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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濤: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與威權固化下的中國民主化前景

2017年05月23日 专题研究 ⁄ 共 22320字 ⁄ 字号

提要:對照民主轉型理論中相關模式以及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實例,中國的內外現實及其發展狀況眼下都未能滿足促成其轉型的幾個必要條件,即:統治精英有意願實行轉型、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明顯衰減、統治精英內部出現嚴重的分裂和社會產生強大的反對派、國際環境給中國轉型帶來足夠的外部壓力和影響等。文章對中國大陸內部30多年來政治發展之狀況,以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進行了梳理,並對其與中國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作了分析,認為目前西方的“民主退步”、“另類右翼”政黨的崛起、全球化退潮、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失敗”,以及中國威權制度的進一步固化和北京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均不利於催生和促成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真正而有效的民主轉型。

关键词:  转型困境  世界秩序  中国民主化

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市場開放且融入世界經濟循環之後,其政治制度、主流意識和社會形態等仍然沒有發生人們所期待的根本性轉變,相反甚至出現嚴重倒退的現象。不要說與上世紀80年代後期相比較,就是與幾年前的情況相比,中國在政治上的倒退達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過去尚存的相對的言論自由和寬鬆政治空間現在已經蕩然無存,公民社會(如公知、維權律師、教會和非政府組織等)的存活空間幾乎為零,執政黨在思想上完全回歸其正統理念,在意識形態上全面杜絕西方憲政思想與普世價值等。中國不僅沒有改變自己,反而對自身體制與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前所未有的自信,且以所謂的“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比拼媲美,大有與西方平分世界的雄心壯志。

從國際環境影響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模式的形成與固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歐美等西方世界的提攜與推助,以及西方世界內部運行機制的失靈(如“有缺陷的民主”或“民主的退步”)和政治的失敗(或衰敗)。27年前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西方國家不僅沒有持續斷絕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聯繫,反而不斷強化了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讓中國順利地加入世貿組織,使之正式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並獲得重大發展機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區域和全球範圍內“不可或缺”的經濟和政治力量。

而美國和西方國家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戰爭困境與泥潭,隨後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地區出現的混亂與伊斯蘭國極端主義的興起等,為中國和俄國等東方專制國家制度的穩固和自信增添了餵料,導致東、西方以及發達與新興國家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換位與轉化,過去完全由西方世界佔有的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開始“滑向”東方與新興國家。而目前美國和歐洲國家出現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另類右翼登上政治舞台,族群和社會意識形態分裂,保守和仇外等反人權、反自由的思潮成為時尚,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所說的『民主在復仇』[1]。西方世界內部的這些國家政治的失敗與混亂,更為“後極權時代”(其實這是個極其有爭議的用語)東方專制模式的固守提供政治和環境上的理由與支撐。

中國為何仍然未能如西方和外界所預期的那樣自我崩潰和轉型變革?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國政治發展出人意料的特殊軌跡(即“中國因素”)?除了中國內部自身的因素外,西方世界和國際關係等外部環境對中國政治發展現狀有何影響與作用?在中國與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聯繫日益密切的今天,為何中國在政治上的僵化與倒退卻更上一層樓?歐美社會政治發展將呈現何種趨勢?而中國今後的發展走向又會與之出現哪種對沖?民主在世界範圍內和中國的演進與發展有何前景?等等,这些问题亟待做出回答。

本文將從民主化理論、轉型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等理論出發,對中國政治發展現狀和民主化困境的問題、其原因背景、影響與後果予以較為系統的分析,並提出自己的理論模型(論式)和前瞻性的預測。除了對中國內部各種相關因素的探究和關照外,本文分析還聚焦於影響中國政治目前和未來發展的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變動及重組等外部環境因素。迄今為止,這方面的分析討論在學界和媒體尚不十分深入與充分,特別是對東西方發展現狀的比較以及對兩者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的評估,尚缺乏準確而令人信服的剖析與判斷。

在分析視角與方法上,本文將對上述所稱理論的適用性與範疇等作甄別和取捨,因為其中的一些論點和方案與現實及其發展存在相當的距離,不能貼切地反映分析對象的真實與本相。比如,轉型理論中的“政治現代化理論”(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裡有關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主化等論式(即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形成“一定會”導致專制國家政治上的民主變革),在政治學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與質疑。這些論點已經被世界上一些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所推翻或減弱了其適用的範圍,比如,在低收入國家(如20世紀的印度)也能發展民主體制等個案,對現代化理論中的“結構論”((structural approach)之普遍適用性提出了質疑。

因此,本文在分析工具上更傾向於民主理論中的“過程論”(或“政治精英戰略選擇論”),同時結合精英理論(elite theory)[2]、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非上述的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決定民主轉型的“結構論”(認為經濟發展和階級結構決定民主化的進程)[3]。在過程論者看來,民主化的發生不一定就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聯,它或更可能因為專制體制內在的衝突和菁英內部的鬥爭與分裂等。也就是說,決定民主轉型的主要動因不是來自階級結構,而是出自於政治精英(參與政治的主要行動者),如統治菁英中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與改革派(reformers),以及反對菁英中的溫和派(moderates)與激進派(radicals)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戰略選擇[4]

筆者之所以在理論方案的選擇上,側重從過程論、理性選擇理論、精英理論的視角[5],去關照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可能性與前景,是因為在筆者看來,“過程論”更適合用來解釋中國三十多年來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狀況,即:更能合理地解釋或描繪,為何中國政治轉型至今未能啟動的現實。而學界用於解釋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理論”,以及描繪60年代後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部分國家社會發展的“發展理論” (theories of development),已經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上世紀末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政治發展狀況了,更不能解釋本世紀初“茉莉花革命”及其之後的中東地區各國的政治發展現實。[6]

在關照中國政治發展與其所處的國際環境之間的關係上,本文則更偏向從國家關係理論中的“競合現實主義”或“建設性現實主義”(而“非進攻性現實主義”)[7] 等視角去分析看待歐美與中國之間的互動狀況,從而探討和理清西方秩序與實力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真實影響,以及揭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實際角色及其成長的真正面貌。前不久,美國總統川普在其對華政策上出人意料地“軟化”和“妥協”(重申對“一中政策”的遵守,一改之前要拿台灣問題做交換的強硬態度),就說明美中關係在川普時代仍然難以跳出“亦敵亦友”、“競合相間”和“鬥而不破”的格局,即滿足了競合現實主義與建設性現實主義的論式與觀點。與歐巴馬治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摻半)不同的是,川普時代的美中關係更建構於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或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而非注重美國價值的堅守或推廣。川普“讓美國再度偉大”理念的特徵是:一、不聲言致力於增進開放和民主(福山:同上),二、不注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如廢除TTP貿易協定等),三、只求美國經濟的復甦和振興。這就很可能再次給中國帶來新的戰略發展機遇,且更加提高中國在亞太和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力和地位。如果按照這一預設或模式發展下去,可想而知,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及其條件將是如何地不利於其政治民主化的滋生與繁衍。

