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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

2017年06月22日 台港澳 ⁄ 共 14816字 ⁄ 字号

究竟九七回歸是怎樣的一回事?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說清楚。這似乎有點 奇怪,但現實又的確如此。這是香港的尷尬之一。

 

由當初(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赫然發現,原來 1997 並非只是一個隨便說說 和很遙遠的年份,到今天已經是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十個年頭,在某種意義 上,香港人還未真真正正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之中。

 

我在這裏要談的,並不是一些中國內地人士所講的人心回歸的問題(即香 港人在心態上仍停留在殖民地的年代,而未有真正擁抱國家),而是時至今 天,經歷了三十多年(由中英談判至今)的政治過渡,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 一套站立於「一國兩制」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

 

一   焦慮不安二十年

 

上面提到的問題,倒不是由於香港人避談香港,而是對很多存在於「一國 兩制」框架裏的矛盾、問題,始終不想(或難以)正面面對。從中英談判、制訂 《基本法》、踏入九七過渡,以至進入「後九七」的階段,當中內在和外在的環 境發生了不少變化,各種潛在已久的矛盾陸續浮現,同時亦不斷出現新的問 題。然而,整個香港社會卻似乎是偏向於對此感到焦慮,覺得混身不自在、躁動不安,而不是重新思考究竟香港要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或多個)問題。

 

這一種精神狀態自回歸以來一直如此,而在苦無出路的情況下,近年香 港社會陸續爆發各種不同形式的行動、衝突。以行動、衝突的方式來尋找出 路,此乃社會變遷所表現的一種方式,在歷史上時有發生,沒有甚麼值得大 驚小怪。可是,目前我們在香港所見到的行動、衝突,似乎一直都是由一件 事件連接到另一件事件,而未能集結出新的目標、方向、願景。就算 2014 年 爆發了「雨傘運動」,表面上大家花了很大氣力,嘗試帶來改變,但卻又不覺 得能夠邁步向前。至於 2016 年農曆新年年初一的旺角暴動,就根本只有行動 而沒有內容或者議題。當然,很多人對此會有這種即時的反應:那只是因為 北京不願面對香港人求變的訴求而已;千錯萬錯,錯在北京堵塞了任何尋求 轉變的可能,以致很多人 —— 特別是年輕人 —— 但求將情緒表達出來,而不 求實際的目標或解決方法。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而北京沒有怎樣考慮某 些手段、表達方式可能會在香港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這種處事方式也實在是 一個問題。不過,講過這些話之後,始終還是需要回到現實的生活:就算是對 現狀百般的不滿意,仍要想想明天、下一個月、明年、後年、五年後、十年後 怎麼辦。這不是接受現實,而是要想辦法從現實中出發,並且解決問題。

 

作為一個問題,或者香港的前途確實較我們所理解和想像的複雜。而更 重要的是,這個問題在不同階段,其性質與社會的回應又不盡相同。我們或 者可以這樣說:香港前途並不是一個單一問題,而是在社會及政治環境不斷 轉變的情況下,隨之而有所變化,所以問題有着不同面向、多個層次。要簡 單作出歸納,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我們立足於回歸後二十年的環境裏,所看見和需要處理的問題, 其實跟之前的明顯有所不同。而今天的困難,又絕非只是一些歷史遺留下來 的「手尾」那麼簡單。或者在一些年輕人眼中,假如上一代人在當年面對香港 前途問題時,能多一分堅持,爭取一個更好的安排(或甚至索性就不要回 歸),便不會出現今天的問題。但這類「如果沒有發生 ⋯⋯ 事情會否不一樣」 的假設性想像,基本上不會幫助香港人去面對眼前和將來要處理的問題;這 類想像最多只能為一些人帶來短暫的心理舒緩,令人覺得眼前所見到的現狀

(尤其是那些難以逆轉的消極因素),都只不過是前人遺留下來的東西,既與 自己無關,又可以憑着個人主觀的願望而重新解讀其意義,或重新想像其在 政治上的重要性。但現實中的困難卻是制度上的束縛,而這往往不會按主觀 意志而轉移。更重要的是,前人未曾(或未能)處理或解決的難題,到了今天 的處境又已經轉化為另一類問題,它們只會更加複雜、困難,而不會突然得 到解決。香港人應該怎樣去應付這些難題,確實是一項挑戰。

 

但我想問的問題是:究竟香港人有沒有很認真地思考那是一些甚麼問題 呢?或者我們應該對自己坦白:九七回歸是個甚麼問題,至今仍未說清楚。

我們在回歸之後經常擔心是否失去了些甚麼(而很少會問:我們未有做些 甚麼?能做到甚麼?),憂慮整個社會於制度上是否今非昔比,這是「後九七」 的一種集體社會心理。久而久之,每發生一件事情,我們都會很快聯想到這又是另一個倒退、蒸發、消失的例子。最初的感覺是這個不好,那個叫人覺 得很不自在;再發展下去,就會開始美化、浪漫化舊日的日子 —— 尤其是對 於 1997 年以前的事物,選擇性地重組記憶。時至今天,人們普遍對特區政府 失去信心、信任。而造成憂慮的更重要因素,是近年北京的舉動及對其角色

