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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 三十年后看六四

2019年05月20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33125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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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过去了,六四仍是未了之结。

这使本文的写作带有几丝苍凉,乃至悲怆。30年过去了,六四仍是未了之结。

作为亲历者、参与者,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万众一心、举拳抗议戒严的那一幕,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也是支撑笔者坚守历史正义、绝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动力之源;然,作为学者,我们又必须超越个人情感、经历和认知的局限,尽可能“客观地”研究历史、梳理历史演进中那些重大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交织和复杂互动,从而洞察历史所以如是的深层原因、深化民主运动成败的学理探讨。所谓观察者参与者身份的二合,经验分析普遍理解的二合,正此谓也。

本文分6个部分展开:1,从大历史角度看六四;2,关于学生绝食;3,关于邓小平;4,关于赵紫阳;5,美国政府与六四;6,六四与今日之红色帝国。其中,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带有宏观性,中间4节注重具体行动者及其历史细节。之所以选择学生绝食、邓、赵、美国政府对六四的反应作为“历史细节”研讨之,固然因为这4个问题充满争议,同时也因为有了30年时间差,我们已可能借助更多的资料来逼近历史真相,也在更周全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得失、完成历史评判。

 

从大历史角度看六四

 

作为特定政治词汇,六四指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一是起于胡耀邦逝世的、长达一个半月的学生市民的民主运动(以北京为主,但不限于北京);再就是中共当局对学生民众和平抗议的血腥镇压。

就前一个指称言,六四民主运动本来是1980年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演化的结果。它并不必然导向惨遭镇压的结局;它甚至可能开辟中国民主转型的新局,或至少为转型集聚新的条件。可惜这样的机会历史性地错过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葬送了。笔者研究哲学,相信历史的生成性:社会进化有其大的方向,文明进步的方向;但具体历史进程受各种偶发因素影响,且相互作用,曲折乃至暂时的倒退均有可能发生。现实历史演进呈现为网状的因果关系链条,一个动态的、多种力量相互碰撞的合力场。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具有构成性,就它具有行动者的某种主动而言;同时又是被构成的,就它受到其他要素的规约、限制而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能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只要他(或她)处于某种历史当口,闯入这个网状因果链条的核心位置,激发了合力场中的逆向反应与互动。一个本来就在权力场中占据核心地位或重要位置的当权者,其实也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其认知结构固然具有先在的根本意义,左右着他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但来自合力场的新的刺激会强化其反应,包括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甚至改变其应对方式,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结局。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社会进化的大方向”吧。

在大历史意义上,六四民主运动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一步,而改革开放本身又是中国当代史上政治现代化波谲云诡、起承开合、大扭曲后的大纠正的重要起始。何为“大扭曲”?笔者过去的文章多次指出,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以理解为中国百年共和的一个历史起点,它所指向的宪政目标是现代中国的合理选择,那么1949年的共产革命就是对共和革命的历史性扭曲。[1] 这个扭曲如此之“大”,如此之彻底,以致要经过整整30年,中国才迎来了纠正这个扭曲的“大机会”或“大机遇”。体现在:

政治层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2] 和在文革中发展到顶点的个人独裁,使中国的官场精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没有改造好”的各类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均受到摧毁性打击,才形成文革后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那就是必须告别这种即便按党国标准衡量也是荒唐野蛮的时代。邓小平力倡废除干部终身制,源于对这场大灾难的深切感悟(他本人也在文革中深受其苦),由此促成中共掌权历史上一次难得的体制性自我反省和更新。民间则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口号,直指中共专制体制的死穴。[3]

经济层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文革向人性挑战,试图让“精神变物质”,用“抓革命”去“促生产”,造成经济倒退和全民性短缺,才有了小岗村农民的保命之举,[4] 才有了中南海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利益驱动羞羞答答的承认。无论怎样,特区建立了,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经济改革兴起了,这一切在文革乃至文革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包含着对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原则的根本否定。

社会整合层面,正是由于文革10年和1949年以来的30年对知识分子反复整肃、对全民的反复洗脑,在文革失败的大背景下形成巨大反弹,人们对过去熟知的一切开始反思、开始怀疑且日益深刻,才有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像久别的甘露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向往。单位制[5] 某种程度的瓦解、“个体户”的出现,则给有勇气单飞的自由心灵提供了新的动力。

以上三者所体现、所昭示的,不正是人类社会进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大方向么?

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必须提及:国际环境。毛泽东的文革天怒人怨,但毛在文革期间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和尼克松握手,中美关系解冻。虽然中美重新走到一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原因,即双方都需要对抗苏联,但此举毕竟使中国重返国际社会。这份遗产令文革后的中国获益大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整个1980年代堪称中美关系的蜜月,中日、中欧关系也在那段时间大大改善。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也进一步靠近美国,美国政客和学界中的一些人则在憧憬一个更加自由开放之中国的可能性。就中国而言,这样的国际环境诚属可贵。更何况,近邻苏联也已经开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而苏联作为中国的敌人的色彩正在明显减弱。

试问,就大历史、大逻辑而言,还有比这更好的历史发展和变革机遇么?

 

当然,从转型政治学角度看,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还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虽然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正在一步步创造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各种条件,但这些条件毕竟还脆弱,改革的前路上还有太多的暗礁,随时可能搁浅,甚至翻船。

比如,在废除干部终身制的大原则下,一大批中共元老需要“退出”权力舞台,但这个过程其实很艰难。“二线”机制就是这样形成的,退下来的老同志进入中顾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算是有一个“发挥余热”之所,[6] 腾出“一线”位置给年富力强的领导人。邓小平率先垂范,不做党的总书记,却当了首届中顾委主任,时为1982年。即便如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邓提出他本人、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重要元老“一个全退、三个半退”时,[7] 仍然遇到很大阻力,最后还是陈云表态同意才算勉强通过。[8]

更公开也更激烈的斗争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本质上讲,邓小平、陈云这些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并无不同,都是列宁主义的信徒,不过有的更理想化(如毛)、有的更实用化(如邓、陈)罢了。邓、陈也有不同,那就是在经济改革问题上,邓更大胆也更放得开,“看准了就大胆试”,而陈相对保守,计划经济的老套子不愿意丢弃。但邓、陈在维护共产党权力和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正因为如此,他们均不能容忍总书记胡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软弱”的“缺点”,而到底把胡从权力舞台赶下来(1987年1月)。在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斗争可谓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止。但历史阴差阳错的地方是,邓让赵紫阳接任胡耀邦的位置,从而延续了中共党内改革派在权力中枢的继续存在。赵不但干掉老左邓立群,甚至领命负责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经济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初期的红火已过,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后果却昭然若揭:“双轨制”本来出于价格改革的需要而推出,没成想导致“官倒”横行,腐败泛滥,民怨四起,凸显权力结构重整的紧迫。赵紫阳主持的政改方案虽无法突破邓设定的底线(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但毕竟提出许多重大的政改议题并描绘出路线图,包括社会协商、出台新闻出版法和选举制度改革。用当年参加了政改设计工作的吴伟的话讲,“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成为中国向民主转型的一大步”,毕竟党内这些老人“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9] 1987年11月2日十三大闭幕后举行的酒会上,赵紫阳与其他新科常委会见中外记者,身穿西服的赵绕场一周,频频举杯,其自信与踌躇满志给人以深刻印象。

民间社会也在艰难破冰,且取得重大进展。从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八十年代初的高校学生竞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丛书热”,乃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知识分子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正在产生广泛的连锁效应。北京还出现了陈子明办的“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该所很早就确立了“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形态、以政治为灵魂”的事业格局,而影响中国政治显然是这批不俗的年轻人的奋斗目标。[10] 体制内的“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则在沟通体制内外各种改革力量方面多有建树。

总之,到了八十年代晚期,中国体制上下、官场内外的改革者联手而形成改革推力的局面已经是可欲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用转型政治学语言,这是“四方博弈”中有利于大国渐进和平转型的最佳格局。[11] 当然,变革的张力也十分明显: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高层“倒赵”之风骤起,似在动摇原有高层政治平衡;1989年初民间连续上书呼吁政改,给中国政治形势再添变数。[12] 恰在这个当口,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构成历史演进中新的重要节点,这才有了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上场。

再强调一遍,因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学生运动本来是八十年代中国民间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因处于特殊的历史合力场中,各类行动者的认知前提、对形势的判断、分别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间复杂的互动,均深刻影响着事件的进程,乃至决定了后来的历史走向。你可以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获得巨大成功,因为它成功激发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参政热情,暴露了当政者的守旧、昏庸与无耻;你也可以说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它导致的结果完全与发动者原初的目标背道而驰。二者都是对的。我们当然不会因运动的“失败”而否认民主运动的历史正义属性; 但我们也应检讨那段历史的某些细节,以澄清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以为未来中国民主事业之备考。

