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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之二

2019年03月12日 国际关系 ⁄ 共 10064字 ⁄ 字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这或许是一个永远充满争论的问题,尽管近年来热度可能有所下降,却尚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刻。相信国内读者一听到战争起源问题,就会下意识地想到一套列宁式的“官方解答”,这种解答或许有一定正确性,却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同时,1914年至今人们对于战争起源问题的认识,更展现出各国人民对于这场民族国家间史无前例的大战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在此重要的不仅是战争事实上如何爆发,更是人们如何回忆、书写这场战争,它作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勾连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本次外刊扫描精选英、德、法、俄四国的有关文章(本周刊发法、俄两国的文章),其中既涉及具体史实,更回顾了关于起源问题的学术争论与历史记忆,知古鉴今,看到和平的脆弱与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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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情感与一战起源

 

整理自:Jean-Jacques Becker, 《Entrées en guerre》《Unions sacrées et sentiment des responsabilités》et《La question des responsabilités allemandes au lendemain de la guerre mondiale, l'implication des historiens dans l'expertise et l'émergence d'une école historique》

来源:Encyclopédie de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Histoire et culture, sous la direction de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et Jean-Jacques BECKER, Bayard, 2004 ;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N°39, 2000. pp. 85-94

 

经过颇为奇怪的事态演进,萨拉热窝谋杀案后,在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之间爆发的冲突几周之内就导致了法德间的对抗。传统上认为法国和德国是迫不及待地、怀着满腔热血迅速投入这场双方都蓄谋已久的战争。对于这种叙事,我们起码得重新分析并稍作修正,并将其置于欧洲框架中进行考量:因为在当时,俄罗斯、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比利时等诸国同样摩拳擦掌,甚至连遥远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人都被号召参战。因而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国家如何从和平突然进入,或者借用英文表达,“跌入”战争的?

短短几天之内,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低地国家、意大利、瑞士和一些巴尔干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全副武装。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多国家同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动员起如此庞大的民众。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国的人民大众在心理上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尤其不同于以往,他们不再是战争被动的承受者或受害者,他们会直接参与战争,义务兵役制和总动员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成了惯常之事。

7月的法国一派平静,舆论中远没有战争已然临近的氛围。在7月中旬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内阁总理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甚至出发前往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旅行,这更加强了和平氛围。另一件大事是,7月14-16日社会党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是一场学术型讨论,主题是在战争威胁下罢工运动应采取何种模式。同时战争威胁也绝非新闻媒体首要关心的话题。在许多城市,从24-25日开始,巴尔干危机逐渐在报纸中占据越来越多的篇幅,而战争临近的危险所造成的惊诧则逐渐减弱。两位国家领导人提前结束旅行,于29日在敦刻尔克上岸回国,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壮观的爱国主义游行,但纵观全国,除了爱国游行外,反战抗议游行与集会声势更为浩大,它们由工会和社会党人所组织,27日在巴黎举行的的大型和平游行便是其中典型。

在拥有法国一半人口的乡村——它未来还将提供过半的兵源——8月1日的动员令激起了广泛的惊诧情绪。但是很快,入侵的消息传来,人们最初的惊讶马上就被愤怒与保家卫国的意愿所取代。被动员入伍者很少满怀热情,但大多都已下定决心。

法国的态度显得相当矛盾,尽管报仇雪恨与夺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想法本来或许可以为法兰西的侵略性正名,但事实上这方面因素对民族的参战决心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个中原因在于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本质,它从用语上看确实很反德,但其实更多地是内向而非外向。在1914年4月的选举中,大多数选民的确没有反对刚确立的三年兵役制,但他们更喜欢左派,尤其是最具和平主义倾向的社会党,可见当时法国的公众舆论中相比爱国主义,和平主义才是主流。直到7月29日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等人还信心满满地以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说服民众、阻止战争,但事态进展地太快了。随着战争威胁逐渐明晰,社会主义最终败给了民族主义,阶级斗争让位于民族战争。7月31日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被一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所杀,这在社会党圈子外也引发了广泛的哀悼情绪,却并未引发任何风波,正如另一位社会党人所言:“他们谋杀了饶勒斯,但我们不会谋杀法兰西”。

