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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的喜悦与期待(节选)

2019年01月31日 中国治理, 政治经济 ⁄ 共 4113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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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坚定地批评计划经济,呼吁“保护富人”?

 

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持很批评的态度。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里头,有好几个对计划经济有深刻批判的经济学家,首先就是哈耶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讲的计划经济。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铺满了玫瑰花。你觉得非常好的路,但走来走去,就被奴役了,就进了地狱了,就是指的计划经济。所以不光是我,有水平的经济学家都看准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Communism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的,把它翻成“共产”,其实这个词没有“共产”的意思,它是“公社”的意思。公社就是在一个小范围里边,大家有平等的发言权,有自由的发展机会。日本人把它翻成“共产”,这把中国人害苦了。中国接受共产主义,在农村就把地主的地给共产了,城市里头搞公私合营。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往共产主义加了很多新东西,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本来没有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理想。

 

共产这个想法,马克思提出之后,辉煌过一百年,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实践的结果都很糟糕。所以现在共产的思潮已经退潮了。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国家?成功的一个没有。其实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人类要选择什么制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福山所说的,宪政民主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我一直讲,人追求平等,是很有理由的,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剧,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产主义思想。人跟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这是自然规律,它是不可抗拒的。当然我们不喜欢不平等,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限制,做一些调整,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共产主义就试图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财产公有,就造成悲剧了,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最重大的一个教训。全世界最近这一百年间,导致重大人身损失的问题,都跟过分地追求平等有关。

 

因为不能追求过分的平等,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我2012年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我想也和我的这个观点有关。要保护富人啊,但是很多社会是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妒忌富人。打击富人的社会,就会变成穷人国,因为他变富你就打击他嘛,那怎么会有富人呢?富人招大家恨,这个跟马克思的说法有关系:富人是剥削者,所以他才富起来。过去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富人不劳动,却赚了很多钱,那肯定是剥削来的。现在的看法不是这样。到底是什么创造了财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富就创造了。那么谁在配置呢?企业家。所以企业家赚钱是很对的,因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这个问题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是没认识到,就把国家搞得很惨,最典型的就是委内瑞拉。我很关心这个国家,它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说法的错误。这个国家曾经是很富的,石油储量超过沙特,现在变成最穷的,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空前的高,社会犯罪空前的高,东西都买不着。它的错误就是打击富人。

 

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呢?就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打击富人是不行的,我就是要复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如果反过来,都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那这个社会就好不了了。

 

我怎么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我是个经济学家,简单地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40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搞清楚了财富究竟是怎么创造的。财富是配置创造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能创造出财富。那么怎么才能尽其用?要有自由,要有市场,要有产权。这几十年,其实就是这一条经验。现在中国人有人身自由,有选择的自由,有财产的保障,这不就是人权吗?所以我们在人权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就是因为人身没有自由,财产没有保障。我们把这个改了,财富就极大地创造了出来。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比其他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更成功。计划经济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有票就可以买便宜的肉、便宜的粮食,到了市场经济里你就得放弃票,到市场去买。你舍不得放弃这个票怎么办?我们搞了个双轨制。你那票照样还可以用,旁边有个市场,你不够可以到市场上去买,这就是双轨制,这就彻底解决了从计划过渡到市场的困难。这个中国是很成功的。

 

我回顾中国经济,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经过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那个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个命题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实践不能检验真理,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对解放思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实践里头,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头。毛泽东时代我们就生活在文件里,文件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幸福,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水深火热,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邓小平南巡,不要分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让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现在还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么?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

 

如果问我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我就认为公有制的问题没解决。经济学里头有一条一般均衡理论。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东西缺了能涨价,多了能落价,最后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不缺也不多,靠价格调节,这个时候效率是最大的,财富创造出最多,叫做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缺了会涨价,多了会落价呢?它的背后是私有产权。李克强总理也说过,资源配置要由市场做决定,但是他没有说更重要的一条,市场是私有制的。如果市场不是私有制,是不可能来影响配置的。发达国家的效率高,没什么浪费,因为它是私有制,财产得到保护,价格能对供需变化做出正确反应,公有制下,价格是无法做出正确反应的。

 

中国的大问题,都出在公有制上头。我们产能过剩、消费不足、房地产泡沫、靠投资拉动GDP、收入分配扭曲,全跟公有制有关系。美国有5000家银行,全都是私人办的,政府一家都不办,但在中国,政府包揽了全部银行,老百姓不可以办银行。老百姓不能办银行,那每个家庭多多少少有点储蓄,用来干什么呢?在美国,老百姓的储蓄不仅可以办银行,还可以办通讯、办电力、办石油。我们这些产业都是国家的,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赚钱行业,老百姓的储蓄没有投资机会,只能去买房,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就是从这来的。如果老百姓现在可以开银行了,他们可能会把房子卖掉去办银行,因为赚钱多嘛,房价马上就下来了。现在北京的房价比纽约都贵了,都是扭曲的,根子就在公有制。

 

当然我们现在不完全是公有制,我们现在是混合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但是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是由计划分配的。土地、资金,这两个最重要的资源和资本,不完全是市场分配。回到我说的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包括地尽其用。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我这块地该干什么用,我会不断地琢磨,是修路?盖房子?还是做停车场?我会老关心这个事。现在土地是公有的,没人关心,所以中国土地问题非常大。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土地没有尽其用,钱也没有尽其用。谁能把钱尽其用?就是金融业。土地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如果破除政府垄断,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不解决公有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功能应该是管理市场不要出乱子,它应该是做裁判员的。如果政府自己办了企业了,也在市场里头赚钱,就相当于裁判员出来踢足球了。虽然国有企业号称是全民所有,但我们人民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卖了,我们没有处置权,没有经营权,没有收益权。现在我们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很低,到2020年才上缴30%,本来是不上缴或上缴不到10%。你说这国企我们要它干嘛?

 

有人说公有制经济让政府有财力“办大事”,政府有钱才能修高铁、修高速公路、修那么多飞机场。但“中国政府有钱”的反面,就是“中国老百姓没钱”,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一般来说,现在的投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但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所以到了将来还是没有消费,这就会变成投资的自我加强,这个恶性循环就造成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也没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了。

 

我最大的喜悦和期待

 

我活到90岁,最大的喜悦,就是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私有产权。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市场化改革以前,所有的企业、商店都是公有的,都是国家的,没有私人的。你除非马路上摆个摊,修鞋,这是你私有的,或者你当保姆,你是自由的,其他所有的就业,都是这一个老板。后来改革到市场化以后呢,有了私有经济,又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的结构,我的命运也就随之而变。

 

你问我如果有选择,会不会想生逢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当然,如果我有选择,我希望到美国去。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想的不是我个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国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们的国家改变得比较像美国,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为之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因为中国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国去,或者到英国德国去,说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我记得1989年,我去东德,东德那时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算是经济最好的。我坐的飞机是到东德的,但是我开会的地方在西德,要从东德穿过去。刚去的时候柏林墙还没倒,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德国人,他们都是有各种原因,经过特批,可以去到西德那边的。车子开过边界,车上所有的德国人都在欢呼。我当时觉得好奇怪,后来明白了,他们奔向了自由,这就可见人心所向。

 

当然出国学习生活,底层群众可能还够不着。等到底层群众也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改变的方向,那中国改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最大的缺憾,很简单,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能我看不见,但也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关心的,因为我懂得,倒退会带来灾难,所以我有个责任,防止社会倒退,推进社会进步。可以说我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防止倒退,促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出处 : 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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