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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民主的危机会在德国重演吗?

2019年07月02日 世界转型经验 ⁄ 共 3744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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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Elke Seefried, Die Krise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 Analogien zur Gegenwar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6.2016, H.40-42, S.18-23.

 

目前,许多人都在谈论民主危机,人们对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发怀疑。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坛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倾向。整个欧洲的政治极化现象都越来越明显,德国也不例外。

 

在德国,人们总会把“民主危机”与魏玛民主的衰亡相联系。在关于魏玛德国的经典研究中,认为魏玛民主存在危机的观点占了主流。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当时的人们之所以谈论魏玛民主的危机,也是为了促进新制度的推行——也就是说,宣传“危机”是纳粹党人的一种策略。实际上,德语中的“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既指客观上的危机,也有主观批判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危机总是和人的感受相联系的。

 

魏玛民主为什么会失败?关于魏玛德国的历史研究长期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还要关注如何避免联邦德国重蹈魏玛的覆辙。直到20世纪90年代,魏玛德国史的研究领域才得以扩大。除了继续探索魏玛民主失败的原因,学者还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当时状况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主在魏玛德国的发展潜力。

 

导致魏玛民主失败的因素很多。第一点是纯粹的现实问题:由于《凡尔赛条约》和高额的战争赔款,魏玛共和国一建立就要承担起旧帝国战败的负担。旧政权的代表人物还试图通过“背后一刀”的传说,把战败的罪责推到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此外,魏玛德国的社会经济形势也非常不稳定,先是鲁尔被占和通货膨胀,再是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经济问题不断给民主决策带来压力。

 

第二点与魏玛宪法中议会、总统和民众三种力量的关系有关。魏玛宪法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同时又设置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总统职位。总统可以提名政府成员,可以解散国会,还拥有紧急状态下的特权。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这种混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全民公决这一引入民众力量的行为也成了共和国的对手,因为它以煽动性的方式削弱了共和国。因此,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指出,魏玛民主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不过,目前的研究强调魏玛德国还有其他的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意识到了魏玛德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性,同时对魏玛宪法中民众的力量有了不同的评价。

 

第三点因素在于,魏玛宪法源自一种值得怀疑的民主观念。人们不相信议会中的党派政治能够实践“人民的意志”,所以要让大权在握的总统监督议会。由于各党派缺乏执政经验,现实问题又非常严峻,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魏玛宪法的许多制定者来说,总统实际上代替了君主的位置。他们担心议会的专制,认为总统应该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超越党派利益。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20年代的中间派政党倾向于建立大联盟政府,以体现政府超越党派利益、促进共同福利的性质,这与议会制中政党轮替的原则相矛盾。因为支持民主的各个党派都如此看待民主,并且可以放弃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组建政府越来越多地成了总统的任务。

 

最后,第四点因素是对手的强大。魏玛民主制度的对手不仅有以苏联为榜样的德共,还有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右派力量。魏玛德国的“资产阶级右派”脱胎于帝国时期的权力精英,他们利用了民主制的弱点,想要废除民主制,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三届政府和总统兴登堡的身上都有体现。纳粹主义声称自己有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以近乎宗教的方式作出了对未来的保证。相比之下,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审慎与利益平衡——需要在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践行,这就使民主制在纳粹的许诺面前缺乏吸引力了。

 

最近出现了一场关于魏玛民主前景的辩论。有学者开始关注魏玛德国经济精英未曾实现的民主设想,认为魏玛民主不一定会失败。但也要注意,从全球的角度看,一战后几乎所有的新兴民主政权都在20年代和30年代面临威权政治的压力。

 

接下来谈魏玛民主危机的几点表现。 

 

魏玛民主危机的第一点表现是党派的碎片化。1920年的国会中已经有了10个党派,1928年和1930年国会中的党派数量更是达到了15个之多。从选票的分布看,魏玛德国党派制度的碎片化也十分严重,出现了很多小党。与1945年以后德国的两大全民党[译者注:基民盟和社民党]不同,魏玛德国的党派意在代表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导向,而非吸引所有选民。大党的党员数量在减少。中间派的党派受损最为严重,两个自由主义的党派几乎要消失了。保守又保皇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初还能在民主制度内部发展势力,但它在20年代末也走向极端,变成了一个反体制的右翼党派。

