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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 习五条后台港澳关系发展 挑战及政策建议

2019年05月16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7542字 ⁄ 字号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会上发表讲话,针对两岸关系的今后发展,提出了标志习近平时代的五条主张,重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九二共识」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刚在前一年底九合一地方自治选举中遭到挫败的民主进步党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旋即召开临时记者会发表响应,明确否定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原本跌宕到谷底的民意调查声望,竟应声强势反弹,台湾民意的所在和走向,对比韩国瑜在地方自治选举卷起的韩流旋风,由此立判,台湾人民支持两岸和平发展、共存共荣,但是厌恶武力恫吓,反对消灭台湾国家主权和宪政民主的任何统一方案。

 

一如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两岸关系研究学者纷纷跳出为习五条辩护和诠释、批注,当中特别提醒我国人应重视习五条中有关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以白话文表达的习五条,竟然让台湾民意不解其微言大义,真不知是习近平太笨、统一战线工作能力太差,还是台湾人民太笨,不会体察上意?

 

习五条大意

 

习五条对台工作方针,有目标、实践、前景、基础与认同五大重点,大意如下:「

第一 : 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1.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3.共圆中国梦

  4.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第二 :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2.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3.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 :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1.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第四 :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1.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2.提升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

3.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第五 : 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1.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2.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两制台湾方案避谈是否承认现行台湾宪法秩序

 

习五条中我认为较有新意的,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主协商和金马小四通,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二零一四年主持研究出版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一书,当中对于一中三宪、一中两宪及坦尚尼亚模式有所讨论,被认为是突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高度自治之特别行政区体制而适用于台湾的可能模式,一中三宪的构想源自我国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也就是通过两岸和平协议或基础条约的签订,以之作为架构两岸共同屋顶的中国宪法,两岸则仍保有国家法人地位和既有宪法秩序,此则类似于邦联国的建立;一中两宪出于我国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主张基于现行两岸宪法秩序,由两岸签订一中和平协议;坦尚尼亚模式则出自对岸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王贞威的主张,坦尚尼亚联合共和国原由坦噶尼喀和尚吉巴两国组成,尚吉巴现为坦尚尼亚的自治共和国,尚吉巴总统为坦尚尼亚内阁成员。黄光国赞同王贞威关于坦尚尼亚模式的主张,即在未来统一的中华联合共和国之下,尚可保留中华民国。以上几种模式,都和现行香港、澳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港澳高度自治地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单方制定和解释的基本法来决定,这种模式不可能为台湾所接受,台湾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安排必须拥有自决权,而且必须在承认台湾现行主权国家地位和宪法秩序的基础上来展开两岸的政治协商。习五条不谈台湾中华民国现行的政治地位,回避了两岸关系中关于台湾人民主权和自决权的根本问题,因为台湾人民如果没有主权,台湾的宪政民主制度现状就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只能取决于大中国的善意。习近平和对岸的涉台智库,对于制度差异是两岸分歧的所在,台湾需要制度的有效保证,习近平和对岸的涉台机构人员,经过多少年的研究,是明知而不问,装胡涂?还是茫然未知,真胡涂?

 

民主协商对象具选择性

 

  习五条谈到两岸台湾方案的协商,台湾人民将拥有与对岸对等的协商地位,而不同于昔日的港澳人民,被完全排除在中英和中葡两两的正式谈判过程之外,但习五条又对台湾参与两岸协商的政治力量限定了条件,即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来把在两岸关系中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主张都归类为台湾独立,在其所诠释的九二共识中,只有一个中国原则,而没有中华民国。对岸如果不将台独的定义厘清,则台湾恐怕只剩下新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以及一堆统派幽灵政党能为对岸接受为协商对象,而这些无法代表台湾普遍民意的政治力量,凭甚么代表台湾人民对外协商台湾的前途?习五条所谈的民主协商,显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安排下由两岸政党或个人为参与者所展开的会议过程,其协商的主体,不是两岸政府,而是两岸的政党和各界别代表性人士,是排除中华民国角色的协商,也可能是排除相关性政党,而直接和民间言论领袖对话的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政党和个人,个个击破意见零碎分歧的分子化对手,甚至就在谈判桌上兵不血刃地就地解体了中华民国。

