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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下)

2019年03月14日 中国治理, 教科文 ⁄ 共 8893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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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1918-1919年,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夺舆论的话语权,发生了三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新青年”们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但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城市青年”那里。而“旧派中的新派”,依然在“小镇青年”有思想的市场。

 

三、两代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论战

 

1918-1919年,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夺舆论的话语权,发生了三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新青年”们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旧派中的新派”开始失去原有的光芒。

 

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不过,当时的《新青年》,依然是默默无闻,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远远无法与老牌的《东方杂志》相比,与新创刊的《学灯》相比也不占上风。

 

用鲁迅的话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新青年”们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从晚清到民初足足影响了两代青年读者的“旧派中的新派”人物,其中,康有为、辜鸿铭这些保皇派到了民国初年,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只是在清朝的遗老遗少中有跟随者。真正值得重视的对手主要是“三股势力”:一是林琴南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新式文人,二是杜亚泉任主帅的《东方杂志》,三是1918年开始退出政治场域、转向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论知识实力,“新青年”们未必占优势,若论气势,那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们有九分的胜算把握。于是,“新青年”们抓住时机,发起了与“旧派中的新派”的三场论辩。

 

这三个对手当中,虽然都属“旧派中的新派”,彼此之间并无人脉上的联系,而且新旧的程度不一,年龄差距甚大,林琴南已经年过六十,杜亚泉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而张东荪,只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新旧之学差异更大:林琴南是翻译了许多西方小说的旧式文人,到了五四时期他仅有的那些西学早已褪色;杜亚泉是科学启蒙出身,对西方的思潮有精致的把握,但他的文化认同是中国的;而张东荪,则是一个与钱玄同年龄相仿的新派人物,他与林琴南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文化心理,都属于父子两代人,而且对后者颇为不屑。只是人脉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态度不同,而被“新青年”们视为非同路人。

 

最早打响的是《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文学革命初起,令自命为桐城学派传人的林琴南十分不爽,遂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批驳,其态度还是温和讲理的。“敌人”自己跳出来了,钱玄同首开骂战先河,在《新青年》上痛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随即在自编自导的“王静轩来信”中,钱氏模仿旧派文人的风格,挑起战斗,由刘半农出面,借驳斥“王静轩”将林琴南的翻译与旧学大大嘲笑了一番。六十老翁受到年轻人如此羞辱,自然心有不甘,林琴南拿出文学的看家本领,接连写了两篇文言小说,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连同北大校长蔡元培通通影射了一圈。“新青年”诸将一拥而上,集体围剿林琴南,连蔡元培也亲自撰文回应林琴南。老派文人最后明白年轻一代得罪不起,只能认错了事。

 

这一场混战,是旧式文人士大夫与新式文人知识分子的正面较量,充满了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和态度轻蔑,林琴南输在以讽刺小说代替理性回应的不明智,“新青年”们胜在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如虹。其实,读者们未必站在林琴南一边,但对“新青年”们的咄咄逼人、首开骂战也颇不看惯,多有微词。但陈独秀傲慢地公开回答:对于林琴南这种“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

 

陈独秀被胡适称为“终身的反对派”,这位革命党人出身的反对派,勇敢地反对强权,自己也更强权,容不得别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霸气,从政治战场运用到文化场域,自以为掌握天命,口衔真理,不容对手有辩驳余地,以压倒性的气势横扫千军。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张奚若对《新青年》的骂战也看不下去,在给胡适的信中批评说:“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有儒道两面,但是从底层翻上来的“游士”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党人出身的,还有闻一多所说的第三重灵魂“匪气”。在五四之前,士林之中虽然论辩不断,比如宋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晚清的洋务派与清流党的矛盾,其思想的冲突不比五四新旧之争要小,但对立双方皆是深受孔夫子教养的儒家士君子,虽然意见分歧,但还是不失风度,何况双方都有共同信仰之理:圣人之教。民国之后,天下为道术所裂,晚清尚有“公理”可言,到了五四,开始从“公理”走向“主义”,争论的双方,各有各信奉的理。理不相通、鸡同鸭讲的情形下,革命党人出身的陈独秀、钱玄同便拿出了“匪气”的一面。虽然他们不再是在社会游荡的“游士”,摇身一变为最高学府的北大教授,但身上的“游士”习气是底色不减的。

