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 英 : 毛左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介入

2018年12月20日 专题研究,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23284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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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降英先生此文梳理了毛左人士对最近艰难的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介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毛左介入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战略、策略,并进而讨论了毛左介入的利弊,他们与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左派( “宪政民主左派”)的异同,自由主义阵营右翼与左翼对毛左介入应取的态度。文章涉及了比“毛左”更广泛的“新极左”,但没有给予细致界定。文章最后特别讨论了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提出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就“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

   关键词:劳工运动  毛左  新极左  宪政民主右派  宪政民主左派  社会民主主义

一、深圳佳士工人筹建工会被全面打压,毛左第一次高调亮相劳工运动

         2018年7月中旬,几名筹建工会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员工相继以严重违背企业规章制度之名被开除(解除劳动关系),他们不服,于20日前往公司上班,遭到保安拦截和几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燕子岭派出所警察来了,不抓打人的,反倒把6名要求复工的工人抓了,并且把20多名赶到派出所声援的人也抓了。被羁押24小时获释后,22日下午他们列队来到派出所讨要说法,要求严惩打人警察,在派出所门口与数倍于自己的警察紧张对峙了八九个小时,最后坪山分局纪委书记、督察大队副大队长严迪文答应三天后给出督察结论,如果有警察违法执法的现象,会给予严肃处分,并赔偿被打工友损失和赔礼道歉。7月24日上午7:30,被开除的建会工友再次来到佳士上班,大量保安、管理层和被组织的员工在门口拦截,建会工人与十几个支持者在厂门口附近坚持了一整天,热心的工人和群众给他们送来了水和食物。26日上午,他们再次来到佳士复工并再次遭受保安强制和殴打,报警后警察带走了被打的工友和一名参与打人的保安,下午4点,大家来到燕子岭派出所索要督察结果,严督查宣读了督察结论,认定21日的传唤是合法传唤,无需赔偿、道歉和问责。建会工友和支持者一直抗争到深夜。27日下午3:30,建会工友又来到佳士要求复工,又一次被佳士高管指挥下的保安群殴,警察来了后,用盾牌围困工人,抓走30人。28日下午,广州日弘企业硕士女工沈梦雨(因认真履行工资协商劳方代表职责而被开除)等4人来到派出所询问被抓工人情况,被控制几个小时后重获自由。29日,来自深圳、广东以及各地的网友约20人与沈梦雨汇合,组成第二批声援团,他们来到燕子岭派出所,一名警察告知他们,7名佳士工人和其他声援者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名而被刑拘,声援团举出毛泽东画像、高唱红歌、高呼口号表达抗议,其中一位老人还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警察宣讲消灭私有制,他们一直坚持到深夜才撤离。30日下午4点,声援团一行15人来到坪山区政府,递交了致区委书记陶永欣的公开信,在他们步行离开区政府的路上,被燕子岭派出所强制传唤带走,5个小时后恢复自由。
        与线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网上舆论动员和传播:由几个著名红色网站和毛左大佬古正华、吴敬堂、范景刚、张耀祖、时迈等人发起的声援签名,截止到7月30日晚上10点,已经达到1621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高校部分学生相继发出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包装起来的声援书;由毛左自媒体组建的多个声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屡封屡建,一直在顽强地传播来自前方的消息,群里同时也不时爆发毛派与自由民主派的争吵,毛派的人数和声音占明显的优势。
         7月31日,自由亚洲电台从沈梦雨那里了解到30名被抓佳士建会工友和援助团成员名单:
       佳士工人7人:于浚聪、米久平、宋姚、刘鹏华、邝恒书、张保研、陈忠革;
       学生:胡开巧;
       佳士离职员工和其他声援工人:张宇、唐向伟、兰志伟、乔志强、陈叶玲、尚杨雪、伍双、张泽英、何琼、余凯龙、李展、李力、虞伟业、张勇、莫爵展、熊志、叶严飞、黄兰凤、黄文毅、何玄华、余浚川、胡志。
        写到这里,很多读者已经看出来这是一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导的劳工事件,具有鲜明的毛左意识形态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风格。其他的极左翼也在关注和声援,比如香港大学教授、新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学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发表了《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并领衔签署了全球百名学者的声援书,她旗下的劳工自媒体编辑人员,可能也是声援团的成员;托派分子在这个事件中不够活跃,并对毛左的打法持批评态度。
       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追溯一段时间,梳理一下毛左和其他极左翼是如何逐步进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
         2010—2015年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一波高潮,这波高潮随着2015年12.3事件而落下帷幕,当时数十位工人和劳工工作者被传唤,3家劳工机构被取缔,7位劳工工作者被刑拘,其中3位被取保候审,4位被判刑。虽然在此后的两年多,少数几个劳工机构还继续坚持参与了一些集体维权事件,但数量上大不如前,并且低调而不予公开。
第一波劳工运动的倡导者和行动者,绝大部分以工人代表制和集体谈判为主要组织机制和运动形式,以经济社会保障利益为工人的主要诉求,以宪政民主为明确的或模糊的政治指向,以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明确的或模糊的思想意识形态(毛左网站按其极左思维方式将其界定为“自由派工运”、“右派工运”)。12.3事件后,捣毁了一些机构,监控和按住了在第一波高潮中比较活跃的机构和人士,大家都不敢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参与劳工集体行动了,这就在客观上出现了劳工维权需求与劳工公益供给之间的缺口,为毛左等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的介入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毛左和其他极左翼,在第一波劳工运动当中,还完全是边缘化的,更准确地说,还根本没有能力进入其中。他们或者与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网络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击邓小平理论、特色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或者热衷于各种极左派别之间的内斗,或者由于他们的目标太高不接地气、观念太陈旧而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找到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接的通道。其中,毛左因继承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极左资源,曾经舆论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抗争,但随着这种抗争的失败,老的工人阶级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阶级即农民工他们又瞧不上,因此越来越沉溺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毛派人士,意识到与新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检讨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运动拱手让给了“自由派”和“右派”,并有了一点行动的迹象,比如在新生鞋厂工人集体上访的时候,有两个红色网站分别给工人捐了1000元和2000元。较多接受西方极左翼思潮影响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倒是较早地关注和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但他们的活动总的来讲还停留在劳工学术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设这个范围内,还没有进入劳工运动第一线。不过他们培养了一些具有劳工情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训了一些有思想觉悟或阶级意识的工人,为今后的发展准备了较多的人力资源,这种优势在今后的劳工运动中将会表现出来。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劳工运动中起倡导、动员、组织、宣传作用的,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左等新极左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投机主义、修正主义,会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响新时代的劳工运动。他们处在一种跃跃欲试、望而却步的状态。