 

关于学生绝食

 

六四学运引起最大的争议是“是否应该绝食”。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争议,事后也成为总结八九民运史的重大课题。胡平认为学生应该“见好就收”,在政府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也做出阶段性妥协,“巩固自己已经赢得的阵地,其结果便是我们争得了有限的成功”。[13] 李伟东反驳胡的观点,认为学生并未得到什么“好”,自然也谈不到“收”;李尤其不赞成学生绝食给赵紫阳“添了乱”的说法,而强调学生恰恰是在助力中共改革派,是改革派自己的软弱,才导致功亏一篑的结果。[14]

关于改革派是否“软弱”,留待后文分析,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学生绝食前的几个关键历史场景,以便做出本文判断。

首先,从“4.17”(4月17日,以下类推)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评价胡的是非功过、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要求领导人公开收入、允许民间办报等7条要求,到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22”大游行,学生运动本来先声夺人,初战告捷。“4.26”《人民日报》社论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本想压住学运势头,却激发了更为声势浩大的“4.27”学生绕城大游行。笔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老学生”(我们这些博士生年龄远大于那些硕士生本科生)参加了这两场游行,亲眼目睹市民的热烈支持,场面极其感人。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同意和学生对话。应该说,这在共产党掌权历史上从无先例。但“4.29”对话中袁木等政府官员的丑恶表演给人们留下过于恶劣的印象,学生自然认为政府毫无诚意,遂有“5.3”学生代表向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之举,要求与政府平等对话、承认运动中产生的学生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在五四纪念日再次举行游行。

恰在此时,访问朝鲜后回国的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和“亚行讲话”,[15] 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一部分认为学运高潮已经过去,今后应主要致力于校园民主建设;[16] 另一些学生则主张继续罢课和街头运动,他们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必须向官方正式讨得学生没有“搞动乱”的“说法”。其实,即便是较为激进的学生如柴玲,当时也曾想找邓小平,当面向邓解释学生究竟在做什么,“这样邓就可以看到我们对民主改革的真实动机和愿望”,“邓也许不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他至少会知道学生对他和其他领袖并无恶意”。[17] 然这样的努力并无结果。一批年轻的学生遂产生“绝食”念头,试图用这种更加决绝的方式迫使当权者做出让步。剩下的,就是找一个最佳时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提供了这样的时机。用柴玲的话说,“如果我们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前夕开展一场绝食抗议,我们就可以给中国领导人一个和我们对话的理由”。[18]

然而,学生自己也承认,他(她)们其实对当时中南海高层情况“一无所知”。[19] 如果他们了解赵紫阳正在努力推进研究者后来概括的“双周维新”,[20] 也许他们会做出不同的行动选择。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赵的“双周维新”:

4月30日,赵紫阳访问朝鲜后回到北京,途径沈阳已经得知基层对“4.26”社论的普遍不满。

5月1日,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面对李鹏、姚依林等常委内的保守派,赵提出“学生们要求的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是与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一致的”,“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21]

5月1日~5月5日,赵紫阳分别约见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农研中心主任杜润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北大校长丁石孙、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等人,了解各方面对学运的反映和意见。赵还打电话给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希望约见邓当面沟通,以获得邓的理解和支持,但未果。[22]

5月6日,赵紫阳拜访杨尚昆,提出“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23]

5月8日,赵紫阳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学潮的汇报,且再次强调要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提出回应群众的要求,“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赵还建议“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取消80岁或75岁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24]

5月9日,有1013名记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

5月10日,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力倡和社会各界对话,“不仅要与学生、新闻记者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还应该与工人座谈,倾听工人的呼声”。[25]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廉政委员会,并于当天下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等。

5月11日~13日,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等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大单位,听取编辑、记者的意见。胡启立坦承“新闻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26]

5月13日上午,赵紫阳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终于见到邓小平,汇报近来工作,当面陈述他对学运的看法和主张。当邓小平对学生可能在天安门绝食表示不安时,赵很有信心地表示“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邓小平则跟了一句:“学生情绪一旦偏激可顾不上这么多”[27]

 

事实证明邓的判断反倒更准确。就在赵、邓见面的同一天、同一个上午,北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高校校园贴出《绝食宣言》,当天下午,首批约200名绝食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

          但我们是多么地不情愿,多么地不甘心啊!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种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28]

       

读到这样的《绝食宣言》,天下都会为之动容。

事实上,学生绝食行动立刻产生巨大反响和社会动员力,学生运动迅速升华为整个社会的抗议浪潮。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5月14日各高校即宣布再次罢课、部分教师宣布罢教;5月15日起天安门广场出现大批市民、知识分子游行。穿行于天安门广场和各大医院间飞驰的救护车让人们记挂学生的生死、空气中都弥漫着焦灼;与此同时,数百万长安街头的抗议者也在体验“创造历史的冲动”,体验从未有过的与专制搏击的快感。

然而,绝食这样的决绝行动同时包含着巨大风险,它把中国政治博弈中的各种力量逼到了墙角,再无回旋余地。当时的情况是,赵紫阳代表的中共改革派和李鹏代表的中共一线保守派围绕学运性质问题正在尖锐对抗;邓、陈代表的中共元老派本能地支持李鹏,但邓本人在弃赵还是用赵问题上仍在权衡,未下最终决心;赵则急需获得邓的首肯才能继续推进“双周维新”意义上的“新政”。绝食行动彻底中断了这种可能,因为它立刻给保守派提供了理由,证明学生背后“有坏人”要破坏中苏会谈;它也给改革派制造了难题,让赵紫阳有口难辩,陷于被动。绝食行动越是获得空前的社会反响,就越是激发保守派本能的恐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绝食造成的全社会一边倒的支持从反方向促使邓下了最后决心使用强硬手段,包括520日开始的戒严和64日凌晨的屠城,这自然是绝食学生完全未能预料的后果。记得当时社科院的同学们每晚都要聚在一起研判形势,不少人担心绝食行动若遭到镇压,中国将会迎来空前的黑暗。此语竟被后来历史所验证,可谓一语成谶,不亦悲乎!

严格地说,发动绝食的学生是个人行为而非组织行为,绝食决议本身并没有获得北高联的支持,但北高联亦没有强力阻止。[29] 注意这个细节可以引发许多历史因果的联想。如果学生和学生组织再成熟些,如果人们对广场民主的负效应有比较充分的警惕,如果绝食没有发生、或即便发生了又适时“退场”,也许事情发展有别的可能,也许赵紫阳的新政不至完全中断,也许八九民运和整个中国改革是另一种结果。历史之无情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不应该因此苛求当年的学生,他们不过20来岁,在家长眼里还是孩子。更何况在信息不对称、不畅通的情况下,学生无从了解体制内高层情形,也缺乏判断政治形势的经验。不但学生如此,比他们年长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当时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曾去广场疏导学生,劝他们结束绝食,但收效甚微,因为知识分子本身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且很快自己内部就发生了分裂。[30] 事后检讨,这里有太多需要总结的教训。

有些朋友强调学生行为(包括绝食)的“历史正义”性。[31] 我完全同意。但我们应区分两种不同命题:代表历史发展大方向的行为体现历史正义,这是历史哲学之价值论的命题;但行动者的操作不当引致复杂的逆向互动,最终导致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政治学与转型理论的策略论命题,二者并不相互证伪。换言之,我们不能因行动者的行为体现历史正义就拒绝对行动过程之战略或策略层面的反思、检讨与批评;反过来也一样,不能因为行动者战术、技术层面的失误而否定整个行为的历史正义属性。

关于学生绝食本文要说的,就是这些。

 

但,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早就想拿下赵紫阳,并非学生的过激才导致历史后来的结果。这是对历史过程及因果联系的另一种解释,且持有这个判断的非一般看客,而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下一节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邓小平

 

鲍彤先生是我尊敬的、为六四做出巨大牺牲的体制内反叛者,他前些时与李南央的对话《鲍彤再看六四:邓小平的一场政变》发表在2018年5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引起很多人关注。

鲍彤说,不少人觉得邓小平镇压学生是要保党、救党,其实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那么谁是邓眼中的“中国赫鲁晓夫”?赵紫阳。根据是,1989年4月18日政治局常委讨论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规格,赵紫阳主张高规格,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悼词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允许学生参加悼念活动,因为“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这一切引起邓的警觉,“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32]

