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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楚荃 述介:续写中国的未来

2017年05月25日 时政评论 ⁄ 共 9699字 ⁄ 字号

题记:中国将再一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她想拥有几个世纪前曾享受过的尊重,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去获得,怎样才能配得上这份尊重。

 

毫无疑问,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经济学人》杂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的未来》。说到未来,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占卜打卦。当然,能刊登在《经济学人》上的文章,是不至于以原始图腾符号为逻辑依据的。

文章编辑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是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深谙中国百年的世纪风雨变迁,从中国过往的兴衰看未来的沿革。有意思的是,该文章的前几部分是《经济学人》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国想要什么》的文章,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在今年续写的。好像是作者在了解了中国想要什么后,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足见《经济学人》是如此看重此篇文章。

中国想要什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宏观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与再平衡上的。那么需求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约翰斯顿首先为读者解读,中国的需求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将再一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她想拥有几个世纪前曾享受过的尊重,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去获得,怎样才能配得上这份尊重。

约翰斯顿说,早在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实业家之一马太·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写信给东印度公司的秘书詹姆士·库伯(James Cobb),“我能想象,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机,将我们的产品介绍到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中”。1793年,在他的主张下,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带着任务来到北京,向那里的统治者和人民展示各种各样先进的工业产品,以此希望了解到中国人的需求。

结果与预想完全不同。皇帝接受了那些礼物,并非常喜欢其中的皇室模型、一艘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但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朝贡,而不是一个新的贸易机会的到来。朝廷官员将英国使臣的来访看成同朝鲜和越南的使者来访是相同的,这样的朝贡机会是礼部提供给那些国家,让其表达对天子的尊重与忠诚。然而对英国人来说,中国朝廷的礼部就是野蛮人办公室,专门是应对来自亚洲内部的那些简单的外国人的。

中国天子同英国乔治王平起平坐的建议被认为是羞辱性的,皇帝虽然很喜欢远道而来的这些“贡品”,但皇帝认为并没有将这看成新的贸易起点,他们并不需要这些奇技淫巧。东印度公司当时被限定在广州,马戛尔尼请求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请求在北京设立仓库,当然这些请求都被拒绝了。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全拒绝外部世界,只是在他们仅仅和周围的野蛮人打交道时,看不到他们能做更多的事情。

而在今天,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马戛尔尼所寻找的、一个真正有大量贸易需求的开放市场,过去的二十年是将中国制造业推广到最广泛的世界市场的良机,这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鉴于她展现出来的巨大购买力,中国会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国家也在21世纪中拥有了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机场、闪亮的太阳能农场,他们的月球车到达了月球表面,而且还将有宇航员登陆月球,虽然这个国家仍有几亿家庭深陷贫穷。

现在这个国家非常想要某些东西,普遍来说,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国内,她的人民想要持续的增长,她的领导者想用这样的增长换取稳定。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百姓和共产党想要新的尊重,和他们国家的新形象,因此,中国想要保持现在的形态,那些能帮助她经济增长的条件延续下去,但她想要其他的一些事情得到改变。

在任何情况下,要同时坚持变革,又保持稳定,是非常难的。中国的现实局面更加复杂艰难,当中国列宁主义的领导者想要控制住这个社会时,一直在处理一个巨大的矛盾,在内部是改变还是停滞,这个社会自己全面的变革和她的经济增长一样地快。并且这个局面也更加危险,中国陡然进入一个好斗的民族主义模式,统治者用不成比例的自我膨胀来回应任何能感受到的威胁和轻视。

苏联失败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而且也让中国对美国持有深度的疑虑:“美国接下来要削弱的是中国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阿拉伯之春的混乱局面所惊吓倒,看上去他想要尝试从内部净化共产党,以便在拒绝政治多元化和司法独立的建议后,仍能维持统治。这种顽固正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在有争议的水域架设移动钻井平台,中国在没有任何清晰的程序下重新定义了她的防空识别区。这些做法困扰着她的邻居和美国。中国渴望复兴自我(并不完全清晰将会怎样),同时美国决定不让那些愿望干扰他和其盟友的利益(没有清晰地做出回应),两者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系列没有清晰定义的敌对关系,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中国人民大学的知名外交政策评论员时殷弘说,五年前他确定中国能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和平崛起,但是现在,他说他不是那么确信了。