         所谓工联主义,也就是工会主义,就是工人代表制和工人民主自组织,就是工人的联合与团结,就是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追求和改善工人的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升级版的工联主义,就是在宏观的和政治的层面上,把工联主义的主张和诉求,引入到国家政治博弈和立法的过程之中。这个工作不是由工会而是由劳工政党来做的。这个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谱系中,是有一个客观位置的,向右,它们不同于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通常是属于资本家、企业家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向左,它们不同于马列毛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后者通常会激起市场经济中最弱势的、没有上升通道和前途的那部分工人的激情和希望。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吸引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还有发展和上升空间的那部分工人。
        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往右与自由主义、往左与马列毛主义,是有分界的,与它们的区别是可以一条一条罗列出来的。在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中,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出的近期目标就是维护和落实现行宪法和法律中已经承诺的人权、公民权利和劳工权利,中期目标是落实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劳工权利,通过运用和行使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三个程序性权利,来争取和实现其他实体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中国建设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至于长期目标和最高目标,中国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会像西方工会和劳工政党一样,倾向于追求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劳资共决、员工持股、股份合作,以及必要的、一定范围的、多种形式的共有经济。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主张,毛左等新极左是很不满意的,按照他们信奉的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他们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以前高举的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是不对的,而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了。
于是我们看到,正如广义的右派里面,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宪政右派与专政右派、民主右派与专制右派、中右派与极右派一样(自由主义属于前者,纳粹法西斯主义属于后者),在广义左派里面,也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宪政左派与专政左派、民主左派与专制左派、中左派与极左派(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属于前者,马列毛主义属于后者)。
         2015年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左派劳工界力量因被打击迫害而处于基本缺位状态,毛左的一些力量开始渗透到劳工运动之中。第一个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学生工人状告南街村食品厂,这35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著名毛左韩德强主办的正道农场实践了一段共产主义生活,经韩德强推荐,来到南街村就业,他们试图改变企业的血汗工厂性质,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和企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奋起维权,自己学习和运用劳动法律知识,以团队的力量进行集体仲裁和诉讼。当真正具有红色理想的年轻人与早已沦为家族企业和血汗工厂的虚伪红色南街村短兵相接时,体制和权力自然地倒向后者,大学生工人铩羽而归,最后风流云散。对他们的抗争予以支持的主要舆论力量就是毛左的网站和网民。大学生的行动分为两个层面,在仲裁和诉讼的实体依据和程序层面,是遵守现行法律的,在动员、宣传、组织方式层面,则带有浓厚的毛左色彩。他们发下宏愿,要集体参加司法考试,将来专门为劳动者打官司,但后来大部分人放弃了并分头就业了。
        第二个例子是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于2015年进入广州日弘机电厂成为一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员工选举成为年度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因为认真履行工人代表职责,为工人谋利益,得罪了企业高管和工会主席,先是被撤销了协商代表资格,然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沈梦雨于6月19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仲裁书,要求仲裁公司和工会的违法行为。此后又分别向广州市总工会、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了公司和工会的违法行为。仅仅一个月之后,沈梦雨成为深圳佳士工人建会案后期的主角——佳士工人援助团的负责人。各种信息表明,沈梦雨无论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还是在日弘机电厂工作期间,都受到了毛左思潮和毛左社团的直接影响(她应该与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等“八青年”有直接的联系)。她也是毛左与佳士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因此而成为毛左声援团的现场领导者。
        第三个例子就是正在进行之中的佳士工人建会案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毛左全面介入劳工事件的一个典型案例。不管这个事件的结果如何,迄今为止,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注,工人建立不受资方控制的工会的问题第一次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重量级的议题和舆论热点(这个问题先后已经由烟台澳利维、南昌沃尔玛、南海本田、深圳欧姆、番禺胜美达、深圳沃尔玛1059店等企业的工人们破题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一时之间,多年来为中国劳工运动奋斗牺牲的宪政民主左派心痒难禁,恨不得冲出去大显身手,也生怕毛左派从此占据劳工运动的主导地位,而把宪政民主左派边缘化了。

二、一个半世纪劳工运动中宪政民主左派与极左派的演变趋势

        要解释毛左能够高调进入劳工运动这个事实,以及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置诸于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与逻辑的框架或参照系之中,否则我们就缺乏足够有效的概 念和分析工具,来解释这个现象。
        第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就是中左和极左这种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之争,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六七十年了,大体上是中左的、宪政民主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而极左的、极权专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崩溃了(前苏联和东欧),或者边缘化了(欧洲)。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但是专政左派或极左派,也一直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不能够从动机论和阴谋论的角度,认为他们一开始就是坏的。他们也是要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幸福,只不过他们认为,你们这个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不能够彻底废除私有制,不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最多只不过是让工人阶级脚上的铁锁链变成金锁链而已。因此,他们要走一条更加激进、更加革命、最最革命的道路,不走这条路的,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这就是他们的非黑即白的逻辑。从主观上,从价值追求和信仰的角度,他们真的是坚信自己在做一件好事儿,在做一件道德高尚的事,在做一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他们一开始就全都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不能断定他们一开始夺取权力建立一党专政就是蓄意制造极权恐怖主义。
       于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中左和极左两条劳工运动路线和社会变革路线长期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斗争,比如德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之间的斗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都是很激烈的,存在某些方面、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的合作,但在更多方面、更大范围和大部分时间内,双方是斗争的,而且。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并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左和极左之间的斗争,其尖锐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极左与右派之间的斗争。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很好解释。首先,它们在性质上、性格上是对立的,一个是宪政民主党派,一个是极权专制党派;其次,这两个性质相反的党派却要争夺同一个对象,争取同一个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要争夺的选民就是同一批人,因此他们就成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敌手。反倒是右派,由于中间存在一个宪政民主左派,所以与极左派在社会空间上就区隔开来了,并不与极左派发生近身肉搏战,因为右派的选民是中层及以上的,并不与极左派争夺下层。所以面对着人数众多的下层选民,其实争夺得最厉害的,恰好就是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