 

金马四通,单向融台

    

金门、马祖两个离岛县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之侧,过去如两只巨螯牵制着闽南与闽东,随着两岸台海区域战力的消长以及现代战争科学技术的进步,金马在国防上的前线作用已经大为消退,作为维系两岸民间关系和平发展的象征意义反而不断在提升。金门马祖人民追求地方繁荣富裕的心理应当受到理解和支持,而其在前线所面临的战争或沦陷的风险也应当受到管理。对岸提出金马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四通的倡议,在金马地方受到欢迎,因为两地隔绝海外,自来水、电力和天然气的供应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如能就近自对岸福建省获得补充,可以保证供应量的正常和充分。金门供水议题最早来自金门县长陈水在的主张,后来获得对岸福建省的响应和我国中央政府的同意,复经由两岸海峡交流基金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授权两岸地方政府进行协商,由福建省晋江市龙湖引进自来水源,通过海底管道向金门县供应,去年八月通水仪式上,金门县长陈福海提出新三通,希望通水之外,再通电和通桥,即向对岸购电和兴建金厦大桥,此次习五条中的金马四通,显然是对于金门县新三通的正面响应。

  在目前两岸官方互动中断的情况下,通水之外的三通如何启动,对岸的意图明显,即希望绕开中央政府层次,直接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和金门县与连江县政府协商,如果民主进步党政府反对或横加阻挠,势必引起金马民怨,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宜乘势利导,就我方可接受的四通方案先行进行评估与规划,再由海基会授权金马两县政府与对岸展开先期和分阶段的协商。

    金马四通的背后,其实存在着金厦和平实验区或金厦经贸特区的图像,这一构想的主要发动者为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秘书长谢明辉,而得到金门县长李炷烽、立法委员吴成典、陈福海等金门地方人士的响应,基本上是希望金门经济能与厦门进一步整合,并以泉州和漳州为外缘,形成闽南经济圈或生活圈,而期待能以一国两制的概念描述金厦特区和两岸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显示金门当地基于地缘关系,希望在两岸关系中有更积极有利于两岸和平和地方发展的作为。其中,兴建金厦大桥将金厦连为一体,是金厦特区建构工程的基础工程。金厦特区的主张已为现任杨镇浯县长所支持,对岸的反应反倒始终冷静,因为金厦特区涉及的制度与价值的融合与冲突问题,甚至会从闽南扩散蔓延到福建到邻近各省,毕竟金门不是香港,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完全影响和控制的。所以对岸所正面响应者,为兴建金厦大桥,并纳入海西高速公路网进行布局规划。二零零七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局长张铭清出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时,曾部分呼应李炷烽,提出金厦信息一体化和一国两制新闻学的主张,支持金厦新闻自由交流合作。其实金门和台湾都是信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金厦信息一体化,张铭清的潜台词并不是要金门实施新闻管制或自我审查,而是希望厦门媒体摆脱政治管制实施新闻自由,但在当前习近平核心的领导下,这一政治条件恐怕已经不存在于厦门了。

    由对岸对金马四通问题的响应可看出,在金厦一体化的问题上,对岸只想处理与金门经济民生有关的层次,而且是创造金门长期依赖海峡西岸福建省经济的形势,并不想让我国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合作治理或共同管理的名义将手伸进厦门。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既然已经提出,又强调不同于香港澳门模式,则关于香港澳门回归以来失败的治理经验,也必然是对岸所要吸取的教训,接下来,本文则

就要试着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香港与澳门的历史作为,而由此来看未来该国如何对我国内部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再就台港澳关系情势进行分析,提出政策建言。

