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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 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幻想?

2017年05月25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21301字 ⁄ 字号

题记:我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严厉批评,并不是要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妖魔化,相反,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共产主义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新事物,它是深深嵌入基督教核心的一个西方文明基因。早期基督教在教义上和实践上都曾热烈拥抱过共产主义,虽然后来被主流教义边缘化了,但这个基因从未消失过[1]。中华文明与此大不相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最类似共产主义的所谓“大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也只不过是远古时代到处盛行过的宗族互助而已,与“共产”没有半点关系。

马克思不信基督教,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教义,并且像最虔诚、最狂热的教徒一样笃信,然而,我们可以从多种马克思传记中了解到,马克思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并没有经过任何理性批判和科学论证过程。这就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是科学?科学和信仰至今不仅不能兼容而且严重冲突,西方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现在也没能让两者并行不悖,马克思是如何做到既信仰共产主义而又声称他的理论是科学的呢?

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不首先破解这个核心秘密。

 

什么是科学

 

“科学”与“民主”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树立的两大主神。但是,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却人言言殊,歧义纷繁。

为了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自十九世纪末叶逐渐发展出一门哲学分支——科学哲学。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哲学不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居于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笔者的导师于光远先生是我国最早看到科学哲学重要性的党内思想领袖,六十年代就在“科学方法论”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名目下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门学科至今仍然“锁在深闺人未识”,仍然是极少数专家从事的哲学冷门。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除去少数极端国粹派,今天恐怕没有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会反对。按理说,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应当是每个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然而事实上,作为基础教育的反倒是十足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伪科学,理由请看后文;这个可悲的现实不改变,“创办一流大学”的宏愿只能是痴人说梦。

 

 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成果极为丰硕,哪怕只是作最粗浅的介绍,也要写一大本书。但它如此重要,完全不谈又不可能。本文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小部分——“划界”问题,作为本文论述逻辑的方法论基础。

所谓“划界”,是要回答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以及反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因为,“科学”或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劳动成果;“科学方法”就是他们创造这些成果所使用的工具。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从客观存在的科研活动这一事实出发,总结和概括出其中的普遍规律。

可以说,科学方法就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逻辑-数学方法和观察-实验方法三者的结合运用;也就是说,从“问题”出发(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理论自身的“内部问题”,还是理论和研究主体、或者理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有目的地通过观察和试验搜集相关的经验事实、数据资料,然后,根据前人积累的理论成果,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大胆推测,提出理论假设;接下来,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演算建构理论体系;最后,根据从理论中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和事实作检验,从而得出初步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判定”不是一锤定音的,要通过对理论的反复修改、反复检验;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公开发表在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供一切有兴趣的科学家严加批判。

如果所有这些检验都通过了,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暂时称之为科学真理。“暂时”的意思是,这个检验工作永无尽头,再高明的理论也随时可能被新事实、新发现、新理论所纠正甚至推翻。人世间没有百分之百、永不会错的科学真理,“真理”永远是概率性的,永远只是“在多大的可能性上”为真。

 

这一套科学家共同遵循的工作方法、程式、规则和职业规范,就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范式之有无,库恩认为,就是科学和哲学、宗教、前科学以及其它种种非科学学说、理论、主义(比如我们的诸子百家,比如中医)之关键区别,亦即划界的标准。反科学根本反对科学及其范式;伪科学则不遵循该范式,却自我标榜为科学。

波普尔提出“证伪”作为划界标准,以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对波普尔“证伪”标准又做出一个重大改进,从理论自身(理论是否逻辑自洽?是否“符合”事实或可证实可证伪?等等)转向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究竟哪种理论更“真”或更“好”,就要看它们相互竞争和比较之下,哪个更简洁优美、更方便好用、更有解释力、更有预测力,等等。

 

马克思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

 

除英国经验主义之外,西方文明当中影响极为深远的另一大流派,是和当代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一头一尾——从经验事实开始,以经验检验结束——这个经验主义程序(毛泽东的说法叫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立的。这个流派,就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经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到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唯理主义(理性主义)哲学,所谓“欧陆理性主义”。

这套唯理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认为通过观察、感官感知的 “经验事实”(“现象”)毫不重要;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虚假的、骗人的、不“真实”的,只有凭借理性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实的“本质”;而逻辑推理,就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从无可置疑、理性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出发,作演绎逻辑的推演,最后建构出一个无逻辑谬误的理论体系。

唯理主义哲学家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把理论的“纯形式”(逻辑—数学)和“经验事实”(现实内容)两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从经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形式——逻辑和数学成了永不会错的“本质”,经验内容本身反倒成了虚假骗人的“现象”。

这个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不了解“逻辑”(和数学)的本质,而这个不了解的原因又是由于不了解欧氏几何的性质。这个错误可就犯得太大了,从中导致了波及人类知识每个重要领域的巨大谬误,以至于帕斯卡老早就讽刺说,“没有任何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是没有被历来的(西方)思想家提出来过的”——括号中的“西方”两字是我加的,加上这两字才符合事实。简而言之,这等于是把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和思惟产品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全部都归结为逻辑了!把这三者都等同于一个逻辑结构,就是我所说的“泛逻辑主义”。我们拿波普尔的“世界1,2,3”,和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作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科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和黑格尔纯思辨(幻想!)的、完全不顾现实内容的抽象概念的游戏,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不是从经验事实(现实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出发,而是从某个或某些任意选择的纯概念的定义出发(或者如中世纪经院哲学那样从“永不会错”的《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出发)做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由于(1)初始(基本)概念选取的无限多样性,(2)概念定义的多义性、含混性和任意性,以及(3)概念和概念之间意义关联的多义、含混和任意性,于是,表面上看这种逻辑推演是合逻辑的,实际上却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学术的或专业的逻辑标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些局限尤其显著);又由于它们和现实世界完全脱节,也就不具有经验的(“实践的”)可检验性。于是,检验科学理论之真伪对错的两套标准: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性、简洁性……等等“内在标准”,理论与外在现实、经验事实的关系(相关性、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外在标准”,对这些“理论”就统统不起作用,而这就意味着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理论,而是非科学;如果它们还自称为“科学”,那它们就是伪科学。

