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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當代中國的勞工政治

2017年06月09日 政治经济 ⁄ 共 15037字 ⁄ 字号

 

勞資矛盾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之一,勞工運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和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應該說,從政治學角度研究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或者反過來從勞工運動的角度來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變遷,並從中梳理和拓展出勞工政治和勞動政治學的學術脈絡和學術空間,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了。

 

但在當下中國,「勞工政治」還是一個陌生甚至犯禁的概念,只有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陳峰等極少數學者使用這個概念並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在勞動關係學、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法學、勞動心理學、勞動管理學、勞動倫理學、勞動美學早已建立,甚至勞動哲學 (注1)、勞動文化學也開始出現之時,作為一門學科的勞動政治學仍然無人問津。不過,勞工運動及其隱含的勞工政治已經先於勞動政治學而出現了。

 

 

一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已經浮出水面並且方興未艾

 

所謂「當代中國勞工運動」,是指新工人階級維護和爭取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權和公民權利的社會運動。按照這個定義,發生在二十世紀末的國有企業下崗工人(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老工人階級)的抗爭行動,是基於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道義經濟學的工人運動,屬於計劃經濟崩潰的後遺症,並不屬於「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老工人階級的這類抗爭現在已經被全面平息,而且隨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老工人階級大部分已經被甩出市場體制而散落於社會,少部分則被市場體制吸收消化並正常退休,不太可能再一次出現大規模的集體抗爭了(注 2)。取代老工人階級而成為市場經濟勞動大軍的,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階級。經過二十多年的積累,到 2014年底,中國農民工人口規模達到了 2.74 億(注 3)。2010年,這個一直沉默的新階級掀起了第一波宏大的抗爭浪潮:由深圳富士康連跳事件和廣東佛出南海本田汽車工人罷工引發的罷工潮波及全國 14 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 1949 年以來罷工人數(7 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 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注 4)。到了 2014 年,罷工抗議出現爆炸性增長,根據追蹤勞資糾紛的勞工非政府組織(NGO)「中國勞工通訊」的不完全統計,該年中國大陸工人發起了將近 1,400 起罷工,其中第四 季度就有 569 起,這是 2013 年同期發生的罷工數量的 3 倍,而與 2011 年相比,上升幅度更為巨大,那一年有記錄的勞工抗議只有 185 起(注 5)。

 

2014 年,也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台的一年,其中 4 月份由「中國集體談判論壇」 和「勞工互助網」發起的嵩山會議,將作為標誌性事件而載入史冊。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 NGO 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  (注6)。

 

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常德沃爾瑪工人集體維權、東莞裕元鞋廠大罷工、深圳奇利田高爾夫用品廠集體談判、深圳哥士比鞋廠集體談判和周建蓉事件、江蘇崑出中榮金屬公司粉塵大爆炸事件、廣東番禺勝美達工會選舉、廣州大學城環衞工集體談判、佛出工藝總廠集體談判、番禺新生鞋廠集體維權、番禺利得鞋廠集體談判、廣東省出台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前的勞資博弈等重大勞工事件 (注7),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當然,這只是勞工界邁出的第一步。勞工界要真正成為社會和歷史主體,要真正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強大的推動作用,要真正在未來中國社會中與其他各界享有平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地位,還有無數的事情要做,擇其要者表述如下(注 8):

 

——要一步步地爭取勞工的經濟和勞動權益,分享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成果,推動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制度的廢除,為農民工爭取平等的國民待遇;

 

——要促進勞工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培育和發展可以與其他階級的文化分庭抗禮的勞工文化和勞工精神生活;

 

——要把勞工從分散無序的狀態變成組織有序的狀態,爭取和落實勞工的結社權、團結權和組織權,把工會改造成為真正屬於勞工自己的組織;

 

——要爭取和落實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建立起企業、行業、地區和全國各個級別的集體談判制度,實現勞資自治和工業領域的民主和法治;