 

杜亚泉当年深刻分析过这种“游士”文化:“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陈独秀在论战中的表现,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游士”知识分子的性格。

 

杜亚泉这段话,写于1919年4月,其时他刚刚从与陈独秀的论战中脱身,深受对手蛮不讲理的战斗风格之苦,或许就是有感而发。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是“旧派中的新派”与五四“新青年”第二场缠斗。如果说第一场论辩是林琴南主动跳出来的话,那么向《东方杂志》的发难,完全出自陈独秀的主动出击。

 

其时,《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还在方兴未艾,为何陈独秀要开辟第二战场?到了五四时代,林琴南这类桐城派文人虽然传播过欧洲文学,但已经不新,在青年中影响有限,只能满足那些习惯于文言的老派士绅口味。《东方杂志》就不一样了。在杜亚泉主持之下,从民国初年到1918年欧战介绍,一方面介绍各种西洋新知,另一方面抓住时代热点,从读者最关心的欧战,到民初的社会政治,都有出色的分析与评论,知识性与公共性并重,从中年开明士绅,到青年知识分子,读者遍布全国各地,不愧为民初排名第一的读书人刊物。《新青年》要从“旧派中的新派”中夺过文化话语权,《东方杂志》是不容回避的核心对手。

 

于是,陈独秀抓住《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一篇杜亚泉,一篇钱智修,另一篇是日文的翻译),公开质问《东方杂志》。如果说与林琴南的骂战还只是文化层面的,那么陈独秀以革命党人的政治敏感,将三篇文章的性质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副标题就耸人听闻,将《东方杂志》与复辟帝制联系起来。这不啻是对杜亚泉极大的冤杀。林琴南每年还要去祭祀光绪墓,尚可勉强与康有为一起,算作保皇党。而杜亚泉,是共和制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民初写的一系列文章,皆是在为共和体制寻找精神的国本,奠定其文化与道德的基础。作为主编的杜亚泉,虽然内心有气,但在回应文中依然保持其一贯的老派士大夫之文雅,不亢不卑,就事论事,以理自辩。

 

陈独秀读了杜文之后,自知失态,将《东方杂志》的言论与“复辟帝制”挂钩,实在牵强,承认自己“一时情急”。但以其好斗的性格,依然不饶不休,发表了第二篇再质问之文。《东方杂志》极其后台商务印书馆毕竟是学界主流,陈独秀可以轻蔑过气文人林琴南(何况林又是单打独斗),但不敢对主流的《东方杂志》开骂撒野,而杜亚泉有理有节的论辩风格只能逼迫他回到知识的战场,就具体的争辩问题,与对手一一过招。之后杜亚泉再无直接回应,论战告一段落。

 

这场论战,究竟谁是胜利者?从知识与学理而言,杜亚泉与陈独秀不相上下,打了个平手,不似林琴南输得那样惨。但论战并非学理层面上的,其实质乃是争夺对知识大众的话语控制权。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杂志。前者是知识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没有特定的党派和文化立场。它像蔡元培主持的北大那样,中西兼容,新旧并蓄。清末民初是一个“公理”的时代,知识界普遍相信代替传统“天理”的,是以科学为知识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脉搏,通过知识性、全方位地介绍世界之“公理”,而成为知识界的头号刊物。不持特定立场的公共刊物诉诸的是人的理性,它让读者通过知识的了解,自由决定自己的文化态度。

 