 

举例说,黑格尔本人是个笑话百出的科学外行(不妨读一读他的大作《自然哲学》,或者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引述),完全不知道科学方法为何物,很自然的,黑格尔哲学只能是非科学,其“逻辑学”处处违反逻辑;马克思主义则一部分是伪科学(不可检验、拒绝检验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否证的错误理论(其预言被事实批驳了的部分,如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越来越成为两大阶级的斗争、冲突和总决战,无产阶级专政是向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过渡,……等等)。

西方近代欧陆唯理主义哲学当中,其反经验主义、脱离现实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康德就是其中最“亲经验主义”、最富于科学精神的一位,而黑格尔却恰恰是在“科学性”这个方面对康德的大反动、大倒退——向空疏无意义的经院哲学的回归和倒退。我这篇小文无法对辩证法做全面深入的清理,在此只能仅限于提请读者注意两件事实:一,除前苏联等共产党国家外,所有一流科学家都完全不理会辩证法,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辩证法毫无关系,绝少有例外;二,伯恩斯坦曾经非常恭敬地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呈给爱因斯坦,请他提意见,被爱因斯坦(很客气地!)完全否定。

非常不幸,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玄想(幻想)式“方法”之上,这从马克思的成长背景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马克思的早年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丝毫不变——把黑格尔“辩证法”绝对理念演进三段式直接套在历史演化上,搞出一套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推动“社会基本形态”革命变动的进步主义“历史必然规律”,然后,再用后半生的“经济学研究”往这个黑格尔式理论骨架中填充血肉。这套黑格尔式研究路径,和科学方法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受教育的环境对于培养科学思惟十分不利——欧陆哲学是反经验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则不但反经验主义,其“辩证法”还从根基上破坏科学方法的逻辑核心,公然主张矛盾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矛盾是宇宙的“本质”、运动变化的根源!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只修了哲学和法律课程,下功夫最多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直到晚年才开始注意研究自然科学,而当时的自然科学以今天的眼光看基本是牛顿机械论、决定论的天下,各门社会科学更是根本还没出世。就算他是个超天才,马克思也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掌握现代科学方法。

塑造了马克思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妨说就是黑格尔哲学加法国大革命(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德国头脑加法国心”)——反科学反逻辑,加政治激进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虽然是个国际主义者,对德国当年的野蛮落后深恶痛绝,但弥漫在德国学术界的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深层心理仍然深刻影响了马克思:既自卑又傲慢,对英国等先进国家的异已、疏离、批判和敌意,一心想要靠一套灵丹妙药后来居上,等等,都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如出一辙。马克思为什么对黑格尔辩证法如获至宝,误以为那是科学方法的顶峰,中国人为什么迷上马克思,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可不可以按照科学方法的规范,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一套假说看待,从而使其变得贴近科学一些呢?很遗憾,这仍然行不通。一则马克思本人从不认为他的学说只是假说假设、其真理性有待事实检验的意思,更致命的是,他还用许多典型的伪科学手法来拒绝、逃避科学检验,其中最有害的一种手法,就是“阶级性”——凡是批评、反对他的理论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

马克思不承认有什么可以检验或约束他的“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相反,因为政治上过于激进,他大学毕业后谋教职不成,就不得不选择作为一个学术边缘人自外于整个科学共同体,以极端傲慢的姿态完全拒绝来自主流科学界的任何批评检验。马克思本人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也就因此而自我隔绝于科学主流之外;由于缺乏和一流学者的相互交流、激励和批评讨论,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就只能是门外汉、自学者和边缘人的水平,甚至更糟。

 

照马克思妄自尊大的自我定义,他的理论由于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目标”、和“历史必然规律”、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和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最高真理……根本是一个东西,他马克思又怎么可能错,怎么可能不是最高的真善美的体现?就这样,马克思成了人间俗世的活上帝,和这个人间上帝作对的——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行动上——所有人,又怎么可能不是全人类的凶恶敌人?

十足可悲的是,整个这一大套用辩证法“推论”出的庞大理论,其推理环节没有一处是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环节是对的;中共改革开放前各共产党国家的实践更是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灾难性错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全都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各出奇招,强令全民按照他们的万能设计彻底改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性,由此造成的浩劫巨祸堪称无与伦比。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直到1883年死去,整整16年间马克思再也没有继续以后的写作——几乎一字未动(也有个别研究者说1870年以前马克思对第二卷做过修改[2]。他是把《资本论》当做毕生最重要的著作看待的,怎么可能就这样把它丢到一边去了?身体欠佳?革命工作繁重?难以置信。不管怎样,写到地租理论部分时,他已经发现自己掉进了混乱的陷阱,无法自圆其说了,以至于无论何人催促他完成《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都要大为光火。其实早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参见庞巴维克),马克思在经济学“边际革命”刚刚出现时,就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为此大受打击,以至根本写不下去了。有人曾经问马克思,您的著作写得怎样了?他苦恼地反问:什么著作?

