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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弯曲的膝盖

2019年03月17日 中国转型研究 ⁄ 共 11524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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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胡适

 

                                                               跪的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站起来那一天开始,人类才算彻底脱离了动物。又经过二百万年的发展,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才成为高贵的人类。站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证明。天地之间,人类几乎是唯一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跪的任伺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中国人最早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四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七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第二种是尊重。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第三种是祈求。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在负罪清求谅解时也会以跪来显示诚意。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就属于的道歉认错。第四种是羞辱。如果说前三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四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使下跪者显示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三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再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已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如引领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还发展到乞求,差辱的意味开始变浓。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 
  

人是一种尊严动物,用盂子的说法,尊严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或者说是本心。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尊严的确立,形成了中国的“礼”,中国传统其实是一种礼教文明。对中国古人来说,“礼”首先是一种文明和秩序,但并不必然象征着不平等。在礼文化中,尊严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尊严,有时候尊严必须用生命来换取。“礼”是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反暴力的,但却常常需要用暴力捍卫“礼”。《史记》中记载了一段“礼”与暴力的遭遇:因“怒发冲冠”、“完璧归赵”而成名的蔺相如,“跪请秦王”,亦不能打动其心,“秦王不肯击缶”。但当蔺相如怒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在暴力面前,秦王终于认输了。这证明了一个道理,至少在死亡面前,人类是平等的,生命也因此而显得高贵。 
  

一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长,则会死亡;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对人类来说,死亡常常体现了最后的正义。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人奋不顾身,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人的高贵和权力的无耻。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礼的时代,也是一个暴力时代,这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出处。尽管“春秋无义战”,但那时的中国是正义的中国,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当其之时,即使贵为国王太子,对“国士”亦当以礼相待。《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 
  

《战国》中有一名篇《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剌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几乎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礼教不仅强化了这种贵贱等级,也强化了权力的本身。

 

                                                     膝盖的进化

  

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因为制作一块平整的木板极其艰唯。在春秋战国之前,连铁器都尚未普及,更何况家具。当时中国人坐的标准姿势,实际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释名》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阢也。”正襟危坐实际就是跪得笔直,以示严肃。孔子说,“席不正,不坐。”古人的坐,其实就是跪在席子上,所渭“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即为跪拜。 
  

跪在礼仪中并无屈辱含义,只表示礼节与尊敬,臣拜君,君也还拜;礼尚往来,体现了一种平等。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唐朝的胡床传入。随着佛教的兴盛,盘腿坐逐渐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后,木工工具已经完备,家具式样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脚的踏板,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东坡椅”。从《韩熙载夜宴图》可以得知,凳子和椅子类的坐具巳经非常普遍,彻底改变了当时人们生活,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汉唐时代的床类似现在的凳子或沙发,坐在这种“床”上叫做“踞”;与正式的“跪”坐相比,“踞”坐是极为不雅的行为,孟子甚至因为妻子踞坐而想要休掉她。《史记》中记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在当时,踞床见客是极其无礼的,更何况还在。由此可见刘邦是多么缺乏教养。 
  

事实上,物质的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文明。“礼”兴起于春秋时代,然而“礼”的基本原则却是“尚往来”,文明必须相对于文明才有意义。“礼贤下士”是中国“礼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实际上直到盛唐时代,臣下对君主施礼,君主也是要还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汉刘邦为了聘请穷书生韩信,需要斋戒沐浴更衣,筑台拜帅,才能显示其诚意。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一个“山野村夫”,更是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古代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乡”本为“饗”,《说文》释义曰:“饗,乡人饮酒也。”《礼记·乡饮酒义》载:“乡饮衲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也就是说,在传统饮酒礼中,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乡饮酒礼”在汉以后消失,但后来所谓的“三老五更”其实也属于乡饮酒礼的传承。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北周武帝在太学对于谨等元老大臣举行“三老五更”仪式。《周书》记载,于谨等入席而坐,“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吃毕饭,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鼗,过若豪釐,而既已备之也。”(刘安《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唐宋之际,椅子逐渐普及,中国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礼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时,人际之间巳极少用跪礼,包括臣见君,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跪,作揖即可。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