(例如對管治的參與)的重新定義。

 

經過回歸十年左右香港特區與中國內地關係逐步改善之後,在2008至2009 年前後彼此的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1。市民大眾 —— 尤其是較年青的 一代 —— 對「中國因素」的理解出現了明顯的轉向,而這個現象應該如何解 讀,尚有很多需要了解和可以討論的地方。這裏相關的主要問題是,中共又 再次被視為一種威脅,不過這次跟上世紀 80 年代的情況又不大相同。

 

以前是對中共的恐懼和抗拒,可以的話,最好是避開這個問題。在那個 時候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儘管到了 70 年代後期中港兩地來往轉為頻繁, 但基本上是香港採取主動,並且對內地社會、經濟的轉變發揮很大的影響 力。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環境裏,香港可以跟內地保持距離,而後者也不 想完全改變某種適可而止的互動關係。在當時很多人的想像中,市場經濟既 可以是香港進軍內地的「武器」(因為後者既欠缺資金,又缺乏對世界市場的認 識,而它處於市場改革的初階,肯定需要香港的幫忙),也可以是一幅「防火 牆」,體制上的不同令兩地保持分別和差異(當北京意圖介入時,香港人亦會 因為熟悉市場經濟而可以事事處於上風)。儘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想正面面對 政治前途的問題,他們始終仍可想到一些方法,幫助減輕焦慮。

 

在那個時候,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抗拒和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過 去(由家庭的經歷到個人直接的經驗)。雖然存在恐懼,但卻總有辦法可以令 個人在心理上好過一點。一種方法是移民,這是一種購買「政治保險」的做 法,將來無論發生甚麼事情,個人都能夠抽身而去,無需因政治環境有變而 承受風險。不過,在香港的人口之中,只有少數人具備條件移民到另一個國 家,而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他們並沒有選擇這一種手段的可能。對很多未 能移民的香港人來說,他們面對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確的回應,如果不是無奈 的話,就是將希望寄託於當時似乎逐漸走上軌道的改革開放之上。

 

作為寄託,那自然很大程度上是主觀願望,而在 80 年代過渡至 90 年代中 間難免會受到內地政治形勢變化所影響,不是一直保持樂觀的。1989年的 六四天安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是筆墨難以形容的:武力作為政治的最底 線,完完全全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對中國的威權統治,人們再難言任何 信任。事件過後,很多香港人加快辦理移民。不過,我們也要明白,共產黨 領導和中共政權並沒有因為發生天安門事件而崩潰,反之,在鄧小平 1992 年「南巡」之後,改革開放加大力度,並且帶來了更快速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於 是,在逐漸接近1997年的日子裏,香港人對於中共的憂慮雖未至於完全消 除,但可以憑着經濟改革的速度、社會走向自由化的步伐,作為新的衡量、 評估形勢的標準。

 

但當前我們所見到的情況,則是由於對現在的處境和對將來的想像而引 起反彈。今天,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理論上已不再存在舊時那種對於 回歸的不確定性的憂慮;是好是壞,基本上都已成事實。不過,問題是回歸 本身卻未有解決香港人對不確定性的憂慮。或者我應該這樣說:回歸為香港 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由一種不確定性轉為另一種不確定性。

 

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早就應該對此有所準備 —— 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 來說,回歸不應該是一個終結,而是另一個開始,同時也因此而需要有所準 備。但諷刺的是,回歸的一項特點是維持現狀不變,那又何來為了新的環境、 形勢而有早作準備的需要呢?

 

如此這般,我們集體地夢遊進入了「後九七」的新環境。

 

二  不變作為應變的方法

 

我們或者需要明白,上世紀 80 年代初,當時香港人是在沒有太多心理準 備的情況下,突然之間要認真地面對香港的前途問題。問題突然很具體地擺 在面前,難免會顯得不知所措。

 

 

1979 年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到北京訪問時跟鄧小平見面,帶 回來「投資者請放心」的一句說話,令人以為香港的形勢大好,大有希望可以 維持現狀不變。對當時剛結束文化大革命不久,而又才剛開始推行「四個現代 化」和改革開放的中國而言,如何充分利用香港,應該是重要的戰略考慮。又 以當時香港所擁有的優勢來說,很多香港人認為中國必須平衡各種考慮,而 不會貿然收回這塊英國殖民地(當年的說法是難道中共會宰掉「生金蛋的鵝」 嗎?),這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可是,事情發展下去,卻出乎他們所料。

 

