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国际观察 > 正文

秦晖 关于民族主义:合理的、极端的和假的——以前南斯拉夫内战、大屠杀和国际审判为例

2017年05月25日 国际观察 ⁄ 共 10942字 ⁄ 字号

       编者按:近年来一种以“假想敌情况被歪曲”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一直被鼓动和利用着,使义和团的幽灵再次到处游荡,让人感叹一个泱泱大国一百多年来就是走不出极端民族主义的怪圈。这是一种病,得治。是谁需要、鼓动和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要化解这种极端民族主义首先要还原造成这种情绪的那个前提的真相。在前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中国曾把米洛舍维奇当成代表前南共产党抵抗“西方分裂”的英雄加以支持,这期间遭到美军“误炸使馆”,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讨,仇视西方的心结再次种下。如今,巴尔干半岛的战火已经平息,主要战犯已被国际法庭判决,历史被剥去面纱还原真相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中国人除了当时种下的那个心结之外,对真相依旧浑然不知。当年鼓动仇视西方的那些媒体并未把后来的审判进程和被国际司法认定的事实真相告诉公众。它们只是完成了种下仇恨心结的任务,其他就不管了。所以,当秦晖教授近年来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一点点还原那段历史真相时,再次受到当年种下心结的网友的质疑。这次秦晖教授没有像某些高傲的教授那样对来自民间的“浅薄质疑”不屑一顾,而是直接面对这些质疑解疑释惑。本期发表他对网友质疑的一篇精彩答辩,同时鼓励各位公知进一步努力解开中国人心中那些被误导的仇恨心结(比如对真实美国的认知,对历史日本和今日日本的认知等等)。那位叫Never give up网友的质疑放在最前面,接下来是秦晖的答辩(正文副标题和文中三节小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网友Never give up实在很难认同你的观点。首先波黑波斯尼亚克族穆斯林其实就是被逼改变了信仰的塞尔维亚人,是当时铁托为了平衡各加盟共和国人口分布的而人为制造的一个民族而已。其次南斯拉夫人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消灭分裂武装有何不妥?综上所述这个完全是前南的内政,西方有什么资格去强加自己的意志给他们呢?不明白为什么拿前南内战和日本侵略我们南京相提并论呢?明显不合适吧?所以秦老师的观点,作为晚辈的我实在不敢苟同。再说前南内战的始作俑者是谁你可能比我清楚的多,德国梵蒂冈等西方国家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大家都心里明白。当然塞族为什么被别人欺负呢?是战争就会有牺牲,屠杀穆族百姓的证据在哪里?如果是西方媒体所述我表示怀疑。再者塞族百姓被杀害不也是事实吗?穆族百姓被杀就叫做屠杀,塞族百姓被杀就被西方媒体掩盖真相,这公平吗?

    秦晖答辩:

  • 米洛舍维奇制造的大屠杀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反分裂吗?

 

首先我要说您把铁托民族政策的错误列为前南瓦解的首因,并认为米洛舍维奇就是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这至少说明您对米氏反铁托的基本事实还是了解的。这就比前南出事时我们官方媒体的说法强多了。当时我们的一些媒体说米洛舍维奇是因为坚持铁托传统才导致西方的仇视,甚至说米氏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南共的忠诚无与伦比”,还瞎编出什么撒切尔夫人在某个会议上叫嚣要“摧毁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堡垒(指米氏的“小南斯拉夫”)”的故事。

这种以意识形态图解国际政治的说法严重误导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本来在国际博弈中“敌之敌则友”也是一种逻辑,与“敌之敌”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关。可是当时我国的外交当局确实被一些“逢君之好”者忽悠得把米氏当“同志”了,以至于在米氏以大比数败选垮台前夕,我国一些报告还吹嘘经过抵抗北约米氏威信更加提高,人民空前认同他云云。导致完全“押错了宝”。而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听了我的演讲后还惊奇地说,就在今天早上,我还以为米氏是被西方推翻的东欧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呢。

当然,铁托“专政下的民族平等”、“列宁式联邦”的错误,并不能说明米氏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对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很多。

不错,正如您所说,当年波斯尼亚塞语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土耳其征服者强制的结果,但这不等于说现在再搞一次强制征服逼其改变认同就是有理由的。这就如美国一些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说:当年既然黑人的祖先被掠卖到美洲并不是自愿的,那么现在我们“改正错误”,把美国黑人再强制赶回非洲就是了。人们能够接受这种这样的“改正错误”吗?

