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 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2019年06月05日 中国转型研究, 转型路径 ⁄ 共 4426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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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种各“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只到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但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

 

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

 

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因缘际会,新思想在几年间便由少数人的观念在知识界、教育界蔚为大国。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认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是一个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的、完全民间性质的教育组织,1915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年第五届和1920年第六届这两届年会中都认为学制问题重要,因此专门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

 

对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届年会讨论、研究学制的决议,广东省教育会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阵容庞大的研究会,由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共30人、小学校以上各校长18人、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曾研究教育者9 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计71人组成。又从中选出40人,按照学制对应学段,分初等教育部10人、中等教育部10人、师范教育部10人、高等专门大学部10人 ,共4个小组同时参酌各国学制分部深入研究。最后将研究结果制成草案,提交省学制大会讨论通过。

 

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十余省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教育部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希望联合会赞同教育部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

 

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一位浙江的许姓代表上台大骂教育部:“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那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诸位听……”于是他在台上大骂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当时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和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也只能坐在台上静听。(《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新教育》第5卷第5期)

 

看到会议很难继续开下去,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教育部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这样双方彼打官腔,无法对话、沟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方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

 

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专们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衷修正案。

 

经过会议讨论,遂定由胡适和北京代表姚某执笔起草,两位教育部特派员从旁商酌,从下午5点一直至次日凌晨1时才起草完毕。由胡适誊清,每条下面皆注明所根据的原案,称为“审查底案”,提交审查会讨论。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

 

想强调一下,“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这种旧瓶新酒的办法,是中国国情下革新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法宝”。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多次学制改革试点,如“十年一贯”制、“五二二”制、“五四三”制等,但直到现在,依然实行1922年制定的“六三三”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

 

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高潮的1918年初,他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规范化、城市化办学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胡适提出不要巴结教育部的“视学员”而要巴结“那些小老百姓”,教育内容要贴近乡土,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代表的《新青年》上。

 

事实上,壬戌学制确实非常考虑国情,将小学又分为“初小”和“高小”两段,规定初小四年,高小二年。陶行知解释说:“新制六年小学,在乡僻之处,虽不易办到,然四年国民小学,或优为之。”所谓“四年国民小学”,就是“初小”。这种划分就是考虑到一些穷人之家,供养不起孩子读书六年,能读四年就多了不少。那时在乡村“高小生”,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

 

新学制的指导者和起草者胡适在1922年《对于新学制的感想》一文中说:“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他还现身说法:“这个弹性制是很需要的。现在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 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里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制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 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

 

陶行知则从城乡差别的角度来说明“弹性”的重要,他在1921年发表的《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说:“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这种城乡不平均的现象,各国都不能免,但是我国的乡村,未免也太吃亏了。恐怕与非城市人的福哩;至于教材方面,乡村和城市与大不同。例如电灯、东洋车之类等,在城市是常见的,但在乡村的学校里要教起这许多教材来,就很困难了。还有放假一层,乡村和城市也不同。什么蚕假、稻假咧,那里能够把部定章程来束缚它!”

 

从壬戌学制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化的“破”后之“立”,对国情、传统的调适,可以看到当时民间社会的发达与力量,可以看到政府的宽容……

 

总之,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却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

 

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亦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

 

               出处 : 雷颐游走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