儘管川普近來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調整,如向南中國海派遣航母戰鬥群實行自由航行、在南韓加緊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稱中國是操縱貨幣的冠軍、推演消除朝鮮核武和導彈威脅的各種手術方式(即從武力推翻金正恩政權到承認朝鮮為擁核國家)等,但這些舉動仍然沒有跳出川普與中國討價還價、競合相間與鬥而不破的博栾範式。也就是說,川普在對華政策上不僅沒有遵循他在競選時所宣示的極具攻擊性的政策承諾,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向後退縮,和對此大幅度地進行了修正。這跟中國不遺餘力地與華盛頓新政府(特別是川普家族成員)的溝通和互動,有很大的關聯。

本文的結構將分為,導致轉型和民主化之因素(理論解讀)、中國政治的內部發展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其條件三大部分,並在這之後對內部與外部因素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作用做出評判,以及得出研討的結論和證實與討論之課題相關的理論模式。

筆者在分析中注重的不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究竟應該或必須達到什麼狀況(即不囿於“中國崩潰論”和“民主必勝論”等簡單論式),而是關注中國內外兩個部分對其社會政治發展方向的左右與影響及其程度的大小等,即側重客觀的可能性與走向(是什麼和可能會怎樣等)之分析,而不是探討應該是什麼或必須會怎樣(因為這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臆斷和想當然,誤導討論)。

在理論上,筆者(從過程論、理性選擇理論和精英理論等視角出發)預設的觀點或理論模型,即認為決定中國社會轉型與否(或如何轉型)的因素應該是:

  • 權力或統治精英(執政黨)改制與否的意願和戰略抉擇;
  • 國家對社會控制的高低和治理能力的強弱;
  • 執政黨內部穩定和派系利益平衡的程度;
  • 其他因素,如外部及國際環境影響、戰爭和經濟發展狀況等,則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因素;
  • 作為一個大國和共產極權國家(內部控制達到極致),中國的社會政治發展受到西方世界的影響是有限的。這不同於小國家或非共產黨國家,其轉型的原因往往取決於外部力量的左右(即通過“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比如伊拉克、阿富汗、“茉莉花革命”波及的中東各國、烏克蘭等國家的轉型。

 

  • 導致轉型或民主化之因素(理論解讀)

 

一般來講,按照當代民主化和轉型理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8],一個專制國家向民主體制轉型或實現民主化,需要具備如下條件或至少其中若干:

  • 合法性喪失因為經濟的失敗。經濟危機或經濟困境可以導致一個專制政體合法性的喪失,比如前東德的經濟現代化之失敗。
  • 合法性的喪失由於經濟的增長。按照現代化理論,經濟的成長改變一個社會的社會關係結構。比如,農業部門的衰退和服務行業的增長造成土地佔有者影響力的降低,而富裕的和教育良好的資產階級則贏得更多的影響力。後者由此獲得更多的對政治決策和政治意志構成過程的參與權,並成為推動社會政治轉型的力量。
  • 合法性的喪失由於關鍵事件的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如獨裁者的死去和政治醜聞等,可以導致一個專制政權合法性的失去。腐敗和傷害人權等也會引發不斷增長的抗議運動,從而迫使專制政府推行社會政治改革。比如,斯大林的死亡,或發生在烏克蘭的貢加澤(Gongadze)醜聞導致庫奇馬(Leonid Kutschmas)時代的結束。
  • 戰爭失敗。戰爭失敗或戰敗投降,是常見的導致社會政治轉型的肇因。這種轉型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佔領者推動的轉型,比如1945年的德國和日本;一種是,佔領者的失敗導致被佔領國家的轉型,比如荷蘭和挪威二戰時期在德國佔領政權垮台後的轉型。
  • 外部支持的消失。如果一個政權存活依賴於一個外部的政治力量,當其外部支持不存在時,這個政體就可能發生轉變。比如,戈爾巴喬夫廢除“勃列日涅夫主義”,使西方得以影響波羅的海國家社會政治的分離和轉型。另外,理論上來講,北韓也可以通過中國放棄其支持而崩潰瓦解。
  • 骨牌效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同時的崩潰,讓政治學界形成了所謂的“骨牌理論”。另外,二戰後迅速轉變成共產制度的北韓和越南,也適合用骨牌理論來解釋。

 

同樣,按照轉型理論的觀點和研究結果,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轉型一般遵循如下的方式或進程形式:

  • 漸進轉型。一個社會的轉型可以是漸進的過程。這特別體現在第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如公民的選舉權和參與權是漸進式的,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完成的。
  • 從下至上的轉型。如果統治政權不能擊敗大眾的抗議和反抗,通常會出現完全和暴力奪取舊精英階層權力的轉型。
  • 由舊精英推動的轉型。如果舊精英啟動社會政治轉型,通常情況下,他們得以將其政治權利保持在新的體制裡,比如,1918年的魏瑪共和國、1986年後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和1990年的南非。
  • 協商的制度變更。如果在政府精英和在野精英之間形成對恃狀態,則可能通過雙方的協商而出現一個新的統治形式。其前提條件是,協商雙方必須理性行事,如1988年的波蘭。
  • 政權垮台。一般來說,一個政權的崩塌可以是由外部因素(如軍事失敗等)所導致。如果在這過程中沒有新的精英出現,並得以轉換舊的制度或保證其穩定,就會出現完全的崩潰。其事例是,1989年的東德和1991年的前蘇聯。
  • 新建國家。如果聯邦國家的分裂或者帝國在崩潰後分離成多個單一國家,這樣就可能建立起新的國家。比如,前蘇聯解散後形成的新國家: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中亞的一些國家。

 

(二)中國政治發展現狀與轉型之可能性

 

比照上述轉型理論中所列舉的可能導致一個社會變革的因素,可以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現狀所具有的轉型基因或可能性進行一種理論上的探究,弄清中國現時或在不久的未來究竟有多少轉型或變革的可能。也就是說,看看什麼因素才是真正決定中國政治發展路徑的東西,並將那些不切合中國社會政治發展實際的理論和觀點剔除,形成筆者自己的、貼近中國社會現實及其發展實情的獨特論式。