         这是欧洲的情况,在苏联、东欧、中国、柬埔寨、越南、朝鲜、古巴等共产党国家,是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干脆把中左派,连同中间派、中右派、极右派,都给消灭了。但是社会民主党性质上是宪政左派、民主左派,所以在它取得政权的地方,并不对共产党赶尽杀绝,英国和挪威的工党、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法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党,在它们执政期间,都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
        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呢?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在中国,这样一种斗争也将是长期的、激烈的和尖锐的。这个情况,决心做劳工运动的人必须要看到,必须要预测到。这两三年来宪政民主左派已经受到极少数极左分子疯狂的抹黑造谣污蔑攻击,这对有足够心理准备的人来说并不奇怪,而且还可以冷静地补充一句,更大规模和更加凶悍的攻讦,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没有到来呢。现在冒出来的几个极左写手,在整个极左圈里头还只是小角色,极左里头真正能写的、能忽悠的、有一定政治能量和政治斗争手腕的,还没有出现呢。所以,如果要坚持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话,那可能会面临极左的非常严厉、非常凶悍的攻击。
这是第一个历史和逻辑框架,即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态势:自由平等公正成了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法治成了游戏规则,中右派和中左派之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占据了西方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以至于极右和极左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都边缘化了,并且不得不遵守宪政民主法治的基本规则。
        第二个历史和逻辑前提,就是具体来说,在当下的中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呢?现在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劳资关系发展状况、阶级关系发展状况,基本上还处在欧美国家一百六七十年前的那个水平上。那么,在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劳工运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确立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问题。
       鉴于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某种预测,因为只有在一种理性预期之下,我们才能给自己确定目标、制定计划、选择路径。
         第一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很快将会实现社会政治转型,归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法治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乐观地预期,中国经过艰苦的社会转型的阵痛,也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的参与和推进劳工运动,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把劳工运动定位为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具体来说,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和劳工政党是一种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不像共产党和其工会组织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等级关系。一般而言,工人是社会民主党的票仓,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臂膀,社会民主党是工人和工会在议会里的代表,是政治层面和立法层面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当然,因为社会民主党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和立法层面,必须要在多党制框架里与其他政党竞争和合作,当然就要提出一些高于工联主义的东西,而且一旦成了执政党,就不能仅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了,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他阶级的利益。
         在这样的预期中,中国劳工运动有远大的发展前景。第一步,我们要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内维护劳工权益,并通过集体维权把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加快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第二步,我们要争取和实现劳工三权,以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与社会各界形成一种争取宪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联盟,成立劳工政党,帮助和推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政治转型的主体力量;第三步,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框架内,与非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一步一步地推进政治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
          第二种预期和预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可能会回归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开始发生的事实。过去我们说回到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现在看起来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进行之中。如果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话,那对于包括工人在内的民间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严酷的控制和强烈的打压,就会形成一种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人们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一定会爆发极其猛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一定是相当暴烈的,这是可以预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统治阶级会充分利用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层民众会利用毛泽东思想中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成分。现在毛粉还占人口的少数,到时候足够多的人会成为毛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一种非常决绝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彻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们彻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们对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套思路,或者说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那套思路,会越来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现行的体制越是向极权专制的方向演化,其实对毛左的复兴和发展是有利的,而对宪政民主派是不利的,因为那些受苦受难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群众会觉得,只有一种最彻底革命的方式才有可能翻身得解放,而宪政民主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缓慢的,力求避免暴力革命而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线,这种路线是不会被忍无可忍的底层民众所采纳的。
        第三种预期和预测是,中国既不能顺利地完成社会和政治转型,也不会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在较长时间比如二三十年内停滞在威权主义的状况之中,民主转型之前的南非、韩国、台湾、缅甸等国就是这种情况。威权主义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是,民间社会相对于专制国家政权而言,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间,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在不断遭受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并缓慢地往前推进。
       在第一种情况下,宪政民主左派劳工力量可以和应该大胆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思想和组织建设,在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凝聚和团结工人阶级,与其他追求宪政民主的阶级和阶层一道,致力于废除极权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并且在重新制宪和重构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为工人阶级争得应有的位置,使工人阶级的基本人权、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
