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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孝荣:民族关系的前后三十年

2017年06月09日 蒙藏疆 ⁄ 共 6690字 ⁄ 字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地区常常发生的一些骚乱和冲突事件使得一些人对中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做出过于悲观的评估,并由此衍生出两种舆论。一种是 “怀旧”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三十 年的民族关系好过后三十年的民族关系。“那时候大家都和睦相处,根本不在乎谁是汉族、谁是 藏族(或维吾尔族)”是在边疆地区常常可以听到 的议论。另一种是“崇外”论,主张某些国家(比 如美国)在民族关系方面比中国处理得更好。在 政策取向上,怀旧论的支持者们主张向后看,要恢复前三十年的某些政策;崇外派则主张向外看。要通过借鉴某些国家的经验来制定所谓第二 代民族政策。两派的共同认识是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存在严重问题,需要彻底改弦更张。

 

一、前三十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真正贡献在于确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 的基本方向。中国创立了适合本国情况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而没有采行苏联的联邦制;通过 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中国政府在三十年间识别出五十六个民族,构建出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相对稳定的民族格局;中国政府倡导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主张 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并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 济、教育和文化。这些形成于前三十年的民族政 策的基本原则,至今仍然代表着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精神。

前三十年虽然创立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前三十年的民族关系却并不比后三十年更加和睦、和谐。西藏自1950年解放军进藏到1959年拉萨事件期间曾经历过几度紧张局势, 1956年以后藏区越来越不平静,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民族矛盾。1969年爆发的影响到西藏多个县份的尼木事件就涉及民族之间的冲突。也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新疆“伊塔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和云南“沙甸事件”等都与民族矛盾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比后三十年中最严重的民族冲突更具破坏性。

造成前三十年民族问题的原因至少有下面三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有政府中最强势的一个。自清朝衰落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离心势力,某些 地区某些民族甚至试图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独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地制止了这 类分离势力和分离倾向,并致力于在边疆地区重建和加强中央集权,这势必引起地方实力派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常常就表现为民族冲突;第二,中央政府虽然制定了基本正确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并没能得到始终一贯的执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正确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的政策,都受到批判和背弃。民族政策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在一些民族地区引起反弹,而这种反弹也常常表现为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第三,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干涉。西藏的分离主义势力就得到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支持,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则得到苏联、 土耳其等国的支持。

前三十年没有爆发更多和更严重的民族冲突是和当时严密的社会政治管控分不开的。首先,人员的流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内地人去往边疆或是边疆同胞移居内地,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边疆社会也同内地社会一样,每个城乡居民都由至少一个政治、经济或社会组织管理着,而所有这些组织都直接从属于政府。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在政府掌控之下,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够组织和策划不被政府认可的社会、 政治活动。其次,信息的流动也受到严密的管控。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人员与信息的交流非常有限,而国内的信息流动也都由政府掌控着。例如,有关云南“沙甸事件”的消息就曾经被严密地封锁着。试想,如果当年就有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互联网,而“沙甸事件”的过程能够以正确的或歪曲的形式在网上实时传播的话,势必会引起其 他一些穆斯林地区,特别是回族地区的连锁反应。再次,与上述两种管控相联系,人的思想和情感也受到严密的控制。政府通过媒体、学校、 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把官方的主张灌输给大 众。政府提倡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则受到批判。由于政府鼓励对于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的压制,有些时候人们不得不装着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这是现在一些人认为前三十年某些地区民族认同完全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原因之一。

这种装出来的民族和谐在当年就曾经迷惑了一些人士。改革开放之初,在达赖喇嘛派往藏区的访问团到达西藏之前,西藏的地方干部就曾经向中央保证:西藏的民族关系没有任何问题, 藏族同胞都幸福而满足,没有不满情绪。他们甚至担心藏族同胞会因为抑制不住内心对于达赖喇嘛那帮阶级敌人的仇恨而对访问团做出不敬之举。后来发生的一切令这些地方干部和他们的上司都大为震惊。访问团所到之处,都受到藏族民众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们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似乎一夜之间就复活了。先前的和谐和幸福感也消失了,他们开始向访问团诉说那些年所经历的痛苦。这些诉说经访问团反馈到北京后,北京的主事者们才意识到:原来藏民的幸福感和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不在乎至少部分地是装出来的,而原来西藏还有很严重的问题。这是后来胡耀邦进藏的缘由,也是中央通过召开一系列西藏工作会议而出台对西藏新政的开端。

