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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为什么没有引爆美国的宪政危机?

2019年01月13日 世界转型经验 ⁄ 共 16383字 ⁄ 字号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后,惊对全美各界的强烈反应,面临国会打算通过特别法案、让考克斯官复原职的威胁,1973年11月1日,尼克松被迫同意任命得克萨斯州著名律师贾沃斯基(Leon Jaworski)出任特别检察官。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博士,曾任美军上校军法官,当过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法律顾问。

 

贾沃斯基开始调查后,尼克松被迫交出了与案情有关的9盘白宫录音磁带之中的7盘(有两盘因故障或磁带告罄未被录制),其中一盘有18分钟空白。尼克松的女秘书玛丽·伍兹声称,空白系她操作录音机时失误造成。

 

贾沃斯基审听录音磁带后发现,总统卷入了一系列掩盖水门案真相的犯罪活动,但严重程度一时尚无法判定。比如,在“100万美元现金”谈话中,尼克松的确说:“我们不能这么干……我是说白宫方面不能这么干。”谈话两天后,由于水门窃听案犯麦克德坦白交代,白宫法律顾问迪安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样,尽管水门案犯后来曾收到40万美元的“堵嘴钱”,但是与这次密谋没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尼克松只是“妨碍司法未遂”,实际上并未犯下妨碍司法的真正罪行。

 

为了继续深入调查,贾沃斯基要求尼克松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举行弹劾听证会,下令总统再交出42盘磁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未来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恰好也是国会司法委员会精心挑选的40余名精英律师之一,参予起草和制订弹劾总统程序的工作。20余年之后,美国国会依照希拉里当年参与制订的规则,把克林顿总统也送上了弹劾程序。

 

面对国会压力,尼克松交出了经过剪辑的42盘磁带的文字副本。1974年3月,联邦地区法院大陪审团作出判决,立案起诉前司法部长米切尔等7名白宫高级幕僚,即美国诉米切尔案(United States v. Mitchell, et al.),并把尼克松定为此案中“不受起诉的同谋者”。

 

根据美国宪法,当总统涉嫌触犯重罪或轻罪时,众议院有权决定是否弹劾,其角色相当于检察院或大陪审团;参议院有权审理弹劾案并裁定总统是否有罪,其角色相当于法院或小陪审团。

 

1974年4月18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西瑞卡向尼克松发出传票,要求总统再交出64盘录音带,其中包括1972年6月23日的谈话录音,以便在美国诉米切尔案中对白宫幕僚进行刑事审判。此举不仅可能将尼克松置于死地,而且肯定会把他的心腹幕僚全部打入大狱。

 

尼克松大怒,再次启用总统行政特权,不但不交出录音带,而且连文字副本也拒绝提供。这场录音带官司愈演愈烈,日趋失控,使尼克松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皆处于半瘫痪状态,很多至关重要的国内政策构想和外交承诺化为泡影。

 

水门案曝光后,白宫高级幕僚相继中箭落马,致使主要依靠总统幕僚运作的尼克松政府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尼克松只得请时任美军陆军副参谋长(相当于陆军副总司令)的黑格将军协助,暂时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要职(1973-1974),主持日常工作,维持混乱局面。1974年初,黑格晋升为四星上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四星级”总统大管家。

 

在国内政策领域,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惟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最昂贵的国家。尼克松出身贫寒,早年遭逢长兄哈罗德、小弟亚瑟不幸病故的创痛,深知平民百姓缺医少药之苦。

 

尼克松原打算在第二任总统任内,正式向国会提出议案,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当年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地位,由共和党总统出面提出福利法案,极有可能得到顺利通过。但是,因水门事件影响,这一计划胎死腹中。

 

在外交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承诺,将于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1973-1974),遵循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干扰,美方的外交承诺沦为空头支票。

 

因政治和文化背景差异,当年中国领导人对水门案引发的美国政局动荡缺乏了解,忧虑重重,怨声连连,认为美国权诈诡谲,言而无信,热衷玩弄“中国牌”,企图既喝茅台酒又饮伏特加,“用筷子夹鱼子酱”当下酒菜,挟中国压苏联在美苏全球争霸战略领域让步,使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据美方公开的绝密文献档案,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形象地拍着自己的肩膀,毫不留情地奚落挖苦基辛格:“我们看到,美国踩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现在这些肩膀已经没有用处了”。

 

在水门事件中,基辛格不但未受任何牵连,反而趁机高升,在尼克松的高级幕僚之中,实属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水门案之前,尼克松总揽外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有实权而无名份,国务卿罗杰斯有名份而无实权,白宫幕僚与国务院行政主管明争暗斗,相互制约,鹬蚌相争,总统坐收渔人之利。这套微妙的“制衡”手腕,与中国历代帝王玩弄的宫廷“御臣术”如出一辙。

 

尼克松最希望以“和平缔造者”、“外交战略大师”的历史形象流芳百世,却经常一不留神被基辛格抢走了风头。

 