鲍彤认为,邓“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而后采取了几个步骤:“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33] 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34] 鲍彤还认为是邓通过某种渠道授意北京市委在向中央汇报时夸大学运威胁,特别要强调“中央有黑手”;与此同时,邓又对赵施放烟幕弹,在赵去朝鲜前许诺“回来后把军委主席职务交给你”,其实是为了稳住赵,“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35] 分析至此,听讲的李南央不禁脱口而出:“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36]

“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5~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但是拖到5月16号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37]

 

鲍彤作为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对六四逻辑做出全新解释。但仔细检索,这个逻辑其实问题多多:

首先,说“4.22”大游行后学生已经回校、北京市委是“被授意”对学运做了夸大的渲染,这与基本史实不符。事实是,学生对“4.22”李鹏拒不出来接见广场请愿代表意见极大,大游行又使学生强烈感受到市民的支持,回到学校就开始酝酿罢课、完善学生自治组织、进一步建立校际联系等。[38] 北京市委则早在4月18日、4月20日就连续给中共中央打报告,称一些人利用学运“借题发挥,提出不少政治主张”、“反动言论公开化”,有人“呼喊反动口号,矛头直指小平、紫阳、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有人甚至煽动学生“冲击中南海、火烧中南海”。[39] 显然,像李锡铭、陈希同这些左的北京市委领导不需要“被授意”,而有足够的动机去夸大学运的“阴暗面”,这是他们最好的自保手段。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鲍彤用文革前毛对刘少奇的怀疑类比邓对赵紫阳的怀疑,似乎很深刻,其实经不住推敲。先不讲邓是否真的那么在乎“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笔者不认为邓有这种奢望),就算有,邓对赵的“怀疑”好像也来得太快了些。鲍彤作为体制内资深人士、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非常清楚“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和李南央的对谈中鲍彤还提到“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40] 既然如此,邓又怎么可能轻易下决心要拿下赵,仅仅因为赵主张高一点规格纪念胡耀邦?并马上得出结论说赵要搞“秘密报告”?当年毛怀疑刘是“中国赫鲁晓夫”,尚且用了几年观察才下此结论;邓即便对赵有不满,总不至因一时一事就走出这么远。这不符合一般逻辑。

那么真实的邓、赵关系(特别是这对关系在六四期间的演变)到底为何?根据这些年已有的大量材料,辅之以必要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我以为用如下轨迹描述邓的行为更为合理:

邓本来对赵充满信任。文革后期的1975年赵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还在北京台上的邓小平鼓励赵“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不久邓再次被打倒,赵并没有告发他的“还乡团”一说,这让邓觉得赵“值得信赖”。[41] 1980年赵紫阳到北京荣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推动的经济改革的最得力执行人。赵务实能干、善于领会邓的意图、行事风格也有不少接近邓的地方,自然让邓颇赏识。赵在很长时间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低调甚至相对保守,也让邓放心,以至于胡耀邦还在台上时,邓就指定赵紫阳主持政治改革的方案设计。然而,赵接替胡担任总书记后并没有如保守派元老期待的那样“反自由化”,反倒端了邓立群的左派老窝“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连陈云的夫人于若木都下了岗,[42] 引起保守派老人的反感与警觉。在这种情况下,邓顶着陈云、李先念的压力,继续支持赵的工作。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一线工作的保守派李鹏、姚依林把失败归咎于赵紫阳,后边的元老陈云、李先念则吹起一股“倒赵风”,说赵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43] 显然,一线赵紫阳与李鹏、姚依林对立的背后,有二线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的对立。对邓而言,赵是自己的人,李鹏、姚依林是陈云、李先念的人,这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对理解中共高层政治非常重要,对理解邓的心理也非常重要。邓虽然自命是“第二代”中共领袖的领头羊,其实做不到一言九鼎。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时时受到陈、李的掣肘,这让邓并不舒服,也是他需要赵紫阳的原因。尽管邓内心对赵似乎并未坚定反自由化也会不满,却没有接受陈、李意见把赵换掉,像两年前换掉胡耀邦那样,因为背景不同了。邓仍然需要赵紫阳,更何况现在已经无人可换。

由此可以理解,1989年春夏那个历史当口,邓最终忍痛弃赵,必定经过了一个反复思考权衡、内心煎熬的复杂过程

“4.22”追悼会,赵悼念胡的原拟安排,邓内心肯定不满,故强令降低规格。邓甚至因此对赵的忠诚产生怀疑亦是可能的,对邓而言也是痛苦的;但正因为邓赵的特殊关系,加之前述复杂的高层人事背景,邓很难下弃赵的决心。1989年邓已经85岁,老年的邓应该更希图有一个稳定的班子去做邓希望达成的事,那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赵紫阳本来是实现这个意图的不二人选。邓多次表示要让赵“再搞两届总书记”,还要把中央军委主席也让给他,应该不是虚的。到“4.23”赵访问朝鲜前夕邓再次表示“回来后把军委主席职务给你”,可能有试探赵是否仍然忠诚的成分,但显然不是要“稳住”他。在笔者所述的逻辑语境内,不存在邓需要“稳住”赵的问题。

邓的“4.25”讲话(或“4.23”讲话)[44] 乃是邓对发展中的学运的最新判断,这种“敌对思维”是邓的真实逻辑,也是那一代中共元老的共同认知。赵紫阳的“5.4”亚行讲话和“敌对思维”不是一个调,自然引起邓的进一步警觉。他要观察赵是不是第二个胡耀邦,所以故意将近10天不见赵。到“5.13”邓赵见面,邓亲耳听到赵紫阳那一套“肯定学运主流”的说法,心里更加失望,才有“不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告诫。[45] 但此时的邓是否已经完全失去对赵的信任?还可存疑。因为到此为止赵并没有直接否定邓的意见,只是侧重点有变化,希望用转圜的办法解决问题。邓已经开始暗中准备,包括调动军队以备不虞,但这不意味着邓已决定弃赵。

真正的拐点发生在“5.16”,那一天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公开讲出邓小平才是中国的幕后掌舵人。尽管赵只是谈了一个事实,却令邓和邓家大为光火,大骂赵“忘恩负义”。[46] 这是更严厉的指责,也是邓对赵真正伤心的地方。邓作为耄耋老人,其行为逻辑是清楚的,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坚守共产党领导不容动摇的观念,这是一以贯之的,谁批评共产党,谁就是共产党的敌人;第二,中国“不能乱”,乱了经济不可能发展,所以学运必须压下去;第三,邓的个人威严不容挑战。邓其实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一定记得1984年国庆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那是由于经济改革成功人们对他的由衷歌颂。但不过5年,事情却发生了大翻转,学生绝食、赵紫阳把他公开抛出去,已经导致暴风雨般的倒邓狂潮。而且,竟然是赵紫阳!这突破了邓能够容忍的底线。不仅是认知,还有情感底线。邓不得不忍痛割爱,挥泪斩马谡了。

“5.17”邓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邓明确否定了赵的主张,提议用戒严控制北京的局势;赵则明确表示戒严他“很难执行”。二人事实上决裂。

邓后来曾讲他对学运已经“极其克制”,所谓“克制”是指竟然允许北京乱了一个多月“而不采取措施”。[47]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邓对赵同样“极其克制”,直到最后也没有把赵紫阳拿下,而是赵自己“请病假”撂挑子不干了。这倒可以和晚年的毛一比,毛当年也曾相当“克制”地容忍过邓,因为毛需要收拾文革残局,需要“安定团结”,如果不是四五事件发生,未必第二次罢邓的官。这才是历史更为相似的地方。

“5.19”北京宣布戒严,邓把杨尚昆找到家里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

 

          你知道,这次事件爆发以来,我承受了多大的党内压力。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后,先念就对我讲,这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声音,要我表态。以后,陈云、先念等

都给我打电话交换过好多次意见,按照他们的意思,学生去天安门就是中央纵容的结果,要采取措施。他却一点不配合,连一点配合的意思都没有。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真的越走越远了。[48]

 

邓显然很伤感。

按照这个逻辑,邓在六四后的1990年、1991年两次传话让赵“重新出山”,也并非不可能。[49]

关于赵紫阳

 

