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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山 述介:TPP已死,现在该怎么办

2017年05月25日 国际关系 ⁄ 共 4553字 ⁄ 字号

题记:TPP在美国“群主”退出后将何去何从?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又将由此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尤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中国将如何应对?

 

特朗普在上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周正式签署行政令,退出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是TPP中最重要的伙伴国家,此举无疑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带来重要影响。

在2013年提出 的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TPP的竞争者。目前,东盟10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正在RCEP的框架下进行谈判。TPP把中国排除在外,而RCEP的主导者却是中国。

TPP在美国“群主”退出后将何去何从?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又将由此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尤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中国将如何应对?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网站、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创办的“中参馆”(Chinafile)网,邀请了8位中国问题专家就这些问题举行了一次网络讨论。

杜大伟(David Dollar:杜大伟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和美中经济关系的权威专家,曾于2009-2013年间作为美国财政部经济金融特使出使中国。他认为,退出TPP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错误,中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领导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体化;当然,中国必须扩大自己的经济开放程度才能抓住这个机会。

很多人认为,国际贸易毁掉了美国的制造业,杜大伟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解释道,自动化制造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会减少原先的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美国需要做的是再培训工人,给工人最低收入保障。国际贸易并不会毁掉美国的制造业,TPP将给美国创造新的出口机会,尤其是在服务贸易方面。

贸易保护主义并不会给制造业带来工作岗位的净增加,这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将抬升汇率,降低出口,从而减少出口部门的工作岗位,这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结论。杜大伟进一步指出,由于出口部门比需要贸易保护的进口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所以,损害出口部门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损害了本国的经济。

杜大伟提到,中国主导的RCEP的谈判可能在今年完成,不过,RCEP仅涉及到少量的减税,并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协议。中国仍将在农产品和一些服务业方面保持相对的封闭。杜大伟建议,如果中国开放这些领域,利用如TPP那样更有雄心的协议将会收益更多。杜大伟预期,美国退出TPP也许将刺激中国更加开放自己的经济体。不过,他并不十分看好中国的“领导地位” 。他认为,“很可能,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会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亚洲-太平洋经济一体化将沉寂多年。”

夏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夏琳·巴尔舍夫斯基现在是威凯平和多尔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的资深国际合伙人,曾是克林顿内阁的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专家和主要的贸易政策制定者。她认为,虽然特朗普总统退出了TPP,但有理由相信美国将致力于一系列双边贸易谈判;不过,如果双边协议进展不大,美国将动摇盟国和亚太其他合作伙伴的信心。

夏琳特别指出,中国主导的RCEP很可能在数字贸易、网络安全、国有企业、竞争法等方面固化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这样,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全球竞争上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将受到削弱 ,长期增长受到影响。

夏琳警告,美国退出TPP让人们怀疑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此类动议,促使亚太国家将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投资。那些动议可能扭转这个地区的政治和外交态势,强化中国在此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外交官和谈判者温迪·卡特勒认为,美国退出TPP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些听到习主席在APEC的评论以及在达沃斯的演讲的人将得到一个结论——中国已经准备并愿意接手美国创造的自由贸易空间。

不过,温迪对中国领导全球贸易的前景提出了质疑。她指出,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在谈判桌上把反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和非排他性的全球化等理想转化为实际的领导力。贸易上的领导力意味着采取实际行动领导开放、改革自己的市场,把那些理想变成有约束力的承诺,这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爱德华·弗里德曼是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乡村研究。他相当严厉地批评了特朗普的举措。一方面,他质疑保护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制造业越来越机器人化的时代,试图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现在说要增加传统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就好比在工业化来临之际说要增加美国农民的数量(以保障足够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他也从道义方面批评了特朗普的做法。他总结道,全球化确实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穷国家变得更好——这些国家的GDP现在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50%,但这些国家依然是穷国,想要扭转这个趋势是不道德的。

陈伟华(Chen Weihua:《中国日报》华盛顿首席记者、美国分部副总编陈伟华认为,TPP是奥巴马总统用来对付中国的一个地缘政治工具。奥巴马总统曾多次公开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国际经济的规则。”陈伟华把这种语言和思维视为有害且可笑的,他认为把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排除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之外是不应该的。

陈伟华提到,TPP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的产物而非为了自由贸易。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已经指出,TPP带给美国的利益非常有限,美国工人有理由反对TPP。他认为,与TPP竞争的RCEP不是中国反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中国不太可能命令东盟、日本、印度等国反对美国。所以,RCEP才是真正为了自由贸易,对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更有利。