然而,《新青年》杂志以及后来的《新潮》杂志,却是与《东方杂志》风格迥然不同的同人刊物,它们都有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战斗性强,旗帜鲜明,有强烈的阵地感和话语权意识。当传统的“天理”消解之后,而“公理”只是以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多元的知识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中年读书人固然有成熟的世界观,但对于心智远未健全的年轻学生来说,仅仅阅读《东方杂志》只是让他们的内心更为迷惘,面对复杂而相互冲突的知识,他们无从选择,更无从构成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新青年》的出现,陈独秀那种说一不二、独断论的启示式宣喻,无异为年轻人“迷乱之人心”指出了一条真理之光。对于知识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更需要的不是复杂的“公理”,而是简明的“主义”;不是多元的知识,而是一种新态度、新信仰。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战,并非新学与旧学之战,而是新学对新学的论辩。但是,对于杜亚泉来说,新学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公理”,而对于陈独秀而言,新学则是“主义”的工具。虽然早年的陈独秀常常将“主义”包装在“公理”的话语之中,又以“主义”的启示方式宣传“公理”。

 

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马上就要行动起来的青年学生需要的不仅是知识上的“公理”,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导行动的“主义”,即一种简明的新学意识形态,以此获得一个驱散内心迷惑的态度。于是,论战本身虽然不分胜负,但其后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被商务解除了《东方杂志》主编的悲剧人物,另一个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已经昭示了从晚清到民初主导了早期启蒙二十年的“旧派中的新派”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以狂飙式的浪漫主义姿态,正在取而代之,建立新的文化霸权了。对于杜亚泉、梁启超而言,他们的吃亏不在于知识陈旧、跟不上时代,只是态度与立场的“不正确”,而被年轻人淘洗掉了,虽然经过一个世纪历的诡异轮回,历史重新发现,原来胜利者多有浅薄之处,而失败者倒富有超越时代的睿智。

 

四、“都市青年”与“小镇青年”的不同态度

 

“新青年”们与“旧派中的新派”第三场论辩,乃是在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展开。张东荪是毕业于帝国东京大学的新派人物,知识上与五四知识分子完全是同构的,只是“态度上”与陈独秀们不同,而被打入了启蒙的另册。

 

张东荪看不惯《新青年》“只破坏不建设”的态度,多次对其有委婉的批评,他主持的《时事新报》与《新青年》也多有言论上的摩擦和冷战。正式燃起战火的,张东荪是始作俑者。1919年初,《新潮》杂志创办,张东荪发表评论,盛赞《新潮》新的一代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办的《新青年》不同,是以“独立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倡导新思想,而非“一味乱骂”。这一下,《新潮》主编傅斯年看不下去了,他认为张是在北大师生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挑拨离间,以与陈独秀同样的霸气回击张东荪是“似是而非不通得很”,是“乡愿态度”。张东荪讨了个无趣,发现年轻一代竟然也是“骂人派”,便反唇相讥教训这些学生切莫学《新青年》搞无价值的“纯粹的破坏”,还说了一些重话:“骂人的维新派的怙恶实在不下于被骂的守旧派,都是以为自己没有丝毫不是的地方。”“这就是帝王主义的人性观,也可以名为私塾的人性观。”

 

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中公认的学术领袖,自然不愿被研究系的人来教训,他立即敏感地将之理解为研究系的人马要与北大争夺新文化的正统,《新潮》被误读是小事,北大的新文化正统地位决不容挑战。傅斯年立即回击说:“我所以不客气者,也有缘故。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张先生是和北京大学惯作对头的,我们对他当然无所用其客气。他今天登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文,今天指明了骂,明天含讥带讽地说着。这里头虽然有一半是攻击个人的,但是攻击大学本体的,也有一半”。

 

“新青年们”与林琴南的第一场骂战尚有新旧文化(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成分,陈独秀与杜亚泉的第二场论战还多少要拼新知、而傅斯年与张东荪之间的第三轮论辩,已经全然与新旧或者知识无关,表面上是年轻知识分子力比多过盛的意气之争,实质是对新文化运动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战。张东荪曾经提到:“我自从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讲坛以后,就觉得白话是非常的却切,颇想拿白话来译高深的哲理书”。傅斯年看了,非常不爽,以为研究系是要抢白话文革命的旗帜,讽刺张的心理:“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双方的根本分歧依然是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张东荪始终坚守“不骂不破坏论”,他以瓶子与空气比喻,说假如整天摇晃瓶子,旧空气是出不去的,只有输入新文化,旧文化自然而然就消灭了。但傅斯年坚信只要打倒就传统,才有新文化。他同样以瓶子作比喻,“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进来。”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一延续了20世纪始终的革命逻辑,五四“新青年”们是事实上的始作俑者,但研究系的启蒙者们,则相信破坏不等于建设,新陈代谢,物竞天择,新文化输入了,旧文化自然就淘汰了。究竟孰是孰非,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折腾,历史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这答案的代价未免高了一点。