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之后,尼克松的美梦很快就枯萎成了可怕的噩梦--基辛格成为媒体的头号宠儿,把尼克松任期内最大胆、最漂亮的外交核爆炸的功劳揽在了名下。

 

媒体对基辛格顶礼膜拜,绘声绘色地传播那些传奇般的外交故事:基辛格如何装病和化妆从巴基斯坦巧妙脱身,如何进入神秘莫测的紫禁城,如何与风度优雅的伟人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中国人的美食和宴请如何美味和丰盛。

 

《时代》周刊称:“凡是眼睛还管点用的人都能看出,基辛格去了一趟中国至少长了5磅肉”。基辛格调侃解释说,3000年前肯定有外宾访问中国时饿死了,打那时起,中国人决心痛改前非。

 

接下来的莫斯科冒险之旅,再次使基辛格赢得巨大声誉。媒体问他为何去莫斯科,基辛格说:“我去搞了点儿鱼子酱,眼下正在学着用筷子干掉这种美味。”在美籍犹太裔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头版,基辛格的大幅照片总是把尼克松挤到了无人问津的角落。

 

美国媒体对基辛格不吝赞美之辞:

 

“无论在神话和现实中,他都是举世罕见的外交奇才。”“没人能把顽强的毅力、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冷酷的算计与权力场各色人物打交道的机智和手腕如此神奇地集于一身,你无法不仰慕他。”

 

“基辛格博士是社交名媛最希望约会的钻石王老五。他的超级成功,对那些身材短粗、其貌不扬、体重超标、像夜猫子一样熬夜做学问的中年光棍和鳏夫们来说,确实是极大的鞭策和安慰。”

 

尼克松对媒体的片面报道恼羞成怒,怀恨在心。这帮混帐家伙出于各种偏见,把本该属于美国总统一人的外交政策领域的辉煌成就,全部归功于基辛格这个当差的助理。尼克松夫人曾在家庭宴会中对朋友抱怨说,自己老公干的那些好事,最终却都让基辛格赢得了声誉。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为了重点突出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历史性画面的戏剧性效果,尼克松下令,当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降落后,他独自一人走下舷梯,只有第一夫人帕特跟在几步之后。

 

基辛格回忆说,在飞行途中,他至少被告诫了10次以上,在领袖们握手和拍照结束以前,不要钻出来抢镜头、出风头。专机到北京后,霍尔德曼干脆派了一名助手堵住机舱通道,确保“重点突出”的电视画面已经通过卫星传送到美国后,才让“举世罕见的外交奇才”走下飞机。

 

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时,故意没带基辛格会见勃列日涅夫,而且没带美方翻译。基辛格根本不知道两位领导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一时急得跳楼的心都有了。他连夜请求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帮助,联系到苏共中央政治局英语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终于拿到了俄文版的高峰会谈纪录。

 

因担心国务院的美方翻译泄密,基辛格请求苏霍德列夫口译纪录,由自己的女秘书笔录,次日早晨7时交活儿。基辛格调侃说:“维克托,我能放心把这么漂亮的美国妞儿留在你身边吗?”

 

苏霍德列夫妙答:“请放心,你派下来的活儿如此急如星火,意味着我们根本没时间再干其他事情。”

霍尔德曼回忆说:

 

“我还记得,当基辛格获得尼克松不无道理地认为本应属于他的197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尼克松是多么地恼火和妒忌。当1972年12月基辛格硬把他挤下去,当选《时代》杂志全球年度风云人物时,尼克松气得嘴唇都发白了。最后,尼克松终于也评上去了,开创了从未有过的两人并列当选的先例。”

 

基辛格有句名言:“权力是绝佳的春药”(power is the ultimate aphrodisiac)。他虽然大腹便便,戴一付土得掉渣儿的黑色宽边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看上去是一个迂腐沉闷、钻进故纸堆爬不出来的矮胖学究,但却热衷于猎艳好莱坞,刻意打造“花花公子”兼外交明星的公共形象,既有助于提高知名度,也有助于改善和提高政治地位。

 

出乎意料,基辛格“性感偶像”的名号不胫而走,深受欢迎,成为国际笑话。1972年10月,哈佛大学学生创办的《国家讽刺》(National Lampoon)杂志恶搞“杰出校友”基辛格,刊登了一张基辛格赤身裸体歪躺在一张大熊猫皮上的照片,该期杂志一口气卖出了110万份。

 

苏共中央外交智囊、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把这张照片复印后送给勃列日涅夫“观赏”,并将“裸照”悬挂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墙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基辛格携带巴黎停战协议草案访问南越时,西贡最大的日报以“基辛格不再有秘密”为标题刊登了这幅“裸照”,使阮文绍总统大为惊骇,以为是基辛格亲自上阵拍摄。其实,照片的身体部分是波士顿一位出租车司机,基辛格的头像被接在上面。

 

单身汉基辛格的各种“桃色新闻”,使枯燥乏味的尼克松喜笑颜开,乐不可支。各色女影星的相貌和身材,成为尼克松私下与部属评头论足、拿基辛格开心逗乐的噱头,还给他起了个绰号“我们外交界的唐璜”。