        在第二种情况下,宪政民主左派劳工力量将长期处于被严厉打压和控制的状态,只能蛰伏下来,做一些有限的工人工作和维权活动,低调地、默默地积聚有生力量;一旦爆发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那么,就像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第三种力量)被迅速淘汰出局一样,好不容易形成的宪政民主左派,连同宪政民主右派,都会被日趋高涨、激化和极左化的大革命所淹没。中国将进入又一次专制轮回之中。
       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民间力量在威权主义体制下可以得到缓慢的积累和发展,假以时日,将会形成不同于传统的暴力革命不一样的非暴力革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具有宪政民主取向的劳工力量,要制定长期发展、稳健前进的战略,通过维护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最切身的权益,赢得支持和拥护,扩展影响和范围,其主要形式和方法,就是推动各种规模的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并在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联合的基础上,产生劳工政党。

三、宪政民主左派与极左派的竞争战略和策略

         现在具体讨论由佳士案引起的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毛左等新极左的问题。
         1、要承认毛左等新极左长期存在和发展并且进入劳工运动的必然性
        长达三四十年的权贵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低人权低福利的“中国模式”),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差别和基尼系数达到世界之最,底层民众被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积聚了对权力和资本、对权贵官僚和富人资本家巨大的怨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价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养的情况下,很多底层民众只能就近、习惯从他们少年时代就接受的红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气和希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从西方的极左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这就是毛左等新极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新极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网络空间进入实体性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运动,是迟早的事情。前些年当他们看到宪政民主左派(他们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劳工领域风生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些羡慕嫉妒恨了,当宪政民主左派被打压控制之后,新极左终于有机会登台出场了,而且,他们还具有一种宪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备的政治意识形态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高举现在的当权者也曾经高举并且现在也没有放弃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以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对抗维稳力量,保护自己不被当权者镇压。只要两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状况持续下去,毛左等新极左就一定会存在和发展,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如期所愿地领导一场消灭私有制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
        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价值和危害,历史的经验已经很多了,此处就不再列举和总结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战胜极左派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就够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毛左的介入,对于整个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识形态扎堆劳工运动,会产生一种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就像扎堆做生意产生市场一样。社民的、毛左的、新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进左翼和极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义,都可以来做劳工运动,虽然各派之间会产生激烈的斗争,但好歹都是把矛头针对无良资本和为之保驾护航的现行专制权力的,都能够起到唤醒数量巨大的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作用。总的来说,这比一家一派独占劳工运动投入更多一些,并且产出更大一些。至于哪一派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那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的选择,现在不可能就做出结论。
       其次一点也很重要,新极左的加入会分摊劳工运动界的风险和成本。原来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被指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项罪名对毛左不管用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把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痛骂为西奴汉奸,他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况且他们还有共产党开国太祖毛泽东的思想、画像等神器护体,不到万不得已,维稳当局也不好痛下杀手。可以说,毛派等极左派的介入,分摊了宪政民主左派受打压的风险,增加了当局的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在维稳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无限增长的情况下,客观上减轻了宪政民主左派的压力并撑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3、要科学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极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宪政民主左派的劣势,一方面来自于极权专制力量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劳工群众来说,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们更多接受的是传统的观念,要么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要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知道还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更适合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要让他们接受和形成这样观念,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毛左的优势,一方面因为与当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受政治压力较轻,活动空间也较大,另一方面,相当多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劳工群众,对于毛左的理论和话语比较熟悉,毛左站在历史、人民、道德制高点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号召,会激发几乎所有劳工心中对剥削和压迫的痛恨、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维的情况下,毛左能够动员和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劳工集体行动。
        但是,相比极左派的意识形态性、道德情感性优势而言,宪政民主左派拥有的是结构性、逻辑性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相生相克的基本结构和恒久逻辑。经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一条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的路线:第一步实现劳资斗争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罢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于斗争与合作之间的“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关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劳动与资本相互转化、劳资分享合作剩余、劳资双赢的道路。这就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左派的劳工运动路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被否定了,而是让所有的劳动者也分享和参与了,以至于变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结果是,在经济效率、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生产率和科学技术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广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善,劳动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5%以上。这是一条符合绝大多数劳动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