 

五四时期“旧派中的新派”与“新青年”们对垒的三位,他们的文化立场是有微妙差别的:林琴南要守旧,守护传统价值之道与优美的文言文;杜亚泉要调和,将中西文化“接续”起来;而张东荪则要输入新文化,至于旧传统,既不破坏,也不守护,是生是死,就让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去决定它的命运。

 

经过1918春天到1919年春天三场与“旧派中的新派”的论战,《新青年》与《新潮》名声大噪,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昂然登上了思想舞台,原来占据舞台中心的老一代启蒙者开始从顶峰跌落,步入衰运。将1918-1919年视为两代知识分子世代交替的转折点,是不无理由的。

 

不过,这一思想上的世代交替,并非一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事实上,大约一直到1925年新文化运动结束、国民大革命兴起,期间的七、八年时间,都是两代人的交替期。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观点:范式代替旧范式,并不是一两个决定性实验或重大的辩论就能定胜负,而是取决于信众,相信旧范式的人少了,信奉新范式的人多了,范式的革命就慢慢实现了。就是说,思想革命在世代更替的层面上,是以一种非革命的渐变方式实现的。

 

那么,在1918-1925年间,《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学灯》这些杂志在青年读者当中究竟各有多少信众?文化与舆论的话语权是如何易手的呢?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的青年,故对《新青年》在全国的影响,未免多有夸大。这些年史学界对地方青年的不少研究发现,到了1920年代初,“旧派中的新派”所主办的启蒙杂志,依然在中小城市青年读者当中有不亚于《新青年》的影响。简单地说,“新青年”们的信众在一、二线(京沪与风气开放的沿海省会城市)城市之中,而“老新党”们在三、四线城市(内地省会和中小城市)依然保持了其持续的影响。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都市青年”是“新青年”们的天下,而“小镇青年”则是“老新党”们的群众基础。

 

为什么“都市青年”到了1918-1919年之后要跟着陈独秀走?1918年底欧战的结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本来袁世凯的称帝、北洋政府的黑暗让人心普遍心灰意懒,欧战的结束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天安门广场的提灯游行让人们感到了一私希望,从大学教授到“都市青年”,都有了强烈的“动”的冲动,有如此心理背景,方有了第二年春天的五四爱国运动。

 

不过,要“动”的话,必须有思想作为导引。无论是《东方杂志》,还是《学灯》、《晨报副镌》,都过于理性,与青年人的内心情感有很大的隔阂。“都市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读了《东方杂志》和《学灯》之后,依然驱除不了心头的迷雾,找不到行动的方向。舒新城如此评论研究系:“梁先生等握着南北的两大言论机关--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鼓舞着一般青年,同时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不过他们对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内心苦闷所发出的呼号,而有点‘因缘时会’,所以在言论上是附和的,在行为上则不大敢为先驱。这不是他们有意如此,是被他们的‘士大夫’集团先天条件规定得不得不如此。”

 

梁启超与研究系在民初政坛中并不光彩,当过政客,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是视知识与文化为清高,对政治是颇不以为然,视为肮脏的名利场。于是,那些有研究系背景的刊物就令青年学生有点瞧不起。一位学生给胡适写信说:“我在学校并一般爱谈论时事的同学朋友中间,常常听到有人说:‘《晨报》有时常给该系护短,终久是有个替代的----清白无派的----出来,我们就要喝他断绝来往’。如此传说的人,真是累千带万,而我有时当政潮变动的时候,也似乎觉得《晨报》是绝对鬼鬼祟祟的,好像言中有物似的。但是他总有一点儿可取的地方,也不极端的厌恶他”。

 