现在,我们转到赵紫阳。

关于赵,这些年也有两种说法引发争议。一是“争权论”,二是“软弱论”。

“争权论”的发明者是阮铭,另一位老资格的党内反叛人士。1992年,六四剧变不过3年,处于流亡状态的阮铭在台湾出版《邓小平帝国》一书,系统阐述他对邓、赵和六四的看法。阮铭认为,赵紫阳有很强的权力欲,早在1984年就写信给邓小平说很难与胡耀邦合作共事,其实是想除掉胡,自己取而代之。1987年1月胡耀邦的下台,是陈云集团与赵紫阳联手的结果。[50]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陈云等元老从原来的盟友变成了对手,因为他们更支持李鹏,对赵构成威胁。赵为应对这种挑战,一面靠紧邓,同时聚集一批青年理论精英,开始鼓噪“新权威主义”,为自己造势。据说这批“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勾画的是这样一幅美妙图景:一个英明领袖,在他们心目中是赵紫阳,不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慈禧干政’应当结束。一批与英明领袖‘配合默契’的权力精英,首先是赵紫阳的幕僚们。由他们在中国专制独裁到下世纪中叶,然后还政于民”。[51] 但赵和他的权力精英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努力争取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二是没有争取知识分子,对独立知识分子充满戒备。这样就把赵和他的一小群精英搞成“自我孤立的新权威主义”。[52]

在阮铭看来,六四学运本来给赵紫阳提供了机会,“能够及时改变已经使他陷于灭顶之灾的新权威主义,真正站到支持民主改革的立场上”。当时“赵完全可以掌握与学生对话的主动权、掌握现代传播媒介的主动权、掌握国家合法机构的主动权(人大常委会正副委员长万里习仲勋都支持赵紫阳)”,“把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是可能的,这样军队就没有理由开枪,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既成局面”。“但是赵紫阳却并不这样做,他并不真心同社会民主运动与党内民主力量联合。他考虑的重点是在党内斗争,试图利用学生民主运动的力量来加强他同李鹏的权力斗争中的地位。所以他一面发表温和的讲话(显示党内的两种不同声音),一面却让李鹏和李鹏手下的人去同学生对话,不断地激怒学生,保持紧张局面。他自己站在一旁放弃对话的主动权,不过是等待邓小平做出新的选择,即让邓小平觉得李鹏收拾不了局面而由邓小平自己把赋予李鹏的权力转移给他,再由他来收拾民主运动。但是赵紫阳在这一点上估计错了。邓小平把赵紫阳的这种态度,视作赵紫阳要他交出权力。他宁肯调动几十万军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也不愿意示弱于要他交出权力的人。赵紫阳对邓小平的错误估计导致自己的下台。”难怪邓小平的家人指责赵的“人品坏”,“所谓‘人品坏’,意思当然是赵要夺邓的权”。[53]

按照上述权斗逻辑,其实还可以推出一个“更坏”的赵紫阳。阮铭不过是说赵紫阳要同李鹏争权,而并未觊觎邓的最高权力(赵的精英有此想法、邓及邓的家人有此猜测均不等于赵本人有此意图)。但赵在事件演变中的一些做法却完全可以解读为赵在为邓挖下陷阱,特别是“5.16”会见戈尔巴乔夫公开抛邓之举,难道不是要置邓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吗?陈子明在反思六四的文章中也谈到“长期以来就有一种说法,早在1988年底,赵紫阳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邓保赵’;1989年2月‘终于传来了他(赵)要下台的信息’。学潮的爆发给赵紫阳提供了一个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所以他从朝鲜回国后‘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据说,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赵紫阳在问清楚是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决定在政治舞台上赌一把大牌”,于是就有了赵公开抛邓之举。[54]

 

这已经近乎某种“阴谋论”。如果说鲍彤阐述的逻辑本质上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阴谋论”,那么阮铭和从阮铭观点引申出来的这套说法则是赵紫阳对邓小平的“阴谋论”。方向相反,却殊途同归。然而,在我看来,这两种“阴谋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邓的“阴谋论”不能成立已如前述。赵的“阴谋论”不能成立首先在于阮铭的立论前提有问题。说1984年赵紫阳就有取代胡耀邦的想法,根据无非是当年5月26日赵紫阳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赵在该信中希望趁老同志们健在,“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起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55] 该信并没有提及胡耀邦。当然,1984年的胡赵关系有不是很协调的地方。总书记胡耀邦对经济工作时有插手,外出视察给地方“加码”、“许愿”,给国务院工作造成被动;作为总理的赵紫阳也不同意胡耀邦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等等,这才有了赵紫阳给邓小平的这封信,本意是理顺工作关系,形成健康的“领导制度”。胡赵同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领导人,但胡赵身边也各有自己的“圈子”,胡“圈子”的人多对赵的这封信有意见,加上赵在1987年1月倒胡“生活会”上的批胡发言,难免推测赵早有取代胡的野心。阮铭曾在中央党校工作,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属于胡“圈子”人士,持有此说并不奇怪。但赵“圈子”的人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们认为即便赵的行为有不妥之处,也不意味着赵试图取代胡。比如蔡文彬,蔡是赵的老部下,在《晚年赵紫阳》一文中,蔡认为赵不应该写1984年那封信,1987年1月“批胡生活会”上的某些发言也不妥,像说胡“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将来可能成为大问题”等,但蔡不认为赵的本意是要搞掉胡耀邦。“人无完人”,胡赵各有局限、各有遗憾,但他们都是改革时代伟大的领导者,二人总体上也是团结的。[56] 我认为蔡的上述评价大体公允。

至于新权威主义,阮铭强调它是赵紫阳智囊班子的产品,意在树立赵的权威,其实了解中国当代思想潮流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很多并非赵紫阳政改研究室的人,像萧功秦、吴稼祥,他们或是大学教授,或在中南海“行走”,但均不属于赵紫阳“圈子”。他们提倡新权威主义,本意是论证他们认为更合理的中国政治转型之路,那就是借助铁腕领导者排除改革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先实现经济自由化,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如果说萧、吴之类学者的“铁腕领导者”是有所指的,那他们更属意的乃是邓小平,而非赵紫阳,因为谁都知道是邓在掌握实权,这和20年后萧、吴的新权威主义又把希望寄托于习近平是同一个道理。当然,萧、吴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而已,因为无论当年的邓还是今天的习都丝毫没有要“民主化”的意思,邓只是在强人政治有利于经济发展意义上肯定过新权威主义。赵也同样,至少在1989年前。被软禁后的1994年10月,宗凤鸣来看望赵,问“有人称你赞成新权威主义的,是否这样?”赵答:“据说是吴稼祥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但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认识吴稼祥。我只听说,台湾有个教授曾对几个青年说,你们应该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台湾如果没有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后来我去邓小平那里,曾提到一种新权威主义说法,就是强人政治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说他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对这个问题,我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只是感到也有道理。因为在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矛盾多,需要有权威人物来推动。”[57]

赵内心当然不会没有对权力的渴望,这是人性,尤其当他已经处于那样的高位。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赵并非单纯恋权、争权之徒,而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改革者。赵尤其不可能觊觎邓的权力。做出此类推测是关于赵的“阴谋论”的最大败笔。为什么呢?因为在陈云、李先念等元老都在、且在攻赵的情况下,邓是赵最大的挡箭牌,赵不能没有邓的庇护。赵没有建立自己的队伍,包括体制内官员、军队高层、知识分子(这些方面阮铭的批评是对的),恰恰说明他还想仰仗邓,把邓视为“中国最大的政治”,而不是夺邓之权,那样就等于自寻死路。况且,直到六四学运爆发前,赵仍相信邓信任他。在这个判断背景下,赵也不会视李鹏为有实质威胁的权力争夺者。

阮铭称赵“一面发表温和的讲话(显示党内的两种不同声音),一面却让李鹏和李鹏手下的人去同学生对话,不断地激怒学生,保持紧张局面。他自己站在一旁放弃对话的主动权”,这个叙述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5.4”亚行讲话后的赵已经在安排和社会各方的积极对话,“5.13”学生绝食后还特意指定阎明复等和学生代表对话。真正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赵“4.23”坚持赴朝访问达一周之久,而事实上放弃了控制局面的主导权?笔者以为,在整个六四学运期间,赵有两次举措失当,“4.23”坚持赴朝是第一次,甚至,说举措失当都轻了,而是重大错误。赵自己对坚持赴朝的解释是“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58] 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截止到“4.22”为止,学生运动已经出现很多非同以往的迹象,社会也已经像一把干柴,点火就着,难道赵紫阳缺乏相应的敏感?就那么自信不会发生问题?这就迫使人们做出另一种推测:也许赵有“私心”,在汹涌的学潮和保守派对他的攻击面前暂时退避,不让保守派抓住把柄,同时观察学运的走向,给自己留出空间。用陈小雅的说法,这叫“从两造之间‘缩身’,既可让保守派与学运彼此消耗,又不给存心倒赵的保守派留下‘非程序更迭’的口实”。[59] 但这样做的后果却是丧失了在一线掌控主导权的机会。可以想象,如果赵留在北京亲自处理学运,保持和邓的直接沟通,未必一定有“4.26”社论和“动乱”结论。邓固然不会改变他对学运“有坏人”的基本判断,但只要赵的“浆糊术”足够高明,没有让保守派得势发表成文的定性文章,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赵在处理此类事情上并非没有成功过。可惜赵自己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从后来历史演变看,此乃大错,因为赵不在给李鹏提供了可能,顺着邓的敌对思维逻辑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才有“4.26”社论产生;推翻“4.26”“动乱”定性是学生核心诉求而再再不可得,才有绝食发生而导致惨烈结果。邓固然是“6.4”镇压惨剧的元凶,赵的退缩、不智亦构成整个因果链条中的一环,不可挽回矣,岂不令人叹息!