铁托当年以教定族弄出个“穆斯林族”的确不是好办法,但是民族认同这东西一旦形成就难以强制取消。铁托划族半个世纪后,波斯尼亚人的认同已然形成,塞族再搞种族清洗就是更大的灾难,这不是“改正错误”,而是错上加错了。铁托搞的“列宁式联邦”规定每个主体都是自由加入,也有权自由退出。这种联邦确实有很大隐患。但要改变也只能通过各联邦主体的协商,联邦层面的民主法治程序来实现联邦的改革。米洛舍维奇当时只是塞尔维亚这个联邦成员的领导人,而且与南共联盟中央、联邦政府及议会领导的矛盾很大,只有由塞族军官掌控的南人民军比较支持他。而他就敢以一个共和国的决定来废除联邦宪法,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

如果说,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既是联邦主体又是塞尔维亚下面的“自治省”这种法律上的矛盾还使他有“双重标准”的空子可以对两省进行干预,那么废除科索沃共盟政府和议会并且大肆抓人的做法就不仅是自治权大小的问题,而是公然发动政变,就连塞尔维亚自己的法制也违反了,就算不是在科索沃而是在贝尔格莱德,也不能这么做吧。更有甚者,米洛舍维奇煽起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狂热后,还支持他们发动大规模跨界示威,到别的共和国去联合当地塞族搞“反官僚革命”,实际上就是推翻塞尔维亚以外其他共和国的铁托体制。这一“革命”成功地推翻了黑山的“官僚(其实就是铁托派)”后,米洛舍维奇又煽动塞黑两国十多万人“向卢布尔雅那进军”,企图推翻沿途波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几个共和国的合法政府。事情搞到这一步,联邦还能搞得下去吗?我从不否认其他民族也有损害联邦的行为,正如不否认铁托的过失一样。但是南联邦解体,而且是血腥解体的主要责任人是米洛舍维奇和塞族极端民族主义者,这应当是基本事实。

您指责我把波黑屠杀与南京大屠杀都归类为“不可抗议的”暴行,说“南斯拉夫人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消灭分裂武装有何不妥?”萨拉热窝人和南京人都不可能像乌日策人那样走上广场去抗议他们遭受的暴行,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我当然没有在其他方面把萨拉热窝与南京等量齐观。至于您说波黑发生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消灭分裂武装”,那是您首先搞错了基本事实。

1991年南斯拉夫地区最早的武装冲突确实是在“南斯拉夫人民军”与各地雏形民族武力之间进行的。但是米洛舍维奇于1992年1月甩开联邦机构,发起签署“新南斯拉夫公约”(就像当年叶利钦甩开苏联总统而与白乌两国自签建立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四月塞尔维亚与黑山正式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即“小南斯拉夫”,原来的“大南斯拉夫”即铁托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已不复存在,就像1991年圣诞节后苏联已不存在一样。此后也不再有铁托建立的那支原来意义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当年五月南联盟军队宣布撤出波黑,尽管实际上留下了8万多成建制的装备精良的塞族军人成为后来所谓的“塞族武装”,但是包括米洛舍维奇自己和波黑塞族方面都从未说那还是南联盟的军队,更不用说“南斯拉夫人民军”了。