 

——要爭取和落實勞工的罷工權,使罷工權成為團結組織權和集體 談判權的配套權利,使依法罷工成為勞工爭取自己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的有力武器;

 

——要與社會各界進行平等的交流對話,既要努力爭取社會各界對勞工的理解、支持和幫助,也要理解、支持和幫助社會各界維護和爭取 自身權利的行動,與社會各界共同推動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建立。

 

 

二  微觀勞工政治已經出現,中觀和宏觀勞工政治尚在醞釀

 

毋庸置疑,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其主要特徵有二: 一是工人的主要訴求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低標準的,即基於生存需要而不是發展需要,並且是現行法律宣稱要加以保護的,包括工資的按時發放、 工廠關停併轉和搬遷過程中對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加班費和高溫補貼,以及社會保險和公積金的追討,甚至還很少提出增加工資和福利、縮短工時和改善勞動條件等要求;二是組織程度較低、行動範圍有限,帶有短期性和自發性,通常局限於單個的企業或工廠範圍之內,沒有形成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合。即使是人數達到五萬多人的東莞裕元鞋廠大罷工,也沒有引起產業性和地方性的集體行動。

 

但從微觀政治學的角度觀察,這種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也已經出現了一些引人矚目的政治元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工人不顧國家法律缺乏罷工權保護、地方黨政機關禁止罷工的限制,自發地行使其自然法意義上的罷工權。在個別情況下,即在企業、僱主拒絕回應工人的罷工訴求,或者在工廠歇業、老闆逃跑、無工可罷的情況下,工人走出廠區,以集體上訪、請願的形式,向地方政府表達訴求和施加壓力,迫使政府出面解決勞資衝突。這實際上也突破了國家對集會、示威、遊行的嚴厲限制,行使了自然法意義上的集體表達權、自力救濟權和抗爭權。

 

第二,在罷工過程中,工人普遍提出了改組和重整企業工會的要求,力圖把被企業控制的、由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或人力資源經理擔任主席的「老闆工 會」,改造為由工人直接選舉和控制的工會。更加引人矚目的是,工人直接行使自然法意義上的自由結社權,創造出一種被稱為「工人代表制」的組織模式和方式,在沒有工會的企業或有工會而工會不作為的企業,直接選舉產生工人代表和工人代表委員會,代表全體罷工工人與企業、資方、僱主進行集體談判,或者與相關政府職能部門進行交涉。

 

第三,在工人自組織的前提和罷工行動的支撐下,一些企業的工人衝破了官方推行的「黨政主導、勞資參與、工會運作」的集體協商模式,開啟了工業市場經濟條件下行之有效的、各國普遍採用的、勞資雙方自主自治的集體談判實踐。從經濟學的角度,集體談判可以看作是一種勞資雙方集體討價還價的勞動力定價機制,一種市場交易方式和經濟權利;從政治學的角度,則可以看作是一種企業內部勞資雙方的權力(影響力、控制力)分配,是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的初步實現形式(注 9)。

 

根據我們的觀察,這種微觀勞工政治還遠遠沒有上升到行業性和地區性的中觀勞工政治與全國性、整個工人階級的宏觀勞工政治的水平。儘管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不同的企業勞工維權群體在網上的相互聲援出至有限的捐款支援,出現了勞工NGO、勞工律師、勞工學者推動工人跨企業聯合的努力,出現了某些行業、產業和地方的工人的虛擬網絡社區,甚至出現了出租車司機、中小學教師等勞工群體的行業性、地方性聯合行動,但這些離工人之間在產業和地區層面的實體性聯合還有很長的距離。至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整個工人階級的聯合,那還是無法預期的事情。

 

三  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制的嚴厲限制。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落後於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 1980 年代以來官民雙方、國內國際早就已經形成的共識,再加上悠久的專制傳統和現實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雙重阻擊,至今沒有像樣的突破。已經有很多人發出「改革已死」的悲嘆,並對當下中國現狀做出「權貴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的判斷 (注10)。