赵的第二次举措失当,是“5.16”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公开“抛邓之举”。赵明确告诉戈,戈与邓小平的会见,才是中苏两党恢复关系的标志,因为中共有决议,重大事情还需要小平同志掌舵。如前所述,这个谈话引发邓和邓家的巨大愤怒。赵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表示委屈,说他无意伤害邓的感情,而是在当时场合必须说的话,因为在赵之前见了戈尔巴乔夫的邓只是笼统地讲“两党领导人的会见就意味着两党关系的恢复”,可能引起苏方误会,赵必须把邓没有讲明白的话补上,是邓戈会面而非赵戈会面才标志两党关系的正式恢复,这样又必须解释邓而非赵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60] 从这个逻辑看,赵的委屈是有道理的。而且向外国领导人通报这个情况,这也不是第一次。但邓为什么会大发其火、很多人也把赵的谈话视为“抛邓”动作呢?原因在于时间点谈话的报导方式。“5.16”赵戈会见时,正是天安门广场绝食正酣,举国上下千夫所指者已经不仅是李鹏,而且开始向邓集中,恰恰在这个时候,赵发表这个谈话,还强调要“直播”。这就是问题所在。邓固然因大发其火暴露了色厉内荏的本质,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得人心,但赵紫阳难道没有想到,对亿万愤怒中的民众来讲,此时公布邓的太上皇身份恰恰是给爆裂中的社会火上浇油吗?即便该补的话必须补上,就不能不公开播出,以免引出不良后果吗?难怪赵的“阴谋论”者会由此断言赵居心叵测,已经按捺不住要倒邓夺权。

然而,笔者仍然不认为那是赵在公开向邓宣战、要和邓决裂。理由还是那一条:赵需要邓;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赵都不具备诋毁邓的主观故意。吴伟认为,“赵紫阳的本意是想以此贯彻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却引出事与愿违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的‘误会’。”[61]

无论是否“历史误会”,事实是在赵最需要邓、也希望说服邓改变学运定性时,却如此不智地把“太上皇”直接晾在全国公众面前,让邓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它提供的信号足够强烈,以致自由知识分子迅速采取行动,要向当代中国的“慈禧”宣战了。严家其起草的“5.17”声明这样写道:

 

            清王朝已灭亡78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62]

 

这个声明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也把赵紫阳彻底装进“举旗谋反”的筐子。但人们是否想过(或事后反思过),在中国的现实权力语境中,赵紫阳真的有“谋反”力量么?而且,鉴于严家其参加过政改研究室的工作,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人,这份声明又会让保守派产生什么联想呢?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即便没有赵的“5.16”公开“抛邓”,赵邓事实上的对决(不是赵对邓的谋反)也已经势不可免。何以如此?学生绝食已经4天,赵认为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5.16”赵戈会谈后安排晚宴,兴奋的赵又多喝了几杯。在随后召开的紧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公开提出要推翻“4.26”社论定性,肯定学生主流,以结束学生绝食。这固然是赵久已憋在心里想说的话,但毕竟一直没有正式讲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样讲就是公开向邓挑战。赵表示自己可以承担全部责任,试图给邓开脱,但赵的提议仍然遭到李鹏、姚依林等保守派常委的拒绝。会议结果是鉴于事态的紧迫性,次日提请邓等老同志议决。[63] 而“5.17”会议上,邓和其他中共元老认定“退无可退”,“再退就要把中国让给他们了”。邓尤其强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64] 可见,在邓赵之间,这是多么尖锐的立场对立、又是多么互不相容的两种认定啊!赵邓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决裂。

 

行文至此,可以引出对赵的第二种批评了,那就是赵紫阳“过于软弱”,没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振臂一挥,充当时代的弄潮儿,彻底扭转历史的方向。李伟东在他的大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国之路》中是这样表述其观点的:“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在我看来就是由于改革派没有及时抓住民众的支持跟保守派做最后的对决”。从“5.4”到“5.20”,改革派一再退让,而“如果赵紫阳带领的改革派敢于抗争的话,这场革命是完全可能成功的”。比如,为什么不能想象,赵紫阳“5.19”凌晨去广场看望学生,就留在广场不走了,广场立刻成为民主派战斗的中心,赵紫阳是合法的中共总书记,党心、民心都在他这边,军队也可能倒戈,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可惜,由于改革派的“软弱”,自己最终黯然出局,留下学生和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对决,革命最终牺牲在血泊中。这就是六四真实的历史。[65]

是的,既然已经决裂,为何不拼死一搏,拼他个鱼死网破?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对赵紫阳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赵不可能真的去“拼死一搏”。首先,认知方面的原因。1989年的赵,还没有在认知层面达到彻底否定中共体制的程度;他的政改设计仍然是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但改变党的执政方式”;赵推动的社会协商对话仍然在民主社会主义范畴内(他和戈尔巴乔夫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几乎一醉方休,大概也是因为见解相近);他还没有足够的理论武器去对抗、瓦解邓的敌对思维;他尚不能理直气壮地反驳邓说,那种怀疑学生队伍中“有坏人”的逻辑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专政逻辑,一定要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别人批评你就一定是要推翻你,这才是邓和所有中共保守元老致命的思维误区;他也不能反驳、化解邓和其他元老“退无可退”的恐惧,因为客观地讲,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要求最终的确会导向对整个共产党专制体制的否定,尽管体制的解构不等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就一定下台;而当时的赵本人未必能区分这两者,也未必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解构是大势所趋,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从而自觉地重新站队。简言之,1989年的赵紫阳既不是1956年的纳吉·伊姆雷,也不是1991年的叶利钦。匈牙利事件时的改革派纳吉之所以义无反顾,是因为他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转型路线图,那就是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建设多党政治,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所以毛泽东才认定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事件”而力促赫鲁晓夫出兵镇压;苏联“8.19”事件时的叶利钦之所以能登上坦克振臂高呼,一举粉碎苏共保守派的政变图谋,是因为他在认知上比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早已认同宪政民主体制才是俄罗斯未来的方向。1989年的赵紫阳尚没有达到这一点,达到这个高度是几年后(大约到了1994年、1995年)软禁中的赵大彻大悟、认知升华的结果。[66] 就此而言,说赵“软弱”其实是不准确的,认知清楚但缺乏行动勇气才叫“软弱”,赵的问题显然不在此。

其次,即便赵有这个认知,他也缺乏“拼死一搏”的组织力量。这就回到阮铭对赵的批评,他没有在高层着力建设自己的队伍,又刻意对独立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诚然,“5.19”的北京和全国,已经不需要赵紫阳再说什么,他若真的留在天安门广场不走了,会赢得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热烈支持。然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军队。军队会支持赵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中共最高掌权者对军队的控制是共产党维系政权最重要、最成熟的经验之一,邓可以不做党的总书记,但要做中央军委主席,保持对军权的控制,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政治上多保守,“5.19”戒严令发布后虽有“八上将”反对戒严的表态,稍作工作也就平息了。[67] 这与1991年的苏联全然不同,苏联军人之所以在“8.19”事件中没有支持苏共保守派而集体杯葛,是因为自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以来,这个改革已经深入到苏军内部,苏军各级指挥员已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这是“8.19”事件中苏联军人集体抗命、拒绝向人民开枪的思想和认知基础。[68] 但中国军队完全没有这个基础。戒严令发布后解放军部队被百万北京市民自发挡在城外,双方对峙达半月之久,但接到命令后军人最终还是向学生和市民开了枪,说明什么呢?除了证明中共对军队的成功洗脑和控制,不能说明别的。

这再一次让我们慨叹历史的无情。不要忘记邓在学运爆发前还许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转交给赵,而且本文分析了这种许诺并非虚言。倘若假以时日,赵真的从邓手中接过军委主席大权,赵的民主认知也走向成熟,而中共元老一代自然消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命运、前途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呢?回眸那个历史当口,民主转型的正面因素虽在迅速成长、聚集,但尚未“到位”(认知不到位,组织不到位),远没有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历史却过早“摊牌”,没有给一个继续“孵化”的时间;“摊牌”的结果,又是转型的阻力被激发、被放大,最终成为左右历史的主导要素,遂有六四的血腥结局,中华民族又一次深陷历史吊诡,岂不令人扼腕长叹?!