首先從經濟危機或經濟失敗可能導致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從而促成其社會政治的轉型這一論點出發,來看中國是否面臨類似轉型的可能。就中共1949年獲得統治權開始,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的經濟失敗與危機,比如:1959年的大躍進造成的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據稱曾餓死上千萬的人);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各行各業停產鬧革命,中國經濟全面停滯,幾近崩潰;1978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開始復甦成長,但之後在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卻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受影響程度較輕)和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經濟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振和國內經濟由投資和外貿型向消費和服務型轉變,經濟增長開始急速下滑,從原來的平均年增長率接近10%降至2016年的6.7%左右。

然而,縱觀中共統治中國這幾十年來經濟發史,不難看出,經濟的失敗和外來經濟危機的影響,均未能迫使或導致中共政權的崩潰與瓦解。不管是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崩潰狀態,還是在鄧小平引入市場經濟機制、中國進入世界經濟循環,兩次遭遇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共政權都沒有因此而出現大的動盪和走向崩潰。也就是說,經濟失敗或危機導致一個政權合法性喪失而傾覆的論點,不能準確地描繪中國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脈絡。比如,即使中國目前的經濟下行、債務、房地產泡沫、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等隨時可能導致其經濟的硬著陸,但也很難令人相信,中國政局會因此而出現完全不可控制的混亂局面。

同樣,拿經濟增長可以導致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從而使其瓦解或轉型的論式來套中國的現實,也是不大適合的。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克服了亞洲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一直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雖然隨著經濟的增長,新的有產階級業已形成和不斷增大,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也活躍於社交媒體和各種社會組織中,他們議政和影響政治的願望和能力也不斷增大,但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事實卻證明,儘管經濟的增長促成了社會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鬆動和自由,以及現代公民意識的形成與增強,而這一切卻未能促使中國政治發生根本的變革,或導致具有真正實力的社會反對派的構成與壯大。

由突發的重大事件的發生而導致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及其垮台,到目前為止也未能在中國得以實現。最典型的幾個事例即是:1989年夏季在北京發生的“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1998年在全國發生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2011年由北非和中東“阿拉伯之春”運動影響而在中國各大城市發起的“茉莉花活動”(後被譽為“中國茉莉花革命”)[9]。這幾個很有可能導致中國全國境內大規模抗議和示威的運動,最後都因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和嚴密控制而功虧一簣,未成氣候。

而戰爭的失敗導致政權的變更,同樣不符合中國至今的發展事實。中共建政以來發動和參與了數次戰爭或軍事衝突,如1953年的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戰爭、1969年的中蘇邊境衝突和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國稱的“自衛反擊戰”)。這些戰爭和軍事衝突,不管是戰勝還是勝敗參半,都沒有對中共政權的穩固造成重大威脅,反而似乎更增大了其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甚至有借發動戰爭和挑起軍事衝突,來達到刺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穩固其政權和掩蓋自己造成的各種嚴重問題(如經濟困境和政治動盪)的目的。不過,今後中共是否會因為參與或發動戰爭和軍事衝突而戰敗,由此導致其政權內部的分裂和社會的不穩,最終不得不進行改制或被反對派力量推翻,卻不得而知,或不能完全排除。比如:在東海與日本因釣魚島爭端而發生戰事,在南海因與美國的競爭而出現軍事衝突,以及在台灣海峽由於兩岸關係持續冷凍而導致中國武力進犯台灣等。如果中國在這些戰爭和衝突中戰敗或失利,不是完全沒有由此而促成中共政權合法性喪失,從而使其瓦解崩潰的可能的。

而因外部支持的消失而導致政體轉變的可能性,在中國也不是很大。因為,中國不像朝鮮和前蘇聯的一些衛星國家那樣,嚴重的依賴於其他國家的支持。然而,由於中國現在經濟上與全球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世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如果美國和歐盟因為價值衝突和地緣政治或其他爭端而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制裁和壓制,讓中國經濟一蹶不振,從而導致中共政權出現危機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沒有。不過,就目前發展的形勢看來,歐美對中國採取這樣極端的措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另外,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统治集团也不大容易受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出現的“骨牌效應”影響而忽然垮台。從蘇東倒台崩潰,到阿拉伯之春期間的茉莉花革命,幾次在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發生的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都未能真正影響和動搖中共政權的基本穩固。

從轉型理論涉及的一些通常的轉型方式或進程形式來看,中國目前社會政治變革的可能性也相當小。比如:在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出現的漸進式的轉型模式,即公民逐漸地而不是革命性的獲取其選舉權和參與政治的權利,在中國至今沒有實現可能。關於在中國實現“漸進民主化”的討論,已經有很多,一些觀點認為漸進形式不符合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的實情,是一種對轉型(可能出現動盪的)膽怯或缺乏想像的恐懼,主張採行積極而不遲疑的轉型模式。其基本理由是,“許多國家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並沒有發生什麼天塌下來的大劫難”。[10] 不過,“大轉型”的方案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與政治環境下,同樣是不大切合實際和可行的。實際上,不管是哪一種轉型方案,在中國至今都未能湊效,或沒有獲得執政黨的採行。“漸進化民主”在中國沒有前景的基本原因是,中國多年來的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並未像漸進論者所期望的那樣(自然而然地)導致政治體制實際上的“逐漸轉變”,相反則出現了政治倒退和專制固化的趨勢,如當局對社會的控制與公民運動的打壓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加變本加厲。

中國的現實發展情況也不大可能產生由下至上的社會政治轉型。其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共當局對社會的控制達到極致,讓任何有組織和反對意識的社會活動和公民運動難以形成氣候,更無法由此而構成大規模的公民抗議和反對派運動,也更不可能出現完全和暴力奪取中共權力的社會政治轉型。

至於舊精英推動轉型的模式,在現實的境況下也几乎不可能。其理由是:

一、中國高層根本沒有意願要在政治體制上進行任何改變。不僅如此,北京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保守和退步,在某些反面幾近文革時期的一些做法。比如:崇毛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興起,在思想界和輿論界全面根除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如搞所謂的“七不講”、禁止大學和研究機構傳授西方思想、強拆基督教會建築等),全面打壓異議言論及其人士(如維權律師、非政府組織和宗教人士),等等。