  

《资冶通鉴》记载,唐朝初创,李渊建议官员们与他一起商议政事时,平起平坐,直呼名字即可;结果遭到刘文静等大臣们的反对,他认为这样会乱了君臣纲常。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朝皇帝常常请大臣们进宫,参加皇室御宴,与普通人家的家宴并无不同。宋仁宗时代的一次朝会中,寇准对皇帝出言不逊,皇帝气得拂袖而去;寇准竟然冲过去,抓住皇帝的袍子将他拽了回来,直到朝会结束。仁宗亦无可奈何。 
  

《宋史·唐介传》记载,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指责仁宗用人不当,说文产博乃“因贵屺而执政”。仁宗很生气,要罢唐介的官,唐介回道:“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后来唐介虽遭貶,但却得到举国赞誉。仁宗怕唐介想不开,专门派出宦官,一路陪伴他到英州就职,不久又提拔到知谏院。 
  

在今天人们印象中,那种动辄跪倒磕头的屈辱场面,始自蒙古征服的元朝。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从崖山之后彻底结束。 
  

文天祥被俘到元大都,元帝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翻译命他跪下,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拒不下跪。《元史》载,臣下向皇帝表奏时,需要“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这一跪拜制度强化了君尊臣卑,后为明王朝所承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流风所至,官吏不仅要跪拜皇帝,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也必须跪拜。 
  

明朝结束异族统冶,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华传统,大兴官学,特别规定为师者在府学见上官,可以拜而不跪。只是后来官风日坏,士人为五斗米折腰,斯文扫地。海瑞初入官场,朝廷任命他南平教谕(学官)。御史到学府视祭,作为下属的学府官吏都跪地拜见,唯独海瑞只作长揖,御史疑惑,海瑞解释说:“如果去史府拜见,作为下属应该行跪拜礼,这里是学堂,师长教学生读书的地方,不应该下跪。”作为官场的另类,海瑞因此事留下“海笔架”的龔故,左右皆跪伏而他种立,如同笔架一般。 
  

明清时期,虽然有师道尊严.但侍读的大学士给皇上或太子讲课时,仍然必须下跪,根本没有站的资格。纪晓岚就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下跪,而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训斥。 
  

明朝继承了许多蒙元的陋习,比如臣子上朝时站立、奏事时跪下。《大明会典》记载:“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在跪的基础上,明朝还继承了蒙元帝国野蛮而极具差辱性的笞杖.而且这一惩罚并不对士人豁免。“笞杖最易激起的是人的耻辱感,古代刑法专家早就指出,使受刑者感到耻辱,正是笞杖惩罚的内容之一。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耻辱感原本是人类最需呵护的宝贵品格。然而,在当时政治家看来,笞杖是小人之刑,对于贱民,用不着谈什么尊严。”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常常对于恶棍和正直之士使用相同的刑罚。可以想象,如果唐介在明朝做的御史,他倒不一定会死于鼎镬,但多半会被死于廷杖。正德十四年(1519年),“谏南游”的168名大臣遭到廷杖的刑罚,其中15人被活活打死;嘉靖四年(1525年),因为“争大礼”,又廷杖134人,杖毙17人。 
 

明朝尚不乏逆龙鳞的直臣,而到了清朝,满朝大臣,就已经尽是唯唯诺诺的奴才了,“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清袭明制,在跪礼上更加变本加厉,变五拜三叩为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礼,甚至朝贡之国觐见之时也要如此。清代皇帝与大臣议政,臣必须下跪。大臣上奏也必须“跪,口奏某事几件”。御门听政,众臣跪在硬地上,“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是半天。明代君臣议事,还只是奏事者下跪,其他人站着;满清皇帝召对,则所有大臣都得跪倒在皇帝脚下,“朝见长跪,夕见长脆”。 
  

唐宋时皇帝坐着,大臣站着,身体不好的,往往会站得头晕眼花;到了清代,大臣就不乏跪死的。清人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过七旬的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因为奏事,在养心殿跪了很久,起身站立时,踩住了自己衣袂,一下子仆倒,头撞在乾隆的御座上暴卒。 
  

这样官高位重的的一品大员,竟然因为下跪而死在皇帝面前。这30多岁的乾隆无比感动,下诰敕五道,谕祭、谕葬,并赐刘于义谥号“文恪”,大有号召全国学习其“跪得伟大,死得光荣”之意。曾亲眼目睹刘于义最后“壮烈”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赞曰:“刘相公今死得其所矣!” 
  