 

再说一遍,总结这些,提出各种因果假设,不是在非难历史和历史中行动的人,而是要从历史中学习,使我们及我们的后人更聪明些、更成熟些。

从历史正义角度看,人们既不应苛求六四学运中的学生,也不应苛求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学生在广场坚持到底,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赵紫阳宁愿丢官、坐牢,也不做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这是了不起的精神境界,足以永垂历史。真正要谴责的是邓小平、李鹏和中共保守派元老。邓因最终下令开枪而成为历史罪人。然而邓亦并非天然是屠夫。邓用了这么久才最后下达屠杀令,足见他自己完全明白这一步走出去他的历史记录将是什么。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按照共产党保守派自己的逻辑,他们也已经别无选择。

 

                     关于美国政府与六四

 

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话题:美国政府在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作为。

本来,无论从何种标准衡量,北京六四屠城,都是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的行为,它理所当然遭到西方各国的谴责,美国也不例外。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国会先后4次发表声明或通过决议,宣布终止中美间高级官员互访、停止军售、阻止国际机构向北京贷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国会还通过决议,给予所有愿意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绿卡身份。这些声援和举措当然给了海内外追求自由的华人以鼓舞。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屠城惨剧发生不久,美国行政当局已经和北京秘密联系,乔治·布什总统甚至打破自己颁布的高级官员互访禁令,派特使秘密前往北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弄清楚美方动机,我查阅了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合写的回忆录《A World Transformed》。[69] 据此书记载,六四屠城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5日,布什总统就试图直接和邓小平通电话,向中方解释美方立场,但竟然遭到北京方面拒绝;没有死心的布什总统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给邓的信,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北京。信是这样写的:

 

我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首先,我想您一定知道,我本人带有强烈信念,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对双方的基本利益都至关重要。其次,我对您为中国人民和你们伟大国家的进步所做的一切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为老朋友写这封信是为了寻求您的帮助,以维持我们双方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努力告诫自己不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要试图颐指气使地告诉中国如何处理它的内部危机。我尊重我们两个国家、两种制度间的差别。我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抱有极大尊敬,中国已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良多。但,我也请您记起我们年轻的国家由以立身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民主与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强权压迫的自由。对这些原则的信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其他国家发生事件的反应……。

同样基于以上原则,我作为美国总统(对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某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如您所知,一些应该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叫嚣在我们这里仍在强化。我正在抵制此类叫嚣,以此表明我不希望美中之间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关系毁于一旦。我也在向美国人民解释我不愿意由于经济制裁而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

当朋友之间出现困难时,就像现在,必须找到一条彼此展开心扉的道路。为此,我在考虑您能否接受一位特使,他将代表我前往北京,以便讨论我们双方都认为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我们不应该让我们两国的关系再受到损害……[70]

 

中国民主人士读了老布什总统这封信一定会感到诧异,甚至愤怒,因为美国总统在这样一个时刻写给中国独裁者和屠夫的信显得过于卑躬屈膝。信件的确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共、对中国认知的某种不准确,有些原则问题的把握也不正确。比如,布什总统自认为了解中国,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前,他就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转,他也非常清楚由于“百年国耻”,中国人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声音极其敏感。正因为此,布什给邓的信使用了十分谨慎甚至谦卑的语言,生怕招惹北京的不快。但中国的民主人士会指责美国总统混淆了“中国”和“中共”的区别,中国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的确是中国人不能忘怀的事实,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当政者可以以此为由拒绝外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这种基于人类普世价值的批评与当年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完全是两回事,只有坚持一党私利的中共统治者才会故意混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但美国总统的信竟然默认了这一点,而把天安门镇压说成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出于对另一种“文化”的尊重对此不应做出过分反应。原则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布什总统的信如此谦恭,某种意义上也出于他对邓的好感。一般而言,1970年代和中国重新建立关系的一代美国政客,包括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国务卿和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乔治·布什,多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传奇历史带有几分敬畏,这是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异国革命者的非凡经历,尽管他们是共产党人。据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邓在美国人眼里尤其是一位改革者,甚至“真正的改革家”,是邓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前走。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大学生不顾游行禁令,在示威活动中推崇胡耀邦,反倒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71] 美国人甚至相信邓是真心和美国好,只是由于一些“鹰派”人物的挑唆,才使邓“变得相信美国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72] 我不知对美国人认知的如上描述是否准确。若真如此,这种对中国事务的理解显然是不及格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地缘战略考虑,也就是美、苏、中之间的大三角关系。1969年美国人重新评估中美关系、1971年努力打开中美关系僵局、1972年实现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均建立在同一战略前提之上,那就是联华制苏,把中国当作冷战年代制衡苏联的一个帮手。反过来也一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也把美国视为中国抗衡苏联威胁必须借助的力量。到了1989年,中苏关系有缓和趋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甚至要访华,这让美国人有些紧张,因为他们吃不准戈尔巴乔夫到底要做什么,他的“公开性”改革是要向西方靠拢吗?还是说,他要建一个更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和西方对抗?如果是后者,那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噩梦的到来,因为戈尔巴乔夫如此年轻而有活力,这将是对西方巨大的威胁。正是因为这一切,美国人急于了解中苏关系的未来走向,而忙不迭地利用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需前往吊唁的机会“顺访”中国,“抢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和中国领导人会面,以进行必要的战略磋商”。[73]

1989年2月25日,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布什一行到达北京,受到邓小平的热情接待。邓称布什为“老朋友”,并告诉布什“戈尔巴乔夫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并不意味着中苏重建针对美国的旧式战略联盟”。“诚然,我们正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就像美国也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一样,但迄今为止,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邓特别谈到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国家对中国的伤害最大”,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由于二战战败,日本最终没有从中国拿走什么,苏联就不同了,“借助雅尔塔协议,苏联不但割走了外蒙古,还获得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从赫鲁晓夫时代至今,苏联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不但在和中国西北边境接壤地区屯扎重兵,苏联军机在朝鲜有活动,印度、越南也可以见到苏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视苏联为最大的威胁,也正因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才做出巨大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邓接着说,中国希望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但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后会发生什么?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苏联是否愿意拆除它的对华包围圈,比如在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军”。“鉴于这段晚近历史,人们能说中苏之间将恢复往日的联盟,就像1950年代那样么?不,不会的,这不可能发生。”[74]

1989年2月的会见,邓小平给布什吃了颗定心丸。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几个月后美国总统面对突如其来的北京天安门事件显得如此踌躇和犹豫不决。美国仍然需要北京这个战略盟友,尽管北京当权者对学生的镇压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国会议员们可以义愤填膺,可以高举制裁的大旗,因为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美国总统作为行政和外交事务的决策者则必须考虑更复杂的战略环境,以评估美国的战略利益。

 

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乘坐机身经过伪装的C-141美军运输机,悄悄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次日上午即面见邓小平、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和外交部长钱其琛。邓上来就指责“美国过深地卷入了北京事件”,美国国会听信“谣言”,采取了一系列反华举动。“我们没有触犯美国的利益,是美国在大规模侵犯中国的利益,伤害了中国的尊严”,所以“解铃仍需寄铃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迈出和解的第一步。斯考克罗夫特告诉邓美国国会和绝大部分美国媒体都在指责布什总统“行动不够坚决”,三天前美国会众议院刚刚以480票对0票通过更强硬的对华制裁案、就便总统行使否决权也很难改变这种结果;如果北京方面对事件的善后处理稍显宽大,都会有助于布什总统说服国内公众、有助于世界舆论的改善。邓听后竟厉声回答:“我认为美国人必须懂得历史。我们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再加上3年朝鲜战争,就是打了25年仗……。没有什么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这不是一句空话,已经被几十年的经验所证明”。邓表示对那些动乱分子的处理绝不会手软,“至于美国方面会怎么做,我们拭目以待”。说完拂袖而去,把客人丢给了李鹏和其他中国官员。[75]