战争最初的一段时间,“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之说在大部分交战国中都颇为流行,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1870年战争之初,那时法国短暂地出现过某种“神圣同盟”,1914年它的再次出现与普及绝非偶然(译者注:神圣同盟指偏好和平的法国左派与主战的政府之间达成的战时和解,以期一致对外)。8月4日,法国总统在给内阁成员的口信中谈道:“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将会受到她的子女们英雄般的保卫,他们的神圣同盟不会在敌人面前毁灭,今日他们已由反抗入侵者的愤怒和共同的爱国之情而亲如手足地团结在一起。”“神圣同盟”在几个月内就成了通用语,它体现了一个事实,即这场部分出于偶然的冲突几乎是一瞬间就转变为一场各国人民间的战争。它表达了全民一致的保家卫国之心,它也表明一战——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彰显民族情感是何等深刻地介入到国际关系之中。

内阁前总理路易·巴尔图(Louis Barthou)在1916年高呼道:“政见差别不见了,宗教派别不见了,阶级斗争也不见了。”事实当真如此么?相比于其他国家,法国的公众舆论更愿意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神圣同盟”的关键之处在于为了法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而暂时地把所有分歧搁到一边,这场战争不能输,法兰西民族及其地位才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团体和宗教派别彻底放弃了他们的主张,神圣同盟是由保家卫国行为而被强加的一种实践/惯例,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战争依然是一件坏事,但如果能摧毁德意志军国主义,在那里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话也还算不错,更不用说战争的恐怖必将证明社会主义所强调的人类博爱精神的价值。而正相反,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战争绝不是为了民主或者建立什么德意志共和国,战争就是一个民族对抗另一个民族,只有在打败德国人后法兰西人才能走出战争。而在天主教徒那儿,神圣同盟的妥协意味就更浓了,教会认为它受到了国家的胁迫。他们更注重战争的道德效应,期望经历战争的法国人能重拾古老的宗教信条。

因而法兰西的神圣同盟充满了意识形态上的不和谐,在保家卫国的大旗下不同的政治、宗教派别以及不同社会阶级只是共存,而非相融。不过对每个人来说,至少从道德层面上,这种和解是真真切切的。尽管第二国际已经禁止社会党加入任何“资产阶级”政府,但在8月28日社会党领袖还是宣称:“今天唯一重要的是民族的未来,是法兰西的生死存亡,我党未曾犹豫。”事后看来,“未来”的确没有辜负他们。

战争结束后,强烈的民族情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法国对所谓“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认知。尽管1870年战争的起源问题已在法国引发了激烈争论,但那场战争尚不牵涉民族存亡问题,而法国政体变革也更多地是内部冲突而非外部压迫的结果。但一战的范围与性质都完全不同,人们在战争结束前就意识到了其中区别:空前广泛的普遍兵役制、空前巨大的损失以及参战者心中的强烈的民族认同。因而很快,在每个国家,人们并非反思战争根源,而是追认战争责任,而且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思考以前是不是找错了路子。人们明白只靠官方档案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还必须转向社会心理、社会各力量的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战的起源。

但在战争期间及战争刚结束时,人们的认知还没达到这个水准。当时每个国家都认为是对方挑起了战争。1914年8月8日,亨利·贝尔格松(Henri Bergson)在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举办了一场会议,会上宣称“德国的蛮横与恬不知耻,以及它蔑视所有的正义与真理,令其堕落至野蛮状态”。几周后93位德国知识分子向“文明世界”呼吁道:“作为德国科学与艺术的代表,在这场强加给我国的、威胁我国生存的斗争中,我们强烈谴责我们的敌人试图用以抹黑德意志正义而高尚的事业所使用谎言和诽谤”。战争期间,在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的主持下创立了战争研究与资料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小册子,例如约瑟夫·贝蒂耶(Joseph Bédier)的《德国的罪行》。总体而言,当战争结束时,就德国责任问题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同质化的思想集合体。历史学家或至少是一部分历史学家会创造出一个有着不同观点的学术群体么,他们将会扮演某种专家的角色并进而创造出一个历史学派么?

很自然地,当时浩如烟海的一战研究中大部分都聚焦于军事层面,1922年出版的由欧内斯特·拉维斯担任主编的著作,在其总结部分简单写道:“德国想杀死法兰西。她残暴地发起了战争……他们十分确信自己会获得胜利,并统治世界!官员们的谎言,使得直到战争最后一刻,民众还怀抱有这样的希望:停战的消息震惊了德意志人民”。他同时强调,全体德国民众强烈的报仇雪恨之心。这种论调在当时十分普遍。大革命史家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在为1924年出版的《世界大战的政治史》所做序言中写道:“1914年,正是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的绝对专制引发了世界大战。”在书中第一章,作者们解释道,在德意志精神中一定存在一种“古老的帝国天性,它驱使着德意志试图实现——就像罗马时代一样——在她领导下的世界统一。”他们还援引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enrich von Treischke)的话作为例证,后者曾于1896年说道:“是的,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的时代。让强者凌驾于弱者之上吧,这就是无情的生命法则。”集大成之作是1919年维克多·吉罗(Victor Giraud)出版的《世界大战史》,其中收录了所有把战争责任推给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论点。