真正可耻的是,他和恩格斯居然把这件事实完全隐瞒了!

 

从经济学的发展史看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中人,而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综合——是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创立,20世纪50年代到达顶峰,然后又在这个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深化,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理所当然对其一无所知。你可以说这不是马克思的错,但你无法否认,马克思过于老古董了,而且是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落后于经济学发展的脚步。

比无知(不管是不是马克思的错)更致命的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目的和经济学主流是截然相反的。经济学主流要回答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功能何在,以及,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有这样的功能?答案是,市场是高效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繁荣和财富创造的最优机制,其机制是……等等等等一整套科学解释。马克思则早就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前就用伪科学的辩证法“推导出”市场经济(他称之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非正义工具,在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怒潮冲击下必然崩溃、灭亡、被共产主义取代;他的全部经济学“研究”,就是在为这个“历史辩证法”、“历史必然规律”做脚注。

十月革命前列宁还满脑子马克思式幻想,以为共产主义的经济无非就是个极其简单的“会计簿籍”问题,每一个普通工人都可以胜任,哪知道现实和马克思的伟大教导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他才发现,对于经济如何建设,“从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一个字的说明”!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篇幅所限,我这篇短短的小文对马克思的批评只能是挂一漏万,要想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错的,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原因之一在于,不管马克思错得多么厉害,他毕竟是一位思想巨人,其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任何人不花费大半生去精心研究,是不可能窥其堂奥的。历史又是如此吊诡:越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一旦出错,其危害越是巨大。

换个通俗说法是,撒谎撒得越大,越能让人信服;如果是弥天大谎,那就足以横行天下了。有人认为,人类是唯一一种特别愿意相信巨大谎言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邪教、法西斯和各类流行“天王巨星”永远比科学真理更能赢得广大信众狂热追随的原因所在——抱歉,我只是转述,信不信由你,要是信错了,罪不在我。

 

马克思主义是宗教

 

不错,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为救世主的世俗宗教。马克思和他的忠实信徒列宁虽然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十足吊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都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崎型、扭曲、颠倒的翻版:

 

上帝=历史必然规律,救世主耶稣基督=马克思,《圣经》=《资本论》,教皇=总书记,教士=共产党员,上帝的选民=无产阶级,魔鬼和异教徒=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原罪=私有制,末日审判=无产阶级专政,宗教裁判所=“思想改造”、克格勃加古拉格,消灭异教徒=阶级斗争,圣战=世界革命,耶路撒冷=莫斯科,天堂=共产主义,地狱=资本主义……每一样要素,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

 

这套惟妙惟肖的照抄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养育了他的基督教文明的一个自觉的、激烈的、极端的批判者和叛逆,一个如假包换的文明虚无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这是一切革命分子的通病,概莫能外),但是,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他仍然从内心深处浸透着那个文明的精神和本质。

 

可别小看了这套俗世宗教的伟力。毛泽东(和林彪)都高度重视“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这正是对共产党成功经验的精彩总结。没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取政权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共的历史经验不支持经济决定论。毛泽东进城后犯下的一系列每况愈下的错误不是源于什么“唯意志论”,恰恰相反,是教条主义;正是由于在进城之后越来越深地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之中,越来越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且坚决拒绝改正(其信心正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才会一错再错、越错越厉害。

马克思主义大有助于共产党的成功,这丝毫不能说明它是科学,或它是善的、合乎道德的。宗教可以和科学毫不相干,而实践的成功与科学检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这些重大的认知误区都应当仔细地加以澄清,但本文不能再多谈了,只能就“马克思主义是种坏宗教”再简要谈几句[3]

 

首先,好宗教是劝善的、慈悲为怀的,教世人相爱、互助、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完全相反,大肆鼓吹和煽动仇恨(“阶级仇,民族恨”)、斗争,教人相互为敌,专门制造不和谐——直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完全实现之前,仇恨和斗争都是天经地义的最高尚神圣之事,而且,斗得越凶狠,共产主义来得越快——因为矛盾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其次,好宗教的天堂、天国是完全超越性的,与人的生物性、物质性生命,与现实、现世的俗世生活完全隔开、迥然不同。好宗教根本否认任何“人间天堂”的可能性,天堂只在天国“彼岸世界”之中——你可以坚持说,这无法证明;然而,它也无法否证!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正相反,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间天堂,断言说那是由“历史必然规律”打了百分之百保票的、历史未来的终点(“历史终结”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不是福山先生的发明)——马克思倒是没用过“历史终结”这个词,但除去生产力继续自行进步之外,共产主义实现之后还能有什么新鲜事,相信连全能的上帝也想象不出来——至少,马克思上帝自己就从来未置一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第三,好宗教的神与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无比深广的鸿沟,尽管人的灵魂、理性、精神分享了神性,但是,人仍然永远是认知、道德、行为……每一种能力都极其有限的、速朽的生物,因此,极端乐观主义的人性论,把人尊崇为天使,把某些人(先进阶级、先锋队、伟大领袖,等等)当做全知全能的神来崇拜,乃是人类所犯下的种种大罪中一等一的渎神不敬之罪;而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恰恰就是如此。

第四,好宗教是神权—俗权(教权—政权)二元分离的,也是信仰—科学二元分离的,不主张用世俗政权的强制力一统人们的信仰和思想,保障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倒是世俗政权的重要职责。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正相反,它是政教合一的;它自命为唯一的最高真理和绝不可能错误的顶尖科学,凡是不相信的人,只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必须统统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美好前景才不至于被阻挠和破坏。——我不禁要问,既然有“历史必然规律”作担保,谁又能干得成这种破坏捣乱的事,又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他呢?假如有人要破坏万有引力定律的实现,你去消灭他岂不是很愚蠢?