1982 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訪問中國之行,目的不是 確保香港現狀得以維持,而是開啟前途談判和香港回歸的過程。在這樣的情 況下,儘管香港人不得不嚴肅對待政治前途的問題,主流的回應卻仍舊是想 辦法保持現狀。有人提出中英續約的想法,也有所謂「主權換治權」的說法, 就算只是將回歸的日期延後,也會被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是香港的尷尬之二:所謂香港前途問題,從來都不是追求一個將問題 圓滿解決的方案,而是想辦法怎樣可以令現狀不會發生鉅變。

 

保持現狀(儘管對於何謂「現狀」各有不同的理解)是當時整個社會的主流 意見,這一種心態和想法為日後陸續呈現出來的社會矛盾埋下了伏線。從某 個角度來看,這是迴避多於正面及全面地面對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但我們必 須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理解香港市民的反應。如果沒有這一點歷史意識的 話,我們很難明白,為何一個對各方(英國、中國、香港人)而言都不可以說 是完全滿意的安排,卻能夠成為一個(至少暫時)回應了社會各界的憂慮的方 案。香港前途問題的處理,從第一天開始便不是追求一個把事情圓滿解決的安排;對在整個過程中的每一方來說,最終的決定仍有這個或那個的不妥 善,只是因為沒有哪一方擁有壓倒性的力量,而只能接受一個妥協的安排。

 

通過「一國兩制」的概念和政策來處理香港回歸中國,是一個政治妥協的 結果。所謂「政治妥協」,涉及兩個層面:

 

首先是國與國的層面。當初麥理浩訪京,其中一個與中方交換意見的題 目,是關乎如何處理跨越九七界線的物業按揭問題。他嘗試將整個涉及主權 和殖民的題目,簡化為一個技術性的問題:1982 年以後簽訂的按揭或其他相 關的法律文件,由「英國維持有效管治」一詞,取代「1997 年 6 月 30 日或以前」, 這樣有關的交易、買賣或任何商業契約都可以跨越九七,在不用正式商討租 約期滿的情況下,可以維持香港的現狀不變。麥理浩主動提出問題,部分是 回應來自香港工商界的壓力:隨着時間愈來愈接近 1997 年,他們需要獲得保 證,否則難以安心繼續投資;而麥理浩之所以這樣做,另一部分是基於策略 上的考慮,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是香港佔據有利位置跟北京談論未來前途的 最佳時機。所以,相當諷刺的是,本來的目的是要避免出現政治的不確定 性、希望維持現狀,結果卻將香港前途問題放到外交政治的議題上。

 

對英國而言,他們當然希望可以在交還香港之後,繼續產生某種影響力 (由商業聯繫到輸出各種服務),但在此以前,必須先處理將香港歸還的問 題。當時是 80 年代初,冷戰時期的政治氣氛還未完全改變過來 —— 對一個所 謂的「西方民主國家」來說,將一個殖民地交還給社會主義威權統治的中國, 需要找到一個自圓其說的方法。有着從殖民地撤退的豐富經驗的英國當然不 會不知道整個政治程序的複雜性,他們所講的道義和責任亦往往要視乎現實 政治的需要而有所調整。他們對「一國兩制」的回應不可能太過天真。不過, 我們或者也需要明白,「一國兩制」這個概念又的確是面面俱圓,至少站在英 國的立場而言,只要這樣的安排獲得保證,就等於將資本主義香港交給社會 主義中國之後,前者的基本社會經濟狀況不會出現制度性的改變:個人財產和 自由都會繼續受到保護。在 80 年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是意識形 態掛帥,而不是現時那種實用主義、折衷主義,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承諾與具 體安排,已經可以演繹為一項重要的成績。英國所謂的「光榮撤退」,雖未必 可以說服所有人,但至少也可以自圓其說了。儘管「一國兩制」將會如何操作,其實誰都不能說得太清楚,但它可以為英國提供「台階」,從而「光榮撤退」。

 

至於北京方面,1949 年之後的對港政策一直是「長期打算」,好好利用香 港的特殊位置,發揮它幫助中國發展的功能。而面對收回香港的問題,北京 當然關心回歸後的香港能否發揮其期望中的作用。這說起來是頗為諷刺的, 北京所需要的,並不是收回一個社會主義的香港,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 港。這尤其是對剛結束文革、百廢待興的中國而言,香港的經濟功能(無論是 作為資金的來源,又或者科技與管理知識的橋樑)實在是十分明顯。所以,維 持香港現狀的構思,跟北京的盤算並無衝突。與此同時,面對香港社會大部 分市民大眾基本上對社會主義全無信心和信任的情況,北京不能不想辦法安撫人心,甚至願意作出某些讓步,容許在全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內,存在一個 「屬於另一個制度的香港」。這樣的回歸過程,並不是社會主義式的解放 ——事實上,於北京眼中,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式的解放,對他們也沒有好處。

 