但在法国还同时存在一种相反的观点,即总统(普恩加莱)责任说。20年代一批右派作者多持这种论调,他们大多曾担任文官、军官或新闻记者,例如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Alefred Fabre-Luce)1924年出版的《胜利》,费尔南·古特努瓦勒·德·杜利(Fernand Gouttenoire de Toury)1920年出版的《普恩加莱想要打仗么?》等等。乔治·德玛西亚(Georges Demartial)从战争伊始就质疑德国责任说,并得出结论:俄国至少应该承担同样巨大的责任,战后他投入到反对德国责任说的论战中,因此被控诉“有损法兰西荣耀”,他的荣誉军团勋章也被撤销了。此事在学生中间(尤其是高等师范学院)引发了骚动,雷蒙·阿隆与让-保罗·萨特都参加了为其平反的署名请愿。不过,德玛西亚并非史学家,他的著作被专业人士认为很不扎实,充满了“强烈的偏见”。

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或许是当时唯一一位可以被称作专家的历史学者,尽管他被德玛西亚等人斥责为“官方史家”。他在战争中负伤并落下重度残疾,那时他才25岁。 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战争起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层原因,另一类是直接原因。针对后者他在1925年出版了《战争的直接起源》,其中认为战争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无关紧要,“一场推迟了的战争,通常就是一场被避免了的战争”。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史学家的并不惧怕研究“刚刚发生的”历史,同时勒努万也不满足于重弹德国责任论的老调,而是切实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同盟国并非蓄意挑起战争,但它们确实冒着开战的风险。”首先,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促使奥匈打击塞尔维亚,当时奥匈帝国领导层对此尚存在意见分歧,而同盟国都仅仅把这看做一场地区冲突,目的是为了加强奥匈的地位,英国、俄国和法国都不大会插手。当然出于同盟关系,德国领导人预测俄国会插手,但他们依然坚信英国会置身事外。其次,从7月28日开始,德国政府曾想阻止奥地利,因为它意识到俄罗斯一定会插手,而英国也很难听之任之,同时因为俄国看起来不用对开战负责,德国的处境更令其恼火。恰在此时,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Hollweg)与参谋部产生了冲突,后者主张从出现战争风险之时就应该抢占先机、马上实施战争计划,因为两线作战的处境要求德国迅速攻击法国,方便后面腾出手对抗俄国。犹豫不决的首相与威廉二世某种程度上是被参谋部“催促”着开始了战争,而且的确再拖下去一旦开战德国必将分身乏术。

上述勒努万的观点在当时明显有别于与法国对一战爆发的主流认识。在他看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当然对战争负有责任,但这场战争也不是它们主观上希冀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局势的错判强加给它们的。此后多年,随着相关论著的出现,勒努万的观点并未受到根本上的挑战,逐渐成为了官方结论。

不过他的研究还是得到了另一位史学家儒勒·伊萨克(Jules Isaac)的补充与修正。他和勒努万一样也是位负伤的一战老兵,战争爆发那年他37岁。同样对同盟国责任论持怀疑态度,他从20年代末开始以严格的史学方法重新投入对战争起源问题的研究。大体上他认同勒努万的观点,但也做了几点修正,尤其是关于法国对俄国的外交态度。通过着重研究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他强调出于军事原因法国与俄国某种程度上是不由自主地形成了同盟关系。因而伊萨克重新评估了俄国先于奥匈发动军事动员令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正是俄国的军事动员令才最终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总的来说,他否认同盟国或是协约国的单方面责任。对于在1914年是否是同盟国把战争强加给欧洲,勒努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伊萨克则对此补充道:“最起码的公正要求我们承认‘欧洲’看上去并非那么顽固。同盟国故意发起了战争,但‘欧洲’也同样主动地接受了战争,而且其反应之快连它的对手都感到吃惊。”最后他得出结论,两边都该负责,不过同盟国责任更大。