显然,邓在气势上压倒了美国特使,这几乎是布什总统那封信的必然结果。回想那个历史当口,四面楚歌中的北京政权其实非常需要美国支持、也巴不得美国总统特使来,但老道的邓还是唱了这出黑脸戏,抓住美国人的弱点,用纯熟的政治谈判技巧压住对手,他的那套“主权”、“内政”不容干涉的说法也再次忽悠了美国人[76] 半年后,斯考克罗夫特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公开的,事实上向外界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打破高层互访的禁令。邓要求美尽快结束制裁,还要求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问美国,以显示中美关系已经重回正轨。这次访问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斯考克罗夫特虽然是公开来的北京,仍然希望尽量低调,但在中国外长为他举行的酒会上,面对突然出现的摄影机,斯考克罗夫特马上意识到他面临一个两难抉择:“要么我和中国方面碰杯,而这一举动很快会被国内媒体指责为‘和天安门屠夫’把盏敬酒;要么拒绝碰杯,而这会危及此次来华的使命”。“我选择了前者,令我懊恼不已的是,我马上成了‘名人’,而且是在这个词的最负面意义上”。[77] 多年后的2002年,钱其琛访问美国,斯考克罗夫特还念念不忘此事,称“那一次你们可把我整苦了”。[78]

 

后续事情的演变仍然一波三折。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结束刚回到美国,东欧剧变发生,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死于非命,美国人重新评估世界格局。既然冷战即将结束,中国对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这使得美国政府对北京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1990年4月,中方提出派特使秘密访问美国,美方以国内气氛不适合来访为由婉拒;后来白宫提出可以在第三国见面,北京则没有接受。据钱其琛回忆:“对于美方的短视行为,小平同志于5月14日托来华访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告布什总统,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情过于兴奋”,中国不是东欧。[79] 总之,中美关系重新陷入僵局。到了1990年夏季,海湾危机爆发,美国为了获得联合国授权打击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必须得到中国支持,才重新拉近同北京的关系。

在其后的时间里,北京为打破西方制裁多方活动。第一个突破口是日本。日本在1990年即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北京又利用1990年9月纽约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与当时的欧洲共同体“三驾马车”(欧共体上任、现任、下任主席国)外长举行会晤,为结束欧洲国家制裁创造条件。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到北京,是西方实施制裁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方阵营首脑。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北京,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亦取得进展,美方不但撤销了某些制裁,还承诺支持中国“入关”(加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年轻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战胜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成为白宫新主人。上任后的克林顿一改布什政府的对华老套子,开始执行美国国会一直主张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记录挂钩的政策。[80] 1994年3月,克林顿还派了他的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前往北京,希望说服北京方面就范,但很快就发现碰了大钉子。中南海故意在美国国务卿到来之际逮捕13位异议人士,国务院总理李鹏则对来访客人宣称“绝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81] 最后,是美国人自己撤掉了人权与贸易挂钩的做法。那么,除了北京的强硬以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最终从价值立场退缩了呢?关于“遏制”还是“接触”的争论可以提供部分理由。毕竟,中国太大,“遏制”并不容易;还是“接触”它,把它融入世界,或许还有“改造”它的机会。这是相信经济成长有利于民主化的一部分人士的看法。不管最后是否应验,这个立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促成美国从价值立场退缩的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更“硬”、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商界的压力。早在1980年代,华尔街已经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领悟到了巨大的商机。天安门镇压,堵住了希望继续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们的嘴,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的商机又来了。所以“到了1994年,美国企业界已经动员起来,反对以对中贸易为杠杆,追求政治目标”。在这个背景和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政策“亦从试图改变中国内政,变成善加利用它提供的经济机会”。[82]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它同地缘政治力量一样,凸显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复杂。美国人曾经真诚地支持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为中国青年争自由的努力而感动、而呐喊;但美国也有它的多面性。价值理想、商业利益、地缘政治,这些东西也往往打架。历史就是在它们的相互碰撞中走下来的。

 

六四与今日之红色帝国

 

六四是当代中国的分水岭。

六四镇压曾使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的合法性危机。我在以前的著作中这样定义合法性、合法性危机及其“前设条件”:合法性本来意味着臣民(前现代)或公民(现代)对统治者(或权力受托者)的认可;当一个社会体系的制度潜能还有挖掘的可能,体系内含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拟或仅仅稍露苗头而不足以构成威胁时,该体系的合法性尚能存在或尚可维持,亦即该体系的合法性尚能得到臣民或公民的认可;而当社会体系的制度潜能日益枯竭、制度表达与制度实存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体系内含的“对抗性”矛盾充分暴露、体系已很难用传统整合方式弥补巨大的社会裂痕时,合法性危机的到来就成为不可避免。从中国批判理论角度言,我们可以把上述批判客体(社会体系)之内在矛盾的积累、展开与成熟理解为对象合法性危机的前设性条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社会体之制度潜能的枯竭化(原有制度框架无力调节日益尖锐的社会结构性冲突),而原有制度表达(意识形态)已经堕落为扭曲、粉饰制度罪恶的工具,乃是该体系合法性危机的前设性条件[83]

然而,令人错愕的是,在过去30年中,中国共产党统治者成功摆脱了这个危机,在战战兢兢中走了过来,甚至实现经济上的强势崛起。于是开始有人说当年六四镇压是“正确的”,没有党和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84]

此类观点当然不值一驳。诚如本文第一节所言,1980年代的“改革十年”本来正在创造中国进一步走向宪政文明的前提条件;旧有体制潜能的枯竭化本身就在召唤新的需求,民主转型的需求。无论学生、市民的呼吁还是知识分子的主张,都是社会前进的“正能量”,它非但不会造成破坏,恰恰会促成真正的“稳定”。只有坚持敌对思维的统治者,才会把这样的要求视为洪水猛兽。试想,若当时的邓认同赵的思路,启动更加大胆的政治改革,鼓励说真话、建立社会协商机制、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党国的腐败断不至于达到后来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程度,中国或许早已迎来政治清朗、民族创造力迸发的春天,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且伴随着巨大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是六四镇压断送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断送了一个文明、健康、真正稳定的国家进步过程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六四危机提醒统治者必须从经济绩效角度重塑其合法性,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根本背景。邓深知六四开枪已经毁了他大半英名,他不能允许经济改革再中途刹车。邓深信,中国老百姓是讲实惠的,只要大家生活改善了,共产党的江山就能坐得稳。所以邓号召在党的领导下(也即决不放弃权力垄断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鼓励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经济大门洞开、政治改革停滞,其结果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官商勾结、畸形的财富涌流和社会的彻底贪婪化。中国人确实迅速富裕了起来,两极分化也达到惊人的程度。但党国并不在意这些,不过“成长中的阵痛”而已。2001年,中国“入世”,搭上全球化快车。2010年,中国GDP跃升全球第二,党国有了新的本钱。于是合法性再次转换,“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成为新的动员令。接下来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了。2012年上台以来,习一反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的谨慎小心,对内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对外以红色帝国雄姿强势崛起。党国不再“韬光养晦”,而在全球四面出击,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了。

这个演变令人吃惊。今日红色帝国的堂然出现作为六四镇压后中共几轮合法性转换的不期然结果,似乎证明了中共政权的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对此人们是大大低估了。新的历史吊诡表现在:人们本来寄希望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寄希望于体制内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大陆的蒋经国,但结果却迎来了新的雍正皇帝。的确,按照前现代标准,习不愧一个勤勉皇帝的称号,他样样亲力亲为,十几个“小组长”哪一个也不是虚的。中国官媒给百姓传递的习的形象是:敦厚大气,亲政爱民,重塑传统,严整吏治,发展武备,开疆拓土,有容乃至,协和万邦,洋洋然一派“明主”和“盛世”气象。海内外的反对派们不服:什么“盛世”?“溃而不崩”而已。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坦率承认,改革开放40年、六四后30年,今天的中国的确是自鸦片战争以来180年“国势”最旺的时候。这不全是共产党的功劳,但又确实是在共产党治下取得的。就此而言,红色帝国正在崛起,并非妄言虚话。

然则六四先烈的理想置于何处?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以为,人们不必着急,也不必失望。看看中国前现代那些“盛世”,哪个不是辉煌一阵子,就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当然,共产党体制不是皇权体制(虽然骨子里有着深刻的继承性),今日中国也未必完全重复前现代的老路。但共产党的“盛世”同样不会持久,却是一定的,原因在于“盛世”的现代标准自有其现代性,它包括主权在民、私权神圣、个体自由与尊严、公共权力的受托性与可替换性,等等。如果党权体制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它的“盛世”就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就便维持更长的时间,一代、两代、甚至更长(这要看中国人从传统臣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化程度、公民与党国专制政体的博弈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国内部的分化程度和变异结果而定),而终不可能久远

 

