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新权威主义看中国改革 40 年

2019年03月02日 中国转型研究, 转型路径 ⁄ 共 5989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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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功秦 著名历史学、政治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11 月5-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分会场之一)主题演讲修订稿。

 

我想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视角,来解释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并展望一下未来前景。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新权威主义。当我们考察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时,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一般都会直接采用西方多党民主体制,但结果都无法避免持续的政局动荡与乱局。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强人,他用铁腕稳定了社会秩序之后,一般都会采取吸引国外资本,发展本国实业,引进外国教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引进国际通行法治等等举措。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化的经济就会得到发展,社会结构也会随之转型,中产阶级也会广泛形成,这就为该国走向民主化创造了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可以给新权威主义体制作这样一个定义。那就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在直接推行西方民主体制失败以后,作为多党民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

 

这是一种可以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发展模式。虽然,新权威主义体制并不就必然地转向向民主体制,但它却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必须经历的先期发展阶段与前提条件。有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各地都曾经有过这种模式,其中以一些东亚国家,例如韩国最为典型。当然,世界上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新权威体制。

 

下面,我要从新权威主义的视角,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四十年改
革开放,从政治上说,实际上走上的,正是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首先,是文革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文革灾难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钟摆效应,深受文革迫害的元老派进入政治中心,并主导了中国的政治,中国人民大众、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元老派的政治精英,从极左乌托邦的迷梦中苏醒了过来,并从常识理性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反思。《邓小平文选》的精华,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句话,一,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好起来,二,要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经济,三,要发展经济就要改革开放,四,要改革开放就要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四句话中的常识理性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内涵。它体现了两个界线。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二是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有制,都可以借鉴采取。世界上任何所有制,只要能让人们生活好起来,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邓小平就是按这两个界线来引导中国现代化的。

 

这两个界线合在一起,逻辑上就会勾划出一种以共产党铁腕为基础的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中国模式就是世界新权威主义谱系中的一种新类型。1978 年以后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的引导下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1989 年的天安门风波,邓小平用铁腕让激进自由派边缘化,1992 年,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让党内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保守派边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邓小平的左右开弓,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在 1992 年正式形成了。有位前国家领导人回忆起他向邓小平解释什么是“新权威主义”时,说“新权威主义就是通过集权稳定政治,发展经济”,邓小平当时回答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此后,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他在当政的十多年里,实现了包括分税制、管理层收购,以及加入 WTO 这三大改革。胡锦涛当政时期,中国经济开始跨越式发展。

 

概括地说,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奠定了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基础,江泽民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了经济转型,胡锦涛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 GDP 从 2002年的 12 万个亿,到 2012 年的 50 万个亿。中国的经济从人均 250 美元到现在的人均接近 9000 美元。GDP 在 40 年的时间里面提升了 35 倍。在孔夫子以来的 80 代人当中,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这么大的经济飞跃,无庸置疑,中国的成功与新权威主义这种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柔性版的新权威主义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与历史经验上说,中国有可能通过江胡这种柔性版的新
权威主义,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民主体制,我曾经设想过这一发展逻辑路线图的五个阶段,那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契约性规则与法制文化形成——市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实上,江胡时代也是朝着这一方向在努力的,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标志着执政合法性从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想承诺,转向以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的实效合法性,胡锦涛提出的“基层民主选举”,”和谐社会”,与“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都体现了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民主发展的努力。

 

然而,柔性新权威体制出现了发展困境。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化是对原来的计划经济全民
所有制进行放权让利的方式来实现的,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可以由放权者自由选择的,这样一来,受益者对放权者的私下回报,就形成利益合谋与权钱勾结。例如,某地某领导一个电话。让某开发商获得一块地的批租,就可以得到后者给予的几千万元人民币的回报,这是中国腐败的最主要形式。在原有的集权体制下,“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中国的腐败就形成巨大的黑洞,再加上市场经济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公,更使问题雪上加霜。对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当政者又缺乏足够的权力资源来予以应对,号令不出中南海。在中央出现了“九龙治水”式的寡头化。致使利益固化的利益集团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并通过关系关系网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如果按照江胡柔性新权威主义原来的发展逻辑,直接发展民主政治的话,政治风险就会大为增加。如果处理不好,从逻辑上说,有可能出现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势力在扩大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在中国迅速膨胀,而这两种势力各自都掌握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它们在民间都有强大的支持群体与思想文化基础,并且都可以把复杂的现实问题,“打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极端左派会用文革口号对社会进行“反资”动员,极端右派会提倡多元民主革命,这就会形成广场效应与广泛的街头运动。广场上就有可能出现左右之争下的社会撕裂,中国式的“红衫军”和“黄衫军”就会出现。中国就会陷入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政府也会变成进退两难的弱势政府。

 

对习近平新政的新解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强硬版的习近平新政得以出现的政治逻辑。习近平新政的主要内容,第一点,是动员共产党的传统组织资源,从党政分开变成了党政合一,用党领政,当政者把这个组织资源看作是执政党的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把它运用来作为强化国家治理的组织力量。 第二点,就是进一步强化传统意识形态资源与革命符号资源,来支撑执政党的组织动员力,且顺势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与党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以此来避免“九龙治水”。第三点,是通过一系列禁令,包括不准提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权贵资本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来抑制激进的左与右翼的政治参与的膨胀。通过加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领导权与话语权,来保持现行秩序的稳定性。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强化,使执政者形成一种比过去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克服了前届领导时期的政出多门的多元现象,并通过这种强势政府来打击腐败、进行国家治理。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政目标,并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他提出的“中国梦”,是
旨在于实现“全民小康”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他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两个“不忘初心”作了权威的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人制建立平均主义社会的初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篇权威文献中,通篇没有提到消灭私有制,没有提到阶级斗争,没有提到暴力革命,没有提到世界革命,提到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提到的是“一体化就在那里,谁拒绝它,它就拒绝你”。据我所知,国内许多原教旨左派对讲话极为不满,甚至提出抗议。从十八大与十九的决议与各项件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举措,合起来有近千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新阶段,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说,正如我们遵从龙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一样,新一代的政治精英不再拘泥于经典中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人民性”与时代性的实质。其中某些内容则根据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予以扬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新时代,可以理解为“用毛泽东的办法,做邓小平的事情”。在四年
以前,我写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 1.0 版本, 那么习近平就是 2.0 版本。通过一种强化版的新权威主义,来实现邓小平的既定目标。