随后在不同的论著中,勒努万也修正了自己的部分观点,但是他坚持认为法国和俄国的战争决定没有关系。法国自然不可能听任俄国被德国打败,那样欧洲就得臣服于德意志。在同盟国方面,它们最初相信俄国和法国会像1908年那样放任巴尔干发生之事,但它们也同样接受战争扩大化的假设,尤其是在1914年它们的处境会比几年之后更好,因为那年俄罗斯尚未完成军备重整。严格来说,勒努万与伊萨克并没有根本分歧,它们都承认同盟国的战争责任,但伊萨克更强调协约国亦负有一定责任,尽管战争的根源依旧在同盟国一方。

在对凡尔赛条约第231条的解读上,我们还会看到这些观点分歧,该条目间接地规定了战争责任。勒努万支持该条款,认为它无涉道德层面,仅仅涉及司法层面和战争赔偿问题。伊萨克则从舆论影响角度认为该条款会被德国人看作是有损其民族荣誉的道德指控,而德意志人怎么解读该条款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可以看到,勒努万在这个问题上试图使条约的政治效应中立化,不再仅仅因为德国挑起了战争状态就把它当做侵略者。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勒努万也更加强调深层原因的作用,即各国的政策,它们对权力、地位与安全的追求,但他并未考虑心理因素以及公共舆论的起伏变动。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思考法国史学家在二战后是如何看待德国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及其弟子的论著。这位德国学者论证应由德国承担全部战争责任,这种责任与德国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直接相关。作为法国史学家的代表,雅克·德洛兹(Jacques Droz)评价道:“费舍尔十分不严谨地试图进行一项不可能的论证”,“他的部分论断所体现的鲁莽冒失与历史学家理应保有的审慎毫不相容的”。吊诡之处在于,在出版了20年代大量的“专家”论著后,法国历史学家终于抛弃了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在战时和战后不久的法国发展起来的观点!

法国史学家是否曾因此自诩为以确立官方真相为己任的专家?儒勒·伊萨克如是回答道:“我个人不倾向于宣称所谓‘盖棺论定’,我很想重复我过去说过的话:历史学并不是最高法院,甚至不是初级法院,而只是一位可怜的预审推事,永无休止地审查档案,并不断重新开始他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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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人看一战:一度被遗忘的“伟大的战争”

 

整理自: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к анализу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ролог ХХ века. М., 1998. С.60 - 61.

作者:В.И.Миллер.

 

西方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作“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而对俄罗斯人来说,“伟大”一词只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一战与二战的地位远不可同日而语。二战作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早已成为了俄罗斯人民族神话的一部分。每座城市都有烈士纪念碑和长明火,每年5月9日都会进行隆重庆祝。相比之下,尽管同样遭遇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一战在官方宣传和民间记忆中的地位都要低得多,甚至比不上紧随其后的苏俄国内战争(1918-1921)。在俄罗斯的城市中,也鲜少能见到向一战中的烈士致意的纪念碑。

这种历史记忆上的不同地位,最早源于苏联建立后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价与认知。战后的西欧人对一战的认识首先是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化的,人们将其视为本国人民的直接历史体验,无论胜败都会被当作本民族的荣耀或是屈辱来看待。这一历史认知直接导致二战成为了一战的延续。相反,苏俄建立后却很少将一战当作“我们的战争”来回忆。受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一战一直被认为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间的掠夺战争。帝俄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帝国主义野心、也为了迎合与盟友的关系而被迫卷进战争,将受蒙骗的工人和农民作为炮灰送上战场。一战对于俄国来说是一场“失败的帝国主义战争”,它只属于沙皇和他的统治集团,不属于俄罗斯人民,也不属于建立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苏联的教课书中,一战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成了俄国革命的催化剂,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受赞美的是那些反战的和平主义者,而社会民主党中那些选择支持本国政府战争立场的“社会护国主义者”则成了被批判的重点对象。

直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才开始将一战作为本民族的共同事业来理解,出现了一股迟到的民族主义浪潮。曾经被批判的沙皇和他的将军们、参与战争的军官和士兵开始被视为爱国者加以赞美。近年来出版了大量关于罗曼诺夫皇室及其高层圈子的著作和材料,将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一战被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段英雄经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谢幕。在美化俄罗斯帝国战争动机的同时,出现了一种片面地将德国和奥匈帝国视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的一战史学已经开始纷纷修正过往的民族主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更加客观多元的解释。而俄罗斯人的认识发展顺序则明显有些不同。

在对一战的关注普遍增加的同时,民众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尤其是一些让人费解的事情。例如既然明知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俄国为什么还会卷入战争?俄国在1914年是否有能力、也有必要进行这样一场总体战?统治集团对此又是如何认知的?