约翰斯顿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需求是尊重。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看,当人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和社交需要后,需要赢得尊重,看上去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的。但是尊重是一个软性的东西,没有刻度也没有重量来衡量,怎样的尊重是受让双方都能满意的,我想这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并且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知足。

漫长的衰落

约翰斯顿接着简要叙述了中国的历史,从辉煌逐渐走向衰落,这样的过去让这个国家有着痛,也有着向往,让这个国家有着现在独特的心态和状态来面对世界。

他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说起。那时罗马人正在同迦太基人为争夺西地中海而战斗,罗马将几经风雨变迁,而中国已经确立了大一统的模式,不论今后的岁月如何侵蚀,这个国家经历多少次分崩,总是会重新聚合。

在文化上,公元220年,汉朝末年,儒家学说的教育已经制度化了,这个强调社会等级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学说,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基础。到了7世纪的唐朝末年,大约是穆罕穆德返回麦加的那个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引人注目的文明体。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让周围的邻国相形见绌,中国模式被争相效仿,日本京都就是仿照8世纪的长安城所建,韩国和越南也采用了中国模式。儒家学说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基础,并保持到今天。中国的皇帝也站到了世界的顶峰。这些辉煌的过去也是中国人现在一直引以为豪、所津津乐道的。

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时,正是中国最繁荣的时期,那时中国皇帝将西藏和新疆纳入了帝国版图,拥有了历史上最大的疆域。虽然那时农民的生活贫苦艰辛,国家却表现出异常的兴盛,也正因此这个国家有底气拒绝远道而来的宾客。马戛尔尼看到这个国家的状况后,认为她不会像统治者认为的那样帝业永延,这个国家就像“疯狂的汉血宝马”,现在仅靠高贵的血统和外表可以震慑住别人,但有许多症结正侵蚀着内部。

导致中国随之而来的衰落以及帝国灭亡的原因,被多次讨论。历史学家马克·艾尔(Mark Elvin)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一个运行足够好的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有效的管理措施,供给与需求能够轻易匹配,就再没有动力去投资技术革新”。人们注意到,欧洲就是从竞争和国家之间的贸易中获利,提高了他们的军事能力和对新兴市场的渴望。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波梅兰兹(Kenneth Pomeranz)提出:从美国获取大宗廉价商品是驱使英国和欧洲工业化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中国所没有享受到的。例如,美国幸运地拥有距离欧洲工业中心很近的煤炭存储,但中国的煤和工厂相距几千公里,这是到今天仍然存在的问题。

综合上述各方面原因,中国没能走上西方发展过的工业化道路。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用从中国学到的火药技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陷入下沉的漩涡。或许最令人感到耻辱的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在对日本的战斗中被击败,这是一个在文化上效仿中国的国家,但是它通过对西方科技和野心的追崇,篡夺了中国亚洲中心的位置。

那时,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革新者和革命者都相信,传统的中国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尝试不被殖民力量瓜分,为保存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他们开始摒弃许多中国的文化遗产。在1905年,盛行近两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最后的皇帝和整个帝国体系在1911年被推翻,由于没有现代的制度去支撑,新的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的局面。

从此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北洋政府时期的联省自治,国共合作,北伐,二次世界大战,等等。直到1949年,毛泽东重新统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摧残了中国文化,中国原有的教育体系和意识形态完全被从别处来的思想替代。与之对应的,就像欧洲人抛弃了罗马法律、希腊哲学和天主教信仰一样,在中国呈现为毛泽东思想崛起和胜利。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下,孔子变成了敌人。虽然中国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有伟大持续文明的国家,并延续到今天,但却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直在努力解决的身份认同危机。

经历过这许多之后,中国不再认为世界各国都要来朝贡于她,并信奉了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观点:彼此区分开的是本质上平等的、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是通过财富量级和集权能力,而不在于是什么统治集团。现在中国必须把自己看称所有国家当众的一员,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在感受到过去二十年成绩斐然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力量感后,她感觉自己的时代再一次到来了。然而此时,用美国学者白鲁荀(Lucian Pye)的话说:“她只是一个假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中华文明是广为世界所认可、推崇、羡慕的,中国也常常将中华文明作为工具来凝聚中华民族。但文明的载体未必就得是一个国家,可以是一片地域,也可是个人或群体,现今的中国虽然承袭了这一块区域,但对于根植在这里的中华文明他们到底做了怎样的传承,是众所周知的悲剧。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于1648年,标志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政治学者们将这一合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这是人类历史上“国家主权”的观念第一次超越了宗教权利,所谓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由此时拉开序幕。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中的一员,实用地选择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标榜国家主权,但是她使用独特的意识形态来诠释平等,而不是普世的。这也就难怪那位美国学者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她并没有真正地奉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扩展边界