 

1973年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做过一次“当今最受崇拜的美国人”的民意调查,基辛格居然跃居第一位,尼克松屈居第三位。参加1973年度“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美女候选人,以压倒多数推举基辛格为“当今世界第一伟人。”

 

基辛格神通广大,名满天下,风头过盛,最终尼克松的妒忌心理超过了戏谑和看热闹。他指示霍尔德曼:“亨利把自己弄成小丑了”“亨利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做点什么,采取点措施。”

 

可是,白宫幕僚唯一能做点手脚的地方,只是国宴座位的安排。基辛格要求一定要坐在最漂亮的单身女宾旁边,但是他座位两边的女宾,通常都是80岁以上的好莱坞迟暮美人和浓妆艳抹的干瘪老太婆。

 

基辛格最有名的绯闻女友是好莱坞犹太裔影星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她因在英国“特工007”系列电影的第7部《金钢钻》(Diamonds are Forever, 1971)中扮演美貌性感的“邦德女郎”而闻名遐迩,是首位出演该角色的美籍演员。此女号称“胸大有脑”,聪慧过人,智商测验得分高达162,超过了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霍金等人。

 

1972年总统大选,基辛格竭力动员吉尔帮助尼克松竞选拉票,终于说动了美人芳心。以前激烈反对越战的吉尔告诉媒体:“亨利已经跟我死缠烂打了三年,终于说服我改变立场,站到尼克松总统这边。”

 

基辛格趁机“教训”媒体:“而你们这些家伙还以为我在好莱坞不务正业,虚掷光阴。”

 

1973年9月基辛格终于升任国务卿。他在就职典礼讲话中大发感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理解,一个像我这样纳粹德国难民出身的人,居然可以在这个国家登上如此显赫的位置。”

 

“如果说我的出身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我在人生的早年阶段,就已经目睹了一个建立在仇恨、强权和不信任基础上的社会能够发生什么灾难。”

 

水门案闹大之后,尼克松焦头烂额,难以自保,在外交上不得不日益倚重基辛格。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在刻薄寡恩的“帝王总统”尼克松手下,喧宾夺主的“外交奇才”基辛格不可能当上国务卿。

 

水门案越闹越大。为了尽早结束这场久拖不决、举国遭罪的危机,1974年5月24日,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决定越过联邦上诉法院,十万火急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希望大法官一槌定音。

 

在此特殊情况下,美国最高法院打破常规,同意越级审理特别检察官的紧急上诉,史称“美国诉尼克松案”。

 

面对空前严重的宪法危机,如何界定国会、总统、司法三大部门之间的权力界线?历史性的重任,最终交给了美国最高法院。   

 

1974年7月8日,最高法院破例在休庭期开始辩论尼克松案。

 

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James D. St. Clair)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绰号“法庭奇才”。他在辩护中声称,尼克松总统希望通过律师表明,除了有权决定弹劾总统的国会之外,在政府行政部门,美国总统在四年任期内享有宪法赋予、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其权威可以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相媲美,其他权力部门不能任意侵犯。

 

克莱尔强调,特别检察官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官员,他与总统之间的争执属于一种“部门内部争执”(intra-branch dispute)。这是一种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具有“不可司法性”,不应为此在联邦最高法院对簿公堂。

 

克莱尔还说,美国总统拥有宪法所赋予的重大职责和保密的行政特权,由于法院要求交出的录音磁带涉及行政部门的外交和军事机密,因此,尼克松总统对这些磁带拥有合法的保密特权。

 

克莱尔律师雄辩滔滔,侃得天花乱坠之时,鲍威尔大法官冷不丁问道:“如果录音谈话与刑事阴谋罪有关,要求保密的行政特权究竟符合哪些公众利益?”

 

克莱尔机智而镇静地诡辩道:“刑事阴谋罪只有当被证实是刑事犯罪之后才是刑事阴谋罪。”

 

照此逻辑,即使谈话录音涉及刑事阴谋罪,但由于总统行政特权的保护,所以法院无权发出传票,无法审听录音谈话是否涉及刑事阴谋罪,当然也就无法证明是否涉及刑事阴谋罪。这样,民选总统实质上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制帝王”。

 

贾沃斯基针锋相对地指出,此案涉及司法部门传唤和审查证据之权与总统行政特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联邦刑事程序法规定,法院可以就任何问题、向任何人发出要求交出证据的传票,包括美国总统在内。

 

毫无疑问,总统拥有宪法所赋予的职责,享有保密的行政特权,但是,这种行政特权是否具有绝对性呢?美国宪法极为简洁,在总统行政特权问题上,语焉不详,没有答案。

 

贾沃斯基强调:

 

“此案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宪法问题,即究竟谁是解释美国宪法含义的仲裁人?”,“……如果现任总统或任何一位总统声称,宪法的含义是由总统说了算,那么这个国家的立宪政府体制就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美国诉尼克松一案,给美国最高法院出了个大难题。此案不仅涉及总统行政特权、国会调查权和法院传唤证据权之间的关系,而且事关民选总统是否可能被弹劾,这些显然都是极度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而非简单明了的法律问题。