陈伟华总结说,中美应该找到共同基础,寻求双赢的合作,而非沉迷在零和博弈的思维里。

洪侯峰(Ho-fung Hun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洪侯峰认为,在特朗普退出TPP之后,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全球化的新领导者,也不能改写全球化的规则。他提到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消费主义驱动了全球的自由贸易;没有美国的消费主义,如果美国不给世界开放其庞大的消费的市场,全球化实际上很难前行。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赤字,而大部分其他经济体向美国供给消费品。洪侯峰认为,美国的消费主义在全球化中的特殊角色不是偶然的——最近的历史研究发现,相对于法国、德国、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的税收体制鼓励消费、压制储蓄。他也指出,1945后美元成为国际交易和储备的通货,这使得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可以被容忍的,也使得美国有能力领导全球化几十年。

他提出,如果中国想要领导全球化进程,那么它需要找到新的消费者以替代美国的消费者。最近,中国自己的消费在上升,但是生产能力的上升总是超过消费的上升,因此造成了产能过剩。正如前面的评论者所指出的,中国政府仍在犹豫是否开放自己的市场。而要推进没有美国消费的全球化,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基础性的经济重构以提升消费的比重,增加市场的开放度。洪侯峰认为,做到这些是很难的,这就是中国现在远远没有能力代替美国领导全球化的原因。

乔治·陈(George G. Chen : 乔治·陈是在墨卡托研究所中国研究助理研究员,他是中国司法体制和法律政策方面的专家。他认为,美国退出TPP,给中国留出了空间来重新制定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无论是通过RCEP还是通过双边贸易协定。

陈特别指出,与包括WTO在内的其他多边贸易协定不一样,TPP把贸易和人权联系了起来,它包含了非贸易性的有关国际人权法和基础价值观方面的内容,比如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环保,互联网自由。TPP的这些条款与中国国内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存在冲突。201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第一次把禁止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公司在中国运营的中国网络防火墙视为贸易壁垒。

他预测,中国之前成功地把人权议题和自由贸易区隔了开来,中国将继续这么做,努力把非贸易的价值观从贸易协定中排除掉。由于TPP不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它还寻求在社会福利、经济和政治自由等方面建立标准,所以,中国不太可能接受澳大利亚政府的邀请——填补美国退出的空缺加入TPP。中国共产党不会让自己陷入到基于TPP的贸易体制中,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区域贸易框架很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动物性”。

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斯科,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全球经济关系领域的权威学者。他认为,美国退出TPP,最大的输家自然是美国,然而,第二大输家是中国。

斯科特解释道,退出TPP使得美国丧失了在高附加值领域扩张市场的最好机会。美国本应该在电子商务、投资、环保、国有企业等方面主导制定新规则,推进全球治理,并由此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大的声誉。斯科特认为,希翼通过一系列的双边谈判来弥补TPP的崩塌仅仅是一厢情愿。双边谈判的主张者认为,双边协议比多边协议更灵活,无需做出更多的让步。斯科特反对这种看法。他说,实际上,TPP谈判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距离实施不远,但退出TPP让一切回到了原点。而且,一系列的双边交易不能取代TPP在跨国供应链和全球市场上的高标准共识的收益。

美国退出TPP,中国也是输家,这不是因为中国本可以利用TTP中据称的有关原产地的松散规则而偷偷摸摸扩大出口,而是因为TPP是唯一能够促使中国实施经济自由化、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外部压力。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市场,生产率的增长趋于停滞,最近唯一的增长来源是信用扩张和刺激。而TPP有机会作为一个催化剂推动中国实施市场自由化,改革国有企业,走向知识经济。事实上,TPP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促使它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与美国举行有关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斯科特相信,如果TPP继续前行,习近平也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去推进更大的自由化,但是,随着TPP的埋葬,中国将更可能回归政府刺激和干预。

斯科特提到,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是对中国的外部压力,但它不能激励中国走向自由化。他认为,中国更可能被迫走向其他两个方向:第一,中国将或明或暗地报复美国的进口投资者;第二,中国将更努力地和周边的邻居以及欧洲完成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协定,推动“一带一路”基础建设投资。但是,这些协议不像TPP,只是限于降低关税;而“一带一路”仅仅是为过剩产能寻找出口。

斯科特最后总结说,TPP的死亡重新激活了中国的旧增长模式,而非迫使它走向它最需要的自由化。貌似当下中国面对美国取得了优势,但除非中国推进另一波国内自由化改革,否则中国经济将缓慢增长以至停滞。

(张小山:中国大陆独立学人)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2期,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