 

中共接收港澳工作之策略作为与实际执行情形
    

香港澳门原本都是殖民地,英国和葡萄牙在当地实施的都是殖民体制,由殖民母国任命的总督来主持行政和立法大权。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洽签,乃至于一九九零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香港人民都不是主体,甚至不被视为当事人,这一模式又进一步套用在澳门。英国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原欲推动香港的民主改革来实现港人治港,终结殖民体制,这一以「民主直通车」通称的政策,是要以民选的立法局直接过渡到主权回归之后,没想到竟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加反对。一言以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允诺的一国两制,是维持香港殖民体制现状下的两制,不是香港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另起炉灶,在一九九六年任命了临时立法会,提前展开回归后的立法工作,根本架空了立法局,更早在一九九三年便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下指导棋,形同提前接收。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之后,立法局解散,临时立法会成为正式立法机关。彭定康政治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始就是想要在香港继承英国的殖民宗主国地位,而不是要放手任由港人自治。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意香港人民自决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双普选政治改革,则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二零零四年以主动解释法律的方式,巧立名目创设出所谓政改五部曲五道程序关卡来加以阻挡,即先由特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政改报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意后,复由特首向立法会提出政改方案,立法会须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审议通过政改方案,获特首同意后再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但特首参选前还要通过特首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投票的预选。

  二零一三年三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与香港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的一场座谈中,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普选特首人选问题的「坚定不移」立场,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这是未见于任何法律文件的政治标准,是否爱国爱港实际上则由中国共产党来认定,无疑乃可归结为「爱党」。

  二零一四年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雨伞革命和二零一六年鱼蛋革命的秋后算账,以暴动罪起诉抗争民众和学生,说明了香港沿用英国殖民法制的结果,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司法上也取得了属于殖民宗主国的优势地位,二零一六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争议的主动释法,做出得以审查宣示人诚意与否的决定,并以此为由褫夺了数字议员的资格,这一事实,也告诉我们,「爱国爱港爱党」这一参政门坎,端赖特区政府依其对人的好恶来判断与认定。

  在政治之外,二零零三年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政府签订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剥夺了特区政府对于中国大陆人民入境香港的边境管理权,大量涌入自由行和移居的大陆人民造成了香港人民生活环境的严重负担,生活质量下降,福利资源紧张,劳动者工资水平停滞,楼价上扬,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冲突日增,以致引发香港本土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危机;而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使香港的制造业全部外移大陆,大陆党国权贵资本进占、渗透香港和利用香港洗钱,香港从而对大陆形成高度的经济依存关系,在这一不利于香港自治地位维持的经济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内政的干预已经越来越有恃无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领域,对于香港自由港地位的负面影响毫不为意。而由环珠江口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港珠澳大桥落成通车之后势将加大力道,加速大陆对香港的融合,根本动摇香港维持一国两制的经济和信心基础。 

 

      中共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能借鉴之港澳统战经验

 

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现状仍是感到不满意的,不满意之处在于香港人分离意识的不断上升,而不断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而阻碍了香港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香港治理成败的检讨,主要是归咎于未在回归之初即在香港加强国民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香港人民与内地的交流,以致错失通过国家安全立法、建立和巩固香港人党国意识的良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信心和虚荣心的膨胀,他们对于香港是否持续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根本已经不思珍惜,维持一国两制样板的理由,只是为了垂范台湾。

    正因香港一国两制实施结果难以说服台湾人民,将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台湾的未来治理模式脱钩,乃成为不得不然的政治选择。邓小平昔日便有台湾将保有较之港澳更大自治空间的说法,如今则逼使习近平必须面对台湾特殊化的这一现实,换言之,毕竟台湾原本就存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的一国两制方案在目前对台湾人民的吸引力是不足的,所以只要逐渐削弱台湾的主权地位,使台湾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事实上宗主国地位,再由此过渡到法律上的中央政府地位,就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方案的设想了。我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阶段和可见的未来会有武力并吞台湾和实施直接统治的妄念,因为将付出难以偿还的族群仇恨的历史代价,同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制度不同,直接统治所造成的磨合与冲突,乃有可能冲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正当性,或者习核心的领导威信。