晚清时代的“帝王师”翁同穌,每日在家里练习三跪六拜九叩头,几乎把跪拜当成了广播体操。恩科状元张謇刚做翰林时,和全体京官迎接慈禧太后,在路边跪了半日,偏赶上风雨交加,个个都变成了泥母猪。张骞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家创业,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的实业家。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干脆投奔了革命党。在蔡元培看来,尊严要比生命更珍贵,何况面包和富贵。 
  

元、明、清三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几乎被彻底打垮。明清时期,以椅子为代表的中式家具达到巅峰,讽刺的是,正因为椅子的普及,跪这种身体出言也被发扬到极致。在没有家具时代,人们可以坐着;如今,坐却成为一种特权,跪成为常态。庙堂之上,只有杈力最高的皇帝可以坐,因此便有了“坐天下”之说。据说乾隆皇帝读史书,看到“三老五更”之礼,想试一试,马上遭到大臣张廷玉的反时——皇帝向臣子行跪拜礼,做臣子奴才的哪里受用得起……

  

椅子时代以前的皇帝,臣子跪拜,自己跪坐,因为自己双膝着地,也就意味着自己并没有比臣子高出多少,因而就能压抑住自己内心的自尊与傲慢;而在椅子时代,皇帝整天面对着一群对他行自我贬损的跪拜礼的臣子,自己则垂足而坐,像个大爷似的。这巨大的不平等,使皇帝的自尊心得到巨大满足的同时,也越发地傲慢起来,自我意识中反复提醒自己:天下准我独尊,我比臣子们高出不止一等,而是千万等。天长日久,皇帝们就会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狂妄,越来越傲慢,自尊心也就会越来越膨胀,在受用臣子们的卑贱的同时,为了满足更加膨胀的自尊心和傲慢,皇帝就会加强这种礼仪的卑贱性。(澹台卓尔:《椅子“改变”中国》)

  

明清家具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极大的心理慰藉。以坐具为主的明清家具,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圣物。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坐成为一种奢侈品,坐是一种极为高贵的人生姿态。罗素曾说,自从人类发明了奴隶制,有权势的人就以为,他们的幸福可以通过给他人造成痛苦来获得。人们对坐的敬畏和崇拜,最后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这种恋物癖导致了极为诡异的明清官帽椅文化和太师椅文化换言之,一个跪着的人群对坐的羡慕,最终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

 

                                                    马戛尔尼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崛起,不如说是精神财富的崛起。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民主革命,他们将人类政治文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793年,刚刚进人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试图让东西两大“世界帝国”联手,创建一个WTO式的世界贸易休系。中国最完美的皇帝乾隆对此非常重视,指派和珅专事接洽,结果双方为了下跪问题僵持不下。中方一定要英使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认为三跪九叩表示英国臣服于中国,因此断然拒绝。 
  

公元前481年,斯巴达人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面见波斯王薛西斯。他们此行是为了给11年前被其斯巴达同胞抛下山谷自寻“水和土”的波斯使节偿命。虽然命运未卜,但当卫兵要求他们匍匐下跪时,他们毅然拒绝了。 
  

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种对世俗权力下跪的文化。“希伯来、希腊文明传统下西方文化中的膝盖,一直警惕世俗的恐吓与侵蚀,只谨慎但虔诚地跪拜于其神圣的上帝或三位一体的耶稣面前,通常只跪彼岸不跪此岸。如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所言,他们没有给凡人跪拜的习惯。希腊人、罗马人跪拜的是超越尘俗之上以宙斯(朱庇特)为首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不跪国王,不跪执政官。这些传统都导致了他们信仰眷顾的人格自守、人格平等的自由精神。”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每人按自己的身份就座:国王坐扶手椅,王储坐靠背椅,王族坐加高的凳子,大公和重臣坐普通凳子,公爵坐折叠凳,朝臣们坐方垫子。 
  