 

在讨论是否应当受理此案时,首席大法官伯格起初认为,尼克松案判决只会影响美国诉米切尔案的呈庭证据,不具有紧迫和危急特点,应当打回到联邦上诉法院,不能让下级法院养成动辄越级上诉的毛病。

 

在伯格主持起草的判决书的初稿中,仍然倾向于总统应当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享有保密的行政特权。显然,这是为尼克松剪辑和整理录音带文字副本留下余地。

 

伯格是尼克松千挑万选、反复斟酌之后提名任命的保守派法官,与尼克松私交很好。出任首席大法官后,他仍然时常赴白宫与总统共进晚餐。但是,伯格与前任沃伦不同,缺乏领袖群伦的能力,没有驾驭全局的素质,缺少建功立业的雄心。

 

伯格大法官坦言:

 

“有时我就像那个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娶了玛丽莲•梦露的家伙。其它人都感觉美梦成真并对他羡慕妒嫉。但他本人可不觉得有多么美好,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和梦露结婚。”

 

7月9日,即法庭辩论结束次日,布伦南和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1939-1975任职)大法官先后来到乔治城大学医院,看望退休后因病住院的前任首席大法官沃伦。

 

尼克松对“沃伦法院”的一些著名判决非常不满,对沃伦极为冷淡。当沃伦患病需要住院时,尼克松利用总统兼美军总司令的权力,阻挠沃伦住进全美医疗设施和环境最佳的海军总医院,气得沃伦老泪纵横。

 

当天下午,听了老同事、老朋友对美国诉尼克松案的概述后,沃伦对道格拉斯说:“如果尼克松逃脱此劫,那就等于是尼克松任意立法,而不是国会和最高法院立法”。

 

沃伦鼓励老同事:“如果你们对判决书有任何不满,照直说出来。保守派对你心存畏惧,因为你是良知。”当天深夜,由于心情过度激动,沃伦大法官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

 

布伦南和道格拉斯是昔日“沃伦法院”中的两员大将,在美国诉尼克松案中,他们又一次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讨论和起草判决书过程中,伯格提出,法院发出强制性传票时,对普通公民和总统应有所区别。但是,道格拉斯对此坚决抵制。布伦南则告诫伯格,尼克松案的判决涉及现职总统,最高法院一定要统一口径、步调一致。

 

布伦南建议,应当像1958年著名的库波诉阿隆案(Cooper v. Aaron, 1958)判决那样,由九位大法官共同签署一个意见一致、措辞强硬的法院判决书。

 

言外之意,如果大法官们步调混乱,阵脚不稳,尼克松有可能像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总统那样,独断专行,目无法纪,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置之不理。

 

布伦南大法官的告诫决非无中生有、危言耸听。因为尼克松本人曾扬言,他只遵循和执行联邦最高法院的“明确判决”(definitive decision)。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记者拉瑟(Dan Rather)质问尼克松:“林肯说过,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凭什么你感觉自己与林肯不同?”

 

这个问题简直糟糕透顶。南北战争期间,恰恰是林肯总统无法无天,独断专行,凌驾于国会和最高法院之上,未经国会授权便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人身保护令状特权、把平民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且对最高法院的“违宪”判决置若罔闻。

 

尼克松精通历史,反应敏捷,毫不客气地反击说:“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特权。”这个答复,把后来成为CBS电视台新闻主播的拉瑟噎得哑口无言。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大法官虽然经总统提名任命,但由于司法公开和新闻监督的制约,没有哪一位大法官愿意在宪政史上留下“总统狐朋狗友”的千秋恶名。杜鲁门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曾大发感慨:“无论何时你把一个人放到最高法院,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在此背景下,法治原则终于压倒了党派利益和私人交情,伯格大法官最终被迫决定,服从全局,统一步调,集体行动。

 

尼克松案的判决书名义上由伯格一人执笔和署名,但实际上,布伦南等其他七位法官都具体参予了判决书各个部分的撰写。这个影响重大的判决书,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次“集体创作”。

 

由于利益冲突,伦奎斯特大法官主动提出回避。出任大法官之前,他是尼克松政府第一届内阁的助理司法部长,与尼克松的心腹、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和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埃利希曼等人情投意合,关系密切。这两位人物,恰好都是美国诉米切尔案中的被告。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对0票判决尼克松败诉。在判决书中,伯格大法官两次提到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1803)中的经典名言:“断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当仁不让的职权与责任”。

 

在解释宪法含义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至高无上,一言九鼎,权力和权威不容侵犯和挑战。

 

针对尼克松律师提出的此案具有“不可司法性”问题,判决书指出:在一个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中,特别检察官声称有必要获得被传票的资料,总统反对交出资料并以行政特权与之抗衡,这种“部门内部争执”,实质上起因于联邦刑事程序。因此,此案属于传统的“可交法院审判的”(justifiable)案例。

 

针对总统行政特权问题,判决书裁决:

 