之前《新青年》杂志并不出名,“都市青年”并未注意到他,及至三场论战、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青年》与《新潮》大放光芒,陈独秀、傅斯年身上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传统决断的意志和启示性的真理宣喻,很有一点传教士的宗教魅力,一下子让激进的青年学生们如痴如醉,心灵的碰撞比知识的滋润更能打动年轻人。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各自有魔力所在,这是读《东方杂志》和《学灯》这些四平八稳的知识刊物所无法产生的奇异感觉。在一个心灵苦闷、需要行动的时候,说理的拼不过气势,纯粹客观的知识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手。

 

虽然杜亚泉和张东荪再三警告如今新思想成为了空洞的口号和生意,但迷失了方向感的“都市青年”没有耐心听他们将道理娓娓道来,何况这些新知还是互相冲突的,需要自己并不成熟的心智去选择对错,新学的杂芜比新旧冲突对年轻人造成了更大的迷茫。他们只需要一个先知性的青年导师,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毋庸怀疑的宣示,为行动指明走出黑暗的途径。而陈独秀,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公认的青年领袖,绝非偶然,他的那些传教士的姿态、口号式的箴言,比如文学革命的三个主义(三个“推倒”、三个“建设”)、“要(如何)、便不得不(如何)”这类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铿锵豪迈,郎朗上口,感染性强,极大激发了青年学生的行动激情,相比之下,《东方杂志》、《学灯》的那种冷冰冰的理性从容,无法让人热血沸腾。晚清和民初两代年轻人曾经被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打动,如今京沪以及浙江一师、湖南一师这些一、二线城市的青年学生,则被陈独秀的启蒙宗教激情点燃,于是纷纷舍弃了不温不火的“老新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

 

不过,以中国地域辽阔、落差之大,换一个场景,就是另一番面貌了。处于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暂时未被五四运动大潮裹挟(那是要到国民大革命以后的事儿了),也对京城里的那些论战颇为隔膜,他们分不清“老新党”与“新青年”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也不理解他们究竟在争论些什么。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民国之后新学校体制建立之后,处于偏远之地的“小镇青年”吃亏很大,为了向上流动,有机会从“小镇”进入“都市”,就需要赶上潮流,吸取来自“都市”的新知。于是“小镇青年”订阅与阅读的来自“都市”的新知报刊,通常是兼容并包,无所不有:《东方杂志》、《时事新报》、《晨报》、《改造》、《新青年》、《教育杂志》、《建设》、《太平洋》、《大中华》、《教育界》等等,《新青年》并非在其中占核心地位。即使1919年以后“新青年”们在都市中风头压过“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依然对《东方杂志》有很大的好感。在沈阳一个小学校任教、并且兼任省议会秘书的东北青年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载:“人有讥《东方杂志》陈腐者,然求之国内,运命之长则无与之相等者,今年之《东方杂志》已为第十八年矣。凡办何事业者,如《东方杂志》之持久,与吾国之文化岂不有更巨大之补助哉!

 

在五四时期,激进青年多在都会,而“小镇青年”多为温和。他们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无论是解决升学,还是兴趣爱好也开始趋新,对新知识如饥似渴,但并不像“新青年”们那样,以为新与旧之间决然不可调和并存。他们所处的“小镇”环境,依然是乡土的,他们并不愿与自己的家园在情感上一刀两断,因而对传统自有一种温情所在,故对杜亚泉的中西调和论更为倾心,反而对《新青年》只手推倒传统有心理的反感。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也承认:“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当时在武汉的进步青年恽代英,也对《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有所保留,在日记中说:“《新青年》创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他也不赞成全盘推倒旧传统,认为可以利用旧思想中正确的一面,以传播新思想。没必要好奇立异,将旧思想一概抹煞。“小镇青年”虽然趋新,但大都比较温和。文学可以改良,但不必革命,新旧文化各有所长,亦可调和。

   

“旧派中的新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恐怕一直要持续到1925年国民大革命风暴兴起,席卷南方城乡,不仅“都市青年”,连“小镇青年”也被革命的狂风刺激,日趋激进化,到这个时候,不要说“老新党”,甚至胡适、鲁迅这些“新青年”也被更新的“革命青年”视为新的“老新党”了。这个问题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容当以后另外撰文研究了。

 

                                             原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出处 : 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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