尽管有各种雄心壮志,中国并不想称霸全球,除了一些能为她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国家,她很少关注亚洲以外的政体。例如,谈到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就有些过分夸张了,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仅仅达到名列第3位的美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企业在非洲也卷入了一些负面报道,比如虐待工人、非法开矿和廉价倾销等,但这都是商业上的问题,不是战略性的。同过去欧洲的殖民主义不同,中国没有战略性的愿景,也没有任何伪善的“文化使命”。为了避免同西方国家产生直接冲突,中国也选择许多更加务实的项目,如修建医院,援助预防疟疾的项目,铺设铁路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她的重点更多放在收购当地公司的股权上,不仅仅去购买土地和资源。

中国在国外广泛设立孔子学院,想以此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温和的形象。但是约翰斯顿认为,国家之间的结盟产自共享的价值观,共产党缺少普世价值观念,很难找到朋友。敬畏很大一部分能转化为友谊,中国已经使世界产生敬畏,但同时也有很多担忧。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之所以没能成为新殖民主义,是因为她自己在国内还面临着一个世界难题,有着世界第二多的贫困人口数量,有1.6亿人口每天生活消费低于1.25美金,所以也不能对外面操心太多。这和其国民的状态很相似,中国人由于受儒家道统的束缚和共产统治的恐惧使然,信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一个矛盾。这个国家想尽量不要卷入境外事务,除了能彰显其大国形象的秀场外,只在涉及到其本国巨大利益时,她才会跨境行动,但不是为了更强大和正常的利益。她内部的虚弱和美国等国家强硬的外交政策都在制约着她的行动。虽然中国参加了反海盗的非洲之角行动,也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并在2011年成功地派船从利比亚撤离了36,000名中国工人,但她这样做只是在是绝对必须的时候,还是低成本的。

在各个领域中,中国所反对的东西比她需要的更加清晰,她在西方势力介入叙利亚和达尔富尔上投了反对票。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她经常以反对国内外的各种分裂为口实,总是显示准备好去阻止而不是构建,不过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一事件上却没有选择站位。前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中国在G20中的表现所做评论也是如此,“中国很喜欢到场,但是我们一直在等待她的第一个想法”。这位官员还认为,世界更多需要中国的行动力和主动性,而不是更少。

新崛起的力量缺少参与国际事务并不罕见,美国就是被世界大战才拖入到世界舞台之中。其实中国是很明显地想要更多的国际地位,她拉拢金砖国家一同成立了总部在上海的新发展银行,好像是能替代世界银行的新体系;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来对抗亚洲发展银行。只是所有的这些行动没有正式的议程。

约翰斯顿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起码现在并没有成为强大的威胁。

利维坦怪兽和钩子

利维坦是圣经中的大海蛇形怪兽,在《旧约》中是一条混沌之龙,在耶和华创造出来的生物中号称是最大的,但这个时候它还不是恶魔,只是神所创造的怪物。但到了《新约》的《启示录》,它就摇身一变,被视为反抗神、要让世界毁灭的恶魔。约翰斯顿在文中用利维坦代表中国,这个暂时还没有成为恶魔的巨大混沌之龙,是在等待诱使其妖魔化的钩子,还是已经上钩了?

他认为,在中国在亚洲同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同的。他写道,中国在亚洲的活跃让人们担心,而不是她的不作为让人无奈。最近最为抢眼的事件就是关于南海“九段线”的纷争。中国声称她拥有她所认为的区域内的所有土地、水域和海床,并对其他小国根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提出的诉求不予理睬。中国声称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这个公约不适用于追溯,九段线是在20世纪40年代设立的,并且中国在2000年前就拥有了南中国海的那些岛屿。

美国有官员指责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挑衅有如“拆毁圣殿”,他们认为中国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会制造出许多的麻烦和混乱,并且中国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并做好了盛气凌人的准备。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汉诺威举行的区域大国会议中口头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那些“小国”有一个大朋友,美国已经主控西太平洋区域达70年之久,在日本和韩国都有驻军基地,在赢得冷战之后,他的区域影响力并没有下降。并且,2011年,奥巴马在亚洲之旅中宣布了“重返亚洲”的战略。当然,这些身处东南亚的“小国”对这一战略都表示了适当的怀疑。真正认真对待这一宣言的是中国,她认为美国下定决心要阻止其提升在亚洲的战略和军事影响力,美国要遏制中国,就像曾经遏制并逐步击垮苏联一样。这有点讽刺意味,也许是表现出中国盛气之后的一点心虚。