“宪法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有关保密的行政特权;但在保密利益与总统有效地履行职权相关的范围内,这种特权具有宪法基础”。可是,这种行政特权并不是绝对和无限制的,“当刑事审判需要使用受到传票的资料时,仅仅基于保密的笼统利益而宣称的行政特权,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

 

由此,伯格大法官裁定,尼克松总统必须交出录音磁带。与此同时,他在判决书中也着重强调,联邦法院必须对总统谈话录音中所涉及的国家机密予以特别保护。

 

霍尔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

 

“联邦最高法院于1974年7月6日听取美国诉尼克松案的法庭辩论。尼克松后来给我打电话说:至于最高法院,只要他们哪怕留下一点点‘活口’,我们就可以过关。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有很深的含义。尼克松暗中威胁,美国可能发生一次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他说的‘活口’之意是:除非是由大法官全体一致通过的裁决,否则他就拒不服从。如果最高法院下达一个四分五裂的多数派判决,尼克松有可能违抗法令,拒绝交出录音带。

 

联邦最高法院于1974年7月8日以8比0票一致做出了不利于尼克松的司法裁决。它浑然不觉地避免了行政和司法两大权力部门可能发生的一次极端严重的对抗。”

 

最高法院的裁决公布后,尼克松对8对0票的表决深感惊讶,但是他遵纪守法,低头认输,立刻宣布完全服从大法官全体一致的“明确判决”,交出了1972年6月23日谈话录音的文字副本。

 

这次谈话发生在水门案事发5天之后,那天上午,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对尼克松说,根据迪安的主意和米切尔的建议,应当让中央情报局给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Patrick L. Gray)打个电话,让他们停止调查,借口是水门案犯麦克德和亨特皆有中央情报局的背景。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曾有一个秘密协定,互不干预对方的行动。

 

尼克松当即表示:“他们〖中央情报局〗应当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就说白宫方面希望,为了国家利益,不要深入调查水门案了,到此为止!……”。

 

结果,这个谈话录音成为难以抵赖的“确凿证据”(smoking gun),证明尼克松目无国法,妨碍司法调查,直接参与掩盖水门案罪行。这正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弹劾尼克松的确凿铁证。

 

7月24-7月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弹劾总统的三条动议,第一,妨碍司法;第二,滥用权力;第三,无视国会传票。根据宪法,弹劾之权属于国会参众两院,首先由众议院半数以上通过弹劾决定,经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后才能定罪。一旦定罪,遭弹劾者立即削职贬为平民,改由普通法院进行审查和判决。

 

三条动议通过之前,因缺乏“确凿证据”,尼克松在参议院的支持者仍然可能在三分之一以上。可是,当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和6月23日谈话的录音公布之后,尼克松顿时沦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在已不是他是否下台,而是何时和以何种方式下台的问题了。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尼克松仍然不肯辞职,一度打算对抗到底。主要原因是,尼克松认为,所谓“确凿证据”谈话的严重程度和犯罪性质尚存在争议。

 

1972年6月23日,接到白宫幕僚的电话指示之后,慑于国会制衡和媒体监督,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头头们因担心惹事生非,引火烧身,并未遵照白宫的命令行事。换句话说,这是一次“未遂”的妨碍司法罪行。

 

另一个对尼克松颇为有利的证据是,7月6日,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提出的有关白宫幕僚干预水门案调查的问题,尼克松在电话中明确指示:“坚决推进调查”(to press o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因此,尼克松自信,6月23日“确凿证据”谈话属于“妨碍司法未遂”,既未影响调查案情,也没导致任何政治和刑事后果。尽管错误严重,但是尚未严重到被弹劾下台的程度。所以,仍然可以负隅顽抗,背水一战。不到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之时,决不轻言失败。

 

实际上,仅凭录音带中的所谓“确凿证据”将尼克松置于死地,其实颇为冤枉。从后来陆续公布的录音中看,尼克松的很多命令属于即兴胡侃和“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果仅凭白宫录音带中的只言片语,断章取意,不加分析,随意上纲,显然有失偏颇。

 

基辛格精辟指出:“美国极少有其他总统像尼克松这样性格复杂,矛盾纠结:虽然羞涩内向,但却刚毅决断;虽然缺乏安全感,但却意志坚定;虽然不信任知识分子,但私下却深谋远虑;虽然发表意见偶尔莽撞冲动,但在战略规划方面却极具耐心和远见。”

 

真不愧是总统的心腹智囊,基辛格对尼克松复杂性格的观察和描述,出神入化,精细入微。“发表意见偶尔莽撞冲动”这个毛病,的确是尼克松的一个突出性格弱点。

 

比如,尼克松经常情绪冲动,信口开河,把犹太人骂得狗血喷头,一塌糊涂。他耿耿于怀地认为,其父母操办的小杂货店,由于正直诚实,童叟无欺,无论全家怎样辛勤劳作、苦心经营,却竞争不过另外几家犹太裔经营的杂货店。据白宫录音带,尼克松在日常谈话中,把犹太人的祖宗八辈骂了无数遍。