第五,好宗教尽管贬低、轻视人的现世生存,但这只是相对于死后天国相比较而言的,好宗教丝毫也不轻视和贬低现实生存中人应尽的职责和必守的道德诫命,因为那都是神的旨意和律令。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相反,它在“共产主义”之前与之后划下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共产主义之前的全部人类文明史,统统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有历史相对性的价值,从根本上、本质上全都是不合理、不正确、不道德的,一切真正的价值都只能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找,到那时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这就意味着把整个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踩在脚下了。如果真有一个共产主义,那还好说,要是根本没有呢?要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马克思本人黑格尔式的玄想、幻想,凭空虚构的白日梦呢?那我们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不是一无所有,惨到底了吗?(引自拙作《渐进民主文集》,有改动)

 

萨特等人居然还敢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怎么可能?[4]这样一种把全部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连人性——凡人皆有的、人的本质属性——都根本否认,主张可以用一切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他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界定的整个“敌对阶级”(其数量之庞大,划分标准之模糊,无人知道敌我界线应当定在何处,这就是为什么阶级斗争必定会“扩大化”的底蕴所在)彻底消灭的,空前绝后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学说,竟然可以美其名曰“人道主义”,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促人警醒,认认真真地通过剖析西方极左派们的信仰和知识体系、个人和阶级私利乃至深层人格,去寻找西方文明深藏的致命病毒吗?

 

终生竭尽全力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精髓”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就曾经公然无忌地说,“共产党人唯一的道德,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意思是,首先由他,列宁等一小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什么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以及,什么是促进这一利益的适当手段;然后,凡是“服从”这一利益和手段的人及其行为,就统统是最“道德”不过的。这岂止是“个人崇拜”?这根本就是“领袖即神”!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这样彻底解脱了一切人类文明的道德束缚和良心谴责,走向了毫无顾忌的野蛮和残忍,而这不是由于哪个领导人个人犯了错误或禀性邪恶,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一定会导致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是如何论证共产主义的?

 

前文说到,马克思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并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者所谓“把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造成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后来的事;然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不是用科学方法,而是用黑格尔哲学即辩证法“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断进步,这是一个和自然规律一样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所谓“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对科学、尤其是科学方法严重无知,以至于他连科学和哲学根本是两回事都不知道,竟然误以为反科学、反逻辑,纯属玄思妄想的黑格尔哲学是什么“最高级的科学方法”、“最高级的逻辑”,这个致命的方法论错误的后果,完全可以说是一场全局性、根本性的思想灾难,一个极具悲剧性的理论大流产。非常不幸,马克思主义者却极其自豪地宣称,马克思这套“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就像伽利略、牛顿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样,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但是很不幸,马克思在这里犯了好多重致命错误:

 

1,黑格尔把“矛盾”判定为运动变化的动力,这是由于他对科学极其无知才闹出的一个倒退回古希腊原始水平的低级错误;戳穿来看,不过是黑格尔牌号的“上帝第一推动”罢了。宇宙万物的根本性质之一就是运动变化,它不需要任何所谓“动力”去推动。有推动才会动,这是古希腊哲学家因为不了解摩擦阻力,更没有“加速度”的概念,从观察地球上的运动现象而得出的一大误解,直到伽利略才纠正了这个大错。太不幸了,马克思却全盘照搬了黑格尔的低级错误!马克思的科学素养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2,马克思使用的方法是单因果直线演绎推理,而不论处理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必须考虑多变量互动关系,必须运用数学方法、甚至是高等数学方法,而不能仅仅是演绎推理。比如《资本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很显然的演绎逻辑方法(我要冒昧多说一句:而且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式的),而他的数学水平仅限于四则运算,就连现在初中数学的函数与图像方法都不掌握,结果是无法处理哪怕是最基本的供给和需求双变量间的互动关系,于是,他的“经济学”变成了一把单刃的剪刀,只有供给理论、没有需求理论——他用“使用价值无法比较”一句话,就把整个需求理论彻底取消了。主流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实质是把高等数学工具引进经济学)出现之后,马克思完全傻掉了,赶紧去恶补微积分,这就是他那本《数学手稿》的来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翻,非常有趣。研究方法的落后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惊人的地步,马克思仍然执迷不悟,仍然死抱住黑格尔辩证法不放,他这部手稿的全部特色,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微积分往辩证法里硬套。

3,马克思的“决定论”即“必然规律”方法论也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概率统计方法的出现而被科学界抛弃了,现在每一个受过初级科学方法教育的人都知道,“必然规律”不过是“概率为1或0”的极其稀少的特例,规律基本都是概率统计性质的,也就是“可能性大小”性质的。

4,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比自然现象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就连自然现象当中决定论的“必然规律”都是特例,社会现象、特别是无比复杂的人类历史怎么可能有什么“必然规律”?这是19世纪中期以前尚处于萌芽期的西方社会科学界普遍流行的一种幼稚错误。

5,马克思把“生产力”当做自变量,然后由“生产力的不断(必然的!)进步”作为基本出发点做演绎逻辑的单因果直线推演,引出后面的所有结论。这又大错特错了,生产力能不能发展是许多复杂因素、包括制度和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怎么会是自决定的自变量?

