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 怎样看待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节选)

2019年01月31日 中国转型研究, 政制设计 ⁄ 共 7999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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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来函称:“您是恢复高考决策的重要亲历者,希望您为《教育与考试》杂志撰写一篇文章,这对于人们思考和推动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回复说:“高考改革是全国上下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改革任务,我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不揣冒昧地对于我国近年高考改革进行评析,并对未来大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办法,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

 

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历史功绩

 

教育是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条战线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尤其艰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奉命被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工作,开始履行艰巨的拨乱反正工作。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把高教司的改革与筹备全教会结合起来,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郊县作调查,不恢复统一高考,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使我看到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我履职3个月后,正好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工作,他主动请缨,请求中央指派他抓教育和科学这两个重灾区的工作。教育部党组指派我负责挑选和通知赴会人员。我与高教司吴镇柔处长商量确定了16个专家,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潘际銮、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天津大学的史绍熙,吉林大学的唐敖庆,南京大学的苗永宽,武汉大学的查全性,上海交大的吴建中,西安交大的程道晋,北京农业大学的沈其益,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山医学院的宗永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泗。中国科学院也选派了17位专家,总共33人参加会议。

 

座谈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在他的启发下,代表们解放思想,发言踊跃,内容广泛地涉及如何看待17年的“黑线专政”、恢复国家科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归还被查抄的文物和书稿等。在代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多有插话,会议有议有决,开得生动活泼。三天很快过去了,由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一举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同时也恢复了“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8月13日到9月25日,在北京又紧急召开当年的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争议很大,意见难于统一,又开创了长达44天的会议记录。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找教育部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抓,招生会议尽快结束。”经邓小平再一次拍板,招生工作会议结束了,并正式启动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统考与招生工作,从而揭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第一个战役的序幕。

 

从以上的经过说明,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和恢复统一高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这项重大拨乱反正的举措却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恢复高考时间紧迫,1977级和1978级的考试与录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恢复统一高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它在特殊时期,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是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啊!在我看来,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为十七年教育战线恢复了名誉,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奏。其次,解放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不好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再次,极大地扭转了学校的风气,进而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同时,恢复高考又极大地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全社会的时尚,那种诋毁知识和鄙夷知识分子的邪气也一扫而光!

 

对我国近年高考改革的冷思考

 

在特殊历史时期,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举措既非改革又不是创新,仅仅只是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大学的考试与招生制度而已。因此,我们不应当故步自封,也没有必要以功臣自居。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极大,于是统一高考的各种弊端也逐步暴露了出来。主要表现为:一是一次考试定终身,使不少人失去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不免留下终身的悔恨。二是完全以分数高低录取,既强化了应试教育,又扼杀了许多人的创造能力。三是忽视了各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出现了高考移民,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各种巧立名目的加分,乱象丛生,权与分的交易,如北京大学在北京市录取的学生,40%都是加分投档的。五是学生负担重,以至于在备战高考时出现了“吊瓶班”“赤膊班”,带着吊针进考场,使相当多考生的身心受到摧残。六是不同水准的大学,用一张试卷,难于适应不同水准大学录取学生的需要。七是大学在各省市的招生数额,完全由教育部分配,这就造成了招生中的“马太效应”,北京市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甚至引起了各省市的公愤。有鉴于此,全国上下对高考改革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统一高考与招生制度。

 

为了顺应民众的要求,大约从1998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先是推出了“3+2”,后又演化为“3+X”高考改革方案。所谓“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程,它们是我国基础教育历来所强调的主课;而X=1、2、3,是指物理、化学、生物或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课程,文理科不同的考生可以任选,有关省市也有一定的机动性。国家教育部于1999年先在广东省试点,到2001年又在北京等十个省市扩大试点,至2002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应当说,“3+X”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在于使大学能够选拔优秀的人才,也有助于中学推行素质教育。但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体现出来,每年的高考依然使广大考生闻风丧胆。在我看来,“3+X”高考方案仍然没有走出单纯考知识的窠臼,也没有能够减轻考生的负担。其实,这是一种玩积木式的考试改革游戏,虽然有加有减,但并没有改变游戏的规则,而且“X”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仅不便操作,而且也造成了某些混乱。