为了不辱使命,马戛尔尼一度表示,愿意向中国皇帝叩头,但是要求中国官员也要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叩头,以表示平等。这同样遭到中国的拒绝。最后乾隆选择了非正式的接见方式。马戛尔尼在觐见时,行的是单藤下跪的英国骑士礼——中国传统上称为“雅拜”。因为下跪问题,双方不欢而散。从1656年到1795年的140年里,俄国、荷兰、葡萄牙、罗马教皇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派遣使节觐见情朝皇帝达17次之多,马戛尔尼出使可能是唯一没有行三跪九叩礼的一次。乾隆皇帝的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了。远涉重洋浩浩荡荡的英国使团,除了花费掉东印度公司的8万英镑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二十多年后,英国又一次派出外交使团来访,仍然希望与清朝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嘉庆专门颁发圣旨道:“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英国人还是像上一次一样拒绝下跪。在正式会见前夕,负责外事接待的国公和世泰,竟然采取中国惯用的强制手段,在圆明园硬是摁着英使下跪叩头。这个无耻无畏的“丑闻”使这次中英会谈彻底失败。作为这两次失敗和屈辱的外交使团成员,斯通爵士在后来英国议会决定是否与中国开战时,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刘再复说:“世界让他跪着的时候,他却要站起来,这就是人;世界让他站着的时候,他却要跪下去,这就是奴才。”从前是大清要英国下跪,英国不跪,后来大清却给英国跪下了。英国满怀希望两次跑来敲门,但大清始终拒绝开门,然后英国就把门给踹开了,甚至是把门也踹掉了。这场为了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通商战争被中国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几乎都是当年马戛尔尼谈判时提出双方平等共享的商业利益,对鸦片只字未提。 
  

1860年,又是圆明园,英国使节巴夏利被孔武有力的僧格林沁摁着下跪,最后引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报复性行为。罗素曾经就此事评论道:“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从那一段历史来说,中国的一切,最后都凝聚到一对折断的膝盖下。跪或者被跪,被权力绑架的人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平等。这场因下跪而引发的灾难以《天津条约》而结束,行免冠鞠躬礼的“国际惯例”被写入条约。同冶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举行亲政大礼,俄、英、法、德、美等国驻华公使联名发出照会,要求以“国际惯例”参见觐见。这让天朝又恨又怕,恨其“破坏祖制”,怕其再度开战。最后御史吴可读以“阿Q胜利法”帮助天朝完成了历史的考验——

  

洋人无异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能使其行,不为朝廷之荣;不能使其行,亦不为朝廷之辱。各大臣以为不能使各国使臣从中国之礼,为中国之羞;臣窃以为,使各国使臣行中国之礼,反为中国之羞。

  

这次觐见之后.官方的《京报》报道说,英国公使虽然没有下跪,但在中国儿童皇帝的“天威”面前,“五体战栗”、“双手颤抖”、“双足不能移动”、“汗流浃背”云云。恭亲王教训这些洋人“禽兽”说:“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在此前相当一段时期内,很多中国官员甚至认定,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林则徐在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们只长于海战,但膝盖极其脆弱,“一仆不能复起”,白来送死。讽刺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与瓷器从来都是同一个词:China。 
  

在著名的童话《绿野仙踪》中,有一个“脆弱的瓷器(China)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人也是瓷的。多萝西和地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来到这里,惊恐的瓷牛踢翻了瓷桶,撞倒了瓷女孩,打烂了瓷宫殿……多萝西同情地说:“它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中国历史常常将稳固的统冶称为“铁桶江山”,不怕内部折腾,也不怕外部打击;但实际上,中国从来都是一只瓷器。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只是分子间的结合很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对这种“瓷器”,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击打,还是来自外部的震荡,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孙中山说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因为散沙无论如何是无法挑战瓷器的。尽管瓷器很脆弱,但对散沙而言也强大无比。这种畸形的稳定并非因为“杯具”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 
  