6,马克思一则说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一则又说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无产阶级去努力奋斗,去流血牺牲大搞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毫无疑问是自相矛盾,而凡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一定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最起码的科学常识。既然是“必然实现”,那就等于说,不论无产阶级干什么,是搞阶级斗争也好,还是躺着睡大觉也好,共产主义都不可能不实现——那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去干马克思费尽心机鼓动他们去干的傻事?

7,就连历史基本事实马克思都搞错了。西欧的封建社会不但不是什么“进步”,恰恰相反,是对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大破坏、大倒退,货真价实的“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直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文明才开始逐步恢复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水平,而这时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在迅速崩溃了,到处都在被新兴的民族国家专制王权取代(只有英国例外)。马克思所看到的比“奴隶制”先进的“封建制”,实际上仅仅是封建末期的专制王权民族国家和残存封建制的混合物,不是典型封建。

8,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从黑格尔对立二分“辩证法”引申出来的,他只是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斗争主体——民族改换成了阶级而已。不客气地说,这是人类原始部落野蛮时代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战争人生观的延续;这不是文化,是文化的反面,如阿城所说的“武化”;反映在宗教上,体现为“整个世界是善神和恶神最后决战的战场”式的摩尼教世界观;古代希腊哲学更是把这个黑白、敌我对立二分世界观系统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欧洲文明,好斗、好战、侵略(好听的说法是“进取”)、征服由此成为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直到极其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西方人才对此有了彻底反省。西方文明的这个“武化”基因和基督教义、和崇文抑武的中华儒家传统完全是对立的,倒是与法家、秦政若合符节。毛泽东综合了中西武化反文化反文明的精髓,他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况,可说是精辟之至!“大革文化命”最深层的奥秘即在于此。

9,马克思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对立二分的阶级斗争史观是对五光十色、错综交织的社会群体关系的极度简化,简化到了严重背离事实、不能合理解释社会现象的程度,既完全无视人的生物属性、个体特征、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又无视社会矛盾冲突的多元、交叉和复杂性,我们甚至都很难在历史上找到按照马克思定义的“阶级”齐心合力集体行动的案例。断言“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就更离谱,阶级斗争通常是乱世末世之象,导致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社会大破坏、文明大倒退,即便完全不考虑代价、不考虑和其它社会变革路径的比较,阶级斗争引出制度创新或别的什么创新(所谓“历史进步”)的案例也少之又少。马克思是把法国大革命理想化之后,又从这个孤例推导出普遍规律,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是很成问题的。

10,继阶级斗争学说之后,马克思通过研究巴黎公社的个案,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如今在全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几乎一致认为这是马克思所犯下的最严重、后果最恶劣的巨大错误,所有曾经采行过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大规模、成批量、把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加以整体杀戮的反人道罪行,无不与此密切相关。马克思天真地想象(又是闭眼不看人间现实,只是坐在书斋里进行哲学玄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因为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拼死反抗,所以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性办法,等到他们不再反抗或者干脆全都死掉了,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就到来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更符合人性、更符合古往今来一切政治现实的可能性,即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可能性;于是,无产阶级专政顺理成章、一丝不苟地按照德国著名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对列宁预言的那样,演变成一小撮特权阶级、乃至某一个独裁领袖对无产阶级以及全体人民的专政。

11,马克思想象共产主义社会既消灭了分工和私有制,又有资本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他居然不知道,人永远是动物之一种,因此自我保存和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永远是人性最核心的动机,即便生存竞争问题彻底解决了(其实是不可能的),争夺、并且企图独占优质异性的竞争也永不会消失,总之,人际竞争永远存在,人永远不可能是天使;任何社会群体、任何历史时代,没有竞争、分工和私有制就没有激励机制、没有经济效率,就只能是生产力低下和普遍贫困,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物质极大丰富”。

12,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不理解随供求关系自由浮动的价格是最关键、最核心的经济决策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本就无从知道如何决策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达到利益优化,所有的经济活动一定都是效率极其低下的,一定是产品单调、制做粗糙、浪费严重、创新动力阙如、生产力不断退化,哪还能有什么“物质极大丰富”?——公正地说,这不能完全怪罪马克思,他哪可能知道什么信息不信息?信息论是他死后半个世纪之后才有的。

13,类似的,马克思又是极其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社会既不需要市场经济,也不需要“国家机器”,不需要政府、法庭、警察和监狱,无论什么样的决策,全人类都能互谅互让、好说好商量,达成一致意见(他极其空洞地美其名曰“自由人的共同体”)——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评价这样一种破天荒式的、绝对远离人间现实、完全飘在半空云雾里的、无与伦比的天真幼稚,真亏他能想得出来!真对不起所有的共产党员朋友们了,我不得不问一声:这要不是做白日梦,或者是要么高烧要么大醉之后产生的幻觉,再有,更大的可能性是,直接从《圣经·启示录》引出的幻想——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14,马克思完全不知道由以赛亚·伯林揭示的“人类多元价值目标不可消除的相互冲突”这件基本事实,不知道人类无论追求哪一种“好东西”、想要实现哪一种价值目标都是有成本的,都必须以牺牲自身的其它价值目标、尤其是以牺牲其他人的价值目标为代价,任何好东西(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全社会而言)如果不计代价地推到极端都是自毁性的,都要走向反面,因此,所谓“和谐社会”仅仅是“多元价值目标的综合性动态平衡”,聪明人无非是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精算师罢了,人类永远也不可能有一切好东西“完全彻底实现”的那一天,这也就注定了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仅仅是一个梦,一个听上去很美但毫无现实基础的白日梦而已。

