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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明治维新:江户幕府与西乡隆盛的浪漫主义悲剧

2019年01月17日 世界转型经验 ⁄ 共 5845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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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言言殊的近代中国,能让朝野各方达成共识的事件不多,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其中之一。孙文同盟会从中看到了社会变革、气象一新,康梁保皇党看到了君主权力的复兴,慈禧政府则羡慕东邻小邦富国强兵之神速。每个派别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各取所需。

 

《未完的明治维新》讲述了1864年到1880年的日本巨变,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合纵连横、波澜壮阔的明治维新画卷。作者坂野润治,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著有《近代日本的构造》《昭和史的决定性瞬间》多部作品,堪称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江户幕府能自发演变出资本主义吗?

 

中国人高度赞美明治维新,暗含了一种隐秘的心理:日本原是撮尔小邦,愚昧落后,和中华一样闭关锁国,只不过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善于学习西方,搭上顺风车发达起来。我大清放不下天朝上国的面子,学习西方的时候半推半就,所以才落后。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佩里黑船的一声炮响带来了明治维新,正统史家把维新描绘成开天辟地的划时代事件,仿佛日本的现代文明,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任何一个近代化强国,都不是无源之水,中国历史学界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范式——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同样适于研究日本。如果佩里的黑船晚几年到,江户幕府是否能产生内部剧变,自发演变出资本主义?元禄年间(1688~1703年)的日本物质丰裕,不逊色于康乾盛世的中国。江户时代中后期,当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改革,旧制度显示了充分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第三次改革,即天保 (1830~1843年)改革时期,各藩的改制变革力度超过了幕政。明治变法的诸多措施源自于此次藩政改革,全民兵役制由长州藩首创,秩禄公债(武士下岗再就业的国家补贴)最早是土佐藩设计的,租税改正(土地自由买卖,以货币收税)也是西南几个藩率先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

 

江户幕府较之明治政府,更有资格符合孟德斯鸠的“混合宪制”(the mixed constitution)。德川家族的将军受各方制约,诸侯大名分割了他的土地,大阪商人握有他的钱袋,有民谚云“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名义上他还不是最高统治者,要臣服于崇高的天皇。

 

“混合宪制”束缚了幕府的身手,不能大刀阔斧地清除政治上的阻碍。在天保改革中,萨摩、长州作为小藩,很轻易地管制住辖境内的工商业,而且采取了赖账、查抄寺庙地产等不光彩的手段,最终攫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幕府跟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上另一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佩里黑船来航之后,幕府改革开放,打破了德川家康闭关锁国的祖训,放宽参觐交代制度,派遣出国留学生,建立西洋兵制,士兵们脱下和服,穿起西式军装,配备使用步枪火炮。庆应二年(公元1866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台,他是江户政权里的开明派,开启一系列改良政策,清退尸位素餐的冗员,派弟弟去参加巴黎的世界博览会。

 

庆应改革的内容跟维新派主张的差不多,无非是兴办工厂,建设海军,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方针路线截然相反,佐幕派奉行经济自由化,撤销国内关卡,鼓励商业的流通,甚至有能力自行建造军舰。 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感叹:“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下层武士的革命。《剑桥日本史》曾举例,下关的货运商人白石昭一郎,款待了400个倒幕志士,可是更多的町人(日语里町人的意思为商人)站在幕府那一边,江户每一项实业融资几乎都获得满足。

 

维新派和佐幕派的制度竞赛中,自由资本主义的效用厚积而薄发,统制经济立竿见影,短期内积累了强大的实力,但长远来看,长州、萨摩输掉竞赛的可能性很大。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各方面都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江户幕府不然,德川家的社稷江山仍然稳固。尽管遭遇财政危机,但政府还没到要破产的地步;尽管西南雄藩号召倒幕,但更多的大名处于中立阵营;尽管尊王攘夷学说传播,但将军仍受到尊敬,公卿们最激烈的想法,也不过是把德川庆喜降格为普通大名。

 

幕府控制的领地上,有全国土地最肥沃的关东平原和金融中心大阪,城市化程度也远高于各藩,江户的人口超过百万,是整个萨摩藩人口的15倍。在1867年第二次征伐长州失败之前,征夷大将军还没遭遇过败绩。即便在鸟羽伏见战役失败后,德川庆喜没耗尽元气,本可以顽抗到底,由于将军本人厌倦政治,双方谈和,成全了“江户无血开城”的美事。

 

明治维新的剧本分为上下两部,前半部分是推翻旧制度(L'Ancien régime),后半部分是建设新国家,在传统史学叙事里,大反派幕府倒台,明治君臣上下同心,日本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维新诸豪杰们上台后迅速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过往学者划分派别,按照立宪路线分为德式和英式,或者按照出身阵营划分为长州和萨摩。坂野润治独出心裁,分出板垣退助(议会派)、木户孝允(立宪派)、西乡隆盛(强兵派)、大久保利通(富国派)四个阵营。