         相比之下,极左派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首先,在动员和组织劳工参加社会革命时,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乌托邦经济政治目标,其实并不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于是便以少数人组成的先锋队,诉诸暴力革命,裹挟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众参加革命,要求人们牺牲现实的权利和利益,甚至牺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所谓伟大崇高的目标;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强制性中断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关系,以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名,以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之名,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之名,建立起一个垄断了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剥夺和镇压了所有非劳动阶级阶层之后,劳动者、工人农民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竞跑,由极左派统治的国家全面落后,那里的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依然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思想上没有自由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与治理、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那里的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远远高出于共产党国家,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了。
        经过这样的优劣比较,宪政民主左派其实才真正拥有历史优越性,包括经济优越性、政治优越性、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优越性,这是它经过一百多年的竞争终于战胜了极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长时段的优越性并不能够在每一个短时段表现出来,而毋宁说,因为极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强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权变性,由于它能够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的时刻激发起民粹主义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够一时之间占据优势。这就需要宪政民主左派平心静气、冷静应对、不计一时成败得失、长期苦练积聚力量,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为劳动者维护和争取实际的权益,坚定地相信劳动者具有足够的明辨是非、鉴别优劣的理性认识能力,尊重和扩展劳动者自主选择和民主决策的权利,从而反过来赢得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和定力,才不会为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就这次佳士工潮而言,毛左可以说独占鳌头,其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可圈可点,在宣传舆论和政治影响力方面取得了轰动效应,从而使中国工人要求建立独立于资方的工会这个主题和命题引起了全国性和世界性关注,虽然就其主观目的而言毛左要建立的是为其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红色工会,但这毕竟撬动了现行工会体制,客观上提出了工人结社自由、工人团结组织权的问题,这是毛左在宪政民主左派率先推动工会直选并绕开现行工会体制而开创了工人代表制之后的一个贡献,对此,宪政民主左派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在舆论、操作策略、资金募集、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毕竟,这不仅是对毛左的支持,更是对英勇苦战在维权第一线的优秀工人的支持。但是宪政民主左派也看得很清楚,由于毛左的理论过于高调、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烈、过于追求轰动效应和短期政治影响力,对于劳工运动的深层主题、劳工主体力量的发展壮大、在劳资政三方角逐中的实际操作能力,都是非常欠缺的,其中有两个重大的漏洞:第一是对佳士工人的组织动员非常不够,虽然声称有89个工人提交了入会意愿书,但其实站出来抗争的佳士工人只有7个,其他23个被刑拘的是他们的亲友和其他工厂的工友、大学生或社会人士,他们被抓以后,整个事件的下半场完全成了外部毛左声援团的独角戏,如果有几百个乃至全体佳士工人站出来请愿或者罢工抗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佳士工潮的主题是工人自建工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超出简单经济利益诉求的准政治诉求,是要触动现行工会体制的,其主要针对的应该是负有直接责任的街道总工会、坪山区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但毛左在策略选择上,却一次也没有发动工人去各级总工会,而是过早地陷入了与主要维稳暴力机构公安局派出所的死磕之中,放过了真正的责任人;实际上警方根本不是以工人要建工会这样的理由刑拘工人的,而是以工人涉嫌破坏企业生产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刑拘工人的,这就偏离了主题,让人质疑主导者究竟只是想把事情搞大呢?还是要追究三级总工会不作为和反作为的责任并促成佳士工会的民主建立?实际上只有抓住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问题充分地暴露出来,也才能为被开除的工人讨回公道,才能要求三级总工会组成有公信力的观察团全程监督佳士工会的产生和选举过程,才能使这个问题充分发酵下去又避免暴力维稳机构的强行介入。
         总之,在劳工运动的战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主导具体工人团队的维权和抗争行动,领导和引导工人群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而宪政民主左派则尊重每一个工人团队的主体地位,帮助具体的工人团队获得维权的成功,实际增进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最后才从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工人团体的横向联系中民主地产生出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和劳工政党。
        在策略上,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本来会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是因为,即使是为了实现毛左的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也必须一步一步把它分解为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达成目标的近期计划和中期计划,有一个一个战役的构想与一个一个战斗的方案,有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研究,有纵横卑阖的统战谋略,这些都是毛泽东政治和军事思想留给毛左的宝贵财富,其精髓叫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则着重运用现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所积累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SWOT、SMART、内部组织层级、敌友光谱分析、博弈论等等操作工具,以劳工力量的有效组织和成长壮大为底盘,在劳资政社会四方犬牙交错的关系中达成和实现劳工的具体诉求(近期诉求和中期诉求)。这与毛泽东策略思想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之处。其实,别看毛左等新极左彻底革命的口号(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等等)喊得震天响,真要他们付诸实现,马上就意识到根本就不可行,于是他们要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口炮党的状态而沉溺于意识形态纷争,要么只能痛下决心,退回到现实情境中,通过回应和满足工人的具体的利益诉求来获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工人搞激进革命,马上就会引起工人的怀疑和害怕,工人就会掉头而去,免得成为这种激进革命的炮灰和工具。正是在策略方面,这些比较务实的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补的地方:宪政民主左派不想做的,毛左也是想做而不敢做的;毛左不想做而不得不做的,宪政民主左派都能做;宪政民主左派想做并能够做的,毛左也不得不去做,否则就会被工人彻底抛弃。不过,并非吊诡的是,毛左在维护和争取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就离毛左灌输给他们的伟大目标越远,西方国家极左力量在这一百多年逐渐衰落的历史已经预示了这种结果;并非吊诡的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极左分子转化成为宪政民主左派了。