 

但是,个人偏见并没有影响尼克松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没有干扰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决策。尼克松不仅一直重用犹太裔谋士基辛格,而且竭尽全力支持以色列。

 

又如,据霍尔德曼披露:

 

“尼克松曾命令我对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进行每天24小时监视。”“他要求我设法在肯尼迪与一位风流俏娘们儿寻欢作乐时,把他当场抓获。”

 

“一位联邦参议员发表反越战演说后,尼克松下令: 把这个杂种操的给我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下。”

 

我的上帝啊,美国总统居然下令白宫办公厅主任暗中监视联邦参议员,而且还要求“当场捉奸”,这可是骇人听闻的违法乱纪之举。霍尔德曼深知尼克松其人。他当时一声不吱,点头称是,实际上阳奉阴违,并未遵命行事。

 

几天后,尼克松的情绪由阴转晴,微笑着对霍尔德曼说:“我猜测,你大概没有把那个命令付之于行动,对吗?”

 

霍尔德曼回答:“对!”

 

“看来,你干了一件最棒的事儿。”尼克松点头称赞说。

 

霍尔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朋友们把尼克松看成一块具有诸多刻面的水晶石。有些刻面光彩夺目,有些刻面阴暗神秘。在外界光线的照耀下,这块水晶石的各个刻面经常出现连续性变化。有些刻面深奥莫测,有些刻面简陋肤浅。有些刻面雕琢得平整光滑,有些刻面未经加工,粗糙而锋利。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应把尼克松看成是兼有璀璨光芒和黑暗阴影的错综复杂的结合体。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尼克松的这个特点比我们听说过的其他人更为突出。”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披露:

 

1974年6月尼克松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他在会谈时经常缄默不语,在一次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尼克松援引了错误的数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予以纠正。尽管在关键时刻,尼克松会简短生硬地陈述美国的立场,但大部分时间他忧心忡忡,沉思冥想,满腹心事的样子,通常让基辛格成为发言和谈判的主角。”

 

“水门事件不仅损害了尼克松的总统地位,而且毁掉了访问期间双方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领域取得任何突破的机会。”

 

“当水门事件不利于尼克松总统时,勃列日涅夫表明,他本人是尼克松不可动摇的朋友和支持者。”“日趋增加的证据表明,水门事件急剧恶化,使尼克松变得无瑕顾及外交政策。可是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水门事件的真正根源是反苏和亲犹太利益集团的阴谋,目的是破坏尼克松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甚至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持这种观点。”

 

“驻美使馆试图向我们的领导人解释,尼克松被指控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和宪法,但是莫斯科没有或者不愿意去理解,美国总统怎么可能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遭到起诉?苏联统治者的头脑无法理解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从未想过针对国家最高领导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莫斯科直到最后时刻才相信尼克松可能被迫辞职。”

 

基辛格告诉鲍勃•伍德沃德:

 

“水门事件打碎了美国强大的国际形象,同时也毁掉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无论尼克松犯了什么罪,那些正在攻击总统的人,尤其是媒体,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给国际秩序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现在,国会都可以随意干涉外交政策。外国领导人、我们的盟友还有敌人,对美国总统无法果断地处理好自己的麻烦,让自己从水门事件中摆脱出来,无不感到困惑不解。全世界都对美国能否履行自己的承诺表示严重怀疑。”

 

尼克松晚年的助手莫尼卡·克罗利女士认为:

 

“尼克松被迫退位,但我们却没能以同样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其他人;我们不给尼克松任何解释的机会,却又为其他人的行为编造借口。”

 

针对水门事件中“确凿证据”问题,美国著名法学家、联邦第7上诉法院法官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坦言:

 

“我不想替尼克松辩护。我只想指出,就像克林顿的律师在弹劾案中所采用的策略那样,当尼克松确实做错了的时候,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它并非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错误,以致非要使用弹劾这样一种极端的制裁方式惩罚他。”

 

“和克林顿一样,尼克松可以指出那些虽有争议但却可用于赎罪的政治成就: 在其任内,东西方关系缓和,对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巩固和扩展了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纲领。如果尼克松拥有和克林顿一样的个人魅力和空前繁荣的国内经济形势,他也许能够安然度过这场风暴,可能不会因违宪轻罪而辞职下台。”

 

波斯纳法官的观点一向颇有见地。但是,在比较“水门”和“拉链门”的结局时,这位著名法官忽视了另外三个重要背景:

 

第一,由于有“白宫录音带”为致命证据,尼克松在水门案中“妨碍司法”的罪行无法低赖,难以狡辩,辩护律师钻法律空子的回旋余地极小。

 

第二,虽然罪行较轻,但水门案牵扯出的黑幕远比“拉链门”案触目惊心,几乎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

 

第三,克林顿能伸能曲,一见势头不妙,立刻瘪茄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刻意争取民众的同情理解。尼克松却刚愎自用,蛮横霸道,走出了“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大昏招,闹得人人喊打,四面楚歌。

 