15,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更是全盘证伪了马克思。这就要说到列宁同志了。

 

 

十月革命证明马克思错了,列宁是对的

 

列宁原本是笃信马克思的,但他很快发现,只要拿马克思的“伟大教导”付诸实践,立刻碰壁,百试百灵。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顶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也无路可走,资本主义危机全面爆发、中产阶级下降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已经让无产阶级生活不下去、非革命不可,这样一个“历史必然过程”自动引出的结果;但列宁和其他第二国际领袖看到的事实和马克思的断言相距何其遥远: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大得很,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危机(经济波动)有了初步管控的办法,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和多数,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伦敦地铁司机年收入5万英镑,约合50万人民币;锁匠给丢钥匙的人开一次锁收费150英镑)而人数越来越少,他们早已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也根本不关心什么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一心一意只要求改善生活……[5]

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改弦易辙,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转向议会合法斗争,列宁则彷徨岐路,一边顽固坚持马克思的“革命精髓”,一边哀叹“我们这些老家伙大概是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谁也没想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了,看似固若金汤的沙皇政权轰然倒台,列宁立刻两眼放光,心想管他马克思不马克思,革命的大好机会自天而降了,决不能白白放过。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列宁成功了。

 

列宁是靠他独创的“建党学说”取得政权的。众所周知,这“学说”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共产党人这样认为)或者巨大修正严重背叛(共产党人之外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马克思本人的教义绝不是像列宁主张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落后国家,由一小批职业革命家按照“铁的纪律”组成非法地下活动的革命党,来宣传、组织和指挥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我们没法判断,马克思要是知道了列宁这么对待他的理论学说将作何反应——是把它当做“发展创新”还是当做“背叛修正”——但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革命”居然可以这样搞法,马克思想都不曾想过。

历史真是十足的吊诡,俄国十月革命完全按照列宁的设想获得了胜利,接着像烈性传染病一样传播到第三世界,而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必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却迄今为止还没有过哪怕一个成功先例——连些微成功的迹象都没有;那些“发展到顶点”的发达国家反倒像是和“无产阶级革命”越走越远了。我们应该从中引出什么样的合逻辑的结论呢?

显而易见,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错了,列宁是对的——当然,列宁自有一套“辩证法”诡辩术来自圆其说,硬说他和马克思都对。

 

仅此一例,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马克思的学说被证伪了。两者必居其一:假使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科学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经验以判定真伪的话,那就只能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理论。若是他们拒绝接受检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错误,结论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是凭空虚构、无法检验的伪科学,共产主义是幻想,是乌托邦,一个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如前所述,马克思从不认为他的理论可能根本错误,顶多在细节和具体结论上需要做一点灵活调整罢了;所有马克思主义信徒更是坚决拒绝危及理论核心的实践检验,面临马克思已经被实践证伪的论断时,他们一律认为那都是“暂时挫折”,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会取得完全胜利”。你若是问,“总有一天”是哪一天,他们有现成的马恩教导来搪塞: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

有传言道,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也许是两千年以后的事,江泽民问邓小平“能不能提前一点”,邓答:不能,否则就是冒进。我私下里很不恭敬地想:可能还要再多加几个零,20亿年以后实现比较靠谱。

 

 

列宁终究还是错了

 

前面说“列宁是对的,马克思错了”,我故意省略了两个关键字:暂时。苏联的崩溃解体,证明列宁终归还是错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或者别的什么人搞垮了苏联,是列宁斯大林创建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在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中全面落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没有哪个领域不失败并且差距越来越大——因而被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彻底抛弃。

为什么说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资本主义”是个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标签,不能准确概括当代西方国家的混合式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尤其是不能反映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或参政下,这些国家所奉行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客观公正地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货真价实得多了。

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是尊奉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成员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所致。但是,第一,如果没有马克思,西方国家的其它社会主义者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功绩?对此我们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证;个人意见认为,没有马克思结果也许更好;第二,这些“中左”政党二战后几乎全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来源之一”都从党纲中删除;第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措施和马克思的“革命精髓”、马克思的“独创”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反倒是与马克思严加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如出一辙。

如果说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主流早已经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回归了社会主义的本源“空想社会主义”,即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恐怕不应该算是怪论。

 

比苏联解体更意味深长的是中共的改革开放。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下结论说,邓小平路线的成功,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致命的证伪。中共打什么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问题的实质是,无论是按照国际政治学界的通行标准,还是按照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左派标准,都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的基本制度只有很少的一点“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众说纷纭,但没有人能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一言以蔽之,就是“平等”两个字,而中国有平等吗?看看四件事实就够了:1,极其猖獗的官僚特权腐败;2,教育、医疗、社保资源极其严重的不平等分配;3,举世瞩目的贫富差距;4,农民自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次等国民待遇。

如果要用最简洁的概括来描述中国当前的基本制度,我看“一党制下的资本主义”应该是最贴切的。从“中国模式”的批评者眼里看中国,也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模式”性质的一个合用视角:左派憎恶中国的资本主义,右派讨厌中国的一党制,两边不讨好,令“中国模式”只对少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吸引力,这就是“中国模式”无法具备“软实力”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模式”在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但这不足以构建“中国模式”的辩护基础,因为历史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纳粹执政后的德国以及二战后亚洲的“四小龙”等等都曾经创造过类似的经济奇迹。其次,这仅仅是暂时的“有效性”,不是长远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符合正义原则的宪政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以及绝大多数人即便在政府绩效低下的情况下也不想更换制度——因为他们深知没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其它制度。

