、大学、智库、游说者和其他专业服务商需要具备透明度。

 

他认为,西方各国正在开始这样做,而澳大利亚则首当其冲。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16 + 1合作”的成员国)则几乎没有这种努力的迹象。西方国家已经远离了“舒适的虚无主义”,不再仅仅对北京说“不”。如果交流(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那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政府(包括外国非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专制力量。

 

托尔斯通认为,西方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动力与中国继续开展合作,这包括学术、文化和民间领域。这是个好事情。但西方国家需要强化自身的能力,以便与中国更好地互动。太多的玩家缺乏与中国同行交往的意识和能力,因为这些中国同行都接受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这包括向华为出售其关键基础设施的杜伊斯堡市长,或在揭幕仪式上接受超大型马克思雕像的特里尔市市长。

 

他认为,西方社会正处于德国人所说的Systemwettbewerb,也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与共产党独裁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系统竞争”。这并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应该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此相反,西方国家需要采取与防御措施相同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欧洲需要强化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竞争力。欧洲在国内越强大,进攻也就越容易。

 

英萨·埃韦特 (Insa Ewert):英萨·埃韦特是德国全球和地区研究所(GIGA)的研究员和在读博士。她着重研究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她也很关注 “一带一路”措施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埃韦特看来,“锐实力”已被定义为颠覆、欺凌和压迫,并促进自我审查。软实力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来展示魅力,锐实力则具有强烈的操纵意味。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可能过于简化,并将中国和国际社会描述为非白即黑的关系。她认为,为了建设性地接触,而不是“防范”中国,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那就是:知识、务实态度和巩固现有举措。

 

埃韦特认为,在如今的地球村时代,对北京说“不”并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西方政府、民间社会或个人都需要了解中国的多个方面。这意味着继续强化教育,并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地理、政治、语言和文化等。MERICS最近研究了中国在德国的竞争力,该研究发现,德国社会仍然普遍地误解中国,充斥着各种陈词滥调。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包括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和流程,才能实现建设性的接触。

 

其次,欧盟的中国战略正确地强调了务实态度。这需要认真对待中国的举措并找到参与其中的切入点,例如通过中国-欧盟共同投资基金寻找中国最重视的“一带一路”和“容克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如果大力参与中国主导的举措,例如与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参与其中的欧盟成员国)的16 + 1论坛,这也可以取得丰硕成果。

 

埃韦特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发生了关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似乎更加愿意接受欧盟。尽管存在差异,但欧盟和各国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情况,并利用比过去十年更广阔的开放空间。除开上述例子以外,双方还可以制定和促进若干举措:例如,稳步推进“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让中国更深入地参与亚欧会议或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或利用欧盟即将推出的连接欧亚战略。加强这些长期合作能够确保双边关系的连续性,以免受到日常政治动荡的影响。

 

安德烈亚斯·富尔达 (Andreas Fulda):安德烈亚斯·富尔达是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欧盟-中国关系以及大中华区的慈善事业和民间社会。他曾经以顾问身份协力设计和实施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三项重大能力建设举措:移民融入城市治理计划(2006-2007)、健康和可持续社区社会政策倡导联盟(2009-2011)和欧盟-中国民间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对话计划(2011-14)。

 

安德烈亚斯·富尔达提出了以下问题:外界如何能够批判性和建设性地与中国接触呢?他认为,在习近平转向硬威权专制以后,这个问题仍然像以往那样突出。虽然欧洲公司在市场准入方面继续面临着障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却受到了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法的限制。与此同时,中国的个人、学术机构和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到海外市场和公民社会。鉴于中国和非中国企业和社会行为者的这种不平等待遇,法国政治学家弗朗索瓦·戈德特(Francois Godement)主张“互惠互动”,最近还提出了”欧盟也必须制定政策,以便适应中国拒绝互惠互利的时代”。

 

但什么样的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才契合这个目的呢?在安德烈亚斯看来,商业领域中的互惠限制(如欧洲筛查影响国家安全的中方投资)可能就是正确的答案。欧洲各国政府也应该坚决回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影响力行动,以保护欧洲民主制度的完整性。然而,在社会文化领域,在可持续治理模式的思想斗争中,纯粹的防御性措施是不够的。

 