联合国在那一年承认波黑独立,中俄均投票赞成。连米洛舍维奇都于当年8月表示承认“现有边界内的波黑”独立,尽管他事实上仍然支持波黑塞族在波黑境内扩占地盘攻城略地,但只以帮助波黑塞族维权为理由,他从未声称这些土地应该划归“小南斯拉夫”,更没有说过要恢复“大南斯拉夫”。
换句话说,不是波黑在当时根本已经不存在,也无人打算要恢复的大南斯拉夫内部“闹分裂”,而是米洛舍维奇鼓励波黑塞族在波黑内部闹分裂。您可以论证说米氏支持这种分裂是有理由的,但把这种行为称为“南斯拉夫人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消灭分裂武装”就太过荒唐了。这就像今天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战争,连普京也不会说是“苏联红军消灭分裂武装”吧?这无关立场,只关乎事实。要是1783年前您站在英国人立场支持镇压华盛顿们,您尽可以说大英帝国皇家军队消灭北美分裂武装有何不妥。但是到了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后的1812年美英战争时,连英国人也不认为他们在做“消灭分裂武装”的事,要为之辩护也得换种说法吧?

至于萨拉热窝,就连中国官方媒体在当时的报道中也用了“波黑政府军”(指波斯尼亚军队)和“塞族武装”这样的提法。您要为萨拉热窝惨剧中的卡拉季奇等塞族战犯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就请不要打什么“统一”的旗号了,他们自己也没有这样说嘛。您要是说塞族“分裂武装”消灭“政府军”“有何不妥”,或者如果嫌不好听,您也可以换一对褒贬义词,说是塞族“起义军”消灭“官军”“有何不妥”,事实谬误也稍小一些,对吗?罢了,就算“南斯拉夫人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消灭分裂武装”这种说法成立,为此就可以不择手对平民大屠杀,还“有何不妥”?《九三年》有段名言千古不朽:“在崇高的革命之上,还有更崇高的人道”。“领土完整”也是如此,在崇高的领土完整之上还有更崇高的人道!如果这种“完整”要靠对平民实行大屠杀来维护,那与维护地狱有何区别?不仅对塞族,对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当然也可以这样批评,如果“独立”需要靠对平民大屠杀来争取,这种“独立”有何价值?那么,究竟谁在这场大悲剧中屠杀平民?在这方面应该肯定的是,在这场乱局中谁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但程度的确有很大区别(而性质往往就是由程度决定的“量变产生质变”嘛)。您说“西方媒体”只谴责塞族,而对穆斯林杀害塞族平民就去“掩盖真相”,这只能说您根本不看(可能想看也看不着)而已。“西方媒体”不报道,美国怎么会把“科解”一度列为恐怖组织?怎么会塞军一撤就逼“科解”缴械解散?同样,对于塞军屠杀平民的事,即便是《环球时报》那样的“超鹰”官媒也曾披露过(我曾引用),尽管用的是辩护口吻,讲的事还是很令人震惊。总而言之,各方的屠杀行为媒体都有报道,但塞族方面的显然更为严重得多。

 

二、是西方媒体有失公正还是我国媒体误导了公众?

 

是否应该对媒体一上来就严别“中西”呢?在我看来犹如食品好坏首先不是看“中西”,而是看其有没有毒,以及营养口味价格等等,作为媒体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公信力。而公信力是靠竞争出来的。

你能说人家也能说,你能经得住质疑,就有了公信力。不准质疑的“官腔”、只准发“通稿”而不准有自己声音的媒体怎么可能比开放自由多元竞争的媒体更有公信力?有公信力为什么要对不同声音“严防死守”恐惧到如此程度?人家为什么就不怕也不屑于封杀你的声音?

不要说这是什么“资产阶级新闻观”,听说过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吧?也不要说这是什么“西方”价值,您也知道中国自古也推许“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而鄙薄那种没有操守的奉旨写作吧?

当然媒体人也是人,是人就难免有偏见,“西方媒体”并不例外。但一个开放社会中允许有各种倾向的、可以反驳的偏见供人“兼听则明”,也比“有组织的、不许反驳的单向偏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偏见强得多吧?