        具体到佳士工人建会案,如果宪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话,会提出与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一,宪政民主左派会把工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淡化倡导者、推动者和帮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这与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一个叫抗争者的毛左网友在声援群里说,工人自己组建的工会和工人选举的代表进人家(资官方)的工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千万不可偷换这个概念。你说一千道一万,这一次佳士工人维权的起因就是工人要成立自己的工会,用于完全彻底的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宪政民主左派的朋友回答他说,对你的理想和信念很赞,但在实际行动上,还需与工友们的切身利益结合可能会比较有效。而且即使在佳士成立工会,还是主要在佳士内部服务工友们!还是要解决“非法的罚款”、“补缴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可能比较合适。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左要建的工会是为所谓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工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工会,摆脱了资方和官方的控制,又会落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控制之中。宪政民主左派倡导的工会,则首先是为具体企业和行业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既独立于资方和官方也独立于劳工政党、劳工NGO等等劳工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工会,是真正独立的工会。
        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不仅重视维护和争取工人迫切的权利和利益,而且非常注意规避工人的风险,尤其是要做好工人领袖、工人代表的保护工作。2014—2015年间广州番禺爆发了利得鞋厂2750名工人的集体维权,经过多轮罢工和集体谈判,成功地维护了工人的权益,无论事中和事后,工人代表都得到了保护,付出代价的是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抓被判。这样一种做事的性格和风格,毛左一时半刻还学不会。从保护工人的角度出发,应当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工会到街道总工会、区总工会、市总工会集体上访、请愿,而要尽量避开与暴力维稳机构的冲突,那样做,政治影响固然搞大了,但工人的目的也达不到了,而且付出29人被刑拘的重大代价(被刑拘的30人中,一名女大学生已经获释回家了)。
       第二,宪政民主左派始终坚持工人主体性原则,始终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长和壮大。针对佳士案,一位著名的劳工活动家明确提出了“三个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组织建设到班组,产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劳资集体谈判模式;要坚持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决不轻易放弃阵地。他的战友进一步发挥说:“从坚定的工人立场和工人主体原则出发:(1)抓住佳士工人勇敢精神,屏蔽意识形态的主导,启蒙大众认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目前这是我们群体的首要任务;(2)我们每个人都随时被各方势力侵扰与渗透,要想统战别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定位与策略要搞明白;(3)这只是社会运动中的小插曲,抓住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团队有用的地方,为后面积淀力量。”
         一位工人出身的集体谈判专家则提出一种实战性很强的打法:“工友们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各车间去,做工友们的组织动员工作,告诉工友们,只要都走出来,在厂门口玩,或者到劳动监察、工会去投诉,如果不敢走出来,只要在厂内找一个宽阔的地方玩,大家集中在一起玩,如果走出车间也不敢,就在车间里面玩,坚决不要做事。只要玩得起,就不会输,各车间工人都进微信群,每个车间的工人没有做事,互相都知道。只要这样坚持合法的停工怠工的集体行动,资方早晚耗不起,一定得跟我们的工人代表谈判,到时候,废除非法的罚款制度、补缴住房公积金、让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进工会,一切都不是问题。”
         这与毛左的策略相去甚远,一位毛左在声援群里高呼:“佳士工人在与黑心资本家及其走狗的斗争中高唱《国际歌》,这也标志着工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也说明被资产阶级压迫和奴役的劳动人民开始觉醒了,只要无产者能全部觉醒,这是一股洪流,这股力量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战胜的,只要工人们能联合起来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现如今全世界都充斥黑暗,压迫,奴役和不平,黑暗的东西你不去打破它,它就不会消失。在黑心资本家及其走狗面前你不去斗争,它就认为你没有力量,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会一日重似一日。等待资本主义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灭亡。等待工人们的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胜利!还有一条路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祝佳士的同志们斗争取得胜利!”按这种打了鸡血的思路,哪里还有策略可言?即使有一些策略考量的毛左,也没有把工人力量的动员、组织和扩大以及在工作场所进行抗争摆在首位,而是朝着政治化和社会化的方向一路狂奔,但其实所谓社会也就局限于网络舆论的声援而已,真正到佳士去声援的毛左网友数量很有限,他们又根本无法与场内的工人对接,结果是厂内的工人被控制,而厂外的声援者很快就会被驱散。
对于佳士案,宪政民主左派同仁通过研判达成六点共识:
      (1)坚决支持工人要求建立工会的正义诉求。
     (2)不支持和反对毛左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3)对毛左的策略和行动,有利于工人和社会进步的,予以支持,反之提出批评和建议。尊重毛左事实上的主导权,只提善意的批评建议,不强行介入。
    (4)毛左介入工运,客观上有扎堆竞争产生的规模效益,同时也分摊了风险,降低了民间维权成本,提高了官方维稳成本。
   (5)毛左的打法是高调的、政治化的打法,优点是产生了轰动效应,弱点是与工人群体脱节了,没有可持续性,一时风生水起,难以为继。
   (6)社会民主派或宪政民主左派要沉得住气,不要去蹚浑水抢风头,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要紧紧抓住在第一波劳工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工人代表制和集体谈判模式,一切以工人利益为重,一切依靠工人的团结和组织和工人力量的壮大。这才是宪政民主劳工运动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和长远发展前途所在。
       4、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应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极左派和极右派
       佳士工潮,正如3月份上海环卫工、4月份全国塔吊司机、6月份全国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这里观察和评论一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对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极左色彩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反应。
      第一种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话语模式对这次运动全盘打包、解释、包装、收割,把它说成是追求自由主义模式的宪政民主运动,把沈梦雨演绎成为自由民主女神,演绎成第二个泼墨女侠董瑶琼,仿佛毛左根本就没有在其中起作用一样,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受毛左的影响一样。应该说,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
第二种自由民主派对工人核心诉求表示支持,而对毛左的观念持批判态度,但认为他们也有言论自由。上海学者律师张雪忠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
       自由主义与工人运动本身毫无内在的冲突。事实上,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尊重并保障工人的团结权(结社权的特殊形式)、集体交涉权和行动权(罢工权)。不过,自由主义可能会不认同指导工人运动的某些特别的理念,比如将资本、企业和剥削直接等同起来,乃至否定私有财产正当性的毛左思想。当一种工人运动与这一思想结合起来时,自由主义者对它的支持,就不可能会是毫无保留的。补充说明一下。工人为强化谈判地位,改善自身待遇而结成独立的工会,只是在行使作为基本权利的结社权,是非常正当的做法。有朋友问:如果岳昕喊着毛左口号,争取组成独立工会而被捕,自由主义者应是什么态度?可不可以说她是活该?回答:一点都不是活该。她争取组成独立工会,是在行使一项基本权利(结社权),她喊出毛左口号,也是在行驶一项基本权利(言论自由)。一个人因行使和争取基本权利被迫害,怎么可以说是活该?在一个基本权利毫无保障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应该尊重和支持各种行使与争取基本权利的做法,反对和谴责一切压制基本权利的迫害行径。自由主义者不会因为他人与自己理念不同,就对他人被迫害无动于衷,更不会幸灾乐祸。自由主义者更愿意在大家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与各种不同理念者展开理论与政治竞争。
        另一个代表性文本是7月30日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谢燕益就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发表的声明:我们于近日获悉,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因依法维权,先后有28人遭到警方拘捕!我们初步了解到,深圳佳士科技企业方面对其职工存在违法罚款、非法调休、未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泄露员工信息、剥夺工会自治权等违法侵权行为,深圳佳士员工向企业及政府主管部门依法申诉,有关方面不仅没能及时履职尽责化解矛盾,而且滥用职权打压拘捕维权活动!   