 

扩大大学自主办学权,一直是各大学强烈的要求,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下,国家教育部终于在2003年,出台了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方案。当年经教育部批准试点的大学只有22所,自主招生的人数仅占该校招生总数的5%,申请的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分数达到生源所在省市确定的与试点学校同批次控制分数线,申请的学生可以享受降低10到60分录取。至今,这个改革方案已经实行了13年,2017年试点大学将扩大到90所,而且又出现了普通自招、特色自招等多样化的形式。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试点,始终褒贬不一,质疑与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不少学者发出感叹:“自主招生究竟何去何从?”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又推出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此举刚一公布,立即遭到教育界的质疑。他们纷纷指出,这是一个噱头,是北京大学抢夺优质生源的借口,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措施一抛出,我就通过媒体指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举措,过去一直也有这种推荐的办法。但是,北京大学把这种办法提到改革的高度,不仅令人愕然,而且存在诸多不公平的隐患。被指定的有推荐权的39所高中,相对于15681所普通高中来说,后者显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照理说班主任、任课教师和教务主任更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推荐权,显然也是不公平。在一片质疑声中,教育部却鼓励北京大学试行推荐制。然而,我认为强行推行,肯定是要失败的,现在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吗?

 

据报道,201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率先成立了7校高考联盟,打出的招牌也是扩大招生自主权,这些大学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清华大学是要占山为王, 它不与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搞联合,就是要争老大的地位。然而,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时隔一天也宣布成立7校联盟,它们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后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也纷纷加入,于是组成了13校联盟与之抗衡。教育界诙谐地戏称前者是“华约”,后者为“北约”。没有加入这两个联盟的大学,生怕自己被边缘化,于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倡导成立了“卓越联盟”,它们是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9所大学。那一阵子,人心惶惶,不去分辨是非,追问这些联盟是否符合教育规律,而是盲目地跟风,媒体一时也难于判断是与非。

 

这年12月10日,我接到山东《大众日报》记者逢春阶的电话,他说希望到武汉对我进行采访,我以身体欠佳婉拒了。他随后又发来短信写道:“最近大学招生联盟搞得很热闹,我社总编辑指示我们说,武汉大学刘校长是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头脑清醒,看问题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你们就高考联盟问题去听听他是什么看法。”虽然我并没有答应他们来采访,可是逢春阶等二人已经买好了机票。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再拒绝他们,否则太不合人情了。12日上午,我约请他们在家中交谈,就高考联盟、大学扩招、大学办分校等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华约’和‘北约’,他们的目的是掐尖,但招收尖子人才靠智慧,他们有智慧吗?我断定高考联盟搞不下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烦琐哲学必定遭到唾弃。”果然不出所料,鉴于大学招考联盟的恶性竞争,同时也增加了考生和大学的负担,国家教育部于2015年宣布解散全国的各种大学招考联盟,这是顺应了民心的要求。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江和上海闻风而动 ,抱着“先改革先受益”的理念,于9月下旬公布了《考试招生综合改革方案》,由此又拉开了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大幕。据介绍,浙江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几点核心内容:一是正式高考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每科最高为180分;二是英语既不参加统一高考,也不参加学业水平考试,而是参加每年两次的社会考试,取最高分纳入高考总成绩;三是不再分文理科考试,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也不参加统一高考,而参加一年多次的学业水平考试,取三科成绩乘以0.8,最高为240分。据浙江有关部门报道,试点进行顺利,平稳推进,有些方面初见成效。但是,这项试点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也有评论认为是改革的闹剧。此外,高考改革的方案层出不穷,如广东版、北京版、辽宁版,让人们目不暇接。

 