 

早期明治史就是四大派别争夺领导核心的党争史,“征韩论”、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各派别互相摩擦的产物,路线斗争最终在西南战争达到高潮,争议公开化,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财政层面上,明治维新是一场灾难

 

1912年天灾人祸导致日本农村凋敝。各家报纸的头条标题透露悲观情绪,“丰年的歉收·国民新体验”(《中外新闻》),“悲惨的儿童”(《读卖新闻》),“景气好的是卖剩饭的”(《报知新闻》)。单看报纸,还以为这是民不聊生的幕末,其实这是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

 

从财政上来讲,明治政府昏招频出,失误连连。作为国策之一的“殖产兴业”,翻译成马克思的术语,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花大价钱开办一系列国企,投入高产出少,财政亏损由政府买单,失败轨迹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如出一辙。

 

幕末时期,长萨两藩厉行统制经济,获得实业上的成功,有着闭关锁国为前提。一旦质量更好的洋货涌入,本土的工业制成品将受到冲击。官营事业天然具有人浮于事的弊病,明治政府曾高度重视丝织业,民部省牵头主办了富岗制丝厂,办厂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让全国纺织业来观摩,推广新技术。为了展示全套设备,工厂的规模铺得很大,账目全是赤字。

 

在货币制度上,伊藤博文青睐金本位制,原因是这套制度为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基础。全盘西化者把金本位当作文明国家的象征,他们觉得只有像美国一样允许纸钞自由兑换本币,日本才能被称为文明国家,不顾本国长期通行银本位的实际状况。仓促改革后,货币混乱,黄金外流,政府不得不把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脱钩,阻止危机蔓延。

 

考虑到明治政权的财力远超历代,他们的失败更加不可原谅了。废藩置县后,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是幕府时代的四倍。大隈重信实行积极财政,使得政府的公债翻了四倍,达到2.5亿元。为了保持中央财政力量,富国派不惜开罪他们的阶级兄弟。大久保利通推行秩禄处分,也就是暂停发放武士阶层的现金补贴,把这笔钱转入公债。

 

农民受到的损失同样严重,明治政府实行地租改正,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碰到经济不景气,米价下跌,官府照样能向农民收税。受苦于新的农业政策,和歌山茨城、三重、爱知、岐阜等县接连起义,明治前十年里,农民暴乱接近200起,超过了德川三百年农民暴乱的次数。产业界凋敝,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在财政上不啻于一场灾难。

 

在富国派眼里,改革的转型阵痛是值得承受的,只有获得超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西化改革。扩大财源甚至是当初倒幕的一大因素,德川幕府“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不能从民间增加税收,所以维新派要取而代之。

 

学者秦晖曾论述,明治维新是秦制代替周政的过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代替了松散软弱的幕藩体制。早在德川时期,太宰春台等儒者就意识到,日本比明清的吏治国家,更接近于周代封建,江户“宛然三代之制”。

 

明治君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权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维新进程再往前推进,就是大众民主政治,那些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新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无代表不纳税”的论调。明治政府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之所以显得比较进步,是因为草莽志士突破幕藩体制的束缚,荣升高位,酷似春秋时期的“陪臣执政”。

 

到了1870年代,维新功臣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木户孝允等立宪派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治变法“三百诸侯举而其土地人民还纳,不然一新之名义不知在何”。他们的解决办法是,维持政权结构的保守根基,同时推行极其自由激进的政策。

 

明治革命(Meiji Revolution)废除了武士的特权,解放了町人阶层,承认切支丹(战国、江户时代对基督徒的称呼)的信仰自由,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武士废刀令等条律从提案到执行花费不到一周时间。三百年的旧制度化为灰烬。维新派试图证明,自己的上台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德川家康打败丰臣家族只是诸侯争霸,明治政府打败德川家族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选择。

 

在文宣方面,维新派的成功更加显著,他们夸大改革的阻碍,营造了守旧势力顽固反动的假象。长期被认作为艰难的废藩置县,实际进程很顺利,大久保利通和板垣退助分别说服了各自的藩主,交出权柄,其他大名跟进。

 

德川时代的大名们,实权远远小于晚清的曾李诸位总督。在幕藩体制下,大名很难进入朝政中枢,地位上也不如公卿高贵,在版籍奉还后,大名能够入朝为官,还跟公卿一同列为华族。废藩置县诏书颁布的当天,伊藤博文根本不在乎此事,他的注意力放在大藏卿的人选上,给井上馨写信希望大隈重信能够获得任命。

 

笔墨最浓重的文宣污名化则放在“最后的武士”之称的西乡隆盛身上。

 

西乡隆盛从维新功臣到乱臣贼子

 

西乡隆盛是维新诸位豪杰里,最受大众欢迎的一位,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里渡边谦饰演的虚构角色,明显以他为历史原型。西南战争的败局,增添了一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剧色彩。

 