 

任何一個國家工人階級的形成、勞工集體權利的產生和勞工運動的發展,都受制於該國的國家權力和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形態,陳峰對此做了一個對比和歸納:

 

首先,西方民主社會是在憲政框架下實現公民權利在勞動關係中的擴展,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存在是爭取工業公民權鬥爭的前提,也是這一鬥爭的武器。從歷史發展的順序來看,工業公民權是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衍生物。在威權國家,工人集體權利的建立則是全面政治轉型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爭取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社會鬥爭與工人爭取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的抗爭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工人爭取集體權利的運動是社會整體爭取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鬥爭的一部分。

 

其次,由於歷史條件和制度環境的不同,中國勞工權利建構的方式有別於其他國家。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的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因而缺乏西方工人運動發生的初始條件和發展環境。中國政府又具有遠遠超過一般威權政府的控制和滲透能力,工人自主運動的空間幾乎不存在。

 

此外,無論是西方民主國家還是後發的威權國家,工人運動出現時,國家的勞動體制建構還處在初始階段,無法對工人運動實行全面控制。而中國正好相反,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開始發展的時候,國家早已建構一個非常強大的勞動體制,其基本特徵之一是實行工人利益的壟斷性代表,限制工人集體權利。這個體制的預先存在,使得國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能夠處在先發制人地制約工人行動的有利位置,有可能以其他國家無法做到的方式,有效地抑制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勞工動員 (注11)。

 

陳峰對中國工人如何建構自己的集體權利沒有提出明確的路徑。我們能夠確認的是,中國工人集體權利的建構遭遇異常強大的阻力,即使是在勞工運動的初級階段,即使是限於企業層面的工人集體行動,也必定並且已經受到國家主義的嚴厲管控。在各種勞資衝突事件中,我們可以頻頻看到警方以及其他「維穩」力量的身影,他們通常都是偏袒資方而打壓勞方的,地方政府甚至動用司法力量把工人領袖當作刑事罪犯和國家敵人進行鎮壓。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如何處理與現存國家權力和政治制度的關係,就是一個十分要緊的問題。2010 年 5 月 17日至 6 月 4日,位於廣東省佛出市南海區獅出鎮的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發生歷時十九天的罷工事件,起因是工人的漲薪要求未得到滿足。由於網絡媒體的介入和平面媒體的跟蹤調查,使得本田罷工事件從一宗地方新聞演變成了一起社會公共事件。其間,職工與企業管理層多次交涉與談判,最終在上級工會組織和第三方力 量(學 者)的介入下,職工與企業達成一致協議:工人工資增加 34%,罷工期間工資照發;「企業不得追究罷工工人的責任」也被企業接受並作為正式條款寫入集體協議。在這起罷工事件的產生和平息過程中,一方面,罷工工人表現出高度的理性和克制,把行動嚴格限制在廠區範圍,以「集 體散步」、「集體喝茶」等方式實現集體罷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採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制驅散罷工工人,沒有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或許我們可以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係的層面,不涉及公民(勞動者,公民和企業公民)與國家關係層面(注12)。

 

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但是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 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本田罷工事件並沒有成為一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指出,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一個社會都無法去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實行國家與社會高度一體化、國家高度統制社會的政治,還是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現代政治 ——國家與社會相分離、社會為體國家為用、社會和國家按照憲法和法律相互作用的政治。

 

 

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也就是說,在初級階段勞工運動所處的政治空間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即在勞工運動受到傳統政治制度的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甚至只限於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也就是說,在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工人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去政治化」只是迴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一切政治要求,因此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弱政治化」,而不是「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

 

再進一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 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 治關係的更高歷史階段 —— 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勞工政黨,並通過議會民主制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出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屬於全社會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一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注13)。

 

 