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技术上不属于第一梯队,但她庞大的规模让人印象深刻。中国的武装力量并不像美国的那么成熟,但是中国有本土优势。美国只能通过海军和空军来控制这些海域。如果中国的反舰导弹能够对海空行动造成严重威胁,那么它们就能逐渐降低美国投射武力的能力,而中国就不用在建设远洋海军上投入那么多。因此,两方的军事力量并不像一些人通过数航母战斗群而认为的那么不平等(中国正在建造她的第一个航母战斗群,而美国有十个,四个部署在太平洋)。

中国在陆地边界上为平息纷争,做出妥协与让步,但在东海和南海有所不同,战略上更为重视。主要是因为台湾主权问题长久悬而未决,朝鲜半岛也一直动荡不安,这一区域对中国来说简直就是个火药桶。几十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都很武断,并且自从习近平掌权后,态度明显更加强硬了。它最近控制第一岛链内(从冲绳经台湾到南沙群岛)海域的行动,使得她几乎所有的邻居都与其疏远了。早些年,美国国防部长查克·黑格(Chuck Hagel)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中赞同安倍的观点,指责中国的单边行动造成了不稳定。

中国的举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了控制更多的海上资源,但中国没有将自己的行为看成是直接的领土扩张,中国领导人也许就是真的深信“东海和南海的那些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认为,自己即便展现出什么野心,也不会比那个能和自己在规模和实力上匹配的美国表现得更糟。美国自己都没有批准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并伙同少数几个盟国践踏国际法,悍然入侵伊拉克。

中国或许也注意到了她的雄心和美国过去的壮志有相似之处。虽然美国等到20世纪早期才承担了国际性的角色,但是此前几百年,它已经明显是一个雄赳赳的区域性霸主。1823年詹姆斯·门罗制定了一个政策,拒绝西方国家对他所在区域的任何干涉,所有的挑衅都将被视为侵略行为。从概念上来说,中国在东亚的情形与门罗主义类似,都是想要将外部力量的影响降低,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受干扰的区域性主导。但区别是,19世纪的美洲并没有任何本地力量来挑战美国的地位,大部分国家都对把欧洲国家拒之门外这一想法感到满意。至少在早年,他们都是门罗主义的受益者,而不是反对者。

习近平在2013年加利福尼亚同奥巴马的峰会上说,“广阔的太平洋为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这是在说,需要有10,000公里的水域间隔来确保两个国家和平共处,好像西太平洋是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此话后来被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拜访北京时重复,他认为这句话好像是在暗示两个国家的对称,但中国知道她享受了许多不对等的优越性。其中之一,中国是单独的行动者,她能在美国和其盟友之间设置障碍。澳洲学者修·怀特(Hugh White)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中国用武力恐吓其它亚洲国家,使得美国面对选择,要么同中国对抗要么舍弃它的朋友”。

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有一个意愿上的不对称,美国是一个厌倦战争的国家,不可能将人力和财力花费在防御没有直接战略重要性的无人小岛上。美国或许是会为此大声说话,但大棒不会真的落下。另一方面,中国民众是支持这么做的,膨胀的民族主义和党的宣传让他们热血澎湃。同时,中国的军工企业希望国家投资去制造更大更好的武器。所以,看起来中国政府在中国海问题上的设计布局是顺理成章的,即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希望能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遵守国际法和平崛起,但在塑造国家精神的道路上未必会是那样。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当美国来到日本时,中国还在亚洲扮演区域大国的角色,当中国在19世纪倒下时,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很棘手。在中国,媒体一直在尖刻地宣传反对日本,中国惨遭日本残酷占领的过往一直被反复提及,日本是很管用的替罪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党的缺陷上转移开。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使安全关系合法化,并且为他们的国家寻找一个更大的国际角色,但是沉迷于他们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正在变成亚洲的暴徒。

改变的挑战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约瑟夫·费史密斯(Joseph Fessmith)说:“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中国外交政策改变时,我都会问,内部将会怎样?”公众的狂热也强化了这个问题,中国正在膨胀的过分自信不纯粹是边界外部关系的事务,在国内强化的集权和她投射到境外的量是相关联的。