就算媒体不可信。现在也早已经不是世人只能靠媒体了解情况的当时了。十多年乃至二十年后,对前南战乱中的反人类罪行进行的严格司法调查案卷已经汗牛充栋,人们对当时情况的判断已经主要不是根据当时的报道,而是根据这些司法调查。

人们大都听说过“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但很多国人未必知道它是在1993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决定建立的,中、俄都对此投票赞成,并且还派出了法官。中国前后参与此刑庭的法官共有3位,即李浩培、王铁崖和刘大群,其中刘大群法官还被推选为刑庭副主席。那么美国法官有几位?会比中国更多吗?查查看:不多不少也是3位,和中国相等。中国政府对法官的影响众所周知,而美国的法官却以“独立”自诩,连总统都不大放在眼里。因此说中国政府通过法官对刑庭施加的影响可能比美国政府更大,不是开玩笑吧?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能操控这个刑庭,只是说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刑庭是美国操控的。事实上中美两国的6个法官与前后在刑庭工作过的来自52个国家的86位法官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这个刑庭共起诉了161个战犯嫌疑人。自1993年迄今23年间,前南刑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各国各方包括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方面的配合下,迄2011年7月最后一名嫌疑人戈兰•哈季奇被捕为止,所有被通缉嫌疑人全部归案,在逃为0。审判过程花了一万零八百多工作日,4650多位证人出庭,形成的案卷250多万页,这些案卷都可以查阅。被起诉者中有的起诉后来被撤销(包括待审期间病死的米洛舍维奇)。在实际被审判的145人中,94人是塞族人,29人是克罗地亚人,9人是阿尔巴尼亚人,9人是波斯尼亚人,还有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各2人。这些人中最后被定罪判刑的共83人,绝大多数也是塞族。但是其他方面被判罪的也不少。塞族方面被起诉的固然有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姆拉迪奇这样的巨枭,克族、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阿族方面也有科索沃前总理哈拉迪纳伊、克罗地亚军队前总参谋长古特维纳等大人物。


显然,无论媒体还是司法,国际社会并没有放过克族阿族等方面对塞族人的犯罪。但是根据司法记录,塞族战犯对其他民族的犯罪相比他族战犯对塞族的犯罪而言还是明显严重得多。有人计算前南刑庭判处塞族方面因对其他族群犯罪而获的刑期累加达1150年,而其他族群成员对塞族人犯罪的刑期总计仅55年(按:前南刑庭是不判死刑的)。塞族政治家尼科利奇就此抱怨说:战后核实的塞族与他族伤亡人数的比例并没有相差如此悬殊啊!

很快有人回答:塞族当时一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占领对方土地多,己方损失中军人比例极高,而被攻击的对方则相反,伤亡大多数是无辜平民,由于很少攻占塞族地盘,杀戮塞族平民就少。以前南战争首次大战武科瓦尔之役为例,战后调查塞克双方死亡比例为1103:3210人,克族死亡近三倍于塞族,但是克族死亡中仅有879人是军人,其余2331人均为平民,而攻入克族区的塞方几乎没有平民死亡。如果按平民死亡比例,则克族大于塞族几乎无穷倍,何止1150:55而已!

但更重要的还不是比例,此役中塞方蓄意(并非交战误伤)屠杀平民确实很残忍。如著名的医院大屠杀:塞军不仅在进攻中专门轰炸了楼顶有巨大红十字标识的武科瓦尔医院,攻下医院后还把250多名伤病员包括妇女儿童连同14名医护人员押到城郊奥夫卡拉农场全部枪杀。像这样的暴行能不惩办? 这位网友说:“是战争就会有牺牲,屠杀百姓的证据在哪里?”250万页的刑庭案卷就是对这种问题的最好回答!

一般而言,两军对垒你死我活这种“牺牲”,奉命作战的军人是不负刑责的。作战时无法分辨军民的“面打击”(如并非专对平民的轰炸)造成平民伤亡对战争的道德评价有严重影响,但通常奉命而为的军人也不负刑责。然而,性质特别恶劣的战争之发动、策划者,对平民、俘虏、医护等无抵抗能力人员的蓄意屠杀、强奸等暴虐行为(哪怕是奉命而为),或者虽是军人对抗,但使用了国际法严禁的非法武器(如细菌战等),那就构成了战争罪(其中又有各种分类,如前南刑庭就分为四种: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违反战争法或习惯,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要给您普及一下常识的是:这是刑事上的罪与非罪的问题,不是战争双方政治上的“正确”与“错误”问题。“政治正确”的一方如果使用上述犯罪手段照样要算战争罪,而“政治错误”的一方如果没有上述犯罪行为,就只需承担政治后果(如失去公职、断送仕途之类),即便在两军对垒中杀了“正确方”的军人,也是不应承担刑责的。前南地区战乱各方无论“正确”与否之所以都有人被国际刑庭追究,就是这个道理。

