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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东欧:西方世界被遗忘的阴暗面

2019年03月01日 世界转型经验 ⁄ 共 4111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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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个总是引发辩论的场景。主人公托马斯原本是布拉格一家大医院的外科医生,1968年苏联侵占捷克时,他因为发表的一篇文章丢掉了工作,成为了一名擦玻璃的工人。托马斯在擦玻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情况,知识分子要求他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他思忖再三,认为这种举动或许称得上慷慨,但是肯定毫无用处,最终他拒绝了签名。

 

这个“签名,还是不签名”的问题,大概是文学史著名的场景之一,在现实中引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大讨论,昆德拉与哈维尔是其中争论的两极。

 

我提及的本意不是讨论这个议题,只是想起了托马斯当擦玻璃工人这件事。东欧巨变之后,另外一位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来捷克旅行,在她的书中记录了一个新的关于找擦玻璃工人的故事。一位在捷克定居的美国记者想找一位擦玻璃的工人,被当地的朋友告知,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人,没有捷克人会来私人公寓给你擦玻璃,因为清洁公司只接商办大楼的单子——这位说了很多遍“不可能”的捷克朋友,当年就是一位擦玻璃的工人——总之,经过各种“不可能”的尝试之后,记者还是找到了清洁公司派人来清洗了她的窗户。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场景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中,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霍夫曼对此概括说,过去四十年里,捷克经历了苛政,经历了严酷的系列公审,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私人活动的空间,所以他们的这种下意识的“不可能”更多是一种谨慎和畏缩不前,这是一种苏联统治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因为所有的东西需要重新来评价,需要重新思考做过的每件事,选定新的立场,推翻自己过去的一切。

 

本来,擦玻璃再也不是一种隐喻的知识分子生活,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最日常的步入正轨的工作,但是这种“不可能”的拒绝仿佛在昭示着恢复正常生活的艰难程度。就是说,你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恰当的沟通交流的渠道,才能获得正常的资格。但是这种正常之下其实依然暗流涌动,因为人与人之间再也恢复不到过去,历史千疮百孔,个体战战兢兢,人们都是带着警惕和创伤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没有人觉得应该心安理得,每个人都杯弓蛇影,谁知道下次革命什么时候会爆发?谁知道国家会走向何方?谁知道这些把握权力的人会不会重新回来?正如小说中的托马斯虽然拒绝了签名——但是他并非心安理得,他想要为这种怯懦和不作为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比如为了家人的安全,害怕丢了擦玻璃的工作,这种签名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没有任何意义等等,他最终用一种历史观来说服自己:他认为他与那些签名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之中,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就是一张草图,“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霍夫曼在东欧的游历印象记,让我回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撰写《战后欧洲史》的缘起。柏林墙倒闭时,朱特正在维也纳的出租车里,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世界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欧洲的历史要步入新的轨迹,而他渴望成为这种新历史的书写者。霍夫曼同样有这种自觉意识,但她不是选择撰写历史,而是选择了走近历史——从1990年到1991年,她几次回到东欧的历史现场,回到那些正在破旧立新的几个国家,从她的出生地波兰开始,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她的足迹踏遍了东欧的大部分国度。她走过去,观察正在变化的现场,审视后新时代的不同,极力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跟知识分子沟通、对话,反省多元化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结东欧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内容构成了《回访历史》这本书的核心。

 

正如“回访历史”这个书名所提示的,我们知道东欧正在发生变革,这种变化正在改变历史的轨迹。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东欧是一回事,而成为这种变化的观察者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对历史审慎的细节描摹。成为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会提醒你,历史只是一个概念,而你所见证的是个体的差异,变化的不确定性,社会的不稳定性,未来的茫然等等问题。身处在一种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无法预设一种“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认为可以从这种变革中找到某种清晰的轨迹。所以,霍夫曼在《回访历史》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记录下她所感受到的各种矛盾和焦虑,这是一种极其印象化的记录,有时甚至带着很多的偏见,但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丰富。

 

东欧的变革发生了,大家都知道接下来要摒弃以前统治留下的遗迹,走向真正的欧洲之路。但是任何变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身在其中的人们需要接受的是这种变革的阵痛,以及不知道未来往何处去的迷茫。比如在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领域的变革,要么意味着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模式,一次性地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要么就采用更谨慎的改良方式,一点点去除计划经济中运转不良的部门,同时保留那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尽量减少人民的阵痛。但问题在于,无论何种方式,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期内都会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

 