二、由於其空前的高壓政策,中共統治精英層與社會反對派之間的矛盾與對立的激化,使得執政黨已經失去了對和平與順利轉型(且不至於完全喪失其權力)的信心,社會反對派幾乎沒有可能在轉型後繼續容忍中共政治精英對國家權力的分享。或者說,中國舊的統治精英已看不到政治轉型後有任何繼續存活的希望。而社會反對派也無法想像,可以與中共精英層共同治理轉型後的國家。

三、習近平等中共高層精英不可能成為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式的政治人物。習近平總結蘇聯共產黨垮台失去政權,痛悼蘇共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敢於出來維護蘇共的權力和利益,已明確表明習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即:絕不重蹈蘇共及其帝國傾覆的覆轍,堅決不放棄中共對中國的絕對統治權。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計劃,均是他這一理想和抱負的表达。

由此類推,協商式的制度變革,在目前的中國就更無從談起了。很顯然,在現實的中國根本不存在與政府精英得以(相對)勢均力敵的在野精英力量,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現通過朝、野雙方協商的政治局面,由此而轉向一個新的統治形式的可能性也更是天方夜譚。1989年在波蘭推動轉型的團結工會等在野政治力量,在現實中國無法存在,且在將來也很難形成和得以長足的發展。

就“政治垮台”這個轉型形式來看,如執政黨內部出現分裂和不可調和的權鬥,或因戰爭等因素而導致現行政權的倒台,以這種方式變革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比如,由於劇烈的權鬥而導致執政黨內部的分裂和派系間的公開攤牌等。這也是中共最薄弱的環節與軟肋。然而,從中共幾十年來的政治和權力鬥爭歷史來看,不管出現過多大的內部派系矛盾與權力爭鬥,最後都沒有導致其內部全面和徹底的分裂與公開攤牌,更未因此而失去政權或推動社會政治制度的轉型。撇開中共前三十年的權鬥歷史不談,其後三十年的一系列高層政治權力鬥爭雖然有時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中最為嚴重和最具危機性的事件要數薄熙來、周永康和郭、徐、令等高層領導人在習近平上台前後的落馬和被整肅。如同中共歷史上其他的重大政治和權力鬥爭事件(如“林彪事件”和所謂的“四人幫”倒台等)一樣,中共最近的這一權力鬥爭也還是以高層內部的基本穩定和權力的平順過度為結局。這說明,中共高層雖然時時都充滿着內部鬥爭和權力傾軋,但北京最後通常都能夠平衡和調和各派系的利益及紛爭,使政權總是保持在一個基本穩定的狀態上。

而類似聯邦國家出現分裂而導致舊中央政權的瓦解,從而發生新的國家建立的社會政治轉型,在中國現實環境下也難有發生的可能。比如,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等省份和地區的分裂訴求,一直遭遇到北京毫不留情的壓制與嚴控,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可能性幾近為零。而即使是達賴喇嘛提出的西藏自治而非獨立的建議,也遭到中共的嚴厲拒絕與排斥。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和國家,都面臨中國在國際上的封鎖與擠壓,難以成為一個正常的、與大陸平等的國家實體,其事實上的獨立分治也得不到聯合國與國際法的承認。

當然,對中國而言,至今為止沒有發生根本性轉型,或已具備的轉型基因并未導致事實上的變革,并不意味着今後就不会發生或不會促成社會政治的轉型。而尚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的轉型因素,也不能說未來仍不會具備或完善。歷史發展總是動態的,特別是在今天已經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但也不能絕對地擔保,在可預期的未來中國就一定會發生根本性的制度變更。一切都是未定的,不可完全或準確預期。不確定性,是當代世界及各國政治發展的基本時代特徵。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發生和中東“茉莉花革命”的到來,以及從 2000 到 2015 年世界上有27 個國家又放棄了民主制度,還有俄國的政治倒退和中國威權政治的穩固,均呈現了這一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期性。

歸結來講,中國政治為什麼三十多年來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內在的關鍵和決定性因素就在於:

  • 中共統治精英們在政治戰略上沒有或不願意做出轉型的抉擇,高層內部不存在如同戈爾巴喬夫式的推動政治變更的人物,即便有也沒有成氣候的可能和施展的空間。
  • 中共高層內部雖然一直存在權力鬥爭(如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計劃等高官的落馬),但卻沒有因此而出現公開的分裂和群龍無首的局面,權力內部基本保持穩定和向心力。
  • 高層權力體制內部沒有或難以產生不同的政治對立派別(這裡不是單純指權鬥中的派系,而是指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上的分野),因為幾乎沒有讓其存活與成長的空間和可能。
  • 促發體制內改革派發難和啟動改制的(突發或長期醞釀的)事件與契機難以出現,而即使出現也難有進一步擴大與發展的可能。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將過去曾經有過的一點政治言論與活動的自由空間,幾乎全部排除(如對公知、維權人士和律師的打壓等)。這讓中國的公民社會無法正常成長,不能為今後可能出現的政治變革在民間做充分的准備。重大的突發事件的發生,也很難在民間觸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當局對公民政治力量的全力打壓和對社會的全能控制,使一個從下到上的變革運動變得幾乎不可能。
  • 中國當局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民族主義教育及宣傳的作用,也是讓北京政權得以堅持不倒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在改善數億民眾實際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國共產黨不断宣传的民族复兴(党领导下經歷了100多年屈辱的中國終於“站起來了”),均是中共政權合法性得以建立的業績與精神基礎。[11]

另外,從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社會政治制度演變及其結果來看,儘管中國的發展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現了一些正面和寬鬆的變化(如社會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等)[12],但是其發展卻並非是直線式的,而是不斷地反复和時進時退,其程度也極其不夠,譬如:在經濟上,經濟自由度仍然低,私企所占比重不高,經濟模式仍是國企主導型(而非市場主導),權貴經濟固化。在政治上,執政黨內民主越來越小(到習近平時代幾乎消亡,如老人政治衰竭、七常委被架空、基層民選遭廢除等),公民社會遭空前打壓難以生存(從訪民、NGOs和維權律師),當局回歸中共正統思想與理念,完全杜絕外來思想影響,放棄憲政改革或改制,用中國或東方價值與制度模式抗衡西方民主憲政思想與制度模式。在社會層面上,雖有階層形成與分化,但卻沒有在政治上(相對)獨立於政府和國家之外的社會組織或族群,中產階級缺乏政治參與和自主能力,社會貧富懸殊仍很甚,貪腐現像在結構上仍有基礎,官僚階層相對穩固,當局嚴控下公民社會難以成長。在思想文化上,民主、自由和人權意識面對當局宣傳、教育和控制媒體(洗腦)的挑戰,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的對壘,等等。