明治政府里威望最高的是西乡隆盛,官职最高的是三条实美,处理政务最多的是大久保利通。维新三杰的关系,如同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形成了一个集体领导的制度。

 

明治四年,实权人物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去欧美考察,太政大臣三条,在维新成功后沉湎于美酒,不问政事,西乡隆盛猝然大权在握。无数野心家梦寐以求的权势,西乡隆盛在不经意间获得了。

 

根据立宪派的提议,内阁应该由维新功臣掌握,而各省厅应该交给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然而西乡隆盛不慕权势的天性,浪费了机遇,以致于实权落入事务官的手中。尤其是富国派代表、大藏卿大隈重信,时人把他比作中世纪日本的权臣平清盛,这相当于中国人称呼某位大臣为曹操、霍光。

 

如果说中华民国是假民国,那么日本则是假皇国,此时明治是象征意义的虚君,议会民主制尚未确立,一班官僚侵夺了天皇的权力。西乡隆盛的心情,只有辛亥年后的中国同盟会成员能理解,“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

 

由于西乡隆盛的名声过于显赫,大隈重信不方便直接对抗,就把他塑造成有勇无谋的莽夫,说:“西乡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福泽谕吉代表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观点:一方面抨击西乡隆盛的政治态度,他太迂腐,不识时务,开历史倒车,另一方面坚决捍卫他的荣誉,称赞他的美德,西乡是政府的牺牲品,值得同情,尤其是政敌对他的诽谤,让福泽谕吉感到愤怒。

 

坂野润治指出,西乡隆盛对改革的阻碍并不大,政府实行废刀令的时候,他袖手旁观。萨摩的武士划分为十个等级,西乡家排名倒数第二,他很难对这套制度抱有好感。西乡隆盛觉得武士失去特权其实是好事,能刺激他们下基层,跟群众打成一片,改变江户时代那种尸位素餐、骄奢淫逸的习气。

 

在召开国会的议题上,西乡同样积极赞成。真正的分歧在央地关系上,支持地方分权的西乡隆盛和中央集权的大久保利通,重演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路线之争,富国派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实行近代化改革,并极力推迟对台湾、朝鲜的征服。如果贸然发动战争,会流失金钱,最后反倒诱使英国进来经济侵略。

 

征韩论导致西乡隆盛下台,大久保利通实行“殖产兴业”,后果有目共睹。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街上到处能看到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儿童。大多数武士的就业状况不佳,“迅速陷入贫困者十之七、八”,失业者跟自由民权运动合流,发动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等一系列动乱,当西乡隆盛在萨摩发动叛乱的时候,民心在朝廷和起义者直接摇摆不定,鹿死谁手未可知。

 

萨摩军队之强盛,如果放在战国乱世,足以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争霸,然而在明治时代不足以跟全民服役的军队争斗。叛军在最强盛时,军力也不超过2.2万,而明治政府派来的第一批军队就有3.3万人。倒幕战争的性质是一群武士战胜另一群武士,西南战争则是全民战争,服役训练过的平民战胜了武士。

 

日本在三十年里走完了,西方人在三百年里的近代化道路,因此萨摩武士从维新功臣沦落到乱臣贼子的速度格外快。美国的南方奴隶主集团从华盛顿、杰斐逊演变到罗伯特·李,历经了两三代人的时间,西乡隆盛有生之年就遭到了败局,他最终以富有浪漫主义的自杀结束一生。

 

死的西乡比活着的西乡更适合塑造历史形象,日本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下《坂上之云》等一系列小说,张扬明治时代乐观和进取改革精神。维新志士轻生死、好侠义的风尚,成为上佳的宣传材料,西乡隆盛本人就带有江湖豪侠色彩,他跟月照和尚的故事脍炙人口。

 

幕末镇压义士,萨摩藩主命令西乡逮捕月照,交给江户赔罪。忠义两难困境里的西乡隆盛,与月照泛舟于鹿儿岛湾。两人对吟对饮,相拥而泣,双双投海自尽。被船民捞上后,西乡获救,月照已溘然长逝。日本义士的皎洁操行激励了中国的同侪,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反扑,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赵氏孤儿的两位主角)、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司马辽太郎极力渲染英雄气概和革命罗曼司情愫,这系列小说把明治史写成了英雄人物的个人传奇,无意探讨金本位、通货膨胀、工业化。如果实在无法避开这类严肃议题,就采取和稀泥的手法,“西乡隆盛好心办好事,功过三七开”“秩禄公债、租税改正的弊端,只是日本前进探索路途中的一段小挫折”“明治是积极向上的的时代,只不过被昭和军阀引入法西斯歧途”。

 

其实两个时代是无法割裂开的,明治的全民皆兵演变成昭和的穷兵黩武,明治的殖产兴业演变成昭和的财阀干政,昭和年间的种种错误,都能在明治时期找到祸根。坂野润治深入政治世界的内部,讲述了各个派别之间的博弈,使读者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

 

           出处 :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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