一个世纪之前,梁启超批判腐朽的清朝:“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回看历史,不能不感叹百年如一梦。

 

                                                 跪的隐喻

  

哲学家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精神的生命。肉体是兽性的,精神是神性的,而人就是半兽半神的自然杰作。只有这两个生命都健康,一个人才会享受健康的人生。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他不仅懂得捍卫自己的肉体生命,更懂得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甚至有时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这就是“舍生取义”。对精神的神圣捍卫,体现了人脱离动物层面的伟大意义。一个失去精神生命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行尸走肉的动物而已,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内涵。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认为,中国人几乎没有超越肉体阶段,从而获得精神生命。对“苟活”的人来说.精神生命从来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仅靠肉体生命,他仍然可以活得无比滋润得意。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反抗不平等的历史,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句响亮的口号:“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当年武训为了办学,行乞下脆,成为中华圣人。下跪本身不是野蛮,或许还是一种文明。但如果作为现代文明,至少下跪的最终诉求应当是一种尊严和平等。 
  

人类是需要治理的,但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地方,人们开始只愿意服从专制主义”;对愚昧时期的人类社会来说,“平等合作远比专制难以实行,远不及专制符合人的本能”。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就是恶的平方;用马克思的话说,“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俗、文稚、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 
  

权力统治只能依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和智力脑残,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和骨气、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和勇气,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这就是朱学勤所说的“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就这样,“人”被消灭了,正义也就被消灭了。 
  

清代的女真统治者以剃发和下跪,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反过来,剃发和下跪也成为一种传统的羞辱性惩罚行为。文革时期,剃头之风席卷中国,无数“四类分子”被剃为光头,连女人也不例外,有的甚至被剃成为阴阳头;而下跪则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狂欢,革命小將们还发明了“坐飞机”等各种跪法。 
  

在一个侏儒的国度里,一个正常人要么下跪,要么就必须锯掉双褪。经历过那个疯狂时代的王小波,用他的黑色默解构了中国式的下跪,甚至从中发现了SM的隐喻:

  

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像有这么性感的姿势——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权力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在无坚不摧的权力面前,人的一切尊严都被席卷一空;人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下跪将人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去,留下一个貌似人的低等动物。如果说强者对弱者的容忍是一种美德,那么弱者对强者的容忍只是一种苟且。一般而言,权力社会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先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乌托邦般的天堂理想,从而诱发狂热;而狂热则导致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最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变成玩世不恭、麻木不仁的犬儒主义。 
  

吉卜赛人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在我死后,请将我站立着掩埋,因为我跪着活完了一生。”对有些人来说,虽然身体已经直立起来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没有进化到直立行走。一双双跪倒的膝盖,正映照了当下社会的残酷与冷模.折断的膝盖并不能换取一丝同情和悲悯。 
 

如果探究一下家具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都是极其贫穷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无数失地农民涌进城市,他们像动物一样,在地上铺上干草,就可以睡觉,而很多人甚至连干草都没有。锯子在欧洲出现得特别晚,直到中世纪晚期,贵族们才可以得到平整的木板,用来做珍贵的家具。在煤炭和石油发现之前,衣、食、住、行等等,全部依賴阳光下土地的生长,再加上燃料问题,更使木材在全世界都极度短缺,因此家具从来都是奢侈品。 
  

随着家具在近代的普及,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蹲的传统,与西方人一样学会了坐,甚至连出恭也可以坐着处理,因为有了抽水马桶。恰恰是在这个家具普及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跪的回潮,“下跪事件”层出不穷。这让人想起,明清的椅子文化繁荣之下,中国的流氓和精英们同样将下跪文化发扬到极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亳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决定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他还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跪在市府前清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基于陨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令人羞耻。然而历史总是一遍遍地重演。 
  

在此之前的“三·一八惨案”中,“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周作人先生说:“当灾唯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从这一点来说,段祺瑞是可贵的。因为无知,所以恐惧;因为懂得,所以悲悯。

  

                                                                 本文选自《历史的慰藉》

       出处 : 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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