许多人指出了当时俄国战争能力的匮乏。例如它政治经济上的落后、采纳新技术和应对战争心理后果能力的不足等等。从帝国主义论角度分析,俄国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动力去参加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与其他列强相比,俄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开发出自身疆域人口体量的全部潜力,国内市场在原料生产和产品销售方面都能自给自足,因此并没有争夺海外生存空间的动力。在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其实还处于垄断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个阶段,因此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国际领土格局,而非瓜分世界。普遍的观点认为,一战前的俄国早已因1905年革命和政府内部问题陷入疲软,最需要的就是维护和平并推动社会改革。他们对统治集团贸然将国家拖进这样一场毁灭性战争的行为痛心疾首。

也有一些新观点,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政府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更高评价,认为俄军在实力和战争准备上已经不输于对手,海军也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还认为同俄国相比,此时的英法同样也没有做好足够的战争准备。此外,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俄国无法以孤立主义的姿态置身事外。统治集团一度考虑过在大国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做法,然而随着与德国矛盾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德奥同盟的形成,最终迫使俄国加入到协约国阵营一方。

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俄国高层对1914年七月危机的反应。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俄国首先发起了全国总动员。德国方面认为这是俄国加入战争的信号,于是主动向俄国宣战。不少德国人认为,俄国因首先发起动员,因而该对战争的扩大负有责任。然而俄国史学家却指出,俄国将军们对总动员含义的理解与德法的将军们有所不同。发起动员并不意味着就要加入战争,而只是一种合理的预防手段。因为俄国地域辽阔,军力分散且缺乏战争准备,容易被对手突然袭击。发起动员只是为了将其他遥远地区的部队调到边境线上,这样的措施对于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是具有历史传统的。动员武装力量对于俄国来说,并不意味着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德国将军们的理解则不同,他们将发起动员等同于开战。同时,对自身战略形势的危机感也决定了德国人不可能坐等俄国完成动员,一定会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占得先机。

至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俄德之间是否一定会爆发战争,同样有很多说法。邓尼金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俄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德国人长期的泛日耳曼主义观念,对斯拉夫民族的敌意根深蒂固。在德国,类似的观念最早来自于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移民中。他们将俄国的波罗的海省份视作是“日耳曼人在斯拉夫土地上的前哨站”,而即将到来的战争将是“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最后决战”。通过出版活动和与德国高层的私人联系,这些观念影响了德国的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德国的统治集团同样将俄国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和威胁,希望能肢解俄国西部边疆地区,剥夺其波罗的海及黑海出海口,从而达到彻底削弱俄国的目的。德国希望将俄国西部的芬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高加索诸民族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德国的附庸,为德国的垄断工业服务。这一计划最终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合约中得以变现。

也有人对此进行质疑,认为一战前除了俄德矛盾和英德矛盾外,还有一个冲突程度不亚于这两者的英俄矛盾。一战前英俄双方在高加索、中亚、远东和东方问题上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竞争,直到1907年英俄协定才得以缓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俄之间的利益冲突都比俄德之间更为尖锐。此外在一战前,德国无论是人员来往还是经济技术交流方面,都是与俄国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国家,与德国的战争明显是不符合俄国当时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需要的。然而最终为什么是英国和俄国结成了一个反德同盟?也有人认为,俄国统治集团一直以傲慢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大国角色,尤其在传统的东方问题和斯拉夫问题上。在出版物和杜马的讨论中也常常反应出公众的这种大国民族主义心态。在1913-1914年之际,帝俄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底线,就是从此在面对德奥方面的挑衅时将不再妥协。这种不再退让的态度将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一战曾是欧洲文化永恒的创伤,带来了持久的思想冲击和文化反思。和曾经的西欧一样,当代俄罗斯人正越来越深刻的领会到这场战争对于自己民族巨大的转折意义。这种反思有时带上了一种悲怆色彩,尤其是当20世纪的乌托邦试验终成一场幻梦时。正如俄罗斯史学家乌特金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最具意义的战争,因为战前的俄罗斯是一个样,战后则变成了另一个样。此外,数十年后,当那些曾经的错误和损失被重新认识时,一战的寄对于我们来说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了。总之,一战曾是对俄罗斯成熟度的测试。遗憾的是,尽管俄罗斯曾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尊严和英雄主义,却未能通过这一测试。”这场一度被淡忘的“伟大的战争”,正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铭记和反思。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