我们正告有关方面,不要妄图以黑恶手段打压工人们尤其那些公益维权代表的维权努力,也不要妄图制造事端将工人的合法诉求政治化、妖魔化。这一事件,最终无论其法律责任、历史责任还是政治后果均在资方、在地方政府方面,由于工人的合法权益长期受到漠视、压制得不到解决不断累积造成了今天这一局面,工人维权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疑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侵害者,他们的维权行为正当合法,于社会有益!我们正告有关方面,迅速落实宪法、工会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不要试图利用官方主导的伪工会垄断限制工人的合法诉求、话语权,避免劳资关系冲突与升级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在法律框架内降低集体自治成本,促使劳资双方形成有效的议价机制,劳工的权利不能被代表,不能被恩赐,让劳工摆脱血汗工厂的压迫,企业才能依靠创新和管理长足发展!一些地方由于公权寻租,资方在地方政府非法势力的保护下,克扣工人工资,以种种借口、种种形式压低工人的正当待遇,剥夺侵害工人的合法福利保障的短期行为,必然损害劳资双方的长远利益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一状况必须被改变。我们正告网络舆论管控方面,不要试图剥夺压制言论自由,删除屏蔽佳士劳工维权以及其他劳动者集体维权方面的资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则溃,伤民必多,一切罪恶都会记录在历史上!中国产业升级的困境长期处于世界产业的低端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为压低人工成本,低人权、低福利的原因致使劳动力质量及企业创新管理水平缺乏提升动力,是剥夺限制工人福利、工人结社权的必然结果。我们呼吁有关方面尤其是当地政府回到法治轨道上来解决工人的合法诉求,不要试图滥用警力,利用黑恶手段打压工人维权积聚民怨。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权利无法与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截然分开。中国当今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长期忽视自己的政治权利,诸如,言论权利、结社权利、集会游行示威权利乃至选举权利等不容再被忽视,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一切!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保障。我们都知道,人的每一项权利都是相通的,每个个体的权利息息相关,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自由、权利、尊严不可分割!我们呼吁不管是政府公职人员、司法工作者、企业职工、医生、律师、记者、警察、军人、教师、农民、知识份子、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学生……我们不分阶层、族群,地位、不分体制内外,每当公共事件发生时,全国同胞应该站在一道,站在基本人权一边,站在公义的一边,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为最终建立一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未来鼓与呼!
         第三种自由民主派表示坚决支持工人的诉求和行动,但彻底否定毛左的积极作用,要求工人们坚决与毛左切割,甚至认为毛左像德国纳粹一样应当被剥夺言论自由,最终被宣布为非法。
        第四种自由民主派则不仅彻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诉求和维权行动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写了一篇《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汉奸言论》:
      有人让我写写所谓的深圳工运,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写。在全网塑造一个女英雄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指出中国的现阶段的工运实际上是一场底层互害的残酷搏杀!中国有黑心老板吗?有,但我不认为有很多或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招工如此之难的情况下,老板们招工尚且招不到还敢虐待工人?中国老板在高税收、高罚款、高财务成本、三角债、原材料一天一个价的情况下能活着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不切实际地提高工人工资和待遇,他拿什么提高?绝大多数的老板的日子比工人难多了,待遇不好工人随时辞工,老板赚不到钱,他能辞工?工厂就是他全部身家。现在,女英雄和一些支持者(包括毛粉)在跟黑心老板做斗争,斗吧,最好把那个厂搞垮,你们去重新找工作吧。当然,你们也很可能会制造出一个负债累累的黑心老板家庭,让他以后生不如死。当然,另外几个与这个厂有业务往来的厂家会不会倒闭就看他们造化了。中国的工人待遇低根本是制度造成的,跟某个黑心老板有关系吗?中国的女英雄为啥能受到这么热烈的追捧?除了某些不明真相的人跟着闹,组织也乐见工人和老板互掐,别的不说,对老板的罚款那是绝对不含糊的,这些罚款去了哪儿鬼才知道。还有,论搞工运,组织才是专家,你们之所以能闹起来,那肯定是组织有了比较棘手的事儿譬如贸易战需要你们转移视线,否则,你闹?在微信群里提提就喝茶了,还有机会穿T恤搞行为艺术?所以,你们为女英雄欢呼吧,我睡觉去了!别再让我写工运,中国没工运,只有持刀互搏!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就打赏几个大字儿买碗面,觉得我在放屁就拉黑,谢谢!