也就是說,這些變化都不足以促成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變革,或不利於民主化的有效推進。儘管,中國市場基因和階層的出現,社會思想文化的多元,公民意識的形成,以及西方制度及價值的衝擊與輸入等,為今後中國社會政治轉變提供了一定的環境或結構性條件,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中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實現民主化的可能性相當低微。不僅如此,借助其不斷現代化和技術化了的治理方式和手段,中共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之能力也不斷提高,其所具有的執政能力、經驗和資源不可低估。而且,中國領導層不僅不願意也不準備進行政治改革,反而越來越堅定、自信地踐行其“北京模式”。

 

(三)世界秩序的分崩離析與中國影響的升高

 

一、周邊和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係

盡管,作為一個大國和共產極權國家,中國內部的政治變革與否或快慢,受到外來(即西方國家)干預的程度不如小國家来的大,[13] 但是,不能說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中國政治的發展就沒有影響。相反,西方與中國的“接觸”政策,對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試想,如果沒有西方國家資本和技術對中國的輸入,以及讓中國經濟匯入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去,中國會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和國家實力嗎?因此,理清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對理解中國政治轉型艱難的現狀,同樣顯得重要。中國與周邊環境和歐美國家及其他地區的關係有兩個主要的特徵:

  • 中國在政治(即維持專制體制和侵犯人權)上受到周邊國家的壓力很小。其原因是:中國的周邊國家雖然有的在政治上都已經民主化,但仍有專制、准專制或半民主國家如朝鮮、越南、俄羅斯、老撾、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家圍繞中國。而即使是民主化了的國家如印度等國,其傳統文化仍然影響著政治,東方價值仍是意識形態主色,它們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或人權問題的關注及干預度有限或另有看法。由於經濟、地緣和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框限,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民主國家在中國人權與民主化方面的影響或努力也有限。
  • 從現像上來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在意圖與行為上很不清晰,且相互矛盾。其表現在,政治價值與思想上的爭鋒相對和在行為上的兩重性,即:西方雖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持同情的態度,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多少作為。西方那種以經濟接觸帶動政治變革的戰略考量,顯然遇到了相當大的質疑與困惑。西方在政治上對中國社會發展影響甚微的事實,讓人們提出了一些難以判定的假定或理論,如:西方並無強烈興趣要中國盡速改制,中國政治保持現狀對西方或許更有利。或者說(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來看),西方甚至有“故意不讓”中國改變的可能,即把中國作為其世界經濟和政治大戰略的一部分,如從中國專制下的經濟起飛中獲得利益。或者,西方雖有意改變中國,但卻力不從心,或內部意見不一。再或者,西方不能向對小國那樣成功的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如中國大陸的“茉莉花革命”和香港的“雨傘革命”等嘗試都失敗了。[14]

一個不可無視的事實是,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基本上是一種經濟利益共同體或伙伴關系,而西方與中國打交道的基礎則主要是經濟利益,而非政治價值和理念。儘管,三十多年來,西方世界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對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起到了一些正面或積極的影響 ,但這卻遠遠不足以有效地促成中國社會制度性的變革或政治體制的轉型。

拿當前的美國為例,川普政府典型地不以美國和西方的價值觀為其政策的基礎,公然推崇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甚或種族主義,搞重商主義和政治學界所謂的“攻擊性現實主義”[15],使美國本來逐漸遭到削弱的理想主義外交傳統幾近喪失殆盡(對此下面將作具體論述)。另外,川普團隊與俄國關係的曖昧,以及自身在理念與思想上所以具有的『反美國傳統建制』的特徵,更使得華盛頓新政府在與東方威權國家(如中國和俄國)打交道中難以遵循美國外交理念中『理想主義』的原則。

 

二、世界秩序的紊亂和全球化退潮

據Larry Diamond 的統計,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從 2000 到 2015 年,世界上又有27 個國家放棄了民主制度。這被稱為“民主崩潰”(或崩壞),它是指,民主鞏固無法實現而出現反民主化逆流的一種狀態。譬如: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與各加盟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國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以及東歐的一些國家如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利亞等出現反言論自由和反民主的極端現象。“民主崩壞”的國家普遍有如下一些特點:政府限制言論自由、管制社會抗爭,政黨輪替非正常化,限縮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打擊少數族裔和助長種族民族主義,或以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等非民主手段來穩定其權力。

最近,具極右傾向的唐納德•川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與英國脫歐成功和歐洲國家右翼黨派崛起相呼應,川普的當選標誌著,西方老牌民主國家進一步被民粹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極右思潮所侵蝕,右派開始成為西方政治的主流和登上政治舞台執掌政權。川普的言行充滿反民主、反全球自由化的等極端思維,他曾大肆發表種族及性別歧視言論、鼓勵以暴力對待和他意見不同的人士等主張,他的獲選預示,全球已出現“民主、全球化退潮”的趨勢,表明當今世界趨勢的逆轉:全球化開始從過去的上升期的釋放市場力量走向貿易保護主義,發達國家選民對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威爾遜自由主義原則主導下的自由主義)轉向了孤立主義。

 英國脫歐成功,川普當選總統,以及西方民主國家內部極端主義思潮和右翼黨派茁壯成長,讓一個所謂的“反政治時代”成為現實。過去數年,歐洲各國右翼政黨迅速冒起,在各種民調和選舉中持續攀高。從趨勢上來看,“川普衝擊”勢必將對歐洲國家未來的選舉結果及政策方向產生負面影響。未來10個月內,歐洲將有幾個國家迎來換屆選舉,右翼政黨大有可能在川普效應和英國脫歐影響下一一奪取執政權,成為政府主流。法國將於2017年5月舉行總統大選,以往被視為陪跑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黨魁馬琳-勒龐目前在總統選舉民調中領先。“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僅成立三年,就在政壇迅速站穩,民調預期其在2017年秋季的聯邦選舉中,將拿下11%至16%的得票,很可能取得國會議席。將於2017年舉行選舉的荷蘭,極右政黨“荷蘭自由黨”現時也在民調中領先。意大利的反建制“五星運動黨”在2016年6月的地方選舉中取得佳績,其目前民調的支持率也高踞3成,與中間偏左的民主黨看齊。值得關注的是,如果法國另類右翼領袖勒龐贏得下屆總統選舉,歐盟和北約將面臨瓦解的危險。法國大選結果對歐盟和北約的穩定具有关键意義。今年在法國、德國和荷蘭的選舉极有可能使民族主義右翼政黨掌權並分裂歐盟。