  基于香港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必要对台湾先期展开铺垫的各种预备动作。从统一战线工作的角度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仍旧深信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工作失败是香港治理的根本问题,则本文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将会加强在中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战作为,最有可能是以中华文化的捍卫者姿态,与中国国民党及统派政党合作或相呼应,将民主进步党妖魔化为台湾独立基本教义派政治力量,同时透过深入台湾社会基层民众的广泛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公共关系,争取台湾主流社会多数民众的好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会致力于透过代理人在台湾建立意识形态文化霸权阵地,所以对传播媒体的渗透和控制会是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即大举以广告收买或收购媒体股权,而企图达到根本控制主流媒体言论立场进而利用其形塑民意的目的,其在台湾,已经有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甘而为之前驱,其他觊觎妄想中国大陆市场的媒体,也极容易出卖灵魂自我审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命;以香港国民教育争议的前车之鉴,我们也相信,从《十二年国民教育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到教科书的编纂,将可能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伸手影响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会持续透过台商的政商关系或是与台湾本土社会关系的直接交往,影响各级政府和议会的立场和决策。而他们当前对台政策的重心,已经由招商引资转为融合了,这与台湾对大陆经济的高度依存度有关,加上中国经济崛起多年已经壮大,使他们不再需要大量依赖台湾的资金和人力来发展自身,反之,通过在教育、租税、福利、投资等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措施,将台湾人吸引进入中国大陆,产生密不可分的社会连带关系,藉此也在台湾社会内部培养出庞大的亲中队伍,就能够影响台湾人心和民意走向,利用台湾的选举民主制度,选出能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代言的政客。

  面对这一可能的情势,我们最好的对策,应当是趋吉避凶。香港经验告诉我们,国民意识是最后的堡垒,因此我国不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国的多元文化政策中找到制造族群对立冲突的空隙,强化现代公民教育中宪政民主人权法治价值的内化,而以之支撑多元文化和族群融合的过程和架构,是在意识形态文化霸权领域最佳的战略。由此,将中华文化视为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台湾文化发展的成就将有助于充实中华文明,应当是我国应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统战策略的最佳武器,如此一来,台湾的主权以宪政民主的国家型态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是中国大陆犹在党国专制统治底下,当前最为符合中国文明化和民主化利益和有效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在多元和开放的社会,要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理人对台湾社会进行统战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应当化守势为攻势,加强对中国大陆人民和各民族的文化影响和价值输出,视之如同政治作战,而总统和政府高层善用台湾选举政治营销技巧对中国大陆社会宣扬台湾进步价值,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暴政,争取中国大陆民众好感和同情支持,就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抵销他们对台湾进行统治宣传的力度效果。

  至于台港关系,眼见香港自由港或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亚洲阵地的地位逐渐弱化,我国应当思考取代香港经济地位的国家大战略,在国内设立境外经济特区

,松绑法律,延揽优秀的香港人才和企业来台湾发展,补强我国国际经济金融服务不足之处,为我国创造有利国家竞争条件,而我国则也可提供香港人民在人身自由和资金避险的管道,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在香港家乡奋斗打拼,也可以与台湾分享香港发展的成果。

澳门则由于地理和产业条件不佳,在面对一国两制时,最初反而期待回归之后可以改善葡萄牙治理不佳的状况,因此澳门人民对于高度自治的需求不如香港。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澳门人民有香港和台湾为心理后盾,因而得以安身立命。对于香港与澳门民众意识的差异,有其现实上的结构因素,这是我们需要认识清楚的。

                           

                                                                    曾建元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

 

                                                                《中国战略分析》第11期   2019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