        在一个公知学者群里,劳工学者王江松转发了工人余浚聪的演说视频,并且评论说:“这个草根工人的演讲必将载入史册。小兄弟真帅!其才,其胆,其识,高出太多精英了。他是第一个因为积极建立民主工会而被资方非法开除的佳士科技员工。他叫于浚聪,今年24岁!”经济学者、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跟评说:“他一年2—3万元收入?老板几亿资产和他有百分之几的关系?我看他是个原教旨共产党员!”王江松:“原教旨共产党员对付你这种原教旨共和党员,正好。”唐大杰:“要牢记无产阶级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的原教旨!加油,哲学家!”王江松:“不跟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孬种们辩论。”唐大杰:“其实你们和党中央心连心的,他最关心困难群众了。”王江松:“跟我谈自由主义,你不够格。”唐大杰:“要求加班费在现有法治框架下完全获得支持。其他进一步的劳工权益,可以用理性的语言、合法的手段进行,最好由律师指导。哲学家骂人,工运代表仇富,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吗?我一直认为你们就是90年前的共产党。”陈有西:“支持唐大杰 ,现在还有这样的青年煽动家,已经是珍贵动物。主要是对国际共运史不了解,书读得少了。还以为是资本剥削劳动。周小平都比那演讲青年明白。”王江松:“我本人不屑于与屡次在本群侮辱攻击我是共产党员的唐某人以及这一次明确为他站台的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陈有西辩论。但建议群主搞一次群友投票,认为余浚聪还不如周小平明白的居多的话,我出群;支持工人余浚聪居多的话,唐陈二位随意。”陈有西:“不用投票,我基本未关注本群,只偶尔来几次,不知道这个群有如此革命家。因此不打扰了,我主动退出。谢谢群主数年前邀请。后会。”
         前三种观点基本上属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发达国家名叫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在于,第一种观点完全无视毛左的存在和影响力,这是不客观的;第三种观点则主张限制毛左的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对极左的真正打击,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铲除极左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对极左采取强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张雪忠和谢燕益的观点,是比较标准的自由主义观点。
         最后一种观点,放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初级阶段,还勉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之列,但经历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和相互转化之后,在西方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得出口了,已经转变成为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了。在中国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客观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表面对立实则互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教条,指工会为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垄断、片面夸大个别劳动契约和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而坚决反对劳资集体谈判、视罢工为对企业的私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分配权的侵犯等等,这些恰好是权贵官僚资本完全认同的,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不难得出警察有权镇压工人运动的结论,只不过极右权贵官僚资本政权就是这样做的,而民间伪自由主义极右派则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化,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两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倡导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都认同市场经济,都遵守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规则。但是,由于它们分别代表劳动与资本、社会的中下层与社会的中上层,因此,前者侧重于推动平等、团结、互助,兼顾自由,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社会公正(正义),后者侧重于追求自由、竞争、效率,兼顾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另一种社会公正(正义);前者追求积极自由、实质平等、经济民主和产业民主、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福利,后者保守消极自由、形式平等、私有产权和精英管理、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慈善公益。
        他们已经结成限制和控制极左派、专政左派、共产主义与极右派、专政右派、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同盟,以至于后两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行为自我约束于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之内。
         这是西方经过一二百年的奋斗才达到的历史阶段,而中国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中国的极右实力还在统治整个社会,而极左势力也不容小觑,相反,无论是宪政民主右派还是宪政民主左派,都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同时遭到极右政权的严厉打击和极左思潮的凶悍攻击。
改革开放之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先天基因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中国历史上严重缺乏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又被共产革命和共产极权专制所中断;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极权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松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在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生长发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政商合谋)的烙印,使得这种新生的经济社会力量在政治思想上注定是不彻底的、软弱的、不革命的,根本无力领导更不能独立承担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这就需要它向深受极权专制制度压迫、剥削、奴役、摧残的底层民众寻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主张,而应该承认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底层民众的革命主体地位,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立即落实底层民众的各项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劳工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宪政民主左派运动相比欧美国家的政治节奏而言,提前登上历史舞台,也意味着宪政民主右派要积极主动地向宪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榄枝,更不能把它们当作敌人。另一方面,宪政民主左派当然也不能把宪政民主右派当作敌人,而应当接受和承认后者在历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只不过要以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政治力量,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灌注其中,否则的话,宪政民主左派就会演变为极左派或极权专制左派,即使他们有力量发动一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极右派或极权专制右派,他们也没有能力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宪政民主法治,而只不过是完成极权专制制度的再一次轮回而已。目前阶段两派应该共同对敌,联合起来动员和组织民众推翻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的统治,至于双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只有在社会转型之后,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之内,才能上升为主要的问题。在目前历史阶段,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则双赢,离则双输,被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玩弄于鼓掌之间,挑动其互斗并最终各个击破。
        另一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义)也很难和极左派(共产主义)争夺底层,因为按其自由高于平等、效率高于公平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没有能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极左派恰好善于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层民众的狂热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层民众承诺和让步到可以和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的程度时,它其实已经转化为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了。如果民主右派坚决不让步而又想领导和统治整个社会的话,就只能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暴力优势,通过豢养军警宪特镇压极左派及其追随他们的民众来取得和稳固政权,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民主右派、宪政右派,而变成极右派(法西斯主义)了。对于克制和克服极左,民主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与自由派进行政治竞争,因为它也侧重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义,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和劳动立法、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工人联合与劳资集体谈判、利润分享和产业民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等,实实在在地增进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工人群众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只有同时继承了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髓的社会民主主义,才能真正与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铲除极左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会陷入无休无止、没有胜负的苦斗之中,整个社会将会在野蛮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来回折腾,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

                                                                 降英   中国大陆独立学者   劳工问题专家

 

                                                           《中国战略分析》第9期   201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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