安德烈亚斯·富尔达认为,欧盟应采取更加自信的态度,并向中国人民提出建立跨文明全面对话的建议。欧洲和中国的文明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对话应该秉承传统夸富宴(potlatch) 的精神,互相交换礼物,并让当事人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礼品交换不需要立即回报。相反,它取决于礼物的接收者是否以及何时回报善意。这种异步互惠为相互受惠的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

 

为了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需要遵守某些关键原则:政策制定者需要对人有信心;支持言论自由;接受文化差异而不质疑普世价值观;容忍跨文化分歧,尤其是与规范和价值观相关的分歧。此外,应聘请专业协调人员将这些关键原则付诸实践。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盟应该促使民间社会融入中欧对话架构中,并为中欧人民之间的对话推动机制提供资金。

 

马克·西蒙斯 (Mark Siemons):马克·西蒙斯是柏林《法兰克福汇报》文化部门的编辑,也是Die chinesischeVerunsicherung的作者。他于 2005-2014年期间在北京担任《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化记者。马克·西蒙斯认为,在谈到如何与中国交往时,讨论往往围绕贸易和政治对话领域的中短期政治经济措施。这些政策补救措施通常是防御性的,并经常忽视了很明显的事实:西方社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与俄罗斯或中东国家不同,在历史上,欧洲和中国文明之间接触较少。因此,西方公众在目睹中国新的全球角色时仍​​然感到有些困惑,他们虽然理性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却无法将其纳入已知的模式中。

 

在马克·西蒙斯看来,这种不稳定的中间知识状态可能会变得危险,因为欧洲决策者采取的每种战略都可能并没有广泛了解其对手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现实。因此,西方社会必须采取理性而务实的途径,将自身与这种新现象联系起来,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制度(例如威权主义与民主制)。为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期望,马克·西蒙斯建议西方社会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纳入其视野之中。怀疑论者可能会反对并警告说,缺乏批判能力的欧洲公众可能 会被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宣传所吸引,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员杰雷米·巴尔梅 (GeremieBarmé) 发明的“新汉学”概念对此做出了答复。巴尔梅认为,重要的是不要让中国政府垄断中国文化的解释权。为了区分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欧洲必须了解和理解中国政府试图利用的原始概念和集体想象力。

 

马克·西蒙斯认为,这意味着更广泛的任务,亦即在新时代设法弘扬发源于欧洲的普世主义:民主、人权、法治。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后,欧洲必须对自己的视野有新的认识。这是个相互的过程,需要借助于教育、大学、媒体和公共辩论来建立真正的文化联系。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欧洲人仅仅希望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任何变化,那是远远不够的。

 

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r)古思亭是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政治、社会、媒体研究室主任。2007-2011年期间,她担任北京各种德语媒体的中国记者,目前的研究和出版物主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变革、数字社会和宗教政策。古思亭认为,个人遭遇很重要。我们对任何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看法和感受往往取决于我们接触到的属于该集体的个人。由于这些遭遇,个人可以并且已经改变了历史。

 

身为中国观察员,古思亭认为,西方人首先可以在专业和私人圈子中与中国人交谈和互动:

 

1.关注并分析中国人之间的争论。

 

了解当前的辩论有助于发起对话。了解中国媒体、在线平台或学术期刊中获准表达出来的各种意见,以便在更集中或正式会议期间提出问题和论点。例如,中国人自己对“一带一路”等话题也会表达怀疑和疑问,西方学者可以据此来反驳共产党声称只有“西方人”批评中国的说辞。

 

2.制定明确的标准并引入新的会议形式。

 

中国官员有时要求西方学者在言谈举止中不要以自身的价值观为准。古思亭认为这种要求非常荒唐,因为中国人的言行也同样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对他人的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不会产生更多的冲突,相反,这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古思亭再次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解释说,这与我们的观念相左,因为项目的顺利实施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问责。她建议引入若干新的做法,比如,与中国参与者在欧洲举办活动时,向他们介绍新的沟通形式,如“世界咖啡馆”,以便分享知识并促进讨论。或组织大家参观众多当事方会提出疑问和提供经验的项目,以了解最好和最差的案例。

 

3.认识中国人的矛盾之处。

 

古思亭认为,中国人生活在数字化消费时代和严酷的党国统治之下,这给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人既需要掌握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同时又担心政府越来越多的限制,此外,家庭成员和同事的意见也会相互冲突。因此,她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艰难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乐意探索和质疑,并具有独立的思想。

 

                                                                                聂传炎 : 中国大陆独立学人

 

                                                                     《中国战略分析》第9期   201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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