在很大程度上,后三十年的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是前三十年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被遗留,主要是因为很多与民族有关的问题,比如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宗教冲突和文化冲突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在三十年之内可以解决得了的。我们曾经误以为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在前三十年高压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一些矛盾和问题被压抑和掩盖了,而这些被压抑和掩盖了 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高压被解除就自然地爆发了。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问题的根源之一。

 

二、某些国家也不比中国做得更好

崇外论并不比怀旧论更令人信服。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之后,一些人曾经忧愁地或兴奋地预言,中国由于同样由共产党执政并且同样是 多民族国家也很难避免分裂的命运,而刚好在那时开始发生的西藏和新疆的一些冲突事件就成 为一些人证明中国即将走向分裂的论据。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国这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多民族国家其实与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很大差别: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苏联俄罗斯族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国主体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集体意志也远远强过苏联的俄罗斯族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制度,而不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很难为分离活动找到法理依据,中国的宪法并没有赋予民族自治区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中国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避免了苏联和南斯拉夫所经历的由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又强化了中国政治制度,包括民族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这些差别决定了苏联 和南斯拉夫的悲剧不太可能在中国重演。

今天依然相信中国很快就会因为民族冲突 而走向分裂的中外人士应该少之又少,但仍然有些人认为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处理民族问题 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因此主张引进美国模式的民族政策来改造或取代中国现有的民族政策。 这样的主张如果获得采纳,则不但不能解决中国 现有的民族问题,而且有可能使现有问题变得更 加严重。这首先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民族状态基 本不同,因此对美国有效的政策不一定就能适用于中国。美国与中国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当代美国没有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合适土壤。美国五十州中除夏威夷之外都以 白人占本州人口的大多数,美国五十州中没有任何一州是由一个少数民数占当地人口的大多 数。也就是说,美国的少数民族都没有自己的主场和聚居地,因此也就没有建立自己本民族国家 的物质基础。这种状态的形成,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第一,美国的土著居民,包括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都在殖民过程中因为杀戮和 疾病造成的人口急剧下降而几近灭绝。今天夏威夷人只占夏威夷州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印第安人仅占美国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 根本不可能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移民后裔手中夺回本民族的祖居地;第二;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白人,因为种族、文化和语言比较接近,在移居 新大陆后能够迅速融合,形成一个在人口上长期占据多数的主体民族;第三,来自亚洲、非洲和拉 丁美洲的移民人数较少,且与其他民族杂居,任何一州都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夏威夷的亚裔人口虽然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但亚裔由于又细分为日裔、华裔、菲律宾裔、韩裔、越裔等而不能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中国南疆和西藏的 问题虽然由多重因素造成,但维吾尔族和藏族民 族分离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根源应该是当地的民 族聚居格局。假如藏族只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 的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假如维吾尔 族只占南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八 十以上,西藏和南疆可能还会有一些民族关系方 面的问题,但极有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现实威 胁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中国不应该全面借鉴美国经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关系总体来说并不比中国更 和谐,美国的民族政策也不比中国更完善。美中两国的民族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中国对少数民族适当照顾的政策就类似于美国的平权法案。中国的民族识别也接近美国以种族区分 人群的政策。但中美两国的民族政策也有差别, 而有人就建议要消除这些差别。有人羡慕美国的法制,认为美国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而这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有效途径。如果考虑 到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犯罪率的巨大差别、美国警察对某些族裔的经常性暴力执法,以及某些族裔的年轻人中被关押的罪犯比大学生还多的事实, 就不难相信,美国的法制体系虽然整体上可能比中国更健全,但并没能解决美国的民族和种族问 题。有人推崇美国在民族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去政治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民族和种族冲突,但 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民族和种族 关系方面做到真正的去政治化。充斥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由政府推行的平权法案,以及历届选举中种族因素的重要性,就是民族和种族关系政治化的集中表现。美国民族和种族之间依 然常常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美国某些少数族裔的贫困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和高犯罪率都说明美国对于民族和种族关系的处理并不比中国更为成功。严格地说,中国新疆等地发生的与维吾尔族极端分子有关的暴力活动与美国的“9·11” 是同类性质的事件。其根源是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而不完全是民族问题,但二十多年来维吾尔族极端分子在中国制造的所有暴力 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性的总和也比不上一个“9· 11”事件,而本来远离伊斯兰世界中心区域的美 国应该比紧邻众多伊斯兰国家的中国更容易避 免与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冲突。

 