四        勞工運動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所謂「政治現代化」,就是傳統的極權、專制、權治的政治制度轉變為現代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宏大的歷史敍事、偉大的政治革命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根本轉型。這個過程不僅是指國家層面的宏觀政治結構的改變,而且也包括社會層面的微觀和中觀政治結構的改變,而且前者是建立在後者基礎之上的。政治現代化是所有國家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會例外,而勞工運動對於中國政治現代化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一)勞工運動是撬動傳統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槓桿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首先,西方國家有長期的封建制傳統,權力結構比較分散,實際上形成了王權、教權和貴族權的三權分立,當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起而爭取政治權利和爭奪政權時,可以利用三者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並且順着分權制的邏輯把封建主義的三權分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而中國則有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和中央集權的傳統,因此在清末民初開始政治現代化過程時,不容易產生分權制和三權分立的新傳統,再加上集體主義的救亡圖存打斷了自由主義的啟蒙進程、東西方兩大政治陣營的對峙和蘇俄地緣政治滲透等因素一起發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勢力仍然順着傳統政治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邏輯,爭奪一統天下的最高權力。自 1949年以來,特別是 1956年以後,中國形成了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當 1978年重新開啟經濟市場化時,主導改革開放的核心政治力量仍然不願意放棄「打天下、坐江出」的政治思維,不願意進行政治領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改革,不願意把自己手中的權力關進憲政、民主、法治的籠子裏,並且利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大肆變現手中的資源壟斷權和控制權,結果是,依託於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而產生的新生的企業主和企業家,限於經濟政治上的依附地位,注定不能像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那樣,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一推動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進程中產生出來的另一個階級 —— 工人階級,便理所應當、義不容辭地登上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舞台。一方面,與新生的資產階級相比,新生的工人階級在現存體制下是純粹受害的階級,受到權力和資本雙重的剝奪,因而具有更加強烈的變革動機和更加堅定的變革意志;另一方面,他們人數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質性和凝聚力,更容易產生團結一致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階段,他們可以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一推動力量,成為撬動傳統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槓桿。

 

(二)勞工運動隱含的憲政、民主、法治意義

 

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政治價值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們看上去只是為生存權利和經濟利益而抗爭,並不直指宏觀的政治制度,也不提出激烈的反對口號和政治目標,因而往往未能引起知識界、輿論界和其他社會各界的興趣、關注和支持。然而,細觀之下,它們其實蘊含着豐富的政治內容。

 

首先,工人自組織過程作為一種基層民主實踐,不僅是整個政治民主化的微觀基礎之一,而且為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自組織和民主實踐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宏觀的憲政、民主、法治的實現,一定要以微觀和中觀的社會自治為基礎,否則像辛亥革命那樣,雖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卻終因為社會底層和中層沒有發生普遍而實質性的覺醒和變化而功成垂敗。最近三十餘年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和私有化,使社會領域在空間上得到很大的發育,但由於宏觀政治制度的緊控,雖然存在某些基層民主方面的嘗試,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企事業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選舉、業主委員會選舉、縣鄉級人民代表選舉,但都流於形式,只有寥寥無幾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區此起彼伏的勞工運動中,工人成功地創造和普遍運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業內部選舉產生了各級工人代表和全廠工人代表委員會,代表全體或大部分工人就勞動權益問題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其中一個典型的 案例是,2014年下半年,番禺利得鞋廠 2,750名工人在勞工NGO「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幫助下,經過多層和多次工人大會,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了 60多名工人代表,又從工人代表中選舉產生了 13名工人談判代表,最後從工人談判代表中選舉產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這個基礎上又形成了談判小組、團結基金管理員、新媒體宣傳員、工人糾察隊的職能分工(注14)。

 