另一個層面是關於香港社會內部各個社會階層的政治妥協。上文已略為 提到,80 年代初當香港面對中英雙方就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之時,基於對中共 及社會主義的恐懼,香港社會上的主流意見(無論是否認同香港乃中國的一部 分)是要保持現狀不變。維持現狀似乎是最佳選擇,原因不在於現狀真的很理 想,而是如果當時的狀態可以不變,那麼香港人和香港社會就不需要面對一 個更為不確定的未來。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結果是我們給香港社會設計了一 份完全不能應付日後變化(因去殖民地化而產生的政治轉變,以及因宏觀的全 球與區域經濟變化而帶來的衝擊)的治港藍圖。我說「我們」(意思是香港人作為 一個集體),並非想為當時一些建制內的保守派及其思想辯護。當然,1997 年 前曾有資產階級出賣了香港之說 *2,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若然我們 因此而以為當年很多想法,只因既得利益者的取向保守和抗拒轉變,以致整 個九七過渡的安排追求不變,則肯定是將問題簡單化了。我之所以說「我們」, 乃因為在 80 年代的香港,社會各界(不要忘記,連親中人士也大量移民)均不 想改變現狀。那種爭取保持現狀的強烈要求,成為了求變的重大阻力。當時 人們有的怕共產黨,有的怕改變長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其相關的制度, 有的認為要防止所謂「社會福利派」坐大,有的反對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過 延續英殖管治;總之,各種恐懼、憂慮皆有。不變成為了當時最多人的共同 意見:設計一份保守的治港藍圖,恐怕是當時的主流意願。在絕大部分人的 心目中,所謂「九七回歸」最好就只不過是形式上更換國旗、國徽,其他一切照舊,沿用過去的制度與安排,事事如常,將轉變減至最低程度。

 

理論上,當時對香港前途最感憂慮的是資產階級。他們在香港投資、經 營多年,突然要面對制度可能出現鉅變的威脅,自然特別緊張。不過,與此 同時,相對其他社會階級,他們應該是最有議價能力的 —— 當年若然將資金 撤走,的確可大可小。這不單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價值,也會在社會上造成恐慌。可是,香港的資產階級很快便被中共擺平,成功拉攏。

 

至於中產階級,他們對香港前途最缺乏信心。儘管好些在過渡期間積極 參與政治的社會人士都屬於中產背景,但論中產階級的主流回應,其實是移 民 *3。這是通過個人的手段來令自己放心 —— 個人的處境可以與整個社會的 狀態分開,因為他們通過移民而找到「太平門」,有需要的話可以全身而退。 但同時,他們又盡量爭取在港賺錢的機會,在安排家人遷移到外國之後,暫無後顧之憂。

 

至於一般市民,他們其實沒有太多選擇。如果能夠維持現狀的話,生活應該還是可以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共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五條),平衡了各方利益,成為了他們都接受的妥協方案。我在前面已一再強調,作 為一個妥協方案,它不可能完全滿足各方的期望。不過,由於達成妥協, 至少令大部分人相信,曾經叫人十分擔心與恐懼的制度鉅變,暫時不再是一 個問題,起碼安定與繁榮還可以繼續下去。

 

三   「急凍」香港

 

妥協背後的想法,是維持現狀。而所謂「維持現狀」,並不單指由中英談 判開始到九七正式回歸,當時的現狀不會改變;而更為重要的是,現狀在 九七回歸之後仍要延續下去,將 1997 年 7 月 1 日後香港社會有可能發生的轉變 減至最低。在大家眼中,不變是保留與保護香港特質的最好方法。

 

事後看來,不變的想法為日後香港社會的發展帶來很多問題。這是香港 的尷尬之三:對未來不確定的前景感到焦慮而產生盡量保持現狀的想法,這 在日後成為了一種束縛,令過去被認為是靈活和善於應變的香港社會,反而 變得反應緩慢。

 

舉例:在政治方面,因為以為可以不變,結果是嚴重低估了去殖民地化所 產生的政治衝擊。殖民時期所壓抑的政治提問 —— 特別是關於政治授權與政 治認受性這兩方面——於1997年後成為市民大眾不時向特區政府提出的問 題。現在看來,當年有關人士沒有想到這一點,頗為不可思議;但忽略的又豈 止於這一點。一廂情願地以為公務員隊伍只是一部機器,更換了「控制員」亦 不會影響它的操作,是另一個大問題。在忽視或輕視這一點的背後,是一個有 問題的假設。當年很多人以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城市」,大可沿用殖民 政府那種非政治化的管治手段,經營一個「行政管理型的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追求效率與效能,便可以應付社會對政治制度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 看,只要維持公務員隊伍的完整性,管治就可以順利過渡。結果呢?整部政 府機器漏洞百出;開始時人們普遍以為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個人問題,後 來公務員的神話自行破滅。以不變應萬變的想法,顯然是不切實際。而在政 治改革方面,「一國兩制」的構思並沒有正面面對如何建設一個面向未來的政 治制度的基本問題。事後證明,迴避民主化及其制度建設的問題,政治代價 相當巨大。1997 年後香港一直在管治上出現問題,同時特區政府管治威信長 期低落,經常受到挑戰,這跟未有理順政制所存在的矛盾有密切關係。