霍夫曼在匈牙利时,采访了伊万·拜伦德,负责策划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核心成员,他一直思考这样的改革会不会失败的问题。“他告诉我,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改革这个理念本身便已经埋藏着失败的因素了。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稍微修补一下既有体制,这里加入一些自由企业,那里添一点地方分权,但是体制本身是具有一致性的,拜伦德说,否则就不叫体制了。一个苏式中央集权体制与自由市场制度是不兼容的,因为前者施加在创新精神和企业上的限制太严格了。”这部分可以解释那些采用大刀阔斧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的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和捷克,最早走出了改革的泥潭,而那些谨小慎微,害怕改革,不敢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麻烦。

 

 

这种源自国家背景和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在霍夫曼接触的人们中间已经有所体现了。比如,她在波兰与普通人交谈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了这里的人们有一种很冷静的节制,也许有人悲观,有人喜欢泼冷水,但是几乎没人惊惶和愤怒,“我们总得想办法撑过去,这是我一再听到的说法,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尽管政府宛如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替国家进行一项痛苦的手术,却至今仍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相反,在罗马尼亚跟经济学家达扬·达亚努聊天时,达扬告诉她,罗马尼亚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活生生的共同经验:“波兰有团结工会,已经运作了十年,人们学会了如何团结、如何采取行动,所以他们的改革很快就取得进展了,但我们这里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们习惯等待官方解决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终没有来。我们必须学习自己做事”。

 

西方介入的缺席确实是一部分原因。战后西欧的重建有马歇尔计划,有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和贷款,东欧的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外国政府的参与,外国投资不像“二战”后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这种投资很多时候是在良好的情况下投入,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撤出。于是,这些东欧国家和西方的对手很显然在一种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导致经济陷入了更加恶劣的循环,经济私有化过程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的监管,只能滑向腐败的深渊。但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乐意援助西欧的战后重建,而不愿意插手东欧的改革?简单说,因为西欧比东欧更重要,对西方人来说,所谓的欧洲主要指的是西欧,东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二战后,波兰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一次次呼吁西方,一遍遍提醒他们,还有另一个欧洲的存在,一个相对贫困、沉默、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下苟延残喘的东欧。这种论调其实早已有之,托尼·朱特借用伏尔泰的话来形容说,存在着两个欧洲:一个是人们熟悉的,而另一个是等待被了解的。米沃什用更加形象的比方说,西欧与东欧的区别就像家族中那个可爱、正直、有钱的成员与一群让人尴尬、有点烦人,而且还总是纠缠不清的穷亲戚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希特勒的侵占,以及苏联的轮番占领,变得差异更加巨大。东欧的每个国家几乎都遭遇了不止一次的占领,以南斯拉夫为例,德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人,都先后占领过那里。这种占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摧毁都是致命的。

 

霍夫曼在《回访历史》的捷克那一章节中提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在中欧(中欧逐渐已经并入了东欧的概念)地图上产生了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繁荣,一种挥之不去的灿烂的现代主义文化;比如有文学家卡夫卡和马克斯·勃罗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马勒、哲学家胡塞尔等等,基本都是来自布拉格周边的区域。有人分析说,这种文化繁荣与该地区的“文化三角”之间的张力有关系:即住在捷克境内的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文化包容与碰撞导致了这种文化繁荣的局面。这个观点基本可以辐射到整个东欧的文化生态,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提摩西·加顿艾什观察的那样,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分享一些相同的态度、想法和价值,这使得他们形成一个个性鲜明的群体,不管他们在巴黎、伦敦或者纽约,都可以很容易被辨识出来。但是好景不长,尤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和德国人从捷克消失,造成了该地区的一种同质性和单调性的现代化,摧毁了原来现代主义的丰富记忆。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只能远赴他乡,通过流亡和法语,才能找到自己写作的位置,而那些留在国内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被剥夺了写作的能力,成为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写作只能转入地下,这就是“萨米亚特”文学在东欧如此盛行的原因。

 

霍夫曼在书中经常重复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东欧的历史是借贷平衡的复式簿记。更残酷点说,东欧是西方世界的试验场,是西欧的悲剧版,是西方主义在欧洲的阴暗面,是混杂着希望与绝望,未来依然不确定的一个存在。与其说这是另一个欧洲,倒不如说是另一个被世人被遗忘的世界。正如托尼·朱特所说,东欧想要的不只是同情和支持,它想要被理解,而且是真正的理解,不是那种被用于西方的目的,只是因为其自身之故的被理解。

 

            出处 : 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