這樣一個民主選舉的過程,就是工人訴求的梳理過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識、共同意志、共同目標的過程,就是一個工人跨越個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體理性、跨越個人利益的狹隘性,再進而上升到共享集體利益的過程。這是有效的集體行動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和「集體行動的陷阱」。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目標和意志,才能增強工人代表和談判代表的權威性,才能夠令行禁止,該罷工的時候就罷工,該復工的時候就復工,有張有弛,進退自如,而不會陷入到工人內部的紛爭和內鬥之中不能自拔,最終被政府和資方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其次,工人在民主化自組織的基礎上,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迫使資方進入和平而有效地解決勞資衝突的集體談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現代政治價值。中國傳統政治一直貫徹一種等級專制、主奴對峙、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邏輯,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體、理性共和、分享雙贏的合作博弈傳統。由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發起的勞資集體談判,對於否定傳統政治邏輯並創建新型政治邏輯具有多重開創性的貢獻:一是拋棄了你死我活、以新的霸權代替舊的霸權的習慣,包含了以憲政取代極權的元素;二是拋棄了以暴力爭輸贏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談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專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的集體合同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嚴格的約束力和權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權治(人治、長官意志)的元素。可以說,企業勞資集體談判實際上就是微觀層面的憲政、民主、法治,而現代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也可以說就是一種放大了的勞資集體談判結構。比如說,階級和政黨競爭相當於勞資博弈,議會相當於由資方代表和勞方代表組成的董事會,國家元首相當於董事長,政府首腦相當於首席執行官,檢察院和法院相當於監事會。我們不妨展開如下想像和推理:一旦企事業單位和所有存在僱主與僱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起集體談判機制,整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嗎?

 

再者,工人的選舉、停工、罷工、上訪、請願、網上發聲等集體行動,實際上突破了對言論、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限制,率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在形式上承諾公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變成了現實,這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從網絡信息可知,近年來,因為環保等問題而在全國各地引爆了數十起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但由於組織性弱、持續時間短、官民對話缺乏有效的通道,雖然參與人數眾多,對於重構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義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具有目標明確、組織嚴謹、進退有序等諸多特徵,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複製性和可傳播性,對於制度演進和制度創新具有更大的意義。

 

(三)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骨牌效應

 

即使勞工運動在其初級階段僅僅局限於爭取經濟權益,也會產生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骨牌效應。眾所周知,由於政府及其官員對民營企業過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稅、費、賄等多重、反覆、高額的索取,由於國有企業的壟斷經營和民營企業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由於政府不能以民主國家和民族國家主體身份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強有力地保護和爭取本國工業、資本和市場主體的利益,因此中國民營企業的利潤水平是很低的,利潤空間是很小的,民營企業主為了確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壓榨勞工,拼命把成本和負擔轉嫁到勞工身上,拼命壓低勞工的工資、延長勞工的工時、惡化勞工的勞動條件、不繳或少繳勞工的社會保險,以至於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可以說就是「血汗工廠」,而大部分勞工的工資水平更是低於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的工資水平,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工人工資能夠支持勞動力再生產以家庭形式完成,而中國現在的工人工資卻只能支持勞動力再生產以拆分的、家庭破碎的方式來完成。

 

假定勞工運動不要求別的,而僅僅要求改善工人自身的經濟狀況,僅僅團結起來向老闆要求漲工資、減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繳納社會保險,如果老闆不答應就發起罷工抗議,這時候老闆可能會作出三種反應:一是堅決不向工人讓步,結果導致生產鏈條的中斷、生產率和利潤的嚴重損失,即使買通黑社會或當地警方來壓制工人,逼迫工人復工,也會招致工人的仇恨,損害企業的聲譽,進而導致企業留不住熟練工人,最終在市場競爭中敗北;二是答應工人的要求,結果是利潤大幅度減少,以至於企業無法經營下去,於是宣布不幹了,於是許多企業都關廠歇業了,於是大批工人失業了;三是老闆不得不、甚至願意答應工人的要求,同時還想在市場經濟和實業界大展宏圖,以至想成為成功的、優秀的企業家,這時他們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力圖維護和爭取企業公民的權利,改變企業與政府的關係。