综上所述,近20年的高考改革是极其不平静的,大有八仙过海之势。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走出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问题: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依然是把高考当作指挥棒,如语文和数学的分值又从150分提高到180分,生怕学生不重视,而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的学习,也把它们列为每年两次的学业水平考试。总的说来,与国外和民国时期的高考相比,现在的考试科目太多,考试太频繁,学生负担太重。其次是依然还是考试知识,没有走出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的窠臼,并没有淡化中学的应试教育。三是独立自主招生没获得突破,是否享有自主招生权和自主招生的比例仍然牢牢地被教育部所控制。究其原因,主要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不解放,认为考试科目越多和考试越严格,就越有利于选拔人才。其实,恰恰相反,我国之所以出不了杰出人才,就是因为频繁的考试把学生考傻了,窒息了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大学招生要重录而不重考

 

我国大学招生考试的路在何方?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认为我国高考改革是一个无力和无解的问题。我认为,悲观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我们端正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遵循教育规律,顺应民心,一定能够制定一套相对公平、合理和简化的高考方案,并且以立法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决不能再朝令夕改,也不能再搞那些劳民伤财花里胡哨的改革方案了。我国高教界,总有那么一些好事者,他们也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提出一些烦琐的招考方案,其实只不过是瞎折腾而已。我国大学不能再折腾了,需要稳定和宁静的环境,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

 

对我国高考改革,我始终是关注的,但过去却很少发声,原因是这个问题既复杂又太敏感。但是,经过近20年多方面的尝试,现在似乎能够看出端倪了。因此,国家教育主管领导部门,应当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相对公平合理的高考改革方案。我愿借此机会,抛一孔之见, 以求教于教育界同人。

 

我认为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几点:

 

1.实践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是相对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方案,相对地说考试成本低,考生负担轻。作为改进的是,每年春(3月)夏(6月)各考试一次,每次成绩具有同等的效力。此外,任何单独考试、各种名目的联考、社会考试、学业水平考试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无法证明它们比全国统一考试更高明。在高考问题上,一定要去繁就简,简单就是美,简单最真实,简单容易操作。

 

2. 全国高中取消文理分科教学,高考取消文理分科考试,以彻底消除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单纯追求升学率造成的弊端。从人才成长规律看,青少年应当坚持全面发展、文理兼备,试问:一个科盲怎么能够成为哲学家呢?同样的,没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也是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的。至于极个别的偏科且有特长的考生,通过面试考核,以自主特招的方式来解决。

 

3.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素质,考试日期为两天。我坚决主张把英语纳入全国统考的科目,理由是基于三点:一是中国人的英语普及水平,不仅在世界无可比性,而且在亚洲也是最差的国家;二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提高英语水平有利于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的思维习惯,有助于国人从模仿思维向创造思维转变;三是40年高考的经验证明,把英语纳入高考是必要的,我国国民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与把英语纳入统考有密切的关系。

 

综合素质不仅包括“3+X”中的“X”涵盖的6门课程有关知识,而且还包括好奇心、联想力、悟性、竞争与合作意识等。也许,有人说这样一来,将会导致学生不认真学习“X”包含的课程了。我不赞成把考试当作指挥棒,其实“X”包括的那些课程,只要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可以自学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学校里学习的课程,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是用不上的,既然没有用,又为何要耗费精力呢?

 

4. 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一直是备受诟病的问题。这些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部直属大学在学校所在地与外地,尤其是在边缘省份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公。我国有18个省市拥有985工程的大学,北京有8所,7个省市只有1所,而居然有13个省、自治区没有1所985工程大学。我把这个不公称为招生中的“马太效应”。例如,2005年北京的985工程大学在北京招生的比例高达50%,这样一来北京的考生400多分就能被录取,而外省市的考生600多分尚进不了北京大学。另一个问题是城市与农村考生之间的不公平,以至于全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少。解决的办法是,把985工程大学所在省市招生比例控制在20%,80%的招生人数分配给外省,名额按各省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按比例分配。至于城乡考生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某些大学的重视,解决的办法是各校拿出一定的名额,以特招的方式向农村考生倾斜。当然,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加大对边缘省市的教育投资,支援优秀教师,着力建设当地高水平的大学。