美國和西方另類右翼黨派有著共同的特點與政治主張,如助長保護主義、煽动種族民族主義,反全球一體化、反移民和反伊斯蘭入侵等。他們的迅速成長與反全球化、反自由主義思潮的方興未艾,有如下一些起因:

  • 美國及西方傳統精英政治的失敗,建制派無力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如:911後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导致巨大争议,阿拉伯之春之後出現的戰亂和失控狀態,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大量的失業與貧困,經濟復甦緩慢,打擊和防範恐怖主義不力,全球化、自由貿易帶來的資金、人員的自由流動和戰爭所引來債務危機和難民潮等。這些失敗,引起中低收入階層對精英階層和現行體制的不滿,慾借助體制外力量來改變此一現狀。
  • 右翼黨派利用社會的不滿,煽動對建制派和移民的仇恨,掀起一場狹隘民族主义和種族主義運動。
  • 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使信息不受政治精英階層的控制,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代替了傳統主流媒體的地位,選民對政治精英運作的情況比起以往更全面、更迅速地知悉,過去可以摀住的政治醜聞和劣跡如今再難做到,再加上一些勢力(如與國家和政府無關的“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 actors)對建制派和現行秩序仇恨的煽動,加大了選民對傳統政治體制與精英的不滿。政治精英運作的不透明、黑箱作樂以及無視選民意願等行為,其實二戰以來一直存在,但在信息化時代,建制派的這些不當言行便不像過去那樣能夠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得以掩蓋。與民主國家相對,專制國家卻可以通過對網絡的嚴格和全面監控,相對有效地限制網民的自由言論,“克服”信息時代給政府控制社會帶來的困難。

西方右翼勢力在政治上的崛起,對二戰後美國主導的政治民主、經濟市場主義和全球一體化的世界秩序造成嚴重後果,如:民主理念及其價值原則遭到蔑視,受人尊敬的美國價值面臨挑戰,世界民主化進程受阻,傳統“政治正確”過時,反民主、反人權和自由的思想盛行,保守、右傾、排外、錯誤、荒唐、醜惡等言行變為正當和日常化,暴力、仇恨成為時尚,東方專制大國對區域和全球治理影響增強,地緣政治衝突和危機加劇,西方各國內部社會動盪升高,民主國家聯盟運作能力下降。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這一“民主退潮” 或日益成為“有缺陷的民主” (Flawed Democracy)國家的發展趨勢 [16] ,或許讓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曾經所宣稱的“歷史的終結”能獲得一個相反意義上的栓釋,即:不僅民主化浪潮“不再興起”,而且後現代專制主義反而得以再次“復興”。

 

三、國際環境對中國的影響

如上所述,雖然全球經濟往來持續對中國政治發展存在有利的一面,但總體上來看,其正面影響極其有限:中西方政治交流與互動的深度與效力低下,西方意識、文化越來越難以進入中國,國際人權呼吁與施壓越發顯得無力,西方國家在經濟利益與推進自由民主之間立場不穩或力不從心,“顏色革命”的途徑幾乎被斷絕。

前不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驻校学者、前《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詹姆斯·曼說:“中國政府不會因為我們與它進行貿易而走向開放。這種‘中國幻想’不僅在觀念上是錯的,在戰略上也是錯的”;“貿易繁榮會給中國帶來政治自由化嗎?現實告訴我們,答案是否定的。過去幾年來,中國政府變得越來越不能容忍政治異見,這個政權認為自己需要這麼做、可以這麼做,而且不讓它這麼做的外界阻力比過去更少了”。[17]  而西方國家在對華政策上的這一趨勢,目前看來也不會因為川普的上任及其政策的推動,而有明顯或根本的改變,相反很可能會更為加固和強化。

一個更令人費解或啼笑皆非的事情是:中國2016年居然得以再次高票連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據報導,第71屆聯合國大會2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改選人權理事會14個成員,中國以180票連任,任期自2017年至2019年。中國曾在2013年以176票當選,儘管中國的人權紀錄已達到歷年來最低的程度。可見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壓力是多麼的微不足道,以及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是何等的高。

西方國家近年來出現的反民主、反全球自由化貿易主義思潮,政治右翼化,社會族群衝突常態化,民主退潮趨勢無從制止,保守主義和反民主主義盛行,現行建制體制與美國價值遭唾棄等等,這一切將使東方專制政權獲得更多的“正當性”與制度“自信”。也即是說,西方國家民主基石的“動搖”,將為東方專制主義的穩固提供更多的資源。因此,中國大陸不僅會由此而獲得更多的國際遊戲空間,而且會更加堅定其制度和道路的“自信”。

而中國近年來在國力上的迅速提升,以及由此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的劇增,如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範圍內話語權的提高,積極參與地區和世界的治理以及其秩序與規則的制定等。再加上,川普上台後可能推行的孤立主義政策,宣布廢除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TPP),把亞太地區的經貿規則制定權拱手交給中國大陸,更將提高北京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伍爾西(James Woolsey)曾表示,歐巴馬政府反對中國主導亞投行是個“戰略性錯誤”,並說,希望川普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將“更加熱情”,川普政府將“不挑戰中國政治體制”。他稱,“雖然美國在世界上推廣自由這一政策是不可動搖的,但是,隨著對中國複雜的社會和政治體制的理解不斷加深,越來越明顯的是,挑戰中國現行體制是一項頗具風險的努力”。伍爾西還說:“美國可能不喜歡這個體制,但也不必有所作為。可以看到未來幾年美中兩國達成一個不成文的巨大交易,那就是美國接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並承諾不以任何方式瓦解中國,作為交換,中國則承諾不挑戰亞洲現狀”。如果川普真像伍爾西這樣說的去做的話,那中國今後在政治上的改制就更沒有什麼必要,更不用說還會遇到什麼真正的外來壓力了。

目前中美關係的變局中已經出現美國向中國妥協的跡象,比如: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向川普“納貢”和安邦公司董事長吳小暉和川普女婿庫許納密會敲定合資項目。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佛林一次會晤、一次通話,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與川普女婿兼高級顧問庫許納閉門會晤等,可能私下向川普作出承諾和讓步。美國總統川普在中國元宵節前致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習和中國人民“拜晚年”,表達要發展“建設性關係”。之後,在與習近平電話期間,川普一改過去強硬言辭,表示“應習近平要求”願意“遵循我們(美國)的一中政策”。中國最近又批准川普在中國建築行業注冊“特朗普”商標。這讓人懷疑川普有利用政治身份收受商業利益之嫌。對此,前總統奧巴馬的白宮道德顧問諾曼·艾森說,“中國將會以此來要求川普做出讓步。這將是一系列影響川普的努力的開端。”[18]