 

這三種情況都會引發一定的政治效應。在第一種情況下,政府公信力受到損害,勞資矛盾演變為勞政矛盾,引發政府危機和政治危機;在第二種情況下,大規模失業從來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問題;在第三種情況下,企業主、企業家產生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本階級的自組織意識,一起抱團取暖,一起回過頭來向政府要求降低賦稅、取消不合理收費、拒絕官員索賄,要求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和待遇,要求實現公民和納稅人的權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關進籠子裏,要求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

 

(四)中觀和宏觀的勞工政治必將有力推動中國政治轉型

 

根據各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經驗,工人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紛紛組織起來並發起集體行動之後,必定會進入橫向聯合的階段,即跨企業的行業性和產業性聯合、跨行業和產業的地區性聯合,以及跨地區的全國性聯合。這種中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聯合比企業層面的聯合,具有更明顯的政治性質、更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應,比如,行業性、產業性、地區性和全國性罷工會對地方政治和國家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或者吸納工人的經濟政治要求,從而向更為開放、更為民主的方向演變;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鎮壓,從而引起更為激烈的勞資矛盾和勞政矛盾。

 

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由微觀向中觀和宏觀發展的主要動力有三方面:

 

第一,中國新工人階級遭受跨國資本、本國政府和本國資本三重剝削和壓榨,勞動強度、勞動長度與勞動報酬、勞動待遇呈現出懸殊的不對稱。一方面,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低下、身心雙重傷害等種種苦難,改變現狀的要求十分強烈;另一方面,這種所謂低人權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正在喪失,因為它們反過來降低了勞動者的購買力和勞動力素質,使生產力的提高、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勞動力再生產和內需不足的瓶頸制約,從而引發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根據筆者的近距離觀察和歸納,如果說上一波勞工運動以追討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權利(加班費、帶薪休假補償、高溫補貼、社會保障和公積金、解除勞動關係的經濟補償等)為主要訴求的話,那麼,下一波勞工運動一定是以追求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務 等)為主要訴求,簡而言之,就是農民工要求維持一家人在城市裏正常生活的勞動報酬和各種平等的公民權利。新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要求和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體性要求兩者的匯合,構成勞工運動進一步發展的最主要動力,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團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趨勢。

 

第二,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的實現問題,涉及到中觀和宏觀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單個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問題可以提出來,但個別企業資方如果單獨滿足工人的訴求的話,很快就會因為經不起同行業和產業的競爭而被淘汰出局;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出至唯一途徑,就是由企業層級的勞資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產業、地區和全國一級的勞資集體談判,而這種升級當然以跨企業、跨行業和產業、跨地區的工人聯合和組織為前提。由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勞工、僱員與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方、僱主進行較高級別的、集中的談判,以取代過於分散的企業層面的勞資集體談判,其實對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勞方固然因此而壯大了自身的力量,並因此而掙得更多的權益,資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與勞方談判的成本、減少了工人罷工的行動及其所帶來的損失;一個覆蓋面很廣的行業性、產業性甚至地區性、全國性勞資協議或集體合同,能夠帶來較長時間和較有約束力的產業和平,推動產業升級,以及技術、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創新。由此可見,工業共同體內勞資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勞資雙贏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動勞工運動由初級走向高級發展階段的動力源泉。

 

第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勞資關係國際慣例的引進、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價值的傳播、互聯網時代工人權利意識的加速發展等等,也都是促進中國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重要因素。這從近幾年的勞工運動中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比如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連續舉辦了中美、中加、中歐之間的集體談判論壇;兩岸三地的勞工組織在多起勞工抗爭事件中開始了初步的合作;在「微博」和「微信」空間,勞工界、知識界和社會各界,圍繞着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勞工權利與公民權利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對話。最終,中國工人必定會獲得完整的「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以及通過自己的政黨參與國家公共管理的權利。