习近平正在清洗对手、管控腐败,并强化经济和金融改革,为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希望,一些境外可转移民众视线的事件也是信手拈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危险的事情,中国为了替代基础改革在国内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在世界上寻求谋求更大的权利。中国不再是马戛尔尼被帝国的傲慢驱赶回家的时代,她知道境外的一些国际组织有她们需要的东西,理念、市场、原材料和投资。中国从不了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世界观,到成长为皈依者,是在世界上看到了一条如她所愿的道路。

作为尽享天然优越资源的大国,她现在已经能同小国一起接受平等的法则。但中国统治者在国内却不能按照这些原则来制定法则,这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中国统治者相信,没有像皇帝一样坚固的一党制,国家就不能团结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许多外国汉学家)相信,她不能变成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只要她继续容忍一党制。越来越多的个体有了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包括需要更有责任的政府。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和虚弱的社会,但是现在强硬的国家不得不应付会更加强硬的社会。

在西部区域,新疆和西藏骚乱不断。在相对繁荣的东部地区,人们可以做政治之外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曾经的天安门事件一直使得所有人神经紧张,同时公众对腐败、污染和其他越来越多怨声载道的问题表示愤慨。然而政府不是让这些人来参与讨论,做出改变,而是禁止言论,实时监控,打击自由思考者,并认为结构改革比什么都不做更加危险。事实上,与之相反才是正确的,用现有的繁荣越来越难去掩盖如此深的分歧。

美国在世界上有过长期的膨胀,没有可与之匹敌的经济体,和可抗衡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它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受到了中国的威胁。作者参考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等各元素,从统计图表中作出分析,中国GDP将在2021年超越美国。

看到境外经济学者做出这样的推论,多少中国人会升腾出自豪之感。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之羡慕,打算效仿的。中国用这个不民主但是有效的方式,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不过中国在国内安抚民众靠自夸,在海外缺少盟友,如此不太稳定的政治局面,会让那些羡慕减弱。即便国内局面能够是团结一致的,随着时间流逝,对中国的羡慕也不会转变成爱慕敬仰,难以获得尊重。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经走上重返亚洲中心的漫漫征途,但在才智与道德上还没有。现在,习近平知道怎样在国内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国外如何去吓唬人,却没有能力展现更大的吸引力,一直如此强势将会趋向不稳定。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她的身份危机,并且再次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发展模式,她将会更好地赢得她所渴望的尊重和影响力。但是很难,除非这个政党能给她的人民更多的权利。现在也是习近平使得局面很清晰,在他的监控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中国的改革停滞或失败,她在世界上的实力将被持续看空,成为不具备吸引力且更加危险的政体,她的邻居将陆续抱紧山姆大叔的大腿。

中国不再是马戛尔尼在1793年描述的“疯狂的一等汉血宝马”。过去的200年中,她经历了许多的苦与痛,她已经转变身份的核心,改变自己从一个看上去内向、落后的大国成为外向、进步的。自1978年以来,她在持续追求力量和财富方面显得既灵巧又笨拙。现在那些目标已经达到,并且中国站在了更加伟大的起点,接下来的几十年将是最为困难的时段。

                                                                                         

改变是会给这个国家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文明演进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无论是你主动地迎接变革,还是被动地等待变革。而且越当经济发展,现代经济模式与制度的矛盾将会更加凸显。变革的目标非常重要,有目的才能确定线路。尊重不会是变革的目标,尊重应当只是变革路程中的附加品,而且尊重必定是双向的,平等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中共政府提出有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变革目标和路线。

中国无论从政客还是到平民,都实用地选择中共的各种洗脑式的说辞。比如,当有人指责中国的某些不足时,她们会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某些不足实在是让她们自己都觉得有些难以忍受,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等,她们会说这是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那你到底是走了有自己特色的主义,还是走了和别人一样的道路?这就是世界上出名的中国式逻辑。现在中国民众也普遍认同官方论调,认为失去一党制会导致国家崩溃,现有的稳定局面是需要所有害怕失去眼前利益的人去珍惜的。这就如同生孩子,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伴随着阵痛,和撕心裂肺的疼痛。会有各种办法减少疼痛,而不是一直怀着不生下来,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新的生命,多么令人向往的力量。

欧阳楚荃:中国大陆独立学人)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2期,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