 

在經濟方面,當年的假設是只要香港維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中國那 一套社會主義制度不強加於香港,便可以保證經濟繁榮。這樣的設計背後顯 然存在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優越性的肯定,以為只要社會主義經濟元素不 越境來犯,便足以令香港經濟繼續繁榮。明顯地,這些理解是建立在一些相 當簡單的假設之上。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它們建立在一種資本主義與社會 主義二元對立的理解之上,忽視了兩者各自的變化與互動;二是簡單地以為 如果兩個制度有所接觸,趨勢應是資本主義香港進一步改變社會主義中國,而在這個過程中,熟悉市場經濟的香港應佔盡上風;三是嚴重低估了香港作 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所可能需要面對的問題。前兩者導至一種靜態的理解 與分析,對於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沒有充分認識,而後者則令整個香港社會在 80、90年代裏未有正視很多隱藏於表面繁榮背後的矛盾——例如因經濟轉 型、工業生產北移而對本地勞動市場、機會結構所造成的衝擊。香港人滿以 為只要維持資本主義經濟,便可以令香港遠遠超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令後 者長期需要依靠這個窗口來接觸世界經濟,而同時又可充分利用內地的資源 以作進一步發展(例如工廠生產北移之後,在香港與珠三角之間所出現的「前 店後廠」的產業空間布局),即香港集中於高增值的工序並充分利用它在商業 服務的優勢,而內地則扮演腹地的角色,為廠商提供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及 其他生產資料。

 

香港在 1997 年以後,整個特區於制度運作上不斷遇到問題,矛盾一個接 一個的爆發,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當初的設計並無認真考慮到將來隨着政治過 渡及宏觀轉變,而在政治及經濟兩大方面所需要進行的根本改變。當年追求「不變」的妥協與共識,日後成為了社會發展與改革的障礙。

 

當年各界在 1997 年前之所以會認為政治及經濟制度不變,乃香港應付一 個不確定的政治前景之良策,除了是那個歷史時刻之下各種利益之間的妥協之 外,還因為在那個時候大部分香港人(再次強調,是政府官員、精英階層以至 平民百姓)的確相信廣義上的香港經驗或發展模式,是大家都覺得成功的、令 人滿意的、應該一直延續下去的制度安排。至了今天,儘管很多人不願意承認 自己懷舊,只顧回想昔日所謂美好的日子,但實際上他們口中的「黃金歲月」, 或所採用作為比較的指標,主要還是香港社會在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的狀 況。於是,在設計《基本法》的過程之中,存在一種「急凍」(冷藏)思維 4 —— 嘗試將當時認為能幫助香港成功、保持繁榮安定的元素,統統固定下來,寫 進這份小型憲法裏,然後到了 1997 年 7 月 1 日便進行「解凍」,應用到特區管治之上,便萬無一失,一切順利過渡。

 

陳冠中對此似乎亦有同感,他指出 *5:

 

回歸十年,香港特區的體制、管治指導思想和內部問題,很大部分帶着 80 年代的烙印,故可以說,過去十年更多是回歸前的延續而不是斷裂。 這恰好是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願景,因為保留 80 年代的香港制 度到 1997 後五十年不變正是兩者致力所在。不過,在地緣經濟發生變化 的全球化時代,我們 80 年代成形的這點成功經驗很明顯不夠用。

 

我認為我們的問題並不止於過去的成功經驗「不夠用」。首先必須明白,如前 面一直強調,《基本法》這份治港藍圖不但沒有預見九七後香港社會在政治方 面遇到的難題,對於中國內地所可能出現的變化也沒有正確評估。我所針對 的並不是當年有關人士對內地在 90 年代以來所經歷的轉變缺乏預見(擁有這份 遠見的恐怕只是極少數),而是出現這樣的落差的背後,是當時的分析與假設全屬靜態,根本沒有細心想過兩地的互動及其引伸出來的種種可能性。一份 建基於靜態分析的治港藍圖,到應用之時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

 

這種靜態思維的問題清楚表現於香港基本上完全沒有準備好要面對中港 融合這個大題目。當初在構思「一國兩制」時,其實並未有認真想過,當香 港 —— 就算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 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跟周邊區域緊密連 繫起來以後,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

 