 

但是,阻礙中國勞工運動正常發展和勞工政治正常發育的力量也是極為強大的,誠如陳峰所言,不僅遠遠超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對勞工運動的阻力,而且超出了威權主義國家對勞工運動的阻力。比如,中國企業家和知識界一些具有自由主義意識的、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談起普世價值(人權、自由、平等、公正、憲政、民主、法治)時,全都振振有辭,一旦涉及權利和利益的分配,一旦面對勞工運動對勞工權利和利益的爭取,就裝聾作啞,或顧左右而言他,甚至重新祭起精英主義的素質論,以反對民粹主義和暴民政治的名義,阻止工人階級爭取其公民權利的集體行動。囿於自身的弱點和特殊利益,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即使是其中的先進份子,也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一是他們在價值觀上不能把普世價值貫徹到社會的下層和底層身上,他們把自由價值吹上天而忽視平等價值,骨子裏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自由觀,因而對於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平衡一無所知,對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視而不見;二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和軟弱性,看不到工人階級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阿基米德槓桿作用,不願意走出自己的狹小圈子而與勞工大眾進行平等的對話交流與互動合作。至於那些與權貴官僚苟且勾結的無良資本家和無良文人,本身就是勞工運動的敵人。

 

當然,阻礙中國勞工運動正常發展更大的阻力來自現存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權力壟斷集團。無數勞資衝突案例表明,僅就企業內部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而言,只要工人有效地組織起來並且付諸堅決的集體行動,勞資之間是可以達到力量均衡並且能夠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問題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都會派遣警力和其他「維穩」力量,甚至動用司法力量,對團結起來抗爭的工人進行打擊和鎮壓。原因很簡單,政府、政府部門、政府官員自身的利益是與資方而不是與勞方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但從長遠觀點來看,出動行政司法力量、用暴力「維穩」的方式平息勞資衝突,是一種最野蠻、最蒙昧、最短視、最有副作用的勞資關係治理方式。勞資矛盾不會因為強行打壓下去就不存在,它每天每時都在重新產生,而且愈是不能得到正常的解決,就愈是會像野草一樣滋長蔓延。地方政府擁有的「維穩」力量其實是有限的,對於分散而數量不多的勞工抗爭可以迅速予以控制和撲滅,但是成片成片的勞工抗爭就難以應對,那時「維穩」體系就會土崩瓦解。所以執政黨和國家要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戰略性的考量和安排:是逐步滿足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要求、逐步吸納工人階級的政治參與要求,從而朝着一種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勞資關係治理機制過渡呢?還是繼續堅持傳統的高度集權的勞資治理模式?無疑,我們希望是前者,因為那不僅對勞資雙方而言,而且對政府和整個社會而言,都是最有利的一種選擇。

 

如果說「勞工三權」的實現和獨立勞工政治力量的出現,是推動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導性的力量,那麼,在轉型以後的政治結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工政治力量當然會獲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構成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結構中偏「左」的、「中左」的一翼,正如自由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會構成偏「右」的、「中右」的一翼一樣。我們不要小看這一偉大的歷史成果,因為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如果從文藝復興算起的話,差不多經過了四百來年的奮鬥才達到了這樣一種較為合理的政治結構。中國工人階級肯定不希望在未來一百年重新經歷經濟上自由放任、剝削猖獗,而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那樣一個資本主義原始發展階段。中國如果能夠利用後發優勢,盡量縮短這個階段,而進入較高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階段,那不僅是勞工之福,也是企業、政府和整個中華民族之福。

 

 

 

 

注释:

 

注1: 本文的基本闡釋框架來自王江松:《勞動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一 書。該書是筆者所主持的 2009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結項成果,梳理了 勞動哲學思想脈絡,建立了一套首尾一貫的勞動哲學體系,主張在憲政、民主、 法治框架下展開勞資博弈,期待中國勞工運動沿着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發展。