从全球视野看,今天的人类正在进入“新丛林”时代。 “新丛林”指“大国博弈重现,实力原则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行动指导,价值退居其次甚至彻底隐身,利益而非道德凸显为支配国家行为的枢纽”,就像19世纪前的世界那样。[85] 川普代表的美国、普京代表的俄罗斯和习近平代表的中国,都是“新丛林”世界的一级选手。但“新丛林”毕竟又不同于“旧丛林”,因为“至少就中美关系言,它不是简单的、单一性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博弈,而同时包含政权性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且就北京方面说,后者才是第一位的,才是主要的东西”。“这种争斗性质的双重缠绕是新丛林世界不同于旧丛林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它既是民族国家水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再现,又渗透着、裹挟着新冷战之制度层面、政权性质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生死较量”。[86]

正是这种较量,凸显了六四民主追求的当下意义。诚然,今天已经不是30年前的冷战时代;但新冷战比冷战更隐秘、更复杂、也更惊心动魄。历史仍在生成中,这意味着主体仍有创造历史的可能。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者应有卧薪尝胆的坚韧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脚踏实地,做自己能做的事,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则六四一代的理想之花迟早会在中华大地上绽放。

 

(作者系本刊共同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本文写于2019年1月18日~2月23日,新泽西)

 

 

 

[1] 参见拙文《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载《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香港,晨钟书局2010年版,页236。

[2] 动员式极权主义不同于经典的斯大林官僚极权主义,更强调底层动员和精神革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其典型。

[3] 异议人士魏京生早在1979年“民主墙”时期,就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口号,即除了工业、农业、科技、国防4个现代化外,还需要政治民主化。

[4] 小岗村在安徽省凤阳县,1978年村里18位农民悄悄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从而开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大幕。

[5] 单位制指中国计划经济年代(1950年代到1980年代前期)普遍实行的国营企事业单位管理制度,以大包大揽为特征,兼具福利性与控制性,在这种制度下,个人离开单位几乎无法生存。

[6] 该机构成立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7] 即彭真从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位置上“全退”,不再担任其他任何职务;陈云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半退”至中顾委主任;李先念从国家主席“半退”至全国政协主席;邓自己则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8] 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版,页288。

[9] 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页235。

[10] 参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上),2016年自印版,页257。

[11] 所谓“四方博弈”,指一个国家政治转型中通常都会出现的四种力量:体制内开明派、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外温和反对派、体制外激进反对派。显然,体制内开明派(改革派)和体制外温和反对派最有可能联手,而推进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

[12] 民间上书被邓和其他中共保守派领导人认为是自由化进一步泛滥的表现,要颠覆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认知也深刻影响了邓对其后不久发生的六四学运性质的判断。

[13] 胡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载《北京之春》,1995年第7期。

[14] 李伟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国之路》,载《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4期,页36~37。

[15] “五四讲话”指5月3日赵紫阳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亚行讲话”指5月4日赵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各代表团团长和高级官员时的讲话。

[16] 封从德即持这样的主张,见他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234。

[17] 见《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页125。

[18] 同上,页133。

[19] 同上,页131。

[20] “双周维新”的提法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2016年自印版,页323。

[21] 见张良编著《中国“六四”真相》(上),美国,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页264~265。

[22] 王瑞林称邓身体不好而回绝赵的请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页30~31。

[23]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上),页314。

[24] 同上,页323。

[25] 同上,页332。

[26] 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页319。

[27]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上),页366。

 

[28] 同上,页375以下。《绝食宣言》很长,这里是摘录。

[29] 当时的学生组织北高联、北大筹委会等都不赞成绝食行动,北高联的学生领袖王超华就认为绝食并非由于形势严峻,而是激进同学的无力感使然。在学生组织并不支持的情况下,王丹、吾尔开希等原学生组织领袖都是以个人名义参与发动绝食的。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页352~358。

[30] 陈小雅这样总结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学运问题上的态度:“人们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是为一种‘现实政治’的态度。其二,以严家其为代表,道义与立场上均为学运派,认为政府不满足学生提出的条件则无由劝学生撤退。坚守‘理想政治’与‘原则政治’。其余的人则在温、严两种意见之间摇摆。”见《八九民运史》(中),页391。

[31] 见李伟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国之路》。

[32] 见《鲍彤再看六四:邓小平的一场政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5月23日。

[33] 这篇文章本来赵要发表,以解除一些学生的误会“胡耀邦是气死的”,鲍彤认为邓阻止发表这篇文章是故意让谣言传得更广,以激怒学生。

[34] 《鲍彤再看六四:邓小平的一场政变》。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 见封从德《六四日记》,页129。

[39]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上),页138。

[40] 《鲍彤再看六四:邓小平的一场政变》。

[41] 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页107~108。

[42] 参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上),页216。

[43] 同上,页237。

[44] 过去认为邓是在“4.25”会见李鹏等发表的动乱定性讲话。近来一些学者的研究质疑这个时间(包括本文正文引述的鲍彤观点),认为早在“4.23”邓已经见了李鹏并做出学运定性。吴国光在为《李鹏六四日记》写的长篇导言中详细分析了两个时间点的区别,他认为把实际的“4.23”会面说成是“4.25”,是为了掩盖镇压学运的决策不符合中共合法程序这一真相。见吴国光《政治权力、宪章制度与历史真相》,链接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9702

[45] 见《中国六四真相》(上),页365。

[46] 据鲍彤回忆,5月17日上午赵曾接了邓小平女儿邓楠的电话,邓女大声斥责赵紫阳“不讲良心”。参见吴伟《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页506。

[47] 见《中国六四真相》(上),页481。

[48] 同上,页521~522。

[49] 关于邓请赵“重新出山”的说法,见蔡文彬《晚年赵紫阳》一文,载张博树主编《赵紫阳的道路》,香港,晨钟书局2011年版,页106。

[50] 阮铭《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页188~189。

[51] 同上,页233。

[52] 同上,页221。

[53] 同上,页254~255。

[54] 陈子明《八九民运的必然与偶然》,链接见https://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031158.shtml

[55] 该信全文见《赵紫阳的道路》,页112~113。

[56] 同上,页114~116。

[57] 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年版,页155~156。

[58] 见《中国六四真相》(上),页155。

[59]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页93。

[60] 详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页67。

[61] 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页502。

[62]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页483。

[63] 见《中国六四真相》(上),页431。

[64] 同上,页444。

[65] 李伟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国之路》,《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4期,页38~39。关于赵紫阳留在广场不走的假设,没有见诸这篇文章,但作者在各种场合多次谈过。

[66] 1994年1月17日,赵紫阳在和宗凤鸣对谈时,称“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笔者看到的标志赵思想升华的重要表述。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31。

[67] 详见《中国六四真相》(下),页599。

[68] 关于苏军在“8.19”事件中的详细表现,参见拙作《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载《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报告(全本)》,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版,页284~286。

[69] 该回忆录有中文译本《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但中译本完全删去作者回忆八九六四时中美关系的一章,笔者只得找来英文原著研读。

[70] 引自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Vintage Books,1998,P100~P102。

[71] 见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争》,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15年版,页136。

[72] 同上,页139。

[73] 见《A World Transformed》,页91。

[74] 同上,页94~96。

[75] 同上,页106~109。另可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页173~176。

[76] 邓小平的这些忽悠对中国政治反对派而言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不过“敌对思维”加上传统的中共合法性的那一套说辞而已,但对美国政客竟然连连奏效。1989年11月访问北京的基辛格也是邓这套逻辑的俘虏。基辛格在他自己写的书中说:“1989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政治稳定,经过将近6周的内部争论,他们不无迟疑地走出了这一步”。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感到震惊”,“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对这样一个不伤及任何美国实质利益、而且中国认为别国无权干涉的事件如此愤怒。中国人觉得这要么是西方霸道的一种表现,要么显示了一个自己也有问题的国家毫无道理的自我标榜”。当邓小平告诉他“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发内战”时,基辛格对此照单全收,称“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对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是19世纪中央政府的崩溃,外国于是乘虚而入……”,“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最近200年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见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页418、422。

[77] 见《A World Transformed》,页174。

[78] 见钱其琛《外交十记》,页184。

[79] 同上,页185。

[80] 早在1990年、1991年,美国国会都通过将贸易与中国人权挂钩的法案,但遭到布什总统的否决。

[81] 见麦克·曼德尔邦(Michael Mandelbaum)《美国如何丢掉世界》,新北市,八旗文化公司2017年版,页36。

[82] 同上,页38。

[83] 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页9。

[84] 此语出自张维为,见他的《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邓小平与中国大转折》,观察者网2017年2月18日。链接见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7_02_18_394851_s.shtml

[85] 见拙作《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载《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第3期,页35。

[86] 同上。

                                                        《中国战略分析》第11期   2019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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