以前的想法簡單而且直接,認為只要香港能夠保持它的國際聯繫,繼續 面向全球經濟,將來便無往不利,可以憑着作為全中國最為全球化的城市的 地位,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在 1997 年前後,大部分 人的注意力都在於香港的全球聯繫之上,因此有不少關於外國企業會否繼續 以香港作為它們在亞太地區的營運總部、香港的國際化程度有無下降(例如年 青一代的英語能力是否大不如前)之類題目的討論。能否保持這些重要的全球 元素,將決定香港的未來發展。這些討論背後的其中一項假設是,香港作為 一個全球化城市將繼續面向世界,而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乃獨立於周邊的 區域環境,可以自成一體,並因此而繼續為中國經濟作出貢獻。在這種全球 視野的引導之下,香港未有注意到回歸之後它將會與周邊區域有更緊密的聯 繫。而由於未有認真正視這個問題,香港社會也低估了中國內部發展所可能 帶來的衝擊。舉一個例子,香港無論在回歸之前或以後,都未有評估及預測 中國內部(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長遠發展和它對香港帶來的具體影響。當 然,香港對於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經濟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轉變,不可能完全 視而不見,但奇怪的是,有關的討論往往都只是抽象的、宏觀的(例如口號式 的呼籲「中國好,香港好」或「國內商機無限」),鮮有認真嘗試將香港鑲嵌於 這個新環境,並了解這對香港人生活層面的衝擊。

 

長期以來,香港對於回歸之後整個社會狀況的了解,是建立在一種中港 兩地只存在有限度接觸的假設之上。在 80 年代(以至 90 年代初)的社會、政治 環境裏,這既不難理解(因為恐共心理相當普遍),而且亦可以視為當時香港 人的主觀期望(因為希望來自內地的影響愈少愈好)。基於這樣的心理狀態, 在啟動回歸及其政治過渡的過程之中,人們甚少認真估計中國自 1978 年開始 改革開放,於二十年後(即 1998 年)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三十年後(2008 年) 又會如何?屆時中國跟世界接軌將會達到甚麼程度?香港跟內地會發展出怎 樣的經濟及空間上的分工?以上種種對有關形勢的評估,於 1997 年前後均未 有深入分析與討論。就算略有討論,基本上主要也在於香港進入內地這個方 面,而未有全面評估兩地的互動以及各種資源與活動的雙向流動。香港未有 就此作出評估,可能是高估了自身的優越性,也可能是低估了中國的發展條 件,以為它會長期滯後;但無論如何,中港兩地全面融合與互動的圖像,從 來未有被認真思考過。

 

但 1997 年後形勢快速變化,踏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轉變尤為明顯,而到了 2003 年經過一場「沙士」(SARS)所帶來的衝擊之後,中港兩地之間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主動權逐漸落在中國手裏。在區域融合及加強人流、資金流的 情況下,一些新的社會現象陸續浮現。首先是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令本地醫 療資源之運用與分配成為了公眾所關注的題目;再而是父母均非香港人而在 港出生嬰兒的數目快速增長,這對未來人口發展(因這些嬰兒擁有居港的權 利)注入了不明朗因素。這個情況在 2012 年底新措施出台後,已逐漸受到控 制。但在人流加劇的情況下,內地消費者來港搶購奶粉,又成為本地新聞媒 體關注的現象。很多人關心本地公共資源是否為外來人士所佔用,又或者面 對這些情況特區政府應如何保障香港人利益之類的問題,而較少考慮到這些 表徵所反映出來的更深層的社會轉變。

 

當年制訂《基本法》的時候,其實並未充分估計內地社會經濟環境因改革 開放而可能出現的轉變。當時的設計是建基於中港兩地人口並不會出現相互 自由流動的假設之上,基本上沒有考慮到內地人民會有一天可以以相當方便 而且快捷的方式進出香港。總而言之,中港兩地互動的情勢出現了明顯轉 變,提醒香港人需要認識最新的形勢 —— 以往一些假設已經變得不切實際了。

 

當然,必須明白,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局面,是誰也無法在當年的環境裏 想像得到的。但問題是踏入 2000 年以來,在見到內地經濟進一步快速增長之 後,而仍然未有對中港兩地融合的速度以及所觸及的生活範圍作出估計與預 測,則顯然是嚴重地落後於形勢。首先,今天兩地融合所帶來的經濟活動與 人口流動,已不再是單向由香港出發,而是雙向互動;其次,中國是一個龐 大的經濟實體,在體量及規模方面,它絕對可以對香港造成巨大衝擊。這些 情況跟其他地方的經驗明顯不同,來自內地的衝擊足以對香港產生支配作 用;第三,香港不可能再簡單地假設,自身能對境內以及周邊發展理所當然 地擁有支配作用。今時不同於往日,中國的經濟發展、城市化、區域整合等 已形成一股動力,有其本身的邏輯與勢頭,而這個快速的發展過程基本上並 不一定需要香港的參與、配合,更不一定需要由香港來扮演領頭、先導的角 色。時至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已有它的一套議程,會按其本身的需要 而衍生出各種部署和發展策略。這會直接影響香港周邊的環境與布局, 再而間接影響香港的地位與功能。也就是說,若香港本身不採取主動的話, 它不能避免地會變得被動,給宏觀的環境轉變所支配。

 

以 80 年代的香港經驗為藍本,同時應用了一種靜態的分析來面對回歸, 在操作層面上,不僅完全無法暢順運作,而且更是難於面對新的環境。更深 層的問題是,以上所講皆反映出香港面對回歸,其實不是指向未來,而是以 過去為準。這說起來是極大的諷刺:當年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將來,不是應該 高瞻遠矚,超前想像的嗎?現實的情況卻是,在香港的發展藍圖裏,目光是 朝着後面的方向,未來的圖像取自過去!