 

注2: 參 見 Feng Chen,“Subsistence Crise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 no. 44 (July 2000): 41-63;“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 Resistance in China”, Modern China 29, no. 2 (2003): 237-62;“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 185 (March 2006): 42-60。

 

注3:參見國家統計局:〈2014 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注4:參見王江松:〈多角度透視 2010 年「中國勞動關係年」〉,《中國工人》,2011 年 第 2 期,頁 4。

 

注5:參見〈外媒:2015 年中國罷工數量激增〉,勞動法苑網,www.laodongfa.com/ Item/Show.asp?m=116&d=809。

 

注6:參見〈常德沃爾瑪工會維權事件研討會〉(2014 年 4 月 13 日),王江松的新浪 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1jmjr.html

 

注7:參見竇學偉:〈2014:勞工事件盤點〉、謝玉華:〈市場化集體談判成功案 例 —— 番禺利得鞋廠勞資集體談判分析〉,《中國工人》,2015 年第 2 期,頁 10- 13、23-25,以及王江松的新浪博客系列文章:〈勞資集體談判的典型案例:廣州 大學城環衞工人罷工維權事件始末及其分析解讀〉(2014 年 9 月 10 日);〈88 天拉鋸戰:佛山工藝總廠的勞資集體談判〉(2014 年 9 月 29 日);〈從自在到自為:廣州番禺勝美達工會選舉案例研究〉(2014 年 10 月 6 日);〈戲劇性博弈:奇利田工人的 集體行動和勞資集體談判〉(2014 年 10 月 11 日);〈廣東省勞動關係地方立法應該、 可以、如何走在全國的前列(首屆珠三角勞動關係研討會參會論文)〉(2014 年 12 月 8 日);〈勞工運動遭遇組織化瓶頸:對波瀾壯闊的裕元大罷工功成垂敗的初步探析〉(2015 年 1 月 6 日);〈絕地反擊:番禺新生鞋廠工人維權紀實及其分析〉(2015 年 4 月 19 日)。以上文章由勞工互助網(www.laogonghuzhu.org)、中國集 體談判論壇(www.jttp.cn)及其刊物《集體談判制度研究》、新青年網(www.youth- 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278),以及眾多勞工微信公眾號轉發,在 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

 

注8 :參見王江松:〈2014,勞工界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台〉(2014 年 11 月 21 日), 王江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vei3.html

 

注9:參見李琪:〈從勞動關係的權力治理走向勞資主體的利益博弈〉,載于顏輝 主編:《中國工會.勞動關係研究(2011)》(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頁 1-8。

 

注10:  參見邢少文:〈中國正在走向權貴市場經濟?—— 專訪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 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南風窗》,2010 年第 18 期,頁 65-67;郭于華:〈關於 極權主義與中國社會轉型的思考 —— 哈耶克對中國的意義〉(2014 年 4 月 23 日), 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74207.html

 

注11:  以上內容參見陳峰:〈罷工潮與工人集體權利的建構〉,《二十一世紀》(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 年 4 月號,頁 19-20。

 

注12:  參見常 凱:〈政府如何處理工人罷 工〉(2010年8月5 日), 財經 網,www. caijing.com.cn/2010-08-05/110492061.html。

 

注13:  參見王江松:〈對 2012 年中國勞動社會事件的多學科解讀〉,載馮同慶主編:

《聚焦當代中國社會勞動熱點問題(2010-2011)》(北京:工人出版社,2012), 頁 166-68。

 

注14:  參見王江松的新浪博客文章:〈山重水複、峰迴路轉:利得工人集體維權紀實 和評析〉(2015 年 4 月 26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vyts.

html;〈為甚麼要致敬並學習利得工人?〉(2015 年 4 月 28 日),http://blog.sina. com.cn/s/blog_4d8d48790102vz1j.html。

 

 

出处:《二十一世纪》2015年12月号,总第152期

王江松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