三、中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并没有那么糟

中国大多数民族地区都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但只有极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比较 严重的民族关系问题。在五个民族自治区中,广 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都没有严重的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即使在西 藏和新疆,也不是处处都有问题。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就比拉萨和昌都更加平静,而新疆的问题主要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北疆就基本没有问题。在五个自治区之外的众多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也没有难以解决的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 很多内地的汉族同胞可能都不会知道像吉林、辽 宁、湖南、湖北、河北、广东、福建、浙江、重庆这样的省市还有少数民族自治州或自治县。之所以 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虽然有少数民族聚居 区,却没有民族关系问题,因此不会引起注意。 在世界其他地区,跨界而居的民族常常比较容易出问题。他们有时渴望加入国境那边由本民族兄弟姐妹建立的国家——当然他们也想把自己的聚居地带过去;有时则希望像国境对面的兄弟 姐妹那样在国境这边再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中 国虽然也有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塔吉克 族、景颇族、傣族等众多跨界民族,但这些民族都不存在想加入其他国家或追求独立的问题。美国的主流社会经常会把犹太人和亚裔描述成美国的“模范少数民族”。假如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话,那么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都是模范少数民族,而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都是模范民族地区。

理性地、全面地评估民族关系的现状是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条件。我们要看到有问题的地方,但也要看到没有问题的地方。我们既要研究为什么有些地方出现了问题,也要研究为什么很多地方没有问题。 对于确实存在的问题,则要客观地评价问题的严 重程度,不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例如,不能因 为一两个民族自治地方出了些问题就认为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有问题,而无视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都平安无事的事实;不能因为某些宗教团体或 民族团体的少数成员牵涉到一些冲突事件就认 为这些宗教团体或民族团体的所有成员都有问 题,而无视这些宗教和民族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忠于国家并且遵纪守法的事实;更不能因为中国一两个地方存在民族问题,就认为中国的民族关系已经不可救药,而无视中国大多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都能长期和睦相处的事实。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就容易造成惊慌失措和反应过当,就真的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不能忽略历史、忘记过去,也不应该拒绝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但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制 定民族政策时,我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应该主要是中国的当下。要认识到当代中国与前三十年的中国相比,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全然不同,而中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与民族状况也大不相同,因此机械地去比较中国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的民 族政策或是中国与外国的民族政策在学术上没 有显著的意义,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并非大有裨 益。我们需要制定适合现时代的民族政策,复古 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例如,在改革开放近四十 年后的今天,根本不可能也不必要再去恢复当年的高压政策。此外,我们需要制定中国模式的民 族政策,而不是美国模式或是俄国模式的民族政策。

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问题,即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是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需要时时铭记的另一项原 则。这两类问题互相关联,但又互不相同,需要 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的滞后有可能引起民族关系的问题,因此缩短或 消除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就能消除民族关 系问题的一个潜在根源。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水 平的差距只是民族关系问题的根源之一,在实现 了经济文化平等发展之后,仍然有可能因为其他 因素而产生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相当成功的当代中国,只要政府有决心调动足够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民族关系问题的彻底解决, 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比人力援助、物质援助更为 复杂的手段。

在遵循适用于全国各民族的民族政策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应该力求做到特殊地区特殊对待。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各民族地区之间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对于某些民族地区,提供适当 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就足以解决问题,但对于另 一些地区,则不仅需要强化人力和物质的援助, 还要施行其他一些特殊政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于各民族地区的政策从来就 不曾做到彻底的整齐划一,而这并不违反民族平等的原则,因为特殊地区特殊政策的最终目的仍 然是民族平等。例如,1959年前西藏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而其他民族地区就不能继续维持本地传统的政治制度;我们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采 取了不同的方针。改革开放之后,西藏的农牧民 在1980年前后就开始享受免税政策,远远早于其他大多数民族地区。援藏和援疆的力度也远远超过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支援——对口支援内地西藏班、西藏中学和新疆班的设立就都是面向西 藏和新疆的特殊政策。当前新疆的另一个特殊性就是,在那里有关民族政策方面的任何举措都不能不考虑到在大多数其他民族地区都不存在的反恐和国家安全问题。

就算我们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方而做得再好,也不能保证我们幅员广大的国家中各民族之间能够做到永远的和绝对的亲密无间与和睦相处。多民族国家发生一些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正常的。每次发生问题之后,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比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更严重吗? 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重吗?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很快就会导致我们国家的分裂和崩溃吗?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吗?对这几个问题的细致思考应该能够使我们更冷静更理智地去处理复杂而敏感的涉及民族关系的各种问题。

出处:《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