 

正如前面所提到,當初處理「一國兩制」的方法,是「急凍」香港。事後看 來,這樣的處理方法帶來很多後遺症。除了前面所討論的一些問題外,還有 一個大問題 —— 基本上我們是以 80 年代初的認知、眼光、視野、想像,來為香港設計一個足以應付之後六十多年轉變的藍圖,而與此同時,我們是採用 二戰後移民來港及「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經驗、考慮、角度來為以後幾代人規 劃未來。而當宏觀及周邊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當初很多假設已未能趕上最新 形勢時,80 年代初的認知、考慮與想像之不足,便相當明顯了。

 

如果我們在社會環境轉變之上,再加上一個世代差異的角度,那當年的 想像難以應付九七之後的變化,可謂顯而易見。這是香港的尷尬之四:整個 治港藍圖是由前兩代人去為之後幾代人所設計,而完全未能預見代與代之間 出現分歧的可能性,同時也未有想過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四   從未想過如何發展兩地關係

 

從中英談判到九七回歸,「一國兩制」一直被凸顯為一個區隔的概念。最 早期是強調兩地繼續保持距離,內地可以接受更多來自香港的投資,但最好 不要造成精神污染。而對香港而言,則彼此的互動盡量維持單向,即北上多 於南下。北京方面亦了解到香港人的憂慮,所以內地人要進入已成為國家一 部分的特別行政區需要事先簽證。同時,內地單位「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在很大程度之上,「一國兩制」是一個建立於某種區隔之上的概念,而不 是一個發展性的概念。資本主義香港不希望受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干預,而社 會主義中國則不希望受到資本主義香港的滲透,令其主體受損。

 

現在,我們回望由 80 年代初出現香港前途談判,到今天回歸已快到二十 個年頭,其實無論是北京或者香港,均未有好好的想過,究竟要怎樣去為整 個回歸的過程,於心理和文化層面上做好準備。

 

對北京而言,在最早的十多年裏(由開始前途談判到九七回歸),核心問 題在於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盡量將社會大眾拉攏過來。由當初盡量減少阻力 (例如資本家因為缺乏信心而撤走投資)到後來爭取更積極的回應,能夠成功 落實「一國兩制」,這是殊不簡單的任務。北京展示出落實「一國兩制」的誠意, 藉此爭取各界的支持。在操作層面上,這是保持現狀,接受回歸後的香港保 留很多原來的制度安排。至於其他方面的準備,基本上並沒有甚麼新思維, 大致上是沿用過去常用的手法,培養香港人對國家的感情,而這在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的背景下,理應水到渠成。

 

至於香港方面,在原來生活方式不變的構思中,就是不需要做太多準備。這個不變當然並不表示沒有需要做好準備,但大部分準備工作都是放在 盡量減少轉變這個策略方向之上。

在北京與香港兩地,想像中的政治過渡頗為簡單。首先,是落實「一國兩 制」,就是不做多餘和不必要的事情;第二,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這不單只 有利於香港發展,而且也可令兩制繼續維持分隔;第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兩地人民增加接觸和了解,相信日後自會發展出感情和認同。不過,在 進入這個階段之前,香港與內地應該各守其分,雖然不是互不相干,但大致 上是「河水不犯井水」,各有其相對的自主性。所謂「高度自治」,是防止某一 個制度入侵另一個制度。當時的想法集中在限制和防禦,而不是發展性的。 究竟在九七回歸之後,應該怎樣在思想上為香港人做好準備,以幫助他們從 一個發展性的角度來理解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基本上未有認真探討。

 

更諷刺的是,儘管北京與香港雙方從來沒有清楚說明,但其實他們的論 述主要建立在兩點之上:一是民族感情,二是經濟利益。前者通常表現為一 種主觀期望,而後者才是各種說法的核心組成部分。於是,雖然北京、香港 特區政府、親北京的建制派表面上強調民族感情,但一到緊急關頭便經常不 經意地以經濟利益、實際的好處作為支持其論述的基礎,以加強其說服力。 他們似乎未有留意到,經濟主義論述其實並不會必然地衍生出感情,而更重 要的是,當客觀環境不再有利於香港人獲得種種好處時,這種論調往往適得 其反,引人反感,更不利於發展長遠的關係。