另外,從世界地緣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美國主導的時代正面臨終結。不久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每四年一度的《全球趨勢》報告中表示,美國“目前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悖論中,即工業與信息時代所取得的成就可能使今後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在今後五年,美國和西方國家“將會看到社會內部以及社會之間的緊張加劇,中國和俄羅斯將會更加大膽,而美國主導的時代以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將告終結”。《全球趨勢》報告認為,“範圍日益擴大的國家、組織以及個人將對地緣政治造成影響,新的國際環境正在終結美國在冷戰後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也許還有在二戰後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報告認為,“美國的不確定性、只關心內部利益的西方,防止衝突以及人權規範的被侵蝕,將會鼓勵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的影響力形成制約”。[19]

而且,目前歐洲政治決策者和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可以從今年『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討論中明顯看出),川普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如對北約組織和歐盟統一喪失興趣和減少投入等),以及其對政府言論的不負責任和前後矛盾,是歐美聯盟和歐洲安全架構建設『最大的威脅』,甚至威脅二戰以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20] 而對於中國來講,美國與歐洲之間不信任的增加和歐盟面臨進一步分離和北約組織功能的減弱,以及美國和歐洲關係的緊張(如美限制和為難歐洲遊客入境,以及歐盟議會做出決議廢除美國公民到歐洲的免簽證待遇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新的機遇,意味著中國在某些方面可能替代美國引領世界,如習近平在達沃斯論壇所表述的那样,甚至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都開始期待中國能替代美國來維持貿易自由全球化和改進世界環保狀況等等。

 

(四)結語:中國民主化前景不容樂觀

 

如上分析,對照民主化理論和轉型理論中各種模式與方案,以及現當代民主化浪潮及轉型的實例,筆者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基本上不具備引發和實現政治轉型的充要條件。也就是說,不管是從轉型的契機(即中國內外的各種機遇),還是從應具備的轉型因素(各種轉型可能)來看,中國社會政治的轉型或民主化在近期或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段內都難以發生和實現。

其基本理由是,中國的內外現實及其發展狀況均未能滿足筆者設立的轉型論式中的幾個必要條件,即:統治精英有意願實行轉型、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衰減、統治精英內部出現嚴重的分裂和社會產生強大的反對派、國際環境給中國轉型帶來足夠的外部壓力和影響等等。而相對於國內因素(執政黨拒絕改制、統治精英內部維持基本穩定和國家對社會的全能控制等)來講,當今國際環境因素(經濟的全球化、世界秩序的紊亂和全球範圍內“民主的退步”等)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及制度轉型的影響也十分不利。例如:通過“武力輸出民主”(如二戰後在德國和日本實現的民主化)和“顏色革命”(如在北非、中東各國、格魯吉亞、烏克蘭推行的轉型)等主要由外力導致的轉型模式,在中國都難以找到相應的原型,和難有實現的可能。

不僅如此,中國與俄國等東方專制國家的制度發展模式正以空前的實力與機遇,同歐美的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相抗衡和競爭,大有與西方世界平分天下、甚至局部取代的趨勢。在東、西方(或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逆轉性變化,以及歐美政治的失敗、內部體制功能的失調和社會呈現分裂的今天,冷戰結束後被一致認為“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逆轉”的論式,或許將成為“後民主”(post-democracy)[21] 和“後全球化”(美國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民族主義的勝出、威權主義的上升、政治的頻繁動蕩等)時代一個“新的神話”。

 

(彭濤:德國明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

[1] (弗蘭西斯科-福山:《美國已成失敗國家》,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原標题『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2] “精英理論”認為,精英即社會的統治者對社會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他們的政治態度、言行,對政治發展方向和前景產生重要影響,決定著政治的性質。在社會政治轉型中,精英的決定和意願往往扮演關鍵的角色,即新舊精英層的決策和相互間的互動,是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轉型與否的關鍵。(參見:Michael Hartmann: Elitesoziologie. Eine Einführung, Campus,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2004; Tom Bottomore: Elites and Society, Routledge, London ²1993; Beate Krais (Hrsg.): An der Spitze. Von Eliten und herrschenden Klassen, UVK-Verlag, Konstanz 2001)

[3] “結構論”注重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和階級結構的形成(中產階級等)對政治制度演化與轉型的促進作用,認為社會物質文化基礎對政治轉型是至關重要的,是政治“現代化理論”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的基本出發點。

[4] 參見:Rostow, Walt W. 1971.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或“理性行為理論”(Rational action theory)認為,人們的行動是以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即人做任何決定都是基於利害得失的考量。也就是說,每個人(理性主體)在形成偏好做出決策之前,都會尋求所有可能的資訊,以理性進行綜合推理判斷,比較各種選擇方案的成本及效益,最後才會做出決策。比如,政治精英或統治者在作出轉型的決定之前,會權衡和考慮是否這一決定將延續其權力,或在轉型之後是否會被反對派和在野精英清算報復等。(參見:Gary Browning; Abigail Halcli; Frank Webste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SAGE Publications. 9 December 1999: 126.)。

[6] 也就是說,相較於“結構論”來說,“過程論”的一些視點和方案更適合用來作為分析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工具,能更準確地描摹中國政治現實的真相。就這一點,中國至今的發展狀況和進式則提供了相當精準的經驗與範例支撐,即市場機制的引入、經濟的發展和階級的構成(如大資本與中產階級的形成等),並未促成或自然導致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反而卻有固化和穩定威權體制的跡象。

[7] 參見:方冰 “美中是長期敵人?”,《美國之音》中文網,2015年10月28日。

[8] 政治學轉型概念既指由專制向民主的轉變,同時也囊括由民主向專制倒退的轉型。(參見:Jens Borchert: Die konservative Transformation des Wohlfahrtsstaates: Großbritannien, Kanada, die USA und Deutschland im Vergleich (Theorie und Gesellschaft, Bd. 34; zugl.: Göttingen, Univ. Diss., 1994). Campus, Frankfurt a.M./New York 1995)