例如,不同于波黑战争,前述武科瓦尔之役发生在1991年“大南斯拉夫”尚存、克罗地亚独立尚未被承认之时,倒是符合您所谓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消灭分裂武装”的说法,但就算您认为它“政治正确”,像“医院大屠杀”那种行为也是犯罪,除了丧心病狂者谁会说它“有何不妥”呢?平心而论,就是中国军人在“正义战争”中如果有这种行为,您以为就不该惩办吗?即便您拒绝“西方价值观”而不惩办,也会引以为耻而严加保密,不会大加炫耀以为“有何不妥”吧?相反,二战中德日军队有些“战斗英雄”(如王牌飞行员哈特曼与坂井三郎等)曾经在战场上让盟军伤亡不小,但他们并未卷入战争策划,也没有屠民、虐俘、奸淫烧杀等恶行,战后就都能安度晚年。美国南北战争中“政治不正确”的罗伯特.李将军等南军将领,战败后虽不再有公职,但他们解甲归田后在社会上仍是受尊敬的人,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刑事审判中确定的犯罪规模通常都比事发时媒体报道的规模小,塞族犯罪是如此,克族阿族犯罪也是如此。并不是媒体就特别夸张了某一族的犯罪。道理很简单:因为刑事定罪是需要铁证如山的,其认定要比媒体报道严格得多,这当然有媒体即时报道不可能严格审核而难免夸大的因素,但也有时过境迁证据灭失只能疑而不论导致认定规模比实际缩小的可能。


一般地说,追究个人刑责当然只能“疑罪从无”。但史实叙述既不同于司法认定,也不同于媒体报道。史家当然不能只采信媒体报道,却也不能把司法认定等同于事实的全部。因为“疑罪从无”并不等于“疑罪必无”,司法为了维护现实的人权,讲究“宁纵勿滥”。而史家不参与刑判,无关现实权利损益,但要对千秋万代负责,追求的是与事实误差最小,“纵”与“滥”都是同等需要尽量避免的。

所以,如果不能排除证据灭失,则在史家眼里司法确证的犯罪规模只能作为实际规模的下限。这无论对哪一方都应该是适用的。当年奥斯维辛杀害600万犹太人和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人这两个数字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都没有被采纳,但审判并不否定这两次滔天罪行的存在,除非有严格的排除考证,也不能说这两个数字就没有可能是事实,只是审判不能依据这种“可能”,而已经确证的罪恶规模下限也足够给嫌犯定罪了。

国际刑庭的定罪依据与媒体报道、史学研究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三者间的距离无论对塞族还是克族阿族波斯尼亚族都是存在的。前南国际刑庭的审判当然并不能使各方满意,无论塞族还是其他方面都有“罚彼太轻惩己过重”的抱怨,但各方大体上都接受了这些审判。我国官方也从未否定过三位中国法官参与的这些审判——只是我们的报道从不提及中国参与,而给了一些网友以抱怨“西方审判”的想象空间。特别是米洛舍维奇于羁押待审中病死于海牙时,我国网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洛舍维奇死于“西方”迫害的帖子。

其实,国人如果知道米氏在狱中享受的待遇恐怕会目瞪口呆:不仅其监室按我们监狱的标准来看简直太豪华,而且他居然还可以在狱中继续公开发布言论指挥他的政党!按前南国际刑庭规定,未被定罪前的嫌疑人除受羁押外仍然保有其他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于是米氏指令社会党继续推他为应届总统竞选人。但党告诉他根据宪法总统只能两任,他无权第三次参选,党已决定改提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日氏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明星,而众所周知“瓦尔特”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社会党显然考虑到人们对米氏统治的厌烦和对铁托和平时代的怀念,想重打“铁托牌”。不料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而必须支持“新切特尼克运动”的头头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唯一候选人。至此他要使社会党“切特尼克化”的取向充分表露,引起社会党内哗然。该党最高委员会拒绝从命,龙心大怒的米氏立即从狱中发令:解除该党代主席职务,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一批人组成“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终于宣布与其决裂。

这样嚣张的嫌犯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勇敢,毋宁说证明他在狱中受到的善待。但如此嚣张也使他变成了孤家寡人,不但失去了民心族心,连党也与他分了手。这样的孤家寡人还有何能耐?有必要弄死他吗?