 

從以上討論可見,中國與香港(如中央與特區、香港與周邊地區等)在 九七回歸後應該發展出怎樣的新關係、新的互動模式,至少在初期其實並無 看法,亦無準備。在 1997 年以前,基於各種原因,北京與香港都覺得這個題 目不好講而沒有認真處理。經過兩地加強聯繫之後,互動的性質與內容均有 所轉變,但卻未有發展出一套或多套能追上最新形勢的說法來。

 

舉例:在董建華政府時期,提出了「中國好,香港好」的說法,這在抽象 意義上,沒有太多人會有強烈意見,可是聯繫到具體的生活經驗時,很多市 民卻沒有這種感覺。這類「中國機會」的說法於提出初期,會因內地經濟發展 水平高速提升,而為很多社會界別所接受,但到了 2004 年前後(具體表現為香 港人在內地工作人數開始減少)則慢慢起了變化。這裏相關的問題包括兩個方 面:一是香港人才逐漸由內地人才所替代。隨着內地教育水平提高及對管理 工作經驗的累積,企業所需要的人才可由當地供應;二是內地經濟快速發展 的確可以帶來很多商機,但香港資本所取得的有利位置,並不直接可以轉化 為香港人在內地享有更多機會。這個「香港好」的效果往往是向資本傾斜,有 時甚至連中產階級亦未必一定可以享有新的機會,而這對青年中產專業、管 理人才而言就更為明顯 *6。將國家與特區的關係理解為一種利益交換,這固 然是相當脆弱的認同基礎,而更嚴重的是,當好處再不是像以往那般明顯 時,這更加成為了兩者關係中的矛盾。當預期的經濟上的好處在現實中出現 落差時,這種矛盾就變得更為尖銳。因經濟融合而產生的人流增加,造成了 新的互動格局下的磨擦點。

 

這套以經濟為主調的論述逐漸失效,而到了 2009 年前後,當內地訪港旅 客開始快速大量增加,很多社區都因為旅遊、零售行業興旺而變貌,並且在 市民中間產生負面情緒,例如覺得原來的生活方式受到衝擊,而一些重要的 社會服務、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亦未能維持時(如本地孕婦未能從醫院取得期望中應有的服務,本地家庭擔心嬰兒奶粉供應不足),情況就更為惡劣。這時 候,愈用力凸顯內地對香港的經濟扶持,便愈容易惹來不滿。在不少人眼 中,中港的經濟互動,未有帶來原來預期的好處,而特區政府更未有回應和 處理負面的影響。此時再強調經濟好處,不單沒有說服力,還會引起群眾在 情緒上的反彈。而香港的情況是,當關於經濟上獲得好處的一套論述變得缺 乏說服力的時候,在如何建立國家與特區的關係的問題上,便呈現出一種幾 乎是真空的狀態。如前面所說,以前為政治過渡而準備的論述,基本上是防 禦性而不是發展性的。

 

這是香港的尷尬之五:「一國兩制」缺乏一種前瞻性的目光,同時也不重 視香港與內地建立一種發展性的關係。本來維持現狀並不需要思考這些問題, 但在 1997 年後,當雙方都不能不去想這些題目時,卻明顯地表現出北京與香 港社會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和理解格格不入。兩者之間矛盾深化,難以避免。

 

五   小結

 

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肯定並非一帆風順,更不是已能排除萬難, 等待光明前途的出現。這樣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轉型與過渡,必 定會出現種種問題與挑戰。但二十年過去,正如我在本文初段所講,其實香 港社會還未進入狀態,認真思考未來如何轉變和尋找解決難題的方法。當 然,最終如何打破悶局,也要視乎香港與北京的互動。在此以前,香港社會 還只在準備中,尚未將問題提出來。

 

 

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社會 研究講座教授。

 

* 本文之主要內容取自筆者在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所主辦的「思沙龍」上以「尷尬的香港, 準備中」為題的演講(台北,2016 年 8 月 13 日),而部分文字亦曾先後在拙作〈終於需 要面對未來:香港回歸及其設計上的錯誤〉,《思想》,第 19 期(2011 年 9 月)及〈中年 人看一國兩制:回應 80 年代焦慮的未來藍圖〉,《明報》,2017 年 4 月 21 日發表。

註釋

 

*1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明報》,2016 年 4 月 19 日。

 

*2 Dorinda Elliott, “Betrayed?”,  Newsweek , 13 May 1996, 36-39.

 

*3 Tai-lok Lui, “Personal Trouble or Public Issue: The Service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 in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9), 226-27.

 

*4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增訂本(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2007),頁 132。

 

*5 陳冠中:《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頁 70。

 

*6 呂大樂:〈這麼近,那麼遠:機會結構之轉變與期望的落差〉,《明報》,2013 年 9月20日。

 

出处:《二十一世纪》,2017年6月號 總第一六一期