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之上的,这一套指导思想显然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不可能再沿用了。我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诺要继续改革并且事实上也在改革,这就让中国人民对中共怀抱着“他们会越变越好,我们也会越变越好”的期望,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来源。所以邓小平会说,不改革死路一条。

王岐山最近特别提及中共的合法性问题,背后的深意值得玩味。我认为,这表明中共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意识到打天下时代的“革命合法性”已经不能再延续了,必须重建合法性基础。这才是中国和中共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

 

批评马克思不意味着妖魔化共产党人

 

马克思错了,就像第一颗扣子扣错,下面的扣子——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全体马克思主义者,就全都错了。这种错误尽管后果极其恶劣、代价无比惨痛,但我要说,它仍然和罪恶不能简单划等号。对于我们不能赞成的错误,包括马列主义这样一种巨大错误在内,自由主义者都应该采取“同情式的理解”态度,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想一想如果自己处在相同的地位上,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些错误,而不是自以为置身于道德高地,义愤填膺地做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道德审判,把对方彻底抹黑。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难看到,除去极其坚定的信仰之外,共产党人还曾经是一个道德极其高尚的群体,他们就是靠了这两颗“精神原子弹”以弱胜强,打败了国民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之所以吸引、迷惑了众多的优秀分子,它对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它的内在崇高性和道德热情,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共产党人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艰苦奋斗的时候,以及在他们夺得政权之初,不可否认,曾是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不能不说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常由善良愿望铺成”。共产党人的问题,不在于邪恶,而在于无知。他们是一群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

共产党人是些爱走极端主义路线的高调理想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无私无欲的圣徒。这类热爱激进理想的人,历来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别有研究价值的一点是:这类人的社会作用往往是大善与大恶的极度矛盾的组合体。

从积极方面说,正是这种人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除去少数幸运的天才之外,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作出大贡献的,往往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从科学艺术迷狂,醉心于工艺技术的发明家,到奋不顾身的社会改革者、革命党人。总而言之,这是一批偏执狂(抱歉,玩笑话)。这是社会中最优秀的少数,正是他们把多数人从麻木沉睡中唤醒,把天火硬塞给平庸跟进的大多数。

但是很不幸,这种类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狭,缺乏宽容精神甚至冷酷无情。他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当作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不容怀疑的真理。他们急躁、狂热,主张为了他们心中所珍视的理想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残忍的镇压和肉体消灭在内。因为他们自己是禁欲主义和纪律主义的、权威主义和绝对献身的,所以他们轻视、厌恶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放纵、逸乐和追求享受。他们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斯巴达军人式的严酷服从和无条件奉献。他们不珍视自己的生命——因为唯有为理想而献身才是值得赞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视同工具,为了实现那个至高无上的理想而随时可以毁掉的工具。当他们与一定的社会基础相结合时,例如和被剥夺、无权、痛苦不堪的被压迫阶级的暴力反抗相结合时,可能变成一股只要复仇、不计一切代价的,情感主义的盲目破坏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导致更多的流血,复仇引发更剧烈的复仇——直到整个社会被恶性循环引到一个极限为止。此时,民族元气损伤殆尽,也许几个世代难以复元。斗争、仇恨、动辄“你死我活”,就是这种极端主义运动留下的民族心态和社会文化遗产(以上引自《渐进民主文集》)[6]

 

——这是“八九风波”过后不久的1993年我在美国说的,当时正值全世界对中共激烈谴责的风口浪尖上,说实在话,我如此评价中共是挨了潮水般批评谩骂的,许多激进民主派至今仍不能原谅我的“背叛”。但我别无选择。我坚信,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探索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真理所在,就是我的生命所在,荣辱笑骂在所不计。

 

和任何好东西一样,理想主义只要走了极端,一定是自毁性的,一定会走向反面,变成幻想。理想只有落回人间、植根人性、直面现实,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才不至于滑进无根幻想的黑洞。怎样做到既维护住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水准,又能够“与时俱进”,抛弃那些极端主义的糟粕,能够和现代文明接轨、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正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有智者建言,把“共产主义”改为“共享主义”,不失为一条妙计。全盘继承,或者全盘抛弃红色传统,恐怕都不是最优选择,因为那违背了改革的内在逻辑。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旧夹杂、非驴非马、好坏兼备,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两头不是人、处处挨骂。

接受改革的逻辑,就要同时接受令自己憎恶的不同主张、主义,想办法妥协和共存,尽可能找出几方都不满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底线共识。宽容、承认乃至尊重异己异说,是自由民主的根本出发点,然而不幸,这恰恰是革命党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最难做到的。

 

自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牺牲,核心目标就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如何实现?一言以蔽之: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现代化。这曾经是中国各界精英的基本共识。但是,若接着再问:怎样实现现代化?哪条现代化道路是最优选择?共识就彻底破裂,各种主义、主张互不相容,对立、撕裂、争斗,从恶言相向到互相杀戮——这就是自君主立宪被激进革命彻底埋葬之后的基本现实,以至于国共两党至今不能走到一起。