而我们这位网友,面对这些案卷,您所谓“西方媒体所述我表示怀疑”还能成为鸵鸟主义的借口吗?

 

三、三种民族主义辨析:合理的、极端的和假的

 

也许有人会辩论说:无论怎么杀人如麻,“这完全是前南的内政”,前南以外的人们不能过问。但且不说“南”既然都已经成了“前”,怎么还会有“内政”,今天美国的事能够说是“前大英帝国的内政”吗?塞尔维亚支持波黑塞族在邻国攻城略地也算是“内政”?

只有科索沃的情况有所不同。1999年时国际上还承认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军镇压阿族还可以说是“内政”——不过要指出:当时虽然还有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的“小南斯拉夫”,但黑山并不同意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做法,并宣布在科索沃问题上中立,不但不参与塞军在科的行动,甚至不允许塞军以“南军”名义在黑山布防。我国媒体把当时在科索沃的塞军称为“南联盟军队”甚至“南人民军”,其实是不确切的。

不干涉内政当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准则之一,但它不是没有底线的。你家今天吃什么菜邻居当然无权过问,你家是爹主事还是妈当家,别人也不能干预,但家长关起门来杀家人而不许邻居过问,家长放火烧自家房间而不许可能被延烧的邻家灭火,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像卢旺达布隆迪种族灭绝、红色高棉大屠杀这种恶性的反人类罪恶,国际上要没人管那真是没天理了。这些年来我国参加过多少国际维和行动?我国为何还派法官参加前南国际刑庭?这不都是要管别人的事吗?就算不考虑国际法的多元性和人权正义这类普世原则,仅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而论,这种情感难道不也要强调国人与族人(非仅国王族长)的尊严吗?国人被暴君关起门来随意虐杀“有何不妥”,外人才可免于此厄,这能叫“爱国”?真的“爱国”难道不应该正相反吗?外国人被他们的暴君虐杀我管不管且不论,首先国人就不能被这样虐待!外国人杀我们同胞是杀人犯,本国暴君杀同胞就不但同样是杀人犯,更是残害骨肉的逆天伦理大罪!

 而“民族主义”无非有两种:正当的民族主义是要抗击别人的欺负,不正当的或“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要欺负别人。

     可是除这两者之外,更奇葩的是第三种人:他们并没有为被别人欺负的同胞做任何事,也没有或不敢去欺负外国人,他们的本事就是以欺负自己的同胞为荣;你不让欺负,他就说你不“爱国”!

不是吗?以言论自由问题为例,正当的民族主义是向外国管制者争取同胞的言论自由,不正当的或极端的民族主义是要剥夺洋人的言论自由。可是有的人不去做(或许也无需做)前一件事,也无意做(或不敢做)后一件事,他们做的只是剥夺国人的言论自由:所谓“西方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中国”,西方人是大爷,可以有言论权,国人是贱民,给我闭上嘴!在人权领域实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我曾经忍不住说这不是汉奸吗?这算哪门子“民族主义”,哪怕是“极端的”、“狭隘的”?