 

这就导致了危机的第二点表现:政治极化。1930年,极端反体制党派的势力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例如纳粹党获得的国会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纳粹党能从各个社会阶层吸纳党员,这与魏玛德国的其他党派不同。许多害怕失去地位的中产阶级都转向支持纳粹党这样的右翼党派。1932年大选中,除了两个反体制的大党(纳粹党和德共),其他党派获得的席位数加起来都不足半数,说明民众对建制派党派失去了信心。

 

第三,极端党派的兴起也伴随着议会外抗议活动和政治暴力的增加。很多党派都建立了自己的半军事化组织,部分原因是要对抗纳粹党的冲锋队。

 

危机的第四点表现是难以组建执政联盟的问题。从1919年到1933年,魏玛德国有过20届政府,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在任21个月。1920年以后的历届政府不是少数派政府,就是大联盟政府。1930年大联盟政府破裂之后,上台的几任总理都不再掌握国会多数,只能依靠总统对他们的信任执政,因为总统可以在国会发起不信任投票时解散国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全国各领域进行“一体化”,最终建立了纳粹独裁。

 

如果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差别很大,目前的问题并没有魏玛时期那样紧迫。和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不同,今天的德国已经被整合进了一体化的欧洲,现在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和那时天差地别。不过,当前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还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股市崩盘和欧债危机,这些都是经济动荡的明证。类似地,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全球,导致市场剧烈震荡。不同的是,当时的各经济体都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想要退出世界市场,今天的欧元区国家则仍然坚持共同的货币和市场政策。从地缘政治方面看,当前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欧盟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北约东扩后欧盟和俄国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也和魏玛时期非常不同。

 

在民主参与和民主的代表性问题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则有一些可比之处。当今德国的两大全民党正在丧失成员和吸引力。投票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下降。党派政治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不过还没有达到魏玛德国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反体制政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氛围的右转,政治极化的程度在增长。政治暴力事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政治暴力事件中既有右翼极端主义的犯罪,也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这些虽然还达不到魏玛时期政治暴力的程度,但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显然,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那么有信心了。

 

和魏玛时期一样,造成当今德国民主危机的原因也很多。从欧洲层面上看,这个问题不难理解。1990年以来,东德和东欧民众的生活经历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有过被疏远的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对变化和移民的抗议。同时,党派政治的格局也在改变。默克尔上台后,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接近。过去支持基民盟的保守选民认为这个党不再能代表自己了。此外,德国政府没有在议会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就通过了稳定欧元的计划,为支援希腊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让人们对欧盟的机构和民主的权力制衡原则失去了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感又被民粹主义运动利用了。

 

以上种种现象导致了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的第三个相似点:政府如何执政的问题。在当代德国,组建执政联盟不是问题,已有一定影响的党派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和世界观划分的,极端党派也还没有在议会掌握决定性的力量,但执政还是变得更困难了。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制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精英阶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公关人士,大多数民众在其中只扮演被动的角色。这会加强民众要求更多政治参与的呼声。

 

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声称自己别无选择,但这种“别无选择”的状态不符合人们对民主决策过程的理解。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可供讨论,民主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而这正是大联盟政府的问题。和魏玛时期一样,大联盟政府长期把自己视为超越党派隔阂、代表共同福利的管理者。政府在议会中很少遭到反对,如果有反对的声音,往往也来自执政党内部。议会中政党轮替的现象消失了,这就容易导致民众的不满和议会外的抗议。

 

不过,柏林并不是魏玛。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中,欧洲始终是自由的堡垒。全球化给德国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安全的社会和稳定的政局。当代德国的民主制度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其中就包括允许各派力量在议会中博弈,允许活跃的意见交流。这些原则正体现在两大全民党之中,它们和极端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