其实这毫不足怪。

据我研究,各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无非三条:自由宪政的英美模式、极端保守的德日法西斯模式和极端激进的革命法俄模式。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最成功的是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法俄模式都不成功。遗憾的是,在二次大战德日模式崩溃、九十年代苏东阵营瓦解之前,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三十年,也就是国共两党创立的年代,恰恰是英美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危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却风生水起、大获成功,于是,中国精英纷纷抛弃英美道路,选择了自以为更优的两种极权主义模式。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假若我们处在那个年代,会有更明智的选择吗?恐怕不会吧。苛责前人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最肤浅的,我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严厉批评,并不是要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妖魔化,相反,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哲人波普尔主张科学研究应该运用“试错法”,有人把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比附为试错法:摸着了继续往前走,摸不着就另摸一块。但这是错的。波普尔说得再清楚不过,试错法是做科学研究的方法,不是做整体社会实验的方法;恰恰相反,波普尔和哈耶克等保守自由主义者坚决拒绝按照理想蓝图去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实验(革命是最大规模、最激烈、后果最坏的社会实验),这是因为,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掌握绝对不会错的什么“必然规律”、“宇宙真理”;相信绝对不会错的真理,那是宗教信仰,不是科学态度;因此,整体社会实验一定会事与愿违、下场悲惨。

波普尔说,正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做大规模的整体社会实验,才应该用试错法做理论研究,尽可能找到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成功方向,一点一滴地耐心做社会改良并且不断调整、修正。他说得绝妙:试错法就是要让错误理论“代替我们去死”。

我所主张的现代化英美模式,就是一个大概的成功方向。一方面,我们不能没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况下盲目乱摸,因为历史路径一旦选择错误,再想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同时,选对了方向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还必须抱着“必错”(!)而不是“必胜”的信念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遇到问题随时调整修正,决不能盲信一套“神圣”的抽象教义、主义(不管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自以为正义和真理全在我手,“义无反顾”、不计代价地一条胡同走到黑。

 

说到底,不管眼前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目标差距多么巨大,如果我们连正在改革开放,承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中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并且确实在强力反腐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宽容,我们还能宽容什么异己异见,还有什么资格宣称自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呢?

 

 

 

(这篇文章是应香港“端传媒”约稿的仓促之作,很粗糙,详细论述只能留待正在写作的《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

 

(周舵:  中国大陆独立学人)

[1] 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史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从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和柏拉图的大作《理想国》,到卢梭以及众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一而足,但基督教无疑是其主流。

 

[2] 见D.麦克莱伦:《马克思传》。

 

[3] 我诚心诚意地建议所有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花点时间去读读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们虔信的《圣经·启示录》,你们一定能大有感悟。那里面(还有别处)提示所有基督徒,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被天使接往天堂,从此他就待在天上了,但他总有一天会再临(再次降临人间;干什么呢?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啊!)——哪一天再临不知道,那是神的奥秘;自古以来无数基督徒对这个神圣的日子(革命胜利的日子!)做过无数次的估算,全部失败(有此前车之鉴,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不当算命先生”!);接下来,他就会在人间建立一个“千年至福王国”,所有的罪恶、争战、不和全都消失,人人亲如兄弟(没错,就是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千年至福之后,古往今来所有的死人都将从坟墓里复活,和活人一起接受耶稣基督的“末日审判”,善人进天堂、恶人下地狱;最后,历史终结,世界末日到来,人间世界彻底毁灭,只剩下天堂和地狱。——您要是从这番妙论中读不出共产主义者们对理想天堂的向往、对人间世界也就是全部人类文明的憎恶否定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那您的理解力真的不敢恭维了。

再一次对不起西方朋友们了,我不得不说,对基督教文明的优劣评价,恐怕无法寄望于西方人士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基督教显而易见的多面性、矛盾性,使得它对世界文明既做出了伟大贡献,又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比如它和科学的关系就是如此;再比如这里谈及的“末日论”,它源出于基督教创立后西方世界长达千年的黑暗现实,基于此一现实,得出“现世生活没有任何价值,彻底毁灭也毫不足惜”的悲观厌世结论非常自然。这样一种对现实的彻底批判态度理所当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使得西方文明具有特别突出的理想主义和变革精神,有助于社会改良和进步;另一方面,这种“进步至上”的“求新求异癖”也很容易引向对现实世界彻底否定破坏的激进革命和反人道反文明邪路。无可否认,马克思就是西方文明这种“自我否定、自我憎厌”性格的一个最“杰出”的代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西方非西方,学界对此论述严重欠缺。

 

[4] 我们国内的萨特迷居然不知道,此公终其一生都是毛泽东和文革的热烈拥趸,一辈子都在鼓吹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国式无政府绝对自由。

 

[5] 作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理论设想都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一定是对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做过全面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一定是和工人阶级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从中提炼、概括出自己的理论的。然而事实却是:没有,既没有做过任何社会调查(什么叫作“社会调查”,它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差别多么巨大,读读随便哪一本大学本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都足以了解),更是从来没有过和普通工人阶级哪怕是一天的亲身接触(哪怕是到贫民窟去体验几天也好啊),终其一生,马克思都过着典型的“剥削阶级”式的生活,和工人阶级的生活、劳动、思维方式以及实际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众所周知,由于马克思不从事任何正当职业、生育众多子女以及挥霍成性(多数传记作者的委婉说法是“不善理财”)而导致经常性的可怕贫困,但这和工人阶级迫不得已的贫困同样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全部实际了解只有恩格斯那篇非常局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中是无法如同按照科学研究方法那样得出客观公正的全面结论的。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的那些高尚品质,他对工人阶级寄予的全部美好希望,实实在在不过是用伪科学的黑格尔辩证法谱写的一支极端浪漫的狂想曲,或者说,不过是架在云端的一道七色彩虹而已,看上去很美很美,可惜的是,它和泥土地上的人间现实却天差地别。

 

[6]这段引文有很多是引自非正规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和文章题目都已忘记且无从查考,如作者看到本文,敬请告知,以便注明出处。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2期,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