[9] “茉莉花活動”或“中國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發起於2011年2月,之後在多個大城市市中心、澳門、香港和部分海外地區以及台灣等地蔓延。該活動的特點是,召集人號召人們每星期日下午二時在各城市人流最多地點或是中心廣場進行散步和圍觀。由于严密的安保措施,茉莉花活動一直未能在中國大陸促成大規模的抗议活动。北京當局對中國茉莉花革命嚴陣以待,於集會時間和地點派駐大批警察和便衣,多回帶走示威民眾及參與活動的人士。為了防止活動情況透過媒體報導而讓更多人參與,中國公安曾拘禁境外媒體記者。該活動最後在中國當局的嚴密監控與打壓下以失敗告終。

[10] 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连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完整版2012年出版於香港出。同時參見:冯崇义:拨开“渐进论”的迷雾、打开民主转型的闸门,共识网,2013年6月;东方月:中国民主转型的民间思考——推介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民主中国网站,2012年;李咏胜:《关于改革转型呼声式微的成因探微》民主中国网站,2012年12月。

[11] 參見:戴维•皮林:《中国崩溃论”错在哪里?》,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12月21日 。

[12] 自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和社會政治實現了一系列的演變。在經濟制度上,市場經濟成分被引入,打破了毛澤東時代但單一的所有制經濟形態。在政治制度上,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到江澤民、胡驚濤和習近平時代,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寫制度改革,如:建立了最高層領導人的換屆制(結束了毛時代的最高領導人的終生任期制)、政治局常委制(集體領導制)和公務員制度,實現了官僚階層的知識精英化,並且出現“老人政治”(退休領導人干預政治,也有對權力的制衡作用),黨內民主的演化(從愈可平的“增量民主”論到基層民選制度),等等。在思想文化上,朝野上下出現了如下的一些變化:執政黨對文革和毛澤東及其思想進行了反思與重新評價(如對“兩個凡是”的否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論的提出),開展了“姓社姓資”的討論和提出“四個堅持”理論,民間和學術界對傳統文化的回歸(當局對此採取利用與控制的兩手),互聯網信息時代導致思想與意見的多元化,公民意識的形成,思想界對民主憲政的討論,(30多年來)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反反復復,如從進行“反精神污染”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等。在社會結構上,開始出現了中產階級以及權貴資本階級,城鄉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農民工階層的湧現,低收入與失業階層的產生,計劃生育引發的性別與出生率問題,社會老齡化的加深。

[13] 在關注專制國家政治轉型的過程中,還有一個視點極為重要,那就是,大國和小國的情形有著很大的區別。如果把專制國家轉型動因分為內、外兩大類,即內部變化或外部干預,那麼由外部力量干預而實現轉型的政體一般是在一些中小國家,而大國則很難由外來干預而實現制度轉型。大國社會轉型主要取決於統治精英內部的分裂與瓦解。譬如:小國如前蘇聯時期的東歐各國、911之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茉莉花革命”後的中東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圖利斯、埃及、利比亞、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等),其社會和政治的轉型均與外部環境和勢力的參與及干預有關。這些國家政權的穩定與否,受制於大國的意志和國際關系環境變化等因素,並非國內經濟與社會等問題使然。而大國如中國(或俄國)的轉型或改制與否或程度如何,則多由其統治精英或執政黨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取向,以及由權力內部的穩定與否等因素來決定,如:前蘇聯的戈氏的政治傾向決定了蘇共的分裂與垮台,習近平的政治定位則打造了中國新威權主義的制度模式,以及他的強勢作風促成現階段中共權力的高度集中等。縱觀近年來世界民主化浪潮發生的國家來看,其中大多數或幾乎都是些中小國家。這就是說,這些國家發生民主轉型並不是,主要因為其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程度而產生的,關鍵則是由於西方國家的武力和其他干預而成。而大國如中國和俄國的制度轉變則難以受到外力干預的影響。(見:彭濤:《中國政治轉型烏托邦?—— 中國政治制度為何26年來沒有實質性轉變?》,《縱覽中國》網刊,2015年9月2日。)

[14] 盡管這些觀點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論證,或還不能形成堅實的理論,但把它們作為一種看問題的參照也不是完全無益的。(見:彭濤:同上)

[15] 而其真正的“攻擊性”卻是有限度的,即:輿論上的攻擊是為了在實際交易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攻擊”是手段而不完全是目的,如川普所宣稱的以強大的軍力來維護美國的利益和保障和平等,云云。

[16]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公佈的報告,“民主老大哥”美國的民主程度已開始退步,如今已屬於“有缺陷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經濟學人智庫每年都會發表全球民主指數,根據一國的“政治文化”、“公民權利”、“政府運作”、“政治參與”和“選舉過程與多元性”等5大指標做分級。全球國家被分成4種級別,民主程度由高至低分別是:“完全民主”、“有缺陷的民主”、“混合體制”與“專制國家”。在2015年,美國得分是8.05分,屬於“完全民主”國家。不過,2016年,美國得分降至7.98分,降級為“有缺陷的民主”。除了美國以外,經濟學人智庫也將日本、法國、南韓、印度和新加坡,列為2016年的“有缺陷的民主”國家。一般認為,美國民主退步,是川普當選總統所致。然而,報告指出,美國已連續好幾年都在降至“有缺陷的民主”之邊緣,即使沒有2016年總統大選,美國民主得分也可能掉至8.00分以下。報告顯示,美國民眾對於政府與民選官員的信任感降低,才是美國評分下修的主因。因此,川普入主白宮,可能是美國民主退步的結果,而非原因。(見報導:《民主退步! 英智庫:美國是“有缺陷民主”》,台灣《自由時報》,2017年1月26日)

[17] 詹姆斯·曼:《放弃危险的“中国幻想”吧,“北京之春”难再现》,《紐約時報》,2016年10月28日。

[18] 報導:“中國批准川普商標引人關注”,《美國之音》中文網,2017年2月18日。

[19] 報導:“美國主導的時代正面臨終結”,《美國之音》中文網,2017年2月10日。

[20] 參見:"Trumps Politik bestimmt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Tobias Matern, Süddeutsche Zeitung, 17. Februar);"Profound Uncertainty in Mun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uropean Security?" (Richard Fontaine, War on the Rocks, 21. Februar) ;"The Russification of America" (Roger Cohen, New York Times, 21. Februar);"Trumps langer Schatten" (Jackson Janes, IPG, 21. Februar)

[21]  "A post-democratic society is one that continues to have and to use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but in which they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rmal shell. The energy and innovative drive pass away from the democratic arena and into small circles of a politico-economic elite." (Five minutes with Colin Crouch".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5 February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