 

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强化版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那就是,当政治精英
更大力度地运用传统革命的意识形态资源与组织资源,来强化治理能力时,这些传统资源中的一些负面性的、消极性的、早已经被改革开放扬弃的因素,却有可能被重新激活,形成“泥萝卜效应”。这些负面性因子,从“假死状态”中苏醒过来,会在一定条件下死灰复燃,会形成“死的抓住活的”。它们会对我们健康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产生干扰与冲击,并影响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这种极左文化借此在社会上重新被激活的现象,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 某些地区曾经发生的“野蛮拆迁”、“暴力迁坟”的简单粗暴,就是过去运动式的政治的死灰复燃。

 

—— 极左思潮在近年来在社会上某些人群中的再次膨胀。某极左团体居然在庄严的大会堂里召
开带有文革符号的造势会。某些左派大学生手捧经典,去动员劳工。有人公开打出文革口号反对改革开放,一些极左的机会主义者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一时甚嚣尘上。

 

—— 民间与地方上出现个人崇拜现象。这种政治文化遗存,一旦被激活,会引发民间新的造神
运动,并借此否定改革开放。

 

—— 中国国力的增强,反而在某些地区进一步助长经济上的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式的高指标与浪
漫心理。

 

—— 一旦社会横向调节功能被传统式的垂直管控功能全面取代,权力高度集中会带来的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这些也会带来纠错成本的提升,社会微观创造活力与竞争力的削弱。

 

—— 有人用左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复杂的互动关系。当你把对方解释为“亡我之心不死”的
敌人,也会刺激对方用他们的冷战思维与陈旧意识形态来的看待中国,把中国看作挑战美国第一大国地位的“红色帝国”,形成彼此误解迭加产生的恶性互动。

 

当然,以上列举的这些左的思潮的激活现象,并不是社会主流,但仍然值得高度警惕。可以预料,一旦今后中国经济发生困难,出现失业潮,极左思潮造成的以上这些“社会干柴”,就有可能一触即发,在社会上燃起反对改革开放的熊火,形成文革复辟主义。中国将有可能被引向文革式的新极权主义(New totalitarianism)。

 

事实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左的东西来抑制右,可以收一时之效,但“性价比”不高,处理
不好,左的东西未必能压住右,反而会“扬汤止沸”,让社会上反改革的思潮火上加油,不知不觉中,文革的魔怪就会从潘多拉盒子里逃了出来,结果是引火烧身,危及改革本身。如何避免革命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重新被激活,导致向旧体制的复归,这将是治国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我看来,邓小平思想的内核,实质上也是“用毛的办法,做自己的事”。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用毛的办法”保护执政党的地位不容挑战,但他要做的事,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融入世界与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他是如何“用毛的办法”的同时,却能成功地避免“左”的干扰,并且取得铁腕改革下的非凡成功的呢?在我看来,他的经验有三点。

 

第一点,尊重常识理性,就是让我们的思维摆脱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的教条,摆脱浪漫主义激情,
摆脱宗教的信仰对我们理性判断的干扰,这就是用常识理性来作出判断。做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邓小平从来不受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他总是用常识作为判断的问题的内核因素。据李光耀回忆,一位欧洲领导人曾对邓小平说,“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儒家”,邓小平盯着他的眼睛,回答说,“不是那又怎么样?”在邓小平看来,西方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会以如此干脆的方式回应他。

 

第二点,要尊重社会多元,让经济多元、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以及思想多元,在尊重现存秩序的
连贯性的条件下,能够真正起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均衡作用。

 

第三点,尊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制度创新,特别要尊重在问题倒逼的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制度
要与时俱进。

 

常识理性与尊重多元的重要性必须充分强调,它们有利于新权威主义体制在多元信息的流通中,
汲取新的信息与思想营养,保持对新思想的开放接纳态度。多元社会中形成的各种要素,将会不断地丰富新权威主义的合理政策输出,并自然形成这个体制的自我纠偏能力。所有这些,都会避免封闭性的集权的陷阱,增强一个体制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这样的体制将充满活力与生机,并能在顺应时代挑战过程中与时具进,这样体制就是开放性的、有韧性的新权威体制。

 

只要新权威主义体制保持制度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与开放性,随着社会利益分殊化达到一定程度,单纯的一元性的整合,将不再适应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需要,这就有了向本国特色的更高阶段的民主发展的巨大空间。我们应该有创造中国特色的民主新文明的开阔胸怀。

 

从新权威主义转向未来民主新文明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决不是对他国民主
体制的简单仿效与移植,它是开放性体制在不断自我更新过程中的符合逻辑的历史演进的结果。换言之,新权威主义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多元化,势必形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与整合,需要契约性的协商机制,而民主是实现这种契约性协商机制的制度载体。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稳步地迈向新的政治文明。

 

只要我们能根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中总结的这三大经验,来引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发展,就可以想象,新权威主义就可以不断通过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我们民族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的新文明。

 

           出处 : 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