 

从制度上来说,我建议大学招考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我所说的“三权”是考试权、录取权和监督权。

 

首先是考试权。国家组建独立(不隶属于教育部)的考试院, 它作为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对全国负责。该院组建一支教学水平高、秉公办事和有敬业精神的专业考试队伍。他们负责调查研究,科学地设计与高中教学水平相符的考题,并建立试题库。他们的职责是:组织每年的两次高考、阅卷、评分;向考生颁发考试成绩证书;向教育部通报全国全部考生的成绩;向各省市教育局通报该省市考生的成绩;向各大学分别通报相应有关考生的成绩等。 

 

其次是录取权。各大学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录取学生的权力,既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也不再受教育部划定的录取比例的限制。每所大学有权根据本校招生的人数,根据国家考试院提供的信息,划定本校的录取分数线,以及特招和加分的政策。各大学组建精干的招生班子,招生干部要有辨别人才的智慧。铁面无私、秉公办事,敢于抵制招生中的任何不良行为。招生工作人员相对稳定,收集和设计面试的题目,建立面试的题库,组织好每一年的招生面试工作。

 

再次是监督和稽查权。从宏观管理来看,国家教育部本来应当是监督教育公平和稽查教育腐败。因此,建议由教育部和国家监察部联合组建高考与招生督查委员会,专门受理高考和招生中舞弊和权力寻租的事件,制定最严格的惩处条例,关于高考和招生中的任何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和不当加分等腐败行为,做到一次见光死的惩处。而且,国家稽查委员会对各大学加分特招的学生,建立专门档案,跟踪调查,如果三年以后不能证明其当初加分的理由,要追究当初批准加分者的责任。我国大学教与学及其有关的人数,可能占到全国人口的1∕10,我相信从高考和招生的腐败抓起,将有助于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重建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统一高考与大学录取,就其重要性来说,后者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考试是机械的,按照分数高低录取只是加法的运算,而凭智慧辨别人才才是真正的选才之道。在这方面,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招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每年有100人左右的专业的招生人员,他们训练有素,深谙辨别人才之道。他们的工作不仅限于短短的招生期间,而是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考察学生。在面试时,平均每个学生要面试一个小时。那么,他们在面试时,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面试中面试官会发现你陈述的破绽,会试探学生知错认错的诚信,也许会测试你随机应变的悟性,等等。

 

我们应当看到,在招生中的公平与公正都是相对的。不久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招生官理查德·肖(Richard H. Shaw)回答:招生究竟看重什么?是考试成绩,是性格,是课外奖项,是多才多艺的证明?他在给被拒学生的公开信中所说:“首先,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75年加州Sunnyvale的一名叫安德鲁·菲尔(Andrew Fire,1959— )的学生被拒,他有些沮丧,但他后来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毕业后他到MIT获得博士学位,最后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因为发现了控制基因信息流动的基本机制,与克雷格·梅洛(Craig C. Mello)共同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此,他告诫学生:“真正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并不是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而是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以及你与他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国常春藤大学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招生与录取制度,既然他们都认为公平是相对的,何况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呢?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没有十全十美的高考方案,考试与录取中的公平、公正、合理也都是相对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杜绝高考与招生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学应当是圣洁之地,要荡涤一切污秽龌龊的现象,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地。同时,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少一些虚荣心,力戒功利主义,淡化名校情结,走出专业选择的误区。我们一定要看得长远一些,从中学到大学仅仅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人生的道路还很长。无数的事例都说明,名校和名师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承担者和主宰者,只要沿着自己的理想执着不懈地追求,即使没有大学的学历和学位,只要修炼出了灵性和悟性,把握住了创业的灵感和机遇,他们也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出处 : 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