想当年,面对弹劾威胁,尼克松不肯轻易言败。据黑格回忆录记载,8月2日,尼克松对黑格扬言:“让他们弹劾我吧,我们将战至穷途末路”。

 

无独有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披露,8月2日当天,黑格曾对他建议:“尼克松固执己见,不肯辞职(digging in his heels),或许需要调动第82空降师警卫白宫,保护总统。”

 

黑格提此建议,系因1969年反越战示威达到高潮,10万余名示威者啸聚街头,四面包围并冲击白宫。为了以防万一,尼克松秘密下令将美军王牌部队第82空降师从北卡州调到了华盛顿市,担任警戒白宫的“御林军”,做好“平息暴乱”的战斗准备。该师是美军担任战备值班的精锐快速反应部队,全师人马接到命令5小时后即可投入战场。

 

基辛格聪明绝顶,老谋深算。他不动声色地告诉黑格:“这是胡闹,总统在刺刀包围的白宫里是无法行使职责的。”黑格听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黑格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根本没有调兵遣将之权。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只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同样不具备调兵“进京勤王”的权力。真正握有军权的是美国总统。

 

黑格将军私下认为,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期的表现,与文学名著《凯恩舰哗变》(The Caine Mutiny)中的魁格舰长(Captain Queeg)非常相似。该书获1952年普利策文学奖,作者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以二战题材史诗性军事文学巨著《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誉满天下。

 

《凯恩舰哗变》的素材源于作者二战期间在扫雷驱逐舰上服役的真实经历。该书于1954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美国电影学会“电影诞生百年以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一名”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饰演主角魁格舰长。

 

海军少校魁格是扫雷舰舰长,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在狂风恶浪的危急关头,他因巨大的压力导致精神失控,引发了美国海军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哗变。

 

水门危机高潮之际,美国政界高层一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些嗅觉敏锐、防微杜渐的政府高官担心,面对弹劾威胁,身为三军最高统帅,尼克松总统有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调动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悍然发动“军事政变”,与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对抗到底。

 

这个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市内,唯一的一支正规作战部队,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装甲步兵团。而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卡什曼(Robert E. Cushman, Jr.)将军恰好是尼克松的铁杆心腹,对总统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出任副总统时,卡什曼是他的上校军事助理。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把卡什曼提拔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不久突然破格提升,改任在历次战争中披坚执锐、首当其冲的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晋衔四星上将,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五大要员之一。

 

面对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休斯(Harold Hughes)参议员忧心如焚,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心焦如火。

 

这位文职部长当时年仅44岁,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美国顶级智库兰德公司战略研究部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在国防、外交和情报事务等领域颇有建树。此公一天到晚总爱叼个大烟斗,一付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杀回菲律宾的架势和派头。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为三军最高统帅。但是,为了防止“帝王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军权,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及其修正条款, 总统应通过国防部长以及国防部下属的两个指挥渠道统帅全军,即通过文职的陆、海、空三个军种部对全军实施行政领导;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联合司令部与特种司令部对全军实施作战指挥。

 

在此军事指挥体制下,美国总统无权超越国防部文职行政系统,越级指挥美军部队或直接向军方将领发号施令。可是,尼克松一向独断专行,胆大妄为,素有“帝王总统”的名声,施莱辛格极不放心。

 

有一天,施莱辛格偶然碰到艾森豪威尔孙子、尼克松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他自幼性格开朗,乖巧可爱,美国总统在马里兰州的度假胜地“戴维营”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施莱辛格随口问了一句:总统近况如何?

 

海军少尉戴维·艾森豪威尔答复国防部长:总统近况甚糟,寝食皆废,精神恍惚,经常深更半夜呆坐白宫,对着林肯总统画像自言自语,发呆犯愣。

 

施莱辛格听后忧心忡忡,担心尼克松精神失控、破罐破摔,甚至有可能铤而走险,越过国防部文职行政系统,直接调动海军陆战队发难,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局面。

 

施莱辛格回忆说,当年他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被迫调动装备重型坦克的陆军部队进入华盛顿特区市,与护卫尼克松的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上演美国现代史上最惨痛的一幕。

 

为了防患未然,施莱辛格特意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四星上将布朗(George Brown),尼克松总统是否可以在五角大楼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直接调动美军部队?布朗回答:按照正常的指挥程序,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但是,施莱辛格仍然不放心,他命令布朗将军,密切注意和监控全军部队,防止出现越级指挥;如果接到了白宫调兵遣将的任何命令,应当立刻通告国防部长。

 

2000年,施莱辛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对自己当年捍卫美国军队指挥体制合宪性的行为深感自豪,此举与捍卫美国宪法是一回事。”

 

施莱辛格这类在精英政治中训练和成长起来的治国良才,根本不是唯总统马首是瞻的驯服奴才,而是依法限制总统权力的法治中坚。

 

不过,黑格将军却认为,施莱辛格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水门危机期间有关“军事政变”的谣传流言,简直就是对美军将士基本政治素质的极大侮辱。

 