应该说,前南地区前两种民族主义都很明显。以塞族为例,他们当年反抗奥斯曼、现在抗议北约轰炸,都属于前一种民族主义,而一些塞族恃强欺负波斯尼亚人和阿族人则属于极端民族主义。但是那第三种“假民族主义”他们似乎是没有的。他们反对别国别族的欺负(当然,“极端”者也有欺负别族的毛病),更反对本国本族暴君对国民族众的欺负。1999年他们抗议北约轰炸,2000年他们就运用民主权利把米洛舍维奇赶下了台!这让那第三种人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你既然不愿当外国的奴才,就应当做本国暴君的奴才嘛。

总之,人权灾难恶性到一定程度就不能说是不受干涉的“内政”了。当然这里确实有个界限问题,事情究竟应该恶性到何种程度国际上才该出手管?谁来管?怎么管?这些都值得讨论。

现在国际上并没有“世界政府”,“国际警察”由谁授权?权力义务边界如何设置?如何防止“国际警察”怠工——该管的不管,或滥权——不该管的乱管,或以权谋私?有人说这些都靠联合国。所以我国谴责美国出兵伊拉克,主要理由并不是美国干涉了萨达姆的“内政”,而是说美国的行动未经联合国授权。而我国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乃至参加前南国际刑庭,都是经过联合国授权的。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一来现有联合国的机制并不具备“世界政府”职能,尤其在五大国不一致时联合国基本上是瘫痪的。二来如果把“联合国授权”的标准绝对化,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大问题:例如当年在朝鲜,美国是经过联合国授权、甚至就是以“联合国军”名义干预的,而中国则是联合国不但未授权、甚至还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的。按这个标准,我们该怎么把朝鲜的事说圆呢?

所以,在如今“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超国家治理和国际秩序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过去我们只讲“不干预内政”,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提到“大国责任”了。过去人们多担心“西方霸权”,现在人们却开始担心西方转向“孤立主义”。尤其这次在前南地区,我们强烈地感到这里的各族各方尽管矛盾仍然很大,但都强烈希望“入欧”,把未来的前途寄望于欧盟,视欧盟乃至北约为最后秩序提供者,而且似乎这种希望是穆斯林比天主教徒来得强烈,“铁托派”比反共极右派来得强烈,总之是弱势者比强势者来得强烈——典型的如科索沃,当年阿族弱势时希望北约来保护,现在塞族弱势了,请北约来保护的就是塞族了。这两年欧盟危机加剧,这里的人们忧心忡忡,十分担心欧洲如果撒手不管,这些年来的和平发展势头能否持续下去,甚至会不会又回到“巴尔干火药桶”的乱局。

当然,即便没有“孤立主义”,前述的“恶性到何种程度国际上才该出手管?谁来管?怎么管?”仍然值得讨论,过去这些年欧盟北约的干預总的来说是被各方认可的,但是值得反思之处也不少。例如科索沃危机就非得要以北约轰炸的方式来解决吗?有人认为当年的代顿协议如果不回避科索沃问题,而是争取一揽子解决,本来不是没有机会,那样就可能避免后来的悲剧。由于代顿协议不管科索沃,米洛舍维奇摆脱波黑包袱后反倒在科索沃更加强硬,以致在后来的朗布依埃谈判中完全失去了妥协可能。

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个年代的干预行动中,科索沃干预算是争议最小的——没有之一。像哈贝马斯那样的欧洲大左派,对美国出兵越南、伊拉克都有激烈批评,但当时却非常支持出兵科索沃,还说如果不管没有石油的科索沃,那就坐实了美国是为石油利益才出兵伊拉克;如果对穆斯林阿族见死不救,那就证明欧洲仍有宗教偏见。这与后来“阿拉伯革命”时欧洲的态度类似。突尼斯第一个“革命”时欧洲本来事出意外也没有什么反应,但“革命”居然顺利成功。当时左派舆论就骂开了,说不就因为突尼斯没石油,你们这些“资本家”就不管那里的人民了?后来“革命”传到埃及和利比亚,两国的世俗专制者其实都是亲西方的(穆巴拉克不用说一直是最亲美乃至亲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卡扎菲曾经反西方,后来也已经道歉赔钱变乖了),但架不住左派“政治正确”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抵制过美国的法兰西,更是带头改正不管突尼斯的“错误”,率先进行“正义干涉”。当然,后来这些“革命”大多善后不良,左派也就不再吭声。但巴尔干地区则被认为是效果很好的。所以这些左派仍然认为干涉是对的,甚至是西方唯一正确的干涉。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事希望不要再有。暴政不能不管,但怎么管确实应该反思。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