美军统一军人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明文规定:每一位美国军人皆有捍卫联邦宪法、拒绝执行上级违法命令的神圣职责。可以肯定,即使尼克松下令军队包围国会大厦,封锁新闻媒体,改组最高法院,也不会有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

 

当然,作为精通历史和进退韬略的美国政治家,尼克松本人也决不至于如此莽撞行事,铤而走险。更重要的是,形势比人强。在二百年来三权分立与制衡、宪法地位至高无上、最高法院一言九鼎、文官控制军队、言论和新闻自由等法治传统的熏陶和影响之下,美国政府官员和美军将士不可能知法犯法,助纣为虐,充当“帝王总统”无法无天、对抗国会、蔑视法院、“篡党夺权”的驯服工具。这正是美国政治体制令人赞叹之处。

 

如果没有法治文化传统和现代公民意识相配合,任何精妙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都有可能沦为水中之月、空中楼阁。

 

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预选期间,纽约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口无遮拦,大放厥词,连战连捷。世人对他的异军突起和意外成功深感惊讶,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担忧和争论。

 

针对“特朗普现象”,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6年3月19日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精英把持政治、金钱政治以及政府运作中的一些问题,但是特朗普现象本身并不表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或者危机。”

 

“我们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系。你当选了总统并不意味着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总统必须和国会合作,他们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事。美国总统实际拥有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总统的效率实际上取决于他或她与政府其他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建立共识的能力。”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不是选举独裁者,我们选出的总统必须在法治体系下行事,必须遵从法律。事实上,当特朗普说要杀掉恐怖主义的家人,或是做一些实际上是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包括美国军方的许多人都表示,他们不会服从这样的总统命令,因为那是违法的。他们首先是对法律忠诚,而不是选出的任何一位总统。我认为这是美国民主最重要的基础。”

 

实际上,普通美国公民都未必买美国总统的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披露过一则“趣闻轶事”。1964年约翰逊赢得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加尔布雷斯从哈佛大学讲学、参加晚宴归来,感觉很疲惫。

 

到家后,他想睡个安稳觉,不希望被人打扰。他叮嘱黑人女管家艾米莉•威尔逊:“我需要休息,无论是谁来电话,都不要打扰我。”

 

加尔布雷斯刚睡了一小会,电话铃响了。艾米莉接起电话,话筒中传来一个令她非常惊讶的声音:“我是林登•约翰逊,找加尔布雷斯,我要跟他讲话。”

 

艾米莉回答:“总统先生,他在睡觉。”约翰逊总统说:“那好,把他叫起来,我要跟他讲话。”艾米莉答复:“非常抱歉,总统先生,我不能叫醒他,我为他效力,而不是为你工作。”

 

醒来得知此事,加尔布雷斯深感震惊,急如星火地给约翰逊总统打了个电话,刚要开口表示歉意,约翰逊总统却夸赞说:“那个为你效力的女人是谁?我想让她来白宫报到上班。”

 

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在水门危机的最后关头,因参议院审理弹劾案可能长达数月,为了使国家利益免遭弹劾案的伤害,为了维护宪法和个人尊严,尼克松主动提出辞职。

 

但是,国会水门案调查委员会主席欧文参议员对此说法表示异议。据他透露,8月7日晚上,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Hugh Scott)、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John Jacob Rhodes Jr.)、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沃特参议员一行三人来到白宫向总统摊牌,他们明确表示,国会两院支持总统的票数最多只有15票。

 

如果尼克松硬抗到底,一旦弹劾罪名成立,将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样,由于共和党三巨头“逼宫劝退”,尼克松最终放弃了苦斗到底的决心。

 

1974年8月9日,在众议院表决弹劾案前夕,尼克松正式宣布辞职。副总统福特就任总统后,宣布赦免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可能招致的全部刑事责任。

 

福特随后提名纽约州州长洛克非勒(Nelson Rockefeller)出任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 总统、副总统皆非选举产生,乃是开天辟地唯一一次。

 

福特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美国同胞们,我们国家终于从萦绕已久的举国噩梦中解脱了。”所谓“举国噩梦”,即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相互渺视,分歧重重,最终可能导致分庭抗礼,兵戎相见。

 

福特总统强调:“美国宪法正在发挥着作用;我们伟大的合众国,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度。”此番感慨,可谓客观公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事件并不希罕,为争夺帝位王权而导致天下大乱、血流成河的宫廷政变更是多如牛毛。像水门事件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联邦法院、国会、特别检察官、联邦大陪审团和新闻媒体协调行动,依法办事,通过宪法程序解决危机,和平地把“帝王总统”赶下宝座,成功地避免了政治动荡和天下大乱,堪称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奇迹。

 

在水门事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打破常规、果断出手、步调统一、一槌定音,以司法审查的形式化解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宪法危机,这一判决是司法能动主义大胆而成功的经典杰作。

 

美国学者布拉西赞扬道:

 

“千百年之后,如果美利坚合众国还存在,当有人要求拥护司法审查的人举出实例,证明法官们的裁决时常会有利于民主时,他们最先举出的案例就将是美国诉尼克松案”。

 

          出处 : 舒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